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漆黑中，我到达了长汀县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

提供线索者在那里告诉我，镇上只有一条主街，街道两侧的两排民房里，就有至少七八个孩子是拐卖来的。我不敢过早惊动他们，又忍不住悄悄在街上走动，在一户又一户民房门口张望，却只能看见一线浓稠的黑填满了门缝。万籁俱寂，那里既没有城市夜晚的喧闹，也没有农村的蛙鸣狗叫，静得吓人。

第二天一早，上官正义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们从厦门机场赶来与我会合。

我们商量后，决定先跟当地人“套”些信息出来。很快我们发现镇上有一户人家专做洗车生意，是两个老人在洗车。于是我们把车开过去假装要洗车，记者们已经装上了暗访用的录像和录音设备。

两个老人见我们一行人风尘仆仆地来洗车，很高兴地开工了。

上官正义先是跟我们聊天，他说：“结婚几年了，家里还没有个儿子。唉，真难办。”

帮忙洗车的老婆婆看了我们一眼，显然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上官正义于是随口问道：“你们年纪大，见得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弄到一个男孩儿？”

不料老婆婆闻言，登时来劲了：“这个好办啊！”

我们不动声色，内心喜忧参半。

上官正义感兴趣地追问道：“这怎么办啊？有什么门道？”

老爷爷竖起一根食指：“有！一个星期就能弄来！”

就在这时，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背着书包走了进来。

老婆婆竟指着孩子毫不避讳地说：“你看，我这个孙子就是买来的！”

上官显得又高兴又苦恼：“哎呀，这么好办呀？那买回来怎么登记户口呢？”

老爷爷说：“这个……我们刚好碰上了一个机会，之前2011年开展全国人口普查，我家多了个孩子，就顺势给他登记上了，收了4万元。”

他并没有说是谁收了这4万元，但我们都心知肚明。

洗完车，我们又商量着怎么去落实下一家的线索。当时是放学时间，路上有一群小朋友在打闹玩耍。上官又跟小朋友搭话，问道：“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有买小孩儿的？”

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像在课堂上抢答问题似的，认真答道：“有啊，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我弟弟就是买回来的。”

我心里一颤。这话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让我们都难以忍受。我以被拐儿童家长的身份报了警，告诉警察这里有几户人家买孩子。接线的民警不相信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买孩子的。”

我们又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对方始终不承认，也没意识到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我们只好跑到了派出所。我说我是《亲爱的》电影中的原型人物之一孙海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记者也亮出了他们的记者证。民警们蒙了，半个小时后，当地公安局的局长来了，并赶紧派出了刑警大队的干警开始查案。通过调取户籍信息，他们很快就锁定了当地的8户人家，一共有9名孩子怀疑是被拐卖至此，其中一户竟然有两名儿童来历不明。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派出所，所长像煞有介事地摆出了6份出生医学证明，他说：“来，来，我教你们看。正规的出生医学证明都是有防伪标识的。”

他拿出一块玻璃状的小卡片，带我们鉴定这6份证明，每一份果然都有能被“小玻璃”照出来的防伪钢印。所长的意思是，这些出生医学证明都是真实的，当时登记户口，他们也很难发现孩子不是那个家庭亲生的。当时的我对此持保留意见。

除了这6名被出生医学证明“合法化”的孩子，另外3名孩子则是通过非亲属投靠程序登记的户口。这种程序一般也要经历严格审核，至于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躲过了村委、户籍办理处和派出所的层层审查，我们不得而知。

11月6日，DNA检测结果显示，这9名被锁定的孩子中有5名属于所在家庭的非亲生孩子。令我震惊的是，这5名儿童中有3名竟然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卖掉的。我有些后悔，这些孩子本来以为自己是亲生的，可因为我们的打扰，忽然就知道自己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这也导致在后来的打拐经历中，我都会先问清楚来历不明的孩子是多大被买回去的。如果是刚出生没多久就被买来的孩子，极大概率是亲生父母出卖的，我也就不会那么“积极”地去解救。因为这样的孩子即便被查明身世，也回不到原生家庭，留在买家或是送到福利院，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2014年11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题为《宁静小镇卖子成风》的暗访调查报道，引起舆论哗然。当地严厉打击了买卖儿童犯罪，追究了派出所、村委会多人的责任。

上官正义认为，如果买孩子的家庭都能通过获取出生医学证明给孩子登记合法户口，那么暗处很可能隐藏着一条出生医学证明的买卖链。他再一次投入卧底调查当中。

很快，上官正义根据长汀县那几份出生医学证明，追到了惠州某卫生院，并证实了出生医学证明确实是从这里流出的，该院甚至还有从产妇入院到孩子分娩的全套住院记录。卫生院的梁医生告诉他：“最近查得严，风声紧，要贵一些。”并向他索取7 500元的“感谢费”。这一切都被随行而来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记录下来。

2015年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题为《“出生证”买卖黑幕》的暗访报道后不久，两名涉事医生都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被拐儿童在买家处登记户口的乱象，也是在此案之后受到了高度关注和重视，一切似乎在慢慢变好。

2016年5月15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与阿里巴巴公益联合开发的“团圆”系统正式上线，用于权威发布失踪儿童信息。在我看来，“团圆”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依托网络传播的时效性，能够第一时间将儿童失踪信息推送至失踪地周边的手机用户。我常常强调，儿童失踪后的24小时是找回儿童的黄金时期，错过了这24小时，拖到孙卓失踪的第6天、彭文乐失踪的第13天，这时间足够让人贩子把孩子带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从2009年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建立全国打拐DNA资料库，到2011年实行“一长三包制”；再到2016年“团圆”系统上线后，被拐走的孩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想这样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人贩子都要“失业”了。

可就在这些好消息当中，我却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后来我也没有再关注“团圆”系统的相关消息，因为它只对新案有用，对一件发生了近10年的旧案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我只能采取笨一些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寻找。有时候没有任何线索，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好在买孩子多的地区“巡逻”似的到处走。

有一回我在潮州“巡逻”，听见路边一户人家屋内传来孩子们嬉闹的声音。我忍不住驻足，又从半敞的门缝里探头探脑地往里看，很想看看里面的孩子长什么样。张望了好一会儿，我猛然想起来，孙卓已经是上中学的年纪了，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小不点儿”了。

那个猛然想起来的瞬间，就像人从一个无比美好的酣梦中惊醒，极不情愿地闭上眼睛，一边回忆，一边努力地想要回到梦中，想把它继续做下去。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越想焦急地唤回那个梦，它越是无情地消散殆尽。哦，我必须醒来了，那个梦已经回不来了。

我怅然若失地抬脚离开，走到另一条街，见街上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放学回家，正有说有笑，我又跟着他们左看右看，把他们吓得不说也不笑了。

也是在2016年，我认识了被拐儿童家长申军良，他的儿子申聪在2005年被人贩子抢走。当时，他的妻子带着1岁大的申聪在家，两个男子忽然破门而入，将他的妻子用胶带捆绑住，并用刺激性药物捂住其口鼻，就这样抢走了熟睡中的申聪。这帮里应外合的人贩子共5人，其中一个就是申军良夫妇的邻居张维平。直到11年后的2016年，当申军良的妻子已经抑郁，一个家也四分五裂之时，人贩子张维平一伙人才终于被陆续捉拿归案。

令人绝望的是，即便抓到了人贩子，申聪还是没能找到。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人贩子已经记不清孩子的去向了。申军良只能继续走在寻子的路上。

后来我们在一起张贴寻人启事时偶然发现，孙卓和申聪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我们都认为冥冥之中一定会有奇妙的缘分。那时我们两个都已寻找了数十年。

2017年，我听说张维平终于交代出了9个孩子，说都送到了广东紫金县给一名叫“梅姨”的人贩子头目。到了“梅姨”手上之后，谁也不知道孩子的具体去向。有名有姓的人贩子交代出了9个有名有姓的被拐儿童，且接收者是紫金县的“梅姨”——如此明确的线索，竟也没有派上实质用场。

2017年12月31日，我和申军良喊上十几个家长赶到了紫金县。我们猜测孙卓和申聪都是上中学的年纪了，于是每天兵分几路在当地各个中学门口张贴寻人启事，举着喇叭喊话。那一次我印了几万张寻人启事。

我们还在当地努力寻找神秘的“梅姨”，调查了十多天。根据当地人的说法，“梅姨”曾经在这个村子里短暂生活了两年左右。也是在这期间，张维平将拐来的9名孩子都交给她卖给下家。我们还找到当地的一名老头儿，他是“梅姨”当年的男友。老头儿说“梅姨”的真名叫做“潘冬梅”。他也说得出来“梅姨”长什么样，可就是说不出“梅姨”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最终我们的调查不了了之，谁也不能证明“梅姨”确有其人，谁也不知道张维平交代出来的9名孩子到底被卖去了哪里。

2018年，广州中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判处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判处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梅姨”却至今逍遥法外。在法庭上，陈寿碧恳请法院轻判，她眼泪汪汪地乞求着怜悯：“家里几个孩子太小，我不在了，谁来照顾他们……”

这话出自人贩子之口，令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