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卫绍王画像

大金王朝的第七位皇帝，卫绍王完颜永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

首先他是金章宗完颜璟的继承人。在当时，甚至在金朝覆亡多年后，许多知识精英仍然觉得，章宗时代是一个令人缅怀的辉煌盛世。翰林赵秉文从金朝的国际威望来总结这个时代：“孽宋（南宋）增币以乞盟，阻卜（蒙古）革心而效顺。西服银夏（西夏），东抚辰韩（高丽），岁时相望，琛赆入贡，由是蒸为瑞气，散为祥风……”[赵秉文：《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可是，这样一座国运巅峰，对继金章宗而坐上皇位的卫绍王来说，更多意味着浓重的阴影和沉重的负担。

金章宗在弥留之际选中自己的叔叔，金世宗第七子卫绍王永济，不是因为永济足够优秀，配得上这偌大一份遗产，而是另有缘故。

章宗风光一世，或许还能流芳千古。遗憾的是，在他咽气前，一个存活的子嗣都没有。雪上加霜的是，金章宗生前对和父亲（已故的金世宗太子允恭）同辈的几位叔叔十分猜忌，凡是显露些野心和才能的，如郑王永蹈、镐王永中，无不酿成大案被赐死。剩下两三人，不是耄耋昏聩，就是疲软懦弱。

史书中保存了不少对卫绍王性格的评骘。南宋那边，传闻他“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贤”，这是最客气的[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14页。]。元人修的《金史·卫绍王本纪》，很可能杂糅了亡金文人和元朝史官的看法，一面说他仪表堂堂，“天资俭约，不好华饰”，一面又说他“柔弱，鲜智能”，虽是永蹈的同母弟，却看着人畜无害，才苟全性命，与疑心重重的章宗相安无事。当然，最为直截了当的评价，来自同时代人成吉思汗——听到永济即位的消息，成吉思汗出口便骂：“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

看完这些评价，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暂且不去深究这张脸谱，是大智若愚，是忍辱负重，还是本色当行。弥留之际的金章宗和他宠信的元妃李师儿等人，捧出这个老好人成为九五之尊，是有特殊考虑的——当时，金章宗的两个妃子贾氏和范氏已有身孕。金章宗虽然对外宣称，传位卫绍王，是本着太祖皇帝“传授至公”之意，却在遗诏中给新皇帝安排下了一道紧箍咒：“今朕之内人，见有娠者两位，已诏皇帝：如其中有男，当立为储贰，如皆是男子，择可立者立之。[《金史·完颜匡传》。]”这份政治遗嘱的两大执行人，李元妃，还有章宗幼年的老师兼重臣完颜匡，负责确保柔弱的卫绍王不负所托，将来章宗的遗腹子顺利继位。

虽然卫绍王才具平庸，权力的加持和诱惑，有时却能给人壮胆。很快，他就利用完颜匡和李元妃的矛盾，让范氏莫名其妙“胎气有损”“胎形已失”，只好落发为尼；又诬陷贾氏诈称怀孕，实与李元妃勾结，妄图偷梁换柱，让李家儿冒充皇嗣。李元妃势力遭到铲除没几个月，大安元年（1209年）十二月，完颜匡居然病死了，只留下卫绍王孤身一人，心惊胆战地看守着这个由盛转衰的王朝。

以金朝当时的状况，国内出点问题，比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天灾人祸，凭借传统社会的惯性、官僚体系和基层制度的缓冲，多少还能够架漏过时，牵补度日。然而，谁能料想，三十多年前“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子外无鞭子”的落魄青年铁木真[《元朝秘史》第78节。]，不久前还四分五裂、自寻干戈的漠北草原，这两者的奇妙结合，竟然迸发出最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能量？

对当时东亚世界的一切政权，尤其对金朝而言，蒙古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付这样复杂微妙的国际政治形势，中材之主都不行，非雄才大略不办。不过，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卫绍王无非证明了，时代急需的英主，恰在此时此刻出现于金朝皇室的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

南宋传言，卫绍王颇有先见之明，屡屡谋划在成吉思汗羽翼丰满之前消除隐患。金章宗在世时，卫绍王奉命前往净州接受蒙古入贡，目睹当时的铁木真“桀骜不逊”，就想禀告章宗除掉他，因章宗病逝而未果。不久，蒙古又来入贡，卫绍王埋伏下重兵，打算袭杀成吉思汗，再率大军深入沙漠，又因内部有人告密而失败。[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2页。]

这些记载显然不大靠得住。

因为，就在成吉思汗为消除南下的牵掣，屡屡攻打西夏，西夏主向宗主国金朝紧急求援之际，卫绍王还毫不在意唇亡齿寒的危险，扬言：“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十。]结果，西夏转投蒙古，与金朝反目成仇，打了十余年的边境战争，弄得“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替蒙古人省了不少力气[《金史·西夏传》。]。蒙古大举南下之初，宰相徒单镒劝说卫绍王收缩防线，将桓、昌、抚三州军民迁入内地，卫绍王舍不得，觉得是平白无故“自蹙境土”，不听。徒单镒又劝说他外派中央大臣，在东京设置行省，防备蒙古进攻，卫绍王又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徒摇人心”，不听。这些判断无异于掩耳盗铃，后果严重[《金史·徒单镒传》。]。还有记载表明，战事最吃紧的时候，卫绍王只知道成天斋戒吃素，“焚香告天”，哀叹为何偏偏到自己当皇帝的时候，就遇上蒙古南侵这样的倒霉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14页。]

可见，卫绍王倒是颇为忠实于别人给他设定的角色，最在乎的，莫过于守住继承来的那几分田几间屋，唯求做一世太平天子。这么一个毫无战略眼光和政治魄力的君主，竭力推动金世宗祖孙如臂使指的国家暴力机器，应对蒙古南下这样的剧变，别人说他是“力不逮心”，确实没错。

马基雅维利一再警告，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受人爱戴和畏惧，至少必须避免受人轻蔑和憎恨。卫绍王不仅遭到外敌成吉思汗的轻蔑，还遭到自己臣民的轻蔑。他就好比一个懵懂孩童，想要嗾使一群桀骜难驯的看家犬对付草原来的饿狼，怎能不遭受反噬？

这群“看家犬”当中最危险的一头，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时人贬称其“虎贼”。

二、通玄门之变

纥石烈胡沙虎，又名纥石烈执中，属于家世悠久的女真贵族，先祖是完颜部称雄前的纥石烈部的首领。胡沙虎的政治资历，最重要的一笔，就是出身于金世宗的太子、金章宗之父允恭（显宗）的护卫。他的汉名“执中”，大概也是精通汉文化的允恭赐给他的，因为“胡沙虎”（hušahu），女真语的意思是鸱鸮，俗称猫头鹰，在汉文化中是一种不祥的恶鸟。“执中”则出自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宋明儒学传统中，这十六字被尊为尧舜的道统心传。“允执厥中”，大概是想提醒胡沙虎，遇事切勿过激，循中道而行。

这个名字，确实非常对症胡沙虎的一贯作风，那就是“凶悍鸷横”。[刘祁：《归潜志》，第114页。]

金章宗即位不久，胡沙虎的狠傲本性就暴露无遗。明昌四年（1193年），胡沙虎出京公干，因为迎候的官员迟到片刻，给他准备的酒味道又不够醇，他便大打出手，被罚杖打五十。后来，他在知大兴府事任上也是劣迹斑斑。御史中丞孟铸历数其罪状：“雄州诈认马”、“平州冒支俸”、“破魏廷实家”（还掘人祖坟）、“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殴詈同僚”，等等。

不过，金章宗一贯包庇显宗旧臣，胡沙虎又善于讨好皇帝身边的亲信。皇帝屡屡接到弹章，颇不耐烦地说：汝辈难道无他事可做，为何专盯住胡沙虎一个人？这厮是个粗人，“止是跋扈耳！”孟铸反驳：“明君在上，怎么能纵容跋扈之臣！”金章宗只好把他调到武卫军任职，暂避风头。[《金史·纥石烈执中传》；刘祁：《归潜志》，第114页。]

蒙古南下之后，胡沙虎因有些戎马功劳，得到卫绍王的重用。前面说过，大安三年（1211年）秋，他作为西京留守，先率军弃城，大败于翠屏口，后逃到蔚州，一路强征官私马匹，私入紫荆关，杖杀涞水县令，终于逃回中都。崇庆元年（1212年）春，胡沙虎率军屯驻妫川，敌人还未现身，他就请求移驻关内，暂避锋芒。尽管如此，胡沙虎仍然屡得起用，愈加桀骜难制。至宁元年（1213年）春夏之交，卫绍王又任命胡沙虎为权右副元帅[金前中期，元帅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成员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元帅左右监军，元帅左右都监等。海陵王改元帅府为枢密院，此后枢密院一直是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元帅府则在战时设立。金后期又多设行元帅府、行枢密院、行尚书省作为临时性的派出军事机构，元帅头衔也出现滥授。参见王曾瑜：《金朝军制》。]，悬带金牌，率领五千武卫军，在中都城北面驻防。

手里又有了军队，胡沙虎居然萌生了废立君主的念头，与党羽完颜丑奴（文绣局直长）、蒲察六斤（提控宿直将军）、乌古论夺剌（武卫军钤辖）密谋作乱。

就在这年秋天，蒙古军第三度大举南下，完颜纲、术虎高琪兵败妫川，蒙古军直抵居庸，迂回紫荆。卫绍王急得五内俱焚，连夜派特使前往胡沙虎军中，敦促他收敛起纨绔子弟那一套，并斥责他“专务驰猎，不恤军事”。特使口传圣旨的时候，胡沙虎居然背过身，漫不经心地逗弄他驯养的鹞鹰。

当年金章宗猜忌卫绍王等人，特地指派了王傅、府尉之类的官，监督钳制，“苛问严密，门户出入皆有籍”，实在可怜，怎能比得上当时就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胡沙虎？如今，这么一个庸夫却敢在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当面让自己下不来台。一念及此，胡沙虎怒火中烧，双目圆睁，大吼一声，抓起鹞鹰狠狠摔在地上，羽血飞溅，吓得特使生生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金史·纥石烈执中传》。]

此事过后，君臣不共戴天之势已无可挽回。[以下关于胡沙虎兵变的描述，以《金史·纥石烈执中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的相关记载为主，以《金史·卫绍王本纪》《归潜志》及《金史》其他列传的记载为辅助参考。关于这几种史料的史源关系，参见曾震宇：《论南宋史籍有关金卫绍王“遇害”诸记载》。]

胡沙虎脾气火爆，却不是愚鲁之辈，心知皇帝不比他家里养的鹞鹰，能轻松玩弄于股掌之上。要谋反，至少得有个足以耸动人心的旗号，还得有恰当的时机。当时，卫绍王的心腹徒单南平（知大兴府事）和其子徒单没烈（驸马都尉、刑部侍郎）把持朝政。中都危急，卫绍王不得不大行赏赉，激励军前将士效命[《金史·卫绍王本纪》。]。南平父子迎合卫绍王的悭吝心理，对该发的赏赐随便打折扣，军中怨声载道[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3页。]。胡沙虎趁机编造了一个南平父子谋反，自己要“清君侧”的借口。

八月二十日（戊子），胡沙虎的五千武卫军接到调令，准备从中都开拔，迎击来犯的蒙古军。胡沙虎心里雪亮，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到了。

此时，尚书左丞完颜纲已率数万大军先行北上，京城守备空虚。或许是天意，从二十日拂晓开始，一场大雾自中都城的上空降下，雾气的颜色呈妖异的“苍黑”色，浓郁得一两步开外就看不清东西（“跂步无所见”）。

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雾，锁住京城足足四五天，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间（辰、巳）才渐渐消散。[《金史·五行志》，又见《金史·卫绍王本纪》。]

胡沙虎动手的时间，是二十三日夜幕降临、雾色深沉之时。

距离胡沙虎的武卫军大营不远，有另一支驻防城北的军队，由治中福海掌握。福海是徒单南平的亲家，于是，这支军队就成了胡沙虎的肘腋之患。二十三日夜，胡沙虎派一名得力亲信，前往福海的营地，神神秘秘，欲言又止，表示虎将军在营中设宴，有军情大事要同他商议。福海浑然不知大难将至，只身赴宴，刚入牙门就遭到拘禁。

二十三日午夜刚过，胡沙虎下令武卫军和福海军在城北操场紧急集合，当众宣读了一份伪造的圣旨，扬言圣主要诛杀南平父子，随后调发两军，兵分三路，在夜雾掩护下，直扑中都外城。

胡沙虎害怕拱卫皇城的侍卫亲军察觉城外有大军调动的响动，派兵出城查探。于是，他先派了一名骑兵，伪装成从居庸关前线回来的通信兵，跑到东华门大喊：“鞑军（蒙古军）至北关，已接战矣！”这名骑兵才绝尘而去，另一名骑兵拍马继至，喊了同一番话。宫城内外军民尚睡意蒙眬，慌乱间，没人分辨得清究竟是敌袭还是内乱。

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左右，胡沙虎率叛军主力部队，从通玄门（外城北门）斩关冲入中都，其他叛军从彰义门（外城西北门）陆续闯入。顺利拿下外城和皇城，胡沙虎愈加得意。他驻马东华门外，传唤徒单南平和徒单没烈。

南平带了几名随从，冒着雾气匆匆赶来，影影绰绰瞥见对面的胡沙虎甲士环绕，兵刃皆外露，心知不妙，还没来得及搭话，胡沙虎便跃马挺枪，径直将南平刺落马下。胡沙虎的帮凶、侍卫亲军大将徒单金寿上前割下南平的首级。接着，胡沙虎又指使自己的武卫军部下乌古论夺剌砍死了徒单没烈。[《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记载胡沙虎手刃南平之处，在“广阳门西富义坊”。不过，此地在中都南城，与胡沙虎的活动路线似乎有些龃龉，暂不取。]

这时，卫绍王才得知外面发生了兵变，下令护卫火速紧闭宫城各门。东华门是进出宫城的主要通道。屯驻在宫城外的侍卫亲军纷纷赶来东华门护驾。徒单金寿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晓谕来者：“吾等只为诛杀乱臣贼子，并无叛乱之意！”

侍卫亲军得悉南平父子惨死，又忌惮胡沙虎的疯狂，噤若寒蝉，“无敢动者”。见势不妙，卫绍王草草写就一封悬赏诏书，让人从东华门城楼上掷下：凡能杀胡沙虎者，可从一介草民，直升大兴府尹，世袭千户。然而，满城军民，无一人敢应募。

卫绍王的重臣，右丞相徒单镒在家养病，听见宅外乱成一团，都说北城的武卫军暴动了。他唤来马夫，有心去宰相衙门坐镇。还没有走到巷子口，有人一把扯住他说：“省府相幕（皇城南，宣阳门内），皆以军士守之，不可入矣！”很快，叛军开始在各处坊巷搜捕政敌。徒单镒犹豫片刻，还是决定躲在家里，观望形势。[《金史·徒单镒传》。]

后来，有人回忆当天的情形，感叹：胡沙虎发难的时候，中都城内的“百僚、将士，无敢谁何！”[《金史·完颜从坦传》。]

三、巨人卫队死战

此时此刻，居然还有人敢站出来，当真不可思议。

符宝祗侯完颜鄯阳，加上护卫十人长完颜石古乃，带着手下五百余士兵（番号“大汉军”，屯驻天王寺）匆匆赶到，于众军皆作壁上观之际，与叛军大战于东华门前，无一人生还，“流血满地”。

在这个戏剧性时刻，忽然冒出来的“大汉军”，究竟是什么军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都是一个动人的谜团。

近侍和护卫能调动“大汉军”，说明它似乎隶属侍卫亲军体系，但在金军编制记载中，这支部队又无史可征。南宋人记得，当年海陵王完颜亮的南侵大军中，有一支“大汉军”[脱脱等撰：《宋史·李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辛弃疾认为，这是从中原强行征发来的军队[辛弃疾：《美芹十论·审势》。原文为：“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怨愤所积，其心不一。”这似乎是一支被迫从军、不满女真统治的军队，可能只是辛弃疾的推测。]。番号如此，因为成员多是汉人。然而，“大金”王朝治下，“大汉”“大契丹”，都涉嫌违碍。区别于女真人的汉人军队，应称“汉儿军”，并非“大汉军”。[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403页。书中提到右副点检耶律执中，兼管“汉儿军”或“汉卫军”。]

倒是《南村辍耕录》提到，元朝有一种镇殿将军，专门招募“身躯长大异常者”充任，配上量身定制的衣甲兵器，光凭气势就能唬住一大拨人，也称“大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第19页。]。这个说法有待证实，但至少显示，“大汉”当时有另一种解释，同今天一样，指身材魁伟异常的人。记载胡沙虎政变的南宋史料，称“大汉军”的完整番号为“关西大汉军”[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3页。]。如非讹传，“大汉”的称谓或许与关西人身材颇为高大不无关系。[宋元时期最著名的相关记载，是俞文豹《吹剑录》戏说苏轼豪放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这样一来，“大汉军”很可能是完颜亮异想天开的遗作，类似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精心打造的波茨坦近卫军团。该军团士兵平均身高一米九以上，俗称“长人队”（Lange Kerls）、“巨人卫队”（Riesengarde）。[参见Rolf Fuhrmann：Die Langen Kerls-Die preussische Riesengarde 1675/1713-1806.“巨人卫队”的军服、装备和薪水，是普鲁士常规部队的四倍以上，极其昂贵。《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朝廷为镇殿将军专门调拨装备和月给，称为“大汉衣粮”。]

事实或许就是如此。

这五百余名人高马大、长相凶悍的巨人，人数虽少，在东华门前排开，仿佛一堵铜墙铁壁，不怒自威，依然给叛军造成了相当的心理压力。《金史》记载，眼看手下的武卫军有些畏畏缩缩，胡沙虎扯开嗓子喊：“大汉军反矣！杀一人者，赏银一锭（五十两）！”人数众多的叛军一窝蜂扑上去，“杀五百人殆尽”。[《金史·忠义传》。]

大汉军的统帅完颜鄯阳，正是胡沙虎兵变前首先拿下的福海的儿子。胡沙虎见鄯阳在东华门前骁勇无比，己方人数虽多，一时却占不了上风，便将福海推到阵前，命他劝降。鄯阳听见远处传来父亲苍老的声音，却望不到父亲的身影，于是大喊了一声，更像是在鼓励周围浴血奋战的同袍：“胡沙虎老贼，欲反朝廷，何谓降之！”此后，他便义无反顾，继续苦战，“自旦至午，手杀数十人，身中数矢而死。”[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3页。]

正午过后，宫城外面喊杀声渐息，叛军好不容易消灭了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冲到了东华门下。

胡沙虎不打算与宫中执勤的护卫正面冲突，他自己就是护卫出身，深知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所以，一开始，他希望劝降当天轮值的侍卫亲军军官百户冬儿、五十户蒲察六斤。可是，派人喊话半天，却不见回应。胡沙虎又向二人开出了世袭千户、三品职官的价码，依然毫无动静。看来，对于在这场兵变中如何选边站队，侍卫亲军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无奈，胡沙虎只好接着朝徒单渭河喊话。徒单渭河任职殿前都点检，是侍卫亲军和御前护卫两支卫队的总长。不一会儿，徒单渭河从墙头垂下绳索，爬了下来，投靠了叛军。接着，胡沙虎命人将柴火堆积在东华门下，威胁要纵火，又推出云梯，准备强行登城。

在徒单渭河的劝诱下，少数摇摆不定的亲军和护卫终于抽刀斩关，大开宫门[《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记载，开门投降的有“护卫斜烈、乞儿，亲军春山”等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开门者是“守门将军合住”。]。胡沙虎率军冲入大内，卫绍王身边剩下的护卫见大势已去，顷刻之间散得一干二净。胡沙虎留下部分党羽，将卫绍王软禁在大安殿中，自己占据了大兴府尹的官邸，宣布自己为“监国都元帅”，等于“武装部队总司令兼临时政府首脑”，大肆赏赐兵变中立功的金寿、夺剌等人。当夜，叛党在府中摆酒席，召乐妓，欢歌宴舞，通宵达旦。

翌日（二十五日），胡沙虎带人气势汹汹直奔大安殿而来。卫绍王远远望见胡沙虎，就迫不及待喊道：“圣主令臣何往？”看来，叛军到底有没有拥立新“圣主”，“圣主”又是哪位，卫绍王显然已经不在乎了。三年来，头上这顶沉重的皇冠，早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连身体衰老的速度都明显加快：这便宜天子，不当也罢，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足矣。

胡沙虎轻蔑一笑：“送你回原来的王府！”

卫绍王心下大宽，连忙跑入后宫，拉着皇后一起走。皇后不肯，告诉他：“出宫必死！”双方正争执，胡沙虎等得不耐烦了，干脆命令手下将帝、后二人绑至卫王府，加派武卫军二百人，将王府团团围住。

眼看动乱和流血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徒单镒出来劝胡沙虎：大位不可虚悬，翼王完颜珣（本名吾睹补），乃金章宗皇帝的兄长、金世宗太子允恭的长子，众望所归，“元帅决策立之，万世之功也！”其实，徒单镒还有一句潜台词：你就凭少数嫡系，虽然逞凶一时，挟制宫城，终难完全服众，见好就收吧！胡沙虎当下大悟，点头允诺。

当时，完颜珣正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任职，只有他的长子完颜守忠（后谥庄献太子）留在中都。于是，胡沙虎暂用皇太子的仪仗，将守忠送入东宫，表示大位已有所归，又命令奉御完颜忽失来等三人，护卫蒲鲜班底、完颜丑奴等十人，前往彰德府迎接宣宗。

八月二十六日夜间，卫绍王死在了胡沙虎派遣的宦官李思忠手下。

九月七日，完颜珣进入中都，在大安殿即位，这就是金宣宗。

翻开《金史·五行志》，从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开始，对地震、巨响、火灾、大旱、狂风、妖人的记载，连篇累牍，几乎未曾断过。据说，卫绍王被害当日，渤海湾的海水忽然就不再每日涨潮了。设在宝坻县（今天津宝坻）负责煎煮海盐的盐司急了，担心规定的盐课完不成，千方百计祈祷海神，就是不见半点成效。不过，就在完颜珣即位那天，海水居然又恢复了涨潮。对于卫绍王时期“亡征已见”的大金王朝[《金史·哀宗本纪》。]，这或许算得上一丝曙光。

正是在完颜珣大约十年的统治期（1213—1223年）内，金朝的国运遇到了最后的两次决定生死的转折机会。

四、从彰德来的人

八月底，完颜珣的马车从相州（彰德府治）城北的朝京门驶出。由此去中都，路上大概要花十天左右的时间。

完颜珣在彰德府待了近二十年，对这个地方多少有些眷恋之情。不久前，他在城内一处故园里的竹子，竟然结出了白色小花，史书记载，形似“鹭鸶藤”，也就是忍冬，似乎是个吉兆[《金史·五行志》。]。完颜珣绝不会想到，没过多久，他就要匆匆南下，途经此地。不过，那次是要将避难的朝廷，迁到更靠南的南京开封府。

相州城，是黄河以北的一个交通要会，人烟稠密，市井繁华。往来商旅都记得，城里有两处售卖佳酿的大酒楼，一座名为“康乐楼”，一座名为“月白风清”，还有一条叫作秦楼街的商业街。此处地近古代的邺城，先后是曹魏、后赵、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所以，从相州北行，渡过漳河，便可看到众多遗迹。其中一座绵延十几里、气象雄壮的废墟，相传是魏武帝曹操的讲武城。讲武城的南边有一片起伏的丘陵，相传是曹操畏惧后人盗墓而布下的七十二座疑冢[关于彰德府风貌和北上行程的描述，见于南宋使臣的旅行记录，如楼钥《北行日录》、周煇《北辕录》、程卓《使金录》等。参见陈学霖：《楼钥使金所见之华北城镇——〈北行日录〉史料举隅》。]。即将成为天下新主的完颜珣，目睹此景，抚今怀古，所思为何？

胡沙虎率领京城文武百官奉上的这袭黄袍，他本来可以拒绝。

首先，如今的大金不比他祖父金世宗的全盛时期，可谓外有虎，内有狼。替这个行将没落的政权宵衣旰食，显然不是一件惬意的工作。再说，他身处河南，远离叛军的兵刃，又不受胁迫。何况，蒙古叩关之际，走出险峻的城池，踏上平坦的官道，实属冒险之举——谁敢保证，望见燕京宫阙之前，“准皇帝”一行不会被突如其来的鞑靼游骑一网打尽？尽管有这些顾虑，这个允诺，完颜珣给得心甘情愿。

韦伯（Max Weber）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告诫打算从政的人：切勿追逐权力表面的光晕，而要看清权力的实质。不过，权力的光晕，就像菩提树下诱惑佛陀的魔王，幻化出千万种形象，其中总有一种令人迷醉，无法自拔。皇位的诱惑力，对完颜珣也是如此。

完颜珣和金章宗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均系金世宗早逝的太子允恭所出。不同的是，完颜珣虽是长子，母亲只是一名侧妃。相反，金章宗是正妃所生，允恭嫡子，世宗嫡孙，预定的皇位接班人，一路走来光芒炫目。二人的成长经历，从出生开始就有霄壤之别。不过，在女真人当中，嫡庶有别的观念，不如在汉人心中那么根深蒂固。比如，弑杀金熙宗的完颜亮就认为：熙宗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嫡孙，自己的父亲（宗干）却是太祖长子，“己亦太祖孙”，所以有觊觎皇位的权利[《金史·海陵庶人本纪》。]。同理，完颜珣是允恭长子，自幼“美风姿，好学，善谈论”，诗写得也不错，各方面都不逊色于弟弟，凭什么幼年就永远失去了问鼎九五的希望？凭什么王叔永济这样的庸碌之徒也能一朝称帝？

在长子完颜珣的心底，必定有一分强烈的自我期许，化作对权力的欲望，成为长期困扰、折磨他的心结。所以才有人评论，完颜珣“少多符瑞，尝窃自负”[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51页。]。只有如此，他才会在登基第二天就对宰相班子强调：“事有规画者皆即规画，悉依世宗所行行之。[《金史·纥石烈执中传》《金史·宣宗本纪》。]”这是摆出一副绍述“小尧舜”，同金章宗时代以及“后章宗时代”（卫绍王时代）划清界线的架势。

完颜珣刚过知天命之年（五十一岁）。我们后面会看到，他是一个坚韧、缜密、控制欲极强的人。后来，一人兼管天下的“万机之众、钱谷之冗”“躬亲细务”“夙夜不遑”，成为他的主政特色。应付国内的乱局和外敌的威胁，他起初也颇为自信。

九月七日，京城文武翘首以盼的完颜珣，平安抵达中都，成为大金王朝的第八位皇帝，仅存续了三个多月的“至宁”元年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贞祐”元年（1213年九月十五日开始）。不过，在直面长驱而入的蒙古大军之前，完颜珣（此后我们只称他为金宣宗）至少有两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要处理。

对这两件大事的处理，无一不揭示出金宣宗内心复杂的矛盾和挣扎。

先说第一件，如何妥善安置先帝卫绍王的身后事。

对这位永济皇叔，金宣宗尽管有些瞧不上眼，却并没有特殊的恶感。登基大典举行三天后，金宣宗亲自前往卫王府吊唁。主持丧礼的官员提醒说，根据旧礼，皇帝可以在设好的座位上从容致哀。宣宗当即命人撤去座位，“伏哭尽哀”。眼见同是世宗血胤的叔叔惨死，宣宗心里大概生出了几分怜悯，何况，这也是他收揽天下人心的一个姿态。出了王府大门，宣宗吩咐下去：以礼改葬[《金史·宣宗本纪》。]。这样，金宣宗也算表面上尽了做侄子的一点心意。

可是，有人不乐意了。政变的主角——纥石烈胡沙虎，如今已是泽王、太师、尚书令（尚书省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兼都元帅，他再三上奏，要求将卫绍王“废为庶人”，以示自己称兵犯阙，乃是出于公心和大义。此举也有完颜亮的先例。完颜亮在伐宋中途被乱军杀死后，金世宗先将他的封号降为郡王，后又废为“海陵庶人”。

九月二十三日，金宣宗在仁政殿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文武百官共计三百余人列席。胡沙虎坚持自己的意见，然而附和者寥寥。大部分官员都面面相觑，不敢明确站队。只有一个小文官田廷芳站出来说：“海陵王荒淫暴虐，先皇帝却素无失德，削除尊号不合于礼！”以户部尚书武都为首的二十多人纷纷赞同，太子太保张行简还举出了西汉昌邑王刘贺等人的典故。于是，反对将先帝废为平民的阵营又多出十余人：侍御史完颜讹出等人建议，降为原来的卫王封号。

在权力意志和主流舆论之间，金宣宗左右为难，只好宣布：真理既不在少数人手上，也不在多数人手上。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问路，“百人曰：东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究竟是向东走，还是向西走？怎么能按照十人、百人的数量来定是非呢？最后说了句：“朕徐思之。”

金宣宗即位后的第一次大朝议，至此草草散场。

过了几天，折中的旨意出来了，将先帝降为“东海郡侯”，为金章宗两个冤死的妃子李氏（李元妃）、贾氏平反。贞祐四年（1216年），“东海郡侯”才得以复封为“卫绍王”。[《金史·宣宗本纪》。]

五、宣宗当国

金宣宗必须妥善处置的第二件大事，自然是如何面对“弑君功臣”纥石烈胡沙虎。

对于胡沙虎，金宣宗的感情比对死去的皇叔复杂微妙得多，可以说，是既爱又恨。

爱他，自然是因为他援立有功。先帝卫绍王有皇子六人，其中胙王从恪，早在大安二年（1210年）秋天就被立为皇太子。按常理，如果没有这场血腥政变和胡沙虎的拥戴，金宣宗再怎么“尝窃自负”，也只能在彰德故园里顾影自怜，中都的皇位是传不到他手上的。因此，金宣宗应该对胡沙虎心存感激，即位后回报以各种荣衔，对其种种作为也有意回护。

恨他，自然是因为胡沙虎手上沾染了完颜君主的鲜血。由弑君者拥戴继位，注定了金宣宗不具备完美的政治合法性。在有心理洁癖的人看来，仿佛白璧微瑕，越看越觉得恶心。且不说遥远的历史，祖父金世宗就幸运得多：前皇帝完颜亮不但形象足够邪恶，又死在乱军之中，拥戴他即位的人同前线弑君的叛军也素无瓜葛。待世宗即位，便可从容处置海陵余党和叛军将领。相反，如今胡沙虎远道送来，自己又无法拒绝的黄袍上，有擦拭不去的污点。想起此事，金宣宗实在恼火。

为君臣关系火上浇油的，是胡沙虎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的跋扈态度。

胡沙虎之流，如同扑向灯火的飞蛾——距离权力中心越近，越加速他的灭亡。嚣张跋扈惯了，如今废立君主，身受王封，手握军政大权，子弟布满朝堂，戴蝉珥貂，又岂会收敛？九月十一日，登基大典后的第四天，金宣宗在仁政殿举行朝会，胡沙虎随侍。史书说，金宣宗为示礼遇，命人给“相王”（宰相、泽王）赐座，胡沙虎居然也不“谢恩”，昂首挺胸，“就座不辞”。[《金史·纥石烈执中传》。]

九月下旬，蒙古大军的前哨在中都以南出没，到了霸州（今河北霸州）东面的高桥淀。这个信号可不太妙，说明敌人似乎成功迂回了居庸关。尚书省的主官（丞相、参政）紧急求见金宣宗，汇报军情。宣宗心中不安，派亲信询问胡沙虎，胡沙虎也不详细回奏，大大咧咧回复：“计画已定矣！”转身就斥责尚书省：“吾为尚书令，有事怎可不先同我商议，却草率上奏？”[《金史·纥石烈执中传》。]

凡自视甚高的君主，最容不得臣下挑衅自己敏感的自尊；凡控制欲强的君主，最容不得臣下有阻绝天听、“浮云障日”（陆贾《新语·慎微篇》）的僭妄。胡沙虎的上述举动，显然触犯了金宣宗的逆鳞。

于是，金宣宗表面上隐忍不发，暗中却考虑摆脱这个随时可能失控的危险角色。他明白，在胡沙虎之难中不敢效忠卫绍王的那些京城文武，又怎会为自己抛头颅洒热血？在他心中，这群人早就被划入了有待考查或不值得信任的另册。于是，新皇帝选择了仰仗身边的近侍。近侍局提点庆山奴、副使惟弼、奉御惟康等人开始密谋除掉胡沙虎。

专制皇权依靠另一股依附势力来清除它自己产生的毒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常态。金宣宗用近侍，不过是故技重施。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更有名的“跋扈将军”，东汉的外戚、大将军梁冀，就被汉桓帝借助五个心腹宦官（后称“五侯”）铲除。不过，眼见胡沙虎免不了要步梁大将军的后尘，又一起突发事件，竟然以一种荒谬的方式，化解了金宣宗一个多月来的痛苦纠结。

这个无意中为君分忧的人，就是前面出现过的术虎高琪。

术虎高琪的履历和胡沙虎十分相似。他也出身护卫（金世宗时期），也曾在武卫军中任职，在同南宋的战争中颇有建树。中都首次遭受围攻后，率领三千名乣军赶来，驻守通玄门外的就是他。此时，高琪已升任元帅右监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衔）。

前面说到，贞祐元年（1213年）闰九月，蒙古军已攻陷涿、易二州，北上进逼中都。胡沙虎拼凑了中都周边的军队，打算与蒙古军展开决战。高琪的乣军也奉命调回中都。史书说，他运气不佳，与蒙古军“每出战辄败”。胡沙虎十分愤怒，冲高琪吼道：“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金史·术虎高琪传》。]

这一句多半是无心之言的威胁，注定了胡沙虎的命运。

十月十五日，术虎高琪提兵与蒙古军大战，又一败涂地。日落后，高琪撤回中都，害怕胡沙虎施行军法的屠刀，又隐约听闻宫中早就不满胡沙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乣军残部，披甲持刀，连夜将胡沙虎的官邸围得铁桶一般。

胡沙虎的结局，流传有两个非常不同的版本。

第一种说法是，胡沙虎正在宅中，听到门外哗变，连忙抓过弓箭，搭矢外射，架不住势单力孤，只好退到后院，打算逾墙逃命。大概他穿着睡袍，行动不利索，衣服被什么绊住了，从墙头跌落，受了重伤。乣军士兵一拥而上，将他砍死。[《金史·纥石烈执中传》。]

第二种说法是，当时胡沙虎在内堂洗脚，抬头猛然见到冲进来的士兵，大惊失色，光着脚逃入卧室，还是被高琪的手下拖出来斩杀。[刘祁：《归潜志》，第115页。]

不管怎样，金宣宗的心腹大患消失了，高琪拎着胡沙虎的首级，跪在应天门外请罪。金宣宗当即赦免高琪，先后拜为左副元帅、平章政事。十月三十日，金宣宗还专门下诏解释，让臣民不要胡乱猜疑，诛杀虎贼，其实是出自忠心耿耿的近侍局的动议，辗转传达，最终交由高琪执行：

这份诏书的意义非同小可——从这一天开始，“近侍局”，这个特殊的皇家机构，从御座背后的暗影里，堂而皇之迈上了舞台中央。

金朝建立之初，“郎君”（皇族子弟）广泛参与决策。随着熙宗、海陵王加强集权、诛戮宗室，皇权衍生的另一股政治势力，也就是形形色色的近侍活跃起来，最终发展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近侍局名义上隶属殿前司，长官为提点，下设局使、副使、直长，管辖奉御、奉职等一干办事员，只遴选本局人和宫中出身人员，外廷官员极难插足。这个机构虽然只是五品衙门，却位卑权重。有人说，金宣宗“视（尚书省）宰执、（御史）台、（六）部，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他不仅任用近侍充当耳目，监察百官，还派他们外出察访民情，担任监军督战[关于金代中后期的近侍，参见李锡厚：《金朝的“郎君”与“近侍”》。]。如要给这个机构一个准确定位，只要想一想蒋介石那个军务、政务、党务、外交、情报、人事无所不统的侍从室就足够了，二者都是实施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五花八门、细如涓流的情报，通过近侍局的各条触角，汇总到金宣宗面前，非常投合他“躬亲细务”的政治性格。金宣宗也深信这一制度的可靠，甚至遇到臣下请求独对，都要“令近臣一人侍立”。后来，完颜素兰控告高琪，就是先被召入近侍局，用笔、纸写下要上奏的事情，过了一会，才在便殿受到宣宗接见，见证此事的只有一人——近侍局直长赵和和。

专靠近侍，并无法避免内外勾结、阿谀成风的弊端[刘祁：《归潜志》，第70页。]。不过，在贞祐初年，宫中的金宣宗和他的近侍，在外廷“自为宰相，专固权宠，擅作威福”的术虎高琪，加上多数态度含混、得过且过的文武官员，多少形成了一种政权内部的势力均衡。于是，金朝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应对更为刻不容缓的北方战局。此时战局之糜烂，也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