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我每晚都会重复做一个梦，却好像又都从来没能做完。

梦的开头晦暗不明，有时海啸似的乌云在天边翻滚，人们面目模糊，像潮水一样全部挤往与我相反的方向，有时许多绿皮火车在同一时间发车离开，传来遥远的、哀鸣似的汽笛声。

梦的最后我总是站在一幢摩天大楼的楼顶，我挨近建筑边缘试探地往下看，感觉至少有一千层楼那么高，一切都像在广角镜头下扭曲变形了，大楼像一根四棱锥形的金属棒倒立着扎在地上。我打了一个寒战，脚底有令人摇摇欲坠的风，稀薄的云层在我周身穿行。我张开嘴，云就被我吃进喉咙里，似一团湿凉的烟。

我高举着右手，却不是为了举起火把。抬头一看，原来我的头顶上方有一颗极小却极亮的星子，像河底的一粒沙金，那种沉静的闪光就像一种呼唤。我伸手去够它，太近了，一定很快就能将它摘下来。只有几厘米了，只要我用指尖一勾——我的半个身子已经探出了高楼边缘，前脚掌也踩在空气里，我浑身紧绷，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一阵风将我的衣袖吹得鼓胀，云环绕着我流动，似乎都想将我托起。而那颗星星在我的指尖变得柔软而温暖，像一个小小的胚胎。它离我的指尖只有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距离了，却怎么也无法企及，我因此深感不安。我心跳极快，口干舌燥，什么都忘光了。只要能抓到它——我已经忘了原因——但我必须抓住它。我走过漫漫长路才来到这里，哪怕为此我跌得粉身碎骨。

于是我奋力跃起，一脚踏空，接着安然坠下，落入深渊。

我从过于真实的失重感中惊醒过来。

照片里的少年、席地而坐的樊劲松、符建涛、循环播放的监控录像、卢保磊、牙关紧闭的吴飞龙……凌乱的线索涌入我的脑海，变成一团膨胀的乱麻，越缠越紧。

2021年的整个秋天，我就这样噩梦连连，头痛欲裂，却又不知疲倦，活得像一具异常兴奋的僵尸。

早在9月初，我就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是深圳公安局刑警队的卢保磊打来的。卢保磊参与打拐工作6年，解救了500多个孩子，我们都叫他“保哥”。

保哥听起来高兴极了：“你猜谁被找到了？海洋，涛涛找到了！”

他没有说全名，但我知道他说的“涛涛”一定就是符建涛。孙卓和符建涛很可能是被同一伙人拐卖走的，这是我们早已达成的共识。保哥激动极了，表示孙卓案终于有转机了。

当时的刑警队大队长钟勇辉是打拐工作的牵头人。钟勇辉曾告诉我：“有一次我在出差，坐在飞机上冥思苦想，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旧案攻破。我们往往只有被拐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可是10年、20年过去了，孩子的样貌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忽然想到，能不能依托高科技手段，根据孩子小时候的照片测算出他长大后的样貌，然后实现精准的跨年龄对比……没想到这个突发奇想真的起了作用，后来公安部的专家也多次来到深圳，跟我们讨论人脸识别技术的更新与应用。”

没过多久，公安机关的人脸识别专家就通过这项技术找到了符建涛，这对孙卓案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关键的突破。保哥非常激动，也叮嘱我先不要声张，他们一定会深挖与孙卓相关的线索。

从那天起，我每天雷打不动地打电话给保哥：“挖得怎么样了？挖到没有？”

“还在挖，还在挖。海洋，我们已经跟涛涛做了笔录，涛涛对人贩子是有记忆的，他记得就是自己买家的三叔吴飞龙拐走了他。”

“啊？那这个吴飞龙在哪里呢？”我的心脏怦怦直跳。

深圳公安刑侦局雷厉风行，没过多久就抓到了吴飞龙。可是面对审问，吴飞龙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交代。我心急如焚，怎么会找到了符建涛还找不到孙卓呢？

很快，符建涛的妈妈彭冬英也得到了消息。她在寻子家长群里报喜，说：“涛涛给我打电话了！”

我眼看着聊天框里的消息快速滚动，愈加如坐针毡，一句话也憋不出来。

9月27日，我悄悄跑到重庆，只为见樊警官一面，也见到了照片上那个眼生的少年。回到深圳后，我越来越心慌意乱。我想樊劲松不会随便拿一个孩子的照片这样问我，既然问了，就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又后知后觉地给樊劲松打电话，问他：“照片上那个孩子在哪里？”

樊劲松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不断追问：“你放心，我找孩子这么多年了，我很稳的，不会乱来的。你告诉我他在哪里，我自己去他的老家偷偷调查一下，一定不会打草惊蛇的。”

最后樊劲松说：“他现在在日本。”

疫情防控时期，我对这个答案只有哑口无言。

早在8月12日，樊劲松就比对到了这一高度疑似对象，调查过该少年的背景后，也高度怀疑他就是孙卓。然而，由于孙卓案不是在辖区重庆发生的，疑似对象又远在黑龙江，涉及异地采血，在找到更确切的证据之前，重庆刑侦局在短期内很难调动人员开展采血检验DNA的工作。就在距离真相一步之遥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来得及轻举妄动。

可是自那以后，时间就像被加速了，命运的齿轮开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咔咔”转动。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说不清是喜是忧，就像是火山爆发前夕空气里悄悄蔓延的那种不安宁感，漫长、躁动而压抑。每当我坐在家里，就感觉自己好像被迫坐在火山脚下喝茶，观看岩浆从山坡上沸泄而下，留下蜿蜒发亮的红痕，火山灰卷着灼热的浪潮摧枯拉朽而来，身后有人在尖叫、逃窜，我却一动也不能动。

10月27日，彭冬英打电话给我，激动得声音都高了八度。

她告诉我：“涛涛看到了孙卓被拐的监控录像，说里面的人贩子就是他的三叔吴飞龙。”

虽然我们早已认定是同一伙人所为，但来自符建涛的明确指认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们也立刻将这条线索报给了深圳警方。

10月28日，樊劲松忽然给我发来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叫我耐心等待，导致我一夜未眠。我又联系了深圳警方，他们表示还在收集吴飞龙的犯罪证据，态度不同以往，让我感到很是古怪。在我看不见的某个地方，似乎有深流暗涌，我却怎么也无法触及。

10月29日，我跑到彭冬英家中，想感谢他们提供重要线索。如果没有符建涛的指认，吴飞龙不会这么快就落网。另一方面，我也想当面询问更多情况。彭冬英告诉我，涛涛非常确定，孙卓案监控录像中的作案人就是已经被捕的吴飞龙。

接着，彭冬英翻出了吴飞龙的照片给我看。那一瞬就像有人在我的脑子里猛敲一只巨钟，“当！”的一声巨响，某根绷紧的弦轻巧地断了，还留下嗡嗡不绝的余音。我发现自己无意识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照片上的男人完全就是监控录像里那个带走孙卓的人贩子！

14年了，我从来没能看清楚过这个人。我看了14年他的头顶、他的背影、他的面部轮廓、他的模拟画像。我对他一无所知，也对他熟悉到了极点。如果他在我面前，我想我能在14年里把他的脸活活看出一个洞来。

我们多年来的猜测没有出错——孙卓和符建涛确实是被同一个人贩子拐走的。

自从看到了吴飞龙的照片，我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给保哥打电话，甚至急不可待地请他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让吴飞龙招认。我又给陈士渠打电话，我说监控录像里这个人百分之百就是吴飞龙，比我是孙海洋的可能性还大。

我不断给北京公安部、深圳专案组反映，一口咬定就是吴飞龙拐走了孙卓，请求他们深挖此案。然而，吴飞龙毫无悔改之意，始终矢口否认犯罪事实，更不可能坦白孙卓的去向。所有人都急得团团转，这个结却好像越缠越紧，我也越来越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慌乱。

我想起人贩子张维平一伙人当年也被捉拿归案，可是直到被执行死刑，他们都没有真正交代出申聪的下落，线索就断在了“梅姨”身上。我想起人贩子陈广兴的死讯传来后，曹美玲也没能找回自己的儿子蒋铮，至今还在人贩子家中照顾两位老人，简直着了魔。许多找到了人贩子却始终找不到孩子的惨剧，历历在目。

我很害怕自己也会遭受同样非人的折磨，我害怕吴飞龙被捕就是我这一生中离孙卓最近的一次，却再也不敢更进一步。

我怕他活着却永远不开口，更怕他哪天忽然死了。

我怕和自己的亲生骨肉像两条遥远的平行线，失之交臂，永离永别。

我开始反复做摘星和坠楼的梦。可是这个梦从来没能做完，我跳了一遍又一遍，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抓到那颗星星。每次我奋力一够，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抽离到梦境之外。醒来后我心急如焚，怎么也猜不到梦的结局。

直到11月中旬，保哥给我打来一个奇怪的电话。

保哥说：“海洋啊，你这个真的是难找啊，这个吴飞龙他死活不开口啊。我现在想到一个新办法帮你找。”

我问：“什么办法？”

他说：“我让中央电视台来帮你找，怎么样？让中央电视台来给你宣传，把孙卓的寻人启事扩散出去。”

我愣了一下，忽然无声地笑起来。

挂断电话后，我安安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发短信给孙悦，她当时在新加坡上学。

我发短信说，我要做一些锦旗，送给深圳公安局刑侦局打拐办、北京公安部、宝贝回家寻子网、《楚天都市报》和深圳市南山分局等等，帮我想想在这些锦旗上都写点什么。我着实是把她吓了一跳。或许人在经历剧变时的真实反应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并不像在剧本里凡事都有逻辑。

过了几天，我跑到刑侦局，试探地问保哥：“有什么消息了没有？”

保哥说：“还在找，还在找，我们还在采血对比。”

他说还在对比，我就配合地应道：“噢，还在对比，辛苦你们了。”

保哥那天的神色和以前完全不同，走起路来甚至还有点儿蹦蹦跳跳的劲头。我知道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如果不是有了好消息，这个时候惊动各大媒体并没有任何意义，孙卓案所缺的早已不是社会的关注了。保哥什么都没告诉我，但我已经准备做锦旗了。

直到一切尘埃落定后，我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才弄明白这个“死局”究竟是如何真正发生转机的。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在报道中表示，公安部曾集结全国各地共172名DNA人像和信息研判专家，在山东济南、湖南常德先后两次组织“团圆”行动刑事技术集中比对会战，孙卓案则是会战的重点案件。报道称，10月25日，在湖南常德刑事技术集中比对现场，人脸识别专家比对到了几个高度疑似对象，其中一个是黑龙江北安市一名叫国滨的孩子。公安部当即下达指令，深圳公安也迅速开展采血检验DNA的工作。为了不惊动孩子们，采血人员穿着白大褂进入国滨所在的学校，伪装成体检医生采集DNA信息。国滨的DNA信息入库后，立刻就有了比对结果——国滨就是孙卓！这件折磨我们14年的旧案，至此才柳暗花明又一村。

11月底，一天晚上10点左右，保哥叫我赶紧到刑侦局去。

我还以为自己惹了什么麻烦，赶到刑侦局后一推开门，就见现场有几十台摄像机对着我。我一眼扫过去，看见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媒体。没有人告诉我孙卓已经找到了，他们只是让我说说自己寻找孙卓的种种经历。于是我也继续配合，按照以前的话来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多家媒体还跟到了家里，拍下家中的上万份寻人启事，拍下了我们保留至今的孙卓小时候的衣服、玩具，还有装在盒子里的一绺头发。

到了12月5日，火山爆发前夕的空气已经几近沸腾。保哥来电，像煞有介事地叮嘱我：“海洋啊，明天你不要去外面了，你就在家里待着。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在比对，明天我派人把你们接过来，你们也来亲自认一下。”

我说：“好，我就不出去了。”

深圳警方还在做保密工作，孙卓被找到的消息已经渐渐私下传开了。我在9月28日离开重庆时，曾发过一条朋友圈：冥冥之中，重庆我又来了。12月5日晚，樊劲松忽然又在这条几个月前的动态下留下了一条评论：欢迎再来，一定是和以往不一样的心情。

杜小华在半夜4点发现了这条评论，再也没办法入睡。杜小华的儿子杜后琪在2011年失踪，失踪时只有6岁。寻子多年，我走到哪里都常常有他一起，如今他仍在苦苦寻找。

夜深人静，杜小华开始在寻亲群里发消息：孙卓找到了，你们还在睡？孙卓都找到了！

他就好像在喊“天都塌了，你们还在睡”。

杜小华后来告诉我，很多家长都吓得哭了，有的说两腿发软站也站不稳。可我又听其他家长说，杜小华也哭了，杜小华说：“坏了坏了……坏了！”

我比任何人都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因为14年来，我一直都是那个说着“坏了”的人。

12月6日早上7点，两辆车早早停在了我家楼下。警员们要求暂时保管我和四英的手机，并指引我们上车。他们还以为我们被蒙在鼓里，生怕我们会跑到其他地方去。其实我们心知肚明，根本不可能在那天掉链子。

我们也没有询问什么，两个人紧闭双唇坐在车里，严肃得脸色发青。

本来半个小时就能开到刑侦局，但是司机载着我们到处绕圈，一直开到十点多，又把我们带到警务室喝茶，让我们先等一下。我没有手机，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心神不宁，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

拖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刑侦局的认亲现场。现场还有其他被拐儿童家长，场内坐了一半人都是警官，连公安局长都在。屋子里挤满了记者，各个都架着摄像机，看得出来是在直播。

到这个时候，我和四英还是脸色铁青，拿出了最强的意志力来对抗这场漫长的折磨。领导们轮番上台发言，好半天才宣布道：“……黑龙江北安市一名叫国滨的孩子就是孙海洋和彭四英14年前在深圳市白石洲失踪的儿子孙卓。”听到这话，我的心情依然处于一种异常紧绷的麻木当中。甚至当有人把一份DNA鉴定书交给我，我拿在手上，心里也没有产生任何波澜，我甚至想说“你把这张纸给我有什么用”。万一采血人员搞错了怎么办？万一全国打拐DNA资料库出故障了怎么办？我不要看这些东西，我要看到孩子。

并不是我不激动、不高兴，只是我不得不严防死守，全部感情压抑到临界点。只要我的内心稍有松动，泄露出一丝缝隙，海啸般的惊涛骇浪就会以摧枯拉朽之势使我由内而外地决堤。我深深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承受一丁点儿差错了。我在14年又57天里修炼出来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最后最后的关头。如果再给我一丁点儿失望，我一定会疯掉、坏掉、四分五裂。

在岩石一样无懈可击的外表下，我的内心极深处有一个小人儿在咆哮，向屋子里所有人怒吼、尖叫和呐喊。现场的摄像机转啊转，人们的嘴巴张了又合，我开始头晕了，我开始担心：万一我现在在做梦怎么办？万一就像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梦，当一切近在指端，我就会狠狠跌落，然后醒来，那该怎么办？

这时，有人告诉我，孙卓要从另外一扇门进来了。

一瞬间，我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巨大恐惧，感到面前的一切太不真实了。我想我一定会马上从一个梦里醒过来，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发一会儿呆，想明白了，然后继续度过我的第14年又58天。一定是这样。

我无法呼吸，心脏剧烈跳动。只见一个少年冲进来，朝我小跑而来。

我往前跨了两步，把他抱进怀里，勒住他。我没来得及把他看清楚，只模糊地意识到他比我高一些，可我还是感到他很幼小，像一个小小的脆弱的胚胎一样在我怀里。我必须捧着他、攥紧他、吞下他，把他放回我的骨头里、血液里。

我听见一种遥远的、野兽般的号哭声，它来自我的胸腔。哭声奔涌而出，连带着呕出了许多黑血似的东西，那些沉重的、茫然的、绝望的、苦涩的，那些为人知的和不为人知的，还有我的五脏六腑和遭尽折磨的灵魂都从喉咙里逃窜出去，源源不绝。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那么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了，随时可以飘起来，再也不会坠落。再也没有第14年又58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