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春节没什么年味儿，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们没有回老家，因为过年这件事如今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难道要我们剩下的这几个人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碰杯、放鞭炮吗？怎么会有过年这么残忍的事情？

2008年初，孙悦已经在监利读完了四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她对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并不是刻意要瞒着她，只是我总以为再过1个星期或者1个月，孙卓就能找到了。没想到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原本我打算在深圳把生意做稳定了，就把孙悦接过来，安排她上小学。而今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稳定”了。孙悦放寒假后，我还是决定把她带在身边。

在车站接到孙悦是在一个寂静的冬夜。我心事重重，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半年未见的女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我选择了逃避，我想她慢慢会知道的。

孙悦从车上跳下来，兴奋地喊道：“爸爸！”

接着，我发现她的手上、脸上全是红黑色的大块儿冻疮，几根手指都流脓结痂了。这些冻疮在她手指上留下的伤疤一生都不会褪去。

我如鲠在喉。我们丢了儿子，也没有照顾好女儿。我想，虽然我总是东奔西跑，不能经常在家，但至少这里能给予她温暖。事实证明，她的到来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却并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快乐的回忆，而我也将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羞愧中。

我把她接到出租屋，开了灯，客厅赫然是一座简陋的寻子展览馆。我买下了所有报道拐卖儿童案件的报纸，买不到的我就自己打印出来，加上各种寻人启事、名单等纸质资料，密密麻麻地粘贴在四面墙上。对我来说，这些信息本质上意味着我的全部希望。

孙悦走进来，茫然地张望着，也没有发问。

出租屋里还有两个卧房。一间我和四英住，另一间母亲在暂住。那时，大哥、二哥和姐姐已经回到了老家，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母亲还在深圳，她不听我们的劝阻，总是自己偷偷地跑去找卓卓。孙卓从1岁到3岁都在母亲身边，是我硬要把他接来深圳的，一接过来就被我弄丢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本来是一个瘦小却精力旺盛的中年女人，那段时间她好像忽然就变成了一个老人。她一个人扛着一块“悬赏二十万寻孙子”的板子，每天在深圳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游走。一旦有人来围观，她就要在人群中下跪、哭喊。这给我添了很多麻烦。

母亲也多次独自跑到其他的城市。有时候她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线索，就瞪大了眼睛在街头巷尾没有目的地到处走。有时候她会跑到每一个幼儿园门口，等小朋友放学了，就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一个个从幼儿园走出来的孩子。有路人见她背着一块板子到处寻找孙子，像是一个很可怜的老人，还给她丢下一些零钱。

她坚持不要，还抓着人家说：“我不是讨钱的，我是找孙子的。看看我的卓卓，你仔细看看。只要能告诉我孙子在哪里，我儿子就会送来20万块钱。”

她操着浓重的乡音，路人也根本听不懂。就这样整日四处折腾，她瘦小的身体又缩水了，眼睛也渐渐看不清了。《揭阳日报》曾经刊出过一篇报道《宝贝，奶奶在找你》，报道的就是母亲在潮汕地区寻找孙子的经历。

有一回，电视上播出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个叫蓝树山的人贩子长期用玩具车拐卖儿童的案件。几年时间里，他参与拐卖的孩子，仅招供出来的竟然就有33名。母亲一声不吭地看完了新闻，第二天人就不见了。几天之后，我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的来电，吓了一跳，还以为孩子找到了。结果他们向我求助，说我的母亲在他们那里下跪号哭，要求蓝树山再招供一个孩子出来，不把孙卓的下落说出来她就不起来。他们伤透了脑筋，请我快去把老人家接走。

把母亲接回来的那天，我才发现自己血液里流淌的这股“犟劲儿”原来是她给我的。她永远在路上，永远不认输。那个在雪夜里为孩子们偷菜薹的母亲，就是天塌下来了，她也会一手抵着天，一手撑着地，在极狭的缝隙中步履不停。我也一样。

或许是这极狭缝隙中的氧气已所剩无几了，那一年，我也开始过得恍恍惚惚。

住在这个“寻子展览馆”里，每分每秒浸泡在巨量的负面信息中，我开始频繁地做噩梦。由于现实也不甚美好，我常常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走在现实的街道上，还是走在梦中的街道上。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嘴巴一张一合的，他究竟是在和我说话，还是在替我梦呓？

2008年5月8日是奥运火炬在深南大道进行传递的日子，全城轰动，万人空巷，所有的行道树上都是飘扬的旗帜。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刻，我就像个格格不入的异类，挣扎在一个接一个的噩梦里。我总是想不起来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每天早上8点，隔壁的幼儿园会准时播放做早操的音乐。

这个时间点我不应该在家里，我想。循着幼儿园的歌声打开家门，我发现门外的一切都显得颠三倒四。太阳正不幸地掉进两棵行道树中间，被纵横交错的枝丫截碎，变得四分五裂。黏稠的红黑色液体顺着树干往下坠，把我挂在上面的寻人启事都涂成了猩红色。

城市的清晨人声鼎沸，然而所有的声音都被隔绝在一种巨大的嗡嗡声之外，什么也听不真切。我忽然想起来我是要去找孩子的，不管这是什么日子，对我来说都是“找孩子的一天”。我于是抬脚要走，一个穿警服的人忽然站出来，把我拦住了。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哪儿也不能去。幼儿园的音响还在唱：“大公鸡，喔喔叫，外面的世界多美妙！”

我急得跺脚，赶紧拿出一张寻人启事，想告诉这位警官，我不是去外面做坏事，我只是想去找我的孩子。可我却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我越是努力，嘴唇越是像被缝住了一般完全张不开。我抬手一摸，发现我的两片嘴唇竟然真的被密密地缝起来了！我惊骇地瞪大眼睛，冷汗直流，只能在喉咙里酝酿恐惧的喊叫。

这时，面前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警察，他们的面目都一样模糊而可怖。很快，三十多个黑衣人陆续到齐，乌泱泱地把这条羊肠小道堵得水泄不通。我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回到家中找出了一把水果刀，想把自己被缝住的嘴划开，好向他们解释一番。

镜子中自己的面孔也像被包裹在迷雾中，我来不及细想，锋利的刀尖刺下去，寒光一闪而过——我从床上惊醒，呼吸急促，胸膛起伏，冷汗浸湿了枕头。

这样的怪梦越来越多，填满了我的无数昼与夜。

有一回，我梦见自己从出租屋逃了出去。那是一个深夜，我打开门，发现看守者们都睡着了，小巷寂静如野岭。我一路打车，走一段路换一辆车，车子在夜晚的霓虹中流动。

一切都在流动，只有黑夜在我的头顶纹丝不动，平静、漠然地俯视着我。在我出生之前，黑夜就这样存在着。当我在大街小巷里狂奔，而我的孩子正在离我而去时，黑夜也无动于衷地注视着这一切。等到有一天我死去了，黑夜依旧岿然不动，人类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对它来说毫无意义。在黑夜的看守下，世间万物有序地流动和更替。

我也不知道被一辆又一辆车带到了哪里，直到我忽然遇见一个寻子同伴。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我，我们要从这里乘火车去北京。

他的面孔像是刚从潮湿的大雾里捞出来，并不清晰。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听说他要带我去北京，就茫然地跟着他走了。我们走到一家小店，点了两份饭。这时我心里又犹如火烧：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吃什么饭？可是一到梦里我就说不出话来，我的嘴再一次越闭越紧。

果不其然，一碗盒饭刚拿到手，两辆警车就不知从什么地方开过来，正停在我们面前。车胎扬起一片灰蒙蒙的尘土，远处似乎失了火，又好像有送葬的队伍敲锣打鼓地走过，隐约传来女人的啼哭声。我抬头看着极暗的黎明天空，在心底问道：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们怎么会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

天没有回答我，它沉静地注视着这悲喜人间，始终不动声色。我再次从睡梦中醒来，以和梦中同样的姿态望着空白的天花板，泪水沾湿了鬓角。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的精神似乎也不太正常了。

我甚至还找了很多算命的人，有的告诉我孩子找得回来，有的告诉我找不回来了。其中有一个算命先生听了我的经历，马上像个专家一样拍拍胸脯，他说：“你这事儿要听我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赶紧说。

“你到菜市场去买1只鸡，煮到半熟，拎着鸡绕着案子发生的房子跑7圈。记住，是7圈。一定要小跑，不要太快。一边跑，一边喊‘孙卓回来，孙卓回来’。然后你把这只鸡放在监控录像底下，跪下磕头，一边磕头一边喊‘孙卓回来，孙卓回来’。1个星期之后你再看，孙卓就在你家门口。”他说得像煞有介事，头头是道。

我也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在那个时候，鬼和我说话我都会信。于是我买了1只鸡，照他说的小跑7圈，然后在监控底下磕头。没想到这件事竟给我带来了长达几年的影响，每天早上，我都要带着一点儿期待打开门，看看门外有没有孙卓。如果没有，我就会想：是不是门开迟了？是不是我煮的鸡不够熟？是不是我喊得太小声了？

每日如此，日复一日，直到2010年我们搬离白石洲。

那时候，我在家的时间并不多，一旦在家，屋子里的几个人总要爆发争吵。我和四英吵，我和母亲吵，四英和母亲吵。饭桌被掀翻，碗被砸碎，菜糊在地板上，汤汁无声地洇开。

有一段时间，四英每天都在宝贝回家网站上浏览到半夜。网站上的信息越来越多，她一直在比对全国各地网友们上传的街边乞讨儿童的照片，希望里面有孙卓，又害怕里面真的有孙卓。她每天查看到深夜，还要躺在床上哭很久，第二天半夜4点要去店里，根本起不来。店里的生意被我们两个彻底做没了。她怪我，我也怪她。

“叫你看孩子你不看，叫你做事你又不做。”我说。

“我怎么不看孩子？卓卓明明是交给你带回去的。”她一说起卓卓就哭哭啼啼。

“我都睡着了，怎么晓得他跑到哪里去？”我经常说这句话。

“卓卓是我一个人搞丢的吗？我在店里做事，你在干什么？你怎么不来做事？”她无理取闹道。

母亲在旁边也绝无可能劝架，我们俩只有被轮番咒骂的份儿。

“你们把卓卓还给我。”母亲怒道，她好像恨我们恨得要命。

我只能继续跟四英吵：“你当妈的连自己的儿子往哪里跑都不晓得？你怎么可能交给我就不管了？你明明晓得我是回去睡觉的。”

我也知道这些争吵没有意义，但或许用语言伤害最亲近的人在当时就是一种发泄。

四英越哭越大声，哽咽着说了一连串话，我根本听不清。她说着又开始用头撞墙，说一句话撞一下。长头发粘了泪水，把那张扭曲的哭容掩盖在阴影中。

她撞墙是经常的事情，我没有在意，随口回应着：“行啊，都怪我，我又要做包子又要24小时睁眼看着。我对不起你们好吧，我来给你们磕头好吧？”

四英忽然跳起来跑进厨房，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拿了一把菜刀跪在我面前，给我磕头，说：“你把我杀了吧！”光裸的额头磕在瓷砖地面上，砰砰砰几声巨响，那是没有想着要活下来的声音。她再抬起头的时候，额头已经破了，立刻开始冒血，看起来恐怖极了。

我一把抢过菜刀，赶紧丢了老远出去。

孙悦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切，没有什么反应。

我想起最早在武汉时，我一个人在餐馆搭了个小角落做包子。有一天彭四英走进店里，问餐馆的老板：“你们这里要不要人做事啊？”

那个时候她18岁，顶着一张白净、天真的面孔。后来的很多年里，我做生意亏多赚少，四处辗转，生活困顿，她总是全然信任地跟着我。生下孙悦的当天，她还光着脚和我在河边捉鱼，没有一点产妇的样子。跑来永顺的时候，她一个人带着3个月大的孙悦，抱着七八个蒸笼和各种用具，一见到我，满脸的汗水都在太阳底下闪光。

我曾经以为她会一直这么生猛、欢快，什么也锤不垮她。

那天我猛然间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跪坐在地上，还张着嘴哇哇地哭。那哭声像一个濒死之人发出的呼救，像生不如死的人在病榻上告饶，那种无意识的呻吟从她的身体里无力地涌出来、溢出来。那张连日浮肿的面孔浸满了泪水，因为过于用力而扭曲变形。两道鲜血蜿蜒着从额头流下来，把她的脸割裂了。

从那以后我的性格也变了。我变得很沉默，不怎么说话。后来还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小事争吵起来，最终还是绕回到孙卓身上。四英又拿了把菜刀要剁自己的手，被我一把抢偏了，刀背砍在手上，肿了好几天。所幸手还在。

渐渐地，我们不再轻易提起孙卓。在很多年后，偶然或不可避免地提起孙卓只会引发集体沉默，不会再引起疯狂。我们停止了伤害彼此，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像同情自己一样对彼此怀有最深切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