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摆脱噩梦缠身的日子，过上平静的生活，2010年我带着妻子和女儿搬离了白石洲。我们在宝安区找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下来，结果没多少天就被房东赶走了，接着我又赶紧另找了一个房子，也没能住多久。莫名其妙地，我们从此过上了漂泊不定的“搬迁生活”。

201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过年。过去的3年里，我没有心情庆祝节日，总想着再努力一把，再拼命一些，一鼓作气把孙卓找到了再回老家。

后来我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我终于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幸运，这条路比我想象中要漫长得多。

除夕夜，我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吃年夜饭。洪湖盛产莲藕，藕汤是我们过年必吃的一道菜，因为莲藕在监利话里叫作“an huo”，意思是团圆、和美。当时我们心照不宣地吃着“an huo”，都绝口不提内心深处那个被压抑的名字。或许我们都在心里划分了两个区域，把孙卓和当下的生活分隔开，并允许自己时时躲藏在没有他的这一边。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孙卓被拐走的前一晚，我曾做过一个怪梦，就是梦见一大家子人这样坐在一起吃饭，桌上却唯独少了孙卓。3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过了人生的30年。

我正恍惚不已，手机屏幕亮了，是彭高峰发来的信息。

这不是拜年的时候，我打开手机，心却已经沉了下去。

彭高峰告诉我，一个网友向他提供线索，说在江苏邳州市的某个村子里看见过和彭文乐长得很像的孩子，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彭文乐。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坏了”。这份复杂的心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事实如此——坏了。或许人的第一反应是最自私的，我心想“这条路上又少了一个好兄弟”。片刻的沮丧后，我隐约感到羞惭，随之而来的才是激荡的喜悦。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高兴，彭文乐都找到了，孙卓一定也快了。

其实彭高峰也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彭文乐，但是大过年的没办法请警方立刻出动。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他始终不敢说出“这个孩子就是彭文乐”，只敢说“太像了”。

正月初六，也就是2011年2月8日，深圳公安部门的人带着彭高峰、邓飞、陈杏兰等人赶到江苏邳州，在养母的娘家找到了正在玩耍的孩子。我没有跟去，我表面上说着“恭喜”，内心却五味杂陈，酸涩难当。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幸运。

一见到孩子，彭高峰就开始放声大哭，捂着脸涕泗横流。警察怕他吓到孩子，就先将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等待采血。在等待的过程中，警察问孩子：“那个哭脸的人是谁？”

那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很确信地说：“那是俺爹。”

他才7岁，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他能认出自己的爸爸，在场的人都感慨不已。虽然还没有采血，但这对分开了1050天的父子已经相认了。

经过警方调查，原来彭文乐的养父就是2008年从深圳抱走彭文乐的男子，他在2010年已经因癌症去世了。后来彭文乐说，那个“爸爸”死的时候，他都没有哭。问他为什么没有哭，他说：“他经常打我，又不是亲爸爸，就没有哭。”

彭文乐平静的讲述令他的亲生父母泪流不止，也让我揪心不已。我在心里恳求和祈祷，希望无论是谁把我的孙卓买回去了，千万不要打他。我甚至还暗自诅咒，谁要敢打他，一定也会像文乐的养父一样遭到报应……

彭文乐的养母高永侠是一位农村妇女，她也在解救现场哭得很伤心，她说她以为文乐是丈夫和情人在外面生的孩子才给抱回来的。警方什么也没有盘问出来，在她口中，是她死掉的丈夫害了所有人。

回深圳之前，警方问到彭文乐有没有什么不舍，他说：“舍不得妹妹。”

这句话竟然又牵出了另一个秘密。

原来高永侠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孩儿，当被问到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高永侠支支吾吾，最后说：“是我老公在深圳的工地上……捡来的。”

警方于是带小女孩儿进行了采血入库，又将2008年深圳失踪小孩儿的信息全部找出来，甚至还给我打了电话，请我根据我所收集的名单资料一一仔细比对一遍。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女孩的亲生父母。

通常来说，我们是不会把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孩子强行带走的，在河南原阳县、广西藤县，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孩子，最终还是将他们留在了买家身边。在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扩大对无辜孩子的伤害。但是彭文乐一案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媒体在跟踪报道。警方和社会各界打拐人士一致认为，坚决不能把小女孩儿留在养家，因为他们不是“收养者”，而是“偷盗者”。他们并不是抚养了无家可归的孩子，而是把孩子从原本幸福的家庭里夺走了。如果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偷孩子的人得偿所愿，也就是在助长拐卖儿童的歪风。最后，警方只得将孩子带回深圳，安置在福利院，并为她起名为“粤粤”。

后来高永侠曾从邳州跑到深圳来找小粤粤，甚至试图从窗户爬进福利院。这件事让我难以忘怀，也无法评价。我对高永侠没有产生过一丁点儿同情，可是那种难以抑制的哀伤究竟从何而来？我不愿深入去想，我怕那种哀伤动摇我内心的坚定。

幸好在两年后，小粤粤就被深圳本地一对善良且富裕的夫妻收养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彭文乐回家后，我过上了一种有苦难言的生活。过去我和彭高峰经常在一起到处跑，媒体也经常把两个孩子放在一起报道。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都在关注那一头儿的喜讯，却鲜少有人去触碰这一头儿的伤痛。我忽然发现最可怕的不是黑夜，而是漫长的孤单。

彭高峰带文乐回家那天，从邳州飞到了武汉。我想毕竟是这么好的兄弟终于找到了孩子，我无论如何也还是要去接风。我和母亲一起赶到机场，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时的场面之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机场里人山人海，每个人手里不是举着摄像机就是捧着鲜花。十几家媒体的记者跟踪报道。

我们跟着人潮一路走，没有人想起孙卓，也没有人提起还有很多没回家的孩子。我表面上跟着高兴，母亲却在旁边自顾自抹眼泪，没有一点掩饰的意思。到了彭高峰的老家，他家门口人头攒动，把至少一千米的路堵得水泄不通，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第二天，我受不了这过分热闹的场面，准备一个人回监利了。有几位记者提出要跟我一起回去。我就像被抽干了血一样精疲力竭，有气无力，连话都懒得说，心想跟就跟吧，怎么样都行。

回到家后，辽宁卫视的记者陈英姿在客厅里把设备都架好了，她说：“之前我做的就是孙卓和彭文乐的报道，现在我也一样要做孙卓和彭文乐的报道。”

我坐在沙发上，感到紧闭的心终于松动了一些。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我张开嘴，却失了声，没能说出一句话，反而感到心里、眼里都涨满了，苦苦压抑的东西就要决堤而出。我拼命呼唤自己的理智，可是我看见陈英姿蹙眉望着我，像是在痛苦地忍着什么。那种神情像一面镜子，将我连日来伪装之下的可怜面目照得清清楚楚。

我忍不住大哭起来。

陈英姿见状，也跟着掩面啜泣，缄口不言。

我们两个就这样面对面哭了好久好久。

等到我终于哭干了泪水，哭尽了力气，才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她：“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事实上，在彭文乐回家后的好几年里，彭高峰还多次跟我一起去找孩子，他说“下一个目标就是找到孙卓”。这份义气让我感动极了，可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已经再也无法理解彼此了。那年彭文乐过生日，沉浸在喜悦中的彭高峰还请我去给孩子庆生。他不知道当我一边鼓掌一边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看着又长大一岁的文乐，内心是多么苦涩。

出了他们家的门，我一个人走在街上，感到所有人都离我如此遥远，那些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却近得过分，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让我无法呼吸。我真想大声呼救。我真想跪下来给老天爷磕头，问他“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寻找孩子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常态，我就像一个职业寻亲者，永远在发寻人启事，在网络上发帖，在接受采访，在组织寻子活动或者在到处落实线索。原本生意兴隆的包子铺几乎是在倒贴房租，我根本没心思做生意，最终还是把店铺转让了。我转让店铺的唯一要求就是保留“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后来的白石洲风云变幻，拆迁的拆迁，改造的改造，完全变了一个地方，只有那块黄底红字的大招牌，数十年如一日地挂在人们头顶。

很快，我把老家的房子也卖掉了。

四英一边心疼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一边又怪我把这个家弄得一无所有、债台高筑。我只觉得唯一能和我彼此同情的人也不再懂我了。那些日子里，我郁郁寡欢，也变得越来越偏激。我对社会充满了愤怒，对家人也疏于关心，对朋友的劝告更是充耳不闻。母亲则要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我也不同意。我知道这对老人来说会是一个安慰，可我们明明还有孙悦，多生一个孩子只会让我负担更重，还会占用我找孙卓的时间和精力。我很少着家，一回家就和母亲、妻子争吵不休。

2011年3月，我们参加了山东卫视的情感心理援助节目《打开你的心结》。节目介绍中说我走上了寻子的“不归路”，指我抛妻弃母。这从来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找到孩子。

在节目录制现场，我们吵得不可开交，吵着完全是我们三天两头就在家里吵的东西。四英责怪我不顾身体，我说：“我要身体有什么用，我倒是愿意跳楼。”

其实母亲和妻子的身体比我的差多了，只不过这个家还要依靠我，我知道，但我已经有心无力。我逃避了这一头儿，就会亏欠那一头儿；逃避了那一头儿，又会亏欠这一头儿。

四英哭道：“你跳啊，你跳下去我就解脱了。我也跳下去。”

母亲又要我再生一个孩子，主持人也劝我，说新生儿可以转移注意力、缓解心理的伤痛，她劝我一边好好生活，一边慢慢去找。可是我知道即使再生3个甚至是5个孩子，我也不可能放下孙卓。至于“好好生活”，当时的我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

上节目之前，我就听说会有心理专家在现场给我做心理治疗，我没有当回事。如果不是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拐卖儿童问题，我其实就不会去参加节目。可那天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一会儿，我确实被引导着进入了一种非常玄乎的状态，就像在做一个非常清醒的梦，用他们的话来说，即我已经脱离了“理智的自我”，进入了“情感的自我”。

心理专家先是找了一个男子，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人贩子”，要我背着他在现场绕圈走。我就听他的，把这个人背了起来。

我走动的时候，心理专家在旁边像煞有介事地问我：“你一直背着这个沉重的烦恼，能够坚持多久？”

我不听他的，埋头继续走。

“那么多人要帮你，你不愿意，你不接受，你一定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你能坚持多久？”

我也说不清是当时的环境使然，还是现场背景音乐的效果，或是心理专家的暗示勾出了我那股子犟劲儿。我毫无意义地走啊、走啊，一步又一步，感到自己的神智好像渐渐离开了这具沉重的躯体，置身事外地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周边的声音都变得模模糊糊，世界像被一层半透明的油布隔开了，显得那么不真实。我如陷梦寐。

背上的人越来越重，我的脚步也越来越沉。我开始喘不过气来，却因此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平衡感。我甚至巴不得这个重担将我压倒在地，让我动弹不得。我似乎对这份重压上瘾了，就像自残的人对痛觉上瘾一样。

也不知道这样一圈一圈走了多久，我浑身是汗，两腿不住颤抖，终于被压得趴在了地上。

我正头晕眼花，又听见有人问我：“你能撑多久？你能撑多久？放下吧……放下吧……”

那声音就在耳边，又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又背着“人贩子”勉强爬了几步，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做什么，也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心里只剩下一个异常清晰的念头——不能放下，放下就完了。

治疗结束后，我还久久不能回神。节目最后呈现的效果很治愈，观众们也都感动极了。但实际上，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心结”，又谈何打开？我依然以同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依然固执地背着那座无形的大山埋头走个不停。

这期节目在山东卫视播出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仅来自山东的网友就向我提供了十多条线索，其中有3条都在一个叫阳谷的县城——可见命运是多么傲慢。

好在我虽惨遭命运玩弄，却浑然不觉，不至于被烧成不胜折磨的死灰。我继续彷徨着、痛苦着，年华空掷，苦寻无果，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击溃过。我始终相信，总会有一道闪电伴着滚滚惊雷而来，划破眼前这万斛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