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店的生意几乎是搁置了。我请了一个师傅在店里做包子，自己则每天东奔西跑。除了找孩子，我已经干不了其他任何事情。

但找孩子是要花钱的。仅在2007年，我就印发了近10万份寻人启事。为了保证孩子和人贩子的面部特征足够清晰，早期寻人启事上的照片都是我冲洗出来后，一张一张用双面胶贴上去的。每冲洗一张照片都要1元钱。

为了扩散信息，我还找了不少报社帮忙刊登寻人启事。当时，寻人启事只能在报纸上占据火柴盒大小的面积，收费却很高昂。《晶报》和《深圳晚报》收费为600元，《南方都市报》的收费则为900元。我还找到了深圳电视台，但电视台不能像报纸一样帮我附上小小的照片，只能像出字幕一样发布一排简单的文字内容。“10月9日晚上七点半，深圳白石洲一名叫孙卓的小朋友被提皮包的人贩子拐走，如有线索请打159****4088。”就这么一行字收费300元。

家里开始入不敷出，我根本无暇顾及，而真正让我苦恼的是，根本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提供线索。

直到有一天，我在读报纸时想到，媒体就是报道新闻的，记者就需要新闻线索。为了刊登寻人启事，我要支付一系列的费用，可如果这成为一则“新闻”呢？

我苦思冥想了一天，也没有想出一个成为新闻的好办法，只能继续用我的笨办法。半夜1点，我一个人悄悄地从出租屋溜了出去。我带着几千份寻人启事跑到了《南方都市报》的报社大楼，在街头巷尾以最大的密度贴满了寻人启事，甚至将《南方都市报》的广告牌都贴了个严严实实。这样一来，所有第二天来上班的记者都会被“悬赏二十万寻孙卓”的寻人启事吸引。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果然接到了《南方都市报》记者刘凡的电话。

刘凡为我做了第一篇新闻报道，整篇有300字，刊登在《南方都市报》的头版。当年的《南方都市报》在广东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

这条报道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我的手机从此就再也没有安静过。辽宁卫视、香港《东方日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找上了我。来自社会的关注让我应接不暇，我又一次感到有救了。

除了媒体，我吸引来的还有形形色色的骗子们，我的“悬赏二十万”就像炸了全国各地骗子们的“锅”。我没有仔细去统计过，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曾经在一天时间内，骗子的电话我就接到了四十多个。多数人没说几句话就开始要钱，要5万或者10万，我就知道是骗子了。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憎恨过这些骗子。越是有人打我的电话要联系我，我感觉就越有希望。我最怕的是连骗子都不骗我。每天我都出去好多次，去跟骗子们碰头。我一会儿在罗湖区，一会儿在东莞，一会儿又在惠州。母亲总是很担心我。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孩子在他们手上。

“只要能见到孩子，我一定会把钱都送给你。”我说。

这个人把我叫到一个地方接头，让我把钱带过去。

出门的时候，我估摸着他们就是骗子，但我还是要去确认。母亲吓得坐在椅子上哭起来，她不断地摇头，眼泪直涌。母亲对这一切感到恐惧，孙子没了，儿子还要每天半夜出去和坏人打交道。她怕我有一天出去了就回不来。其实我15岁就出门远行，一个人在外面谋生。我知道只要我对人态度好，谁也不可能上来就给我一刀。

我在超市买了几瓶饮料，还买了烟，见到骗子就第一时间递过去。他们有四五个人，比我年轻一些，穿着打扮和气质看起来就像无业游民。我一边把烟发给他们，一边好声好气地说：“孩子如果在你们手上，你们给我，我一定会把钱给你们的。”

我说得很认真。他们没以为我真的会来，还给他们买了东西。他们支支吾吾了一阵，最后只好承认说确实不知道孩子在哪儿。

我也没有计较，还是好声好气地说：“没事，谢谢你们啊。你们一定要帮我多注意一下。”

我掏出一张寻人启事，指给他们看：“就是这个小朋友，叫孙卓，3岁半，被这个提皮包的人贩子拐走了。你们认识的人比我多，都帮我注意一下。谢谢你们！感激不尽！”

他们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地纷纷点头。

任何联系我的人，无论是记者、志愿者、骗子还是私家侦探，无论他们怀着善意还是恶意，甚至打我的电话就只是为了好玩儿的人，我都会好好跟他们打交道，尽可能一个个排查他们口中的线索。我希望他们能帮我记得这件事，走到哪里都会帮我往街边看一眼。这样我就能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同时出现在许多地方。

不过，即使我从来没有恨过骗子，有时候还是免不了要被失望狠狠击溃。

许多骗子一开口就能听出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底气。但是有一回，我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电话。这个人张口就骂我：“孙海洋是吧？你想死吗？你把我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妈的！老子现在门都不敢出，我看你是找死！”

我被骂得反而来了劲头，按捺着激动问道：“你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你把孩子给我，我给你钱！”

他说：“孩子就在我旁边。我要30万！”

别的骗子都只敢要5万、10万，甚至更少。他敢要30万。我咬紧了牙关，心脏怦怦直跳。

“孙卓就在你手上？在旁边？”我问。

我尽可能地贴近手机，确实能听见旁边有个孩子在哭，哭得我心里发酸。

“孙卓手上有一个刀疤，你看看是在左手还是右手？”

他斥道：“孙卓你别哭了，我看看。”

背景里的小孩哭得更大声了，我越听越觉得这声音就是孙卓。我坐不住了，无意识地捧着手机开始踱步，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我侧耳倾听，心如擂鼓，呼吸困难，恨不得钻进手机里去把哭声抓住。

对方查看刀疤查了很久，最后说：“是左手。”

我心里好像有一幢大楼轰然倒塌。我没有力气请他帮我留意孩子了，只能在沉默中挂掉了电话。

孙卓手上没有刀疤。

还有一回，我正到处贴寻人启事，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你的小孩丢失了是不是？这个广告是你贴的？”

“是啊。”

“上面还有人贩子的照片？”

“是啊。”

“那我很快就能把这个人抓到。”对方很笃定。

“真的吗？”

“什么真的假的，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就是深圳市公安局的，我的战友都是公安局的。你给我把照片递过来，我一定要把这个无法无天的东西抓到。”他对拐卖儿童的行为表示很愤怒。

深夜12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打车到了龙珠花园派出所门口，见到人我又信了八分。这个男人穿着迷彩裤，站得笔直，长得也端正，不同于其他地痞混混，看起来就像是当兵的。

我把监控录像刻的光盘和寻人启事都递给他，还主动数了3 000元现金给他。

“兄弟，先买点儿烟抽，买点儿水喝。你找到了，我肯定把20万都给你！”

他把钱一把装进口袋，义愤填膺地说道：“先把人抓回来再说！明天我就发动我的战友们，一定要搞死这个人贩子！肯定给你抓回来！其他的先不谈！”

我千恩万谢，很想给他下跪。

第二天我刚在福田区贴完寻人启事，就在公交车上接到了他的电话。

“孙海洋，我现在在东莞，已经锁定了人贩子的范围。他就在这附近，我们要开始搜捕了。但我是深圳市公安局的，到东莞这边要借用外部力量。我要买些烟啊、水啊，还要安抚一下这边的兄弟，你懂的啊。你先转两万块钱过来，我才好调动他们。”

我急得要命，在公交车上捧着手机点头哈腰，一边感谢他，一边说马上把钱转过去。

当时公交车离白石洲地铁站只有十站，一下车，公交站后面就是我熟知的一个银行。然而，每停一站他都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怎么还没有打款过去。

“我已经到银行门口了！到门口了！”我说。

下一站他又打来催问我。

“我已经到自动取款机这里了！”我说。

下一站他又打来了，劈头盖脸吼道：“你在搞什么鬼！这边的兄弟都已经全部到位了，准备开始搜捕了。你的钱怎么还没来，你这样我在东莞怎么好说话？”

我急得发疯，大喊道：“马上了！马上了！我已经把银行卡都插进去了！”

车上的人都纷纷转过来看我。

下了公交车，我才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有那么急吗？几分钟都等不了？说得像在和人贩子枪战一样？

我没有接他的下一个电话，赶紧打车到龙珠花园派出所，进去就问他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人。派出所里的人都说不认识他。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他一直在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他的银行卡号。他说了他在这里上班，和你们都是好兄弟。”

最后，派出所用座机给这个还在一直来电的号码拨了过去。他很聪明，直接关机了。

……

除了形形色色的各路骗子，我还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群体，他们使我的境遇不再孤立。

孙卓被拐大概1个月之后，我在印刷店打印寻人启事。一个陌生男人忽然和我打招呼。

“哎！是你啊！”他指着我说。

这个人极瘦，瘦得脸颊凹陷、形销骨立。我确信自己并不认识他。

“之前我看到你的寻人启事掉在地上了，我又给你贴上了。我还去旁边的文具店临时买了一卷双面胶。”

我这才猛然想起那张掉落了又被神秘人贴回的寻人启事。当时我在感动之余，甚至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毕竟更多人只是把它当成广告，还有人因而把我也当作骗子。

接着他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那么在乎我的一张寻人启事。

白石洲一名3岁半的男童于1个月前失踪，家人苦寻无果，后来通过超市摄像头拍摄的录像找到孩子被人带走的踪迹，于是悬赏20万元广征线索，希望能用高额奖金换爱子回家。

……

孩子失踪后，派出所曾到孙家取证，并派公安干警拿着罪犯的照片到各酒店、宾馆查找带走孙卓的男子的下落，但都无功而返。

而高额悬赏的启事发出后，不但没有取得进展，还引来一大堆骗子提供假线索……这令孙海洋很沮丧，而原本幸福的孙家，也早已无心做生意，一家人全力寻找线索，每天都在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13日，见习记者 刘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