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群结队，四处奔波，发起一场又一场寻子活动。

我们呼喊、逃窜，举起拳头反复挥舞，捶击天空、叩问大地。

拐卖儿童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渐渐成了大家所重视的社会问题之一。

在孙卓被拐之前，公安部已经开展过四次打拐专项行动，但儿童拐卖案就像一岁一枯荣的野草，烧不尽，吹又生，许多问题始终未能被彻底地解决。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启动了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担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的陈士渠当即公开召集全国各地的寻子家长到公安部参加会议，并邀请社会各界参与过“打拐”行动的志愿者参会，希望能与我们面对面接触，深入了解拐卖儿童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由于晕车太严重，那年我没能到现场，只能托彭高峰帮我将资料转交给陈士渠。后来陈主任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一位家长代表，也很挂心孙卓的下落，并且他已经督促深圳公安部门尽快侦破此案。

也是在4月，公安部又投入大笔资金，建成了全国打拐DNA资料库。在那之前，各地有地方的全国打拐DNA资料库，但经费不足且宣传不足导致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这些信息库都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陈士渠上任后，经常在电视及报纸上宣传全国打拐DNA资料库的存在，他呼吁每一个失踪儿童的家长都参与免费的采血入库。除了我们要采血入库以外，所有寻家的孩子也会采血入库，犯罪分子及任何来历不明者也全都要采血入库。

许多令人唏嘘不已的谜团恰恰因为验证DNA有了突破性进展。

2006年，曹美玲的儿子蒋铮在广西被拐。警方调查到，人贩子是湖南人陈广兴，之前就已多次入狱又刑满释放。虽然已经确定了人贩子就是陈广兴，湖南、广西两地的警方却怎么也抓不到这名狡猾的惯犯。此后，曹美玲带着“二十万重金寻子”的寻人启事开始了漫漫寻子之路。

为了找到儿子，曹美玲孤身去往湖南，找到了人贩子家中。陈广兴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拉着曹美玲的手，痛苦而羞愧地向她道歉。可是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陈广兴已经5年没有回过家了。曹美玲期盼着有一天能够找到陈广兴的行踪，于是时常跑到千里之外的山村，给陈广兴的父母送烟、送酒，还帮他们干起了农活。

渐渐地，她和这对困苦的老人走得越来越近，最后竟将他们认作干爹、干妈。春天耕田，夏天插秧，秋天收割。冬天，曹美玲就给老人送去厚厚的棉袄、棉被。

就这样，15年过去了。

这15年，曹美玲一直将人贩子的父母认作干亲，直到2021年，警方无奈地将陈广兴父母的DNA样本采集入库，这个案件才发生了转机。2011年，湖南江华县一名男子自杀身亡，这具无名尸体的DNA数据当时就已入库。10年后，陈广兴父母的DNA信息一入库，就对比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原来那个自杀身亡的无名氏，就是所有人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人贩子陈广兴。

这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人贩子的下落并没有牵出蒋铮的去向，唯一的线索中断了。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人贩子已然离世，没必要再去蹲守他的行踪，曹美玲却依然常常去陈广兴家中，给人贩子的父母送去烟酒和特产。她干着最苦、最累的农活，叫着“干爹”和“干妈”。

当曹美玲远离故土，孤身在这片陌生的田地里弯下腰插秧、割稻子的时候，她的动力从何而来？她是否会想到，该死的人贩子也像她的小蒋铮一样，是父母疼爱的儿子？她是否会想到，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也像她一样，是被流放了的父母？也或许她只是茫然无望地行着善事，但求这份善也会降临在蒋铮身上？在得知陈广兴的死讯时，她的心里是否也同时有着无限悲凉和阴暗的快意？

在那个遥远的山村，人性的深流至今无声暗涌，令人难以释怀。

虽然蒋铮没能被找回，但是仅在2009年一年内，全国就有上千个孩子通过这个全国打拐DNA资料库被找回了。

湖北黄冈的洪梦媛在2岁时失踪，她的父母在2008年和2009年经常跟着我到处找孩子。与此同时，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一个富豪企业家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派出所登记户籍信息，却没能提供出生证和准生证。公安部门于是要求对孩子采血入库，企业家也就同意了，不料孩子的DNA样本一入库就产生了比对结果——原来这个孩子就是洪梦媛。

解救梦媛的时候，我也连夜赶到了中山市。我对找回的孩子感到很好奇，也对买孩子的人产生了好奇。那天我见到了小梦媛，却没能见到买家。

现场不少人都纷纷问道：“买家在哪里？”

警方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孩子的养父母现在很伤心，你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希望他们能尽快好起来。”这话让我郁闷了很久。

我只得在现场默默注视着梦媛和父母紧紧相拥的画面，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了这个全国打拐DNA资料库的力量，过去我根本不知道DNA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奇迹。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胳膊上凸起的青色血管，感到很奇妙。我在这里，孙卓不知在哪个天涯海角，可是即使再过10年、20年，甚至是50年，我们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依然会相互召唤。我们血脉相连，命运也注定交织在一起，只不过这命运还等待着被发现。我在内心暗暗祈祷，等待着轮到我们的那一天。

可惜这条队伍实在是太长了，一直都没能轮到我。我东奔西跑地到处解救被拐儿童，却总是到现场了才发现那不是我的孩子，这样的情况至少发生过上百次。

曾有人向我提供信息说邯郸市某孩子是买回去的，很可能是孙卓。我看了照片，觉得并不是很像，但是我想三年过去了，孙卓的样貌可能也已经改变了。我根据线索赶到邯郸市一菜市场，这户人家是卖调料的。我在他们的商铺附近观察了一会儿，那个孩子就放学回家了。我一看就知道，他并不是孙卓。

我站在远处报警，说我是深圳的一名被拐儿童家长，一菜市场有一个孩子是买来的。

对方说道：“你是深圳的就叫深圳（警方）过来。”接着就挂了电话。

我略一思忖，又将电话拨通，还是同一个人接听。

“我不是被拐儿童家长，我是邯郸的普通市民，要向你们举报这里有个孩子是买来的，请你们——”，只剩下啪的一声。

我在菜市场走了两圈，悄悄看着那个孩子。他七八岁，刚上小学的年纪，虎头虎脑，生得很可爱。我怎么也放心不下，想到他的亲生父母或许就像我一样痛苦和疯狂。

我思来想去，给邓飞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前因后果。邓飞是一个不吝于发声和提供帮助的人。如我所料，邓飞对此表示出离愤怒，并告诉我“等一下”。仅仅十多分钟后，我就接到一个显示为邯郸市本地号码的来电，对方告诉我他们马上赶来现场。这一来竟是二十多辆警车，七八十个警察，他们把菜市场围得水泄不通，活像要捉拿带炸弹的恐怖分子。

我告诉警方，那个孩子不是孙卓，但是有人提供明确信息，可以证明那孩子是被买来的。买家被这阵势吓得不轻，立刻承认是从一个老头儿那里买来的。警察们带走了家长和孩子，也告诉我他们一定会把“老头儿”找出来。

离开之前，我看了一眼那个孩子，发现他也看着我。我在内心默默祝福他，也祝福他的亲生父母。

在回深圳的路上，我望着窗外不断远去的景物，模糊地想到，邓飞在“等一下”的时间里，应该是联系上了陈士渠。

2009年4月之后，日子充满希望，总是有各处的好消息传到我耳中。这一年在深圳被拐走的孩子全部都被成功找回，没有一件没被破获的案子。我不时在报道上看见陈士渠的行踪，他多次在买孩子的重灾区——福建，呼吁当地排查来历不明的儿童。而对于“抢孩子”这一野蛮行径，陈士渠也多次风风火火地亲自追到全国各地的案发现场。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安徽的一个孩子被骑摩托车的人抢走，陈士渠第二天直接飞到当地，警方高度重视，几天时间就破了案。这让我想起2007年深圳的莫金昌和东莞的叶锐聪也是被人当着父母的面抢走的，他们的被拐却连立案都异常艰难。

后来我们聚在一起，活像一群癌症病人，不知道该去向何方，也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才能起作用。我们谈到第五次打拐专项行动，不知是谁忍不住说道：“如果当时有陈主任就好了。”

当时，当时，我反复咀嚼这个词。所有关于“当时”的话语都是刺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