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那次冲突后没几天，我又见到了彼得罗·卡玛乔。那是上午七点半，我准备好了第一份新闻稿，打算去布兰萨喝杯牛奶咖啡。从中央电台的门房经过的时候，我透过小窗看见了那台雷明顿。我听到打字机在响，一阵阵在滚筒上敲击字母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但是见不到机器后面的人。我把头探进窗口，打字人是彼得罗·卡玛乔，人家给他在看门人的睡房里安置了办公室。这间屋子房顶很矮，墙壁既潮湿又破旧，还很肮脏。就在这样一个废墟般的房间里，如今放上了一张和那台雷明顿同样高级的写字台，那架打字机在上面“嗒嗒”地响个不停。写字台和雷明顿的庞大体积几乎把彼得罗·卡玛乔的小小身躯吞没了，他在座位上垫了一对枕头，尽管如此，他的头部也只及键盘的高度，双手与眼睛在同一水平上工作，所以看上去仿佛是在拳击。他是那样地全神贯注，尽管我已站到他身旁，他仍然没有察觉我的出现。他那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稿子，两个指头不停地敲打着，牙齿轻轻咬着舌头。他仍然穿着第一天的那身黑色西装，既没有脱掉上衣，也没有摘去花格领带。看见他那副聚精会神、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看见他那一头长发和一身十九世纪诗人的装束，看见他如此严肃认真地坐在对他来说显得那样庞大的写字台和打字机前以及那个几乎容纳不下书桌、机器和这个卡玛乔的狭小房间，不禁感到既同情又好笑。

“卡玛乔先生，您可真早啊！”我问候道，把半个身体向他凑近。

他只是目不斜视地点点头，命令式地示意我，要么请走，要么就等一下。我选择了后者，等着他打完那句话。我看到他桌子上堆满了已打好字的稿纸，地下扔着几个揉皱的纸团。那是因为没有字纸篓。过了片刻，他的双手离开键盘，看看我，站起身，有礼貌地伸出右手，用一句格言回答了我的问候：

“艺术无需时间表。早上好，我的朋友。”

我没有询问他在这个洞穴里是否感到厌恶，因为他一定会回答说，困苦的环境有益于艺术的成功。我宁可邀请他去喝咖啡。他望望细手腕上晃荡着的那块史前样式手表，低声咕哝道：

“已经创作了一个半小时，应该放松一下了。”

在前往布兰萨咖啡馆的途中，我问他是否总是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他回答说，他与其他搞创作的人不同，他的灵感是同白日的光亮成正比的。

“我的灵感随着太阳出山而到来，太阳越热，灵感越旺。”他唱歌般地解释说。与此同时，一个睡眼惺忪的小伙子正在我们身边打扫布兰萨撒满锯末、烟蒂和果皮的地面。“东方发白，我就开始写作。中午时分，我的大脑像火炬一样灼热明亮。下午，火力逐渐减退，黑夜一到，我就停止工作，因为只剩下灰烬。但是没有关系，下午和晚上正是演员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的作息制度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说起话来非常严肃，我觉得他几乎没有感到我在听他说话。他是那种只许别人听、不许别人讲的人。像第一次见面那样，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谈吐毫无幽默感，尽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龇牙，耸眉头——借以装饰他的独白。他无论说什么，都显得极其庄重，加上他那完美的咬字发音、矮小的身躯、古怪的装束、剧场里的动作，便显出一种极不寻常的风度。显然，他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既是世界上最爱装模作样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诚恳的人。我试图把他从艺术范畴的说教拉到普通的家常事务中来。我问他是否已经安顿下来，这里有没有朋友，觉得利马如何。对这些世俗话题，他觉得不值一谈，用了一种不耐烦的口气回答说，已经在离中央电台不远的基尔卡胡同找到了一间“atelier”[法语，意为：车间，作坊。]。他觉得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无拘无束的，因为艺术家的祖国难道不就是整个世界吗？他不要咖啡，而是点了一杯马黛茶泡薄荷。他解释说，这种饮料不仅味道甘美，并且可以“滋补心肺”。他一口接一口、速度均匀地喝着，好像每一次把杯子送到唇边，都准确地计算过时间。他刚喝完，便立起身，坚持要各自付款。接着，他请我陪他去买一份利马市区交通图。我们在联盟大街一间流动商亭里找到了他要买的东西。他对着天空展开地图，望着各个区县的五颜六色，满意地点点头，要求开一张标明二十索尔的发票。

“这属于工具书，商人应该开发票。”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后来我们便回电台去。他走路的姿势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紧张，仿佛担心误了火车。我们在中央电台门口分手的时候，他指着那拥挤的办公室，好像展示一座宫殿似的说道：

“实际上办公室等于在街上，”他洋洋自得地说，“我就像是在人行道上工作。”

“人声那么嘈杂，车辆来来往往，这不使您分心吗？”我大着胆子暗示道。

“恰恰相反，”他使我放心地说，似乎很高兴用这样一个方式报答我，“我写的就是生活，我的作品要求有现实生活的靶子。”

我正要走开，他再次挥动食指喊住了我，一面指指地图一面神秘地请求我下午或明天给他提供一些素材。我回答说，乐意从命。

回到泛美电台的阁楼里，我看到帕斯库亚尔已经把九点钟的播音稿准备好了。稿子的开头，他用了一条他非常喜爱的那类新闻，是从《纪事报》上抄来的，只不过用一堆形容词点缀了一番：“在风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海面上，巴拿马货轮‘萨尔克号’于昨晚沉没，八名船员死亡。他们淹死后，尸体被为害于上述海面的鲨鱼咀嚼一空。”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删掉了“风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词，最后签上“已阅”二字。帕斯库亚尔并不生气，他是从来都不生气，但提出异议：

“这个马里奥先生呀，总是给我的文体抹黑。”

整整一周，我都在努力创作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我叔叔讲的一个故事的基础上写的。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处庄园里的大夫，那里有个农民，夜晚装扮成毕斯达戈（魔鬼）从芦苇丛中跑出来吓唬另外一个农民。那个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么害怕，挥起砍刀向毕斯达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脑壳砍成两半，这个魔鬼立刻被打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那个农民随即躲进山中。过了不久，一伙农民参加舞会后回家，突然发现有个毕斯达戈在村里行窃，他们一拥而上，把魔鬼乱棍打死。死者原来是杀害第一个毕斯达戈的凶手，他为了夜里回村探视家人而假扮起魔鬼来。那群杀人犯也逃进山里，同样扮成毕斯达戈趁黑夜回村，结果其中两个人被吓坏了的村民乱刀砍死。以后这些农民也如此这般，等等，等等。我原来准备讲述的并不像我叔叔彼得罗的庄园里所发生的那样，也不像后来我所想象的那样——在不可胜数的毕斯达戈中间，真正的魔鬼却溜掉了。我准备给这篇小说题名为《质的飞跃》，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像博尔赫斯[博尔赫斯（Borges，1899—1986），阿根廷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的某篇短篇小说那样，冷静而富于理智，简明而富于讽刺意味。博尔赫斯是我近日的新发现。我把从办公室、学校和布兰萨咖啡馆里省下来的空闲全部用到这篇小说上去了，在外祖父家里也写，中午写，晚上写。在这一星期中，我既没有去任何一位叔叔舅舅家吃午饭，也没有对表姐妹们进行例行的访问，更没有去看电影。我写了又撕掉，或者更确切地说，刚写上一句，觉得不称心，便又重新开始。我认为任何一个拼音或书写错误都非偶然，都会引人注目，都会使神或人无意中发现：此语不妥，需要修改。帕斯库亚尔抱怨了：“好家伙！赫纳罗家的人如果看到这样浪费纸张，一定会扣我们的工资。”到了星期四那天，我认为总算写完了。那是一篇五页的独白，故事末尾才露出真相：扮鬼的恰恰是讲故事者本人。十二点，泛美电台播音之后，在阁楼上，我把《质的飞跃》念给哈维尔听。

“妙极了，兄弟，”他一面鼓掌，一面用结论式的口吻说，“可是，干吗要写这种鬼的故事？为什么不写一篇现实生活的小说？为什么不删掉魔鬼的情节，就让故事在那群假毕斯达戈中间展开？或者，就写一篇虚幻的故事，把你能想象出来的全部幻影都写出来。但是，不要魔鬼，别写魔鬼，因为那会带有一种宗教气息，一股假虔诚的味道，像陈年老货。”

他走了之后，我把《质的飞跃》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决心忘掉那些毕斯达戈。接着，跑到鲁乔舅舅家共进午餐去了。在那里，我听说在那个玻利维亚女人和一个我曾耳闻的大庄园主、跟我们家族有某种亲戚关系的阿雷基帕市参议员阿道尔夫·萨尔塞多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

“她这个追求者的好处是既有钱又有势，而且追求胡利娅的打算也是严肃的，”奥尔卡舅妈评论道，“他已经向她求婚了。”

“糟糕的是，这位阿道尔夫先生已经五十岁了，至今还没有洗清那一可怕的指责，”鲁乔舅舅反驳说，“如果你妹妹跟他结婚，就不得不守活寡，或者与别人私通。”

“他和卡尔洛塔的事纯粹是阿雷基帕人典型的诬蔑之词，”奥尔卡舅妈争辩道，“阿道尔夫仪表堂堂，是个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

参议员和卡尔洛塔女士那段逸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小说。结果，哈维尔一通评价之后，我把那篇小说扔进了垃圾箱。他俩的婚事震动了秘鲁共和国整个南方，因为阿道尔夫先生和卡尔洛塔女士在布诺省占有大片土地，他们的结合在庄园主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婚礼的规模很大，仪式在雅纳华拉漂亮的教堂里举行，参加婚礼的宾客来自秘鲁各地，还摆了极为丰盛的喜筵。蜜月刚刚度了两周，新娘子就把丈夫抛在国外什么地方，独自一人羞愧地归来。整个阿雷基帕市为之愕然，她当众宣布将向罗马教廷提出废除婚约。一个礼拜天，做过十一点的弥撒，阿道尔夫·萨尔塞多的母亲在教堂的门廊里看到了新娘，愤怒地责备她说：

“强盗婆，你为什么就这样抛弃了我那可怜的儿子？”

那位布诺省的女庄园主做了一个很优美的动作，用故意使大家都能听到的高嗓门回答说：

“因为先生们身上都有的那个东西，对你儿子来说却只能撒尿，太太。”

她终于使教会方面废除了婚约。阿道尔夫·萨尔塞多成了家庭聚会上取之不尽的笑料。自从他认识胡利娅姨妈以来，整日不是请客吃饭就是送礼，时而请她去玻利瓦尔餐厅，时而去九一饭店，时而赠送香水，时而用玫瑰花篮进行“饱和轰炸”。我听见这些消息十分开心，期待着胡利娅姨妈会出来对准那位追求者射上一箭。但是，她把我们弄得目瞪口呆，因为到了喝咖啡时间，她怀里抱着高高一堆纸包出现了。她一露面，便哈哈笑着宣布说：

“那些笑话是真的。萨尔塞多参议员果真是阳痿。”

“胡利娅，我的上帝，别那么没有教养，”奥尔卡舅妈申斥她，“人家会以为……”

“今天上午，他本人亲口对我讲的。”胡利娅姨妈辩白道，她对那位大庄园主的悲剧颇有些幸灾乐祸。

那位大庄园主在满二十五岁之前一切正常。就在那一年，他在美国度假，发生了一件倒霉事。胡利娅姨妈记不清是在芝加哥、旧金山还是迈阿密，年轻的阿道尔夫在酒馆里追上了一位贵妇（他以为是贵妇）。她把他领进一家旅馆。正当他同那位贵妇得趣的时候，突然感到一把匕首顶在他的脊背上。他扭头一看，是个身高两米的独眼龙。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打他，只是抢去了他的手表、奖章和全部美元。阳痿就是打那时开始的，以后再没有好过。每当他同某位女士在一起心猿意马的时候，就感到脊梁骨上有一把冰凉的匕首，仿佛又看见了独眼龙那凶恶丑陋的面孔，于是冒冷汗，欲念也随之消失。他四处投医，请教心理学家，甚至向阿雷基帕市一位巫医去求诊，这个庸医在有月亮的晚上把他活埋在火山脚下加以治疗。

“你别那么坏。不要拿那个可怜人开心了。”奥尔卡舅妈笑得前仰后合。

“如果我能肯定他会永远保持这种状况，为了他那些钱财，我也可以跟他结婚，”胡利娅姨妈毫无顾忌地说道，“可是，万一我把他治好了呢？你想，那糟老头还不得在我身上极力补回失去的时光？”

我估计阿雷基帕市参议员的历险记一定会使帕斯库亚尔十分开心，说不定会热心地用整整一篇新闻稿加以报道。鲁乔舅舅告诫胡利娅姨妈，她若那样苛求，就别想在秘鲁找到丈夫。她抱怨说，这里像玻利维亚一样，美男子都是穷光蛋，有钱人都是丑八怪，即使有一两个有钱的美男子，又总是结了婚的。忽然，她转过身来问我，这一星期没有露面，是不是害怕再被拉去看电影？我回答说不是，并编了一些将要考试的谎话，然后我提议当天晚上去看电影。

“好极了，去莱乌罗电影院，”她专断地决定道，“那里正在上映一部叫人痛哭流涕的影片。”

我乘公共汽车返回泛美电台，一路上思考着用阿道尔夫的故事再试着写一篇小说，写得轻松愉快一点，模仿索麦尔塞特·摩根的风格，或者像莫泊桑那样写一篇嘲讽式的艳情小说。走进电台，小赫纳罗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独自发笑。她笑什么？

“在中央电台，彼得罗·卡玛乔和老赫纳罗闹了一场纠纷，”她告诉我，“那个玻利维亚人宣称在广播剧里一个阿根廷演员也不要，否则他就辞职。他赢得了卢西亚诺·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的支持，结果如愿以偿。那些阿根廷人的合同作废了。真好玩，对吗？”

在本地播音员和演员与阿根廷播音员和演员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拥入秘鲁，其中许多人是由于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境的。我认为那位玻利维亚笔杆子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赢得本地同事的好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很快发现这种猜测是不对的。他对阿根廷人普遍憎恶，对阿根廷演员尤其痛恨，看来这里面并无讨好的私心。准备好七点钟的新闻稿后，我去看他，打算告诉他我有些空闲时间，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资料。他把我让进他的洞穴，以一种慷慨的姿态请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当写字台的那张桌子的一角。他仍旧穿着那套西装，系着那条花格小领带，置身于一沓沓仔细堆积在雷明顿旁边的打字稿中间。那张利马市平面图已经用图钉按在墙壁上，各个街区都用红铅笔标上了奇形怪状的符号以及各式各样的缩写字母。我问他那些标记和字母是什么意思。

他点了点头答应告诉我，脸上露出一丝机械的微笑，这微笑包含着发自内心的得意和宽宏大量的神气。坐定后，他像发表演说似的开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创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样攀附在现实生活上。为此我才需要地图，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给我指着地图，我探过头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说什么。那些缩写字母颇为费解，既不是指什么机关团体，也不是指哪个社会名流。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各街区都用红笔圈了出来。我告诉他，我一点都看不懂，请他解释一下。

“这很简单，”他回答说，那口气颇不耐烦，很像神父的语调，“最重要的是真实，艺术就是这样的，绝不能虚假，除非在个别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利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图上标的那样。比如，圣依希特罗区标上两个A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那些世袭名门和暴发贵族混居的街区？”

他在A上面加重了语气，那腔调似乎在说：“只有瞎子才看不见阳光。”他按社会地位把利马市的街区分了类。但是，那些限定词的种类和记名法的法则实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义下得很准确，另外一些则完全是主观臆断。比如，我赞成给赫苏斯·玛丽亚区标上MPA（中产阶层、职员、家庭主妇），但是我提醒他说，给维克多里亚和保尔贝尼区打上VMMH（流浪汉、性变态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标记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亚俄港缩写成MPZ（水手、渔夫、黑白混血种人），给塞尔卡多和阿古斯底诺标上FOLI（女佣、工匠、农夫、印第安人）也实在值得商榷。

“这不是科学分类，而是艺术分类。”他用做报告的口气说道，一面挥动着那小矮人的手掌，打着魔术的手势，“我并不对每个区里的所有人都感兴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给每个街区带来芬芳和光彩的人。假如一个角色是妇科大夫，他就应该生活在与他的身份相称的地区，一名警长也是如此。”

围绕着城市人口的分布，他对我作了一番详尽而饶有趣味的询问（我只是感觉有趣，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葬礼般的肃穆神情）。我发现他最感兴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极端：百万富翁与乞丐，白人与黑人，圣徒与罪犯。他根据我的回答，毫不迟疑地以飞快的动作在地图上增减、修改原有的符号，这使我想到他所发明和使用的这套分类法大概很有些时间了。可他为什么只在米拉弗洛雷斯、圣依希特罗、维克多里亚和卡亚俄港标上符号？

“因为这些地方，毫无疑问，将是主要的舞台。”他说着，那双突出的眼睛带着拿破仑式的自满神情扫视着那四个街区，“我这个人讨厌半瓶子醋、浑水和淡咖啡。我喜欢是非分明，男女清楚，日夜有别。在我的作品里，一向是要么有贵族，要么有平民；要么有妓女，要么有贵妇。中产阶级既不能使我产生灵感，也不能激起我的听众的热情。”

“您很像浪漫主义作家。”我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

“从各方面来说，是他们像我，”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声音有些激怒，“我从来没有抄袭过别人的东西，随便指责我什么都行，唯独这种诬蔑我不答应。恰恰相反，是旁人用最恶毒的方式剽窃我的作品。”

我想解释一下，我说的像浪漫主义作家并非有意侮辱他，只是玩笑而已。但是，他并不听我讲，因为他突然变得异常恼怒，那副激愤的神情，仿佛面对一群满怀期望的听众。他口若悬河地用他那美妙的声音讲道：“整个阿根廷到处都流传着我的作品，它们被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那帮笔杆子糟蹋得不成样子。您以前和阿根廷人相处过吗？您如果看见一个阿根廷人，就赶快躲开他，因为那股阿根廷臭气会像麻疹一样传染。”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鼻翼不住地翕动着，接着咬牙切齿地做了一个厌恶的怪相。面对这一新的个性流露，我感到大惑不解，只好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大致的意思是，拉丁美洲没有作者权益保障法，实在令人遗憾。结果我又惹了祸。

“不是这个意思。被别人剽窃，我并不在乎，”他更加恼怒地反驳，“我们这些艺术家并不是为沽名钓誉而工作，而是出于仁爱。即使我的作品挂了别的牌号，如果能够传遍全球，我也心满意足。令人不能原谅这些拉普拉塔的别字先生的是，他们任意篡改我的剧本，把它们弄得不成体统。你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吗？除去改换标题和人名——这是很自然的啰——他们总要用一些阿根廷佐料调味……”

“真狂妄……”我打断他的话，心想这一次肯定说在点子上了，“花样文章……”

他轻蔑地摇摇头，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庄重神情，用缓慢、瓮声瓮气、震动这个洞穴的声音吐出两句我从未听他说过的粗话：

“捣鬼加性变态。”

我想让他说下去，希望知道他为什么对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强烈，但是看到他那种气急败坏的神气，我没敢张嘴。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动了一下，一只手在眼前挥过去，仿佛要抹掉某些幻影。接着，他满面痛苦的神情，关上斗室的窗户，调整打字机的滚筒，盖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领带，从书桌里拿出一本厚书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他熄了灯，来到门外，锁好房门。我问他那是本什么书。他亲切地抚摸着书背，好像爱抚一只小花猫。

“一个患难之交，”他激动地低声说，把书递给我，“一个忠实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这本书大概是由埃斯巴萨·加尔贝出版社于史前的什么时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满布着五颜六色的污斑和擦痕，书页已经灰黄——作者是无名之辈（阿达尔贝尔托·卡斯德洪·德拉·雷盖拉，穆尔西亚大学古典文学、语法和修辞学硕士），作品是一部浩瀚的摘记，题目很大：《世界百名最佳作家文学语录一万条》，副标题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关于上帝、生命、死亡、爱情、痛苦等问题的言论集》。

我们一直走到贝伦大街。分手时，我忽然想起了看表，感到一阵惊慌：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我觉得和这位艺术家仿佛只待了半个小时，对这座城市所做的社会流言学的分析以及发泄对阿根廷人的憎恶竟然用去了三个小时。我急忙向泛美电台跑去，心中暗想，帕斯库亚尔肯定把什么土耳其巫师又塞进了什么帕尔伯尼区的杀婴案。但是，事情好像并不那么糟，因为我在电梯上遇到赫纳罗父子，他们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老板告诉我，这天下午已经同鲁乔·加蒂卡签订了合同，请这位歌手作为泛美电台独家聘请的客人来利马演出一周。我来到阁楼上，翻阅了一下新闻稿：还过得去。这样，我便不慌不忙地乘公共汽车到米拉弗洛雷斯区的圣马丁广场去了。

回到外祖父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钟，他们都已入睡。我的晚饭一向留在炉灶上，但是，这一次除了馅饼、蛋炒饭之外——这是我一贯的食谱——还有一张便条，上面的字体颤巍巍的：“你舅舅鲁乔打电话来，说你对胡利娅爽约了，你们说定要去看电影的。他还说你是个野人，要你给胡利娅打电话道歉。外祖父。”

我心里想，为了一个玻利维亚文人，竟然忘记了新闻稿，忘记了和一位女士的约会，这实在有些过分。我很不痛快地上床躺下，为这并非故意的失礼而感到懊丧。我辗转反侧，折腾了许久方才入梦。睡前，我竭力说服自己，那是她的过错，是她强迫我接受看电影的鬼主意，非要我去受那份可怕的折磨。我寻思着第二天给她打电话的借口。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好办法，也不敢对她说出真情，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豪侠之举。播完八点钟的新闻，我去市中心一家花店，让人给她送去一束价格一百索尔的玫瑰花，上面附了一张卡片，思索再三，我写了一句自认为简洁而又风雅的话：“敬请谅察。”

下午编辑新闻稿的间歇，我就阿雷基帕市参议员的悲剧撰写了一篇艳情流浪汉式的小说草稿。我本想这天晚上大干一场，可是，哈维尔从泛美电台下班以后跑来找我，要带我到阿尔多斯区去看一个招魂的场面。招魂者是一名法院录事，他们俩是在储备银行的办公室里认识的。哈维尔多次对我谈起他，因为那个人经常把他与幽灵的交往讲给哈维尔听。那些幽灵不仅在正式招魂的场面上与他来往，而且常常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比如，一大清早弄响电话和他开玩笑，拿起耳机听见里面传来他曾祖母清晰的笑声，而老太太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去世了，她一直住在炼狱里（这是曾祖母亲口告诉他的）。那些幽灵还常常出现在公共汽车、电车或行走在大街上，他们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只好保持一言不发，无动于衷（他似乎说的是“不予理睬”），免得人家以为他是个疯子。我听了非常着迷，便请求哈维尔安排一次同录事-招魂者的会晤。录事答应了，但是招魂的日子推迟了好几个星期，借口是气候不相宜，必须等待月亮转到某个方位、海水落潮以及其他一些更为特别的因素，看来幽灵对潮汐、星座方位和风向是很敏感的。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录事-招魂者的家，那是一间肮脏不堪的矮房屋，挤在堪卡约小巷的尽头。实际上，那个人远不如哈维尔讲的那样有趣。他六十多岁，丧妻，秃头，身上散发出一股药味，眼睛放射出牛眼的光芒。他的谈吐实在乏味之极，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他能够与幽灵交往。他在一间破烂、油污的小房间里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素饼干夹鲜奶酪，喝一小瓶少得可怜的红酒。他神色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他在阴间的经历，一直讲到时钟敲响十二点。二十年前，丧妻之后，他就有了这种经历。他女人的去世使他陷入难于慰藉的悲伤之中。直到一天，有个朋友给他指出招魂之路，才算救了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因为这不仅使人有机会继续眼见耳闻自己的亲人，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用评论命名礼的口气对我们说道。

听他的讲述，人们会觉得同死人谈话实质上有点像看电影或者看足球赛（当然不会那么有趣）。他对阴间的解释实在平庸得可怕，而且缺乏道德观。依照他所讲述的情况，阴间和阳间似乎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幽灵也会得病、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旅行，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永远不会死亡。时钟敲十二点钟时，我不断恶狠狠地盯着哈维尔。录事-招魂者请我们在桌旁坐下（不是圆桌而是方桌），熄了灯，命令我们双手合十。接着是一片寂静，我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希望事情会变得有趣些。这时，幽灵们开始出现，录事仍然用日常说话的口气开始问他们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事情：“索丽达，你好呀？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来啦，带了两位朋友，他们都是好人，希望和你那个世界接触一下，索丽达。什么？什么事？让我问候他们？当然可以，索丽达，我替你问候。她说让我衷心问候你们，还说，如果可能，请经常为她祷告，以便让她早日离开炼狱。”在索丽达之后，又来了一大串亲朋好友，录事也和他们作了类似的交谈。他们还都在炼狱中，都请他向我们转达问候，请求为他们祈祷。哈维尔坚持要召唤某个在地狱里的人，让他来给我们解除疑问。可是招魂者毫不踌躇地解释说，这做不到，因为那边的人只能逢单月的头三天方可约会，而且那声音只能勉强听到。哈维尔这时要求会见那个曾经侍候过他母亲、他本人以及他兄弟的女仆。于是，古麦尔辛达婆婆登场了。她问候大家，说她十分想念哈维尔，她正在打点行装，即将离开炼狱，去见天主。我请录事把我哥哥胡安招来（其实我根本没有弟兄），出乎意料，胡安竟然来了。他通过招魂者那柔和的声音告诉我，不必为他担忧，因为他和上帝在一起，而且经常为我祈祷。听罢这个消息，我的心沉静下来，不再注意招魂的场面，又开始为参议员的故事打起腹稿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令人难以猜透的标题来：《不完整的面孔》。就在哈维尔不厌其烦地要求录事唤来某位天使或至少某个像曼戈·戛伯克那样的历史人物时，我却决定让参议员通过下意识的幻觉解决他的问题：在与妻子亲热的时候，让她戴上一副海盗眼罩。

将近凌晨两点钟，招魂术方才结束。我们沿着阿尔多斯区的大街找出租汽车，想要它拉我们到圣马丁广场，再从那里乘公共汽车回家。我对哈维尔说：由于他的过错，阴间对我来说已经失去诗意和神秘色彩；由于他的过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阴间，所有的死人都要变成蠢货；由于他的过错，阴间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且人们要怀着这样的信念生活下去：在来世（如果存在的话），一种无尽无休的呆痴病加上枯燥无聊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这番话气得哈维尔简直要发疯。我们终于找到一辆出租汽车。作为惩罚，车钱由他付。

回到家，在馅饼、蛋炒饭旁边，我发现一张纸条：“胡利娅给你打来电话。她说已经收到你的玫瑰花，非常好看，她很喜欢。她还说，你别以为凭着这些玫瑰就可以脱身，一两天之内你还得陪她去看电影。外祖父。”

第二天是鲁乔舅舅的生日。我给他买了一条领带做礼物。我正准备中午到他家里去，可是小赫纳罗偏偏来到阁楼，一定要我跟他去莱蒙地饭店吃午饭。他希望我帮他起草几份星期天登报的广告，预告一下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将从星期一开始播放。我说，由艺术家本人亲自起草这些广告不是更为合理吗？

“问题是他已经回绝了，”小赫纳罗解释说，像烟筒一样吐着烟圈，“他说他的剧本无需商业广告，它们凭着自己的身价就会令人钦佩，还有别的一些蠢话。这个家伙竟然这么复杂，有这么多怪癖。关于阿根廷人的那些事你已经知道了，对吗？他逼我们撕毁了一些合同，赔偿了人家的损失。但愿这些节目能证明他的傲气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面起草广告，一面就着海鱼喝冰镇啤酒。莱蒙地饭店的房梁上时而蹿过几只灰色的小老鼠。它们的存在仿佛证明这家饭店是百年老店。小赫纳罗还给我讲了他跟彼得罗·卡玛乔之间的另一次冲突，起因是在利马首次上演的四出广播剧的主角问题，在这些戏中，主角是个依然保持青春的五十岁的人。

“我们给他解释说，各种调查都表明，听众喜欢三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主角，可他倔得像头骡子，”小赫纳罗苦恼地说道，一边从口鼻中吐出烟圈，“是不是我干涉得不对？这个玻利维亚人会不会一败涂地？”

我回想起和彼得罗在中央电台的洞穴中那个晚上的谈话。这位艺术家用火一般的语言给人生五十岁下了定义。他说，这个年龄是思维和性欲的高峰，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这个年龄正是女人最喜爱而男人最害怕的岁月。令人颇为怀疑的是，他竭力坚持老年这个概念是可以选择的，我因此得出结论，这位玻利维亚文人大概五十岁——老年这个词使他感到恐惧，他那大理石般坚强的性格中终于流露出一丝人性弱点的光。

编完广告再去米拉弗洛雷斯区跑一趟已经迟了，于是我给鲁乔舅舅打电话，告诉他晚上再去拥抱、祝贺他。我原以为会遇上一大群亲戚前来祝贺，但是除了奥尔卡舅妈和胡利娅姨妈，再也没有旁人。因为亲朋好友白天已经来过。他们仨正在喝威士忌，给我也斟满了一杯。胡利娅姨妈对我送的玫瑰花再次表示感谢。我看见那些花放在客厅的餐具架上，实在少得可怜。随后，她又像往常那样开起玩笑来。她要我坦白失约的那天晚上是什么样的“节目”使我不得脱身，是大学里的小妞还是电台里的黄毛丫头。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衣服，脚下穿着白色的皮鞋，脸上抹了胭脂口红，头发是在理发馆里刚梳洗过的。她笑起来，声音很响，毫无顾忌。她的声音略有嘶哑，两眼射出大胆放肆的目光。这时我才发觉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鲁乔舅舅心花怒放地说，人生只有一次五十大寿，请我们去玻利瓦尔餐厅吃饭。我心里想不得不连续两天放下那个太监式的堕落参议员的故事了（如果小说就用这个《太监式的堕落参议员》的题目怎么样？），但是我并不感到遗憾，而是很高兴参加这个晚上的聚会。奥尔卡舅妈上下打量我一番后，提出意见说，我这身装束去玻利瓦尔餐厅可不相宜。她让鲁乔舅舅借给我一件干净衬衫和一条鲜艳的领带，以弥补西装的皱褶和陈旧。衬衫穿上去太大，脖子在领圈里直晃荡，我感到惶惶然。（这又给胡利娅姨妈提供了开心的机会，她开始叫我“好宝贝”。）

我从未去过玻利瓦尔餐厅，觉得那里是世界上最高尚文雅的地方，从来也没吃过那样美味可口的饭菜。乐队演奏着波莱罗舞曲、进行曲、狐步舞曲。这些节目中的明星是个法国女人，皮肤雪白，像牛奶一样，轻柔地朗诵歌词。鲁乔舅舅由于多喝了几杯而情绪高涨起来，用他称之为法语的话向那法国女人欢呼“Vravooo！（好哇！）Vravooo mamuase！Che’ri！（好哇！亲爱的小姐。）”第一个站起来跳舞的是我，拉着奥尔卡舅妈到了舞池里。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因为我不会跳舞（那时我坚信一个文学天才与舞蹈、体育格格不入）。幸而人很多，在拥挤的舞伴中，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没有人察觉到我不会跳舞。胡利娅姨妈这时正在使鲁乔舅舅吃苦头，强迫他跳舞时离她远些，并做出各种舞姿。她跳得很好，不少绅士的目光在随着她转。

到了下一个舞曲，我请胡利娅姨妈跳。我预先告诉她，我不会跳舞；但是，因为正在奏一支速度极慢的狐步舞曲，我跳得还算过得去。我们跳了两支曲子，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的餐桌。就在舞曲结束的一瞬间，胡利娅姨妈做了一个要离开我的动作，我拉住了她，在靠近她嘴唇很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她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仿佛目睹什么奇迹似的。乐队已经换了班，我们只好回到餐桌上。在那里，胡利娅姨妈开始取笑鲁乔舅舅的五十大寿，她说从这个年龄开始，男人就变成了老色鬼。她不时地向我投来迅速的一瞥，好像要证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在那里。从她的眼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脑袋还无法接受我吻过她这一事实。奥尔卡舅妈已感到疲倦，她想回去，可是我坚持再跳一次。“知识分子在堕落。”鲁乔舅舅论证道，说罢拉起奥尔卡舅妈去跳埃斯特里沃舞。我请胡利娅姨妈跳。我们跳舞的时候，她（第一次）保持沉默。跳到人多的地方，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渐渐离我们远了，我就把她往怀里搂得紧一些，几乎贴着她面颊。我听到她惊慌地低语说：“马里多，你听着……”我打断了他的话，在她的耳旁说：“我不准你再叫我马里多。”她把脸离开一些，想望望我，试图微笑一下。就在这时，在一个几乎是机械性的动作中，我弯身吻了她的嘴唇。这是一个迅速的吻，出乎她意料之外，她惊讶得暂时停下了舞步。此刻她的惊讶是彻底的：目瞪口呆。舞曲一停，鲁乔舅舅付了账，我们就走了。在返回米拉弗洛雷斯区的途中——我和胡利娅坐在后排座上——我拉起她的手，温情脉脉地紧握在手中。她没有抽回去，但是慌乱的神色依然可见，不再开口讲话。在外祖父的家门口下车的时候，我暗自猜算她大约比我大多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