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9日，我独自回到曾经居住的白石洲。沙河街熙熙攘攘，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我的包子店已经转让很久了，上面依旧挂着“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的招牌，黄底红字，日晒雨淋。

这条路上种着两排老榕树。我总是说“门口的行道树”，说到树我就会说上面挂满了孙卓的照片、人贩子的照片。其实这两排树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有韧性，极茂盛，油绿色，树冠宽大，树荫浓重，悬挂着无数条褐色树须，将小小的城中村遮蔽在怀中。榕树尤其爱雨，水涝不会烂根，树干非常强壮，常来造访的台风也伤不了它们。每当落雨，革质的树叶就会蒙上一层闪闪发亮的水膜，呈现出干净欲滴的深绿。榕树也叫“万年青”，有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寓意。

有时，我在树荫底下走，从店铺走到幼儿园，又走到十字路口的超市，在监控摄像头底下的大石头上坐下来。我伸出手，摸了摸孙卓在监控录像里跑来跑去的那片水泥地。

时光潺潺，一晃4年过去了。每年的暴雨都似从天而降的巨大水柱，轰然倾泻在人们头顶。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伤痛是一种常态，因此也变得平静了。

人会被雨淹死吗？人能像榕树根那样吗？学会如何在深流下呼吸。

4年来，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孩子，我没有理会。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在2008年失踪后，彭高峰夫妇很快就有了彭文博。文乐回家后，他的弟弟都快2岁了。而我一直都在固执地寻找，总想着先拼了命把孙卓找回来。那一年，我终于松了口。

孙悦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不错，是个懂事的孩子。在我心里，孙悦和孙卓都无可替代。我的父母眼看着都走不动路了，却还终日以泪洗面，到处要找他们的小孙子。身为人子，我愧疚极了，希望新的小生命能给老人们带来些许安慰，让他们的晚年多一些欢笑，少一些泪水。

那年夏天，我一个人回到湖北老家办理准生证。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是不能再生第三个孩子的。但是我想孙卓已经被拐走快四年了，应该是有相应政策适用的，否则那么多丢失孩子的家长怎么继续过日子？

我拿着结婚证和身份证，跑到监利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跟工作人员解释我的特殊情况。他们刚听了两句就拍桌道：“噢！我们知道你的事！你是在深圳丢失孩子的——孙海洋！”

他们友好地跟我寒暄了几句，开始教我怎么处理这种情况：“这个没问题的，你去深圳弄一张孙卓的死亡证明来——”

这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立刻刺痛了我。我又惊又怒，反驳道：“什么死亡证明？他又没死！我有监控录像，能清清楚楚看到他是被人贩子拐走的，拐走了都是被卖到别人家里养着……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来死亡证明啊？”

我这一跳脚，他们也没有好脸色了：“我们是按规定办事。如果你要生第三个孩子，那你必须证明第二个孩子已经死亡。你没有死亡证明，我们就开不了准生证。”

我很不理解，努力平复下来，又趴在柜台上据理力争：“我一直在找孙卓，我们生了孩子也是要继续找，我肯定会找到的。我不可能开他的死亡证明——”

“那你就去找啊。”他们见我顽固不化，也懒得帮我了。

走出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我一下子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我既愤怒又委屈，想着千千万万被拐儿童的家长都会为这条毫无人性的规定愤怒不已。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我连夜查询了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文件，发现有一条规定说孩子已认定失踪，但在没有迹象证明孩子死亡时，可由公安或计生部门另出证明。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打电话给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跟他们说明了情况，请求“另出证明”。他们告诉我不要着急，马上就派出两名负责孙卓案的警官来到监利。我知道他们也很希望我再要一个孩子，以冲淡失子之痛，以后能更理智地寻找孙卓。

两位警官在湖北奔波了一个星期，其间还去了荆州和武汉，估计走了不少程序，最后告诉我，终于把证明办下来了。

我满心欢喜地到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取准生证，以为他们办下来的就是针对特殊情况的证明。可当时我面前摆放着一沓纸质材料，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里面就有一张死亡证明，上面赫然写着孙卓的姓名。

我活像被人用尽全力狠狠甩了一巴掌，耳鸣眼昏，太阳穴刺痛，从头到脚都烧起来了。有一会儿，我怒火中烧，几欲跳起来当场发难。可是这股怒气就像被刺破的气球，一下子就瘪了。我深知，如果能有更好的办法，谁也不会特地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耍我。我半天没有说话，带着一种麻木的愤怒，默默签了名。

我写下那三个字，像认罪，像挨刀，像将一张写了我一生的纸投进火里，付之一炬，又将纸烧尽后的灰扬进海里，再无可能捞回。我这辈子都没有觉得这么窝囊过。

等到准生证终于拿在手里，轻飘飘的，让我想骂人，想放火，还很想哭。从前我贴寻人启事的时候，偶尔会遇上嘴碎的围观者，说什么“几年都找不到，肯定凶多吉少了”。我听了总是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懒得跟他们计较。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我会一个个教育他们：“听好了，我的小儿子只是一溜烟从家里跑出去玩了。他很调皮，脾气特别大，但他会收拾自己的衣服、鞋子——你们的小孩会吗？他喜欢上幼儿园，还会到菜市场买他妈妈喜欢吃的鱼。他的身体结实得很，生下来就有八斤多，3岁就能单手把他的小摩托车拎起来甩，肯定能活100岁……他只是出去玩了，一不小心跑得有点儿远而已。别胡说八道了，知不知道？”

可是最后我捏着那张准生证出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视网膜上久久印着“死亡证明”四个黑色的大字。我感到自己不像一个人，要我说自己的儿子死了，我就得说自己的儿子死了。哪天孙卓知道了也不会原谅我这个爸爸的。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和妻子。连我自己都承受不了，我知道她们会心碎的，肯定要哭得死去活来。我只希望她们都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当时四英35岁，是高龄产妇了。她情绪不好，身体又特别差。七八月盛夏时节，我们各个都热得要命，她还浑身发冷要盖被子。生产前，医生说她的血小板数据比正常人低很多，担心会大出血，准备了很多血浆。除此之外，我们还一直担心孩子出生后会有什么缺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此做过调查统计，但是仅仅据我粗略的观察，寻亲群体中新生儿先天患自闭症的概率明显偏高。我猜测这和母亲怀孕时的身体及情绪状况不无关联。

2012年3月12日，在深圳市西丽医院，四英生下了我们的第3个孩子。这是一个男孩儿，虽然只有六斤多，但各方面都很健康。医生说我们很幸运，孩子骨架小，所以没有引起大出血。我当时想，这个孩子刚出生就在保护他妈妈。

半夜，我给母亲打电话报喜，母亲高兴得哭起来。孙悦也没有睡觉，一直在电话旁等着消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得知了这个喜讯也赶来医院给新生儿做报道。负责孙卓案的警官则问我给新生儿起名字了没有，我说想请陈士渠主任来起名。

他们马上就联系了陈士渠，当时他正在珠海出差，给我来电说：“取名叫‘孙越’怎么样？——‘卓越’。”

我哭笑不得，告诉他：“我女儿就叫孙悦，只是没有对外公开。已经有‘卓越’了。”

陈士渠于是又想了一天，第二天告诉我：“叫孙辉吧。”

我想“辉”一定是“光辉灿烂”的意思，但还是追着问他：“这怎么解释呢？”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他说：“‘辉’谐音‘回’，孙卓一定会回家的。”

孙辉，孙辉，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名字，充满希望。

我摆了酒席，除了亲人、朋友，我还请了不少跟我熟悉的家长，以及一桌民警。民警们都很高兴，以为我从此就会少给他们“添乱”了。家长们表面上也很开心，其实我知道这是一种掩饰，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担心我从此就不会带着他们到处找孩子了。

实际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过几天我就“重出江湖”了。对于四英来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很体贴的丈夫；对于孙悦和孙辉来说，或许我也不是一个那么负责任的父亲。但是就像我说的，我顾了这一头儿，就会亏欠那一头儿；顾了那一头儿，就会亏欠这一头儿。那个时候我总是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孙卓“已经不在了”。气得我半夜睡不着觉。我知道我的孙卓就是好好的。我能从我的血液里感应到，从我的脉搏里感应到，我知道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

2012年5月26日，湖北卫视邀请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做一期节目，陈士渠也借此机会召集寻子家长们听取建议。见到陈士渠，平时怒气冲冲的家长们没有一个无理取闹的，都很认真地向他汇报线索。陈士渠一边听，一边将相关资料都收集到自己的小包里，还不时追问：“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节目录完后，我们留了几人和陈士渠一起吃饭。他询问了小孙辉的情况，又很欣慰地叮嘱我：“以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孙卓就交给我们来找。”我不置可否。

2012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又带着大批家长跑到了北京，这让深圳公安部门有些为难，也让陈士渠很难理解。他们觉得我这样做没什么用。要是知道怎么做有用，我能不做吗？我曾经炖了1只半熟的鸡，拎着它绕房子小跑7圈，又把它放在监控摄像头底下，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孙卓回来，孙卓回来……

我必须不停地做无用之事，并发自内心地相信它一定会有用，否则我该如何度过这些落空的日子？我又凭什么宣称总有一个日子不会落空？

好在孙辉出生之后，家里的气氛改变了许多。我没有感觉担子更重，反而觉得轻松了。从前每次找寻回到家中，父母和妻子总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带回一些好消息。我总是固执地沉默以对，这让他们很难过，我们一碰面就是吵架。不过，这之后，两位老人忙着照顾婴儿，脸上也有了笑容。

有一回，父亲推着婴儿车带小孙辉到公园去散步，母亲跟在后面高声骂道：“老死鬼，去了公园不要打瞌睡，给我精神点儿！”

我哭笑不得，既惭愧又欣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母亲这么高兴了。

寻子路上的第5个年头和前4个是一样的，却也不一样。我依然像只困兽，高举着火把四处乱走，可当我抬头，只见天空湛蓝如洗，微暗的火光飘飘荡荡，左摇右摆，像金灿灿的小人儿在向我招手。

原来是起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