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兴的希望

金正大三年（1226年）八月的一个盛夏夜晚，河南方城（今河南方城）。

这座城池坐落在南阳盆地的中央，是金代裕州的州治，东北距南京开封府四百余里，西南距南阳府（今河南南阳）约百里，城池小而新，二水环绕。方城靠近伏牛山的余脉，离城不远，错落分布着方城山、七峰山、泉白山、黄石山等诸多山岭，是一片万木森然、泉涧清幽的胜地。[董学礼纂修：康熙《裕州志》（乾隆五年补刊本）卷一。]

此时，在方城城中一间小屋内，一名身材瘦削的白衣男子，正借着摇曳的灯火，低头仔细抄写一页小楷。在他周围，几案上、地板上、角落里，到处一函摞一函，堆满了各类书籍。小屋四面皆是土墙，一面墙的上方开了一扇通风用的小窗。窗外的大世界，星河满天，流萤飞舞，蛙鸣虫唱。

不过，这间土屋并不是什么优雅清净的别业、草堂或者古刹，这是方城县衙内的一间小牢房。狭小的空间里时不时飘荡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足以令任何一位衣冠楚楚的拜访者频频蹙眉。谁都料想不到，短短一年之后，牢房里关押的这名囚犯，就将以金军“紫微军都统”“忠孝军提控”的身份，一夜之间名动天下，被视为大金王朝的救星和希望。

他究竟是何人？这里姑且留个悬念。他身陷囹圄的这一年，已经是金朝与“鞑靼”开战的第十五个年头。十余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不知不觉也已经换了两拨：从卫绍王、完颜承裕、独吉思忠、纥石烈胡沙虎，到金宣宗、术虎高琪[兴定三年（1219年）十二月，术虎高琪因唆使奴仆杀妻一事案发，被金宣宗借势诛杀。]、完颜承晖、抹撚尽忠……

“正大”是金哀宗完颜守绪的第一个年号。完颜守绪，女真名是宁甲速。金宣宗的嫡长子庄献太子守忠死后，完颜守绪由于被宠妃王氏养为己子，越过次子英王守纯，被立为皇太子。元光二年（1223年）年末，金宣宗病逝后，经过一场有惊无险的继位风波，完颜守绪顺利登基，次年正月改元正大，是为金哀宗。

这个年方二十七，身材肥胖，貌似人畜无害的年轻人，其实是金末三帝当中心思最缜密、最有才干的一位。

金宣宗留给金哀宗的，是一个版图缩水大半、满目疮痍的国家。不过，金朝南渡，丢掉辽东、河北、山东大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黄河以北只剩下平阳（今山西临汾）、河中（今山西永济）几处据点，也大大收缩了战线，不至像“中都时代”那样备多力分，破绽百出。

据说，当时金朝的国防重心，也就是潼关—黄河防线，“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之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共设四大战区司令部（行枢密院）守备，精兵不下二三十万，“各分地界五百里”，昼夜警戒，声息相闻，一入寒冬，就派兵“燃草、敲冰”，防止黄河封冻，蒙古骑兵踏冰突袭[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第360—361页。]。大河以北，蒙古军仍在与河北、山东的地方军阀武装苦苦纠缠，许多州县借机反正，加上与西夏、南宋的战事渐息，这些似乎都是时来运转之兆。

不过，就在正大元年正月，金哀宗亲政的当天，南京开封城内，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将皇城端门门楼上的瓦片吹落一地。京城之内，一片昏暗，黄气塞天。又有一名陌生男子，不知从何处闯入皇城，他披麻戴孝，在承天门前狂笑三声，继而大哭三声。守卫抓住此人，问他为何如此疯癫，他回答说：“吾笑，笑将相无人！吾哭，哭金国将亡！”[《金史·哀宗本纪》。]

看来，金哀宗简直就是大金王朝的崇祯帝：他即位之初，局势已然无可收拾，然而，恐惧和黑暗之中又仿佛蕴藏着一丝转机，令人捉摸不透。

金哀宗最大的凭恃，是他一手扶植的“新军”。

当年，随金宣宗南渡的女真军队，号称有三十万之众。可是，猛安谋克军队早就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一个谋克（百户），满员只有二十五人，四个这种谋克就能编成一个猛安（千户）。实际上，谋克内的二十五人，除去举旗的、敲鼓的、负责伙食的，能上阵的又只有十八人。何况，这种军队若真能打仗，金朝何以沦落至此？

金宣宗末年，还从河南、陕西民间，强行征召百姓入伍。时人形容，每到拉壮丁的时节，各地“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就连退休的文官也莫能幸免，前户部郎中刘元规、前监察御史刘从益，两人都是快六十岁的老头了，硬是被任命为千户，强迫他们带兵。刘从益只好作诗自嘲：“老作一兵吾命也”[刘祁：《归潜志》，第78页。]。这些乌合之众，显然经不起驱使，无不以解散告终。

纸面上存在的猛安谋克军队、不堪一战的民间签军，如同晚清的八旗和绿营，都指望不上。迫于无奈，新式军队应运而生。[《金史·兵志》。]

正大二年（1225年），金哀宗下诏，从各路军队精选士卒，直接调拨总司令部枢密院管辖和训练。这些遴选上来的精兵，以步兵为主，“强壮矫捷，极为精练”，背负单兵装备（兵器、盔甲、口粮）重达六七斗，一日一夜可以急行军二百里。[《金史·赤盏合喜传》。]

金哀宗为这支新军专门设立了一种特殊的军职——都尉。都尉的官阶，视同正四品（后升从三品）[《金史·百官志》，王鹗：《汝南遗事》。]，相当于中央六部的侍郎甚至尚书。都尉职衔前，又冠以建威、虎威、破虏、振威、鹰扬、虎贲、振武、折冲、荡寇、殄寇等不同名号。一般说来，只有曾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丰富，足以独当一面的高级军官，才有资格出任都尉。每名都尉，下辖一万到数万不等的精兵。新军官兵的军饷和军赏，也是普通军队的几倍。

另外，金哀宗对侍卫亲军下属的骑兵军，也加以更为严格的选拔。骑射出众的士兵，才有资格编入骑兵，员额五千，剩下的都编成步兵。

不过，正大年间，在同蒙古军队对阵时，位列金军阵形最前端的，却既不是十几名都尉统率的新式步兵，也不是克隆蒙古骑兵的“亲卫马军”，而是一支枢密院直属，身份无比特殊的军队——忠孝军。

忠孝军人数不多，起初也就一万上下。但是，这支军队的兵源，属于非正常兵源：全军官兵，无一例外，都是来自大河以北的“归正人”。所谓归正人，顾名思义，就是由于种种缘故身陷敌营，后来弃暗投明的人。这些人的来历其实五花八门，“皆回纥、乃蛮、羌浑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来归者”[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这里面有触犯了刑律或军纪，畏罪潜逃的游牧人，有战败后被掳掠到中原当炮灰的西域人、西夏人，更多则是河北地区沦为俘虏后逃回的女真人或汉人青壮，他们的族群、外貌、语言、经历天差地别，堪比“国际纵队”。曾与忠孝军并肩作战的金军友军，最感到讶异的，大概就是忠孝军上马战斗前集体屈膝祈祷的场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官兵，用音调各异的语言（突厥语、波斯语、汉语、党项语）和方言，向各自的神灵（长生天、安拉和大黑神……）祈求平安和胜利。

忠孝军中还有少数人，是混迹南北的职业冒险家，比如蒲察官奴。官奴幼年就被蒙古军掠走，后因犯法，被锁在中都的监狱中。他竟然破狱而出，半路劫杀了一名替蒙古人办事的西域商人，抢了鞍马和财物，偷偷跑回了金朝统治区。由于官奴是女真人，金哀宗特旨，任命他当忠孝军万户。后来，金军大败，官奴转投南宋，没过多久，又抢了宋军的战马，一路招摇撞骗，逃回金国，因而享有“出入南、北军，行数千里而不慑”的美名。[《金史·蒲察官奴传》。]

历史上，凡是“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比起一板一眼选拔训练出来的正规军，战斗力的性质迥然不同。一是他们来自敌营，熟悉敌人的作战方式。二是他们背井离乡，大部分是漂泊无依的浪子，厮杀之外唯一的乐趣，就是领完银钱回营豪赌，上阵拼起命来也无所顾忌。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心里清楚，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双重变节者”，自己若再落入蒙古人手中，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一个地狱。用忠孝军一个张姓都统的话说：“我辈皆大朝（指蒙古）不赦者……”[《金史·蒲察官奴传》。]

南宋的大忠臣中，排名据称仅次于文天祥、陆秀夫的张世杰，就有一个不太惹人注意的身份，类似“归正人”。他其实出生于河北涿县，在投靠蒙古的汉人军阀张柔（崖山海战消灭宋军的将领张弘范之父）手下当兵，后来才逃奔南宋。元朝大举南下，战局绝望，苦闷之际，张世杰找到前丞相江万里小酌，两人大醉一场。借着酒劲，世杰吐露，在北方，汉儿境遇不知有多么屈辱，连主动跪下给使长（主人）敬一盅酒，人家都不给面子。不自由毋宁死，再回到这样屈辱的生活是不可能了：

在家产制国家中，主奴的尊卑，悬隔天壤。够格主动向蒙古统治者敬酒的，大概只有与成吉思汗家族渊源很深的军功贵族，所谓“老奴婢”（ötögü boγul）了。至于女真、契丹、汉人之流，无非是奴婢的奴婢，甚至是奴婢的奴婢的奴婢。地位卑微也就罢了，蒙古人还从心底里不信任他们。《元史》记载，有一次，成吉思汗征金班师，中途嫌投降的汉人军队累赘，“次牛阑山，欲尽戮汉军”。[《元史·石抹孛迭儿传》。]

张世杰的话，无非反映了第一批接触新兴蒙古政权之阴暗面的汉人，感受到的强烈幻灭感。

所以，忠孝军是惨无人道的战争制造出来的“边缘人”。为证明自己的忠诚，赢得金朝的信任，忠孝军厮杀起来，往往比蒙古军还要强悍狠辣。金哀宗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他给忠孝军的军饷是“三倍它军”，外加定期犒赏。本就稀缺的战马，也尽量优先分给他们，达到蒙古骑兵的标准，即“人（人）有从马”[《金史·兵志》。]。在忠孝军之下，还有“合里合军”，也是归正人军队，算是忠孝军的替补队。

忠孝军，在敌人和自己人眼中，就是一伙拥有了一流武器装备的亡命之徒，天下无人不知，这些家伙“骜狠陵突，号难制之甚”。[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

这样一支末日时代的传奇武装，非常人所能驾驭。能令他们俯首帖耳的人，自然也非同寻常，本章开篇说到的白衣人，正是其中之一。

二、“好男子，来世当生我家！”

完颜陈和尚，这就是方城监狱中白衣男子的名字。[关于完颜陈和尚的事迹，见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金史·完颜彝传》。]

他本名完颜彝，字良佐，陈和尚是他的小字（出生时取的小名）。不过，不论是对友军，还是对敌军，陈和尚这个名字都更加响亮。

陈和尚算是金朝的宗室疏属、将门之后，家在丰州（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父亲参加过金章宗泰和年间的对宋战争，战死嘉陵江。贞祐年间，二十出头的陈和尚被蒙古军掳掠到北方，他的堂兄完颜鼎（斜烈）也同时被俘，兄弟二人彼此照应，情好甚笃。不久，完颜鼎返回丰州老家，赡养陈和尚的老母亲。陈和尚受蒙古大将赏识，隶属帐下。

过了一年有余，陈和尚惦记母亲，请求告假回乡探亲。蒙古大将虽然答应，却指派了一名蒙古兵，一直跟着他回家，防止他逃跑。到了丰州，陈和尚和完颜鼎合力杀掉了这名“监卒”，抢了十来匹骏马，携着太夫人，连夜朝黄河方向狂奔。闻讯集结的蒙古骑兵一路追踪，紧咬不放。一行人好不容易甩掉追兵，马匹也大多半途累毙。兄弟二人不知从哪找来了一辆鹿角车（一种军用运输两轮车），两人一左一右，牵挽这辆笨重的兵车，跋山涉水，硬是把老母亲拉过了黄河，回到了金朝统治区。

陈和尚一家的脱险经历，颇有感人之处，京城交口传颂，很快便传入皇帝耳中。金宣宗下诏，哥哥完颜鼎袭爵，出任都统，弟弟陈和尚试补护卫。很快，陈和尚转任奉御，进入了近侍局。不久，完颜鼎外派到金宋边境的寿州、泗州（今安徽北部）元帅府任职，获准携弟弟一同赴任。

当时寿、泗元帅府的经历官，太原人王渥（字仲泽），是才名颇盛的儒士，史称他的书法、绘画，都有晋人风采，是完颜鼎的好友[《金史·王渥传》。]。陈和尚天资高明，雅好文史，在内廷执役的时候，就有“秀才”的绰号，此时得遇良师益友，更是折节向学。王渥先教他书法，又教他研读《孝经》《小学》《论语》《左传》等儒家经典。军务倥偬，但有余暇，陈和尚就秉烛夜读，或“在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之士，其视世味漠然”。

古往今来，凡是“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版”的文武之才[“露版”即露布，一种对外公布的军旅文书，多为捷报。此为北魏孝文帝形容傅永之语。]，注定有成为名将的资格。金宣宗末年的高级军官，多是出身世家的膏粱子弟，在军中只知打球走狗，为非作歹，故有各种诨号，比如：“板子元帅”（完颜讹可，善打球）；“三脆羹”（完颜定奴）[三脆羹是一道三样荤菜或素菜制成的羹。除了定奴，其他人诨号的得名缘由均有明确记载。]；“火燎元帅”（名字也叫完颜讹可，好用火烧盗贼）；“卢鼓椎”（纥石烈牙吾塔，好用鼓椎打人），等等[刘祁：《归潜志》，第64页。]。比起这些荒唐之辈，陈和尚的确是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

正大二年（1225年），金哀宗革新军制，完颜鼎转为总领（都尉的前身），他麾下的军队也换防到了方城。陈和尚跟随前往，协助哥哥处理军务。新驻地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谁都料想不及，这次方城之行，差点让后来金末第一勇将的军旅生涯半途夭折。

外地调来的军队和本地军队之间发生摩擦龃龉，本属寻常。没过多久，完颜鼎下属的军官李太和，就同当地镇防军千户葛宜翁，因为琐事，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个时候，完颜鼎恰好生病了，陈和尚负责处理纠纷。

事情本是葛千户理亏，陈和尚并没多想，直接罚了他一顿板子。葛千户素有凶悍之名，是方城的地头蛇，如今当众被笞，又羞又气，很快郁郁而终。咽气前，他不忘嘱咐老婆，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替自己出这口恶气。

更让人意外的是，葛千户的老婆，性子同样泼辣。她连夜上诉，诬告陈和尚杀人以泄私愤。她不依不饶，反复到御史台、尚书省、近侍局各处衙门上访，甚至在龙津桥头，垒起一堆高高的柴火，扬言如果朝廷不给个说法，她就在这里“自焚，以谢其夫”。龙津桥跨越南京内城南边的惠民河（蔡河），正当“御路”，是类似今天北京长安街的主干道[金中都也有“龙津桥”，也在外城与皇城之间，应是仿自北宋汴京。（见范成大《揽辔录》）]。事情传开，京城轰动。

朝野舆论认为，葛千户的老婆如此“刚烈”，似乎说明，陈和尚很有可能倚仗自己出身近侍，加上有手握兵权的兄长撑腰，徇私枉法。这个案件，有利于树立典型，不能轻易放过。查案的钦差也认为陈和尚罪在不赦，应当“大辟”（死刑最高级，斩首）。

金哀宗舍不得杀爱将的弟弟，又迫于舆论，只好下诏，将被告就地羁押，等候裁决。与陈和尚兄弟交游甚笃的诗人元好问听说此事，寄来一阕新填的《浣溪沙》小词，以“行处自由皆乐事，得来无用是虚名，等闲荣辱不须惊”，表示慰问和鼓励。陈和尚自然也觉得自己无愧于心，坦然面对，在狱中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态，“聚书读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寒来暑往，转眼之间，居然过去了整整十八个月。

正大四年（1227年），完颜鼎大病方愈，率军支援陕西前线。陛辞之际，金哀宗发现完颜鼎明显消瘦了，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主动问起：“卿莫非是担心方城一案？放心，朕现在就赦免卿弟。”第二天，御史台闻风而动，横加阻拦。又过了几个月，完颜鼎突然在军中病逝，金哀宗才终于兑现了他的承诺。

后来，金代著名文人元好问，为纪念陈和尚写了一篇很长的碑传，对他在狱中接到赦书的场景有一段生动描写。金哀宗派人传话：“法司上奏，说汝以私忿杀人。私忿未必有，不过，他人有罪，不当笞而强笞之，难道没有主观过错吗？汝兄逝矣！朕失去了一位名将。今日看在汝兄的情面上，曲法赦汝，免不了有人说闲话。汝要发奋图强，建功立业，才不枉朕的一番苦心！”陈和尚一言不发，也不谢恩，只是伏地“泣且拜，悲动左右”。

这一年，陈和尚三十六岁。

其实，陈和尚是否真有能力填补完颜鼎的空缺，金哀宗大概只是存有一丝侥幸。他并不知道，自己从方城监狱放出来的，是怎样一员虎将。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金朝和蒙古开战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陈和尚出狱后，暂领紫微军都统，不久调入忠孝军，任提控。桀骜难驯的忠孝军，在他的麾下“俯首听命，弭耳帖伏，东而东，西而西，易若驱羊豕而逐狐兔”，作战勇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也秋毫无犯。

正大五年（1228年），蒙古军大举进犯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控扼陇东通往关中的大道）。金军前线总司令、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在主帐中召集诸将，大声询问：谁愿意充当前锋破敌？陈和尚默然从行列中走出。

他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事实上，那天清晨，诸将集合前，他早就焚香沐浴，换好了衣服，准备赴死。从合达手中接过前锋兵符时，陈和尚目光如湖水般沉静。他披甲上马，头也不回，直驰而去。接着，在大昌原，他以麾下的四百忠孝军，击溃蒙古军八千人。三军将士振奋不已，乘胜追击，大败蒙古军。捷报传来，举国欢腾，金朝和蒙古交战，“二十年，始有此胜”。金哀宗手书圣旨表彰，一夜之间，陈和尚名动天下。

这是一个呼唤国家英雄出现的时代。如果没有，也必然要制造一个。

正大七年（1230年），陈和尚随大军出动，再次出任先锋，成功解救卫州之围。

正大八年（1231年），蒙古大将速不台侵入陕西，进逼潼关。陈和尚率领忠孝军一千骑兵，都尉夹谷泽率领一万步兵，前往救援。两军血战于倒回谷（今陕西蓝田东南），蒙古突骑狼狈退走，“填压溪谷间，不可胜算”[元好问：《雷希颜墓铭》。]。金朝官方统称此战为“小关大捷”。

短短四五年间，方城狱中的一介死囚，就升到了定远大将军、世袭谋克的荣耀地位。远至大漠，黄河南北，无人不知晓陈和尚之名。金朝使节出使北方，听人说，金朝入主中原，涵养人才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陈和尚后来的英勇赴死，让蒙古将帅都钦佩不已，有人把杯中的马奶浇在地上，祝云：“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

看来，大安三年（1211年）的野狐岭一战，已过去快二十年，金军总算有了堪与蒙古军正面一战的野战军，同时也有了素质过硬，能统率这支大军纵横驰骋的军官。正如郝经形容的，这是“举朝刻日期中兴”的时代（《三峰山行》）。朝中甚至有人认为，都尉军、亲卫马军和忠孝军，三军加起来甚至超过大金全盛之际的实力。

正大初年，金哀宗在南京城曹门内的校场，举行过一次大型阅兵。当日列阵的有忠孝军七千、马军五千、卫戍京城的建威都尉麾下军队一万、殄寇都尉麾下军队四千，加上皇族旁系（泛称“内族”）完颜九住统率的亲卫军三千。其余还有十三四支都尉军，分镇外地，未能参加。即便如此，检阅台前，旌旗猎猎，将星云集，军容齐整，铠仗鲜明，“教场地约三十顷（约合1平方公里），尚不能容”，队列挤得都排不下了，大有常胜之师的威武。[《金史·兵志》。]

正大八年（123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夕阳西沉，东华门已经闭关下钥，尚书省和枢密院的高级官员却联袂而至，紧急请求金哀宗召见。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蒙古军“破峣峰关（即饶峰关，今陕西西乡东北），由金州（今陕西安康）东下”[《金史·哀宗本纪》。]。这支突然从金和南宋交界处冲出，成功迂回到金朝黄河—潼关防线西侧后方的蒙古军，后来将以“斡腹”（迂回突击腹部）一军而名垂后世。[“斡腹”一名，参见石坚军：《“斡腹”考述》。]

打发走省院大臣，金哀宗伫立仁安殿的台阶上，手握急报，陷入了沉思。近几年，蒙古军一直尝试从西、北两个方向，冲击金朝的关—河防线[参见石坚军：《1227—1231年蒙金关河争夺战初探》。]。这一年春，陕西重镇凤翔沦陷，九月，蒙古军又重兵围攻黄河北岸的河中，如今西边出现敌情，直觉告诉他，这次进攻十分蹊跷，非同往日。想到此处，金哀宗徘徊良久，轻轻念着一长串人名：

金哀宗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的、神采飞扬的面孔。其中许多人，早在金哀宗还在东宫当皇太子的时候，就与他结识或者相知。当年他登基前夜，一呼百应，在东华门街上集结了东宫卫队和枢密院直属部队三万余人，簇拥他入宫，吓得英王守纯、庞真妃母子瑟瑟发抖。那时围绕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信得过的伙伴。如今，这些旧人，或已物故，或天各一方，可是，金哀宗仍然感觉到，他们才是自己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

他不知道，在今后的三四年内，这份名单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将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战争的洪流之中。

黄昏中，殿上的朱衣人喟叹一声：“诸位将军，朕唯有遥祝你们旗开得胜了！”

三、河中绞肉机

金哀宗心系的河中，今在山西省永济市西南的蒲州镇。在蒙金战争的最后十年中，大概绝少有哪座城池，像河中城这样，遭到过如此严重的破坏，见证过如此残酷的死亡。

河中古称蒲坂，三国至北周时期是河东郡的治所，历唐至明，多称蒲州或河中府，清末改为永济县。在金末，河中是隶属河东南路的一座散府，下辖七县、四镇。此地相传为上古圣王舜的都城，更是兵家必争之地。黄河中段的河道呈“几”字形，河中正位于“几”字最末一笔曲折之上，“西阻大河，东倚太行，潼关在其南，龙门在其北”，是陕、晋、豫三地的枢纽[周景柱等纂修：（乾隆）《蒲州府志》卷一。]。对山西、河北的势力来说，河中是通向关陕的门户，反之亦然，故而历代誉其为“要会”“噤喉”“重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4册，第1888—1890页。]

河中在唐代特别重要，因为它位于太原、长安和洛阳三都中间，号为“中都”，金代河中的地位远不及此。不过，金人还是认为它“被山带河，保障关陕”[《金史·完颜伯嘉传》。]。南渡前夕，就有人提议迁都河中，因为此地“背负关陕五路”，“南阻大河”，北有绛州（今山西新绛）、平阳、太原三座重镇，东南有中条山掩护，堪称“万全之固”。可惜，河中地处河北，又无现成宫室，才在竞争中败给了南京开封[《金史·完颜讹可传》。]。南渡以后，黄河以北的河中就担负起屏障河南的重任；金军还经常以河中为跳板，组织向陕西、山西的救援和反击。[《金史·胥鼎传》。]

不过，南渡君臣，尤其是术虎高琪，一心只想把河北精兵都抽调回河南，对守住河中所在的河东地区明显缺乏兴趣。

兴定元年（1217年）前后，元帅都监完颜阿禄带奉命守卫河中[《金史·冯璧传》作“阿虎带”，女真语为ahudai，意为“长子”。]。不过，阿禄带畏敌如虎，到任伊始，就“竭民膏血，为浚筑之计”，大肆征调河中周边的民夫，不分昼夜，拼命加固城墙，增修楼橹，疏浚城壕，真可谓“城高虑未固，城外重三壕。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对城中百姓来说，“脂膏尽，犹不辞，本期有难牢护之”，敌人来攻，城池楼橹能顶用，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诗句出自元好问《中州集·赵元》所收《修城去》。原诗描述的是贞祐初年忻州（今山西忻州）遭蒙古军攻陷后，金军大兴土木修复城池之事，非河中城。]

可是，没过多久，蒙古军攻陷了绛州。绛州在河中北边，相距不到二百里。消息传来，阿禄带唯恐河中受攻，搭上性命，寝食难安。他派人兼程赶回南京上奏，宣称河中已成一座孤城，坚守的可能性为零。金宣宗首肯：实地勘察后，“果不可守则弃之，无至资敌”，让他相机行事，如果非撤退不可，也不准把修缮完备的城池留给蒙古人。

阿禄带接到诏书，当即安排撤军，疏散居民。临行前，他将河中城的“民户、官府”付之一炬，大火烧了一天一夜[《金史·完颜讹可传》。]。有一位河中本地人，文士张琚，也跟着阿禄带军撤退。他写了一首《移河中》诗，表达了对家乡城市的眷恋、被迫背井离乡的悲哀：

阿禄带弃守河中的举动，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满。有人指出：“河中重镇，国家基本所在，弃之为失策。设为敌人所据，则大河之险我不得专恃矣！”宣宗一听，顿觉放弃河中，太过草率，这才下令逮捕阿禄带和他的僚属入狱，先后派遣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平阳行省胥鼎前往河中，修复破损的城池。然而，史书记载，河中城此后是“随守随破”。很难想象，黄河边小小一块地方，竟能承受如此频繁而残酷的拉锯战。

元光元年（1222年）末到元光二年（1223年）初，这里又发生了一轮惨烈的争夺。

自阿禄带弃守后，河中就成了一块有名的高风险战争地带。不久前，金宣宗派往河中视察的完颜伯嘉发现，此地官吏岗位空缺严重，“凡召辟者，悉以艰险为辞”，百般推脱不肯前往，无人主持大局，建议朝廷对这类人予以重罚。他还发现，各地不少百姓，不愿背井离乡逃往河南，就纷纷躲到附近山里，以宗族或者乡党为单位，结成一座座山寨、坞堡，据险自保。所以，他建议，实在要没人肯去，那些“能招集余民、完守城寨者”，不要拘束门第、资格，超越等级，提拔为本地的要员。[《金史·完颜伯嘉传》。]

元光元年、二年之交，实际负责河中守备的，正是这样一个获得超常升擢的本地人侯小叔。他本是黄河渡口附近一个船夫的儿子，却先后被委任为河中府判官、权河东南路安抚副使、河中府治中、权元帅府右都监。除了毁坏严重的城池，他的主要倚仗是附近中条山的诸处山寨。所以，在蒙古一方的史料中，他还有个恶名，叫“中条贼侯七”。[《元史·木华黎传》。]

元光元年秋，木华黎率领大军，开始了他戎马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前一年，他从东胜渡过黄河，攻延安不克。今年，他选择了从河中渡河，但是，河中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标，他眼中只有金军重兵固守的长安、凤翔。

从敌楼上远远望见“国王”亲征的标志——九尾白纛下的黑月白旗，河中城内名义上为金朝坚守的军民，顿时陷入了恐慌。另一名高级军官，提控吴德，建议侯小叔赶紧投降，被他“叱出斩之”。侯氏宗族也有不少人主张归顺。比如，表哥张先就苦口婆心劝他：此番蒙古大军势如洪水，河中小城无异于螳臂当车，投降可以保全家族。侯小叔大怒：“我舟人之子，致身至此，何谓出降！”竟把表哥绑在柱子上当众处死，再请和尚做法事超度，表示先公而后私、抵抗到底的决心。

可惜，城内绝大多数人没有玉石俱焚、成全侯七的打算。某一天，趁侯小叔出城迎候南京派来的都监，城里一致决定，开门投降。侯小叔只好逃往中条山寨。[《金史·侯小叔传》]

木华黎接管河中后，在黄河上搭建了一座浮桥，匆匆率军西去。负责接应大军东归的，是一名很早就从金朝投降过来的老将，右副元帅石天应。石天应的部队，举着黑色旗帜，号称“黑军”，是木华黎麾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渡河前，木华黎嘱托石天应：“蒲州是河东要害，我择守者，非君不可。”石天应便以“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的名义，镇守河中。黄河以东各处要塞，如平阳、太原、隰州（今山西隰县）的附庸军队都归他节制。

石天应的根据地，本在北边的葭州（今陕西榆林市佳县），但他早就相中了河中这块地方，认为是“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可作为进攻陕西的前进基地。石天应“年垂六十，老耄将至”，但没打算病死在床上，觉得“男儿当战死战阵以报国！”因此，尽管有僚佐警告，河中过于逼近金军重兵屯驻的潼关、长安，又刚刚归顺，人心未定，很不安全，他还是毅然移镇河中。

石天应练达戎事，自然清楚，河中不过是一座空城，近旁“侯七”的中条诸寨，是肘腋之患。他派遣自己的副手，有骁将之称的吴泽，在城外一处险要悄悄驻扎下来，以防中条山的“山贼”趁主力西去，河中兵力薄弱、城池修缮未完的空当，进行偷袭。果然，侯小叔逃进中条山，迅速集结了各寨人马（《元史》称为“昆弟兵”），号称十万余人，日暮抄小道出发，半夜就潜行到了河中城下。负责半路拦截和示警的吴泽，当晚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侯小叔率军攀缘入城，将蒙古军尚在搭建的楼橹悉数焚毁。

石天应夜半惊醒，望见城头的火势熊熊，心知大势已去，大呼“吴泽误我！”带领亲信四十多人上马迎战。有人劝他渡河西去，他长叹一声：“当初有人提醒我，不要贸然进驻河中，如今兵败弃城，就算侥幸逃脱军法责罚，又有什么颜面，去见木华黎太师和同僚！”顷刻之间，敌兵四面重重围困。石天应在双市门附近“饮血力战”，一直坚持到次日正午，才不支倒地。[《元史·石天应传》。]

侯小叔收复河中后，将蒙古军架设在黄河上的浮桥一把火烧光，安集远近，入城守御。消息传到南京，小叔论功，遥领孟州防御使，同知河中府事，又兼监军、安抚副使。

太平日子过了不到半月，元光二年（1223年）正月，木华黎得知后方河中发生变故，调遣临时屯驻平阳的蒙古军前锋总帅按扎儿（又译按察儿）一军，会同幸存的石氏子弟进攻河中，大军也号称十万。金军陕西总帅完颜讹可派出提控孙昌率军五千，枢密副使、陕西元帅完颜赛不派出李仁智率军三千，救援河中。侯小叔与援军约定，半夜鸣钲，内外夹击城外敌军。不料，到了约定的时刻，援军却毫无动静，侯小叔孤军奋战，好不容易才摆脱缠斗，收兵入城。正月二十四日，蒙古军破城。侯小叔拒绝退入中条山寨，巷战而死，直到四十多天后，南京才得知他的死讯，最后也没有找到他的尸骨。[《金史·侯小叔传》。]

于是，蒙古军再次占领了河中。

四个月不到，当年五月，金军又夺回了河中。

第二年，正大元年（1224年）正月，金哀宗召集群臣商议，有没有必要修复河中的城墙？有人指出，“河中今为无人之境……”[《金史·陈规传》。]

七年之后，正大八年（1231年），战争中最为关键的一年。

这年十月三日，蒙古军又一次将河中城围了个里三重外三重[《元史·太宗本纪》。]。这已经数不清是河中经历的第几次围攻了。这时候，河中城内有两个同名同姓的完颜讹可。二人都是出身护卫的金军将领，地位相当。这两位，前面都提到过，一位抓到寇盗，喜欢把犯人捆在干草堆上炙烤，折磨取乐，人送外号“草火讹可”；另一位喜欢打球，据说初次上朝就闹了个大笑话，把宫里用来报告百官列班完毕的牙牌，当作“板子”，人送外号“板子讹可”。二人统率的河中守备部队，共计三万人。[《金史·完颜讹可传》。]

当时，两位讹可认为，河中城墙破损严重，很难抵御蒙古大军的围攻，想出一个办法，“截故城之半守之”，将河中旧城的城墙拆除一半，等于把防御面积缩小一半，集中兵力守住另一半城区。

据说，蒙古大军在城外搭建了一座高达二百尺（近七十米）的巨型木楼（《墨子》称为临车，西方所谓siege tower）。二百尺的高度似乎是夸张，攻城塔不用比雉堞和城防工事高太多，目标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守军的攻击[古希腊马其顿军队的攻城塔有高达四十米者，军事手册也描述过五十多米高的大型攻城塔。不过，中世纪西欧十字军的攻城塔，高度超过二十米就堪称巨型。参见Geoffrey Hindley：Medieval Sieges & Siegecraft，pp.85—86.]。何况，河中的城墙不会超过十米。蒙古人在木楼外侧蒙上牛皮，俯瞰城中，压制城头火力，协调进攻重心，“土山、地穴，百道并进”。

金军前线总司令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不敢率大军出动，只派元帅王敢领兵一万，赶赴河中。十一月，救兵冲入河中，“军士殊死斗，日夜不休，西北楼橹俱尽”，又坚守了半个月。

十二月八日，河中城陷落。[《元史·李守贤传》。]

最后一次河中围攻的历史记载十分简单，可仍然看得出，战况极为惨烈。金元之际的河中古城，明朝嘉靖年间还依稀可辨，周回九里一百二十五步，“雉堞、敌台俱存，惟缺西面”[边像纂修：（嘉靖）《蒲州志》卷一。]。这大概就是当年双方鏖战城池西北，导致城墙和防御工事遭到彻底破坏的痕迹。

城陷之际，“草火讹可”带领亲兵同蒙古军展开巷战，苦战数十个回合，力竭被擒，很快就被处死。“板子讹可”率领三千残兵冲出城外，赶到黄河边。那里停泊着几艘战船，金军一拥而上，许多人被挤落水中，奋力挣扎着想要攀住船舷。上了船的人浑然不顾，调转船头往南狂奔。木华黎之孙塔思，率领蒙古骑兵在北岸跟踪追击，飞矢如雨，船上的金军死伤惨重[《元史·塔思传》。]。对这批河中溃军来说，这短短五六十里水路，一开始就是“死亡行军”。

金军船队才走出几里地，就依稀望见正前方黑影憧憧。走近查探，只见战船首尾相连，将河道拦腰截断。幸运的是，金军船上装了一批“震天雷”，这是一种初级火器，铁罐装填火药的抛掷炸弹。绝望的逃亡者朝对面的船扔出几乎全部震天雷，借着爆炸的亮光，他们看得分明，对面战船上并没有多少敌军驻守，这才大着胆子上前砍断铁链，一路漂过潼关，回到了黄河南岸的阌乡（今河南灵宝西北）。

河中府治中康锡（字伯禄）、河中总帅府经历李献能（字钦叔，本地人），都跟着“板子讹可”撤退。两人是与完颜陈和尚的老师王渥齐名的文士，上一年才来河中上任。城陷前一天，两人相约到城隍庙求梦，预卜吉凶。

当夜，康锡梦见城池沦陷，金军争夺船只逃走，自己被挤落水中，眼看就要溺死，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身穿锦衣的美女，伸手把他拽上了船，此后只见“满眼皆桃花”。李献能梦见有人送了他一张春节桃符，上面写着：“宜入新年，长命富贵”。

翌日，蒙古兵杀入河中。混乱之中，康锡居然真的没能挤上船，落水而亡。李献能却安全撤回了阌乡。没过几天，春节将至，地方官送来了桃符，上面写的恰恰是“宜入新年，长命富贵”这八个字。[元好问：《续夷坚志》，第2页。又参见《金史·康锡传》《金史·李献能传》。]

河中陷落后，金哀宗宣布赦免司令以下的军官，唯独不放过“板子讹可”，下令将他“决杖二百”，活活打死。传言讹可得罪过哀宗身边的近侍，才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朝野许多人都为他惋惜。李献能虽逃过一劫，也没有真的“长命富贵”。没过多久，他就在一场兵变中遇害，时年四十三。[李献能死于天兴元年（1232年）十一月，元帅赵伟（赵三三）在陕州发动的兵变，行省长官以下共二十一名官员集体罹难。见《金史·哀宗本纪》。]

惨烈的河中围攻，不过是正大八年拉开帷幕的最后一幕剧的序曲。

从河中战况最激烈的西北城墙，再往北走数里，就可以看到一大片几乎望不到边的白色营帐。在营地中央，无数大大小小帐篷簇拥着的，是一座巨大的毡帐。这座大帐之所以惹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其体积庞大，可容千百人，还因为帐篷柱子都用金箔包裹，天幕和内壁都覆盖着金碧辉煌的织锦，远远望去，光耀夺目[关于蒙古大汗的“金帐”，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这是围绕河中发生的无数次拉锯战中，第一次出现的壮观景象。

这座金色大帐的主人，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或者，应该称他为“窝阔台汗”“窝阔台合罕”（Qahan，即可汗）。

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用伊斯兰史书最典型的浮华笔调，描述了此刻河中城下的窝阔台汗：

正像志费尼说的，“帝国”这个新娘，窝阔台汗不久前才拥入怀抱。

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所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俱是人中之龙。四人追随父亲南征北战，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称为“四曲律”。曲律（kulug），意为骏马、豪杰。成吉思汗在世时，曾令术赤管狩猎，察合台掌法令，窝阔台主朝政，拖雷统军队。不过，长子术赤是孛儿帖遭蔑儿乞人掳去后回途中所生，身世可疑，又与察合台不和。因此，成吉思汗在晚年选定了性格敦厚大度的窝阔台作为汗位继承人，而按照蒙古旧俗，拖雷作为幼子（蒙古人称为“守炉灶之主”），继承了父亲的营地、家室和大部分军队。这个颇为矛盾的安排，或说妥协，对蒙古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驾崩后，帝国的汗位虚悬了两年，拖雷监摄国政。1229年（相当于金哀宗正大六年），分散各地的全体宗亲和那颜，终于赶到了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了选汗大会（忽里勒台）。不料，手握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的拖雷，态度暧昧，甚至建议“别择日”。大会整整争论了一个多月。最终，拖雷只好退让。

《史集》记载，登基大典上，察合台扶着窝阔台的右手，拖雷扶着窝阔台的左手，皇叔斡惕赤斤抱住他的腰，将他送上了“合罕”的大位。（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28—30页。]

如今，蒙古帝国的第二任主人亲临河中城下。四十多天来，身材微胖、脸颊酡红的窝阔台汗，一直高居于金帐的御座上，饶有兴致地边饮马奶酒，边观看蒙古大军攻城。

此时，曾经的汗位竞逐者、四皇子拖雷正转战于河中府以西五六百里的金宋边界。他麾下的军队，穿过了大散关、饶峰关、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抵达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均县镇）、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市）一带的汉水（汉江）南岸，撑开了牛羊皮缝制的充气船（“浑脱”），打算浮渡汉水，从侧后方突袭南京。大戏这才刚刚开场。

四、“内线优势”VS“斡腹”

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冬，窝阔台汗登基后的第三年，金朝的潼关—黄河防线就在三个不同方向遭到了空前猛烈的进攻。这是蒙古大军兵分三路的一次协同攻势。[正大八九年的蒙古三路攻金战役，参见陈高华：《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石坚军：《蒙金三峰山之战新探》。以下各节的讲述，吸收了上述研究的考证成果，也有一些不同于这些研究之处，必要时在正文和注释中做了简要说明。]

中路军：窝阔台汗亲自率领，先攻占黄河以北的要塞河中，再渡过黄河，直指洛阳，进逼南京开封。

东路军：铁木哥斡赤斤（成吉思汗幼弟）率领，以河北、山东一带的汉人军阀部队，由山东向西推进，进逼南京开封以东，意在牵制。

西路军：拖雷率领，由凤翔渡渭水南下，过宝鸡，进入汉中，假道唐、邓（今河南西南，毗邻湖北的唐河、邓州地区），迂回到潼关—黄河防线的后方。

三路大军，约定第二年春天会师，围攻南京开封城。

依照古代兵家的说法，窝阔台汗的中路军，应该是“正兵”，拖雷的西路军，大概就是“奇兵”了。

金朝的心腹重地河南的西南两面，分布着崤山、熊耳山、伏牛山、桐柏山，俱属崇山峻岭，军行阻塞。唯在桐柏山和伏牛山之间，白河、唐河蜿蜒而行，汇入南阳盆地。拖雷的西路军，正是瞄准了这个缺口[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3册，第227页。]。不过，要进入南阳盆地，必须先穿过重重关隘、河川。特别是从宝鸡往南，大散关以内，属于南宋控制区。这个政权态度暧昧，“假途灭虢”能否成功，尚属未知。

这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后来又被称为“斡腹”，据称来自成吉思汗的遗嘱。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在中原战区调整了战略，将重心从东线（河北、山西）转移到西线，先灭西夏，由西至东，进取关中、河南。临终前，他明确指示：金军精锐集中在关—河防线，如果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然许我，便可“下兵唐、邓，直捣大梁（开封）”，迫使金军调出潼关兵力，千里南下救火，我军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元史·太祖本纪》。]。凤翔沦陷后，投降蒙古的金人李昌国也主动献计：蒙古军如“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如从天降。[《元史·睿宗传》。]

从纸面上看，这一迂回战略的创造性和洞察力毋庸置疑。不过，仔细想想，倒也无须过分颂扬。当时，金朝上上下下，猜到蒙古军动向的人不止一个。正大七年（1230年），驻守金宋边界的术甲脱鲁灰上言：“商、洛以南，濒于宋境，大山重复”，宋人不知防守，我军又不可能越俎代庖，如果蒙古人“由散关入兴元，下金、房，绕出襄、汉，北入邓鄙”，我们就完了，应该及早与宋释怨，堵上缺口。[《金史·术甲脱鲁灰传》。]隐居洛阳的老学究杜时升，逢人就说，敌人据了陕西，一旦“假道于宋，出襄、汉，入宛、叶，铁骑长驱，势如风雨，无高山大川为之阻，土崩之势也！”[《金史·杜时升传》。]

这个计划，不仅容易落入金人猜测，而且不是什么军事机密——蒙古人甚至公开用它来吓唬金人。金宣宗时出使蒙古的使节，目瞪口呆看着敌方某要员指着地图问：“商州（今陕西商洛）至此中，军马几何？”又指着兴元说：“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金史·完颜合达传》。]兴元（今陕西汉中），正是后来西路军入陕、入川的枢纽。

原因无他，人的思想不妨天马行空，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斡腹”不过就是一个空想，也就沦为空谈。蒙古军并不具备实施这一战略的军事和外交条件。试想，连凤翔、西安都打不下来的木华黎军，哪来余力深入金宋边界的崇山峻岭，突击河南西南部？另外，千里奔袭，需要无比出众的经验、实力、勇气、韧性……后面我们将要看到，这些主客观条件，正是在正大七八年前后，才凑到了一起。

若是请一位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军事评论家，比如，与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齐名的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将军，替金军统帅部分析一下敌军的计划和对策，他大概会以蒙古三路大军的核心目标南京为原点，以南京至河中或邓州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周。圆上的中心C点代表南京，D点代表关—河防线后的金军重兵，与C点连成直线便形成90多度角的A、B两点，分别代表蒙古中西两路大军。

接下来，这个欧洲人会告诉金军统帅部：相对于分散的、独立行动的A、B两支蒙古军，金军C拥有“内作战线”或中心位置（la ligne intérieure ou centrale），也就是一支军队对抗两支及以上敌军应该采取的路线。凭借这一优势，金军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和集中全部兵力，趁敌军各部尚未集中之前，连续、逐一击破他们。所以，如果双方兵力不悬殊，“一切中央或内线的位置，总是要比外线的位置（按：比如在金军两翼作战的蒙古军）有利”。[（法）若米尼著，刘聪、袁坚译：《战争艺术概论》，第76—81页。法文版见Antoine-Henri Baron de Jomini：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1830）. pp.80—87.]

如果这个欧洲人受雇于蒙古人，他可能会建议：若非十分肯定中西两路主力都能面对金军取得绝对优势，最好不要分兵作战。毕竟，大量成功的战例，例如，李世民对王世充和窦建德，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杜松、马林和刘，拿破仑在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博利厄和撒丁军，坦能堡战役中兴登堡对俄军萨姆索诺夫、伦南坎普夫……都来自名将对中心位置和内作战线的巧妙计算。

这番道理，金人其实是懂的。不过，他们能不能及时做出最正确的反应，在统帅部内部，除了金哀宗，还要取决于三个人。

金军关—河防线上的守备部队和机动兵力，包括都尉军、忠孝军等，主要归二位统帅共同负责：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二人都带宰执头衔，一个是平章，一个是参政，指挥陕西行省下属的重兵，总部就设在潼关东边的阌乡。

合达（hada，女真语意为“山峰”）的经历很独特。本书开篇讲述岐国公主出嫁，年轻的合达就站在负责护送的侍卫亲军队列中。他后来上前线任职，遇上蒙古军围攻平州，势穷力孤，不得不“以本军降于阵”。蒙古人允许他不剃发，继续留守平州。他趁机逃回了金朝，在战争中成长为一名良将，素有“熟知敌情，习于行阵，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的美誉。

蒲阿（puγa，意为“山鸡”）是契丹人，也出身侍卫亲军。金哀宗当皇太子的时候，就提拔他当亲军总领。元光二年（1223年）末，金哀宗入宫继位前，蒲阿奉命全副武装，屯驻南京城东北，以备非常。他是金哀宗安插在前线的心腹，在决策上发言权更重一些。这种玩弄制衡的双头制，并没有给金军作战带来什么积极效果。

合达和蒲阿，史书常简称为“二行省”“二相”“二帅”。朝野皆知，“天下劲兵，皆为二帅所统，倚以决存亡”，是迎战蒙古大军的主力[刘祁：《归潜志》，第121页。]。不过，二人各有自负的资历，又都是粗人，商议军事，一言不合就大吵大嚷，恶语相向。金哀宗派了一名心腹居中调停，同时充当前线和内廷之间的联络官——枢密院判官白华（字文举）。值得一提的是，白华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元曲四大家”之一，写《墙头马上》《梧桐雨》的白朴。

枢密院作为中央军事机构，首先要为皇帝决策服务。正副长官（院使、副使、佥院、同佥）以下，重要僚属有两种：一种叫“奏事官”，负责机密信息的上传下达；另一种职务叫“备顾问”，一旦皇帝问起“军马粮草器械、军帅部曲名数、与夫屯驻地里、厄塞远近之类，凡省院一切事务”，得找个明白人对答如流，否则“辄以不用心被谴”。这个专业岗位，囊括了现代军队的后勤、装备、情报、兵要地志、作战等所有方面，虽然很不科学，毕竟有点类似今天的总参谋长。白华就是金哀宗的高级“顾问”。他的委任状上写着：朕不用你带兵打仗，但是，“军中纲纪、发遣文移、和睦将帅、究察非违，至于军伍之阅习、器仗（杖）之修整”，你都要管起来。白顾问是个具有战略眼光，头脑也敏锐清晰的难得人才。

正大八年（1231年）九月，金军侦察到了窝阔台汗攻河中、拖雷入汉中的动向。白华觐见金哀宗，提出了他的作战设想：

换句话说，不妨利用时间差，集中兵力，先去A点击败河中的敌军。一旦成功，西路军从B点的迂回进攻，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金哀宗欣喜地问：“此策，汝画之？为得之他人？”非常倾向这个方案。很快，合达从前线送来密奏，也建议先对付中路军。[《金史·白华传》。]

为此，金哀宗紧急将蒲阿从洛阳召回商议。不料，奏对之间，蒲阿竟然只字不提此事，只说蒙古军前锋忒木䚟已前出到冷水谷，亟须应付。金哀宗耐着性子听了半天，生气地打断他：朕不问你别的，就问你“河中可捣否？”蒲阿嗫嗫嚅嚅：拖雷的西路军人数虽多，但成分冗杂，窝阔台汗的中路军“少而精，无非选锋”。如果北上渡河，赴河中会战，窝阔台汗可能埋伏突骑，截断我军退路，“恐不得利”。

这番话，如果不是借口，那就是金军统帅部一个重大的情报失误或判断失误。拖雷一军的编成复杂，却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绝非乌合之众；相反，围攻河中的窝阔台一军，绝不可能“少而精”（详细内容，见于之后论述）。

金哀宗听完蒲阿的汇报，失望地说：“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须再论，且还陕州。”

没过多久，在白华的坚持下，金哀宗又将合达召回，让前线将领和参谋们召开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讨论这个方案。众军官围坐在沙盘边上，白华屡次举起合达最初的密奏示意，“竟无一先发言者”。会场寂然良久，最后，蒲阿说：“且勾当（对付）冷水谷一军何如？”合达只说了两个字：“是矣！”会议便不欢而散。

会后，他们在御前向金哀宗解释：军情瞬息万变，“河中之事，与前日上奏时势不同”，又无人敢对这个孤注一掷的方案负责，“议遂寝”。二帅返回阌乡，象征性地领兵出冷水谷，遥遥声援了一下即将沦陷的河中。[《金史·哀宗本纪》《金史·白华传》。]

就这样，出于怯懦，或出于颟顸，又或二者皆有，金军统帅拱手将无比关键的战略主动权让给了蒙古军。

金军统帅似乎觉得，蒙古大军这套“扼吭拊背”的组合拳，左直拳——中路军未必能突破关—河防线，右勾拳——西路军更是没什么威胁。

这个想法，借用陆游那首《钗头凤》里的话是：错！错！错！

据历史学家考证，负责执行“斡腹”的西路军，是蒙古军和汉军中最能吃苦、最敢打硬仗的部队。

西路军的指挥官，是自幼跟在成吉思汗身边南征北战的军事天才拖雷，成吉思汗评价：“追求勇敢、荣誉、武功、降国定天下的人，就去效力于拖雷汗。[（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5—6页。]”拖雷麾下的蒙古将领包括：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宗王合赤温之子野里知吉歹、左翼千户朵豁勒忽、左翼千户速不台、右翼千户失剌斡忽勒或脱不合、汪古部的按竺迩；加上郭德海、奥屯世英、薛塔剌海、贾塔剌浑、刘黑马、田雄、梁英、萧札剌等汉人将领，可谓名将云集，实力强大。不少官兵参加过蒙古西征，有长途转战的经验，还有当年西征军中前进得最远的先锋（速不台、郭德海）。[陈高华：《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

西路军如此编成，乃是因为他们肩负的作战任务着实令人望而生畏。

从凤翔南下，过宝鸡，入汉中，再转向东，假道唐邓——这条行军路线，蒙古军从未涉足，沿途地形复杂，险阻重重，时刻在南宋窥伺之下，后勤条件也艰苦万分。金军搜集的情报显示：“睿宗（拖雷）所领军马四万，行营军一万”，“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金史·白华传》《金史·移剌蒲阿传》。]可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被迫携带了一支庞大的辎重队，占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即便如此，西路军还是一度陷入补给困境：“他们饿坏了，身体消瘦，以致吃人肉，吃一切动物和干草。”[（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34页。]行军过程也是几经周折。

正大八年秋，西路军按照原定计划，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进入宋境。不料，先期前往宋朝假道的使节被杀，拖雷率三万骑兵突入大散关，攻陷宋朝的凤州（今陕西凤县）、兴元（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又别遣一军从兴元出发，扫荡川北。十一月，蒙古军再度会师后，接受了南宋四川制置使的乞和、犒劳和向导，穿过饶峰关，东下金州、房州，终于抵达均州、光化一带的汉水南岸。

另一方面，不同于西路军历尽艰辛，跋山涉水，窝阔台汗亲率的中路军，似乎更加从容不迫。

中路军的实力并不逊于西路军。实际上，蒙古从勃兴到衰亡，从未有过大汗本人出征不率“主力”而只率“偏师”的情况。中路军将领，可考者有口温不花、按赤台等宗王[口温不花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之子，按赤台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以及塔察儿、塔思、速浑察。塔思和速浑察是木华黎后裔，率领木华黎的旧部（五投下军）。窝阔台汗登基后重组的怯薛军（一万人），也必然随大汗出征。何况，两个月内就能攻下三万金军守御的河中，中路军的数量只可能比西路军多。所以，合达、蒲阿才不愿撄其锋芒。

中路军的进攻轴线也要便捷一些。平阳、河中以北，蒙古经略多年，可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窝阔台汗早就对自己的作战正面做了侦察。他派克烈部的速哥出使金朝，速哥此行必然要渡河入汴（南京）。金人故意带速哥绕过军事重地，将他锁在船内，“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达汴”。不料，速哥还是设法打探到了沿路的“地理厄塞、城郭人民之强弱”。回来后，他献上金廷招待用的黄金酒杯，窝阔台汗大喜：“我得‘金’于汝手中矣！”[《元史·速哥传》。]

正大八年（1231年）正月五日至七日，中路军拔掉河中这颗顽强的钉子后，沿河曲东行，在洛阳东四十里的白坡（今河南孟州西南）渡河。

这段黄河河道，底部铺满石头，进入干旱季节后，水深不能寻丈（两三米）。金军河防，上下千里，唯独觉得这一处地方相当危险，每年冬季枯水期，都专门从洛阳调一支军队过来警戒。蒙古轻骑在向导速哥的指示下，在白坡徒涉，掳获了泊在南岸的船只，将北岸的大军和辎重悉数运到了南岸。

蒙古中西路大军，分别推进到目前位置，原先的战略构想，可说成功了一半。金军以为固若金汤的关—河防线，一下子出现了一西一北两个大缺口。这个时刻，再不起而反击，就只有束手待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