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们一家三口在阳谷县某中学门口陷入了短暂的僵持。

这时刻怪异而紧绷。一阵冷风吹过，我忍住了一个寒战，心里一阵阵发紧。我感到自己就像站在被告席上，等待着某种审判。站在这里原本是被迫的，可由于时间太长，我也以为是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分不清楚了，只想快些挨下当头棒喝以换救赎。过了好一会儿，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愿出声，直到他开口。

“回深圳的话，有学校吗？”他小声问道。

一种大罪获赦般的喜悦淹没了我。

“我一回深圳就去给你找个合适的学校。”我说。这不该是个问题。

他点点头说：“好。”

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知道自己说的话意味着什么。我担心他难以消化这样的变化，又补充说：“阳谷这边有你的同学、朋友，还有姐姐，以后放假了都可以经常来看望他们。”

他低头听着，默默地背上书包、拎起行李，又朝我们摆摆手，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了黑乎乎的校园。

送走孙卓后，我高高悬起的心终于落回了原位。略一思索，我赶紧喊来了杜小华，并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公开的联系方式也更换为杜小华的电话号码。当时，我送孙卓回山东的消息引起了很大争议，多家媒体连夜跟到了阳谷。网络上风波更甚，人们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如今孙卓已经决定要回家，那么我也即将从台前退下，推出另一只“领头羊”。这只羊就是杜后琪的爸爸杜小华。

杜小华与我一起寻子数十年，他的人品和性情我都很熟悉。有一回，我和杜小华循着线索赶往某地想解救被拐卖的孩子，没想到消息被提前泄露了，竟导致我们被村民围堵。我得以脱身，杜小华却被人用镰刀砍伤了后背，大难不死，留下了两道深深的疤痕。杜小华为人正直，不缺胆魄，又行事理智，不失分寸。

我喊来了杜小华，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深圳，开始想办法给孙卓联系学校。

早在我们的认亲仪式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就曾发表评论文章《谁给被拐孩子办户口？公权力绝不能成为帮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阳谷警方则在次日就发布公告，称已成立专案组对被拐孩子户口办理问题展开调查，且初步查明孙卓的户籍地在黑龙江省北安市。阳谷警方表示，凡涉及违规违纪等违法问题，将严肃处理。

然而，仅2021年的“团圆行动”期间，就有一万多名被拐儿童被找到。其中又有多少个孩子的违法登记户口的问题能受到重视，得到应有的处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面临和孙卓一样的问题：一是违法登记的户口如何注销，二是原生家庭所在地的学位如何安置。经过几日的奔波，我发现似乎没有组织机关在负责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目前也没有一套适用的相关规定。因为户籍和学位问题，最终没能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被拐儿童不在少数。

12月14日，我发送了一条微博：凌晨2点送孙卓到阳谷某学校门口还未下车，我试探地问孙卓，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他缓了一下，反而问我，我想回到深圳，那里有学校让我读书吗？

这条动态第一次向公众宣布了孙卓愿意回家的消息，又一次掀起轩然大波。无数热心人为这个经过一波三折而来的美好结局激动不已，我们也都相信，深圳这个包容、开放的城市一定能接收原本就该属于这里的孩子。

实际上，除了不断发出声音，我束手无策。我在家里等了一个星期，每天都是无比煎熬。我怕孙卓改变主意，又怕我把他接来深圳之后没有学校可以上，只能把他放在家里。到了12月22日，我依然没有任何头绪，却已无法再承受这样的空等。我的心本该修炼得坚如磐石了，却还是如遭蚁噬，焦急难当。我决定去山东先接回孙卓，这一次，我同意了《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跟随进行直播的请求。

出发不多时，我们给孙卓打了一个电话。当时舆论疯狂发酵，整个阳谷县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孙卓接了电话，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到”，听起来有些着急。我于是一往无前。

那个夜晚冷极了，寒风阵阵。远方的灯光在风中摇颤不止，就如落水的月亮，成了一点即破的蜃影。

我们第二次在深夜到达阳谷。

学校门口停满了车辆，有连夜跟来的记者，也有当地的网红。他们中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我们，孙卓的老师则及时指引我们从侧门进入。我立刻将车开到侧门，学校一打开门，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孩子送进了车里。接着，阳谷县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指引我和四英手持身份证拍照，又让我们签署一些文件，非常严肃地办理了交接手续。

校门口停着的车都渐渐围了过来，我又冷不防地从侧门溜出去，开了十几千米才把所有人都甩在了茫茫夜色里。耳旁渐渐静了下来，我从后视镜看到孙卓，他的表情有些发蒙，却没有丝毫睡意，一双眼睛澄如明镜。我心底那根坚如磐石的弦隐隐一动。从此，他又是孙卓了。

那晚，我们在当地一家偏僻的宾馆里安顿下来。我通知了正在赶来的杜小华，请他在阳谷当地的酒店集中接待这些记者。

这14年的漫漫长路，一路走来，我接受过至少500家媒体的采访，其中有太多记者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也有太多名字我始终能一一道出。从《南方都市报》的刘凡到《楚天都市报》的陈杏兰，从《凤凰周刊》前调查记者邓飞到无数位扛着摄像机在深夜里守望消息的记者，他们都曾在那些或大或小的时刻里帮助过我，在那些或悲或喜的日子里陪伴着我。

第二天早晨8点，我去往酒店，用对媒体人最真诚的感激为这一切画下句点。

酒店内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我开车到酒店门口时，广场空地上已经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各大媒体的记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及一大批寻亲者。

人群中，有一个身影让我悄悄叹息，那是寻亲27年的元元和豆豆的妈妈，她也连夜跟着赶了过来。见到我来，她赶紧拿出元元和豆豆的寻人启事，希望我能在摄像机前帮她介绍一下。我告诉在场的记者们，我丢失了一个孩子，元元和豆豆的妈妈丢失了两个孩子，我找了14年，她找了27年。她的痛苦是我的两倍，我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我告诉在场的所有人，一定要继续关注那些没回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依然在寻找，这苦头我终于吃尽了，但还有很多人在含着泪和血努力吞咽。我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得以团圆。

最后，我孤身离开酒店，终于抛下了身后的纷纷扰扰。好像圆满了，却并不畅快，其中混杂着说不清的失落和沉重。我走到了阳光下，但他们还在风雨里。

……

接到孙卓后，我没敢直接带他回深圳。因为他的学校还是没有着落。

途径庐山，我便带四英和孙卓在那里游玩了一天。看见我们游山玩水的照片，人们以为我很轻松，也为我感到欣慰。其实那几天，我急得没法儿说，生怕把他带回深圳后要让他坐在家里，没有学校可就读。我故意把车开得很慢很慢，我甚至希望时间能够就此停止。

等我们终于回到深圳，我还是没带孩子回家，而是直接到海边住下。我们在海边逗留了3天，每天踩沙子、逐海浪、吹海风，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拖的时间都拖了。

邓飞很担心我的情况，他打电话来，说：“这可怎么办啊？怎么跟孙卓交代？”

我说：“如果真的没有学位能给他，我就只能再一次把他送回山东继续读书了……虽然这一定不是所有人想要的结局，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邓飞无言，好一会儿才说道：“……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果然，12月26日，我在海边得到了通知。教育局反馈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成绩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学校，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协助办理转学事宜。

农历腊月初七，也就是2022年1月9日，是孙卓的18岁生日。这本该是个秘密，消息却不胫而走。我们收到了全国各地的热心人寄来的礼物，快递堆积成山。到了生日当天，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糕不断被送到家里。

我们将蛋糕都摆出来，仔细一数，发现不多不少，竟然正好14个。这就像全国各地互不相识的人们暗中说好了一样，要让我们将已经错失的14个生日都在那天补回来，将过去没吃上的14个蛋糕都在18岁这天一齐吃掉，多么奇妙。

那天也是孙卓第一次与公众打招呼，面对十多万人的直播，他戴着口罩，笑眯眯地招手，有些腼腆，很讨人爱。

“大家好，我是孙卓。”

这就像一种公开的宣布。今后再无国滨，只有孙卓。从头到尾，他没有表现出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与我们的相处也很融洽。除了吃不惯南方菜以外，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好在后来他又告诉我，学校食堂的饭菜非常好吃，让我放心了不少。

没过多久，孙悦从新加坡回国，终于完成了21天的隔离，可以回家了。人们都说这个家庭没有因为孩子“被拐”而四分五裂，经济条件还能支撑，女儿也培养得不错。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又忽然想起当年在山东卫视录制《打开你的心结》的节目时，这个家曾是多么岌岌可危。希望我们的这份圆满能给依然在路上的寻子家长们带来力量——在黎明的曙光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将家变成一座废墟。

那天，孙悦一进门，孙辉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跳到孙卓的房间门口敲门，快乐地大喊道：“哥哥——！姐姐回来了！”

孙卓从房间里出来，还戴着口罩，很是害羞，可那双眯成了两弯月牙的眼睛出卖了他的笑容。孙悦抱住他不放。孙辉见状也要加入，一手揽住一个，把哥哥和姐姐都搂进自己稚嫩的臂弯里。

那是他们三个此生第一次相聚。

……

那年春节，我们回到湖北老家过年，一家五口刚好坐满一辆车。过去我厌烦聚会，人多了总怕有人问我“孩子找到了没有”。我厌烦鞭炮声，总觉得像是在嘲笑我的不如意。我厌烦代表团圆的年夜饭，也厌烦桌上那道象征“和和美美”的莲藕汤。

但是这一次回老家，我在路上就盘算着，我要找一张能坐下几十个人的大圆桌，把大哥、二哥、姐姐，还有他们的儿女、儿女的儿女都喊到父母这里一起吃年夜饭。

春节期间，高速公路堵车严重，我们到家时已经是半夜2点了。深冬的湖北，寒气入骨，孩子们都直打哆嗦。到了家门口，我发现竟有十多家媒体的记者们还在等待，网上也有成千上万的热心人在陪伴我们回家，不愿入睡。到了除夕夜，更是热闹非凡。许多记者自己顾不上回家，就在我们家拍摄吃年夜饭的场景。我想人就是这样古怪的生物，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要历经一些坎坷，才能在幸福当中找到平衡。如果咀嚼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能给人们带来面对苦难的勇气，那就再好不过了。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了满满一大碗莲藕汤。那些洪湖莲藕是母亲和四英教孩子们亲手处理的。他们先将莲藕放在热水中浸泡，用钢丝球慢慢刷净淤泥，再切成段。孙悦和孙卓做起家务来都慢慢吞吞，不太熟悉，倒是小孙辉将袖子一撸，刷得像模像样。

孙辉对什么都感兴趣，看到什么都愿意尝试。他当时在学吉他，也很乐意展示自己的小才艺，我们于是允许他在镜头之外为大家弹吉他、唱歌。

除夕夜，无数人正与家人相聚，也在网络上守着我们的团圆。不到10岁的孙辉开了一场线上的万人“演唱会”。他的嗓音稚嫩却低哑，咬字还有些模糊。

他唱了一首自己也不太明白的歌，听的人却任凭思绪走了很远。

母亲呆愣着坐在沙发上，痴痴听得出神，双眼湿润了。四英倒是在笑，一晃神，她多像18岁时的样子，脸颊上堆满了不识愁滋味的欢乐。孙悦和孙卓两个人正将脑袋凑在一起讲小话。歌声未尽，外面又响起断断续续的炮仗声，伴随着寒冷夜晚呼啸的风声，时不时有鸡鸣与狗吠，还有隔壁人家觥筹交错的庆贺声。

接近零点，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窗外有烟花“咻咻”地升起，又好像是燃烧过的星星如雨落下。我却恍然听到远方无名的哭声，来自看不见的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