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72小时是凝固的梦魇。

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没有一个电话响起。在我的记忆里，日与夜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失去了明晰的界限。

我低下头，手中是一沓寻人启事，每一张都印着儿子的面孔。

我抬起头，面前是电线杆、斑驳的墙面、公告栏、凹凸不平的树皮、广告牌、商场的玻璃门……上面也都是一张张儿子的脸。有一会儿我想到这可能只是个噩梦，就抑制不住地在街上笑起来，笑得弯了腰，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完之后，悲从中来，又赶紧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10月10日一早，母亲、大哥、二哥和姐姐都赶到了深圳。

我和大哥到派出所请求出警，派出所将我的案子分配给一位何警官负责，可是这位警官工作非常繁重，表示分身乏术。

母亲也没帮上什么忙，倒是摔坏了屋子里不少东西。她整日冲我号哭喊叫、寻死觅活，不是责怪我，就是责怪四英，甚至责怪鞋匠，责怪城市，责怪包子。二哥话不多，贴的寻人启事却是最多的，跑的地方也最远。他早出晚归，跑遍了深圳各区，几天下来，脚上的鞋都快被磨破了。

从10号到13号，连续4天里，我和大哥雷打不动地跑去找何警官。他见到我们，总是第一时间拍着胸脯保证：“明天一定出动！”

大哥给我出主意，提出在寻人启事里加入“悬赏五万”的信息。可是直到后来，寻人启事从“悬赏五万”改到了“悬赏十万”，贴了上万份出去，竟没有丝毫回音。我向这个城市发出的求救声如同焦灼的雨滴落入夜海，顷刻间就尽数消失。

直到第4天，我的手机第一次响了，来电显示“广东深圳”。我吃了一惊，赶紧接通。

“你是不是在寻找孙卓？我在沙河小学背面的电线杆上看到了寻人启事。我是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我叫小席。”对方听起来是位年轻女士。

我对她说的“宝贝回家网站”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志愿者是做什么的。

我告诉她我在沙河街。她马上就找到了我。

“你要怎么帮助我？”我问她。

“我们通过网络寻人，我可以帮你把寻人信息登记到网站上。”

当时的我还不懂得如何使用网络通信，拿着手机也只会打电话、发短信。我带她回家去取资料时，母亲很是警惕，悄悄问我“她要多少钱”。我说：“她不要钱。”

母亲将信将疑，说：“还有这么好的事？”

小席带我进入一家网吧，将这些资料都拍照上传到网站上，并教我学习用电脑。那个时候宝贝回家的网站还很新，在上面登记的人没几个。我心事重重，当时并没有把网站当回事，只是对第一个帮助我的人很感激。这是我失子4天后，从这个陌生的城市得到的唯一回应。

告别了小席，我还是到处贴寻人启事，但它们常常会被城管撕掉。有一回我正在贴，几个城管忽然从远处走来，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一根至少一米长的棍子。我赶紧拔腿就跑，他们在后面挥舞着长棍拼命地追。最后我跑到一个桥洞下面，终于被团团围住了。他们拿着棍子朝我逼近，我穷途末路，只好举起手里的寻人启事不断求饶，说“我是寻找自己的孩子，不是做坏事”。

他们或许是有些同情我，最后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只是勒令我把贴过的寻人启事全部铲掉。于是，我带着他们回到原地，将寻人启事一张一张铲得干干净净，他们就在旁边抄着棍子守着我。

我一边铲一边想，其实我们都在尽各自的职责做各自的事情，仿佛谁也没有错。

有时候我贴寻人启事，也会引人过来围观。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当着我的面讨论起来，说：“这人肯定是个骗子。”我很不理解，悬赏20万是我给别人钱，我骗什么呢？还有人不解道：“再生一个不就行了吗？”还有人猜疑说：“一个孩子能值20万吗？”

我没有和任何人争论过，却因此夜不能寐。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无所不有，也知道人心很深，人与人之间的悲喜并不相通。可是这种不能被理解的孤独还是让我沮丧，也让我深感不安。

所幸还有一回，我在沙河街的出口贴了一些寻人启事，临走时眼看着其中一张从电线杆上掉了下来。但当时我赶着要去另一个地方，就没有把它捡起来。晚上回到沙河街，我却发现那张掉下来的寻人启事，竟然被人牢牢地贴了回去。我吃了一惊，在那个电线杆旁边查看了好一会儿。在小席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从陌生人那里感受到善意。

很多年后，我意识到，也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在冥冥中守卫着我内心的火苗。只有对人性之善依然抱有纯粹的信念，我才有理由相信自己脚下的这条路一定会有终点。

……

每天等夜深了，我都会重新走到美宜佳超市门口。那里是小贩子逃跑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无论他们最终去往何处，都一定在某个时刻经过了这个地点。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沉默不语，看着眼前车水马龙、霓虹变换，人们匆匆来、匆匆去，脸上都带着一样的神情。

事发后的第6天，晚上9点。我在石头上坐着，忽然注意到美宜佳门外的拐角处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我没有抱太大希望，惴惴不安地走进超市，请店员帮我把监控录像放出来看看。

店员很热心地问我：“要看什么时候的？”

我略一思索，说道：“10月9日晚上……7点30分。”

监控摄像头正对着门口的小道。我趴在屏幕前仅看了一分钟，就在7点31分，镜头中出现了一个穿衬衫、提皮包的男子，带着穿黄色校服的小孙卓快速走过。监控恰好拍到了他们离开的背影。

我难以压抑激动的心情，立刻跑到了派出所。

这样一来，我不仅有目击证人，还铁证如山——孩子不是走失的，他就是被拐走的。

负责我们案子的何警官不在派出所，另一位警员跟着我来到美宜佳超市，用手机将监控录像中两人离开的背影拍了下来。我想这下有救了，警察要把这个被监控录像拍到的家伙抓到，一定是小事一桩。我和大哥两个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次日，我带着一大家子人去了派出所。母亲、大哥、二哥、姐姐和四英全部都去了。母亲一进派出所就跪在地上开始号哭，姐姐和四英也开始大哭。哭声引起了一些注意，来了一位看起来像领导的人。他说他是林所长。

在当时，林所长对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简直是一个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人物。他把我们带到办公室，问我们是什么情况，请我们不要着急。

“我会把你们这个案子当作命案来侦破。”

林所长立刻打电话到南山分局，请求派人来，说这里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案件。

不到半小时，南山分局就来了一辆警车。

于是在案发的第7天，一大批警官来到了案发现场。他们在美宜佳超市附近的十字路口认真观察、讨论了两三个小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

第8天一早，我又跑到派出所。林所长拿出一张画像，上面画着一个陌生男子，看起来很魁梧，手上还提着一个皮包。

“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不认识。”我如实回答道。

原来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把犯罪嫌疑人的正面像都画出来了，竟然是根据监控录像的背影模拟出来的，还画得非常清楚。这张神奇的画像让我感到有些难以置信，但还是给了我极大的希望。因为这说明警方确实费了不少功夫，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我的案子。

当我在第9天找到林所长时，他终于面露难色。

“监控录像虽然拍到了，但是只有背影。我们请专家模拟画像，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长这样……要是能有正脸就好了。”

我很失望，却也只能表示理解。从派出所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思考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想：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有同伙？也许监控录像不只拍到他带走孙卓，还拍到他的同伙经过。我只从7点30分开始看了1分钟录像，万一在那之前和之后还有线索呢？

于是我又跑到美宜佳超市。超市的监控录像保存期其实只有一周，但是那位热心聪明的店员早已提前帮我把那天的录像保存下来了。我又从7点30分开始看。

7点31分，提皮包的男子带着孙卓离开，背影一闪而过。

7点32分，孙卓竟然又跑回来了！男子紧接着也跟了回来——他的正面容貌出现了！

再往后看，还有孙卓在花台上跑来跑去以及犯罪嫌疑人给他买食物、玩具的画面。而我的脑海里响彻着林所长说的一句“要是能有正脸就好了”。

这下竟然真有了。我心想，连犯罪嫌疑人的脸都拍到了，不可能抓不到这个人了。

第10天和第11天，我每天都要往林所长的办公室跑很多趟，早上找，中午找，晚上也找。林所长深表同情，他从来没有嫌我打扰他的工作，只是认真倾听我的烦恼，他的确是一位体恤民情的好所长，然而，他也有心无力。

第12天，林所长说：“有了正面像，也不知道他是谁。要是你能找到他姓什么、叫什么就好了。”

我一直以来压抑的心终于被这句话点燃了。

“我要是找到他姓什么、叫什么，我爬都已经爬到他家里去了！”

这是我跟林所长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我把门一摔，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很难说我是对他的话感到失望，还是对自己的无计可施感到愤怒。之后的近10年里，我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个地方半步。我也终于决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找孩子了。当时的我满心愤怒，觉得自己把最宝贵的时间和太多的希望放到了别人身上。

回到家后，我把“天津包子店”的招牌拆下来，找印刷店定做了一个长3米、宽1米的广告灯箱，上面印着大大的红字：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

变卖家产也好，借钱也好，我要重金悬赏20万，告诉整个白石洲的人，这里有一个叫孙卓的孩子被人拐走了。那是案发后的第13天，我挂上这个醒目的招牌，并把人贩子的照片、孩子的照片密密麻麻地贴在门口和店内，满满地挂在门前的一排行道树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我的店门口议论纷纷，有的人一边往地铁的方向走，一边还在频频回头看。

我的店算是小有名气了。

那些日子，母亲也经常跑到地铁站去。她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在地铁口，仿佛变成了那里的一座老人雕塑。上下班时间，庞大的人流一股股从地铁口涌入和涌出。她等待着、守望着，期盼着有一天能看到自己的小孙子像变魔术一样，忽然就从人海里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