兰斯同时也是我（克服万千阻碍）得以成为同性恋的地方，成为同性恋者指的是在接受并渴望认同自己身份之前，以同性恋者的方式生活。因为在我们试图劝诫自己最好不要成为“基佬”的同时，我们会以同样强烈的程度琢磨如何成为一个同性恋者：如何遇到伴侣（性的、爱情的），以及如何遇到朋友，如何遇到可以自由交谈的人。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存在一种专门为同性恋交友设置的场所。我是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发现它的：17岁的夏天，我利用假期在一家保险公司打工，一个公司同事总是在背后嘲笑部门经理，她笑着对我说：“他是个同性恋！如果你晚上去剧院附近，就能看到他在那里勾搭人。”与信息伴随而来的是恐吓式的侮辱，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消息。同事口中提到的这位独裁又易怒的小主管的确总是成为他属下年轻女职员们的笑柄。他看上去确信没有人发现自己的性向，但他的一举一动、步伐体态、声音及说话方式，都将他竭力想要掩饰的东西大声宣示给众人。就像许多同性恋一样，他们如此想要掩饰自己的性向以至于他们成问题的性取向占据了他们所有精神，他止不住地谈论它，一有机会就讲关于同性恋的下流笑话或“奇闻异事”（显然流传于他所在的同性恋圈子），而他看起来也真的相信这些指向同性恋的下流笑话可以让他远离任何嫌疑。之后我经常遇到各种形式的与上述情况类似的双重态度，也就是喜好与厌恶共存的态度，这种态度会使（我使用现在时，因为现在的情况依然如此）许多同性恋被迫提及同性恋话题，却是为了炫耀自己鄙视、反感的态度，以此来与同性恋身份（诸多线索可以将他们与它联系起来）保持距离〔就像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在《纪德日记》中写的那样〕……

即便造访这里的人们会被贴上侮辱性的标签，得知类似场所的存在依然像一扇神奇的大门对我敞开。虽然害怕被熟人认出来，因为出现在那里就意味着是同性恋，但我仍然立刻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那里看看人们会做什么，而且，如果可能，认识一个人。当天晚上或者是第二天，我就骑着轻便摩托车进了市中心。我将车子停在离那条街很远的地方，在那条街上，男人们匆忙地、不声不响地进到一个公共卫生间里，卫生间入口处有几级台阶。还有一些人在街道更远处闲逛，另有人坐在车里，突然开动汽车，然后第二辆车便会跟随第一辆车，两名司机会在他人目光所不能及之处互相交谈。我不记得来这里的第一晚是否有人找我搭讪，抑或我之后才有了这样的经历。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我进入了同性恋的世界，这也是一条接触同性恋亚文化的途径。我从来没有进到卫生间内部。它让我反感、让我焦虑。当时我还不知道公共卫生间（同性恋术语称作“杯子”）是传统的同性恋交往场所。但这条街和相邻的街道，以及剧院广场、大教堂周围，以及其他不远处，从此构成了我夜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整夜整夜地在这里闲逛，或者假装在公交车站附近的电话亭打电话，为了让人们看不出我在做什么。在“第一次”之后的几天，曾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里的那个同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逃过她的眼睛）半讽刺、半吃惊地对我说：“我在剧院附近看到你了，你去勾搭人了？”我编了一个故事：“不，完全不是，我去找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但我的回答一点都不可信，我的语气一定透露出了我的慌乱，她不再说什么了。她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敌意。她流利使用的那些侮辱性词汇证明她可以被归为习惯性同性恋恐惧者，如果我那天鼓起勇气向她坦白了我是同性恋的事实，她会将我归入“娘娘腔”的范畴，在背后嘲笑我，但这些不会影响她在我这里感受到的友善，也不会影响她每时每刻都试图对我表现出的友爱。于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奇怪，怀疑与一些成分复杂而不确定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她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她知道，她知道我知道她知道……我害怕她对别人说出事实（她很可能说了），她通过一些暗示（我希望只有我一个人理解）来玩弄我的恐惧。我经过哥哥的妻子（确切地说是未婚妻，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结婚）的介绍来这家保险公司工作两个月，她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只要想到发现我性向的女孩有可能会让她知道真相，我就惊恐不已。她是否这样做了？有可能是的，但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夏天很快结束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孩。但我之后总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知晓的游戏和权力的游戏相互交叠。二十年后，我读到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对异性恋拥有的“认识论优越性”进行的分析，当同性恋竭力想要避免被看作同性恋时，异性恋却会以某种方式利用自己对于同性恋的了解，她在书中探讨了这种方式。塞吉维克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尤其是绝妙的关于普鲁斯特的章节，唤起了我深藏于心的旧时经历[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0）。《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一书深受其观点的影响。]。

那时，兰斯也有一家同性恋酒吧，许多人更喜欢酒吧提供的隐蔽性，而不喜欢在街上暴露于公众目光中。但我当时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利，因为我的年纪）进酒吧。不管怎么说，怀着彻底的左派思想和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我，或者说自认为拥有这些信念的我，在当时认为出入酒吧和夜总会是可耻的，至少是应该被批评的娱乐方式。

上文所描述的那些场所，同时也是一种社交空间，一种学习特定文化的空间：无论是将与我们共度夜晚的人，还是不愿与我们共度夜晚的人，或是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能遇到并最终与之成为朋友的人，虽然通常对他们并不太了解，但与他们的对话对于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来说，都是一种在同性恋世界中进行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一种成为同性恋的方式。这是一种沉浸于非正式文化空间的方式：我们会听说城里某个人成为同性恋了，我们学会了各种暗号、特别的用语，以及只有同性恋才使用的说话方式（比如阴性的使用方法），还有一些老旧的笑话，比如“她几点了？”[用法语表示时间时，按照语法应该使用阳性主语，这里将主语改作了阴性。——译者注]。而且我们会被这些讨论与交谈所启发，或者我们跟随一些同伴回到他们家中，可以发现许多相关的书籍与音乐收藏：讲述同性恋问题的书籍（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第一次听说了热内的名字并急切地阅读了他的著作，除了热内也包括一些影响没那么大的作家），同性恋群体推崇的歌手〔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开始喜欢芭芭拉（Barbara），我在一位尊崇她的伴侣家里听到她的碟片，然后我发现——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刻——她是当时的同性恋偶像〕，经典音乐或者歌剧（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片未知而遥远的大陆，得益于那时的启蒙和激励，在那之后的多年间，我依然怀着巨大的热情探索着这片大陆，不仅成为一名爱好者，甚至成为一名行家，从不错过一次音乐会、演出，有时多次观看同一场演出，还会阅读作曲家们的传记：瓦格纳、马勒、斯特劳斯、布里顿、贝格……），等等。在这些对话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听说其他社交场所，这时我们会急着前往；有时我们会听说巴黎的同性恋生活，这时我们便开始幻想它……就这样，常客与新人们在这样的场所中进行的无数次会面，以及会面过程中发生的无数次夜复一夜的非正式交谈，在没有人刻意为之的情况下，经由所有这些个人的“启蒙”，构成了一种文化遗产的传承媒介（当然，这是一种多样化的遗产，它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级，以及不同时代都有所不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特殊“文化”——或者，如果人们更喜欢用“亚文化”来形容——的轮廓）。“启蒙”阅读〔我们会想到纪德的《伪币制造者》（Faux-Monnayeurs）以及菇昂多（Jouhandeau）的《纯粹爱情》（Du pur amour）和《男校》（L’École des garçons）〕可以充当更广泛意义上的通过教育与学习实现主体化的现象的换喻或者隐喻，就如同古希腊哲学院中精神导师（Directeur de conscience）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对于晚年福柯来说充当着一种换喻或隐喻（或仅仅是在绕弯子），来指涉同性恋之间某种宏观的交往过程。

无论怎样，交际场所充当着同性恋生活方式教授者的角色。即便我们对之没有清晰的意识，当智识进行传递时，这一过程就在自然而然地发生。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在《纽约同性恋》（Gay New York）（讨论了1890—1940年期间的问题）一书中完美地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描述和理论研究，我在上文中的论述也得益于他让我更好地把握和理解了这些问题[美 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纽约同性恋——性别、城市文化及男性同性恋世界的建构，1890—1940》（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a Gay Male World, 1890—1940）（巴黎：Fayard，2003）。]。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其中发现了许多自己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兰斯的经历，我感到一股奇怪而令人眩晕的无时间感，我把它称为同性恋经历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悖论，因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同性恋世界进行历史化叙述——还有性的等级划分，以及这一等级规定下的，决定同性恋世界如何组织、以何种方式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昌西想要表达的是，同性恋文化并不是直到1960年代末和“石墙事件”发生之后才出现的，而且，过去的同性恋文化与今天的同性恋文化非常不同。这是一部动人的作品，它可以被看作一部致敬之作，它致敬了所有那些为了活出自己，为了使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奋力抗争的人们：纵使主流文化对他们进行不断的威胁、虐待、侮辱、压制、追捕、纠缠、打击、伤害、阻挠、围困……这些同性恋者依然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倔强的、不可根除的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此外，他首先研究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他研究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来自芝加哥学派发展出的城市社会学，也就是研究城市的社会学：大城市是如何吸引同性恋群体，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以创造和再创造使同性恋者可以按照同性恋的方式来生活的条件，又是如何建构一片自由空间，在异性恋城市中设计出一个同性恋城市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城市之外没有同性恋生活！小城市和乡村中同样存在许多同性恋交往场所，也就存在着同性恋之间的社交、来往，虽然它们数量较少，较分散，不易被察觉，但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不过两者的规模有很大差别。不管怎么说，我在阅读昌西时看到许多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或者是过去作为旁观者见证的事件。特别是，当他形容“同性恋世界”时，描述了所有使我们可以在别处拥有社会生活（我们知道在那里不应该显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的同时仍然拥有同性恋生活的所有日常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行为，看到这些内容，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场景。这个同性恋世界，以及这些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不仅属于“性向”问题，也是一种对自身主体进行的社会创造和文化创造。我们可以将它们描述为个人主体化和集体主体化的场域、支撑物，或是模式。

不可否认，就像如今许多优秀的作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只属于同性恋（Gay）或者非异性恋（Queer）的时间和地理空间确实存在：不符合“标准”的人们是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的。但同样确定的是：被这些时间-空间所部分定义的人们，并不能永远地生活在这些时间-空间中。这是同性恋或者非异性恋生活的特点，不停地从这一空间转移至另一空间，从这一时间转移到另一时间（从不正常的世界转移到正常世界，反之亦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必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