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即便在这些同性恋交友地点，我们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暴力威胁。我们会在那里遇到奇怪的或者半疯的人，我们总是需要保持警惕。我们尤其会成为小混混进行肢体攻击的目标，或者警察查验身份的对象（这些警察的行为构成了真正的骚扰）。如今情况改变了吗？我怀疑并没有。我第一次经受这样的检查时（当时我应该17岁），是多么恐惧啊，当时警察对我宣称我是一个神经病，需要被治疗，还说他们要通知我的父母，说我一辈子都会被瞧不起……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发生过一系列与警察周旋的事件，它们总是伴随着羞辱、讽刺，以及言语威胁。几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太担心这件事了：它已经成为我夜间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最让人愉悦的一部分，但从根本上讲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住在一个所有人都相互认识的小城市，或者自己没有合格的身份证件，情况就会更糟）。肢体攻击后果更严重。我曾多次遭受过恐惧同性恋者的极端暴力行为。我很幸运地在没有受重伤的情况下脱身了，但我曾认识过一个男孩，他在遭到一个“打击同性恋”团伙的痛打之后，一只眼睛瞎掉了。我还应该谈论那些年我曾经作为无力的旁观者所目睹的无数次袭击，它们在经过几天、几周的沉淀后，在我心中变成了对于被赦免的、懦弱的庆幸感，以及在见证这些暴力和放纵行为（同性恋人群总是处于对这些暴力的恐惧之中，面对暴力行为他们手无寸铁）后产生的悲伤、厌恶之感。不止一次，我急匆匆地逃出其中一个社交点，勉强逃脱加诸他人身上的厄运。在我搬到巴黎不久后，一天，我走在杜伊勒里花园的开放区域（这是一个同性恋社交点，我喜欢晚上来这里，这里总是有很多人），看到一群明显带有恶意的年轻人从远处走来。他们抓住一个年长的人，开始对他抡拳头，当他摔倒在地，就用脚踢。一辆警车顺着林荫道驶过，当时林荫道紧邻公园。我拦下车，向车里的人喊道：“公园里有人被打了！”他们回答：“我们没时间救基佬。”然后径直驶去。在所有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去过的城市里，只要我曾去过那里的同性恋社交点，我就会目睹相同的情节：被愤怒驱使的一帮人冲进这样一个花园或者公园，里面的人们便跑着逃出来，没能及时逃走的人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顿拳打脚踢的受害者，殴打有时，但不是每次，还会伴随偷盗（手表、钱夹、护照，有时是皮外套……）。

同性恋聚集点被这些暴力事件所笼罩：每条巷子、每张长椅、每个视线所不能及的空间都见证着这些攻击和肉体伤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不用说精神伤害了。但没什么改变：即便我们或他人经历过这些痛苦，或者我们见证、听说了这些痛苦，即便我们充满恐惧，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些自由之地。所以这些地方一直存在，因为虽然面临危险，人们依然会继续让这些地方存在。

虽然网络社交平台的出现让同性恋结交潜在伴侣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同性恋社交的模式中，我刚刚描述的情况当然没有消失。每当我（这并不罕见）在报纸上看到一名男性死在“同性恋经常在夜间前往”的公园内，或者功能相同的地点如停车场、树林、公路服务区，那些旧时回忆就会在我内心被唤起，这时我会重新被抗拒与不解的感受所侵袭：为什么那些和我一样的人们要遭受这样的暴力，要生活在永久的威胁之下。

除此之外还有社会贬抑（dévalorisation sociale）与医学病理化（pathologisation médicale）（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分析同性恋问题时的主张），它们构成另外一种攻击：这不是物理的打击，而是言语的、文化的，它们在公共空间中大行其道（如果不能说无处不在的话），它们是更一般化的恐同暴力的一部分，我们感到自己被这样的暴力所环绕。

是啊，为什么一些人致力于仇恨他人（这种恨在身体伤害中呈现为暴力，在来自知识界和伪科学界的言语伤害中则以委婉的方式呈现）？为什么一些特定群体（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变性人，或者犹太人、黑人，等等）一定要承受文化与社会厄运（我们很难追究是什么东西不懈地激发、再激发它们）？很久以来我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是唯一的答案：社会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就像卡夫卡在《审判》（Le Procès）中写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找到宣布这一判决的法院。它没有具体的地址，它并不存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时刻或是那一时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我们被判处生活在控诉人的指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勉强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尽量应付自己的“下流身份”，就像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污名》（Stigma）一书副标题说的那样[美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Englewoods Cliff，NJ：Prentice-Hall，1963）。关于象征性统治，查看皮埃尔·布尔迪厄：《帕斯卡尔式沉思》（Méditations pascaliennes）（巴黎：Seuil，1997），页203—204。]。这一厄运，这一我们必须与之共存的判决，在自我的最深处安插了一种不安与脆弱感，还有一种蔓延开来的焦虑，同性恋者的主体化必然带有这一焦虑。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经历的事实（这些侮辱，这些攻击，这些文化与言语暴力）都印刻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更倾向于说：印刻在了我的生命当中）。这些构成了同性恋生命中的组成部分，就像所有弱势的、被污名化的主体一样。我知道为什么在整个50年代，福柯的早期作品，也就是从他给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1954年的著作《梦与存在》（Le Rêve et l’Existence）所作的序言〔其中，在他对于存在主义精神病学的关注上，他与之前两年萨特主义者法农（Fanon）在《黑色皮肤，白色面具》中发表的观念相似〕，到1960年完成的《疯癫史》（L’Histoire de la folie），都笼罩着焦虑的情绪，所有的词汇都透露出这样的焦虑，他以令人不安的密集度调动着这些概念：排斥、异质身份、消极性、被迫沉默，甚至衰亡与悲剧。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也一样，他喜欢借助洛基神（北欧神话中的诡计之神）来展开他的研究，洛基神拒绝接受既定秩序，违反性规则，乔治·杜梅吉尔认为这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神明在今天会是一个理想的、拥有密密麻麻病例的病人，在他看来，这是对这位神明的恭维。

当我重新阅读福柯最初这些激昂而充满痛苦的文字时，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曾经经历过他所描写的东西，他的经历早于我，他找到一种方式将之变为文字。直至今日，我读到每一页内容都会激动不已，那种情绪来自我过去经验的最深处，我会立刻觉得自己与他有着共同的体会。我知道跨越这些阻碍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有好几次，他曾试图自杀。很久以来，他在理性与疯狂的界限之上艰难前进着，勉强保持着平衡（阿尔都塞在自传中准确地评价了福柯，他知道这是一位“不幸福”的兄弟）。他通过放逐自己来逃避（首先去了瑞典），随后将大量精力用在彻底质疑医学病理化（la pathologisation médicale）的伪科学主张。他反对精神病学独自叫嚣的“无理性（Déraison）”这一概念，在众多“越轨行为”中，这一概念尤其包括疯狂（la folie）和同性恋（l’homosexualité），通过这一行为，精神病学制定了正常行为的定义，并将其应用于它选择的、试图保持其从属身份的“对象”。当时，所有福柯理论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这一框架便是排斥与话语权的对立、病理化与抗争的对立、压制与革命的对立。

我们可以将《疯癫史》看作一次伟大的学术与政治反抗，一次受压迫的主体对抗规则与压迫的权力的起义。在后来的作品中，他虽然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但不变的是这同一目标：思考如何对抗由权力制定规则的主体，思考以何种方式重新创造自己的存在方式。所以他的文字能够如此直达人心并不奇怪（至少打动了他读者中的一些人，因为另外一些人只读无聊的学术评论）：因为他讲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缺点和精神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弱点，但同时也讨论我们的反抗。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疯癫史》置于我们的书架〔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图书馆（sentimenthèque）”，这是帕特里克·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对那些“提醒”我们并帮助我们借助自身力量对抗压迫的书籍的称呼〕上与另外一本伟大著作相邻的位置，这本伟大著作旨在对抗社会与医学界对非主流人群的看法，并试图使得这一人群变得，或者说赋予他们一种具有话语权的主体位置而不再是客体位置，试图让大众听到他们质疑与抵抗他人评价时的声音：这本著作当然就是萨特的《圣热内》（Saint Genet）。的确，两者在体量上有区别：在福柯的著作中，在他对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审查的反抗中，他讨论了自身情况，他思考了自身的经验，他所强调的是自己的声音，他维护的是自己的生活；而萨特，他书写了他人的生活，他试图分析的是一条与自身生活经验不同的轨迹，他尽其所能地心怀同情与热情，试图解释压迫的运行机制以及自我创造的过程。两本著作中，一本诞生于1950年代初，另一本诞生于1960年代初，两者的亲缘关系显而易见（此外，两者很可能是演变关系：我很乐意想象福柯深受萨特影响！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共同的行为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在1970年代末（似乎是1977年）才阅读了福柯这本著作。也就是说，是在阅读过萨特著作之后，如果我没记错，是在1974或1975年。是萨特的著作先影响了我，那时，我处于必须重新塑造自己的阶段，而阅读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更准确地说，那是我决定接受自己身份的时期（当时，周遭的敌意不断地告诉我我是谁，在这一阶段，我开始重新解释这种声音）。而接受自己的身份并重新看待它，改变了一切，或者至少说改变了很多东西。这真的是一个在我内心酝酿许久的、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才最终落实的决定：我不要怀着羞耻与恐惧来度过我作为同性恋的一生。这是个艰难的过程。非常痛苦。我们有可能为此发疯（这种疯狂便是精神分析师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试图使这种疯狂一直延续下去）。我有能力或者运气（我不知道原因）在相对年轻的时候（19或20岁）完成这一步，我当时对几个朋友说出了我的“秘密”，而他们要么是已经知道，要么是早已推测出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不向他们坦白，然后以戏剧化和夸张的方式要求我说出我不可能再保守“秘密”的事情。

如果模仿热内好用比喻的华丽文风，我会这样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将唾液变成了玫瑰，我们将语言攻击变成了美丽的花环，变成了一缕明媚的阳光。总之，这是一个将羞耻变为骄傲的时代……这种骄傲自始至终都带有政治性，因为它挑战了正常的标准以及标准化的体制。所以，我们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自己的身份：社会秩序强加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漫长而耐心的努力，塑造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侮辱和羞耻。更何况外界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回归正轨，这便让那些我们想要忘记、有时以为自己已经忘记的感受又重新复苏。《鲜花圣母》（Notre-Dame-des-Fleurs）中的人物迪万（Divine），在度过童年和青少年阶段，也就是被耻辱压迫的阶段后，成为蒙马特地区的黑道老大，这时他重新开始用愤怒抵抗别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不可能无视围绕他的、不断纠缠他的社会外力（也就是秩序的力量），也就不能无视这一力量在他被伤害的个体心理深处不断造成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甚至在认为自己已经对之免疫的情况下，在最普通的场景中，经受这致命一击。如果用戈夫曼（Goffman）的话说，要使这股伤害人的力量永远消失，只是调转这种伤害或者重新解释和理解这种羞辱是不够的。我们总是勉强地在这些羞辱带来的伤害和用骄傲的态度看待羞辱之间保持平衡，艰难前进。我们从来不曾自由，或被解放。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除社会秩序及其压迫力量每时每刻施加在每个人头上的压力。借用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触摸的感觉——情感、教育、表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一书中的文章《羞耻、戏剧性与同性恋表演性：亨利·詹姆斯的著作〈小说艺术〉》（Shame, Theatricality and Queer Performativity: Henry James’ The Art of the Novel）（达勒姆：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精妙的讲法，如果羞耻是一种“使人变化的能量”，那么历史的痕迹从来不会在自我变形的过程中缺席：这种变形包含着过去，仅仅是因为这就是使我们进行社会化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留存于我们体内，就如同它留存于包围我们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样。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现在。所以，一方面我们在重新创造、重新建构自己（它就像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但另一方面我们什么也没有创造，什么也没有建构。

所以用改变或者“行动力”（agency）来对抗决定论以及社会秩序和性规范自我再生产的力量，或者用“自由”的理念对抗“再生产”的理念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些维度之间的联系无法割裂，它们之间相互重叠相互影响。虽然决定论并不是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改变，但它认为，异端行为（它挑战着不断被重复宣扬的正统理念）的影响是有限而相对的：绝对的“颠覆”并不存在，它不比“解放”更真实；我们在特定时刻颠覆了一些事物，我们稍稍改变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较之前有一点变化，向旁边挪了一小步。用福柯式的术语说就是：不应该幻想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我们至多可以跨越一些历史设置的、约束我们生存的边界。

我当时的基本观点便是萨特在那本关于热内的著作中写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这句话很快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这是一条苦行的准则：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

然而这句话对我的生活有着双重影响，也就是在性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两种影响程度相当，方式却相反：一方面，我承认并追求自己遭到侮辱的性取向，另一方面，我试图将自己从自己的社会出身中抽离出来。可以说：一方面，我成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另一方面，我拒绝自己应该成为的样子。对我来说，两段变化是同时进行的。

从根本上讲，我被两种社会判决所影响：阶级的判决与性向的判决。我们从来都无法逃避这样的审判。我身上携带着这两场审判的痕迹。但因为在我生命中的某个阶段，两者相互排斥，所以我必须将自己塑造为其中一个角色，来对抗另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