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的攻城术

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洗礼，特别是西征的磨炼，在围攻城池方面，蒙古军早就超越了要靠偷袭、诱敌和恐吓的时代（见第三章），不复是吴下阿蒙。

古代的要塞围攻（Siege），是一项复杂而且艰巨的军事活动。《墨子》将这一整套标准战术，归纳为十二项：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轒辒、轩车[关于墨家的“十二攻”及对应的防守，参见（英）李约瑟、（加）叶山著，钟少异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第331—379页。]。其实，说来说去不出两大类：

从地上攻城，要挖掘壕沟，树立栅栏，建立封锁线，还要建造远距离攻击器械，如抛石机、床子弩、火箭，侦察瞭望的平台，如巢车、望楼，攀登城垣的土山、飞梯、车梯，撞击城墙或城门的钩撞车、搭车，等等；从地下攻城，要挖掘多条坑道，在城墙地基处埋好木桩再烧掉木桩，让城墙坍塌，这需要建造坑道作业的遮挡器械，如轒辒车、尖头木驴，防止坑道塌陷的木头支架，等等。[参见（德）傅海波：《中世纪中国的攻城与守城》；（美）弗兰克·A.基尔曼、费正清著，门洪华等译：《中国的战争行为》，第149—190页。关于宋元时期的城池攻守，可简要参见曾公亮等撰，陈建中、黄明珍点校：《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守城》，第172—207页。]

这一切，除开大量承担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士兵，都离不开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计算弹道的职业砲手，校正弹着点的观察员，设计各种器械的工程师，确定坑道线路的地形专家，实际负责挖掘的工兵，还有各类木匠、铁匠、石匠、皮革匠……这样一来，围攻堪称古代的“高科技”战争了。双方掌握和临时创造出的技术的对抗，甚至是个别守将兼工程师之间的对抗，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围城，单是这一种战争形态，就兼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大特征。围攻大型城池，对技术、人力、物力、时间的要求更加苛刻。且不算数以百计的攻城器具和坑道作业，光是弩箭这一项，一日的消耗量就可能以百十万计算[赵万年：《襄阳守城录》。]。这样的消耗，只有大型的政治体才承受得起。

蒙古帝国的大军，恰是当时世界上最擅长向敌人学习的军队，不但支配了海量的物质资源，更不惮于引进人才，实现组织和技术革新。

蒙古人极为重视攻城武力的建设。早在木华黎经略中原的时候，就训练出了自己的专业砲兵部队[《元史·唵木海传》。]。还有记载说：“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汗）征讨之际，于随路取发，并攻破州县，招收铁、木、金、火等人匠，充砲手，管领出征。[《元史·兵志》。]”可见，蒙古军并不缺乏专业技术人才。至于围城必然消耗的大量苦力劳动，按照蒙古军的惯例，是将方圆数百里内的无辜民众掳掠驱赶到城下，作为“哈沙儿军”（ḥashar），充当攻城的炮灰。

蒙金战争后期，蒙古军的攻城战术，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草原骑兵本来就是天生的弓箭手，狙击、远射、齐射，无所不长。正因为如此，蒙古军对远距离火力投射器械（所谓“砲”）也情有独钟。

火炮出现之前，当时的“砲”是抛石机（西方称为trebuchet），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拽索式抛石机，将一根或数根椽木，用铁箍捆绑在一起，构成抛掷臂（砲梢），置于砲架上，一端系有装填砲弹的皮囊，另一端系上几十根拽索。发射时，人力猛拉拽索，利用杠杆原理，将砲弹（巨石或者引火物）抛射出去。《武经总要》记载的宋代抛石机就有十八种，用拽手四五十人到二百五十人不等，可抛射二斤到百斤的石弹。金代抛石机还给拽手提供重度防护，用生牛皮蒙住砲座，“每砲一座，如屋数间”，很是壮观。[赵万年：《襄阳守城录》。]

不过，宋式抛石机有一个缺憾，就是射程不远，仅五十步开外。另一种配重式抛石机，称为“曼扎尼克”，最初流行于中东地区。阿拉伯人对中国传入的拽索式抛石机做了改进，在砲梢尾部悬挂一块巨石或者巨铁（配重物），利用配重物下落的动能，代替人力牵引，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甚至能通过增减配重比较方便地调节射程。后来，元军围攻南宋的襄樊，一发击碎城楼的“襄阳砲”，就是这种抛石机。[（英）李约瑟、（加）叶山著，钟少异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第158—189页。]

抛石机发展到中世纪，已经相当精确，可以好几个小时连续轰击同一块区域。但是，不论哪种抛石机，安装、拆卸、调整射程、重新瞄准目标，都非常麻烦和耗时[Geoffrey Hindley：Medieval Sieges & Siegecraft，p.46.]。因此，蒙古军的抛石机采用了装有轮子、可以推移的砲座，或者，干脆以砲阵的密度和火力取胜。这些做法，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都相当先进。

就在蒙古军围攻南京的前一年（1231年）秋天，撒礼塔率另一支蒙古军，围攻高丽的龟州城。他们不仅建造了“楼车”“大床”“云梯”，还推出了十五架“大砲车”、三十架砲车，猛轰城门。一发砲弹擦过坐在城楼上督战的高丽将军金庆孙，将他身后的亲兵打得“身首糜碎”。[《高丽史·朴犀传》《高丽史·金庆孙传》。]

更大规模的砲击，出现在之前的凤翔围攻战。蒙古军在城外设砲四百座，专门攻击城墙一角。中国古代城池多是方形，当时的军事理论认为，攻打这种城池，应该重点进攻城角，因为容易从两边部署火力[陈规：《守城机要》。]。可见，蒙古军不仅以数量见长，还了解砲攻的原理。难怪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将蒙古“重砲兵”誉为现代军队“炮火准备”的鼻祖。[Liddell Hart：Grosse Heerführer，p.15.]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十七日，三峰山之战的次日，蒙古三路大军正式会师。窝阔台汗在众多宗王、万户和千户的簇拥下，视察了血污没膝的战场。他笑着对拖雷说：“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某宗王说：“诚如圣谕，然拖雷之功，著在社稷（指他拥立大汗）！”拖雷也赶紧说：“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帝之福也！”大家纷纷赞叹他的谦逊。[《元史·睿宗传》。]

过不了多久，在场的人再回想这番富有深意的对话，也许会不寒而栗。

接下来两个月（二月、三月），蒙古大军扫荡南京周围“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的金军残部。然后，窝阔台汗、拖雷一同北上避暑，只留下一员韧性十足的蒙古老将，负责“统诸道兵”，主持南京围攻。

这位老将名叫速不台，成吉思汗的“四狗”之首。他从百夫长干起，追随成吉思汗南征北讨，参加过蒙古帝国几乎所有大型战役。速不台一生足迹所履之地，大概超过任何一位中世纪欧洲或伊斯兰世界的著名旅行家。这位将军马不停蹄，越过帕米尔高原上白雪覆盖的群山、满目黄沙的大漠、碧浪翻腾的里海、清澈见底的多瑙河；花剌子模算端、罗斯王公、条顿骑士，在他面前像麋鹿一样惊逸；中亚的山城、罗斯的木寨、东欧的石堡，无不被他踩在脚下。

有人说，速不台“身经六十五战，灭国三十二”，让西方人真切地体会到，亚洲也诞生了毫不逊于恺撒和亚历山大的名将。[Liddell Hart：Grosse Heerführer，p.29.]

笔者总有点好奇，这样一段今天看来仍然惊心动魄的阅历，对一个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能天才地思考、解决复杂战略战术局面的头脑，大概不会只充斥着嗜血贪婪的念头。尽管速不台不可能像诗人那样敏感冲动，或者像旅行家那样偏爱异国情调，但是，这些人生阅历，是否只令他的心更加冷酷坚硬，又或是会激起一种超越尘世的悲悯？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像恺撒、格兰特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大批名将，速不台不曾留下回忆录，甚至任何透露他个性的文字和言语记录。我们只知道，在完成这一切洪业之后，速不台平静地退隐到秃剌河（土拉河）畔自己的营地，七十三岁高龄时离世。

金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轰然倒塌，仿佛只是老人闲来无事时凝视的长河上，轻轻泛起的一道涟漪。

正当速不台指挥大军围攻南京的时候，在遥远的蒙古大汗营地中，悄悄发生了一件本来足以惊天动地的神秘事件。

这年四月，联辔北返的窝阔台汗和拖雷两兄弟，经过中都，取道居庸关北口，进入官山避暑。不久，窝阔台汗忽然生了病，病得还很重。萨满巫师占卜后，发现是“金国山川之神”在作祟，因为蒙古大军“掳掠人民，毁坏城郭”，触怒了神灵。

不料，御用的萨满巫师举行法事禳解，向“金国山川之神”献上人口和财宝之后，窝阔台汗竟然病得更重了。最后，萨满巫师只好说，唯有大汗最亲近的人，替他以身赎罪，他才能活下来。

拖雷听了，就教萨满巫师说了一段祷词：

说完，拖雷将涤除疾病的咒水一饮而尽，又嘱咐兄长照顾自己的孤儿寡妇（妻子唆鲁禾帖尼和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十子），走出营帐，没几天就去世了。

这个原始宗教色彩浓重的故事，在中国史家笔下，居然成了类似《尚书·金縢》篇中，武王病笃，弟弟周公向先王祈祷，愿意代死的感人义举[《元史·睿宗传》。]。不过，现代历史学家综合种种迹象认为，事实是：拖雷先有争夺汗位之嫌，又不待与大汗会合，立下歼灭金军主力的大功；窝阔台汗为消除隐患，装病下毒，谋害了拖雷。看来，那句“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暗藏着深深的忌惮。

这是蒙古帝国的内核上出现的第一道明显裂痕。且不说窝阔台汗可能死于拖雷遗孀的下毒报复，拖雷之死，是黄金家族的“哥哥兄弟每”第一次诉诸非常手段，解决权力冲突，而且远远不是最后一次。蒙古宫廷内部，窝阔台系和拖雷系、拖雷系各分支之间兄弟阋墙、党同伐异，几乎无休无止，最终导致这个欧亚大帝国加速分裂、昙花一现。[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说到底，这也可以算金朝在三峰山牺牲掉全部主力，换来的一点意料之外的影响。但是，这些遥远的帝国宫廷轶事，已经不能使南京城内近百万军民的命运，发生任何改变了……

二、开兴围城

正大九年（1232年）正月，三峰山之战的噩耗传到了三百里开外的南京。身在城中的刘祁见证，“京师大震”。金哀宗听到自己苦心经营近十年的二十万精锐，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精神登时崩溃。刘祁听说，圣主在宫中时不时“聚后妃涕泣”，还一度悬梁自缢，被宫人救回。又有一次，他在高阁上远眺京城四面升起的狼烟，了无生趣，一念之下，欲投身而下，左右侍从连忙拦腰抱住。[刘祁：《归潜志》，第122页。]

正月十九日，稍稍振作的金哀宗，亲自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同时发布了一道“罪己诏”，宣布改年号为“开兴”。诏书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据说由翰林赵秉文起草，沉痛万分，感人至深，“闾巷间皆能传诵”。四面八方仍在坚守的孤岛，比如洛阳，通过种种途径接到诏书，听完宣读后，举城痛哭。[《金史·赵秉文传》记载，开兴元年（1232年）正月，赵秉文起草赦文，“三月，草《开兴改元诏》”。但开兴改元在正月十九日，天兴改元在四月甲子（十四日），元好问为赵秉文所作《墓志铭》和《中州集》小传，均未提到三月还有起草《开兴改元诏》，本传或将两事错记为一事，今不取。]

当时，有人提议，蒙古军刚经过一番大战，远来疲敝，应该主动出击。主持朝政的平章政事兼枢密院使完颜白撒（汉名承裔）没有答应，只下令派完颜麻斤出和邵公茂等人率领民夫，出城掘开通往黄河的短堤，想用大水淹没周边地区，“以固京城”。工程还没实施一半，蒙古游骑就蜂拥而至。一万多名丁壮，活着逃回城内的，只有二三百人。

到了二月，南京城头才开始大规模搭建望楼、敌台、战棚，准备迎接大规模围攻。同时，金哀宗下诏，设置行户部、行工部，分别负责围城内的粮草供给和工事修筑，又委任了一大批有守城经验的军官，如完颜按出虎、大和儿、刘伯纲等等。

此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人手不够。城内的正规军队所剩无几。南京东西两面，各有一支都尉军，黄河对岸的卫州也有一支驻军，他们都是黄河防线的守备军队，如今防线已破，必然要撤回来，充实南京的防御。不过，这些部队，再加上卫戍京城的建威都尉，一共不到四万。平均下来，外城墙上一个垛口还分不到一个人。

古代的守城大师墨子说，城池有“五不守”，“城大人少”，排名第一[《墨子·杂守篇》。]。所以，读到这份统计报告，金哀宗皱着眉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无奈之下，入城躲避战乱的百姓只好也充军，勉强凑成一支约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号称二十万，每人每月发给口粮（粟米）一石五斗。

在东、西、南、北四面城墙上，各设了一个元帅府：李辛守东面，完颜斜捻阿不守西面，范正之守南面，和速甲（禾速嘉）蒲速辇守北面。守城部队，大概也按照传统的“五行、五色、五方”来区分服色旗号：青色（东面）、红色（南面）、白色（西面）、黑色（北面）、黄色（中央总指挥）。另外，京城四面各抽出一千人，组成机动部队，预备救急，番号为“飞虎军”。[《金史·哀宗本纪》《金史·完颜白撒传》。]

从这时候开始，南京终于进入了“围城状态”。

什么是“围城状态”，现代人不太容易感同身受。如果说，围城之外，是千里赤地，白骨蔽野，农业生活的自然节奏遭到彻底破坏；围城之内，则是另一种生活节奏、另一种秩序取代了原先的时令——用今天的话说，不妨称作“总体战”（total war）。

围城中的“总体战”，从先秦到明清，从黄河到地中海，一千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变化。

这种秩序首先强加在守城一方的军队头上。早在《银雀山汉简·守法》和《墨子》中，我们就看到，围城期间，城墙的守备地带，受到最高级别的戒严，官兵吃饭都不得离岗，出入有严厉稽查，必须持有特制的出入证（“填章”）。军官带随从士兵穿过岗哨，返回时，随从人员必须是原来的人。甚至连士兵上厕所这样的琐事，都有详细的规定：每二十步就设有一座临时厕所，距离城墙不超过五十步；请假如厕，要二人同行，相互监督，并且要“口衔枚”，禁止说话交谈。凡违反这类规定的人，一律处以最简单粗暴的军法——“皆斩”。[刘海年：《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无比严酷的军事纪律，不再局限于军营或战地，而是肆无忌惮地闯进日常生活之中。围城期间，民众的财产安全、人身自由和隐私，均受到极大的限制。

私人的粮食、衣物、家畜、薪炭，可以军事用途为由强制征用。《墨子》中就曾申明：“民室杵木瓦石，可以盖城之备者，尽上之。不从令者，斩！”[《墨子·备城门》篇。]可见，即便是大宗的不动产，如房屋、树木，为了城防需要，也是一声令下，说拆就拆，说砍就砍。

入城的居民，人手一个身份牌，记录本户成员的人数、姓名、年龄和体貌特征（肤色、疤痕等），以备核对。闺中妇女，虽然不用露脸，竟也要脱掉鞋袜，查验两足。[吕坤：《救命书》。]

大街小巷拦上路障，或者——如“楔子”一节所述——横断铃索，禁止随意穿行，昼夜巡逻不息。

红白喜事，赛神、唱戏、说书等聚众娱乐项目一概禁绝。小范围的私人和社交活动也遭严厉管制。《墨子》就禁止在围城期间“欢嚣”“三最”（三人相聚）“并行”（二人并行）“相视坐泣流涕”“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墨子·号令》篇。]甚至，百姓家里杀鸡屠狗，都要“毋令有声”。[刘海年：《战国齐国法律史料的重要发现》。]

这些有形的拘束还不算什么，更折磨人的，是撒在每个人心头的那张大网。

金朝统治时期，南京作为南部“边陲”地区的统治中心，实际并不繁荣。过往的南宋使节都发现，城内只是宫室壮丽，生计甚为萧条。范成大说：“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肆市，皆苟活而已。[范成大：《揽辔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第392页。]”金宣宗南渡以后，京城还发生过老虎袭击人的事件，甚至大白天的“虎入郑门，吏部及宫中有狐狼”，可见四郊多么荒凉[《金史·五行志》。]。金末南京城内陡然增加的人口，大半是先后迁入的侨民、流民和难民，单是从京城周边强制迁入的军人家属就多达五十万[《金史·哀宗本纪》。]，争夺日益紧张的生存资源，彼此本就矛盾丛生，不比传统的熟人社区。

如今，围城之中，挨家挨户被集中起来管理，实行保甲制度，检举揭发可疑之徒，出了茬子，邻里要连带受罚，显然进一步扭曲了本就紧张的日常人际关系。成千上万涌入城内的军民，其中难保没有敌人的奸细、探子；顶不住围攻的压力和敌军的诱惑，会不会有人悄悄变节投降；游方僧、道士、算命先生、乞丐，甚至平日老实憨厚的人，此时看来都格外可疑；聚众耳语，如今也像是在密谋出卖城池；加上围城之中几乎从不缺席的饥荒、伤寒、霍乱、痢疾……这一切，都会对围城中人的正常心智，造成无比强大的高压。

古今中外众多要塞的陷落，并非敌人攻破城墙，而是“第五纵队”的背叛，以及人心的堤防土崩瓦解所致。

现在，就看南京能否先挺过第一轮围攻的考验了。

三月中旬，在南京城外，蒙古军修了一圈攻城防线，《金史》称为“壕外筑城”。这道攻城防线周回一百五十里，设施周全，不仅有垛口、楼橹，甚至有壕沟环绕，深、宽达一丈有余，堪称城池的翻版。防线上每隔三四十步，就设有一座岗哨（“铺”），由百余名卫兵警戒。接下来，速不台将面对攻城的第一道障碍——护城壕。

就在这个时候，金人给他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便利。

或许是缺乏玉石俱焚的决心，或许是为了等待更多援军抵达，金哀宗开始同蒙古人谈判。十九日，金哀宗册封哥哥守纯之子讹可为曹王，预备送给蒙古军当人质。皇叔密国公完颜璹主动提出，讹可年纪幼小，承担不了如此艰巨的使命，希望由自己陪同，甚至代替讹可。金哀宗哀怜叔父年老，没有答应。叔侄二人在隆德殿上“相顾泣下”。二十一日，尚书左丞李蹊奉命送曹王出城，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作为“讲和使”，一同前往蒙古军大营。[《金史·哀宗本纪》《金史·完颜璹传》。]

几天前，速不台还答应得很痛快：“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则退，不然不罢也。”谁知，二十二日，曹王刚入营，速不台却变卦了，声称要送曹王一行北上觐见合罕，却不能因此推迟进攻[刘祁：《归潜志》，第123页。]。说话间，他堂而皇之下令把大砲等攻城器械推到护城壕边上，列壕竖立木栅，又用木柴干草捆在一起，投入壕中。顷刻间，就“平十余步”。白撒唯恐破坏和谈的气氛，下令城上不准放一石一箭。城头站满了金军官兵，眼看敌军旁若无人一步步填平城壕，心急如焚，却只能用刀枪拼命敲击盾牌，大声怒吼，表示抗议。

隐约听到宫外的喧闹，金哀宗带了六七名侍从，骑马从承天门出来，沿着御街，穿过汴河上的州桥，视察西面的城墙。当时刚下过一场雨，地上泥淖不堪。御街两侧的商贾、行人听到皇帝出行的警跸声，惊慌失措，来不及回避，只好伏在道旁，也有人朝御骑行三跪九叩大礼。金哀宗高声说：“勿拜！恐泥污汝衣。”吩咐护卫让大家都散去。城中民众平日没见过皇帝，消息传开，万人空巷，扶老携幼，聚拢围观。众人推推搡搡，甚至有人误触到金哀宗的御衣。

过了片刻，白撒等官员闻讯赶到，随从给皇帝捧上一顶斗笠。金哀宗瞥了一眼，只说：“军士暴露，我何用此为？”便继续视察防御。御骑所过之处，守城官兵欢呼“万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有人高呼：“臣等战死，无所恨！”还有人激动得泣不成声。

趁这个机会，防守西南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跪在金哀宗的马前，诉说：“鞑兵运土填壕，都快填完一半了，平章大人不准我等反击，恐怕阻碍和议，朝廷难道另有打算？”金哀宗回答：“朕不想生灵涂炭，鞑主若让朕称臣、进奉，朕无不应允。朕膝下唯有一名过继之子，也送出当了人质。汝等暂且忍耐，待曹王到了，敌军还不撤退，汝等再死战不晚。”仍然有官兵边拜边哭，高喊：“如今局势危急！圣主切勿寄希望于和谈！”金哀宗只好传旨，允许城上放箭，干扰蒙古军作业。

金哀宗正要拨转马头回宫，驻守西水门的千户刘寿冲上前，一把扯住御马的缰绳喊道：“圣主无信贼臣（指白撒等人），贼臣尽，大兵退矣！”护卫要拿下这个无礼之徒，金哀宗摆摆手，说：“这人醉了，莫管他！”

二十三日，蒙古军又驱赶成千上万的俘虏和无辜的妇女老幼，背负木柴干草填平护城壕，“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金史·赤盏合喜传》。]

三、巨石砲与飞火枪

远程火力的较量，从来都是围攻正式开始的序幕。用现代军语，或可称作“炮火准备”和“反准备”。

不多时，从蒙古军的砲兵阵地跌跌撞撞冲出来两个人，趁乱逃入了金军阵营。一问之下，这两人竟然是原凤翔府的砲军万户，王阿驴、樊乔。凤翔陷落后，二人沦为战俘，被蒙古军挑出来继续操砲。他们逃入南京城内后，宣称自己蒙骗蒙古人：“砲利于短，不利于长”，把砲梢和拽索大大截短，导致“机虽起伏，所击无力”[《金史·忠义传》。《金史·哀宗本纪》记载，两人入城的日期是三月乙巳（三十日）。]。不过，这显然是他们为了“将功抵过”编造出来的谎言。蒙古军砲轰南京的实际情况，与二人声称的天差地远。

《史集》提到，蒙古军围攻南京，在城外架设了大量抛石机（曼扎尼克）[（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40页。]。刘祁回忆，蒙古军竖砲攻城，“砲飞如雨”[刘祁：《归潜志》，第123页。]。金军也从城内发砲还击。金军也是用砲的行家，而且是蒙古军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泰和六年（1206年），在围攻德安的战役中，金军一门九梢砲的指挥官，弹无虚发，针对部署在城内的南宋砲兵，可以隔着城墙，“视不以目，而度以意，尚犹命中”，宋军砲兵十分忌惮。[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南宋一方的记载宣称，城内砲手与这名金军砲手展开了对轰，激烈交战几个回合后，终于击毙了这名砲手。]

砲兵的较量，不仅是机械之间的较量，也是砲弹之间的较量。战争史书籍不爱讲砲弹，其实，很多时候，砲弹比砲更重要。

圆球状的石弹，便于装运，能滚动产生更大破坏，是中世纪东西方军队的标准配备。蒙古人围攻南京的四十年前，十字军围攻阿卡城（Acre）。英王理查一世（Richard I，狮心王）的抛石机抛射的石弹，源自他从西西里岛采集来的巨大岩石。一发石弹一下子击毙十二名穆斯林士兵，引得敌军主将萨拉丁（Saladin）亲至现场勘察。狮心王的砲弹，号称“无坚不摧”，是打磨得光溜平滑的石球。[Geoffrey Hindley：Medieval Sieges & Siegecraft，p.43.]

金军的石弹，很早就由专门的工匠严格按照规格批量生产。泰和七年（1207年），金军围攻南宋襄阳，南宋守军注意到，金军的球状石弹，都是专程从北方用牛车运来，以青石为底料，做工精致，是制式武器[赵万年：《襄阳守城录》。]。南京围攻期间，金军石弹，底料则取自北宋故宫的太湖、灵璧的假山，大小各有斤重，必须圆如灯球。

相反，城外蒙古军的石弹，却是不拘一格：磨米用的大石磨，舂谷用的大石碓，破成两三块，照样可以抛射出去，而且棱角锐利，破坏力巨大。

蒙古军抛石机的形制也同样骇人。宋代抛石机，按照抛掷臂（砲梢）的粗细，有单梢、双梢、五梢、七梢等几种型号。七梢砲已要动用二百五十人轮番拽放，而南京城下蒙古军的砲“有至十三梢者”。蒙古军还继续发扬集中火力的战术：

一架抛石机，由数百人轮番操纵，一日之内可射出数千枚石弹。抛石机的发射，通常还带有一种奇特的巨响。离南京城墙数里开外，都可以感觉到地面和屋瓦在微微震颤。

百年前，金军围攻汴京，重点攻打城池的东南面。这次，蒙古军却把主攻方向放在了西面。于是，金哀宗手下两大重臣——平章兼枢密使完颜白撒、参政兼枢密副使赤盏合喜，分头坐镇西南、西北两个地段。相比之下，东北面的攻势稍缓，东南面几乎没发生太激烈的战斗。[刘祁：《归潜志》，第123页。]

赤盏合喜（女真语为hahi，意为“小狗”），在金、夏的边境战争中表现活跃，又担任过凤翔的守将。元光二年（1223年），木华黎率蒙古、西夏联军数十万围攻凤翔，连营数百里，东起扶风、岐山，西至陇州、汧源，声势浩大，却未能得手。自从见识过蒙古军在凤翔城下竖砲四百、专打一角的壮观场景，合喜摇身一变，成了金军中的“防御专家”，极为傲慢自负。南京围城期间，谏官陈岢不断上书提意见。合喜恼羞成怒，把陈岢叫到尚书省大堂质问。他不识“岢”字，还想直呼其名：“你就是‘陈山可’吧，要按你说的能退大敌，老夫世世代代给你家为奴！”在场人无不窃笑。

此刻，合喜镇守西北城墙。蒙古军在此处的攻势最为凶猛。砲声一起，合喜昂着头，噔噔噔走上城楼，从射孔向外窥探了一眼西边的攻城阵势。史书称，从这以后，整个围城期间，他自始至终“语言失措，面无人色”[《金史·赤盏合喜传》。]。蒙古砲轰的威慑力可见一斑。

前面说过，南京的城墙是五代北宋以来的遗物。金人相传，周世宗用虎牢关近旁的土夯筑城墙，“坚密如铁，受砲所击，唯凹而已”。不过，南京城头上的战棚、敌楼，却是一月前匆匆搭建的，建材大多是北宋故宫及芳华、玉溪拆下来的柱、梁、枋。南京城内的同乐园，原是宋徽宗居住过的龙德宫，金朝虽未重修，但是“景物如旧”。在这个季节，此处正是南京官民一同赏花饮酒的佳境。如今，不止园林假山化作石弹的原料，稍具规模的亭台楼阁，也都扫地而尽。[刘祁：《归潜志》，第69页。]

可惜，这些“合抱之木”尽管直径粗大，却经不起蒙古抛石机的一砲之威，“随击而碎”，蔽身其下的守军登时死伤狼藉。金军只好在工事表面铺上一层干马粪和麦秸，撑起绳网、旃褥，缓和冲击，顶上再罩一层牛皮，看上去十分牢固。不料，蒙古军将引火物通过抛石机射出。瞬息之间，金军的楼橹就燃起熊熊烈火，扑救不及。蒙古军还推出一种攻城车，称为“牛皮洞子”，坑道兵躲在里面，直抵城下，挖掘城墙地基，金军在城上一时无可奈何。

不过，蒙古军弓弩齐射，千砲并发，造成遮天蔽日的石弹箭雨，却不能像西方中世纪晚期真正的火炮那样轰塌城墙，打开缺口，最多只能暂时压制城头的反击，让垛口后方的金军死伤相继。要攻陷这座坚城，蒙古军还得依靠最传统也是最惨烈的方式——“蚁附”攀爬。

伏在雉堞内侧的金军士兵神情凝重，城外弩砲发射的巨响，接着矢石呼啸而至，四周碎石横飞，竹木爆裂，楼橹轰塌，袍泽的惨叫、废墟下的哀号……他们都听见了，但只是紧紧攥住手中的武器，只等敌人抵近城墙。

一部分金军士兵抱着圆球状、罐状或葫芦状的铁疙瘩，这是河中守军用过的“震天雷”。震天雷可以当作手榴弹，抛下城头，“砲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杀伤面积远达半亩开外，飞溅的火点甚至能烧穿铁甲；还可以用铁链拴着，从城头吊到蒙古军的攻城车（牛皮洞子）前方，实施精准爆破，“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金史·赤盏合喜传》。]

还有一部分金军士兵，手持一种长杆状的初级火器——“飞火枪”，一种枪头上捆绑黄纸筒的长枪，纸筒长约二尺，里面填塞柳炭、硫黄、砒霜作为火药，再掺入铁渣、磁片当作“子弹”。发射者举枪，辅助者拎着一个保存火种的小铁罐，点燃引信，枪头喷射出的火焰，远至一二丈[《金史·蒲察官奴传》。]。飞火枪在野战中效果有限，但是，用来守城，自上而下，对准移动缓慢的近处目标，杀伤力明显倍增。

就在蒙古大军将云梯、冲车和攻城塔推到城脚下，密如蚁群的突击队举起盾牌，鱼贯攀登时，就轮到金军的原始“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大展神威了。负责各地段的百户军官声嘶力竭大吼：“发！”一直被石弹压得抬不起头的金军士兵，闪身而出，用尽全身力气，咬着牙将震天雷砸下，将飞火枪扎下。只听一连数百声霹雳般的巨响，霎时盖过了城外的砲声。南京城仿佛被一圈刺眼的火焰和呛人的黑烟吞噬……

等到硝烟散尽，蒙古军的第一批突击队几乎尸骨无存，城内城外俱哗然。

眼见火器得力，守军士气大振。在随后的拉锯战中，金军甚至敢从城墙隐蔽处的暗门冲出来，偷袭城脚下的蒙古军。金哀宗坐在高阁上远远观战，欣慰地发现，虽然合达等名将在三峰山折损殆尽，一批作战英勇的军官又崭露头角，“总领蒲察官奴、高显、刘弈（益），皆以力战有功，众庶推之，皆擢为帅”，在伤亡相继的血战中，晋升为新的四面守御军官[刘祁：《归潜志》，第123页。]。刘益的儿子苦战不支，撤退回来，遭到父亲劈头痛骂。接着，刘益眼看爱子身中数箭，大呼冲杀进蒙古军的重重包围中，最后消失无踪。[《金史·哀宗本纪》：“元帅刘益叱其子战死。”]

攻城一方也不甘示弱。河北军阀张柔，赐号“拔都鲁”（Ba’atur，勇士），以攻城悍不畏死著称。他喜欢披挂重铠，率敢死队先登，曾经脸颊中箭，“折其二齿，拔矢以战”。张柔参与进攻南京城西北面，看到金军屡次主动出击，他“单骑陷阵，出入数四”，所向披靡。[《元史·张柔传》，元好问：《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

正当城外、城上的战斗白热化的时候，城内的官僚却鼓捣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

西南面的城墙，归白撒坐镇。这里遭受的猛攻仅次于合喜。“楼橹垂就辄摧”，建材的消耗也极为惊人。白撒生性贪婪，素有“好货殖”之名。围城之中，他也没忘记发一笔国难财。

一日，白撒突然下令，用竹子编成护帘，遮挡矢石。行工部火速派人入城，翻了个底朝天。没想到，平日比比皆是的竹料，一夜之间无影无踪，连一块竹片、一根竹条都搜不出来，真是咄咄怪事！白撒大发雷霆，扬言再不按时置办，就要行军法，将负责人斩首。行工部的主事吓得面如死灰。这时，员外郎张衮凑过来，附耳悄悄说：“金多则济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主事恍然大悟，连夜给白撒府上的家童送去三百两银子，果然立竿见影，一大批竹子又凭空出现了。[《金史·完颜白撒传》。]

白撒干的荒唐事还不止这一件。前面说过，金军有一种曲折屏障，叫“迷魂墙”，用来防止骑兵突袭城门。一个月前，白撒主持巩固城防工事。在他的授意下，南京城门的外侧修筑了大量这种短墙，“委曲狭隘，容二三人得过”。如今，金军打算主动出城，夜袭蒙古军大营，却发现这种墙碍手碍脚，等到费尽周折，穿过己方工事，敌人早就有了准备。

围攻期间，白撒还招募了一千名敢死队员，在西南城墙脚下开了暗门，计划夜半偷偷摸过护城壕，烧毁蒙古军的砲架，以城上挂出一盏红色灯笼为进攻信号。不料，耀眼的红灯刚一挂上城楼，就被瞭望塔上的蒙古军发现了。没过多久，他又想出一个“妙招”，制作了一大批风筝（纸鸢），放到蒙古军营上方，割断风筝线，给蒙古军士兵和战俘洒上一轮白花花的传单，企图动摇敌军军心。围城中人背地里讥笑：“前日纸灯，今日纸鸢，宰相以此退敌，难矣！”

右丞颜盏世鲁也不甘寂寞。不久前，世鲁还是太常卿，管着宫廷乐工。刚进入宰相班子不久的他，正愁没法展现自己的才干。如今，他灵机一动，让歌伎谱了一首《江水曲》。这是河北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乡愁民谣。每至夜深人静，他就带着教坊乐队上城头合唱《江水曲》，似乎打算给蒙古人营造一种“四面楚歌”的氛围……[《金史·赤盏合喜传》。]

幸运的是，这些在血与火边缘上演的荒谬把戏，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金哀宗时常轻装简从，不张黄伞，巡视四面守御。所至之处，守城将士无不踊跃效力。三月二十三日，金哀宗经过南薰门，恰逢伤兵从城上撤下来。他毫不犹豫地翻身下马，亲手给伤兵敷上药膏，还斟酒慰劳，又宣布将自己的私房钱（内府金帛器皿）拿出来，预备赏赐有功将士[《金史·哀宗本纪》《金史·赤盏合喜传》。]。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帅臣无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速不台日复一日毫不松懈的猛攻下，围城内的人力、物力消耗逐渐濒临极限。城中除了朝廷命官，全民皆兵，号为“防城丁壮”。大街小巷都贴上了杀气腾腾的通告：“有一男子家居，处死！”

更可怜的是，京城太学的几百名高才生也莫能幸免，被编为“太学丁壮”。朝廷官员发现，这些书生“尫羸，不任役”，不能上前线拼杀，十几个人才能顶一个壮汉，便打发他们去当“砲夫”，负责搬运砲弹，牵拉拽索，都是重体力活。几名胆子大的太学生如杨焕、刘百熙，趁金哀宗出宫巡视，拦住御驾诉苦：“臣等皆太学生，令执砲夫之役，恐非国家百年以来待士之意！”看着这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不少还是熟面孔，金哀宗于心不忍，吩咐四面城墙的行户部收容他们做点杂务。

不料，白撒一听“书呆子”敢越级告状，气冲冲赶来，先把户部主事狠狠揍了一顿，然后自作主张，让太学生们每日上城头给守军挑水送饭，看护伤员，登记砲夫姓名。没过多久，又赶他们去城上放风筝，写传单，“皆不免奔走矢石间”，无一不是危险任务。连派敢死队出城执行失败的夜袭，白撒也没忘了让太学生登上城楼，顶着寒风，举着红灯笼，“灯灭者死”。

就这样，仿佛度过了无数个漫长而残酷的昼夜。《金史》夸张地记载，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南京城的防御也渐渐显露不支。四月头七天刚过，大家都预感，蒙古军再这般“攻三日不解，城将隳”。[刘祁：《归潜志》，第124页。]

然而，就在四月八日，蒙古军攻城的第十六天，城外连日不停轰鸣的砲声，突然沉寂了下来。

四、灰、黑二骑士[《新约·约翰启示录》提到，末日封印揭开之时，先后出现四位骑着不同颜色战马的骑士：白马骑士、红马骑士分别象征征服和战争；黑马骑士手执天平，象征饥荒导致粮价飞涨；灰马骑士象征瘟疫，或者死亡。]

开兴元年（1232年）四月八日，望楼上的金军哨兵，忽然发现城外敌军阵地上腾起大股大股的黑烟。仔细观察，原来是蒙古军在纵火焚烧自己的砲车和攻城器械。

经过半个多月苦战，天气向热，速不台放弃了强攻的打算。

绝境逢生的喜讯，宛如春风一般吹遍了京城。四面城墙上，幸存的守军士兵欢声雷动。

四月十九日，金哀宗再次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兴”。户部侍郎杨居仁已前往蒙古军营，送去了无数金银、布帛、珍玩，请求议和。

二十二日，南京正式解除戒严。自围攻以来，金军第一次从封丘门远出，到城外郊区搜集薪炭和野菜。

二十六日，南京外城的郑门开放，任凭百姓男子出入。

二十九日，金哀宗在承天门前举办了大型庆功宴，犒赏有功将士。[《金史·哀宗本纪》。]

然而，金人很快发现，敌人只是罢攻，并没有撤退。数万蒙古大军仍在南京“四面驻兵，逻之”。看来，围城只是从物理对抗，转入了心理和生理对抗的新阶段。

罢攻也好，解围也罢，对南京城内的百万军民而言，总算是片刻喘息之机。不过，刘祁在城中闲逛，感觉四处的气氛很有些诡异。

喜庆的氛围，不是不热烈，而是热烈得有些过分了。

从取消戒严那天开始，京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乐坊，一下子每天都客满为患，人人欢歌醉舞，灯红酒绿，箫鼓喧空，通宵达旦。甚至普通人家，也纷纷翻箱倒柜，倾其所有，大摆酒席，屠宰鸡犬，甚至牛马，觥筹交错，狂醉呼号之声，溢于墙外，不绝于耳。

刘祁有点纳闷：这是不打算好好过日子了吗？他后来回忆：得知兵祸不解，全城“士庶往往纵酒肉歌呼，无久生心”。[刘祁：《归潜志》，第124页。]

看来，劫后余生的喜悦，猛然堕落成了末日降临前麻醉绝望的狂欢。

这种大难将至的预感，仿佛得到了老天爷的回应。解严后没几天，一场凶猛无比的瘟疫席卷全城。

大疫起于四月，持续五六十天。直到今天，历史学家还在持续争论这场“汴京大疫”的诱因和病源。[参见李中琳、符奎：《1232年金末汴京大疫探析》；王星光、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围城时期医疗条件、卫生状况和人口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容易引起大疫病暴发。南京围城内外大量军民死于战火，尸体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清理，成为病菌繁殖的温床。尸体腐败后，会污染附近的土壤、水源和食物。再加上不久前，黄河在凤池口（今河南商丘西北）决堤，黄泛区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更容易加速病菌的传播。

完全有可能，正是二十二日那支出城搜集薪炭、野菜的金军分队，通过种种途径接触到被污染的水源、食物，受到感染，又将病原体带回了城内。

没过两三天，城内的感染者就接二连三倒下。症状无一例外：先是发烧、痰结、咳嗽，然后转为重症，“遂至咳血，肾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十天左右必死无疑。[李杲：《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这到底是什么病？

有人说，这是大流感；有人说，这是流行性肠胃病，或者传染性肝炎；有人说，根据急速传染、死亡率高、患者大量咯血等症状，很像是“肺鼠疫”，俗称黑死病。如果真是这样，这场大疫就是十三世纪扫荡欧亚大陆的大瘟疫的一条支流。这次大瘟疫曾让欧洲人口减半，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次南京大疫，只是局部卫生环境恶化引发的地方疫情，主要局限在南京及其邻近地区。

这年春天，中国北方的气候又极其异常。本该春暖花开的五月，竟然“大寒如冬”[《金史·五行志》。]。加上围城中的劳役困苦、罢攻后的狂欢，绝大多数南京居民“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对疫病的抵抗力急剧降低，给疫情的恶化推波助澜。

眼见瘟疫四处肆虐，城内的医师束手无策。在传统医学的认知范畴内，他们只能给出“中燥热之气”或“饮食劳倦所伤”之类的诊断，姑且当成“伤寒”来治疗，给病人开一些半夏、南星、巴豆之类，熬成汤药服下，反而加剧了病情。

更有甚者，城内与殡葬相关的从业者，如看守坟地的“园户”、做法事超度亡魂的和尚道士、棺材铺的老板，等等，坐地起价，“擅厚利”。金哀宗只好下令，对这些行业加收重税，补贴国家财政开支[《金史·哀宗本纪》。]。其实，这种间接税可以轻松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根本遏制不了暴利，只能助纣为虐。

河北名医李杲，后世名列“金元四大家”之一，当时就在南京城内。他回忆，全城军民，没有感染瘟疫的，万中无一。重症者死亡相继，每天运到城门外草草埋葬的死者遗体，“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大疫临近结束，据金朝官方浮夸的统计，死难者高达“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本纪》。]

天兴元年（1232年）四月至六月间，天灾加人祸给南京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十六天的围攻。

夏七月，大疫后的南京，满目疮痍，死气沉沉。此前躲避兵燹入城的所谓“迁民”，头天午夜就在城门前䴢集，成百上千，和运送染疫而亡的死者的车辆一起等候放行。车上的尸体只是粗粗拿草席一遮，或者干脆随意摞在一起，恶臭扑鼻，催人欲吐。

这个时候，几辆装饰奢华的马车，逆着人流车流，缓缓驶入内城，格外惹人注目。

车上坐着的，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国信使”唐庆一行。

唐庆，身世不明。仅有的资料显示，他在成吉思汗时期就是汉军的管军万户，多次出使金朝。三个月前，唐庆护送人质曹王北上，在官山觐见窝阔台汗。紧接着，他又风尘仆仆，兼程南返。此行的使命显然更加艰巨——令金哀宗俯首称臣。

蒙古人给金哀宗开出的“议和”条件如下：

这七款条件，条条极其刻薄。照单全收，实在与亡国无异。七月五日，为了避免“拜诏、称臣”的尴尬，金哀宗借口生病，躺在卧榻上接见来使。唐庆一行旁若无人，大摇大摆踏入大庆殿，也不对金哀宗行礼。唐庆高声宣读完诏书后，还带来了窝阔台的口谕：“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刘祁：《归潜志》，第124页。]接着，双方起了一些争执，唐庆口出狂妄之言，金哀宗身边的近侍听得咬牙切齿，恨不得让来人当场血溅龙墀。

自古有言，“主辱臣死”，听说蒙古使臣当众侮辱君上，朝野上下无不愤慨。当晚，飞虎军士兵申福、蔡元等人在城头喝酒，聊起白天发生的事，越说越激愤。最后，有人抽刀一拍桌子：“鞑靼如此傲慢无礼，左右谈不拢，不如先杀了这帮混账东西，让老子出口胸中的恶气！”

夜半时分，这伙飞虎军明火执仗，闯入使馆，将唐庆和他的两个弟弟山禄、兴禄，连同十七名随员屠戮殆尽。混乱之中，陪同使团下榻的金朝馆伴使奥屯按出虎等人也稀里糊涂丢了性命，可见歹徒的凶残。金朝一方记载，飞虎军这一夜杀了“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而蒙古一方记载，使团只有二十人。十余人的差额，多半就是被殃及池鱼的馆伴使、杂役之流。

天亮以后，宰相等人才听到噩耗，慌忙赶来，但见使馆血流遍地，飞虎军士兵杀气腾腾，拄着血迹未干的刀枪，跪在马前不肯起身。官员们只好换上一副大快人心的面孔，温言慰劳。金哀宗见事已至此，干脆赦免了凶徒，还给予犒赏。消息传开，“京城细民皆欢呼踊跃”。[刘祁：《归潜志》，第124页；《元史·唐庆传》。]

在早期的蒙古征服观念中，缺乏一套复杂而兼容的政权间（inter-polity）关系概念。蒙古帝国外部的政治势力，要么选择“投拜”（il），与蒙古统治者结成各种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要么就是敌人（yaghi），只有被彻底毁灭[这一对立概念，参见（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226页。]。可是，一旦某个势力感觉，这两个选项都不怎么有吸引力，蒙古人送来的不大像是“谈判条件”，而是“最后通牒”，那么，在没有外交豁免权的时代，最先遭殃的必然是蒙古使节。在当时的亚欧大陆，这简直是一种普遍现象。

不过，唐庆使团被屠，意义绝不止于外交事故。随着飞虎军闯下大祸，末代金军的一种潜在动向突然浮出水面——军队开始失控了，甚至就在皇帝眼皮底下。这种现象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陆军的“下克上”。

其实，南京解严后，这种不良风气就已初露端倪：四月，承天门举办大型庆功宴，有出席官兵不顾场合，高声申冤，惹得皇帝拂袖回宫；五月，四面的守城军奉命解散，个别军官拒绝奉诏；六月，二百名飞虎军士兵夺封丘门外逃；七月，有士兵奋力敲响设在朝堂东边的登闻鼓（专供越级申冤），要求正式晋升作战英勇的刘益，可金哀宗一味信赖那几个昏庸无能的女真贵族，不愿重用汉人，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血洗使馆事件；九月，又有一批士兵杀掉外城郑门守卫后逃走。[《金史·哀宗本纪》。]

围城结束不久，有人将一封匿名信绑在箭上，射到宫中的御路上。护卫捡起来，交给哀宗，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这很像一份兵变前的“清洗名单”。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锄奸榜上有名的撒合立即吓得服毒自尽，讹出也躲起来不敢露面，唯有合喜若无其事照常活动。[《金史·赤盏合喜传》。《金史·哀宗本纪》记载，当年闰九月十二日、十五日还发生了两次“书奸臣姓名”射入宫中的事件，但与《合喜传》的时间似乎不合，未审是否为同一事件。]

另外一起骚乱，针对的是发国难财又守城不力的白撒。这证明，所谓“为国除害”绝不是虚张声势、说着玩的。

这位平章大人，平时就狂热追求享乐。他嫌尚书省的伙食不合口味，只吃自家厨子送来的饭。白撒还在南京城西边盖了一幢豪华别墅，“规模拟宫掖，婢妾百数，皆衣金缕”，他家奴仆一个月的工资，堪比军中大将。金哀宗听说了，派人训斥他：“你成天蝇营狗苟，穷奢极欲，还真是乐不思蜀！”

白撒深知，围城期间，自己的所作所为犯了众怒，连忙申请退休。不料，七月六日，城内百姓和军队恨他“不战误国”，放出话来，要诛杀奸臣。白撒吓得一晚上连换好几处睡觉的地方。金哀宗只好下密诏，派二百名侍卫亲军贴身保护他。寻仇的士兵无可奈何，一把火将豪宅烧了泄愤。白撒的老部下元帅完颜斜捻阿不率一支军队赶来，当场逮住附近一名路人斩首示众，骚乱才逐渐平息。[《金史·完颜白撒传》。]

天兴元年（1232年）四月以后，金军就不再是从东宫时代便对金哀宗俯首帖耳的那支军队了。这一点对金朝命运的影响，并不逊于蒙古使团被杀。

或许，血洗使馆的乱军只是做了金哀宗及其亲信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蒙古一方，反正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金哀宗头上。《元史》中唐庆的传记明白写着：“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兵入馆舍……”不论真相如何，杀使显然等于宣战。七月刚过，南京城再度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首要之事，是查清楚目前城内还有多少兵力和粮草储备，能不能撑过下一轮围攻。上半年的围攻加上大疫，城内不仅人口锐减，粮食供给也极大恶化。刘祁回忆：“京师被围数月，仓廪空虚。”不久就传出风声：朝廷不但要强征壮丁入伍（签军），还要强制征用民间粮食（括粟），“人情汹汹，甚以为忧”。

谣言绝非无中生有。八月，转运使完颜珠颗、张俊民、移剌克忠三人负责的专门机构已经成立，初步估算能征收上来多少粮食，先让百姓自行申报。工作启动时，完颜珠颗厉声吓唬全城百姓：“汝等必须老实坦白。胆敢漏报少报，围城期间粮食吃完了，免不了把汝等的老婆孩子拖出来给士兵吃掉！”八月末，不知何故，强制征粮的计划暂时推迟。

过了还不到一个月，当年救援中都失利的完颜永锡（合周），打算借“括粟”东山再起。他报告金哀宗，如果推进得力，南京城内至少能征粮“百余万石”。金哀宗提拔他当了参政，同尚书左丞李蹊一起负责落实。

闰九月十四日开始的新一轮括粟，力度空前。据称，南京城内自亲王以下，每家每户，只准留下够吃三个月的口粮。平均算起来，一人只能摊到一石三斗，年幼者还要减半。超过定额的余粮全部强制上缴。

起初，还是个人自行申报，把数额写在黄纸上，张贴在家门口。紧接着，朝廷派出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总帅知开封府事徒单百家奴带领的由近侍官员组成的稽查大队。京城内三十六坊，每一片区都委派了专人负责。这群凶神恶煞，身后跟着大群兵丁，持戟握剑，横冲直撞，挨家挨户核实、搜检。为了防止百姓把粮食埋藏在地下，他们还用铁锥、石杵反复敲击试探，甚至不惜掘地三尺。所到之处，满屋狼藉，鸡飞狗跳。一旦查出有隐瞒，他们就将犯人披枷带锁，当街示众，任其来自皇兄、后妃之家，概莫能免。一些凶狡之徒还借“括粟”之名，大肆敲诈勒索。比如，先把某家的奴仆绑起来拷打，逼他们诬告主家藏匿粮食。不少南渡后颇饶资财的大家族，往往由此家破人亡。

弱势群体遭殃的程度，又更烈于富贵人家。城内有一户，家中只有“寡妇二口”，就是婆婆和儿媳。丈夫早逝，又没有男性子嗣，寡妇不再改嫁，留下来赡养婆婆。这样的家庭结构，在儒家伦理中，属于可以旌表的“孝妇”之家，元杂剧《窦娥冤》里的窦娥就是如此。这户上报的存粮是“豆六斗”。核查后发现，这六斗豆子里面掺杂了不到三升的谷壳（蓬子）。

片区征粮队长是完颜久住（九住），生性冷酷残暴。听到汇报，他觉得是杀鸡儆猴的好机会，狂笑：“吾得之矣！”孝妇跪下哀求：“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为养，故杂蓬秕以自食耳。非敢以为军储也！且三升，六斗之余。”久住充耳不闻，当场下令将孝妇活活杖毙。消息传开，京城百姓胆战心惊，纷纷把余粮投入粪坑中，免得受累。

有人向李蹊汇报此事，李蹊听了，皱着眉头：“去，报告参政大人。”这人果真跑去找永锡。永锡撇了撇嘴：“老兄，我给你打个比方：譬如养蜂，俗话说‘花又不损，蜜又得成’。其实，不损花，哪来的蜜？何况，京师危在旦夕，你是顾国家，还是顾百姓？”这件惨案只好不了了之。不久，李蹊和户部侍郎杨慥，还因为征粮不力被逮入狱，差点杀头。

尽管手段如此酷烈，新一轮强制征集，“所括不能三万斛”，连预计数额的百分之三都没达到。经过这番大折腾，南京再次元气大伤，刘祁说：“京城益萧然矣。”[关于两轮括粟，参见《金史·哀宗本纪》《金史·斜卯爱实传》；刘祁：《归潜志》，第125页。]

不仅粮草征不到，援军也日趋断绝。金哀宗向四面八方送出蜡丸裹着的密信，请求增援，大多一去便杳无音信。

当年最大规模的救兵出现在八月初。三峰山之战的幸存者武仙，不久前在邓州收拢溃军的完颜思烈，二人几经周折，终于合军从汝州（今河南汝州）进发。为此，金哀宗派合喜屯驻南京以西二十里的杏花营，以便接应，后来又进一步前出到中牟（今河南中牟）。武仙、思烈也是运气不佳，刚穿过南京西边不到八十里的密县（今河南新密），就在京水河畔遇上了速不台麾下的蒙古军，金军如惊弓之鸟，不战而溃。合喜闻讯，连辎重也不要了，忙不迭撤回了南京。

自此以后，南京再没有来过什么像样的援军。

围攻、大疫、兵变、饥荒、外援不至……尽管金哀宗等人尽了最大努力，南京似乎还是无可挽回地滑向当年中都的宿命。十一月，城内已经沦落到“人相食”的悲惨境地[《金史·哀宗本纪》。]。寻找第三个“中都”的议题终于提上了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