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别人的伤口已经鲜血淋漓了，你还要往上面撒一把盐。”

2012年夏天，我第一次向人道出了办理准生证的心酸经历。坐在我对面的是导演陈可辛。

我告诉陈可辛，其实类似的事很常见。据我所知，有些孩子是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丢失的，这个年纪被拐卖去“养儿防老”的可能性较小，往往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时间长达数年的话，当地的户籍办理处会依据相关规定，联系其家属进行户口注销。这种事情家属是无法接受的，让他们承认失散的亲人死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我说：“即使是一个盲人，他要抱着一支蜡烛不放，你也不能说这蜡烛没有用了，就要把它掐灭。”

陈可辛沉默了很久，叹道：“太冰冷了，太冰冷了。”

其实当时我并不很清楚陈可辛是谁，只是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称是导演陈可辛的助理，在新闻里看到了我的寻子经历，想约我聊一聊。

一开始，陈导主要是对彭高峰感兴趣，彭文乐回家的经过对于电影制作而言非常具有戏剧性，也很感人，叫上我或许是因为我和高峰常在新闻报道中一同出现，引起了他的注意。陈导约上彭高峰和我，加上他的两名助理，我们一起在深圳香蜜湖见面。当时，彭文乐回家已经一年多了，彭高峰依然在继续关注寻子群体，还多次跟着我出去找孙卓。但是见到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我和高峰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陈可辛面前，我敞开心扉，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我讲到和高峰一起如何漫无目的地找孩子，讲到骗子打电话给我都会让我感到欣慰，讲到文乐回家后，我去给他过生日是如何伤心，还讲到了我始终缄口不提的那张死亡证明。

陈可辛时而吃惊，时而愤怒，时而同情，时而感慨。他告诉我，电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是电影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明，陈导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能带来多少票房，他真正关心着我们这个群体的痛苦和挣扎，也发自内心地想要为我们带来希望。

那天，我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也打算好了要请大家吃顿饭。我跟着他们进了一家装潢考究的餐厅，只见餐厅里摆放着各式各样可以自取的食物。他们一人拿了一个餐盘，这里舀一些，那里夹一些，装了满满的海鲜和肉类去烧烤。我看得出来在这里吃饭不便宜，也不敢拿什么好食材，最后老老实实地吃了碗面。

到了买单的时候，陈可辛的助理连说“不用不用”，拉扯着的时候，我才发现这顿饭竟然花了1 500元，我吓了一跳，忍不住问：“怎么要1 500元啊？”

他们很错愕：“这是自助餐啊，一人要收300元。”

我瞪大了眼睛：“啊？这是自助餐？随便吃的那种吗？”

“是啊，随便吃什么都行……我们还以为你就喜欢吃面条呢！”

“……开玩笑，我一个天天在案板上和面的人怎么可能喜欢吃面条呢？”我欲哭无泪，但也不能回头重新吃一次了。彭高峰见状在一旁憋笑，憋了没几秒就大笑起来。

这次见面后就一直没有下文，我也没放在心上。毕竟我这辈子，徒劳的事已经做得太多了。

直到2013年，我又接到了陈可辛的助理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在深圳的法院拍摄电影，问我是否想过去一趟。

我惊呆了，没想到这部电影还真在拍，更没想到他们还真把我的经历改编进去了。等我赶到法院见到了整个剧组，一时间都怀疑自己在做梦。

我几乎不花时间去看任何影视作品，对娱乐圈也不怎么了解，可是连我都一眼认出了现场好几位大明星。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希望真的来了。

2014年，电影《亲爱的》杀青。剧组邀请彭高峰和我到北京去。我们跟电影主演们坐在一起时，陈可辛很关切地问我：“海洋，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说。”

他们知道我就是想要孙卓，但他们拿不出来。

我也知道他们可能是想要我开口要钱，但是我不要钱。

桌上所有人都看着我，最后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很感谢你们。”

陈可辛对这个答案有些失望。后来，剧组总是邀请我一起参加宣传活动，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我的经历。

有一回，在深圳大学的演播厅里，彭高峰和我及几位主演站在舞台上。下面坐满了大学生，黑压压的一片，各个都举着手机在录像或拍照。

陈可辛忽然把话筒递给我，他说：“海洋，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好不好？就以‘亲爱的’为题，一句话就可以。”

我接过话筒，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亲爱的孙卓，我一定会找到你。”

这之后似乎静默了几秒。

接着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屋顶。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响亮、最持久的掌声，充满了年轻的祝福。那是一个多么有温度的场面，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着许多双极明亮的眼睛，专注、湿润、热忱。

在电影宣传期间，陈可辛也不止一次地问我怎么才能够帮到我。

“电影要上映了，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他说。

某一次我大胆地提出：“能不能把孙卓真实的寻人启事也放在电影里？让更多人看到他的照片，也许会有更多人打电话给我提供线索。”

陈可辛一口答应道：“我一定会给你放上去。”

电影定档在9月25日，在那之前有一场试映活动，陈可辛请我们带几位家长先去看看。

那天我们带了十多位家长，其中包括符建涛的妈妈彭冬英、徐剑峰的妈妈杨素慧。我始终认为符建涛和孙卓很可能是被同一伙人作案拐走的，也希望能早日有关于符建涛的线索。杨素慧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寻子家长，她的儿子徐剑峰在1991年失踪。孩子失踪不久后，杨大姐就离婚了，到电影上映时她已经独自寻找了二十多年。

试映现场，在漆黑的影厅里，我的视线也模糊了。我反复伸手去拨开难断的水帘，好看清楚荧幕上变换的画面。电影结束后，孙卓的寻人启事真的浮现出来，我的照片和手机号码也被展示出来，上面写着：韩德忠的原型孙海洋依然在寻找孙卓。

灯亮了。我有些恍惚，感到笼罩我的沉沉黑暗似乎一睁眼就能溶解消散。

走出电影院，我信心坚定，孙卓很有可能会因为这部电影而被找回。

后来剧组还去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这个节目连我都知道，收视率惊人。在节目上，扮演韩德忠的张译还特地说了一段话。

他说：“《亲爱的》这部电影，票房卖多卖少，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还有另一个目的。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一定要找到孙卓。”

这时屏幕上浮现出孙卓的寻人启事和我的电话号码。张译把我的电话号码念了一遍，又强调说：“大家有线索一定要给孙海洋打电话。”

这之后我那台手机的状况只能用“爆炸”来形容。我一天至少有20个小时在不间断地接电话，挂了又接，接了又挂。有关心我现状的热心观众，有关心我那20万赏金的骗子，有想提供帮助的志愿者，有好心人很直接地就想给我转账，也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怪人。令我哭笑不得的是，我甚至接到了无数个这样的电话：“你是孙海洋吗？你有演员某某的联系方式吗？”

几天后我的嗓子就哑得无法正常说话了。

《亲爱的》在9月25日如期上映。孙卓的故事只是电影的支线，但在上映当天，剧组的每一位主演及工作人员都应导演陈可辛的要求转发了我的一条微博，即孙卓的寻人启事。我再也没有办法接下所有电话了，每天都有几千条信息涌进我的收件箱。各大媒体的记者像开新闻发布会一样，天天追着我到处跑。

那年中秋节，我收到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的是：“亲爱的海洋兄嫂，值此佳节，我在威尼斯祝兄嫂早日团圆。”原来是正在威尼斯电影节参加活动的张译给我寄来的。我感动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张译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就哭了，我看到的都是真实的眼泪，真实的情绪，自己也会被感染。”

电影上映之后，网友在短时间内给我提供了成百上千条线索。在这些繁杂的信息里，有一条线索使我坐立不安。信息提供者告诉我，福建省长汀县有一个孩子是买来的，并且长期遭受买家的殴打和虐待。令我难以忽视的是，他说这个村子里有至少8名孩子是买来的，并且将这8名孩子的姓名及地址都发给了我。

10月31日晚，我决定驱车前往福建长汀县解救这些孩子。由于涉及的孩子不是一两个，我担心自己一个人兜不住这么大的事，思来想去，最后联系了志愿者仔仔，也就是上官正义。他刚结婚没几天，接了我的电话，二话不说就买了最早的机票。上官正义在2008年就和我有联系，当年他做卧底解救了多名被操控的乞讨儿童，后来也一直在为打拐四处奔波。他赶来福建时还带来了央视新闻的两名记者。

这不是第一次，我几乎没有抱着此行能找到孙卓的心情出发了。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我是绝望的，似乎已经失去了方向。事实恰恰相反，我不过是感到远方比近在咫尺的安逸更容易忍受。

遥远的村落里，那些孩子的哭声召唤着我、驱使着我，那些声音也是我内心的声音。一路上，我的手机不停地接到来电，导航的提示音变得断断续续，像某种来自废墟的末日广播。车窗外，高速公路两旁的反光灯有节奏地闪过，夜缓慢流动，托起方舟般的车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