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存与亡，有天命！”

正大九年（1232年）的元旦到上元（正月十五），是“正大”年号行用的最后一段时间[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再改元“天兴”，皆与战局的突然转折有极大关系。]。不过，这短短半月，对南京开封城内的军民来说，好像半年甚至半个世纪一般漫长。

南宋、高丽、西夏等国，早已多年不派使节来“贺正旦”了。即便如此，南京城内，上自宫阙，下到坊巷，还是一样准备辞旧迎新。

按照旧俗，从小年开始，就要陆续祭灶、驱傩、放爆竹、贴桃符、张纸灯，还要饮屠苏酒。这是一种用大黄、桔梗、川椒、桂心等药材酿造的药酒，能辟疫气。

金代的文坛领袖、书法名家赵秉文，年逾古稀，求他题写桃符的亲友仍然络绎登门。这一年，赵宅大门上又照例挂出“老汉不写字”的条幅，好让慕名而来的好事之辈望而却步。[刘祁：《归潜志》，第100页。]

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其实，城内四处弥漫着焦灼的气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缠绕每个居民，浓郁到让人胸闷窒息。爆竹声中，强颜欢笑间，人人都会有意无意向东南方向凝视片刻，好像在期待些什么。

上一年（正大八年）的年末，中、西两路蒙古大军，已对河南腹地形成了严重威胁。直到十一月下旬，拖雷的西路军掠过金州、房州，眼看就要在均州、光化一带渡过汉水，尚书省和枢密院还在建议金哀宗“以逸待劳，未可与战”。

这次，金哀宗反复斟酌，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答复：

总之一句话：“南下决战！”

这个决定可谓姗姗来迟，上一年北上击破中路军的计划胎死腹中以后，整整三个月的宝贵时间已经浪费掉了。不过，这仍然算是自与蒙古开战以来，金朝皇帝发出的最强音。于是，关—河防线上合达、蒲阿统率的重兵，从阌乡掉头，沿着洛南、商州、丰阳（今陕西山阳），顺丹水（丹江）而下，进驻顺阳（今河南内乡西）。很快，杨沃衍（唐括迪剌部人）的党项军、陈和尚的忠孝军、驻守胡岭关（今河南济源西）的军阀武仙的部队也相继南下。全军近二十万，会师顺阳，迎战西路军。[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

现在是正大九年的正月。换句话说，自诸军奉命南下，已经过去了一月有余。

刘祁（山西人），父亲是前监察御史刘从益（前面提到被选为“千户”军官充数者），自幼有神童之名，可惜科场失意，连举进士不中。他这年才三十出头，从南边的淮阳（今河南周口）赶到南京，与老祖母和母亲团聚过年，顺便进入太学读书。到了京师，刘祁听说，平章（合达）、参政（蒲阿），带着八名都尉率领大军，正在荆江（汉水）与北兵相峙。

正月十五刚过，刘祁到东华门外新开的讲议所投献时务建议书，遇到了当日值班的翰林修撰李大节。二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到了时事。李大节说：“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枢，看此一战如何？”刘祁耸了耸肩，表示默认。[刘祁：《归潜志》，第122页。移剌蒲阿此前任枢密副使，故言“副枢”。]

南京城内的百万生民，苦苦等待的，正是这场生死大会战的消息。

他们等到了什么？

正月二十日前后，东南紧邻开封府的许州（昌武军）。大清早，老门卒推开城门，大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打得脸庞生疼。他仿佛听到，寒风之中，夹杂着阵阵马的嘶鸣。老门卒侧过耳朵，努力分辨，感觉这声音自远而近，逐渐清晰。接着，雪雾之中倏地冲出一匹黑马。他仔细一看，差点吓得魂飞魄散——史书记载，伏在马背上的军官，“两手皆折，血污满身”，极为可怖。[《金史·古里甲石伦传》。]

这名气息奄奄的军官，是忠孝军的“完颜副统”。在他身后，金朝溃军和蒙古追骑蜂拥而至……

原来，正大八年（1231年）十二月初一，南下的金军主力抵达邓州（州治穰城县，今河南邓州），屯驻在顺阳（今河南淅川县南）。顺阳是穰城县下辖四镇之一，距离汉水北岸不过十数里。此时，合达、蒲阿麾下集结了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荅、完颜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剌，提控步军张惠，完颜阿排、高英、樊（夹谷）泽三都尉，忠孝军陈和尚，合计骑兵二万、步兵十三万，人数是对岸准备渡江的蒙古军的五倍。

二帅召集诸将，讨论是否趁敌军半渡截击，还是等敌军全部过河再决战。张惠、按忒木认为，蒙古骑兵一旦踏入平地，金军后方空虚，风险太大，主张半渡截击。蒲阿不屑一顾：汝等只与宋军交过手，“于北事何知！”他的胃口极大，打算放蒙古军过河，一举歼灭，还反复告诫诸将：“不要像在大昌原、卫州和倒回谷那样，把鞑靼人放跑了！”蒲察定住、高英、樊泽等人也纷纷表示同意。

十二月十七日，蒙古军开始在光化横渡汉水。十数万金军，便在距离岸边不远处，密切监视蒙古军的一举一动。

当天清晨，随着三声沉闷的大鼓声，一千名背着弓矢、手握弯刀的蒙古前锋（“莽来”）开始骑马泅渡。前锋上岸后，迅速呈扇形展开，掩护渡口。几乎同时，金军顺阳大营的合达、蒲阿也接到了斥候（侦察兵）的回报：“千骑已北渡！”[《金史·移剌蒲阿传》。]

接着，第二通、第三通……鼓声响起，蒙古军大部队和辎重开始渡江。他们或骑马浮渡，或利用缴获的船舶，或撑开牛皮缝制的皮筏。渡江行动持续了整整四天，自晓至夜，人马、驮畜，寂静无声，只听得到齐整的鼓声、马蹄声、溅水声。渡河行动显示西路军不愧为百战精锐，这对于金军并不是个好兆头。

两军隔水对峙的地方，往南百余里，就是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府，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的驻地。这里一直屯驻有各种番号的大量军队。襄阳方面的宋军也在观望这支陌生军队的渡江。不久以后，这些宋军将成为蒙古军的盟友，共同给金王朝挖掘最后的墓地，然后，两军又将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不过，在这一刻，金、蒙、宋三方的大军，都在汉水两岸默默打量着对方，却毫无动作。这是战争中最富戏剧性的画面之一。郝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场景，他在《三峰山行》中这样描述：

二十日夜间，金军主力从顺阳出发，连夜进入事先准备好的决战阵地——邓州西南六十里的禹山。

二十一日拂晓，金军斥候报告了蒙古军渡江完毕的消息：“北骑已尽济！”

二十二日，禹山的金军展开战斗阵形，“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合达、蒲阿考虑金军步兵太多而骑兵太少，便让步兵在禹山前方列成圆阵，将骑兵部署在山后待机。[《金史·移剌蒲阿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35页。]

二十三日凌晨，蒙古大军出现在禹山金军的视野中。山顶上的瞭望哨发现，蒙古“大帅”（拖雷）亲自“以两小旗前导”，来到山前，观察金军的战斗部署。此后，蒙古军并没有急于发动全面进攻，而是“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向金军阵地做了几次试探性的冲击。两军“短兵接战，战三交，北骑稍退”。熟悉蒙古军作战方式的合达传令：诸军少安毋躁，“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

经过一番试探，蒙古军大致摸清了禹山阵地的虚实。金军瞭望哨见到蒙古“大帅”再次挥动大纛，“聚诸将，议良久”。接下来，失吉忽秃忽率领骑兵，专门针对金军步兵发动了一轮更凶猛的“半回转”突击。都尉高英的部队部署在禹山北面，蒙古军居然迅速绕到该军背后，使之阵脚大乱。高英奋勇督军力战，才稳住了阵形。接着，蒙古军又冲击都尉樊泽的部队，再度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合达将一名擅自退却的千户就地斩首，全军将士“殊死战”，这才顶住了蒙古军的攻势。[《金史·移剌蒲阿传》。]

看到金军阵地一时难以攻破，蒙古一方的记载说，拖雷决定：

显然，西路军不打算陷入与金军大队步兵的阵地战，而是要充分发挥机动优势，将金军主力甩掉，争取北上同中路军会师。于是，金军观察到，“北兵回阵，南向来路”。金军统帅误判，这一行动表示蒙古军已败退。张惠主张乘胜追击，蒲阿大手一挥：急什么！“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

蒙古人实是当时举世无双的军事欺骗大师。禹山大战的第二天，二十四日，西路军竟然在金军眼皮底下凭空消失了。金军侦察兵回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金史·移剌蒲阿传》。]这似乎证实了之前的判断。于是，合达、蒲阿二帅派出急驿，昼夜兼程，向南京送出“大捷”的战报，并沿途宣布敌军已被击退。省、院大臣接到捷报，在议事堂中摆下酒宴，痛饮欢庆。左丞李蹊举杯兴奋地大喊：“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金史·完颜合达传》。]

其实，西路军前锋此刻已“散漫而北”，渗透金军后方。主力及辎重则悄悄隐蔽起来，与金军脱离了接触。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一连四天，金军对西路军的去向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二十八日，金军才发现，禹山南面、光化对岸的枣林中有敌军出没。他们白天生火炊饭，入夜之后不解甲，不下马。斥候只见密林之中人影憧憧，“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似乎别有所图。

至二十九日止，禹山阵地上的十五万金军官兵，已经紧张兮兮守了近十天，粮秣也开始短缺。合达、蒲阿商定，暂时撤出禹山，回邓州休整。金军大军转向通往邓州的大道，需经过东面枣林的边缘。正当金军前队已过、后队未过的空隙，蒙古军突然从林中杀出。合达、蒲阿慌忙整队迎击，然而，金军后队已被冲散，辎重也遭百余名蒙古骑兵掠走。

合达、蒲阿率领的金军前队，勉强赶在日暮时分进入了邓州城。高英、樊泽两军，分别负责城外东西两面的警戒。

这天，直到深夜，邓州城楼还在不断传出当、当、当的钟声，一声比一声急促，逐渐消失在浓郁的冬雾深处。那是入城的金军在给迷路的溃军指示集结的方位。[《金史·移剌蒲阿传》。]

二、大雪满弓刀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一日，元旦，金军休整完毕，在邓州城下举行了一次炫耀性的检阅。城外的蒙古军没有发起进攻，“大将”派使节来索取美酒。合达、蒲阿命人抬出二十瓶佳酿，送给蒙古军。这大概是残酷无比的战斗中，双方唯一的一次稍具骑士风度的交流。

正月二日，拖雷率领西路军绕过邓州，取道泌阳、方城、襄城，兵锋直指东北方向的南京开封。邓州城内的金军畏惧敌军进逼京师，不得不跟随北上。然而，西路军的行军道路沿线，“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主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只好抄近路，“并山入阳翟”[《金史·完颜合达传》。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提出，拖雷军率先取道三鸦路北上，又派遣另外一支部队残破泌阳、方城、襄城沿线；继而合达、蒲阿统率的金军主力也取道三鸦路随蒙古军北上。这一考证似乎有误，难以解释《完颜合达传》的记载：“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并山入阳翟”，就是说抄三鸦路入钧州，即《史集》记载的“他们便向右面驰去”。由南往北，三鸦路即左侧穿过伏牛余脉的山路，方城沿线则是右侧的平路。]。阳翟县是钧州（今河南禹州）的州治，在开封西南约三百里。钧州“控汴、洛之郊，通汝、颍（许州）之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4册，第2193页。]，合达、蒲阿显然打算在此地阻截西路军北上。

他们抄的近路，就是“三鸦路”。这条行军线路，相当于从南阳盆地出发，沿白河支流口子河谷北行，翻越伏牛山分水岭，再沿瀼河河谷抵达鲁山县。此道先后穿过百重山、分水岭和鲁阳关三个隘口，故名“三鸦路”，自古是南阳通往中原的捷径。[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第180页。]

合达、蒲阿刚进入三鸦路，就在百重山（五朵山）遇见了从丰阳川（今陕西山阳）赶来增援的杨沃衍部队。杨沃衍问起禹山战况，二帅回答：“我军虽胜，而大兵已散漫趋京师矣。”杨沃衍听罢，极为愤怒，对他们说：两位手握重兵，却一再贻误战机，“不能战御，乃纵兵深入，尚何言耶！”[《金史·杨沃衍传》。]

拖雷率西路军主力北上之际，派朵豁勒忽千户率三千劲骑，担任后卫，尾随金军进入三鸦路。这支后卫不顾自身损失，经常上前袭扰、缠斗。金军步兵翻山越岭，行进缓慢，正月十日才抵达鲁山，十二日终于抵达钧州以南百里的沙河（颍水支流）。

此时，西路军主力的五千骑兵早已在对岸列阵，待金军渡河后，尾随金军，频繁袭扰，导致他们“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黄昏时分，开始下起了小雨，翌日凌晨，雨转为雪。三千加五千，来袭的蒙古骑兵不断增加，接近万人。金军主力且行且战，苦不堪言。

十三日，金军主力刚抵达钧州西南二十五里的黄榆店，雨雪大作，没法再赶路了，只好扎营休息。

十五日午夜，一名近侍抵达黄榆店，召集全军将帅，传达了金哀宗激励士气的圣旨：“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然而，诸将散去后，这名近侍低声对合达、蒲阿说，圣主还有“密旨”。接着，他传达了一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

合达、蒲阿守御关—河防线多年，如何听不出这道“密旨”的弦外之音？这是说，除了南阳腹地失守，蒙古军还突破了黄河沿岸的河中、孟津、汲县等渡口。对于北返的金军主力来说，这个消息无异于一记晴天霹雳。二帅接旨后，合达一把拽住蒲阿的袖子，请他留下来商量。蒲阿回头只说了一句：“止此而已，复何所议！”

史家评价，蒲阿已经吓得失魂落魄了。[《金史·移剌蒲阿传》。]

十五日天还没亮，金军主力冲风冒雪，紧急向钧州城开拔。这是整场战役中最微妙的时刻。

一边，金军主力一路狂奔，以杨沃衍的部队打头，冲过蒙古游骑设置的路障，挪开堵塞大道的树木，亟欲进入钧州休整，再入援京师。在另一边，蒙古中路军于七日渡过黄河，十三日攻克郑州。拖雷派夔曲涅联络上了窝阔台汗。口温不花、塔思率中路军骑兵一万余人，南下与西路军会合[《元史·睿宗传》。]。拖雷掌握了四五万精兵，他敏锐地感觉到，真正的决战时刻到了：“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元史·睿宗传》。]

自黄榆店前行不到五里，横亘着一道山岭，岭上有三座山峰起伏——“三峰山”，这是钧州南面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距离州城不到二十里。此刻，金军已经“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蒙古军抢先占据了山岭周围，严阵以待。

金军主力被迫应战，陈和尚以忠孝军一马当先，仰攻山岭上的蒙古军主力。紧接着，武仙、高英军进攻东北侧山峰的蒙古军，杨沃衍、樊泽军进攻西南侧山峰的蒙古军。或许是身陷绝境迸发潜力，又或是钧州在望，令金军重拾斗志，十五日白昼的激战，蒙古军居然落入下风，被逼至东边一块高地。张惠、按忒木又率金军骑兵，从地势更高处“承上而下拥之”，蒙古军再次不敌后退。

不过，血战竟日，两军都颇为疲惫。金军取得阶段性胜利，却很难一下子吃掉数万骑兵。入夜前，金军在山下“沟地立军围之”，前后数百重，准备来日一举歼灭敌军。[十五日的战斗，参见石坚军：《蒙金三峰山之战新探》。]

没想到，午夜刚过，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两三天的雨雪，突然转为暴风雪。郝经有诗句形容，“黑风吹沙河水竭”（《三峰山行》）、“六合横倾数丈雪”（《金源十节士歌》）。蒙古人相信，这个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是由于神秘力量的干预。《史集》记载：

蒙古巫师“祈雪”用的石头，称为“札答”或“酢答”（ǰada），是一种动物腹中的结石，传说有招致风雨的魔力。当时流传一种说法：蒙古军惯于在极端条件下作战，甚至故意制造极寒天候，“极寒无雪，则磨石而祷天”[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第156页。]。其实，金朝开国初年的铁骑何尝不是如此？女真发祥地气候本就寒冽，在与辽军的战争中，金军把水浇在己方城墙上，“其壁凝冻成冰”，生生造出一座冰城[朱翌：《猗觉寮杂记》。]。靖康元年（1126年）冬，金军围攻北宋汴京，当时也下了一场暴雪，粘罕率军趁着大雪，加紧攻城，他仰天长笑：“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九。]

如今，百年方过，山下的金军僵立在齐腰深的大雪之中，瑟瑟发抖。刀枪剑戟，寒不可触，弓弩缠冻，无法施展，还有官兵三天没吃饭。金军士气和战斗力一落千丈，这“二十万新兵”，却是添给了蒙古人。

十六日，天刚蒙蒙亮，“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拖雷宣布：“现在是作战和获得荣光的时刻了，必须勇敢！”在统帅的激励下，蒙古军全军披上毡制的雨衣，先锋塔思一马当先，“如扑向羚羊群的狮子”，冲向山下的金军[（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37页；《元史·塔思传》。]。三峰山周围，多是种麻的田地，往往要翻耕四五遍，连日雨雪后，人马踩踏上去，“泥淖没胫”。两军酣战半日。在此期间，窝阔台汗麾下的余部不断赶来。蒙古军势力大振，反将金军逼到三峰山上。

透过山顶的雾气，金军将帅极目远望，只见此时的蒙古军仿佛有“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鼓声、号角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息。蒙古军四面将金军重重围困，轮番休整和进攻，甚至从容不迫地“炽薪，燔牛羊肉”，肉香四溢。

眼看金军的斗志临近崩溃，蒙古军故意在包围圈上放开一条“生路”——通往钧州的大道，又在这个缺口两侧埋伏了新赶到的生力军。片刻之间，“金军遂溃，声如崩山”。此时正逢云开雾散，日光粲然，蒙古军追击数十里，沿途“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史·移剌蒲阿传》；《元史·睿宗传》。]。金哀宗苦心经营近十年的精锐大军，从此不复存在。

十六日的日头偏西，残阳如血，长达一个多月的漫长战斗——阻截和反阻截、偷袭和反偷袭、追击和反追击——以如此短促的结局告终，令人唏嘘不已。

正大八九年之交的蒙古南下攻金之战，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示范。

蒙古军的行动，是“间接路线战略”（侧翼奇袭）的典型成功案例。中路军先攻关—河防线，牵制金军主力；西路军迂回奔袭，调动金军主力千里南下。西路军伺机决战，中路军伺机渡河，再会同西路军，与疲于奔命的金军决战河南腹地。战役进程，大体按照蒙古人的设想进行。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中古兵书。书中假托唐太宗、李靖两大名将一问一答，探讨了古代军事理论中“奇正”这对玄奥的范畴——“奇兵”和“正兵”，究竟是固定划分，还是随机应变？二人讨论的结果是：俗传“奇兵旁击”（奇是侧翼突击），“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先出动为正，后出动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正面交锋是正，将军临阵应变是奇），等等，这些说法都未能穷尽“奇正”底蕴。“唐太宗”总结：我的正兵，让敌军误以为是奇兵；我的奇兵，让敌军误以为是正兵，“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恰是孙子说的“形人而我无形”的境界。“李靖”无比佩服，跪拜说：“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战役之初，蒙古中路军是正兵，西路军是奇兵。随着战役的进展，西路军成了正面硬抗金军主力的正兵，中路军转为了赶来支援的奇兵，真是“奇正相生，变化莫测”。除此以外，蒙古军队“指期约日，万里不忒”的军事素养，蒙古将帅敏锐、果断和坚忍的指挥个性，皆可圈可点。

蒙古人的胜利之所以如此辉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手的失误。合达、蒲阿统率的金军主力，犹豫畏葸，一失于捣河中，二失于扼汉水，三失于战禹山，在南北二线之间疲于奔命，是“内线优势”应对“外线进攻”的典型失败案例。

对金军来说，究竟哪个环节，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刻？是袖手等待蒙古军渡过汉水的那四天（十七日至二十日）？是在禹山完全失去蒙古军踪迹的四天（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是十五日的小胜即安，还是十六日的风雪漫天？这个问题，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回味。

三、烽火照南京

三峰山一战，金军的“将星”陨落如雨。

在通往钧州的那条杀机四伏的大道上，杨沃衍、樊泽、张惠三支部队挤在一块，夺路逃生。张惠拄着一条铁枪，浴血奋战，为诸军殿后，英勇战死。杨沃衍、樊泽败退到柿林村的南边，遇上高英领着麾下残兵。蒙古追兵四合，三人中，唯有杨沃衍生还钧州城。[《金史·移剌蒲阿传》。]

合达也带着数百名亲卫冲入了钧州，蒙古大军紧随其后，将城池重重围住。杨沃衍拒绝接受招降，向南京方向跪拜痛哭：“无面目见朝廷，惟有一死耳！”从容自缢殉国。他的部下将长官遗体连同他自缢的屋宇一起焚毁。与杨沃衍一同自尽的，还有十余名部下[《金史·杨沃衍传》。]。很快，钧州城就被蒙古军攻陷。合达藏身密室中，也没能躲过蒙古军地毯式的搜索，不屈而死。

钧州城中还有陈和尚。他不愿死在无名小卒之手。听到外面喧闹声渐息，陈和尚主动从藏身之处走出，伸手拦住了街上的蒙古兵，大喊：“Bi，Altan Qan-u yeke noyan，Qaghan tai cin uulzmaar bain（我，金国大将，欲见合按白事）！”[元好问：《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合按”就是合罕，当时窝阔台汗的专属尊号。蒙古骑兵押着他来到大汗的金帐之前。窝阔台汗问：好男子，你叫什么名字？陈和尚昂首回答：

帐中将帅都很钦佩他的勇敢，也想劝他归顺。可是，陈和尚不肯下跪，蒙古兵把他的两膝以下都砍折了；陈和尚厉声大骂，蒙古兵又用刀将他的嘴一直豁裂到两耳。最终，陈和尚不肯屈服，“噀血而呼，至死不绝”。殉国时，他才四十出头。[《金史·完颜彝传》]

另一名主帅蒲阿，没敢在钧州停留，拍马直奔京师，行至望京桥时，被蒙古军擒获。蒙古军将他押到官山（又名九十九泉，今内蒙古灰腾梁），反复劝诱。蒲阿被杀前只是平静地说：“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金史·移剌蒲阿传》。]

从三峰山包围圈中逸出的金军普通士兵，人数其实不少。钧州东南八十里外的许州（昌武军），前面曾讲过。就连西北两百里外的洛阳，也接收了“三峰溃卒”三四千人[《金史·撒合辇传》。]。然而，参加三峰山大战的金军将帅，除了武仙带着三十名骑兵躲入竹林中，后来逃亡至密县（今河南新密），上至二帅，下至中高级军官，或阵亡，或被俘，或失踪，绝大多数此后再未出现在历史记载之中。如果蒙古军派人专门清理战场，搜罗金军军官遗弃的军阶标志——金牌、银牌、木牌，所获大概能堆成一座小山。

南朝名将檀道济，被杀前自诩“万里长城”，能保卫家国，唐太宗对李也有同样的评价，可见将才有多么宝贵。三峰山战败，金朝的京师南京开封，既失去了大河天险，更失去了不惧以身来障蔽它的将帅。不论是金人，还是蒙古人，对这一点都十分清楚。三峰山战后，蒙古骑兵直驱南京城下，用长矛举着完颜合达的首级高喊：

与当年野狐岭之战后的中都几乎如出一辙：先是野战部队被歼，然后是都城受围——南京孤城，如今只剩下它自己的城墙可以依靠了。

或许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一圈城墙并不寻常。

严格说来，开封城成为金朝皇帝真正的驻跸之所，还不足二十年。不过，自五代到北宋末年，这座城市一直是国都，根基深厚，还一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贞元元年（1153年），开封正式定为“南京”，同时成为完颜亮梦想中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自正隆三年（1158年）开始，动员天下民夫工匠，营造不遗余力，“运一木之费至两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许多上好木料采自陕西、山西等地，千里水运，途经三门砥柱之险，淹死了许多筏工。宫殿装饰也极尽奢华，“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又从各地搜刮珍奇的林木花石，填塞宫苑[见《金史·海陵庶人本纪》、张棣：《正隆事迹记》等。]。宏伟壮丽的宫室，是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选中南京作为“陪都”最重要的加分项。不过，宫殿园林在抵御蒙古围攻时起不了什么作用，许多价值连城的构件，最后沦为搭建临时楼橹的材料，甚至抛石机的砲弹。

金末的南京城，自内向外有宫城、皇城、内城（子城）、外城四重城墙。金朝重修南京，向北扩大皇城占地，将北宋皇城包作宫城，作为城池防御关键的外城和内城，基本延续了北宋汴京旧城的规模。[关于金代南京的形制，参见单远慕：《金代的开封》、王曾瑜：《金代的开封城》、刘春迎：《金代汴京（开封）城布局初探》。]

南京的外城，呈东西稍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周长“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符合现代考古勘探的结果），“高四丈”、“广（厚）五丈九尺”，开有十四座城门。外侧有一道宽十余丈的护城河环绕，清涟浅浅，又称“护龙河”。

北宋末年，金军围攻汴京时，外城城墙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楼橹也焚烧殆尽，金朝重修时都予以恢复。南宋使节北上，通常在此地暂歇，楼钥、周煇等人都确认，南京的外城“城楼雄伟，楼橹、壕堑壮且整”，瓮城、敌楼，一应俱全。[楼钥：《北行日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68—369页。]

金人自己也认为，北宋所筑的外城，“土脉甚坚”[刘祁：《归潜志》，第68页。]。后来，蒙古围攻外城，大砲抛出的石弹，打在城墙外侧，只留下浅浅的凹痕。甚至到了明末，李自成围攻开封，用当时先进的火药爆破术，在开封城脚下挖掘坑洞，埋入火药引爆，据传也因为城基是“金人所重筑，厚数丈，土坚”，惊天动地的爆炸，不但未能撼动城基，冲击波裹挟破碎的砖石向外反震，守在城壕边，预备冲击缺口的数千闯王骑兵，“一时皆为齑粉”。[刘益安：《大梁守城记笺证》，第61—63页。]

总之，这套外城形制，用南宋守城专家陈规的话形容，是“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陈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若不是当年靖康君臣昏招迭出，金军很难直接攻下汴京。陈规听到都城沦陷的消息，第一反应便是觉得不大可能，难以置信。

南京的内城略呈正方形，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北宋末年破坏本不严重。金宣宗进驻后，术虎高琪、完颜赛不等人提出，外城虽然坚固，但周回太广，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仓促间难以防守。于是，从兴定元年（1217年）至兴定三年（1219年）秋，在北宋内城的故基上，又“筑而新之”[《金史·完颜赛不传》。]。这次修内城，大兴工役，指派朝官轮流出任监工，又强拆了许多民居。然而，等到蒙古军兵临城下，金哀宗君臣又觉得，丢掉外城，内城绝无生路。这座闹得上下不宁、河南百姓怨声载道的新修内城，最终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南渡后不久，由于害怕有朝一日遭到中都城那样的长期围攻，除了加固城墙，金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防御措施。例如，贞祐四年（1216年）十月，金宣宗下诏，全城制作防城器械，在城外开阔地面大量挖掘陷阱，设置栅栏、鹿角等路障。过了一周时间，又下令将城外居民的粮草储备全部运入京城，集中分配。十一月，金朝颁布了专门针对守御京城的官兵的迁赏规定，接着命令城外居民自行将房屋拆除，以免被蒙古军利用，末了，居然还颁布了一部《毁城防器械法》。[《金史·宣宗本纪》。]

到了金哀宗，或许是对关—河防线和自己一手培养出的野战军过于自信，并不太留心京城的城防。因此，这些基础设施、条令和经验，恐怕是三峰山惨败的消息传来，蒙古大军的围攻迫在眉睫，南京城仅有的前期准备了。尽管如此，高、厚十几米的城墙，同《墨子》中就系统总结，宋代更是臻于完善的守城术结合，外加金军装备的两种先进火器（半个多世纪以后欧洲才摸到一点军用火药配方的门道），使得南京城仍是整个欧亚大陆上最难攻陷的堡垒之一。

不久，蒙古军的攻城经历将会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