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幽闭恐惧

几乎与蒙古大军渗透太行山北段关隘的同时，短短三个月内，中都城内就接二连三发生兵变，这对金朝的战争进程绝无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八月末，胡沙虎废黜卫绍王后，害怕前线手握重兵的完颜纲对他不利，就逼迫完颜纲之子奉御和尚写信劝说父亲回来，又让家里的老仆到军中送信。完颜纲得知通玄门之变的消息，又接到儿子的家书，迟疑徘徊良久，还是决定回家。

完颜纲一入中都，胡沙虎就将他逮捕，囚禁在京城东边的悯忠寺中，翌日清晨就将他押到闹市口，以妫川兵败的罪名匆匆问斩。完颜纲虽然没有军事天才，却练达军务，老成持重。他一走，前方就没了足以镇抚三军的老将。

更糟糕的是，胡沙虎在兵变后，为求自保，“尽撤沿边诸军赴中都平州，骑兵屯蓟州以自重”[《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这样一来，除中都孤城外，各处关隘和要地都失去了掩护，防御体系全面崩溃。不论这种说法是不是打算将全部军事失败的责任都推到死人头上，赤裸裸的现实是：蒙古大军先后从居庸关、紫荆关涌入华北平原，如入无人之境。

开战以来中都城遭受的第三次围攻——更准确地说，是围困——开始了。

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汲取了前两次围攻中都的经验，又了解到金朝在“京城屯宿重兵”的新情况，便“不复叩城索战”，只留下部分军队封锁中都，派出游骑遮绝往来通路；同时，分大军为左、中、右三路，扫荡河北、河东、山东各地州县，作为“困京师之渐”。[《金史·术虎高琪传》。]

从贞祐元年（1213年）秋一直到贞祐二年（1214年）春，整片中原大地，府州尽破，火光冲天，伏尸遍野，只剩下十来座城池仅能自保，对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金朝百姓来说，这是他们记忆中最为可怕的一个寒冬。

在此期间，困守中都的军民又有一番什么样的经历呢？

最先袭来的，是深深的恐惧。恐惧的最显著症状，用身在围城内的参知政事耿端义的话总结，是“将帅皆不肯战”。

其实，中都城内的兵力着实富余，至少远超城外留守的蒙古军。除了常驻的侍卫亲军、武卫军和射粮军（杂役军），还有众多从外地赶来的勤王军，加上四面八方后撤或溃败回来的军队。耿端义粗略一算：普通士卒暂且不论，困在城内的中高级军官，“自都统至谋克（百户），不啻万余”，腰上插着或挂着金银牌符、神气十足的军官随处可见，可就是没有一个有胆子冲出去同城外的敌人厮杀[《金史·耿端义传》。金军的军衔，早期“自元帅而下，惟有万户”，后期在百户（谋克）、千户（猛安）、万户以上，元帅以下，设有副统、都统、副提控、提控等名目，末年又添设总领、都尉，统率数量不等的军队。]。目睹此情此景，元帅府参谋纳坦谋嘉也愤愤不平，讥讽帅臣麾下“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不如干脆把自己五花大绑，开城投降算了！[《金史·纳坦谋嘉传》。]

随后降临的，是严峻的饥饿。

中都地处华北小平原和运河北端，人口密集，单是中都城，常住人口就有四十万[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第586页。]，不事农业生产的游食者众多，本是严重仰赖粮食转输的大都市，加上大批士兵和军官龟缩在城内，只知坐吃山空，不肯死战解围；城外则游骑遍布，樵采艰难，农田荒芜，漕运断绝，粮食匮乏是必然结果。不多时，公共粮仓就快见底，朝廷只好求助于私家贮积，卖官买粮。知大兴府事胥鼎发布通告：京城官民人等，若能捐纳余粮，救济军队和贫民，按照捐助多少，先开收据，危机过后再行迁赏。不过，敌军在外虎视眈眈，各地杳无音信，不知存亡，官爵再好，也不如目前的性命宝贵，城内响应者寥寥。

眼看利诱不起作用，参知政事奥屯忠孝组建了暴力征粮队，强行“搜括民间积粟”：凡存有余粮之家，扣去够两个月消耗的份额，其余全部上缴国家，换回的是不知哪天就彻底作废的“银钞”或僧道戒牒。

这番折腾过后，中都市面上的粮食几近绝迹。北方的正常粮价大概在一斗米值二三百钱的水准，如今黑市价格居然暴涨近五十倍，到了“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的地步。富贵之家惴惴不安，缩衣节食，本就家徒四壁的贫民只能闭户等死。后来有一种说法，在长达近半年的围城中，饿死的中都军民大概有十之四五。[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25页。]

恐惧和饥饿的叠加，终于在中都城内引发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正月过后的某一天，晴朗无风，东边彰义门外巡逻警戒的武卫军百人队，忽听见门口爆发出一阵喧嚣，紧接着，城门开了一条窄缝，挤出来一支奇特的队伍。队伍的最前方举着一道白幡，上用朱砂写着四个歪歪扭扭、莫名其妙的大字：“古今相对”。簇拥着白幡的百十来人，穿戴的不是戎装，似僧非僧，似道非道，衣衫褴褛，敲锣打鼓，一路行来，看得人目瞪口呆。

这支队伍消失在卫兵的视线之外不到一两个时辰，就又出现了。这次，人群中有人扛着从荒野上或废墟中拾来的柴火、干草或破布条，有人拎着几个死人的脑袋，趾高气扬，原路返回。

原来，围城之中苦闷无奈的金宣宗，在东华门外设立了一个“招贤所”，专事访求搜罗奇才异能之士，以便创造奇迹，打破困局。凡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得到采纳的人，可获得“不次除官”的殊荣。流窜在中都各处的江湖骗子，闻风而动，麇集东华门外，竞相兜售自己的退敌奇术。

其中有个叫王守信的人，素喜吹牛，常称“诸葛亮为不知兵”，什么管仲、乐毅，更是不在话下。侍御史完颜讹出，不久前还在关于卫绍王降封的朝议中表现得冷静理智，不知道因何头脑发热，居然认定王某是个有真才实学的“王佐之才”，极力向招贤所举荐。

经过宣宗召见，王守信当场从一介村夫，直升“行军都统”。他腰悬银牌，出宫便大肆招募市井无赖，霸占了城内的讲武场，训练这些无赖“进、退、跳、掷”。他还发明了前面那套“古今相对”阵法，打造黄布袍、黑头巾、锡牌子各三十六件，牛头响环六十四枚，打算用这些法物吓跑蒙古人。每一操演，京城百姓观者如堵，稍有见识之人都摇头苦笑，直呼这套玩意简直就是“童戏”。[《金史·完颜㝢传》。]

北宋靖康年间，金军围困汴京，城内的无赖郭京就组建过这么一支“六甲神兵”。“神兵”出城，一触即溃，金军趁乱攻陷城池，北宋亡国，迄今传为笑谈。所幸的是，王守信的“神兵”并不敢出城与蒙古军厮杀，而是每天出城拾荒，顺便抓住一些路上遇见的落单百姓，砍去首级回来邀功。当年金朝开国的太祖、太宗，还有宗翰、宗弼等元勋，若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不肖子孙重演当年宋人的闹剧，会做何感想？

个体心理学有个名词，“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描述患者因身处密闭环境而产生的莫名焦虑和神经质。“神兵”事件，也可以说是长期围城中的绝望催生的集体谵妄，一种集体性的幽闭恐惧。

贞祐二年（1214年）春，蒙古三路大军将金朝的半壁江山蹂躏殆遍，再度会师中都。成吉思汗驻跸中都北郊，接受诸皇子和将领进献的战利品。诸将纷纷请缨，希望大汗一鼓作气，攻下中都。成吉思汗判断天气向热，中都城池坚固，难以迅速攻克，此外，大军经过半年的征战掳掠，鞍前马后，驮载甚丰，无复来时锐气，亟待撤回草原休整。于是，他派出使节，表示愿意接受金朝的求和。毕竟，在围猎的最后阶段，那些挤在狭窄的猎圈中哀鸣求饶的猎物，蒙古大汗也是不妨网开一面的。成吉思汗让使者转告金宣宗：

于是，便有了本书“楔子”描述的岐国公主盛装出嫁的那一幕。和议前后，金宣宗不但约束各地金军不得有任何针对蒙古军的敌对行动，还特意指派丞相完颜承晖作为人质，一路陪伴，恭送蒙古大军北出居庸关。相传，蒙古人逾关之际，“尽驱山东、两河少壮数十万而去”。[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25页。]

金末诗人赵元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首《邻妇哭》，道尽这场战火给河朔百姓带来的灾难：

二、1214年“南逃”大讨论

还没等最后一骑蒙古兵的背影在西北边境消失，金宣宗就迫不及待举行了即位后的第二次最大规模朝议。主题只有一个：是否应该迁都避难？如果是，迁都何处？

迁都这个主意，早在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中都城第二次遭到围攻之前，就有人提出过。但是，当时蒙古大军已进至顺义，想逃跑也已经晚了[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10—311页。]。如今，敌人总算撤退了，金宣宗在深沟高垒之中，战战兢兢做了半年的囚徒，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他希望回到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去。只有如此，他才能感到周围事态又重归他掌控了。

贞祐二年（1214年）四月十八日，金宣宗下诏：迁都与否，迁往何处，在京文武“盍各进言，以图长策”。

诏书一出，朝野大哗。有资格发声的文武百官，除了在殿上争得面红耳赤，退下之后意犹未尽，提交了连篇累牍的书面意见。

有人坚决主张不能走。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为敌所逼，拱手放弃核心统治区，很少有什么好结局。北宋的苏东坡援古证今，说得斩钉截铁：“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他将此事比作败家子走投无路，只好变卖田宅祖业，便无翻身之日[苏东坡：《东坡志林》卷五《周东迁失计》。]。这么想的金人也不少。皇弟、霍王从彝就苦苦劝告：“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4页。]”除了宗庙、天子和政府历来就不能轻动外，左丞相徒单镒讲出了反对派最担心的后果：一旦放弃中都，几乎等于放弃了辽东、河北、山西大片疆土，“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反对派主张“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正面抵挡蒙古人的侵袭。[《金史·徒单镒传》《金史·纳坦谋嘉传》。]

有人坚决主张应该走。赞成派包括参知政事耿端义、南京留守仆散端、翰林直学士赵秉文、翰林待制李英、尚书省令史张公理，等等。然而，他们提出的迁都方案却五花八门：

有人说，应该去河南，“居中土以镇四方”。

有人说，应该去山东，据富庶之地，“海道可以通辽东，兵运直接上京”，再开黄河故道，将河南、山东连成一气。

还有人说，应该去陕西，那里自古有“金城、天府之险”，可进可退。

就连反对派徒单镒也认为，实在没办法，辽东也可以考虑，那里是女真族的“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参见霍明琨、胡晔：《试析金宣宗迁都开封》。]

说到底，大部分人心底里并不愿意放弃守御完备的京城，去一个情况不明的未知之地冒险。因此，史书总结当时的大形势是：“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诏迁都。”[《金史·仆散端传》。]

最希望迁都的，莫过于皇帝自己。在他看来，中都左右是守不住了。

其一，近代以前的北京（中都），确实有某种特殊的战略地理优势。金元以降，论兵者大都赞不绝口，什么“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什么“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什么“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云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册，第440页。]。但是，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一个强势政权说的。如果这个北京政权，不幸处于中衰阶段，北方又有更强悍的武力压境，结果会如何呢？那就好比清朝兴起前的明朝了。

金朝此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所谓“巍巍帝都邻为敌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26页。]。从战争头三年的形势看，各种天然和人工屏障，对蒙古大军简直形同虚设。西北狼烟方起，不出两月，游骑必至城下。未来的第四次，甚至第五次围困，中都还能不能撑过去？金宣宗实在毫无信心。旦夕如有不测，靖康之变岂不是前车之鉴？

其二，哪怕中都的兵力可以勉强支绌，粮草补给也是个死结。前面说过，中都主要靠转运河北、山东等地的粮食来供养庞大的常驻和流动人口。为此，金朝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在中都周边疏通维护了多条运河。粮食在平日就已转输艰难，捉襟见肘。经过三年大战，季节性的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商旅绝迹，漕运壮丁也被征上前线；另一方面，大量援军和其他人口涌入当地，消耗倍增。此消彼长之下，粮食供给自然每况愈下。中都围城中的纳粟补官、粮食配给，还有大批饿死人的现象，都是这一困境的反映。临行前，金宣宗安慰迁都反对派说：“燕京之粮，不能应办朝廷百官诸军，今暂往南京，俟一二年间，粮储丰足，复归未晚也。[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4页。]”不能说他强词夺理。

还有一起十分偶然的事件，或许帮助金宣宗最终下定了决心。

另一次无果而终的朝堂议论结束后，金宣宗用过晚膳，眼看天色尚早，就领着几位心腹侍从，便服出宫，想去西苑附近的蓬莱阁观音祠烧香。一行人路过一片叫浮碧池的小水潭，居然发现，对面岸边有一雌一雄两只红狐狸，旁若无人，大摇大摆，“相携以过”。手下人急忙上前驱逐，只见这两只狐狸噌的一下就蹿到了树上，眨眼工夫消失无踪。几名近侍互相嘀咕：不知怎的，这两天，这类东西特别多，甚至“有戏舞于宣华殿前者”。宣宗听见了，大惊失色，拍着大腿说：“宫里都发生这样的怪事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30页。]

虽说决心要迁都，臣僚提出的备选方案少说也有七八个，包括河北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河东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关中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河南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加上山东、辽东等地的大府，但金宣宗的选择余地其实不多。在山东半岛，杨安儿的叛军攻劫州县，杀掠官吏，甚至改元“天顺”，僭大号，置官属。在辽东，契丹叛军耶律留哥前一年已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定都咸平（今辽宁开原老城），又向蒙古人输诚。这两个地方基本可以排除了，剩下的几座城池，要么缺少现成的宫室官署，格局逼仄，要么逼近南宋或西夏，似乎也很难充当未来的京城。

挑来挑去，只有南京，也就是河南开封府，还算是个不错的选择。此地“阻长淮，拒大河（黄河），扼潼关”，有险可恃，漕运交通也比较便利，更让人心动的是，海陵王完颜亮在南京营建宫室，已经“务极华丽”。此时，南京城是南方三大军区之一的南京统军司，以及南京留守司、南京路转运司、按察司等机构的驻地。南京留守仆散端，联名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三次上表。也不知道他们的奏表上到底写了些什么，最终说服了宣宗，不过，从三人的职衔看，大概代表了政治、军事和财政三方面的河南地方势力，向金宣宗拍胸脯做了保证。

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十一日，金宣宗正式颁诏：迁都南京。

“贞祐南渡”，这是金宣宗替大金国运做的两大关键抉择中的第一个。这个决定是欤？非欤？

后来，金朝遗民刘祁沉痛回忆：“迁都大梁，可谓失谋。”清人李慈铭也评价这是“大失计”。时至今日，研究者还在争论：贞祐南渡，究竟是为金朝多延续了三十年国祚，还是向末日又迈进了一大步？[学界对于“贞祐南渡”有“战略失误”“正确选择”“比较合理”等多种评价，详见参考书目中霍明琨、胡晔、李方昊、牛忠菁、乔芳等人的论文。]

其实，金宣宗等人究竟是根据什么情报、什么处境来权衡迁都利弊，今天我们所知甚少，难以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这不像下棋，根据任意时刻的棋盘形势，高手都能大致反推对局者的计算过程，指出某一着法造成的局面优劣。何况，贞祐南渡之后，蒙金战争这盘历史棋局，才刚从中局转入残局。随着棋局的发展，看似昏招或庸招的一步棋，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历史的演进可比对弈复杂得多，我们不妨暂且放下现代人那点可怜的后见之明，接着看双方的后续博弈。

《金史》记载，迁都诏书颁布于五月十一日。才过了三天，五月戊寅（十四日），金宣宗就宣布动身。不料，当日大雨滂沱，无法成行。苦等到十八日，金宣宗终于启程。天公不作美，一行人刚出丽泽门，又下起雨来，一连三天[《金史·宣宗本纪》。]。大队人马冒雨前行，狼狈不堪。看来，金宣宗一刻都不想在狐狸起舞的皇宫里多待了。

五月二十二日，车驾抵达定兴（今河北定兴）；二十九日，抵达中山府（今河北定州）。随后，金宣宗一行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之间盘桓了十来天。

六月二十日，车驾抵达内丘（今河北内丘）。二十五日，金宣宗进入他驻守了二十多年的彰德府境内。月底，金宣宗一行渡过黄河。

七月初，金宣宗终于抵达新的京城，或者说“陪都”——南京开封府。

这趟旅程耗时近一个半月，比起金宣宗前一年北上登基的速度，慢了不止一半。圣驾南巡，沿途地方固然免不了盛情款待，迁延时日。究其根源，却是金宣宗动身仓促，南京方面还没准备好洒扫迎接半个中都的人口入驻，只能劳烦圣驾边走边等。

这是一支从中都至南京，首尾相衔的巨型搬家队伍。光是装载宫内和外省文件、书籍率先启程的车队，就有三万辆马车。涿州地方官安排盛馔，慰劳金宣宗的随行队伍，一次就是“二千舆”。车驾渡过黄河，泊系两岸的大小船舶竟有四千艘。[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31—332页。]

由于动身仓促，一些真正的“国之重器”，因为太累赘，只好先扔下不管。太史局天文台上的浑天仪，是当年老祖宗攻陷北宋汴京后抢到的，不远千里运至中都。这座浑天仪的枢机轮轴复杂精密，已经无人懂得怎么拆卸组装，如果整体搬迁，又艰于辇载，只好放弃[《金史·天文志》。]。不过，朝廷的大部分“文籍、书画、图史、彝器”，还是陆续从中都运抵南京。这些什物在南京宫阙前面堆成一座座小山，等待分拣。

这时，南宋一方的记载，借前来围观的“汴京吏民”之口，说了一句幸灾乐祸的话，说这些文物珍玩，都是宣和（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旧物：

这一年是甲戌年，公元1214年，上距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不过八十七年。

三、中都陷落

贞祐二年（1214年）七月，南迁避难的朝廷终于赶在秋气肃杀、蒙古铁骑卷土重来之前，整体搬入了南京，只留下失去王气加持的中都，孤独地扼守在华北平原北端。中都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成吉思汗曾把金朝州县比喻成“围场中獐鹿”，收拾得差不多了，金宣宗则是剩下的那只野兔[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52页。]。放过猎圈中哀鸣的猎物是一回事，猎物擅自逸出猎圈，那可不行。金宣宗南逃的消息传到漠北，成吉思汗大怒：“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特以和为款我之计耳！[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34页。]”一声令下，三木合拔都（Samuqa ba’atur）率领蒙古军，投诚的契丹人石抹明安率领汉军，从居庸关和山海关之间的一个燕山山口——古北口攻入河北。这也是一条“两崖壁立，中有路，仅容一车，下有深涧”的绝险通道。一出古北口，直至中都，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蒙古军接连攻陷景州（今河北遵化）、蓟州（今河北蓟县）、檀州（今北京密云东北）、顺州（今北京顺义）。

雪上加霜的是，金宣宗在前往南京的中途，为提防扈从南下的乣军，竟然下令收缴已发放给他们的盔甲和马匹。这样一来，更加激起了乣军的不满，他们杀掉金朝长官，推举契丹人斫答等人为帅，掉头进犯中都。蒙古军南下后，乣军投靠了蒙古人，两军趁势联手围攻中都。

此时，中都周边的局势，正如后来元初文人郝经的摹画：

这几句诗出自郝经《金源十节士歌》的第一首《王子明》。《十节士歌》讴歌了在抵御蒙古的战争中有壮烈功绩的十名金朝官员或将领。王子明是山西人王晦（翰林侍读学士、劝农使），当时正率领自己招募的一万余名志愿军，防守中都城北面的顺州。贞祐二年十月六日，蒙古军攻陷顺州，六十岁的王晦被俘殉节。《王子明》诗最后说，被杀前，王晦“朝服南向再拜毕，意色不动握节死”。南向，就是朝着金宣宗所在的南京。

“孤城弹丸”，既是当时顺州城的写照，也预示了中都城的未来。

贞祐二年冬至三年春，接替金宣宗成为中都这座巨大围城中的第一号囚徒的，是另一位女真贵族，完颜承晖。

完颜承晖此前的职务是横海军节度使，镇守沧州（今河北沧州），上一年才应召入朝，升任尚书右丞。那年冬天，沧州沦陷，承晖留在当地的妻儿老小无一人生还，他从心底里恨死了“鞑靼”。[《金史·完颜承晖传》。]金宣宗仓皇南渡前，提拔承晖为右丞相兼都元帅，封为“定国公”，留守中都。本来，承晖上头还有一位皇太子（庄献太子）。不过，金宣宗转念一想，觉得风险太大，术虎高琪又从旁附和，八月，庄献太子就被召回了南京[《金史·完颜素兰传》。]。此后，保全中都孤城的责任，就全落在了完颜承晖一人身上。

完颜承晖已经一个多月没离开过尚书省一步。他每天坐在议事堂上，眉头紧锁，苦苦筹划守御之策。不过，面对蒙古军和乣军的南北合围，中都城仿佛狂风中的一片黄叶，摇摇欲坠。庄献太子刚走，嗅觉敏锐者就察觉出，圣主貌似无意死守中都。不久，右副元帅蒲察七斤带领亲信部队出城投降。城中士气大跌，人心浮动。

另外，与去年冬天一模一样，城里又缺粮草，开始饿死人了。其实，粮草倒是有，而且就在几百里外，只是运不上来。完颜承晖不知道，蒙古袭来，中都戒严之后，南面运河上的船主眼见北上无望，“往往沉舟而去”。他绞尽脑汁调度来的整船整船军粮，就这样化为鱼食[郝经：《崔氏世德铭》。]。完颜承晖也不知道，就算漕司官吏奋不顾身，保护下米、船，不可或缺的“篙工、役徒”，也畏惧蒙古游骑，纷纷集体逃亡，屡禁不止。[郝经：《广威将军潞州录事毛君墓志铭并序》。]

贞祐三年（1215年）冬春之交，内外交困的完颜承晖，设法向南京城内的金宣宗送出了一封“矾书”。矾书是用透明的明矾水书写晾干，收信人只要将纸浸入水中，字迹顿现。这是一种传承了千年的秘密通信手段。矾书写道：

一句话，再不派援军来就晚了！

接到完颜承晖的哀求，金宣宗回复：“中都重地，庙社在焉，朕岂一日忘也！已趣诸路兵与粮俱往，卿会知之。”——粮草、援兵都已经在路上了。[《金史·完颜承晖传》。]

金宣宗没有骗人。贞祐三年二月，金宣宗下诏，抽调真定、中山等地的军队，由元帅左监军永锡率领，抽调大名等地的军队一万八千人，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领，外加西南路步骑一万一千人、河北兵一万人，向中都周边集结。御史中丞李英、参知政事孛术鲁德裕负责大军后勤，从清州（今河北青县）出发，转运各军和中都急需的粮草。

三月十六日，先行出发的李英护粮大队，自元帅以下，人人还要背负粮食三升[（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38—239页。]。他们在霸州城北遭遇前来阻截的蒙古军。

从蒙古一方的记载看，李英前方是神撒率领的四百蒙古骑兵，加上石抹明安增援的五百骑兵，一共不到一千人[《元史·石抹明安传》。]。李英“驭众素无纪律”，当天又喝得酩酊大醉，一败涂地，金军“死及溺水者甚众”，一千余车粮草也被蒙古军掳获[《金史·李英传》。]。永锡和乌古论庆寿统率的两支大军，听闻粮草已失，军心涣散，一路溃退而归。

中都陷落前声势最浩大，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救援行动，就这样戛然而止。

话说回来，南京的朝廷似乎也没有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旧都的决心。即位一年半，金宣宗的傲气和锐气消磨殆尽。虽然在宫里侍从眼中，圣主一如既往，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可是，那其实是一种机械的、没有活力的忙碌和重复，有时候仅为了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此外，他还偶尔叫上术虎高琪和其他几位侍从，打几场马球，纾解一下郁闷。[《金史·术虎筠寿传》。]

有一天，金宣宗感觉御膳中的羊肉不如之前肥美，唤来太府监质问。太府监跪下说：御厨的羊确实瘦瘠，全怪转运使办事不上心。时任南京转运使的是前户部侍郎王扩。金宣宗对王扩说：卿是先朝旧人，懂规矩，情况属实吗？王扩回答：圣主初到南京，人心未定，应该外示节俭，如今竟然“以一羊肥瘠，纷纷不已，以至庭辩”，宫里人了解是下面的人疏忽了，外间的天下万民，还以为圣主只顾自己享受呢！这事传出去，会不会有损圣德？金宣宗听了，赧然称是。

不料，过了两天，王扩去尚书省办事，发现术虎高琪又在“自阅御羊”，还亲自清点供给御厨的鹌鹑、乳鸽等每日耗费的水和饲料。王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区区一个厨子能办的事，“何至宰相亲临？”术虎高琪洋洋自得：“圣上焦劳过甚，全藉膳馐资养精力，安敢不备肥好？”[元好问：《王公神道碑铭》；《金史·王扩传》。]

宣宗、高琪这一对君相，如此浅狭琐屑，其他大臣和将帅也不成器。仆散端力主金宣宗入汴，如今也荣升宰相。某日，宣宗训斥他政务松弛：“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他听了默然不语，出来就埋怨手下的郎官：“圣主问，纪纲这个人哪去了，汝等几时让这个人见过我？”[《金史·完颜奴申传》。]负责领军救援中都的永锡，好写打油诗。他亲笔起草的征粮榜文，有一句是“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把“而”字写成了“儿”，书吏不敢改正，京城传笑为“雀儿参政”。[《金史·完颜合周传》。]

南京政府这样的军政班底，能去救，愿意去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中都吗？

四五月间的中都，外无一兵来援，内乏粮草，已经到了“人相食”的绝望境地[《元史·王檝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39页。]。城头守军的武器储备也所剩无几，只好用“一切铁、黄铜、铅、锡、白镴的制品”，加上金条银块，塞入石砲，抵御攻击[Maulana，Minhaj-ud-Din，Abu-Umar-i-Usman（Author），Major H.G. Raverty（Tr.）：Tabakat-i-Nasiri，pp.962—963.]。上自完颜承晖，下至普通军民，大家心里都清楚，城池沦陷，时日无多。

完颜承晖还有一个副手，平章政事、左副元帅抹撚尽忠，专门负责中都的军事。此前，二人与金宣宗在丽泽门执手泣别之际，曾立誓与中都城共存亡。

五月二日清晨，完颜承晖和抹撚尽忠在尚书省都堂议事。承晖提出，中都旦夕失守，希望平章大人兑现“同死社稷”的诺言。抹撚尽忠俛首不语良久，末了只说了一句：“吾唯有一策，南下！”完颜承晖大怒，拂袖而去。

这天午后，完颜承晖将抹撚尽忠的心腹，元帅府经历官完颜师姑叫到府邸，对他说：之前，我对平章无比信赖，才将军事大权托付给他，他“尝许与我俱死，今忽异议，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完颜师姑也不掩饰：“今日向暮且行！”承晖生气地说：“行李办未？”师姑也回答得很干脆：“办矣！”被自己最信任的人欺骗，一股强烈的绝望感，忽然紧紧揪住承晖的心脏。他大吼一声：来人，把这个叛徒拖下去斩了！

杀掉师姑，承晖激动的心情平复了下来。他走进家庙，向父母和列祖列宗永诀。接着，他命家仆去找自己的下属兼老友，尚书省左右司郎中赵思文、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赵思文走进承晖府邸时，已经暮色深沉，他在后园看到了承晖，园中只有一桌、二几，桌上摆着一壶酒、几个杯子。两人喝了几杯，承晖反复说了好几次：“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

送走赵思文，承晖走入书房，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司马光、苏轼的画像。这两位北宋先贤，他常常引为隔世的师友。在书房窗下，借着落日前一点余晖，他写下了身为宰相的最后一道奏章，“皆论国家大计，辨君子小人治乱之本”，直斥术虎高琪无心救援，只知在南京自作威福，终将危害国家，末尾，他“引咎，以不能保都城为谢”。这封奏章，他塞给了匆匆赶来的师安石，托他乘隙送往南京。

处分完公事，承晖想起妻儿都在沧州遇难，便给南京的侄子永怀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让他继承本家香火，又把府邸上下的奴仆都召集起来，按照服侍年限，尽散家财与之，发给准许从良的凭据。一时间，举家号泣。

完颜承晖神色自若，倒满酒杯，同师安石一饮而尽，打算再写几句话赠别。不料，落款时，最后二字居然写反了。他苦笑了一声：“平日欠却一段涵养功夫，临了不免神智昏乱，实在抱歉！不过，圣贤之学，我谨守而力行，此生不虚。”最后，他深深看了一眼师安石说：“老友，快走吧！”

师安石才出大门，就听见内堂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跑回去一看，堂上跪了一圈家眷，中间坐着服下了事先准备的毒药自尽的承晖。[《金史·完颜承晖传》。]

就在完颜承晖处分后事的时候，趁着暮色出城南逃的抹撚尽忠也动身了。他和几名随从来到通玄门一看，人头攒动，心知不妙。原来，宫里未能随行南下的妃嫔，听闻平章大人打算逃走，纷纷收拾行装，来此守候，希望带她们一起逃走。抹撚尽忠嫌这群女人累赘，目标又太明显，就骗她们说：“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接着，抹撚尽忠吩咐打开城门，带着爱妾和亲信率先出城，头也不回，扬长而去。等到抹撚尽忠一路疾驰，甩掉蒙古游骑，还恬不知耻地对手下人说：“若与诸妃偕来，我辈岂能至此！”[《金史·抹撚尽忠传》。]

那天傍晚，渴望抓住最后一线希望逃生的中都居民，还有许许多多。中都留守高霖，也领着儿子高义杰和家丁，跟着大股人流，趁着夜色出奔。可是，没走几步，就被大军拦住了。一片混乱中，父亲对儿子说：我老了，跑不动了，“汝可求生，吾死于此矣！”高义杰趴在死尸堆中装死，最终逃过一劫。[《金史·高霖传》。]

中都城最后陷落的情形，我们所知甚少。

完颜承晖还有一名僚属，契丹人耶律楚材，当时也在中都城内，后来成为蒙古大汗的著名辅弼。楚材写了一首《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追忆金朝覆亡的史事，当中有一段就是描述他亲身经历的中都陷落。诗里提到的“宗臣”“忠臣”，都是指他的老上级承晖：

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二日（庚申），就在承晖自尽、尽忠出奔之后，中都很快沦陷了。从楚材“余众入降麾”一句看，中都似乎是和平投降，没有遭受大屠杀。蒙古一方记载也支持这种说法。《元史·石抹明安传》《元史·王檝传》都说，五月三日，中都城内的“官属、父老”开门投降。早先归附蒙古的契丹人和汉人，纷纷求情，不仅军民安业，饥荒也有所缓解。

尽管如此，烧杀掳掠的情形必定不在少数。据说，中都沦陷后，乱兵焚烧宫阙，大火燃了一个多月都没有熄灭。蒙古军进城后，用银器当作马槽，用金子铸成酒甕，“大者重数千两”。大将三木合的大帐里，甚至搬来了金饰龙床[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52页。]。波斯文史书《纳昔儿史话》还讲述了花剌子模国的使节赛典赤·宝合丁在中都周边的所见所闻：

四、命运的歧路

黄河是金国境内最重要的自然河流，它从云内、东胜二州，沿着夏、金两国的边界流入金国境内，向南穿过山西、陕西之间，在潼关折向东流，掠过南京以北，再向东南经徐州、邳州入海。黄河两岸不乏灌溉便利的丰腴田地。不过，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裹挟大量泥沙而下，进入地势低缓的华北平原后，泥沙沉积，河床抬升。自五代以来，黄河下游便屡次泛滥成灾，金朝时期更是“或决或塞，迁徙无定”，牵制了金朝的大量财力人力。

以黄河下游为界，金朝疆域可区分出两大行政—地理区域：大河以北的河北、山东地区，拱卫中都，人口密集，屯戍重兵，属于富庶繁华的“内地”；大河以南的河南、淮北地区，地旷人稀，且密迩宋境，往往被视为“边陲”[张良：《大河南徙与拒河北流——金代治河决策所涉诸问题考述》。]，迟至贞祐南渡以后，才成为金朝统治的核心地区。

在区隔“内地”和“边陲”的黄河河道上，金人设置了一系列沟通南北的渡口和浮桥。当时，南京以北的汲县（卫州州治，今河南汲县）附近的渡口——李固渡最为有名。北上中都的南宋使团，在故都汴京（南京）稍事停留，北上延津，再走三十余里，一座壮观的黄河大桥就扑入眼帘。这座名为“天汉桥”或“顺天桥”的巨型浮桥，由近百艘大船连锁而成，每艘船用十具石锚固定，船宽一丈六尺，间隔约一丈远，中间铺上木板，木板上覆盖干草，“曳车牵马而过，如履平地”。浮桥中间，每六艘船就设有一座巡逻岗亭，南北两端是两艘巨舰，金碧辉煌，让宋人啧啧称羡。南宋使节每次渡河北上，照例要在桥上祭祀黄河，将祭文沉入水中。[关于黄河浮桥，见周煇《北辕录》、程卓《使金录》中的描述。]

渡过黄河，就到了汲县，往北可至彰德、大名等地。因此，李固渡近旁人烟辐辏，商旅往来，车轮马蹄之声昼夜不绝。入夜之后，风恬浪静，守卫黄河浮桥的埽兵，提铃巡夜，用悠长的中原唱腔报时，可算黄河边一道独特的景致[金朝埽兵“提铃唱夜，督守浮桥”，见程卓《使金录》，第454页。]。类似的渡口，大河上下，不止一处，已知的，还有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等等。

贞祐三年（1215年）春夏之交，也就是中都陷落前后，这里的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浮桥巨舰的北端，黑压压阻塞了无数的车马和人流。巡河官吏和税吏的怒斥声、男男女女凄厉的哭喊和低声的哀求，夹杂着小儿的啼哭，一下子将往日祥和的风光，化为人间炼狱。

黄河，如今成了横亘在交战区和大后方之间的封锁线，并非人人都能平安顺利通过这道关卡。

金宣宗的小朝廷逃入南京后，便发布了“河禁”，内容只有两条：

第一条，由于河北被兵，群盗蜂起，为防备敌人奸细和不法之徒，“凡自北来而无公凭（官方出入证）者，勿听渡”！[《金史·贾益谦传》。]

第二条，河南进入军管状态，为防止军需物资外流，“沿河悉禁物斛（粮食）北渡”！[《金史·陈规传》。]

本来，朝廷南渡，中都沦陷，“大河之北，民失稼穑，官无俸给。上下不安，皆欲逃窜”[《金史·侯挚传》。]。河北地区前一年饱受铁骑蹂躏，人丁锐减，耕种失时，又得不到外来接济，饿殍遍野。在朝野一片声讨之下，金宣宗只得暂缓执行第二条禁令，允许商人自愿贩粮入北，但是，一石粮食，过黄河时要扣掉十分之八，充当军储。侯挚等人指出，商人重利，政府加收如此重税，“虽有济物之名，而实无所渡之物，其与不渡何异？”劝宣宗不要强分南北，见死不救。朝廷这才极不情愿地取消禁令。

“河禁”显示，南京政府并不在乎河北百姓的死活。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民纷纷扶老携幼，南下求生。守备河桥的官吏趁机大肆敲诈勒索，“要求民财，始听民渡河”，难民“至或饿死、自溺”。[《金史·宣宗本纪》。]

在黄河渡口前焦急等候的，有曾经的富足之家，如今不惜倾家荡产，换来一张穿过浮桥的通行证。但是，无数孑然一身的难民，只能跪在冷漠的官吏和守卒面前，苦苦哀求，得知无望之后，大哭而去。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来，再碰碰运气，或者他们已经无路可退。各处渡口附近的难民营里拥挤不堪，缺衣少食，疾疫肆虐，“死十七八”。[郝经：《先大父墓铭》。]

《金史》还记载，有十一个河北人，为了躲避游骑追杀，不得已跳入黄河，历经千生万死，游到南边（“泅河而南”）。被巡逻兵丁抓到以后，司法官吏还要判他们死刑。有人劝说金宣宗：禁止私渡，为防备奸伪，不为惩罚只求保命的平民，如果他们“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往后人人都只有降敌这一条路了！[《金史·杨云翼传》。]

在黄河渡口外守候的，除了形形色色的平民百姓，还有鲜衣怒马的官员。不过，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一种人，神清气爽，喜形于色，自顾自喝开哨卡，南去不顾，仿佛刚从监狱脱身的苦刑犯；另一种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这是从南边来，被朝廷选中了，要去河北做官。

金宣宗既然做出以河为界的姿态，河北各州县的官吏也坐不住了，纷纷以病假事假为由，临阵脱逃。河南的官员和候补官员队伍中，也迅速流传开一种说法：“吏任河北者以为不幸”，谁都不愿意碰上这种倒霉差事。[《金史·刘炳传》。]

无奈之下，贞祐三年（1215年）三月，金宣宗下诏：河北各州县空缺的岗位，朝中文武五品以上官员举荐。“有幸”得到举荐的人，不准以其他事务为由推脱，干完任期才准走人（“仍勒终任”）。任上表现优异者，予以名义上的升迁，不做实际调动；不称职应该降罚的，也在原地降级。[《金史·宣宗本纪》。]

不仅如此，把持朝政的宰相术虎高琪，还将河北选调作为陷害政敌的手段。那些得罪过他的人、才干引起皇帝注意的人、对他可能构成威胁的人，他都在金宣宗面前佯装推许，“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金史·术虎高琪传》。]

在黄河渡口，还有一群特殊的旅客，也无须瞧稽查官员的脸色，昂然穿行。这就是朝廷安排集体南迁的女真军人家眷（军户）。

金朝占领中原后，从东北发祥地大规模迁徙到河北、山东的女真军户，高达四百万之众。金朝通常按照户数或丁数，分配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让他们屯种。官田不足，则夺占民田。这些份地，多被女真地主转租给了佃农，加上汉化风气不可阻遏，女真人逐渐沦为不事生产、只图享乐的寄生阶级。

如今，金朝失去对河北、山东的控制，那些失去土地的汉人，对女真人（“种人”）恨入骨髓，疯狂报复，必杀之而后已，甚至还要“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元好问：《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金宣宗南渡后，迅速安排河北、山东的百万军户南迁。为了赡养这些军户，金朝不得不在河南加倍征收土地租税，或者按照老办法，夺占平民世代耕种的所谓“荒地”“牧地”，分给军户屯种。这样一来，无异于又激化了失去田地、沦为佃农的河南汉人对女真人的仇恨。

此刻，这些陆续南渡的女真军户，往往成群结队，大体维持着所属猛安（千户）、谋克（百户）的名义建制。他们拖家带口，行李沉重，面色阴沉，看不出喜怒。

毕竟，这些女真人，并不情愿抛弃原来舒适安逸的生活。不过，他们也清楚，就算迁到河南，国家也不会亏待自己。尽管实战证明，这些女真军户并无多少战斗力，但他们是金朝统治的基干力量，比起契丹、汉儿来，他们是“自己人”。前秦王朝的氐族皇帝，大规模派氐族人去外地镇戍，却容许慕容鲜卑这类异族留在腹心，时人为之歌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金朝不打算重蹈覆辙。

就这样，贞祐三年（1215年）春夏之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文人和武夫、官吏和间谍……无数不同地域、族群、身份和职业的人们，在黄河上下的各处渡口汇聚起来，匆匆擦肩而过，又各自奔向全然不同的命运。

大约与此同时，金朝也站在了自身命运的另一个岔路口。

这个转折机遇，来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万里之外的中亚讹答剌城下，花剌子模帝国的某个总督，或是出于贪婪，血洗了成吉思汗派来的一个大型商务使团。

花剌子模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政权，都城位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姆河下游之库尼牙·乌尔根奇）。它先后臣属塞尔柱帝国和西辽，逐渐占据了河中地区（不花剌和撒马尔罕）、伊朗西部和阿富汗。算端摩诃末统治时期，花剌子模壮大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一大霸权，不但进犯哈里发的京城巴格达，目睹中都沦陷惨状的赛典赤·宝合丁，也是由花剌子模派往中国，搜集蒙古和金朝的情报。

算端摩诃末似乎对金朝、西夏也有垂涎之意。《纳昔儿史话》记载，“在算端摩诃末心中，夺取秦地（Chīn，北方中国）诸国的野心十分炽烈，他常向秦地和突厥斯坦来的人，询问关于这些国家的情况”[Maulana，Minhaj-ud-Din，Abu-Umar-i-Usman（Author），Major H.G. Raverty（Tr.）：Tabakat-i-Nasiri，p.963.]。花剌子模和蒙古帝国，这两股新兴的势力迟早有一战，导火索就是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的“讹答剌屠使”事件。

1219年夏，成吉思汗正式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蒙古西征，这一年是金宣宗兴定三年。

西征是一场迁延岁月的长途跋涉。《蒙古秘史》说，甚至黄金家族的成员，也不免担忧战争吉凶难测，敦请成吉思汗指定汗位继承人。蒙古帝国的左右翼各千户、西道诸王所部、投降蒙古的汉军和色目军，几乎所有精锐部队，无不倾巢而出，随成吉思汗西去。

这个生死攸关的喘息机会，即便没有准确的情报，金朝迟早可以真切感受到。早在两年前，平章政事胥鼎就提醒过金宣宗：近年不见鞑靼大举入侵的动静，很蹊跷，要么是北还之后需要休养，要么就是北方草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比如遇到了外敌，“别部相攻，未暇及我”。[《金史·胥鼎传》。]

这是命运，或者说，这是世界历史留给金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金宣宗真是“中兴英主”，大可以趁蒙古人在遥远的中亚浴血苦战的时候，对内整顿吏治和财政，对外以南京为中心，积极调整和部署国防。再积极一点，可以用心经营河北，收复蒙古人一口吃不掉的失地，至少也要把敌人拖入地区混战的泥潭，使之无暇西顾，搞什么迂回包抄。

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

蒙古风暴在肉眼可见的地平线上刮起的当口，南宋、金朝，这对在同一间茅屋里避风的冤家，居然还在互相算计，并且都对对方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哪怕是两个政权中顶顶精英的人物，出于长年累月的憎恨或轻蔑，也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

南宋目睹金朝在“鞑靼”部落手下接连吃亏，觉得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大臣真德秀——朱子再传、意见领袖——在给宋宁宗的奏议中，力主与金朝断交，拒缴岁币，还提出报“万世必报之仇”的三种战略，其中的“上策”，居然是“练兵选将，直抵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第281页。]。这种心态在南宋朝野十分普遍。大定十六年（1176年，宋淳熙三年），南宋派去贺金世宗生日的张子正使团随员周煇，艳羡金朝的黄河大桥，居然想到，过一阵待自己的国家恢复河朔，这座浮桥的用处可就大了！[周煇：《北辕录》，第427页。]

金朝对南宋的轻蔑又更甚之。

丢失河北、山东之后，金朝的疆界一下子缩水大半，“地势益蹙”，于是“遂有南窥淮、汉之谋”，想从南宋那里找补损失[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845页。]。在金人心目中，百年以来，本国军队对南宋军队从未处于下风。因此，蒙古人的崛起，无非是在原先的鄙视链“金＞南宋”的前端，再加一环，变成“蒙古＞金＞南宋”而已。

贞祐二年（1214年），举国讨论南迁之际，就有人指出：南宋潜在的威胁可忽略不计，因为，“吾国兵，较北（蒙古）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28页。]。末代皇帝金哀宗被蒙古逼得只剩弹丸之地时，还放出豪言壮语：蒙古人（“北兵”），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柔懦不武，若妇人然”，给朕三千甲士，朕就可以“纵横江淮间”。[王鹗：《汝南遗事》卷二。]

就在金朝只剩短短三四个月寿命的时候，赶来打落水狗的南宋军队，在息州（今河南息县）中渡店与金军的一支特种骑兵——忠孝军不期而遇。忠孝军由河北和西北各族组成（详细内容，见于之后论述），队形散漫，嘴里叽里咕噜，说的又是南方人罕闻的“北语”。宋人误以为遇到了蒙古军，居然“望之骇愕奔溃”[《金史·完颜娄室传》。]。南宋的中渡店之败，也许还有别的缘由。金人，或者说金人脑袋里的成见，偏偏选择相信这种解释。我们说南宋精英只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真相”，金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两种既完全相悖又如出一辙的敌国观念，不免荒谬可笑。毕竟，正如王夫之后来评论的：两国在各自实力全盛的时代，尚且奈何不得对方，只能划江而治。如今，一个是“既衰之女直”，一个是“积弱之宋”，又能拿对方怎么样呢？

对金朝来说，主动开辟第二战场，两线作战，尤其不划算。郝经《汝南行》就说，此举等于“败盟要利增仇敌”，结果“区区一道（指河南）当数面，赋税重繁兵役急”。当时也有人觉得，金人避强欺弱，自己的东西尚且守不住，还要去抢别人的，不是痴心妄想是什么？[刘祁：《归潜志》，第72页。]

果不其然，金宣宗在兴定元年（1217年）、兴定三年（1219年）三次大举伐宋，双方鏖战于国境东西两线的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金朝虽然偶有斩获，算起总账来，却是“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元气大伤。[参见赵永春：《金宋关系史》，第323—330页。]

在北边的中原战区，成吉思汗西征前，任命在野狐岭战绩卓越的木华黎，以“国王”的称号统军北方，还授予他象征大汗威权的九尾白纛。不过，由于精锐尽数西行，木华黎麾下只有左翼军中比较善战的五部（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扎剌儿）共十几个千户，外加投降的乣军和汉军，总人数虽达十万，蒙古军却只有四分之一，远远比不上西征的左右翼主力和成吉思汗亲率的大中军[参见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他必须突破的，却是金朝南渡后最大的倚仗——黄河—潼关的山河之险。

为了给木华黎国王进一步制造麻烦，从兴定四年（1220年）开始，金宣宗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河北、山东、山西，推行“九公封建”，将趁乱而起的几大地方军阀头子，先后封为公爵，他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完颜开、东莒公燕宁。九人都兼宣抚使，加银青荣禄大夫的散官，又赐号“宣力功臣”。至于其他那些小军阀，金朝也一概授予不同名分，承认他们是“义军”，借此干扰和阻滞蒙古人彻底征服和消化这些地区。郝经描述当时的河北是“豪杰哄起”：

于是，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至元光二年（1223年）前后，蒙、金之间的北方战争进入一个难得的相持阶段。木华黎辗转于河北、山东、河东和关陕地区，一边与金军作战，攻城略地，一边收编大小割据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差在临门一脚。

元光二年三月，木华黎连攻长安、凤翔不下，累死在闻喜县（今山西闻喜）。

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南京城内的宁德殿病逝。

再过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大举进攻西夏，不久也重病身故。

蒙金战争的下半场，也是真正的大戏，帷幕正在缓缓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