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愿知万事空，但悲不见小剑峰。杨素慧风餐露宿，历经坎坷，泣血寻子，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多达20多个省市，她痛断肝肠，思子成病，长眠于此，心愿未了，含悲九泉……”

徐剑峰读到这段碑文时，杨素慧已经离世5年了。他跪在母亲墓前，就着泪水反复擦拭墓碑上看不见的灰尘，一遍又一遍，擦得那块黑色碑石明净放亮，倒映着郁暗若滴的天空。

徐剑峰生于1987年，浙江台州人，1991年在广州市南方大厦百货商场被拐走。他的母亲杨素慧不久后便和丈夫离婚，独自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

2014年电影《亲爱的》宣传期间，杨素慧大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已独自寻子23年。我们随剧组到深圳大学做宣传时，她也在现场。可她不太会做“抢镜头”和“蹭热度”的事情，也不懂得怎么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总是举着一个寻子招牌，老老实实地蹲在某个角落。她沉默得像一个影子。

电影上映前曾有一场试映活动，我也邀请了杨素慧。那天，到了电影院所在的商场，我发现她正独自坐在门口，无声地抹眼泪。

我赶紧前去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支吾道：“我的寻子招牌被保安没收了。”

她并没有生气，好像还生怕给我们添麻烦。如果是其他家长遇到了这样的事，一定会当场跟保安据理力争，闹得路人都来围观。如果有人把这状况传到网上去，引起公众对被拐儿童的注意，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杨素慧只有一声不吭地独自流泪，不知道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这让我心里一酸。

寻子14年来，除了2008年至2009年有了晕车的毛病以外，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保持良好。我总是在找机会发出声音，我写寻子日记，把故事讲给记者、网友和路人，拿着喇叭在广场上喊话，这都是我释放压力的方式。只有将自己的经历和情绪不断分享出去，我才不至于被它们压垮。可是在寻亲群体里，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都异常高发。我所认识的许多家长都已经早早病逝了，我一直认为这和他们的情绪压力有莫大关联。当时，杨素慧大姐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使用手机都非常吃力，让我有些担心。

2015年，杨素慧患了癌症，时日无多。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只得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决定去看望她。那天，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燕子”一口气请来了十几位记者，希望作为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的我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她带来一些帮助。

杨素慧独自一人居住，家里静悄悄的，桌子上摆满了病历本和各种医疗单据。

见到我来，她笑了：“海洋真来了。”

我问她：“你现在都吃什么药？”

她说：“好心人给我寄来了一些药材，我在煲汤喝。”

我们到厨房揭开锅，只见里面煮着状似南瓜藤的一锅菜，泡在黑乎乎的汤汁里。我们面面相觑，都清楚这肯定不是能治疗癌症的药，不过是喝一个“安慰”。

记者们对这位癌症妈妈的状况做了报道，第二天，广州某医院的院长便联系我们将她送过去接受治疗。虽然病已经治不好了，但我们都希望她不要一个人躺在家里，那么凄凉。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希望她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

杨素慧病重时，很多好心人看到了新闻，都纷纷联系我们。其中有一个小伙子曾联系我，说他在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杨素慧可能是他的母亲。他将自己的照片发给了当时在照顾杨素慧的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燕子”。杨素慧躺在病床上，看过照片后，又询问了他身高、胎记等相关问题，信息似乎并不相符。

这个小伙子继续给我发消息说：我想去看一下她，不是的话我也愿意喊她一声“妈妈”，她太可怜了。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繁杂的消息，来自记者、志愿者、网友、寻子家长，以及寻亲的孩子们，我只当他是一个好心人，一个还没有找到父母的可怜孩子，并没有在意。

2017年1月23日，半夜3点30分，杨素慧的大女儿，即徐剑峰的姐姐用杨素慧的微信账号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动态：谢谢各位志愿者对我妈妈的帮助，她在今天三点十二分已经走了，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我的妈妈，帮她寻找孩子。

3点38分，有人第一个评论道：一路走好杨阿姨。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杨素慧去世后，志愿者们还在帮她继续寻找徐剑峰，我们的寻子墙上也一直保留着徐剑峰的寻人启事。我联系上了重庆刑侦局的樊劲松后，也请樊警官帮忙留意徐剑峰的消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燕子”还将徐剑峰的照片资料传给了樊警官。

直到2022年2月，樊劲松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徐剑峰找到了。”

我大吃一惊。杨素慧已经去世多年，徐剑峰竟然还能被找到。我对樊警官的敬意一时间难以言表。我心想，杨大姐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我计划着要带徐剑峰前往浙江台州，到杨素慧的墓前，让他见一下妈妈的坟墓。

一天晚上，我正翻看自己的手机相册，冷不防地翻到一张非常眼熟的照片，我打开一看——这不是刚联系上我的徐剑峰吗？

我如遭雷击，抓耳挠腮，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多年前的相册里怎么会有徐剑峰的照片。我立刻将这张照片发给徐剑峰，问他：“这不是你吗？这照片怎么会在我的手机里？”

“你忘记了？好多年前我找过你们，但是你们没有理我。”

“啊？还有这回事？”

“我妈妈当时在医院，我跟你们说我可能是杨大姐的儿子，我要去看看她，即使不是，我也愿意喊她一声‘妈妈’。”

我猛然间回想起当年的种种细节，冥冥中，我们早已触碰过命运埋藏的秘密，却毫无察觉。震惊之余，我又愧疚极了。

“我们没有理你，你为什么不直接过来看她呢？”我忍不住问道。

他长叹一声，说：“……其实我过得很辛苦，我以打鱼为生，每天就休息三四个小时。妈妈走的时候，我才刚出海回来，很忙碌，也很疲惫。当时我并不是很确定，你们也没有回应我，我就没有去了。”

徐剑峰又告诉我，原来杨素慧去世后，在宣布死讯的动态下第一个留下评论的，就是他本人。杨素慧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加上了儿子的微信，徐剑峰也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就这样生生错过，从此阴阳相隔。

我夜不能寐，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反复琢磨这前因后果，啼笑皆非，心酸不已。

3月13日，我们一帮寻亲家长在天色蒙蒙亮时出发，准备将徐剑峰送到浙江台州杨素慧墓前进行认亲。消息传出去，不少寻亲者、志愿者和媒体人都跟着赶来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杨素慧墓前。她的墓碑是中央电视台栏目组立的，上面的碑文让我读来几欲落泪。这些字句刻在坚硬的石头表面，活像刻在人心里，一刀一刀凿下去，叫人痛不欲生。

徐剑峰跪在母亲墓前号啕大哭，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他一边哭，一边伸手擦拭自己落在墓碑上的眼泪，擦了眼泪又擦灰尘，从这个角落擦到那个角落。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哀恸，没有人说话，墓地里回响着徐剑峰断断续续的号哭悲鸣，显得静极了。

毫无预兆地，人群中忽然响起一声大吼：“杨大姐——！我们把徐剑峰带回来了——！”

那嗓音之洪亮，把所有人都吓得一抖。陈杏兰当时站在我旁边，惊得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声大吼来自何定涛的爸爸。过去，他经常在寻子广场上唱一首《宝贝回家》，那时我也年轻，会为了愤怒而愤怒，只知道一意前行。后来我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也不再唱歌了。几年前他曾到深圳来见我，身上竟穿着袈裟，告诉我他一心向佛，准备出家了。母亲见到他的样子吓了一跳，悄悄警告我，叫我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别人也总跟我说他精神失常了，说他总是忽然对着人群下跪，大喊大叫：“人贩子偷走了几千个孩子！”

在杨素慧墓前，他又是这样“不合时宜”地发出声音。后来我跟陈杏兰讲起他的故事，其实内心无比心酸。大喊大叫也好，不合时宜也好，一心向佛也好，只要能找到宣泄的出口，或许就是一件好事。

我反而不愿在某一天听说，他那叫人难忘的声音从此杳无声息了。一年到头，我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就是又有哪位“难友”猝然长逝，遗恨九泉。

在杨素慧墓前，我想起好多年前，陈建军的妈妈也总是跟着我到处跑。直到我偶然间了解了陈建军父母的生活状况，又渐渐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踪。因为在这些小小旅途上花的钱，可能会让他们回家后揭不开锅。他们两口子在东莞，为工厂做电子产品的手工配件，领着极微薄的薪资，住着一个月150元的单间，只能上公共厕所。

后来我告诉她：“不要来了，我这次不是去找孩子，我是去瞎弄着玩的。”

我不愿意让一趟趟“白跑”拖垮了他们摇摇欲坠的生活，我也想不清楚这样做到底算不算为他们好。但是很多事我都不愿再往深处想，因为想也无解。

我想起自己最“怕”的一个人，残疾人陈升宽，他的妻子也是残疾人，而他们唯一的孩子在2岁多时被拐走了。每次跟着我出去找孩子，陈升宽只能靠双手在地上爬。我去到哪里，他一旦得知了消息，总是很固执地要跟着爬过去。我能做的只有找志愿者努力给他筹到一些路费和补贴。

孙卓回家后，许多热心人士想方设法地要给我转钱。我反复强调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但有人非要转。我也很感激，最后我只告诉一些固执的好心人，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帮助我们，我推荐给你一个人，你愿意的话可以帮助他。我说的这个人就是陈升宽。

犹记得2017年，我在广东紫金县找“梅姨”，一找就是二十多天，陈升宽也跟着爬了二十多天。他两手着地，手上穿一双破旧不堪的拖鞋，身后一脚悬空，随着他的移动左摇右晃。他极少言语，脖颈总是爬得青筋泛起。他一边爬，一边汗水疯流。我眼看着豆大的汗珠子在他的皮肤上滚动，感到如鲠在喉。我可以接受陈升宽抱着希望一步一掌印地爬到某个地方来，但是我很害怕看到他一步一掌印地又爬回去。因为连我自己在失望的归途里都会常常感到浑身无力，像被掏空了一样站也站不住。我想不明白，陈升宽是哪里来的力气，还能支撑他一次次从失望之地爬回绝望之中。

这个寻亲家长群体里有太多非常穷苦的人，也有不少什么也不缺的人。但是这些人没有哪一个会说自己过着困顿的生活，或是过着优裕的生活。因为他们的人生都已经变得别无二致，唯有“寻找”，唯有为找到孩子而活。或许人们会觉得这种活法过于惨淡了，其实能为什么而活总归是件好事。

我终于走到头了，无数个“我”却还在路上。在这里，有的人病了，有的人疯了，也有不少像杨素慧一样倒在路上的，都心愿未了，含悲九泉。有许多看似活蹦乱跳的，也在内心深处偷偷期许死亡，就像绷得太紧的绳子渴望被一了百了地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