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畔的远征

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十日，金朝建国以来皇帝第二次出京避难（对外宣称“亲征”或者“亲巡”），在朝廷内部达成了初步共识。这天，金哀宗在大庆殿公布了随他“亲征”的人员和组织名单，熟面孔众多：

十二月二十五日，车驾正式从南京启程。临行前，金哀宗与仁圣太后、徒单皇后以及诸妃道别，执手凝噎。第二天，金哀宗骑着马，身着一袭绛红色纱袍，穿过开阳门[《金史·完颜奴申传》。]。他朝队伍后方恋恋不舍的文武百官挥了挥手，让他们就此止步，不必再送，又叮嘱外城守卫：“社稷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金史·哀宗本纪》。]刘祁也跟着京城父老夹道围观。他注意到，皇帝此行“仪卫萧然，见者悲怆”。[刘祁：《归潜志》，第126页。]

西出南京，一行人有些四顾茫然之感。高墙之外，千里萧条，寂无人烟，敌人出没。金哀宗本人，大概有近二十年不曾出过南京城半步，周身虽有三四万大军重重拱卫，真正信赖的人并不多。这支金军的中坚将领，大都出身草根，完颜讹出骂他们是“把锄（大概意为乡巴佬）不知高下”之辈，金哀宗更是觉得与合达、蒲阿、陈和尚等人差得太远。出发前，他对留守南京的朝官们抱怨：“我岂不知今日将兵者，（蒲察）官奴统马兵三百止矣！刘益将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将，得乎？”说完，又抚摩御榻，忧郁地自言自语：“我此行，岂复有还期？但恨我无罪亡国耳！”[《金史·石抹世传》。]

刚刚出城，队伍就迎面遇上了巩昌元帅完颜仲德（忽斜虎）。仲德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兼程赶到，带来的消息又给亲征笼罩上了一层阴影。据他描述，南京以西三百余里，已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焦土，一井一灶都没有。他手下这一千孤军，一路全靠“撷果菜为食”，百死千难，才抵达南京。还有人说，仲德这支部队，到南京城门口时，死得只剩下五六人。[《金史·哀宗本纪》《金史·完颜仲德传》；刘祁：《归潜志》，第61页。]

看来，大军要往西走，只能是死路一条。

事实上，这次“亲征”到底剑指何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至皇帝本人，下至随驾的王公大臣，都有些懵懵懂懂。

与贞祐南渡十分相似——在出发前大半个月的激烈讨论中，“走为上计”虽然毋庸置疑，具体去向，诸人却各执一词。不过，仔细看看，这次讨论与当年又很不一样。朝堂上再也不见宣宗当年那点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气概，可供巡幸的选项，也从十来个减少到可怜巴巴的三两个，不出河南境内、南京周边百余里。完颜仲德追上金哀宗后，提出“西幸”，也就是规取陕西、巴蜀[《金史·完颜仲德传》。又见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神道碑铭》，传主李节为完颜仲德旧部。]，不过，显然被当成痴人说梦，遭到无视。

主要的意见有三种。以宰相赛不为首的官僚建议，应该向西穿过伏牛山脉，到西南边的邓州避难。有人补充说，速不台的蒙古军屯驻在西南方向，南京和邓州中间的汝州，不如从东面绕过汝州，从陈州（今河南淮阳）、蔡州（今河南汝南）进入邓州。

有人建议，更东边的归德（今河南商丘）更合适。这座城市四面环水，足供守御。军队将领如完颜猪儿、高显、王义深等人都赞同这个方案。十二月初，南京城内便哄传，皇帝要带着军队、太后和后妃去归德，把官兵家属留在南京等死。

枢密院判官白华，自三峰山之战后就被冷落一边。如今有人向金哀宗推荐他“谙练军务”，又被重新起用。

白华的见识，的确要高出众人一筹，他提出了最激进的方案：归德虽然城池坚固，如果受到长期围困，粮草耗尽，下场依然悲惨。至于邓州，因为汝州的蒙古大军横亘半路，也行不通。白华深知，经过三峰山的豪赌，南京城内集结的这批军队，是金朝赌桌上仅剩的一点筹码，除了孤注一掷，别无捞回本钱的可能。他坦率告诉金哀宗：“以今日事势，博徒所谓孤注者也！……为今之计，当直赴汝州，与之一决，有楚则无汉。”但是，远赴汝州，寻求与敌主力决战，又不如在南京附近决战，补给便利。总之，白华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击溃河南境内的蒙古军主力，要么直接进攻汝州，要么在半途钧州、郑州境内，或在南京城下决一死战。

白华这个方案，好处在于“存亡决此一举，外则可以激三军之气，内可以慰都人之心”，大概满足了年轻皇帝的自尊心，却并未得到其他人的共鸣。金哀宗亲征之前，告祭太庙，举行誓师，对外宣布的大概就是白华的西进之策——“今往汝州就（蒙古）军马索战去矣！”[《金史·白华传》。]暗地里却可能是谋划绕道去邓州。

直到队伍出门遇到了西边来的完颜仲德，才得知西进路断，又不好意思打道回府，大军只好掉头向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金哀宗一行抵达南京东南边的陈留；二十七日，抵达杞县；二十八日，抵达襄邑附近（古黄城）。至此，他们距离第三候补目的地归德，只有一两天的路程了。二十九日，金哀宗一行抵达黄河边的渡口黄陵冈。这时，臣僚们在去向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

金军沿途清除了一些零散的蒙古驻军，俘虏中有一些河北人（“河朔降将”）。不少人建议，让这些降人做向导，渡河直奔开州（今河南濮阳），下一步就可以考虑河北的大名或者山东的东平，收服这些地方的汉人军阀，“破竹之势成矣”。不过，温敦昌孙提醒金哀宗：太后、皇后都在南京，圣主孤身前往河北，风险太大；若是去归德，一时也难以回京，最好先攻下南京隔河相对的卫州，建立与京师的通路。白撒的意见是，皇帝先驻跸归德，大军主力渡河进攻东平，“经略河朔”，同时吸引河南的蒙古军，减少压力。金哀宗同意了白撒的方案。

可是，没过多久，前往卫州方向侦察的忠孝军骑兵返回。蒲察官奴报告：“卫州有粮可取。”白撒反对：“京城且不能守，就得卫州，欲何为耶？”极力主张北征东平。然而，金哀宗坚持要去打卫州。[《金史·完颜白撒传》。]

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初一，金哀宗在渡口边的御船上度过了生平第一个颠沛流离的新年。这天，归德的守将石盏女鲁欢派人溯河送来了三百余船粮草，共一千五百石，大概是唯一让人欣慰的事情[《金史·石盏女鲁欢传》。]。既决定要打卫州，金哀宗便扣下了运粮船队，又挂上临时用布做成的帆，准备用来渡河。

不过，这番“亲征”，祭庙誓师拜天，大张旗鼓出城，本来没采取任何保密措施。一路上，河南的父老乡亲“献食及牛酒犒军”，络绎不绝，金哀宗亲自出面感谢，“人人为之感泣”。有臣僚忽然想到，河南州县如听说皇帝远去河北，搞不好会大批投降蒙古，劝金哀宗下诏安抚，顺便也宣布，大赦河北那些蒙古附庸，召集勤王之师。于是，金哀宗一连颁布了“赦文条画十余款”，派专使分头传送。没过两天，有臣僚忽然想到，这些印着玉玺的诏书，难免落到蒙古军手中，暴露皇帝出逃的消息和方位，大事不妙。尚书省的首领官张衮、白华、讹出，由于发诏时不顾后果，挨了一顿板子。[《金史·白华传》。]

尽管如此，蒙古军还是听到了金哀宗出逃的风声。

金军渡河的日期，就是正月初一。大队人马刚渡河完毕，只剩南面元帅完颜猪儿、建威都尉完颜斡论出麾下的五千人，加上中翼都尉贺都喜的四千人，近万名官兵，正在南岸等待登船，就在此刻，蒙古军大举掩至。

最先赶到黄陵冈的是回古乃率领的四千蒙古铁骑。金军登时阵脚大乱，全仗贺都喜挥舞黄旗，指挥后军背水一战，“身中十六七箭”，在他的激励下，人人殊死战斗，才勉强击退了蒙古军。金哀宗坐在北岸的御座上观战，派人送来百壶烈酒，犒赏殿后的将士。

没想到，天意难测，蒙古军后撤不多时，河畔就刮起了猛烈的北风，黑云蔽天，浊浪翻滚，金军临时改造的运兵船，全部被吹往南岸，寸步不能移。南京城下的老对手速不台、张柔等人恰好率主力赶到，发起了更加凶狠的冲击。顷刻间，金军土崩瓦解，被挤到水中溺死的就有上千人。完颜猪儿、贺都喜、纥石烈讹论战死。完颜斡论出一看大势已去，连忙跪下，手捧缨枪，向蒙古军投降。

完颜猪儿、完颜斡论出麾下的建威都尉军，一直戍守京师，是所谓“十三都尉”中仅剩的一支建制完好的精锐。金哀宗看到这一幕，心疼得从御座上跌下来，捶胸顿足，懊悔无比。风高浪急，蒙古军追兵一时也无法渡河。在狂风刮起的漫天黄土中，金哀宗率扈从官兵在北岸为阵亡将士遥遥“设祭，哭之”，又当场将完颜斡论出的两个弟弟斩首陪葬。[《金史·完颜白撒传》《元史·速不台传》《元史·张柔传》。]

还没摸到卫州的城墙，“亲征”大军的兵力就折损了四分之一。金哀宗等人只好硬着头皮，向卫州方向前进。

然而，卫州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这座小城，严格地讲应该叫“新卫”。旧卫州饱经战火摧残，金宣宗南渡以后，将卫州的州治迁到了更靠近黄河北岸的宜村渡，在距离河道几步远的地方，修筑了一座新城，三面凭水，“唯北面受敌，而以石包之”，又派重兵屯驻。这是一座城墙有石砖包砌的小型要塞，号称南京的北面门户，蒙古军屡攻不下。正大九年（1232年），关—河防线遭到迂回，南京危在旦夕，金军被迫放弃新卫州，撤回南京[《金史·完颜白撒传》。]。蒙古克烈部大将，万户撒吉思卜华趁机进驻，号称新卫达鲁花赤。这回，轮到金军自食其果了。[《元史·撒吉思卜华传》。]

正月初五，金哀宗将亲征临时指挥部设在了长垣（古蒲城，今河南长垣）东边的沤麻冈，离卫州大概二百余里[“蒲城”为长垣古称，据《金史·地理志》，长垣县原属开封府，泰和年间因为“限河不便”，改隶河北大名府路开州。可见，长垣县治应在黄河以北。《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金·南京路》部分将之绘在黄河以南，可能有误。]。完颜仲德最后试图劝阻金哀宗，他扯住御马的马嚼子，跪下恳求：“存亡在此一举，卫州决不可攻！”金哀宗挥手令他退下：“参政不知！”[《金史·完颜白撒传》。据《金史》本传，此时仲德是“尚书省右丞兼枢密副使”，非参知政事。]

此番进攻卫州，金哀宗下了血本。他只留下亲卫军三千护驾，余下全部兵力：都尉高显步军一万，元帅官奴忠孝军一千，郡王范成进、王义深、上党公张开、元帅刘益等军，由总帅徒单百家带领，出征卫州。这支军队携带了十天的干粮，白撒负责代表金哀宗，指挥调度全军。

正月初六，白撒率领大军抵达卫州。金军先在石头城下亮出金哀宗的“御旗、黄伞”，企图劝说卫州军民拨乱反正，城中无人理睬，金军只好强攻。滑稽的是，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攻城器械，只能把长枪一根根地用绳索绑起来，制成简易云梯搭上城墙。卫州蒙古军一看这样的阵势，心下大宽，从容不迫一一回击。

当天，河南的蒙古军将领史天泽率轻骑三千，火速驰援卫州，日暮时分就抵达城下。金军才刚完成对卫州的包围，史天泽挺着长枪一路冲到城下，对城上高喊：“汝等勉力！援军且至！”又翻身杀出重围[《元史·史天泽传》。]。守军士气大振。金军中的忠孝军骑兵奋力拼杀，才将蒙古军前锋逐退到六十里外。

正月初七至初九，金军攻城整整三昼夜，卫州不动如山。初十，金军斥候示警：河南的蒙古军已从张家渡越过黄河，挺进至卫州西南。白撒慌忙撤军，匆匆向东，直奔金哀宗的总部而去。卫州城内外的蒙古军会师后，紧紧咬住金军，追到一个叫作白公庙的地方。

蒙古一方记载，当时参战的援军有速不台麾下的张柔、郭侃等汉军部队，还有查剌，他是原木华黎麾下契丹大将石抹也先的长子，所部就是精锐的“黑军”[《元史·查剌传》。]。正月十二日，双方在白公庙展开激战，金军一败涂地。白撒等人丢下大军逃回了长垣，刘益、张开等人纷纷在逃亡途中被杀。[《金史·哀宗本纪》《金史·完颜白撒传》。]

卫州决战的消息尚未传到，金哀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刘祁说这位主上每“临大事，辄退怯自沮”，确实有几分道理。[刘祁：《归潜志》，第137页。]

从此地到卫州，加紧赶路不到两日行程，白撒一去就是八九天，形势似乎不妙。正月十三日，白华忽然接到召开紧急御前会议的通知。他走进御帐一看，宰相赛不等官员和留守将领官齐刷刷在场，商议的竟然是拔营启程。尚书省郎中完颜胡鲁剌负责记录“某军前锋，某军殿后……”可就是不说明到底去哪。

会议结束后，白华一把拉住胡鲁剌打听究竟，对方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其实，金哀宗感到在长垣附近暴露日久，太过危险，计划让左丞李蹊、郎中胡鲁剌去归德打前站，然后带着扈从诸军，沿黄河北岸，一直走到归德西北的凤池口过河。

这天半夜，白华在自己的行军帐中睡得正酣，两个黑影慌慌张张掀开帘子，把他推醒。原来是尚书省的同僚张衮、讹可。两人告诉白华：“你还不知道吧，圣主已登舟！”白华听完有些发蒙。讹可赶紧说：就在刚才，平章（白撒）、禾速嘉、元帅官奴回来了，说我军在蒲城遇上了鞑兵，一败涂地，“遂拥主上登舟，军资一切委弃，止令忠孝军上船，马悉留营中。计舟已行数里矣！”

白华觉得很荒谬，反问讹可：“你怎么没跟着一起走？”讹可很委屈：按昨日的安排，够资格上船的只有胡鲁剌，其他人等一律跟随大军步行，所以我不敢……[《金史·白华传》。白华后来投奔南宋，金亡后回到北方，不知所终。]

讹可的讲述，大致符合当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入夜后不久，卫州的败讯传至，点检抹捻兀典、总领温敦昌孙刚好在执勤，连滚带爬冲入金哀宗的大帐，连声敦促：圣主赶紧上船！金哀宗大吃一惊，问道：“正当决战，何遽退乎？”话音刚落，白撒领着一股残兵败卒逃了回来，惊魂未定：“今军已溃，大兵近在堤外，请圣主幸归德！”金哀宗在他们的簇拥下，也没来得及收拾行装，匆匆上船，顺流逃向归德。事起仓促，整座御营中，“侍卫皆不知，巡警如故”。这时是夜半四更（一点多），营外还是一片漆黑。

正月十四日天大亮，扈从诸军才发现，皇帝已经轻舟一夜二百里，安然躲入了归德。

《金史》本纪写得更加简单而委婉：金哀宗“夜弃六军渡河”。其实，所谓的天子“六军”，不过是总帅徒单百家带领的几千名亲卫军。他们按照预定方案，一部分人登舟，一部分人步行，顺着黄河岸边向凤池口进发，中途被蒙古军发现，死伤惨重，“兵遂溃”。[《金史·哀宗本纪》。]

金哀宗走得实在太匆忙，御帐中遗弃文书、什物，一片狼藉。有一个朱红色的箧子，里面存着一些金哀宗的私人物品，也落在了蒙古军手中。箧子里有一个小纸卷，题为《河朔中兴颂》。作者是杨焕，就是南京城内差点被充作砲夫的太学生领袖。文章是献给金哀宗的，“季主（金哀宗）壮之，置红箧中”。[姚燧：《跋张梦卿所藏紫阳杨先生墨迹》。]

《河朔中兴颂》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从题目判断，大概和名垂千古的《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丹）属于同一风格。《大唐中兴颂》讲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避难，唐肃宗创下中兴大业——他“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旟，戎卒前驱”，顺利收复两京，“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除祆灾，瑞庆大来”。或许，正是这一点相似之处，深深打动了壮志未酬的金哀宗，便随身携带玩赏，时时自勉。

据说，因为这篇文章，金哀宗还挨了生母慈圣太后的一顿训斥。老太后听说，战局刚有些起色，就有人开始宣扬什么“圣德中兴”，很不高兴：“帝年少气锐，无惧心则骄怠生。今幸一胜，何等中兴？而若辈谄之如是！”[《金史·后妃传》。]

不管怎样，由于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落入蒙古人手中，后来在金元之交被尊为一代文宗的杨老夫子，当时也许太过高估了蒙古人的文学修养，只好把自己的姓名从“杨焕”改成“杨奂”，又将错就错改成“杨英”，唯恐有人秋后算账。

随着卫州之战落幕，金哀宗光复河朔的最后一丝希望，或者说残梦，就这样随着红箧中的《河朔中兴颂》，连同成千上万金军阵亡官兵的骸骨，被无情抛弃在了寒风萧瑟、芦苇丛生的黄河岸边。

二、人生似巢燕

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十日，金哀宗公布了“亲征”扈从人员名单，同时还任命了留守南京开封城的军政班子。从下面这份名单大致可以窥知，次年正月，就在金哀宗率大军辗转于黄河两岸的时候，南京城内的权力结构：

请先记住西面元帅的名字——崔立。

比起选中参加“亲征”的那些人，留在南京城的官民，究竟是更幸运一些，还是更不幸一些？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

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蒙古人获悉金哀宗出逃，一面派出军队追踪，一面加紧围困南京。迭经围攻、大疫、括粟，“亲征”大军又带走大量补给，去岁冬天就发生过“人相食”惨剧的南京城，此时的饥荒更是惨绝人寰。

粮食价格早已飙升到白银二两买不到一升米，直追当年中都围城。可是，由于“殍死者相望”，谁还顾得上吝惜那些饥不可食、寒不能衣的金属疙瘩？人人“视金银如泥土，使用不计”。稍微富庶一点的人家，纷纷捧出平日视若身家性命的“珠玉、玩好、妆具、环佩、锦绣衣衾”，每天在天津桥上摆起摊子，巴望能换回一点米、豆，救救家中快饿死的老小。刘祁回忆，家里有一件上好的皮袍子，“极细密鲜完”，他抱着换了八升粗米，又用祖传的金钗换回一肩牛肉，当时毫不心疼，恨不得越快出手越好。平日鲜衣怒马的“缙绅子女”，甚至有不顾身份到集市上讨饭的。[刘祁：《归潜志》，第138页。]

还没打仗时，穷人就无朝夕之储，此刻自然更加悲惨。最初，缺粮还不严重，平日过往甚密的街坊、亲戚、朋友，就开始相互躲着不见面，唯恐遭人蹭饭。接着，马、牛、鸡、狗，大大小小的家畜也都被杀光吃掉，很快，轮到了箱子、马鞍这类皮革制品……全城各个角落，凡是能填饱肚子的，都被饥民寻出来，“煮而食之”。城内达官贵人的豪宅、街市两旁的亭台楼阁，都被劈成碎片，当作柴火，取暖炊饭。一眼望去，昔日繁华的都会，遍地残砖断瓦，无比凄凉。

没过多久，能吃的东西都吃尽了，饥民开始吃饿死之人的尸体。负责清理饿殍的市政工人，每天要装好几车尸体出城，然而，这些尸体一夜之间就遭饥民“剐食其肉净尽”。丈夫卖掉妻子，只求吃一顿饱饭；父母饿极了，只好煮食年幼的儿女。最后，形势严峻到“人朝出，不敢夕归”的程度，因为常有饿红了眼的匪徒三五成群，“猎杀”单身路人果腹。[刘祁：《归潜志》，第126页；《金史·完颜奴申传》。]

个别胆大之徒，在蒙古军眼皮底下冒险出城，采集野果或野菜。西面元帅府下属的总领田文鼎就带着五百士兵出城，去封丘收割野地里的麦子。不料，返程途中，他们突遇蒙古游骑。众人打算作鸟兽散，是生是死听天由命。田文鼎大吼一声：“他们是骑兵！我们只有两条腿，能跑到哪里去？”他把队伍一分为二，间隔数百米，结成两个方阵。方阵外层是长枪、弩箭，冲着外侧，中央是扛着救命粮草的运输兵。两队交替掩护，缓缓朝城下撤退。蒙古骑兵不知深浅，不近不远跟着他们。队伍进了城，一清点，居然“不亡斗麦、一卒”。[王恽：《大元故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

尽管饥荒如此严重，南京城内的军民，还是眼巴巴盼着金哀宗那边能传来一些好消息。他们听说，皇帝大军已经北渡，“前锋方交战，有功”，还占领了蒲城，准备攻打卫州……

正月十六日夜，金哀宗逃入归德的第三天，南京城外来了两个举着黄色小旗的人。

他们是金哀宗的亲信徒单四喜（皇后之弟）、术甲塔失不（奉御）。二人正是从归德来的，奉命悄悄把仁圣太后和徒单皇后等人接回归德[金宣宗的淑妃、元妃，是一对姐妹，姓王，中都人。姐姐淑妃生金哀宗守绪，哀宗即位后尊为慈圣宫皇太后（死后谥为“明惠皇后”）。妹妹元妃在贞祐二年（1214年）得立为皇后，赐姓温敦氏，因为无子，抱养金哀宗为己子，哀宗即位后尊为仁圣宫皇太后。仁圣、慈圣太后原合称“两宫”。不过，正大八年（1231年）九月，慈圣太后先逝，此后的“两宫”当指仁圣太后和徒单皇后。]。二人对外佯称带来了前方的捷报，见到完颜奴申、习捏阿不等人后，才道出实情，并勒令他们准备好送太后、皇后出城。[《金史·徒单四喜传》。]

纸终究包不住火。卫州兵败、两宫出逃的消息，就好比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南京城内所有人心理堤防的最后一根支柱。

如今，南京全城上下，人人都觉得自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座坚城，徒有高沟深垒，却是一座陷阱。要想活命，只能靠自己。

据说，金哀宗出征前咨询白华，就已经提到了《左传》中“纪季入齐”的先例。纪国是个小国，受齐国威胁，有亡国之虞。纪侯的弟弟纪季就带着一座重镇酅，投靠了齐国，又在酅重建纪国的宗庙。不久，纪侯也离开国都，不知所踪，让国给纪季。正月十六日过后，这个生僻冷门的典故，一下子成了全城热议的话题。

被选中扮演纪季这个角色的，就是有过争位嫌疑的皇兄，当时留在城内的完颜守纯（时封荆王）。大家希望推举他，或者他的儿子曹王（正在蒙古军中当人质），代表金朝正式向蒙古人投降。这样，或许能讨到一州一县的封邑，既可接续王朝的香火，又避免玉石俱焚，搞得大家集体陪葬。

正月二十日，尚书省内，都事元好问也在催促习捏阿不：“车驾出京已经二十多天了，现在又派人来接走两宫。外面人心惶惶，传言朝廷打算放弃京城。大人到底有没有好办法？”习捏阿不回答：“我二人唯有以死殉国！”元好问没好气地反问：“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果能安社稷、救生灵，何吝一死！死得不明不白，尸体被抛到城外荒地，被饿狼一般的叛军士兵分割生吃了，意义何在？”习捏阿不一副推诚置腹的样子：“屋里就我们两人，都事有话直说。”元好问干脆挑明：“朝野都在议论，推举荆王、曹王监国，保全两宫和皇族。”谁知，习捏阿不听完，只是嘟囔：“我知之矣！我知之矣！”[《金史·完颜奴申传》。]

尚书省外，刘祁偶遇左司郎中杨居仁，也聊起了此事。杨说：“事情是好事情，谁敢带这个头？两位执政大人也知道，无非怕担责任而已。”

于是，满城的怒火，纷纷指向了为首的完颜奴申、习捏阿不等大员。大家都怨恨他们只知“死守”，不懂变通，甚至翘首盼望“有一豪杰出而为之救士民”。[刘祁：《归潜志》，第126页。]

其实，这个时候，距这个“豪杰”挺身而出，只有不到两天时间了。

正月二十一日上午，尚书省都堂。经过令史许安国、左司都事元好问等人反复沟通，终于召开了在京百官、僧道和居民代表共同出席的大会，决定南京的前途。

奴申、习捏阿不二人站在都堂的屋檐下，身后跟着杨居仁、元好问等僚佐。元好问出列，朗声宣读了二位执政的“告谕”，无非是说明当前形势危急，请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一个周全的法子。

刘祁和好友麻革（金元之际著名的诗人）也杂在人群中看热闹。只见奴申“拱立，无语”，习捏阿不只是反复强调：“以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说完，举起袖子拭了拭眼角挤出的泪水。[刘祁：《归潜志》，第127页。]

此后，有京城居民代表（“父老”）七人先后发言，不过，大多是琐碎无关大局之事。刘祁听得不耐烦，拉着麻革挤出人群离开了。两人在皇城外分手前，已经约好次日把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

都堂内，冗长的商议还在继续。习捏阿不命令元好问将大家的发言摘录好，递给奴申。奴申瞥了一眼，说：“都想立二王监国。”他转过头问习捏阿不：“这件事，大家议论了多少天了？”习捏阿不屈指一数：“七天了。”奴申叮嘱：“圣主从归德派来的人还没离开，切勿走漏了风声。”[《金史·完颜奴申传》。]

就在都堂大会的同时，奴申口中的“归德派来的人”——徒单四喜等人，正准备护送两宫出城。

这支队伍的核心成员包括仁圣太后、徒单皇后、柔妃裴满氏、令人张秀蕊、都辖、承御、汤药、皇乳母巩国夫人等十余人，还携带了哀宗“亲征”前没来得及带走的宫中珍宝，其中有马蹄金四百枚，栗核那么大的珍珠七千枚，外加“生金山一、龙脑板二及信瑞、御玺”。

仁圣太后把应募当保镖的几十名忠孝军召到仁安殿，将行李之外剩下的一点值钱东西——“锭金及七宝金洗”——当作定金分给了他们，又许诺：如果此行平安抵达归德，随行财宝一半都充赏。

正月二十二日，似乎又是很平淡的一天。

护送两宫的徒单四喜一行，头天夜里已经骑马悄悄出发。出城不到五十里，刚刚走到陈留，队伍就远远望见这座小城外忽然亮起三四处火光。他们害怕再往前走会遇到蒙古兵，只好停下来，犹豫不决。奴申本来就不太情愿放走两宫，听说了此事，赶紧派人劝说太后回京。于是一行人又调头原路返回，这天大清早进城，暂时在四喜的府邸安顿。四喜想带着大家当天晚上再尝试一次。不过，老太后表示自己“惫于鞍马”，不愿再折腾，只好回宫先休养一阵。[《金史·徒单四喜传》。]

这天，南京城内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或许算是个预兆，向南京城内的人们暗示这一天过后的恐怖。

南京留守军政班子中，负责管理诸王府的翰林学士承旨乌古孙仲端（卜吉），也算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出使过蒙古，不但见过木华黎，还孤身一人“并大夏，涉流沙，逾葱岭”，到中亚花剌子模觐见了成吉思汗。困守南京城内，他目睹饿殍遍地，将士离心，二执政却仿佛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处其上，浑然不知大难当前，感到无比绝望。

二十二日晚上，乌古孙仲端和自己的老同学裴满思忠（汝州防御使）约好来自己家小酌。二人喝了几杯，回忆起当年在太学同舍时的年少轻狂，不免开怀大笑。喝得兴起，仲端念叨了好几次：“人死，亦易事耳！……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感觉奇怪，不禁问：“吾兄何故频出此语？”仲端取来笔墨，写下了一首诗。诗的原文并未存世，大意如下：

写完最后一句，仲端仰头一连灌了好几杯酒，跌跌撞撞送思忠出门。他拍着老友的肩膀说：“浮华若梦，人生如寄，这次与兄分别，要待来生再见了！”

当天夜里，仲端和他的妻子在家中悬梁自尽。

刘祁回忆，乌古孙仲端自杀，仿佛是对这一天之后发生的事情，有模糊的预感[刘祁：《归潜志》，第60页。]。等到正月二十三日白天，为仲端的死讯而震惊的人们，很快就顾不上对别人的命运表示同情了。相反，他们中不少人会羡慕仲端及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甚至羡慕早先在大疫中染病身亡的那些人，感叹“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金史·崔立传》。]

三、崔立：一日君王

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二十三日，天蒙蒙亮，刘祁吹灭书案上的灯火，将一整夜反复揣摩、修订、誊清的意见书揣入怀中，打算赴尚书省投递。他后来宣称，当时自己觉得，书中的建议关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哪怕因此获罪，甚至丧命，也在所不惜。

当天，天空阴霾密布，过了不一会，大雨瓢泼而落，刘祁只好跑到路边屋檐下避雨。这时候，他听到不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嘶鸣声，接着，一大群百姓神色慌张，从大街上跑过，一边哭喊：“鞑靼入城矣！”刘祁见势不妙，连忙抄小路躲回家中。快到家时，才有人告诉他，不是蒙古军攻破了城池，是西南面的守城部队哗变了，乱兵已经把尚书省团团围住。[刘祁：《归潜志》，第128页。刘祁形容清早的天气是“大阴晦，俄雨作”。]

刘祁心想，终于有“豪杰”肯挺身而出振臂一呼了。这时，刘祁还不知道，再过不久，自己的身后之名，数百年、上千年，或许直到世界毁灭，都将同这个“豪杰”的名字绑在一起，密不可分。

崔立，就是这个“豪杰”的名字。

崔立生于将陵（今山东德州陵城区），家境贫寒，从小就同流氓无赖厮混。乡里请和尚放焰口、打水陆，他背着钹、鼓，在边上打杂。蒙古南下，河朔扰攘，崔立投到上党公张开军中，从基层军官干起，历任都统、提控、安平都尉（陈和尚哥哥的职务）……最后，成为负责防守外城西面的元帅。史家评价，他“性淫狡，常思乱，以快其欲”。

崔立还有个好哥们儿，叫药安国，是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前军官，一身蛮力，饭量骇人。崔立把他召入西面守军，署为“招抚”，天天鱼肉美酒招待，深信总有一天能用得着他。

和多愁善感的乌古孙仲端不同，目睹京城摇摇欲坠，完颜奴申、习捏阿不昏聩无能，求生欲极强的崔立，本能地感到自己的机会到了。他先把家眷接到西面城墙自己的驻地，打算如果起事失败，就带着家人投奔蒙古人。

二十三日清晨，刘祁刚出门那会，完颜奴申、习捏阿不等人正在都堂议事，忽听外面一阵喧哗。出门一看，药安国杀气腾腾，提着一把滴血的斩马刀，后面紧跟着崔立，两人带领西面守城部队中的二百余名亲信，从尚书省大门口一路杀到堂下。

完颜奴申、习捏阿不一看这个阵势，吓得腿都哆嗦了。崔立拔出剑，指着二人喝问：“京城危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人慌忙解释：“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崔立大手一挥，药安国一刀将习捏阿不的脑袋砍落阶下，又杀了奴申。乱兵一拥而上，当时在省中值班的左司郎中纳合德晖，右司郎中杨居仁、聂天骥都被砍倒，剩下的尚书省官吏惊叫着四散而逃。

血洗都堂之后，崔立马上从尚书省向全城发布了一道通告：“吾为二执政闭门误众，将饿死，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接着，又向守城军队发布了第二道通告：“取民一钱，处死！”

阖城官民听到消息，奔走相告，额手相庆，欢声雷动。刘祁回忆，巧得很，通告一贴出，从清早开始就下个不停的大雨忽然停了，阴霾散尽，露出暖融融的阳光[刘祁形容上午的天气是“忽阴雨开霁，日光灿然”。]。大家同刘祁一般心理，感到绝望之中总算有了一线生机。

接着，崔立带着人马直奔东华门。半途遇到披戴盔甲赶来的点检温敦阿里。崔立二话不说，下令将他斩于马下。崔立手下尽管只有二三百人，却纵横宫省，如入无人之境。除了温敦阿里，外城、里城手握重兵的将领不少，却都畏畏缩缩，“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崔立入宫，见了逃跑未果的太后，逼她封自己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

夺取南京城的控制权后，崔立立即做了两件大快人心之事。他首先推举梁王完颜从恪担任监国。尽管此前拥立荆王、曹王父子的呼声更大一些，崔立指出：从恪是卫绍王的太子，他妹妹就是金宣宗献给成吉思汗的岐国公主，如今已是成吉思汗斡耳朵的“公主哈敦”，拥立梁王，更易取得蒙古人的好感。

梁王从恪，连同卫绍王其他子嗣，被宣宗、哀宗父子禁锢在王府中二十年，还派了专人任“提举”（实等于监狱长），严加看管，不准他们嫁娶，“巡警之严，过于狱犴”。上一年四月，南京解严之后，金哀宗大赦天下的同时，才想起这群可怜的叔伯，放他们自由活动[《金史·哀宗本纪》《金史·斜卯爱实传》。]。很快，崔立就派人带着太后的懿旨，将从恪接到宫中，准备正式同蒙古人议和。

接着，崔立就亲自前往城外的蒙古军营，请求不要追杀出城樵采的百姓，又放百姓“出城挑菜充饥”。这时，南京城内的饥民才能小心翼翼，到近郊捡一些“蓬子窠、甜苣菜”，掺在杂粮中果腹。有人说，南京西面的陈冈上长了一片野麦子，崔立马上组织百姓前去收割。因此，城内的饥荒得到了一定缓解。

政变第二天，左丞相崔立端坐都堂，接受京城百官、父老、僧道的拜见。大家都从心底里发出感激涕零的呼喊：“谢丞相得生！”

很快，崔立就不满足于“丞相”这个官职了，他自称“太师、尚书令、郑王”，大摇大摆坐着天子车驾，出警入跸。崔立的老婆花儿封王妃，弟弟崔倚封平章，崔侃、张颂担任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他还大肆提拔“崔家帮”：孛术鲁长哥任御史中丞，韩铎任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妹夫折希颜，打手药安国、张军奴等，都从一介小卒升为元帅。尚书省内也安插了他的亲信，如兵部尚书刁璧、左右司郎中师肃、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贾良。

为了让自己这届“政府”多少具有些合法色彩，崔立分出一些职位，给那些朝野有人望的官员和士人。工部尚书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刘仲周都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为尚书左丞，户部侍郎张正伦为尚书右丞，都事张节为左右司郎中，都事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都转运知事王天祺、怀州同知康瑭为左右司都事……[《金史·崔立传》《金史·哀宗本纪》；刘祁：《归潜志》，第129页。各记载颇有出入。]

崔立的故事，讲到这里，尽管并不完美，倒还不失为一个“草根英雄”挺身而出，拯救人民免遭涂炭的传奇。如果崔立出城在蒙古军营被杀，或者，他一年后的离奇死亡再稍稍提前一些，他的历史形象，大概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白居易有几句千古传诵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儒家圣人周公旦，因为管叔、蔡叔污蔑他有不臣之心，遭到周成王猜忌；王莽没有篡汉之前，王氏外戚已经权倾朝野，他却总是一副文雅低调、礼贤下士的面孔。如果他们的生命就此结束，周公的历史形象或许是个贰臣，王莽则是个贤臣。崔立何尝不是如此？

其实，在整首诗的开头，白居易是想说，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手段：“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鉴别玉石真假，须在火上烤足足三天；木材就更长了，要七年。

凑巧，崔立一夜之间从“人民救星”堕落成“嗜血魔头”，正是从政变的三天后，就是正月二十七日开始的。

这一天，他穿着龙袍，带着天子仪仗，去城南的青城，会晤从汝州赶来的速不台。据说，两人的会面很愉快，喝了酒，崔立还认蒙古老将军当了义父。

崔立回城以后，立即下令烧毁城头楼橹。四面城墙上很快燃起烈火，敌台、战棚、箭楼，接连倒塌，入夜之后，仍然光焰烛天。南京坚守了快一年，居然肯开城投降，速不台起初还有些许疑虑。直到看到城头的火光和浓烟，他才开心得仰天大笑。

不知道得到了老狐狸的什么承诺，崔立回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完颜家的龙子龙孙、后妃贵嫔，乃至宗室疏属，全部抓到宫中软禁起来，准备移交给蒙古人。

第三件事，是他以进献为名，查封了京城内大小仓廪府库，并派出百官，分头挨家挨户“括刷在京金银”。

这一轮搜刮，比括粟更加惨毒——“搜索薰灌，讯掠惨酷，百苦备至”。南京城内素有家底丰厚之称的贵族、富人，无不遭殃。

平章白撒，前面已经讲过，聚敛无度，富可敌国；左丞李蹊，长期主持财政，也是富甲一方。两人虽然跟着金哀宗走了，百万家产却没有生双腿。郕国夫人是金宣宗王皇后的姐姐，金哀宗的姨母。仗着这层关系，她自由出入后宫，号称“自在夫人”，权势通天，生活奢靡，连白撒、李蹊这样的当权者也要向她“纳赂取媚”。这几家在这一轮括刷金银中自然首当其冲。白撒、李蹊两人的老婆，郕国夫人，包括不少在京的高官、富民，统统被抓起来，拷问财产去向，惨死在酷刑之下。[刘祁：《归潜志》，第70页、第129页。]

查封府库、搜刮金银，当然不都是为了给蒙古人，崔立和他的党羽趁机大肆中饱私囊。崔立干脆搬进了荆王守纯的王府，“取内府珍玩实之”[《金史·崔立传》。]。他手下爪牙当内廷是自家后院，闲庭信步，来去自如。后来在元朝仕宦通显的河南人王恽，他父亲王天铎是南京城内的户部主事。崔党好友撺掇他一起去宫里面“窃取金贝”，他感叹说：“国家如此，怎能忍心做这种人面兽心的勾当！”[王恽：《王氏家传》。]

如果只是向富贵人家搜刮金银，祸害有限，崔立干的第四件事更加禽兽不如。他借口速不台索取扈从金哀宗逃亡的官员家属，将家眷都召集到尚书省，每日亲自挑选，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载入自己的府邸，“日乱数人，犹若不足”。为了抢到中意的女子，他不惜连杀数人。副元帅药安国，生性桀骜，他颇为忌惮。如今，药安国未经崔立允许，强抢监军王守玉的妻室，被他当场斩首示众。

接着，崔立下令，全城官民家中的寡妇、处女，一律禁止出嫁，等待进献给蒙古官兵。[《金史·崔立传》。]

值此家国人伦之变，南京城内许多人被迫放弃生命，守护各自珍视的东西。

崔立为了进一步讨好蒙古人，下令全城百姓剃发易服（“改易巾髻”）。元好问的好友，在讲议所工作的蒲察琦，虽是女真人，却不愿意“中国入夷狄”。他对元好问说：“要剃发易服，哪怕全城人都如此，我也做不到！我蒲察琦虽只是一介刑部译史，却继承了兄长的爵位（谋克），怎么忍心这么做？今日与兄台诀别了，唉，死就死吧，多说无益。”

与好友道别后，蒲察琦回到家中。他母亲正在午睡，忽然失声惊叫而醒。蒲察琦坐到床边，拉着母亲的手安慰她。老母亲说：“我刚做了个噩梦，梦见三个人鬼鬼祟祟趴在我们家屋梁上，情急之下就醒了。”儿子跪下：“梁上之人，大概是在等我悬梁的鬼吧。我正要寻死，阿母就在梦里恍惚见到了！”家里亲戚都劝说蒲察琦：“切勿轻生，好好想想，家中老母还需要你照顾呢！”母亲说：“勿劝，儿所处，是矣！”与家人诀别后，蒲察琦从容自尽，年四十余。[《金史·蒲察琦传》。]

蒲察氏（字明秀），是随金哀宗出走的总领完颜长乐之妻。长乐在出城之前，嘱咐妻子：“无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蒲察氏发誓：“君第致身事上，无以妾为念。妾必不辱！”听说崔立把扈从人员家眷接到尚书省，横加污辱，蒲察氏将幼子和家产都托付给仆人，又亲自置办了寿衣、棺木、祭品，与家人诀别：“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负吾夫耳！汝等惟善养幼子！”说完，便自缢而死，年仅二十七岁。[《金史·列女传》。]

右司郎中聂天骥，在崔立血洗尚书省时受了重伤，十一天卧床不起。他的女儿聂舜英，丈夫早逝，在父亲家守寡。舜英日夜悲泣，遍访城内医者，为父亲求药疗伤。聂天骥对女儿说：“如今一死何尝不好，丫头还寻医问药救我作甚？”不久就伤重身故。舜英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不愿再苟活在“剽夺暴凌，无复人理”的南京城中，第二天也自缢而死。[元好问：《聂孝女墓铭》；又见《金史·列女传》。]

崔立发动政变后，不屈从叛党而自尽的金朝官员，从军政班子以下，还有谏议大夫、近侍局使乌古孙奴申，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奉御完颜忙哥、大理卿纳合德辉、右副点检完颜阿撒、完颜奴申之子麻因……[《金史·乌古孙奴申传》。]围城中的女性，决心义不受辱的，有临洮总管陀满胡土门之妻乌古论氏、参政完颜素兰之妻、完颜忙哥之妻温特罕氏（夫妇相约殉国）……[《金史·列女传》。]

就在崔立的爪牙将京城化为无间地狱的时候，他本人正做着小国寡人的皇帝梦。

以崔立的文化水平，多半不知道本朝开国之初，还扶植过傀儡——“大楚皇帝”张邦昌、“大齐儿皇帝”刘豫——来统治中原占领区。这不算问题。那些垄断了专门知识的人，所谓斯文败类，自然会如逐臭而来的苍蝇一样，成为新僭主的“智囊”，诱惑他“援刘齐故事，以冀非分”。[《金史·崔立传》。]

二月十日，用于国家最高典礼的天子衮冕、皇后礼服，就连夜赶制完毕，送到了荆王府崔立家中。崔立还多次入宫，逼迫仁圣太后写信给金哀宗，开导“天时、人事”，劝告他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投降，并派金哀宗的乳母巩国夫人送信到归德。

为了进一步清除未来崔氏王朝的障碍，四月十八日，崔立将太后、皇后、梁王监国从恪、荆王守纯，连同其他全体皇族，一共五百余人，用宫车三十七辆，统统送到速不台位于青城的大营中。

青城，有名的“大梁十迹”之一，其实是南薰门外五里地的一处斋宫。北宋皇帝祭天之前，要先来这里斋戒。说来也巧，靖康之变，金军大将粘罕受降的地方，正是青城。

不管是崔立和他的“义父”事先达成了默契，还是蒙古帝国内部早已做出了决定：这五百多名皇族男女，除了太后、皇后和少数妃嫔第二天继续北上，剩下的人都死在了蒙古军的屠刀之下[《金史·哀宗本纪》《金史·崔立传》。]。据说，徘徊在病死饿死边缘的京城百姓，听说皇族有资格北迁，一些胆大之辈就偷偷混在队伍里出城，稀里糊涂做了刀下亡魂。[刘祁：《归潜志》，第130页。]

郝经有一首《青城行》，描述当时青城喋血的场景，如在目前，末了还对靖康百年后的“天道好还”发了一番感慨：

四月二十日，蒙古军列队，从四面入城。

可能同中都陷落有些不一样，蒙古军进入南京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屠杀。

尽管速不台早向窝阔台汗请求，南京负隅顽抗，应该按蒙古人的交战规则，实行屠城：“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不过，当年中都城内完颜承晖的幕僚——耶律楚材，如今已是大汗比较信任的“必阇赤长”（自称“中书令”）。他听到这个消息，火速赶到哈剌和林求见大汗：“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看到窝阔台汗有些心动，深知蒙古人心理的耶律楚材，连忙又添上另外两块砝码——核心技术和掳获物：“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元史·耶律楚材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到南京陷落为止，蒙古人对中原汉地的占领，已长达十余年。出于各种机缘接近蒙古统治阶层的中原人，除了耶律楚材，其实还有不少。他们纷纷利用各自的人脉，阻止蒙古军在南京造成更大规模的破坏。[刘因：《中顺大夫彰德路总管浑源孙公先茔碑铭》，姚燧：《郑龙冈先生挽诗序》。]

结果，蒙古帝国宣布，这场战争，“罪止完颜氏”一家，又派人清点城内的儒释道三教人士（包括孔子五十一代孙、后来的衍圣公孔元措），医师、工匠、绣女等“技术型人才”，预备押送北上。

不过，视战利品（蒙古语olǰa）为生命的游牧军队，不可能放过南京城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

蒙古军先将三教、工匠等人驱赶出城，然后“纵入，大掠”。先出城的“技术型人才”队伍，暂时留在青城大营边上，随身细软也被洗劫一空。不久，速不台又借口追究唐庆使团被杀事件，炮制了一些小型血案，陆陆续续杀了不少人。[刘祁：《归潜志》，第130页。]

不过，蒙古军掳掠财宝、人口，似乎有一定时限。不久，全城下达了停止抢掠的禁令。禁令发布后，户部主事王天铎和一些好友，在南薰门附近拼死护下了一百多人，使之免于沦为蒙古人的军驱（士兵的奴隶）。[王恽：《王氏家传》。]

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城的三教、医师、工匠、绣女一行人正式启程，刘祁和太学诸生也在其中。

其实，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滥竽充数的难民，混进来只为刀下求生。领队的“人匠达鲁花赤”王德真（山西人），奉蒙古人的命令到太原集中考校这群“工匠”，才发现很多人身无一技之长，什么也做不来。王德真可谓谆谆善诱：“大伙儿会扶着锯子锯木头吧？会？那就算‘匠人’了，别怕！”接着，他耐心教授这些难民营造的技艺，“积以日月，后皆为良工”。[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公神道碑》。]

在此期间，任谁也想不到的是，蒙古军头一个洗劫的目标，就是城内“郑王”的豪宅。据说，崔立眼睁睁看着蒙古人冲入王府，将他多日聚敛的“妻妾、宝玉”整车整车运走，只能号啕大哭，无可奈何。[刘祁：《归潜志》，第130页。]

又过了几天，惊魂甫定的南京百姓渐渐露面，同蒙古士兵进行贸易，用最后一点财物，换一些军用干粮充饥。[刘祁：《归潜志》，第130页。]

看起来，占领军确实没给这座都城造成太严重的祸害。这并不是说，战争中的人变得更人道或者更克制了——仅仅因为，此时的南京城，迭经一年来的封锁、大疫、饥荒、兵变、洗劫，正如《青城行》说的，“八十里城皆瓦砾，白骨更比青城多”。再要更凄惨，余地实在也不多了。

元好问是南京沦陷的目击者，他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切。

诗人看到，男婚女嫁都不曾背井离乡的中原青年，“楚楚儿郎、小小娘”，如今沦为奴隶，成群结队，在蒙古军的驱赶下北上，“却将沙漠换牛羊”。

诗人还看到，城外枯草丛中，时不时露出倒毙百姓的尸身，上面盖着褪了色的青黑领巾。饥肠辘辘的乌鸦，正恶狠狠地盯着尸体。很快，这些遗骸就将化为白骨和尘埃，随风飘散（“六月南风一万里，若为白骨便成尘”）……[元好问：《续小娘歌十首》。]

不用说，在南京城内，同样是荒墟败砾，枯骨狼藉，寂无人声；入夜之后，磷火荧荧，出没草际……只有孤独的“郑王”陛下，暂时君临着这座没有灵魂，仅剩躯壳的都城。

又过了一年，天兴三年（1234年，南宋端平元年）春，南宋使节邹伸之，北上觐见窝阔台后，在蒙古使节王檝陪同下返回襄阳。这年六月，回程途中，一行人路过南京，收到了城内送来的邀请函（迎状），署名是“南京丞相崔立”。

当天，崔立亲自出城款待。接风酒宴后，他领着使团到原尚书省都堂下榻。邹伸之走马观花，参观了一圈故宫，感觉大失所望：

出了皇城，用邹伸之的话说，同样是一片“荒墟”。如果他仔细看看，大概会发现，城中许多人家的大门上，都插着五颜六色的羽箭。这是此前蒙古士兵实施抢掠时，表示先来后到的标记，门口插着箭的人家，主人大概已经不知所踪，屋里空空如也……

四、郑王碑下“罗生门”

从崔立兵变到蒙古人入城，在这短短两月的过渡期中，南京城内还发生了一起小风波。

坦率地说，这起事件，放到当时无数生灵所受的侮辱、践踏、摧残当中，放到他们的生离死别、痛苦号泣当中，宛如沧海一粟。比起不惜为守护某些伦理价值而殉道的执着、不顾生死拼命救护同胞的勇气，这件事显得太不高尚了；另一方面，比起围城中为了求生避死而不惜背叛出卖亲友、残杀吞噬同类的那些勾当，这件事又显得不够卑劣。

好比白色和黑色重叠造成的灰色地带，这件事反映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

天兴二年（1233年）二三月间，“郑王”崔立及其爪牙权势如日中天，对全城官民颐指气使、生杀任情，“人或少忤，则横遭谗构，立见屠灭”[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这时候，崔立的弟弟，平章崔倚忽然想到，兄长保全了一城生灵，此等旷世奇功，京城官民父老仅仅跪下喊几声“谢丞相得生！”那是不够的，要找大手笔记载下来，铭之金石，流传千古。

崔立一心要当“儿皇帝”，本无心思顾及这种琐事，经不起群小怂恿，就把当时文名最盛的翰林直学士王若虚、左右司郎中元好问等人叫来，大大咧咧说：“你们什么时候立块石碑，好好把老子造反的事（反状）写一写？”[刘祁：《归潜志》，第131页。]

崔党要立的这块碑，叫作《功德碑》，自然要歌颂崔立开城投降的“功德”。王、元二人目睹崔立杀二相、选民女、括金银、剃发易服……种种倒行逆施，将来必定遗臭万年，所以不愿应承，又怕得罪人，“立见屠灭”。于是，他们想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以文章知名一时的后辈，刘祁、麻革。

立碑是个集体工作，先撰文，后书丹，再上石。撰文的人有了，是文章大家，还要找书法名家誊写底稿。这个人就是大书法家张天锡（字君用，号锦溪书叟）。金朝书法排名第一的赵秉文，去年病逝了，否则，这个不光彩的任务恐怕就要落到他头上。最后，还要找一块大石头刻碑。城内稍微像样的石头，围攻期间都劈碎当了砲弹，崔党相中了尚书省门口一块现成石碑，宋徽宗写的《甘露寺碑》，打算磨掉原碑字迹，重新刻字。

石头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负责写字的人，只管字体妍丑，不涉及什么是非、曲直、褒贬。所以，最苦恼的，莫过于负责撰文的几位：写得好，名节何在？写不好，杀身之祸立至。写得不坏不好，会被当成感恩不积极，照样有杀身之祸……他们顾虑重重，矛盾百出。最后，不管怎么样，根据记载，碑文肯定是写好了，还有人受了奖励。

儒家文化精英（士大夫），允许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比如，写文章的技艺，来为明显欠缺合法性的统治者（僭主）服务吗？哪怕是在暴力胁迫之下？

传统伦理的标准回答是：不允许。

元好问和刘祁本是同乡世交。刘祁之父刘从益是元好问的长辈，元好问又比刘祁年长十三岁[陶晋生：《刘祁与〈归潜志〉》。]。两人之前关系不错，元好问还写诗称赞：“阿京（刘祁字京叔）吾所畏，早生号能文。”但是，金亡不久，就因为撰碑一事，二人谁都不愿承担主要责任，互相指责推诿，大有割袍断义之势。从此往后，就这段往事表过态的文化名人，数不胜数：元好问门人郝经，大学者翁方纲、赵翼、全祖望、王国维，大文豪鲁迅，大汉奸郑孝胥……[参见子长：《元好问与崔立碑事件》，降大任：《且莫枉罪元遗山——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之一》《〈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之二》《元遗山气节问题诸说评议——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之三》。]

王、元、刘三人，谁该负主要责任？左右袒者甚多。不过，凡认同传统儒家伦理的人，对三人都没什么恕词。最严厉的比如“谄附逆贼”（赵翼《瓯北诗话》），“偷生恋爵”（乾隆帝评语），等等，觉得他们名节有亏，斯文扫地，难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魏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连杀太后、幼帝和千余名朝官，拥立孝庄帝。百余名朝官侥幸躲过此劫，尔朱荣下令胡骑将他们围住，拔刀内向，高喊：“有能为新君作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赶紧举手出列，席地起草诏书。杀侄篡位的永乐帝让方孝孺写劝进表，孝孺喊出：“死即死耳，诏不可草！”诚然是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不写，有的是人写。否则，后来诸王群臣上的那几通劝进表，充溢着诸如“功光前烈，德振中兴”“尧舜之德，汤武之仁”“天命有在，孰得而辞”，又是什么人的大手笔呢？

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现代人估计不会求全责备他们没有达到时代的“最高道德标准”。但是，这段不甚光彩历史的三位主要当事人——王若虚、元好问、刘祁，他们心里清楚，既然做了选择，就得承担道德责任，面对当时和后世的评骘。因此，三人通过不同形式，像芥川龙之介小说的涉案人那样[见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留下了自己的“供词”，为自己辩解：

谁的说法更可信一点？关于给崔立树碑，迄今只发现了这三份第一手的资料。看来，真相到底如何，或许将永远笼罩上一层迷雾。刘祁回忆，碑文写好后，刚刚刻上石头，蒙古军就开始入城大肆劫掠，城内士人、工匠、僧道统统被驱赶到青城，石碑到底有没有立起来，谁都不知道。历史证据下落不明，对姓名已经刀刻入石、累世难以磨灭的三位撰者来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蒙古军大掠，只能造成一时混乱。王、元、刘三人，还应该感谢另一个人，正是此人在第二年，天兴三年（1234年）六月二十七日这天，彻底消灭了崔立的肉体。此时，距离金朝灭亡，已经过了半年多。

这段往事，要比几个文化人相互扯皮，惊心动魄得多。

插曲：刺崔

天兴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南京城东华门外，古刹皇建院的主持惠安长老，正在殿上诵经。忽然，一个小沙弥慌慌张张跑进来，禀告：“师父，有个武夫模样的人，倒在咱们院门外，会不会招来什么强人贼匪？”

惠安出门一看，原来是一个面容俊美的武官，身披甲胄，腰悬金符，此时一身酒气，烂醉如泥，从马上跌了下来，随从手忙脚乱，扶他不起。寺里有人认识他，说这是安平都尉下属的千户，叫李伯渊。

一群和尚好不容易将醉汉抬到了方丈房间，让他躺下休息。许久，李伯渊睁开眼睛，看见长老坐在床边。惠安很严肃地问他：“值此大丧乱，将军怎能醉生梦死？男子汉大丈夫，与其沉溺于乱世，何若建立身后不朽之荣名！”

李伯渊听了，冷汗直冒，如梦初醒。第二天，他带着好友黄掴三合元帅，来皇建院拜见惠安，求长老收二人为徒。又过了几天，他们悄悄来见惠安，向他推心置腹：“崔立狂竖，乘国家倾危，天子播越，辄敢叛乱乃尔，吾欲诛之久矣！师谓男子身后不朽之荣名，其在是耶？”惠安佯装大惊：“何遽出此速祸语！殆非老僧所敢闻者！”李伯渊反复辨明心迹，指天起誓。

惠安知他一片赤诚，才说了实话：“不瞒将军，老僧一直留在这个祸乱之地不肯走，就是想伺机报效国家。老僧本是天地间闲人一个，自从在相州（彰德府）遇到了先帝（宣宗），荷国厚恩，迄今二十余年，寤寐都想报答万一。可惜，势单力孤，一事无成。将军肯挺身而出，行非常之事，树万世之名，老僧朝见而夕死，没有一丝遗憾！”

说完，老和尚双手合十，朝李伯渊、黄掴三合跪拜：“老僧日夜祈祷，祝将军一举成功！”[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

当时，在南京城内，想杀崔立的，不止李伯渊二人。

都尉李琦是崔立妹夫折希颜的部下，强娶了某官员之妻。崔立听说他的妻子貌美，想据为己有。李琦知道，崔立夺人妻女，都要找个借口，打发该人远去外地出差。于是，崔立只要派李琦外出，他都把妻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崔立大为光火，折希颜屡次公开羞辱李琦，双方只差公开决裂。

还有都尉李贱奴，原是外城的权东面元帅。崔立兵变之际，李贱奴袖手旁观，崔立对他也有些忌惮。没过多久，“郑王”势力蒸蒸日上，便将昔日同僚当成了要对自己卑躬屈膝的部下，李贱奴愤愤不平。

就这样，一张刺杀崔立的密谋大网，已经悄悄张开。

天兴三年（1234年）六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崔立送走南宋的邹伸之使团后不久，南京城附近有宋军出没的消息，就在城内传开了，这是刺崔党放出的烟幕弹。不过，宋军的动向不是空穴来风。就是在这个月，南宋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兵万余人渡淮北上。这是南宋企图利用金亡后的空虚期，规复河南“三京”（汴京、洛阳、归德）的先头部队。这支宋军，七月初就将抵达南京郊外[南宋此次出兵收复河南失败，史称“端平入洛”。见陈高华：《早期蒙宋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此时，他们还在三百多里开外的地方缓缓前进。

六月二十八日，日暮时分，外城封丘门突然遭人纵火。夜里，崔立在内寝坐卧不安，“一夕百卧起”。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李伯渊等人来敦促崔立视察外城。崔立匆匆叫上苑秀、折希颜等几人出发，同时传令：京城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都去太庙街集合，准备应急。

出了荆王府大门，崔立隐约感到事有蹊跷。他正要跨上坐骑，佯装一脚踩空，跌了下来，借口身体不适，想打退堂鼓。李伯渊大声嘲讽：“我辈兵家子，偶坠马，又何怪焉！”经不住催促，崔立只好硬着头皮出发。

一行人刚拐到荆王府西边的大街上，迎面骂骂咧咧涌来了一大帮兵痞。有人一边叫喊：“冤枉啊，愿丞相为我等做主！”一边不顾保镖阻拦，推搡着凑近崔立马前，一把扯住了坐骑的缰绳。

就在这时，崔立右侧的李伯渊，从鞍上一跃而起，跳到崔立马上，一手抱住崔立，一手握着匕首从后刺入。崔立回头看了一眼，失声惊呼：“你要杀我？”李伯渊说：“杀你又怎样！”或许是有些紧张，更可能是太过兴奋，刀刃将崔立刺个对穿，又洞穿了李伯渊的左掌，两人一起坠落马下。李伯渊挣扎起来，补了一刀，崔立当场咽气。

接着，李伯渊大吼：“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事先埋伏在街道两侧的刺崔党一拥而上，黄掴三合手刃苑秀，折希颜在队伍后面，看到前面人喊马嘶，以为大舅子和谁起了争执，慌忙上前劝解，也死在了士兵刀下。

李伯渊将崔立尸首系于马尾，一路沿着御街，纵马驰骋，直至承天门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京城百姓渐渐聚拢围观，便朝大家说：“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大家万口齐应：“杀千刀，寸斩之，都难赎其罪！”

李伯渊砍下崔立的首级，跪捧在承天门前，遥祭哀宗，“一军哀号，声动天地”。最后，崔立、苑秀、折希颜三人的尸首，被吊在宫阙前的大槐树上示众，仇家“剖其心生啖之”。[以上折中了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和《金史·崔立传》的记载。刺杀崔立的千户李伯渊，当年七月投奔南宋，宋元之际又回到了北方，不知所终。]

“郑王”的《功德碑》或许确实没来得及立起来，不过，就算立起来了，愤怒的京城民众也会把它敲得粉碎。参与撰碑的三位文士，如今终于可以放下心来。

刘祁已在前一年北上，“由魏过齐、入燕”，辗转两千里，终于回到故乡浑源。此时，他的祖母、母亲都在离乱中去世。目睹二十余年来“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消灰灭无余”，他心灰意冷，独庆幸妻、子尚存，国破而家未亡，筑堂名“归潜”，作为读书隐居之所。

王若虚也早就离开了南京，黄冠草履，徘徊于田舍丘垄间。没过几年，七十高龄的“滹南遗老”（王若虚自号），应刘祁之弟刘郁的邀请，同游泰山的白云生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友人：“汩没尘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一行人竹杖芒鞋，攀上黄岘峰。王若虚打发小辈去前方探路，自己垂足坐在一块大岩石上休憩，微阖双目，沐浴在泠泠的山风之中，仿佛入定。良久，仆人上前查看，发觉老人居然已经瞑目而逝。[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

这样一来，在郑王碑的三位主要当事人中，似乎只有被蒙古人暂时羁押在山东聊城的元好问，以一首《即事》，表达了听到崔立死讯的轻松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