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护国坛被焚！”

对生活在中都的金朝百姓来说，卫绍王的大安二年（1210年）到三年（1211年）之交，这段日子过得实在是心惊肉跳。

不知怎么，这一阵子，中都城内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火灾。街头巷尾传言，凡是起火的人家，“或墙壁间，先有朱书字记之”，过不了多久就会遭殃。大火延烧的范围多达三万多家。起初，无人在意墙壁上的朱砂字迹，后来这类怪事多了，好事者辗转求证，才发现这一奇怪的征兆。

无名大火是妖魔鬼怪作祟？是宋国或西夏潜伏的间谍所为？又或是什么地下宗教组织？就在京城人心惶惶的时候，大安三年正月刚过，一股沙暴从西北边席卷而来，吹得城内天昏地暗，“发屋折木”，连清夷门的大门闩都被狂风吹断。春天，中都周边地区又发生大旱，收获季节，颗粒无收，一斗米的价钱飙升到数千铜钱。中秋节没过多久，每天入夜只要到初更时分，也就是七八点左右，各城区巡军手中的梆子刚一响起，东边和西北边的夜空就突然闪起一片耀眼的白光，“如月初出”，这样奇怪的天象持续了一个月。[《金史·五行志》。]

最令人恐惧的灾异，出现在这年的三月。中都的北城区有一座唐代留下来的著名佛阁，辽代称为“护国仁王佛坛”或“千手眼大悲阁”。从去年底开始，这座大悲阁就出了怪事——阁前立着的幡竿的石头基座下方，忽然窜出二三尺高的火焰，只要人一靠近，火焰就消失不见，一连十几天。终于，在三月六日（戊午）这天，大悲阁内忽然冒出烟雾，顷刻间，烈焰就吞噬了整幢建筑。

卫绍王完颜永济从宫城楼台的高处，远眺大悲阁腾起的火光和浓烟，忽然记起，大悲阁的匾额是唐代书法名家虞世南的手书，珍贵无比，连忙下旨：负责城防的武卫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火，至少要把匾额抢救出来。无奈火势实在过于猛烈，朝野上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虞世南的榜书墨宝、无数珍稀木材构建的佛阁，连同周围的大片民居，一同化为灰烬。[元好问撰：《续夷坚志》，第43页。]

大悲阁既然又名“护国仁王佛坛”，当与供奉《仁王经》有关。这是一部传说有“护国”神异的密教经典，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经中的《护国品》有几段类似政治预言的记载，说是大乱降临人世，先有七种天地灾难：

隋唐以来的官方和民间信仰认为，供奉《仁王经》，甚至只要诵持经末那段以“娜谟啰怛娜”开头的咒语，就能起到消灾除难、国泰民安的神效。唐代宗时期，每逢吐蕃入侵，就要广集名僧大德，设百尺高座，讲说《仁王经》，希冀得佛法庇佑，消弭西北游牧民族造成的忧患。

所以，“护国佛坛”大悲阁被焚，成了当年灾异中最轰动的一起事件。六日那天，远近围观火灾的无数士子、平民和商旅当中，大多数人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但少数口无遮拦之辈当场就失声惊呼：“护国坛被焚，不祥之甚！”[元好问撰：《续夷坚志》，第43页。]从大悲阁被焚这天开始，“有黑气起北方，广长若大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金史·卫绍王本纪》。]

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火灾、旱灾、大风、黑气，显示天意不满人间的政治社会秩序，才降下灾害，警示统治者应该修德改过。有人真心相信这一套理论。大悲阁火灾之后不久，有个叫郝赞的书生只身来到尚书省，递交了一份建议书，敦请圣主退位让贤：

负责转递上书的官员不忍心让这个书呆子白白送死，提醒了他一句：“你是不是病得不轻？”郝赞旁若无人，继续大放厥词：“俺没疯，只一心为了江山社稷。当权宰相都是尸位素餐，难当大任！”官员大怒，当即命人将这个不识好歹的狂徒赶了出去。

不料，一连半个月，郝赞每日都站在尚书省衙门前大喊。最终，连被成吉思汗斥为“庸懦”的卫绍王也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吩咐侍从将这个人悄悄抓走，“诛之隐处”。[《金史·五行志》。]

如果说释、儒两家的仁王护国论和天谴灾异论，只是隐约预示金朝及其统治者前途堪忧的话，当时在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新道教教团，则急于表现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感知引发天翻地覆的那股未知力量。

大悲阁被焚之前不久，中都城东边百余公里外的蓟州玉田县，来了一个作法事的老道士。老道名叫王处一，道号“玉阳子”，也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七名大弟子（七真）之一。王处一据传有“度人逐鬼”“出神入梦”“召雨摇峰”等神通，名声早已传遍中都内外，连金世宗、金章宗祖孙也忍不住要延见一番，问问养生全性之道。

据说，在那天，王处一完成几个昼夜的黄箓大醮法事，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小道士说：

二、扼胡岭，难扼胡

成吉思汗率领入塞的蒙古大军，是在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也就是大悲阁火灾的前一个月，从怯绿连河上游南下的。据记载，蒙古军先来到了金朝西北边境外，阴山以北一个叫作“汪古”的部族的领地。

汪古人本来是金朝的边疆属民，还负有为女真人守卫西北界壕的任务。他们扼守的边界，据考证是金朝的净州以北、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直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一段界壕[盖山林：《阴山汪古》，第381—385页。]。不过，金朝尚不知道，此时汪古部首领早已公开投靠了草原上崛起的蒙古霸权，后来还成为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帝国新贵。

在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热心指引下，蒙古大军绕道金界壕，进入阴山以南，向金朝抚州（今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地区边防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很快夺取了抚州西北的大水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和丰利（今河北张家口市尚义县境内）等地，还暂时攻占了金朝军队的一个重要边堡——乌沙堡（今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西）。金朝前后数十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造的第一道边防线，几乎没有发挥任何阻碍甚至迟滞敌军的作用。

此后三个月，首战告捷的蒙古军退回阴山北部草原避暑休养。

界壕以南，金朝的西北边境，自北向南分布有三个边防重镇：抚州、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和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这三座重镇，“素号富实，人皆勇健”，战略地位十分关键。其中，抚州下辖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四县，境内有鸳鸯泊、盖里泊、白水泊等众多水源，牧草丰茂，便于军队行进和屯驻。攻入长城以南的蒙古军队，若能占领抚州，就相当于突破了金朝边境三道纵深防御的中心环节。[韩志远：《略论金抚州地区在蒙金战争期间的战略地位及元武宗在抚州建元中都的军事原因》。]

边境失守的急报，是四月初传到中都的。朝野皆知，从这一次势头看，蒙古军如若再度南下，兵锋所指应该就是抚州。

卫绍王派往抚州地区主持军事的，是两位带宰执头衔的少壮派将领，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和参知政事完颜承裕[金朝中后期的中央宰辅机构包括：尚书令（正一品）、左右丞相（从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以上为宰相；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为执政，副宰相。尚书令多用来优礼宗室、外戚和勋贵。宰执的僚属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二人具备丰富的边防经验，负责调度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加固工事，准备迎战。同时，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纥石烈胡沙虎奉命从西面牵制或策应。不过，在战争初期，金朝军官团的中坚，大都是在金章宗时期对南宋的冲突中崭露头角，成长起来的，对于新式的蒙古“闪击战”，他们可谓毫无心理准备。

七月，秋风飒起，蒙古军果然大举南下。成吉思汗率领的主力军，以哲别为前锋，突袭了抚州境内的金军戍堡“乌月营”。乌月营位于乌沙堡西南，乌月营一失，乌沙堡也再度易主。

八月，成吉思汗军进逼抚州。乌沙堡失守后，独吉思忠被撤，新前线总司令完颜承裕甚至不敢应战，主动后撤到宣平府（今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将失去掩护的抚、昌、桓三州拱手让敌。再往南，蒙古军攻陷白登城，进逼西京，纥石烈胡沙虎一矢未发，弃城往中都方向奔逃，在翠屏口被蒙古军截击，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三位皇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另一支蒙古军，也从汪古部戍守的界壕入境，翻越大青山，南出丰州，扫荡西京西边的云内、东胜和武州等地。

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7页；张德辉：《岭北纪行》，第339页。]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

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

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不仅野狐岭之战如此，崇庆、大安年间的史事，大都缺乏详细记载，我们接下来还要一再遇到同样的困难。]

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第217—218页。]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宋濂等撰：《元史·察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并非训练有素、沉着冷静，要么就是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于是，蒙古军率先抢占了野狐岭北的山口獾儿嘴，双方激战竟日。

当天日头偏西，金军将帅正打算就地扎寨防御。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蒙古军左翼万户木华黎对成吉思汗说：“敌众我寡，不豁出命来厮杀，恐怕不易取胜！”成吉思汗颔首。木华黎说完，便带着最精锐的拔都军，一手擎着自己的旗帜，一手挺着长枪，大喊着冲入金军阵中，成吉思汗率主力压上。[《元史·木华黎传》。]

木华黎一马当先，他的军旗是洁白的底子，上面绘着一弯乌黑的月牙。这个“策马横戈，大呼陷阵”的勇士，后来成了中原战区的总指挥官。此后十余年中，野狐岭的血色残阳映照下的黑月标志，将是金朝军队挥之不去的噩梦。

木华黎率领死士冲向野狐岭北的金军大阵，很像在滑铁卢战场上，“勇士中的勇士”内伊元帅（Michel Ney）奋不顾身率领五千名法军重骑兵，冲击圣让山上的英军阵地。那同样是日落之前决定胜负的一刻。不过，成吉思汗远比滑铁卢的拿破仑幸运，他的“格鲁希”（Grouchy）准时到达了战场——据《大金国志》说，当时，有一支蒙古军悄悄迂回到了金军侧后，配合木华黎发动了突袭：

金军忽然腹背受敌，败如山倒，“死者蔽野塞川”，波斯文史书《史集》也说：“整个原野充满了血腥气。[（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31页。]”蒙古骑兵呼啸着追逐四处溃逃的金军：刀砍、枪刺、杀戮、围歼。沿途“僵尸百里”，败军委弃的军资堆积如山。

蒙古军一直追击到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追上了撤退中的完颜承裕军。不久前，承裕撤到宣平，马上就向当地人打听去宣德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的小路。此时，他更是如惊弓之鸟，丢下军队，借着夜色掩护，头也不回，一路狂奔到了宣德。

十年后，长春真人丘处机带领弟子北上觐见成吉思汗，途经野狐岭，但见白骨皑皑，布满山岭。弟子宋德方等人指着草丛中的枯骨说：“我辈归来时，定要举行金箓道场，超度此地亡魂，这也是此行的一段因缘！”[党宝海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7页。]

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入的“百年兵力”，都“销折溃散殆尽”[赵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金史·完颜承裕传》。]

野狐岭之战后，蒙古军接连攻占宣德府、奉圣州（今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德兴府（今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从此再往南，只剩下中都北面的最后一道门户——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西北）。这个险峻的关隘，控扼着横穿太行山的通道中最北面的那一条“军都陉”。哲别轻施小计，引出了守关的金军，随即歼灭之，夺取了关口。九月，成吉思汗把他的大帐扎在了居庸关南面一片凸起的宽阔平地上。此地叫作龙虎台，距离中都不过百里。少数奉命向前方查探的蒙古哨马，已经能够遥遥望见平原上那座壮丽的都城了。

三、范成大的诅咒

金朝的京城中都，坐落在华北北部的一块小平原上，燕山余脉军都山和太行山余脉西山，一北一西，环抱着这座大城。中都的前身是辽朝的南京（亦称燕京）。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决意将京城从北方的上京会宁府迁移到此。完颜亮先派画工按照北宋汴京城的形制绘制施工地图，而“宏侈过汴京”[范成大：《使金绝句七十二首·燕宫》，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423页。]，“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96页。]。从天德五年（1153年）完颜亮正式下诏定都、改名算起，到野狐岭之战，中都成为大金王朝的首都不过一甲子光阴。

同北宋汴京城一样，中都也有外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北宋汴京，一说有四层（外城、内城、皇城、宫城），一说有三层（皇城、宫城实为一城），而金中都无内城。见孔庆赞：《北宋东京四城制及其对金中都城制的影响》。]。外城周回七十五里，开有十三座城门，外围皆筑有瓮城，瓮城外有石桥横跨护城河。举一门为例：金大定九年（1169年）来贺正旦的南宋使团随员楼钥，从外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入城，见到护城河外“土岸高厚，夹道植柳甚整”。穿过大石桥，进入丰宜门的瓮城，城上筑有城楼七间，开通六门以供出入。有人告诉他，这里是侍卫亲军负责警备的区域。穿过瓮城，抬头便可见到高大雄伟的丰宜门，“门楼九间，尤伟丽，分三门”。[楼钥：《北行日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78页。]

再往里走便是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有四座城门。最后是宫城，有九重三十六处宫殿，其中大安殿和仁政殿最为重要。大定十年（1170年）来访的南宋使节范成大，有幸倚着仁政殿外的白玉阑干，遥望前后重重殿宇，覆盖黄、碧两色琉璃瓦，日色辉映，千门万户，香风四溢，不禁感慨，真是“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96页；周煇：《北辕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430页。]

事后，范成大写了一首诗，题为《燕宫》（“燕京宫阙”），是他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之一：

段文昌是晚唐宰相，相传他少时贫贱，乞讨度日，富贵之后竟用金盆洗脚、锦绣铺地来抵偿早年的艰辛。这一句是嘲讽野蛮的女真人，占领富庶的中原便忘了本，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后一句算是诅咒：别看这些宫阙壮丽无匹，终有一天，不免和秦始皇的阿房宫一样，被楚地的义军一把火烧成平地。

古语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六国之一的楚国虽然被秦国灭亡，但是，哪怕楚人被杀得只剩几户，也必将是秦王朝的掘墓人。宋金世仇，范成大诗中的“楚人”，自然是隐喻南宋收复中原、“直捣黄龙”的复仇之师。然而，这不过是个幻想。

范成大此次出使负有重大使命：请求金人免去宋孝宗“降榻受书”的屈辱礼节。那天，在大殿上进呈国书后，范成大忽然掏出一份商量更改礼仪的私疏，执意要当场递交。金世宗大惊，呵斥：“这哪里是投私信的场合！”闹得不欢而散，传言金太子恨不得杀掉这个无礼之辈[参见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第266页。]。是故，在《使金绝句七十二首》中，范成大用了不少“犬羊”“仇虏”“腥膻”一类词句，对金朝极尽丑诋。清代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觉得，这些字眼对于女真人来说太过刺眼，痛加删削，甚至整句替他改写。[例如，范成大形容滹沱河水“如今烂被胡膻涴”，四库馆臣改为“如今烂被风尘涴”；形容故都汴京“御床忽有犬羊鸣”，改为“多年沦陷最伤神”，等等。见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412页、第418—419页。]

这首《燕宫》诗，不过是诗人立下的众多诅咒之一。但范成大决计想不到，才过了几十年，他的诅咒居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实现了。不同的是，打算将燕京宫室“一炬”为焦土的，并不是南边来的什么“楚人”……

大安三年（1211年）八月末，金朝的西北军团在野狐岭—浍河川遭遇空前惨败的噩耗，一夜间就传入中都的重重宫禁之中。卫绍王只瞥了一眼军情急报，默默转身走入内省，对着心爱的妃嫔大声哭泣，留下满朝文武惶惶相顾。

眼见零星蒙古游骑已出现在中都城门外，关于金朝的应对措施，惜墨如金的《金史·卫绍王本纪》只用了两三句话：

严禁男子逃出中都避难，是为了保存能站上城头防守的人力。至于城内的老弱妇孺，只会白白消耗城内积蓄的食物和燃料，在古今中外的围城战中，都是亟待甩掉的包袱，他们往往丧生于城墙和攻城军队的防线之间。

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军先锋（所谓“大元前军”）必定尝试进攻过中都外城。可惜，今天常见的，只有一部拼凑的伪书《大金国志》，照抄了传为张师颜所撰的《南迁录》，还算详细地描述了这次战斗，依据的大概是南宋的传闻。《南迁录》将蒙古军进攻中都的时间往后推到了十二月至第二年正月初，明显有误。蒙古军在十一月就陆续撤回了草原。而且前面提到这年秋天从南宋出发的程卓使团，十二月九日进入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就听说了“鞑靼方略退，约春初大相打（大战）”的消息。使团一路北上，二十七日抵达中都郊外的良乡，目睹残破的城池废墟，次年正月贺完正旦后平安归国。可见，第一次中都攻防战（1211年），只可能发生在当年九月、十月间。

下面讲的就是这场“南宋传闻版”的中都攻防战，相当传奇。需要强调的是，其中几乎全部人名、地名均与《金史》不符，无法订正，季节和气温的描述也对不上。我们姑以“疑以传疑”的态度采用这段记载。[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299—300页。]

据说，从第一名“鞑靼”骑兵出现在京城郊区开始，大兴府尹（正三品，相当于北京市市长）乌陵用章就奉命在各处通衢集市张贴通告，敦促手无寸铁的民众赶紧自谋生路，免得敌军一到，玉石俱焚。榜文甫出，中都内外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城内外乱甚，老弱奔号”。

乌陵用章的副手少尹张天和目睹这番惨状，连忙向卫绍王奏请，令把守中都各城门的卫军暂时放百姓任意出城，中都附近各个县城，多少有一道城墙环绕，民众可去这些处所避难。尽管如此，一连好几天，中都城外依然是“民皆饥冻，死者相望”。

南宋人还讹传，中都城的防御体系，最早是按照一个十分独特的理念设计的：七十余里外城包住内城，内城里的东西南北四区，又各有一个独立的小城（“子城”），拱卫着内城。每座子城周围三里，前后各开一门，楼橹城壕等一应防御设施，都按边境戍堡的高规格建造，里面有粮仓、甲仗库，等等，还有复道通往内城。这很像一个“十”字格局，横竖两画交叉的中心是内城，四个端点是四子城，笔画则是连接子城和内城的通道。[金中都的“四子城”之说，已经被文献记载和遗址勘测否定，认为是《南迁录》子虚乌有的编造。参见徐苹芳：《金中都“四子城”说辨误》。]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设计思路，相传来自金朝的开国名将，攻占汴京、俘虏北宋二帝的粘罕。当年，女真占领辽国的燕京，粘罕就提出了这个筑城想法。别人笑他胆小怕事，粘罕预言：“百年间，当以吾言为信！”海陵王完颜亮修筑中都的时候，本想把这四座寒酸的小城拆除，为扩建恢宏富丽的宫殿腾出空间，却被有心人劝阻了。

巧了，从粘罕时代到卫绍王时代，恰恰不到百年，这四座子城真的起到了保命的作用。卫绍王下令，中都城内的富人集中迁到东子城，文武百官和家眷入保南子城，天潢贵胄入保西子城，皇室外戚入保北子城，每城分守军二万人。剩下那些没有靠山的市井小民，只能爱哪哪去（“听其奔避”）。

这个月初七日，第一支蒙古军侦查分队才大模大样来到城下。为给敌人来个下马威，振奋己方士气，金将完颜天骥命令一名叫金突通的武士，带着敢死队，突然打开外城门冲出偷袭，第一次交锋就击毙了三十多个蒙古兵。金突通等人乘胜追击，追出大约三里地的时候，“望见烟尘涨天，鼓声震地”，显然是遭遇了敌军大部队，忙不迭撤回。

当晚，蒙古大军在城下砲石不及之处安营扎寨。大兴府尹乌陵用章连夜部署，在夜色掩护下拆毁护城河上的桥梁，一砖一瓦都要用船运入四座子城，来不及运走的就沉入护城河底，避免资敌。与此同时，金军全力拆毁城郭近旁的民居，木料运入城中，征集各处市场上的粮食等物资，搬入子城集中储备。

过了三天，也就是十一日，蒙古大军才着手攻城。一支精锐的千人队骑马直奔外城一座名为“南顺门”的城门而来。冲到城楼下，带队的蒙古千户不禁一愣——不知金军是疏忽还是傲慢，居然洞开城门，毫不设防。蒙古人当即大喜过望，也不下马，兴奋地呼喊着鱼贯而入。

不料，他们才从漆黑的门洞冲出，马首衔着马尾，涌入正对城门的一条长街（“南柳街”），还没来得及展开，无数矢石火器就朝着这支密集的队伍铺天盖地砸来，顷刻间死伤一大片。蒙古骑兵无暇旁顾，只好向前冲突，却见一层层密密麻麻的拒马栅，将长街横截为数段，金军士兵挺着长槊，躲在拒马后方，收割那些不幸闯进来的蒙古兵的生命。人喊马嘶之际，金军引燃了布置在长街两侧民居中的火药，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街狭，屋倒，大军（蒙古军）死伤甚重”，只好先退到南顺门附近避火。

原来，就在这两天，完颜天骥、完颜律明和聂希古（三人姓名皆不可考）筹划了一个颇为冒险的防御计划：放一部分蒙古人进外城，再利用城内的地形，打一场巷战。果然，初战告捷。不过，攻入南顺门的这名蒙古千户也十分强硬，长街的火势刚刚弱下去，他就带着剩余的几个百户又冲了上来。双方苦战竟日，金军一方的主将完颜天骥力战而死，完颜律明只好带着残部，退入内城。

十四日，蒙古军集中进攻东子城。他们拆除了东城附近的民屋，搭建了一座与城墙几乎齐平的攻城楼。金军自城中用大砲抛出巨石，将木楼轰得粉碎，蒙古人始终不肯放弃，“随毁随立”，两军死伤均十分惨重，但东城就是攻不下来。

二十三日，蒙古军大举进攻内城，四座子城的守军轮番通过复道输送援兵，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二十八日，双方尝试议和，未果。

二十九日正午，蒙古军向内城发起了最后一轮凶猛的攻势。这次，他们居然懂得用大砲击碎了西承天门楼，又尝试将木料堆积在城下，打算攀登而上，并在木料上浇水，阻止金军火攻。完颜律明让守军制作了几百支火炬，从城头抛掷下去，又“发礌木拒之”。当晚，几十名金军百户军官，冒死偷袭蒙古军在城外的大营，黑暗之中杀伤颇多。此后，蒙古军似乎再未有大动作。

不论第一次中都围攻战的真相如何，到了十月，四方的勤王军队开始陆续抵达。上京留守徒单镒派遣他的副手同知乌古孙兀屯带来了二万援军，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带着三千名善战的乣军（由高琪在泰州招募的迪烈、契丹、塔塔儿、撒勒只兀惕诸部人组成）[参见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在城北通玄门外警戒，中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外城十三门一齐开放，卫绍王亲自犒劳远道而来的勤王之师，免不了又是一番君臣对泣。

与此同时，河北、山西等地的蒙古军也开始北撤，到十一月底，漠南再无“鞑靼”的一兵一卒。不过，九月到十一月间，除了留下围攻和监视中都的那支部队，其他各路蒙古军可没有片刻停歇。术赤等三皇子的右翼军攻略了西京以西的云内、东胜、宣宁、武州、丰州、净州、朔州等地；成吉思汗的大中军和木华黎的左翼军扫荡了西京和中都之间的弘州、昌平、怀来、缙山、密云、永济、抚宁、平州、滦州、清州、沧州等地；哲别一军还自中都绕出，奔袭了辽东的东京。大安三年（1211年）战役的直接结果，用《金史》的话说就是：

四、边风急兮城上寒[出自南朝鲍照：《芜城赋》。]

战争第二年（1212年）的正月初一日，卫绍王下诏，除旧布新，改元“崇庆”。西夏和南宋的贺正使，也如往年一样按时抵达。尽管在射弓宴上，护卫大将军完颜守荣没能为女真人保住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尊严，中都内外的军民，还是抱着劫后余生的欣慰，度过了新年号下的第一个春节。

不料，才过了半年，就在这一年七月，第一场秋雨还未降下，白莲潭（今北京积水潭）、琼花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等处的荷花还没有凋谢，小贩还在沿着大街小巷叫卖新出水的菱芡，北方传来的铁蹄声，便惊破了满城河池上的箫鼓弦歌。

今时不同往日，蒙古军变得更难对付了。

打探情报本是蒙古军的强项。作战之先，敌境“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皆先由蒙古哨马侦查汇报[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第149页。]。大安三年的战争，恰为蒙古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将金朝的半壁江山用马足亲自丈量一遍。大批投靠蒙古阵营的俘虏、冒险家、投机分子和其他一切不满女真统治的人群，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情报源。于是，蒙古人对金朝山西、河北、山东、辽东各处关隘、地势和兵力的了解，远非初入界壕之时可比。

在技术装备方面，战争第一年也让蒙古人收获颇丰。其中最关键的，是桓州等地本是金朝的群牧监牧养战马之地，蒙古军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将以百十万计的监马尽数俘获，实力大振。元人郝经的诗歌《沙陀行》还特意夸耀此事：

此消彼长之下，战争的第二、第三年，金军更是落得处处被动挨打的境地。

崇庆元年（1212年）秋冬的战事，集中在西京和中都周围。八月，蒙古军在密谷口（今山西阳高县西）消灭了金将奥屯襄率领的援军，再攻西京。成吉思汗在指挥作战时为流矢所伤，蒙古军撤回阴山。但是，根据《南迁录》和《大金国志》不太靠谱的记载，这年十一月，中都城遭受了一次较去年更为猛烈的围攻。

十一月初一，蒙古军进攻顺阳门、南顺门和四会门。城楼上的守军将粪便放入沸汤浸泡，再倾倒城下，挡住了蒙古军的几次突击。突然，一名蒙古军官率敢死队，搭云梯从外城北门翻入城墙，“大呼而前”；几乎同时，蒙古军的“黑骑”向各门发起了冲锋，金军在外城布置的防线崩溃。大兴府尹乌陵用章打开苑城洞门，仓皇接应溃军入城。

次日正午，蒙古军又集中攻击连接内城和南边子城的甬道。守将李思安从城上推下滚木、礌石，又用一种“牛鼻砲”轰击敌人，蒙古军死伤惨重。

初六日，蒙古军故伎重施，大肆搜罗民间的木料竹节，堆积在甬道的城墙下，只待与城墙齐平，就可踩着冲上城头。李思安从城内挖地道，直抵竹木堆下方，又连夜准备了一批干木片，涂上硫黄，又缠上碎布条，放入油中浸泡，之后偷偷塞入竹木堆的缝隙中。

初八日正午，蒙古军大举登上竹木堆，又用冲车载着大铁锤轰击城墙。守军点燃了事先布置的引火物，一瞬间，火舌遍地，触者皆焚，“众皆惊走”。蒙古大将命令帐前亲兵手握大刀，向前督战，不许后撤，结果，“焚死者臭不可闻”。

当夜，北风怒号，大雪漫天，真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大雪一连下了五天。

十七日，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内城，金军用强弩从城头往下射。蒙古军死伤惨重，仍然不放弃进攻，又将一尺多宽的大铁铲，削尖另一端，钉入墙砖，脚踏攀登而上。守军则藏在雉堞后，等到敌军一露头，便用“大刀斧斫碎，飞尸以下”。

蒙古军围城大半月，“百计攻城，不能克”，只好于二十五日黯然撤退。[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11—312页。]

中都又逃过一劫。

战争转眼便进入了第三年（崇庆二年，1213年，当年五月改元“至宁”）。这年初春，卫绍王派了一名宦官，巡视蒙古大军蹂躏过的国土，为战乱中丧生的士兵和百姓“分设鱼肉酒炙，招魂，奠酹”，宣读御制祭文。卫绍王在祭文中深自痛责：

这篇祭文在各处市集和通衢张贴，往来民众听到识字的人高声诵读，想起各家各户都有亲人在战争中惨死、被掳或失散，无不驻足，失声痛哭。[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13页。]

然而，蒙古人的战争机器，简直和季节变换或天体运行同一精确而不可逆：秋七月，成吉思汗大军依然如期而至，再次夺取宣德府和德兴府。八月，蒙古军进至妫川（今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沙城镇），击溃完颜纲与术虎高琪的部队，金军“僵尸四十余里”，蒙古军乘胜追杀至居庸关北口。

这次，蒙古军无法像大安三年（1211年）那样轻取居庸关。居庸关有南北两个关口，相距四十里，其间有两山夹峙，中有一线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薄暮中眺望居庸关北口的蒙古军发现，从眼前直到关门，百余里内密密麻麻布满了经典的反骑兵设施铁蒺藜，难以前行。金军多少汲取了上一次战争的教训，不但重兵把守，甚至用熔化的铁汁，将关门浇铸得密不透风。不难想见，除非马生双翼，蒙古人断不能一夜飞渡“峻崖纾白日，叠嶂逼苍穹”的居庸天险。

金军虽然谨慎，却大大低估了前面说的蒙古军打探情报的能力和机动性。太行山脉号称“天下脊”，东西阻障，但是，穿过太行山往来山西、河北的孔道，可不止居庸关守护的“军都陉”这一条，而是至少有八条，统称“太行八陉”，均是东西向的横谷。北段的四陉——军都陉、飞狐陉、蒲阴陉和井陉，都能够作为直接或迂回进攻中都的通道。

其中，飞狐陉从河北蔚县至河北涞源县，蒲阴陉从涞源县至河北易县。东距易县八十里、西南距涞源县约百里的紫荆关，就横亘在蒲阴陉上。明末地理学家顾祖禹评论：居庸、紫荆两关都是京师的咽喉要地，通常认为居庸比紫荆更为重要，其实，“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这一点，对当时的蒙古军来说，已不算什么秘密。

成吉思汗留下客台、薄察率军牵制居庸关北口的守军，自率主力沿着桑干河西行，取道蔚州（今河北张家口市蔚县）、广灵（今山西大同市广灵县）、灵丘（今山西大同市灵丘县），直入紫荆关。金军尚未反应过来，蒙古大军已冲入平原，在五回岭大败金军，攻占涿、易二州（今河北保定市涿州市、易县）。与此同时，哲别一军从间路迂回居庸关南口。南口一失陷，守卫北口的契丹将领当即向客台、薄察献出北口。三路蒙古军会师于中都近郊。

至此，在同蒙古的战争中，金朝可谓“野战则全军俱殃，城守则阖郡被屠”（御史陈规语），一片黑暗，看不见丝毫曙光。如今，三路蒙古军又会师中都近郊。局势如是，压力如是，足以让每一个面对它的人陷入疯狂。

果然，九重宫禁之中，陡生变故，一场奇祸降临到金朝皇帝卫绍王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