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叫谢浩男，2001年在白石洲沙河街被拐走，那个时候孩子才2岁。”

1个月以前，“拐卖儿童”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罕见的事，只存在于个别危言耸听的传闻里。即使听说谁丢了孩子，我也会觉得这种离奇的怪事离自己很遥远。我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不做什么坏事，过着和无数普通人无异的生活，怎么可能有这么可怕的悲剧降临在我头上？可就算魔鬼已经造访了我，这种倒霉事怎么能轮到我的头上？没想到在这个小小的白石洲竟然就有我的同伴。

谢越瘦骨嶙峋的模样在我眼里也多了一层意味，我不禁疑惑：自己是不是很快也会变成他这样？

就像打开了一个命运的开关，从那以后，类似的事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世界似乎终于开始向我展露它的全貌。

2007年12月，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是一个叫莫金昌的孩子在家门口被骑摩托车的人抢走了，这个“抢”字让我不禁皱起了眉。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莫金昌家里。莫金昌的父母告诉我，当时他们几个人在家门口打麻将，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旁边晃悠了一会儿，忽然把一岁多的孩子拽上摩托车就抢走了。父母二人开着拉货的小面包车在后面狂追猛赶，一场撕心裂肺的追逐很快就宣告结束，他们眼看着摩托车消失在车流中，此后再也没能找到一丁点儿踪影。

这件事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强烈的震撼。1个月前，孙卓被拐走时，我想你可以偷一只猪、一头牛，但是你不能偷一个孩子。我却没想到还有人敢在父母面前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抢走，猖狂至极，无法无天，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人性之恶的想象，也再一次打破了我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信任。

很快，我联系到与莫金昌的家长同在宝安西乡的另外5名家长，包括吴林媚、程明、黄桦、胡俊、张家辉的家长。他们当中有人怒发冲冠地告诉我，孩子丢失半年后都还未能立案。

2007年12月28日，一名叫符建涛的孩子失踪，引起了我的注意。符建涛也生活在南山区，年纪和孙卓差不多大，也是在家附近玩耍时被趁机拐走的。符建涛丢失后，他的妈妈彭冬英找到了我。

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符建涛在丢失前不久曾在电视上看到过深圳电视台播报孙卓的寻人启事，年仅4岁的符建涛说：“有人贩子我不怕，我打110。”彭冬英当时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聪明，也很勇敢，可是没想到几天后，同样的悲剧竟然真的降临了。

多年来，我所接触的所有被拐儿童案件中，最让我重视的就是符建涛的案子。两个孩子的年龄、所在地区、被拐方式、被拐时间全都相近。根据监控录像中人贩子熟练的作案手法，警方推测该人贩子是一名惯犯，也认为他在拐走孙卓以后，很有可能还会在他熟悉的地区继续以相似手法作案。因此，我和彭冬英也一直走得很近，我们奔波在路上，一起呐喊，一起沉默，一起迷茫，也一起振作。我盼着她能有好消息，她也盼着我有新线索，因为这两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被同一帮人贩子拐走的。

后来我还了解到，彭冬英是孤儿，和弟弟两人相依为命，幼时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跌跌撞撞地长大。和我一样，她早早就带着弟弟来到深圳打工。弟弟进厂时还非常年轻，有一天晚上他在工厂的宿舍休息，房间里忽然冲进来几个人，将他乱刀捅死了。警察查出，凶手是进来寻仇的，却杀错了人。很快，悲剧再次降临，彭冬英年仅4岁的儿子又被人贩子拐走，不知所终。听了她的故事后，我几乎不忍言语，只有沉默和叹息。我认识太多不幸的人，太多在痛苦中挣扎的人，我早就知道命运可以多么残酷。可是像她这样接二连三承受着巨大悲剧的人能有几个？好像老天爷就是特地要击垮她一样，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但是她都尽数承受下来，这样支离破碎、摇摇晃晃地前行，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

自从发现孙卓并不是个案后，我开始在广州、云南、贵州等南方地区东奔西跑，联合各地的寻亲者一一收集名单，盘算着要去一趟北京以寻求更多北方媒体的关注。在东莞，作为寻子家长核心人物的郑春忠给了我一张名单，上面罗列着近几年东莞失踪儿童的名字，竟有一百多个，而云南一位家长给到我手中的名单里足有四百多个名字。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内心的自责和悔恨反而缓解了一些。过去我一直责怪自己和妻子没有照顾好孩子，后来我渐渐明白，这不是我上辈子做尽坏事遭到了报应，而是这些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让我们的社会生病了。

那一年的11月底，我与西乡三围村的6位家长一起做了一条横幅，跑到深圳市委大楼的门口，想向领导们反映拐卖儿童问题的严重性。那天什么人都没有见到，但是在几天后，我发现《东方日报》做了相关报道，报纸上就印着我们几个拉横幅的照片。我知道我们做出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2008年3月26日，我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他叫彭高峰，在电话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告诉我他的儿子彭文乐在3月25日丢失了。他跑来白石洲找我，一见到我就眼泪汪汪的，活像刚被人胖揍了一顿。看着他痛苦而茫然的样子，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自己。

我安慰他不要着急，教他先回去找一遍监控录像，又教他也挂一个寻子招牌。他回去后果然就给自己开的电话超市换上了“悬赏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过了两天，他又跑来找我，整个人憔悴不堪。于是，我又带他去找《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晶报》和《深圳晚报》等媒体。后来的几年里，他总是风雨无阻地跟我一起四处寻子。

随着所认识的被拐儿童家长越来越多，我也在他们当中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家长们一旦得知了什么消息都会第一时间联系我。

有一回，我听说河南淅川县在半年内接连有8名孩子失踪，案发地集中在以县城为中心且半径不到5千米的范围内。恐慌在当地不断蔓延和发酵，一条骇人听闻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说淅川县有一个专门偷盗儿童肾脏和眼角膜的团伙，失踪的孩子都被这个团伙的人取下了器官。谣言四散，越传越凶残，最后人们都说孩子们的眼珠被活活挖出，肾和心脏等也被活活取出，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恐怖极了。

“在2007年12月2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此案做出批示，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切实重视此案，从对人民利益负责的高度尽快侦破案件。批示在当天被迅速传达到郑州成为河南省委内部第1458号转文。”南阳市警方组织了300多名警察参与排查线索，市公安局也调动了刑侦、技侦、治安、网监等部门力量，会同淅川县公安局100余名民警组成专案组，强力开展侦破。在短短的8天内，警方将8名失踪的当地男童全部找回，另外还救出了一名西峡县的被拐儿童。

这个消息令我震惊不已，也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只要国家足够重视，能够投入足够大的力量，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回家！

我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想搞清楚它是怎么引起领导人的注意的。过了好几个月，我才了解到是新华社记者向国务院写了“内参”，才能将此案报送到总理的办公桌。我喊上彭高峰，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新华社驻深圳记者站的彭勇。我拿出了一沓厚厚的名单，当时上面已经登记了足足有三千多名被拐儿童。

“彭记者，我保证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真实的，每一个家长的电话都能打通！”

彭勇翻看着这些惊人的资料，沉痛地向我们保证，他必须写一份“内参”。

那段时间里，我又幸运地找到了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秦伟。那天杨小弟的家长跟着我见到了秦局长，当场流了半碗眼泪，几度崩溃下跪。秦伟听到我们所反映的问题，也愤怒地表示：“由我牵头，一定要侦破此案！”

没过多久，深圳市公安局的领导把我叫到局里，告诉我可以放心了。原来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已做出批示，要求重视拐卖儿童案，而他们也决定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成立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无论是对我而言，还是对千千万万的寻亲者而言，这都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对于孙卓一案，深圳警方也高度重视，想尽了一切办法，还邀请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画像专家赵成文教授来深圳画像。

同年，我见到了宝贝回家网站的站长张宝艳，和她一起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寻亲大会。宝贝回家网站在2007年建站，在一年时间里迅速壮大。网站上登记的信息越来越多，参与进来的志愿者当中有寻子家长，有热心的普通人，也有人大代表。而那天的寻亲大会现场足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的寻亲者们哭的哭，跪的跪，喊的喊，呼号声直冲云霄，让我无比直观地感受到了什么叫作“哀鸿遍野”，只不过大家遭受的不是饥饿之灾，而是生离之难。

2008年4月，《楚天都市报》的记者陈杏兰从湖北来到深圳。陈杏兰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年轻记者，她代表家乡媒体远赴深圳，想要号召全国各大媒体一起呼吁国家修改法律，从买方市场入手，从源头上根治拐卖儿童的问题。为了推动法律制度的变革，陈杏兰每天不是在写稿子就是在打电话，到处联系社会各界人士，呼吁媒体的记者也都来关注此事。

在陈杏兰的介绍下，《凤凰周刊》当时的首席记者邓飞独自来到了我的店铺门前。他看见我挂的寻子招牌，非常震惊和愤怒，在沙河街上气得跳脚，说要带我去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后来我在网上查找邓飞的资料，才发现他在2004年就发表过一篇关于湖南衡阳某福利院参与拐卖儿童的文章，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他就在关注儿童拐卖问题。

同年5月，也是通过陈杏兰，我接触到了被称为“护法英雄”“议案大王”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他反映拐卖儿童问题的现状。

杨剑昌说：“我都知道，我一直在关注对你们的报道，孙海洋寻儿子我也知道。”

他陆续从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拿出了整整半米厚的纸质资料，他说：“这是我花半个多月时间整理出来的相关材料和建议，我已经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上书建议建立相关制度，帮助你们找回孩子。”

我亲眼看见他的资料里有厚厚一沓寄发名单，上面赫然写着“国务院总理收”。

杨剑昌告诉我们，我国每年有二十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当时，我亲手收集到的名单里已有三千多个名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从杨剑昌口中说出的这两个庞然大物般的恐怖数字已然超出了我的认知和想象，我冷汗直淌。

60万本身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但数字背后的“人”赋予了它非同小可的重量。有人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那么60万粒灰尘就是60万座大山压在这片土地上，背后是60万痛不欲生的父母，60万个破碎的家庭。

这些所见所闻让我深感震撼，悲从中来，却也愈加坚定。即便做这件事就像夸父逐日，有一天会令我渴死于途，我也必须站出来，必须为背着大山的人们发出声音。

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拐卖儿童不是个案，是更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继续任由儿童被当作商品肆意劫掠和贩卖，那么照顾这门生意的绝不仅仅是疏于看管的父母，而是整个沉睡的社会。

只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更多人对这门生意感到愤懑不齿，对我们的锥心之痛感到深切同情，未来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只有让更多人看见悲剧在不断重演，悲剧在撕裂我们头顶的同一片天空，我脚下的这条“逐日”之路才会有终点。

近半米高的文字材料，见证了杨剑昌的爱民情怀。昨日这位深圳市知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他已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建议加快成立“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并为失踪儿童立法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