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高速公路会让我在清醒状态下如坠梦中。

我长时间在黑暗里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不转变行驶方向，也不改换身体姿势。路灯一盏一盏，近了又远，远了又近，从未熄灭，却始终触不可及。有一瞬，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黑色公路上已经行驶了14年。

我一个人从深圳出发，没有声张，但这件事还是走漏了风声。我不得不一路接人。穿过风声呼啸的隧道，车子弯到广西藤县，接了最后一个人，终于坐得满满当当。起先我们一路畅聊，聊过去的旅途、未来的旅途，聊各种各样的办法。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希望这次能有奇迹——”

对话像被狠狠摁灭的烟蒂，一时哑了火。

车内，空调微弱的白噪声变得清晰起来。几个人异常安静，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也或许二者并无区别，因为从某天做了一个噩梦起，我们就一直活在经年大梦之中。

2021年9月27日，从深圳驱车一千多千米赶到重庆，我第一次见到了樊劲松。我见过形形色色的骗子，见过荧幕上遥不可及的明星，和刚出狱的人贩子睡过一张床，也给高高在上的人下跪过，但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

“都有没有核酸报告？”这是樊劲松说的第一句话，没有一丝客套，自然而亲切。

除了车里的5个人，还有另外几个追命般连夜赶来的人。我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的核酸报告已经过期，无法进入刑侦局。我急得冒汗，想跟这位面善的警官说两句好话。樊劲松却径自往水泥地上一坐，掏出笔记本，进入了工作状态。我有些茫然，立刻掏出手机把这一幕录了下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会跟别人讲起樊劲松，说：“他是一个真正席地而坐的人。”

所有人都从背包里掏出各种各样的寻人资料。现场有一位母亲穿着一件很显眼的白色T恤，正面满满印着一个男孩儿的照片，这个男孩儿叫陈俊焜。陈俊焜的母亲不善言辞，文化水平不高。十多年了，无论走到哪里，参加什么活动，她永远都穿着一件寻子服——我们管这种印着寻人启事的定制T恤叫“寻子服”。

樊劲松指着寻子服上的照片说：“这个孩子的照片很清晰。”他目光如炬。

这话让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于是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这个男孩儿的面孔，悄悄羡慕起来。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难熬，我总是在羡慕这个、羡慕那个。这种“羡慕”像一把无形的锯子时刻锯着我，锯我的喉管，锯我的肋骨，锯我发沉的心脏。

早在2020年3月，我接到申军良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与孙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申聪找到了。我又感觉“坏了”。申军良很兴奋，我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激动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样子，但我听不进去他说的话，也不想说话。他单方面说了大约有半小时，终于发现我似乎心情不佳，有些不好意思地挂了电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就先挂了。”

他也没有跟我说“孙卓肯定也快找到了”。时间越长，人们越不敢这样说。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孙卓案如果能破案的话早就有结果了，因为一是有非常清晰的监控录像，二是有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申聪也找到了，怎么还没轮到孙卓呢？

2021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截至6月11日就找回了1 737名被拐儿童，其中有多件我熟知的旧案被侦破，比如同在深圳被拐走的徐志成、程明、林伟峰……他们都接二连三地回家了，我却始终没有孙卓的消息。

时间走得好快好快，这一年，孙悦去新加坡留学，孙辉上小学四年级了，我也忽然老了。

孙卓呢？他该是十七八岁的少年了。我闭着眼睛努力想象他现在的样貌，可是那种想象像聚不拢的烟雾，一抓就散了。我想如果走在街上，我和我的儿子擦肩而过，我们谁也不会认识谁，就像陌生人一样朝着反方向渐行渐远。

7月，我内心的焦急和苦闷达到了顶峰，因为电影《失孤》的原型人物郭刚堂的儿子郭振也找到了。“团圆行动”中最重要的两个案件就是郭振案和孙卓案。如果这一年还没办法找到孙卓——我拒绝往下想，也不敢往下想。

每天睁开眼想起近况，我就会不堪重负地重新闭上眼，在心里默默问：这怎么得了？这可怎么得了？

一直非常关心孙卓案的宝贝回家网站站长张宝艳也替我着急，当时她已经是全国人大代表。她先是向我要了我和四英的照片，说要给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的樊劲松警官做人脸识别。过了几天，她又急着要我们年轻时的照片，再过几天又要孙卓的表哥、堂哥在十七八岁时的照片……我几乎把一切能跟孙卓扯上关系的照片都发过去了。

9月27日，我终于按捺不住，连夜驱车赶到重庆找这位帮我做了好几个月人脸识别比对工作的樊警官。

那天，樊劲松掏出一张照片问我：“海洋，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低头细细地看那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留着寸头的少年。我努力想从这张陌生的脸上看出一些线索，却毫无把握，只好说：“不知道。”

他也没说什么，若有所思地把照片收了起来。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相竟然就近在咫尺。我仅从樊劲松那里带回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虑，它从此盘旋在我的心头，让我为它的存在深感不安。我隐约觉得，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了。

至于那天与我一同前往重庆的家长们，也有了陆续而来的好消息。

樊劲松后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猜我找到谁了？”

我咧开嘴，无意识地笑起来：“我不知道！你不要这样问我，你快告诉我！”

樊劲松说：“陈俊焜也找到了。”

2022年1月3日，我再一次飞往重庆，我想亲自去感谢樊劲松。在当时，由于多件旧案接连告破，樊劲松已经被传成了一个很神的人物。闻讯而来的又有七八个家长，包括终于脱下了“寻子服”的陈俊焜妈妈，以及寻找郑楚泽17年的郑建伟。

17年来，郑建伟举着寻人启事出现在所有他能到达的地方，嘴里总是念经似的重复孩子的特征，“他的眉毛很浓密，鼻孔是波浪形的”。当年搬离白石洲的时候，我那个寻子展览馆一样的客厅里所有的寻子广告和报道资料都转移到了郑楚泽家里。

郑建伟打听到我要去重庆的消息，立刻火急火燎地买了机票。可坐飞机也需要核酸检测报告，他又立刻赶往医院，抓住核酸检测窗口的工作人员，恳求道：“我求求你，你要多少钱，我只想找到我儿子，我求求你……”

医务人员动容了，同意破例为他单独测试样本，很快就给他提供了核酸检测报告单。在我们寻子的路上，这种力求“超出常规”是司空见惯的。当我们每一次风风火火地东奔西跑，每一次向不知情的人恳求、下跪，去歇斯底里和拼命的时候，也并不对自己的这些举动抱有很大希望，这更像是出于某种无法遏止的惯性。因为当希望被碾碎太多次，人就会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将它暂时麻痹掉。

我跟樊劲松说：“帮忙找找郑楚泽吧，他爸爸真的太不容易了。”

可是哪里会有一个“容易”的寻亲者呢？我记得当时叶锐聪的父亲在东莞的一个村子里，因为疫情封村，完全没办法“破例”外出。他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号啕大哭，很快哭得哑了声音，电话里好半天才传来断续的、极尽忍耐的哽咽，听起来像奄奄一息的信号即将断在风里。我只能向他保证，一定会把叶锐聪的照片带给樊警官。

那天我还特意喊上了郭刚堂，我希望这些得以团圆的寻亲者能多给樊劲松送些锦旗，为他的工作带来更多动力。但是那天我发现，樊劲松根本不需要更多外来的动力。

在刑侦总队办公室里，我见到一位非常年轻的警官，他叫赵书杰。他虽年轻，眼睛周围却有两个明显的黑眼圈，深得难以想象，活像被人朝眼窝狠揍了两拳。

樊劲松说：“人脸识别的比对工作主要交给赵书杰警官。”

他常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从早到晚坐在电脑前反反复复比对。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人脸识别并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由高科技系统自动完成，而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赵书杰告诉我们：“每拿到一张丢失孩子的照片，我们就可以与全国网络数据库中的成万上亿张其他孩子的照片进行比对。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海量的数据中匹配出所有相似照片，并计算出相似度。这之后就需要投入人力工作。我会首先锁定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照片，然后一个一个做背景研判。根据我的实际办案经验，如果孩子家中有好几个姐姐，而这个男孩儿的年龄又最小，这样的家庭可能会存在异常情况。如果家里有四个兄弟，那么基本可以排除嫌疑。排除到最后，再用孩子父母年轻时的大量照片反复进行比对，幸运的话，我们能够将范围缩得很小，确定数十个高度疑似对象。但经过实地调查，这些高度疑似对象也往往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反复比对，不断排除，他们的工作就像愚公移山，是无数次失败的总和。

我带来的家长以及这些没完没了的照片资料，对樊劲松、赵书杰来说都是额外的任务。但是他们都照单全收，昼夜不停地苦苦寻觅。后来，我每接到一个来自樊劲松的电话，几乎都是一个孩子被找到的消息。这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奇迹，是科技创造的奇迹，也是“席地而坐的人”才能谱写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