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突然闲下来了。”

“在办公室里切忌说这种话。”

“是真的没事。台磁的公开收购延期了，徐千帆的案子对方又一直不给回复，我现在每天进来都在看选举新闻。”

“你没有听过职场上的墨菲定律吗？只要一喊没事干，接着让你忙到死。所以有事的时候要高调，没事的时候就低调；有事，准时下班；没事，晚个十五分钟下班，变化莫测，安能辨我是雄雌。”

“你真是个难搞的员工。”

“就算没事忙，电脑也要维持在工作画面，写诗抄歌词，切忌出现社群网站；跟你无关的邮件多少个‘敬悉’，副本给老板，反正老板也不会点进去，看到你一直出现在他收件箱里他就心满意足。你不是资深律师吗？这些还要我教你。”

“君子坦荡荡，我不会干这种事。”

“喂，君子，埃玛朝这边过来了。”廖培西拍拍我的肩膀，“你就好好坦荡荡吧。”

律师的工作较少有所谓“例行性事务”，大多是任务导向，例如完成一笔交易、打完一场官司。案件什么时候出现没个准头，有多少案件也很难预料，案件时程虽然可以预估，但经常有意外，三个小时的小事“开花”成三百个小时的大案也是寻常。因此事务所分工很难真正有什么“科学管理”，清闲与过劳同时存在是普遍现象，老板的想法当然是宁可过劳，底下的人则是要避免被看出正在无所事事。

因此当埃玛来敲我的门时，我正聚精会神地读着最高法院的判决，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忙拟能源局的研究计划，我面带为难地说我最近真的很忙。

埃玛算是事务所的三号老板，是一位身段优雅、衣香鬓影的中年女性。她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法学博士，曾在台湾某大学执教，后来辞了教职进入业界，专长是国际商务仲裁。

大概因为出身学界，埃玛有一部分的业务来自政府发包的研究计划，刚进事务所的小朋友经常被她抓去当研究助理。我以前也被抓过，不过原则上她不会找资历较深的律师，因此这回她主动找上门来，我的头顶立刻警铃大响。

“我们要帮能源局办一场研讨会，主题是气候变迁与能源政策，这是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埃玛语调柔和，充满学者风范。她解释道，根据计划需求，这场研讨会的讲者必须涵盖产、官、学界，还要有“新兴世代的研究者”参加。埃玛说，她找讲者不难，但“新兴世代”的她就没认识几个，她听艾瑞克说我认识的人多，所以想请我找年轻一辈的学者或业界人士。

气候变迁与能源政策？我脑中浮现几个人选：“我是有一些朋友，等一下把他们的联络方式寄给你？”

埃玛说：“我想请你来当这场研讨会的主办人。”

“我真的很愿意帮忙，但是我最近真的忙翻了。”我苦笑说，“案子都在转，我怕会把这么重要的研讨会搞砸。”

“艾瑞克说你的案子延期了。”

糟糕，被出卖了：“呃……是啦，我还有做汤玛士的案子，你知道，诉讼案……”

“汤玛士说对方都没有回复。”

我就知道，这些老板都不值得信任。

埃玛柔声说：“艾伦，研讨会的架构都确定了，你只要帮忙处理‘人’的部分就好，没有意愿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只是我觉得……这场研讨会很重要，投资审议委员会负责人、能源局局长都会出席，你还年轻，多接触不同层面的人对你的未来很有帮助……不急，你想想再告诉我。”

这场研讨会原先应该在明年三月办，但出于种种官僚理由提前到今年年底举办，原本承办的年轻律师布鲁诺突然离职，乃至于我接手的根本是一团糨糊；埃玛所说的“架构确定”就只有一个主题，研讨会的议程、讲者、场地、报名、宣传统统八字没半撇。我与原先参与的两名实习律师开完会后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当机立断抓了一名秘书与一名助理进入团队，连夜定好分工与时程表，要求按表操课，隔日开会检讨进度。

我打电话给小帆，她手机不通。我发消息给她，请她担任讲者，她回复说原则上可以，但她这周在日本参访，等她回国再跟我确认。她又问我菜头那边的回应，我说目前仍无回音，我会再催一下。

那天我们开会开到晚上十点，总算敲定了研讨会的议程与场地，我让小朋友们先下班，自己留下来整理细节，写了个进度报告给埃玛。办公室已经空了，我关灯关空调上保安系统，搭上出租车后思索片刻才说出目的地。

我到家后洗澡更衣，然后下楼出门，再度走向那家河畔的便利店，但没见到熟悉的脸孔。我同样买了关东煮、啤酒与杂志，找位置坐下，才翻没两页，便看见路雨晴背着包包从厕所出来。她看到我先是略显惊讶，接着微笑打招呼说：“嗨，学长，好几天没看到你了。”

第一次与路雨晴的巧遇像是做梦，在便利店门外惊鸿一瞥，我只是挥了挥手，她微笑点头，我便转身走了，边走才边后悔为什么不走进去说几句话。我不好意思隔天便跑回去，于是再隔一天，我才又以居家装束出现，但没见着她。我回家对自己当初不够明快果决唉声叹气一番，最后决定再试一次，隔天晚上我又造访那家便利店，只见路雨晴坐在角落，面前堆着书本。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上前打招呼，她从书本中抬头，讶异地说：“学长，又遇到你了，你也住附近吗？”

我说出那栋大楼的名字，她说：“哇，我就住你对面，旧公寓那栋。”

“你一个人住？”

“对啊，我是中部人。”

我们花了几分钟聊一些附近美食之类干涩而安全的话题；我瞥见摊开在她桌上的考试参考书，上头写满花花绿绿的笔记，有个字迹感觉颇为眼熟。我没有多说多问，只表示不打扰她读书，便坐到座位区的另外一端去，不过想当然耳，我没有办法专注于眼前的食物与杂志，眼神总不由自主地飘向她美丽的侧脸，游移在那诱人的颈部线条上；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总觉得再看下去就太变态，我于是收拾桌面，上前潇洒地说一声“先走了，晚安”，便大步走出便利店，直到回家才发现垃圾还在手上。

昨天我又来过一次，但没碰着人，原本以为今天也要落空，却意外捕获正要离开的她。

我以为她会道声再见便走，想不到她却在我旁边坐下来，将包包搁在高桌上，说：“学长，你这几天都比较晚哦？”

“工作忙啊，而且我也不是每天会来。”

她轻轻“嗯”了一声便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河景，这是我与她距离最近的一次，那侧脸的轮廓、声音、气味，乃至想象中传来的体温，都让我心跳加速。

“学长你人真的很好。”她突然说。

“为什么？”

“你都不会问我考试的事情。”她说，“所有的人都会问：‘你在读什么？’然后接着一句‘我以为你已经考上了！’那感觉就像……就像……”

“像你已经跌了一跤，正要爬起来，又被人家从后面踹一脚。”

“呵，学长，你很会形容。”

“毕竟我也考了三次。”

“今年我考第四次了。”她的下巴枕在交叠的双手上，叹气说，“连第一试都考不过，我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现在的律师考试制度和之前大不相同，以前一试定生死，现在则层层筛选。第一试纯考选择题，先刷掉一批考生；第二试考申论题，及格了便能当律师，若想当神一般的司法官还得经过第三试面试。现在似乎还有选考科目并分组别，但这些细节我没有研究，毕竟考试的不是我。

“我那时候也很痛苦。”我喝了口啤酒说，“好像走迷宫，朋友都走出去了，而且越走越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里面绕，绕着那些无聊的法条团团转，玩也没玩到，生活也没生活好，考也没考过，只会花家里的钱，像个废物一样。我爸还会一直漏我的气，叫我别考，考上也没用。后来我根本不想回家。”

路雨晴没说话，一滴眼泪突然滑下来，我将啤酒推到她面前，她灌下一大口，然后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我从没想过，落榜两年的心路历程竟能换来美女倚肩一哭，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

我等她收住泪，又去拿两罐啤酒与一包面巾纸。我问她哭完以后有没有好一点，她说好多了，她好久没有这样哭过了。我说是因为没有朋友了吗？她点点头。

“公考恐怖的不是没考上，是比较，你会恨自己，也恨身旁的人。”我说。我想起这其实是她顶头上司说过的话，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然后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听她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

她说自己是真的喜欢法律才来念法律系的，她在校时的成绩很好，是书卷奖常客，在大事务所暑期实习中也得到过很高的评价，因此她很早便以律师自诩。我插嘴说我那时回学校分享职涯心得，最积极提问的就是她，而且问题都很深入，例如如何平衡客户间的利益、如何管理案件等，一般大学生不会问这种问题。她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人小鬼大。

抱着绝对的信心与雄心壮志参加公考，她却落榜了，离及格标准差了三分。

那次落榜她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哭瘦了三公斤。这是她从小到大考试第一次碰壁，还是这么重要的考试。

她念研究所，兼职做了几个研究助理，其他时间全部用在准备考试上。但奇怪的是，她越考成绩越差，第二次差及格标准六分，第三次差了十分。学姐建议她换个环境，于是她办理休学，应征进了J.J.台湾。

“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不会更辛苦吗？”我问。

“可是一直学习真的好烦。”她叹口气说，“我觉得学姐说得对，我应该换个环境……而且，我也得赚钱啊，不能一直拿家里的。”

我想到小静说过路雨晴家境不好的事，便默默地点了点头，她似乎看出什么，解释说：“我家也没有怎么样，我爸比较早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学，所以我得想办法赚点钱。”

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她又叹了口气，说：“可是这次连第一试都没过，我真觉得……真觉得有点没办法继续了，好想放弃，可是又觉得……都花那么多时间了，不考过去真的对不起自己。学长，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你问错人了，我只是蒙到才考上的。”我拍拍她的背，说，“我那时候是赌一口气，觉得一定要考上。我现在只能说，得找到正确的节奏，不太快也不太慢，让你可以继续准备考试，又不会拖垮现在的生活，然后就过日子，反正那一天来的时候──考上或是放弃──你总要面对。”

“希望有这个节奏。”

“男朋友呢？”

她摇摇头说：“分手了，他去新竹工作后就跟别人跑了，他说我只顾着公考，不关心他。”她说着又要哭，适时灌下啤酒止住眼泪。

“我和我前女友也是这样分手的。”我说，“我考太久了，她就把我从她的人生计划中踢出去了。”

我们沉默了一阵，喝酒，吃零食。我决定换个话题。

“你老板最近怎么样？”

“我老板？你说麦可？”她说，“还好。原来你们很熟。”

“我都叫他菜头学长，你叫他麦可我不大习惯。”

“下次我也这样叫他。”

“你跟他很好？”

她笑着说：“他脑子很好，我这种笨的跟着他压力比较大，可是他是真不错啊，他还帮我……嗯，他还说要培养我当公司的发言人，我说我怎么可能当发言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相信自己、自我成长的话，害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知道他……”我紧急打住，改口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神情是怎么样的？”

“什么意思？”

“就是口气啊，说话速度这些……”我发现很难具体描述我的问题，毕竟路雨晴没见过以前的菜头学长，“跟我们开会那次相比吧，他私下说话的方式有没有很不一样？”

她摇头说：“我还是不懂。学长，你是不是醉了？”

我笑了笑，说：“算了，当我没说。”

“他真的要离婚吗？”

“我们过几天会谈这件事。”我说，“他跟你说过什么吗？”

“没有，我只知道他找了律师，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的，叫他学长。”

“知道名字吗？”

路雨晴摇摇头，又说：“听说他老婆你也认识？”

“对，是我前女友。”

这话一说出口我便知道不对，果然路雨晴精神一振，凑上来要问问题，我将啤酒一饮而尽，站起来说：“下次再说，今天太晚了，我陪你走回去吧。”

路雨晴果然乖巧地不再追问。我们沿着河畔慢慢走着，她拿出无线耳机，自己挂上一只，将另一只递给我。耳机里头播放的是一首英文慢歌，主唱反复呢喃着：“Jinji don't you cry.This world out of time（金桔不要哭泣，在这个被时间摒弃的世界里）。”我问她这是谁唱的，她说这是一个台湾乐团，叫“落日飞车”，成员都是中国人，但写的都是英文歌。我笑着说“Jinji”听起来有点奇怪。她看了我一眼，说，这首歌无论如何还是很美的。

我们在红绿灯前分开，我目送她过马路，看她推开旧公寓红色的铁门，回身向我挥了挥手。我计算她的脚步，视线随之上移，然后看到顶楼加盖那层亮起灯光，随后熄灭。

我在原地驻足了好一阵子，才慢慢踢着脚步回家。

第二天我起得特别早，想着在地铁站再遇到路雨晴，结果扑了个空。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好心情，一进办公室，秘书劈头就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午休的时候布兰达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我惊觉情绪过于外显，便设法收敛，但成效不彰。下午开会时，艾瑞克看着我说出“好事”两个字，让我出了一身冷汗。那天晚上我不敢接小静的视频来电，借口说要跟国外客户开会，只互道了“晚安”了事。

晚上十点，我准时造访便利店，但等了一小时也不见路雨晴出现。我发现我不太能掌握她出现的频率，于是拿出手机想着发送消息，不过思考片刻还是放弃了。

再隔一天，路雨晴依然没出现。

接着，职场墨菲定律应验，先前哭闲的现世报，所有案件在同时间动了起来。公平会通知台磁案的听证定在两周之后（我什么都还没准备）；菜头学长也回了信，约后天谈离婚的事；研讨会更是意外连连，某位讲者临时通知不能出席，主办单位嫌场地太寒酸，要求换地点。

那天我一直到午夜过后才到家，灯没开便倒在地板上，感觉全身如烈火灼烧过般无力。

直到身体有点发冷了，我才撑着墙爬起来，踉跄地爬进浴室中，边咒骂边脱衣服，打开热水后发现没沐浴乳，只好又边咒骂边去拿备用品。这时我瞥见窗外一辆黑色休旅车停在对面旧公寓前，从车上走下一人，正是路雨晴。

当下我也不管全身一丝不挂，趴在玻璃上猛往外看，只见路雨晴下车后并没有马上进公寓，而是手扶车门，与开车的人聊天，脸上还带着笑容。

我尽可能地眯起眼，但距离太远车里太暗，无法看清驾驶者的模样。我当机立断，套上短裤运动衣便冲出门，搭电梯向下到停车场，用最快的速度将车子开出大楼，只见路雨晴已经不在那里，而那辆休旅车正缓缓滑离人行道。我踩下油门，在前方路口做大回转，同时闪过一辆临停路边的小车，总算来得及闯过前方路口的红绿灯，跟上那休旅车的车尾灯。

我稍稍松口气，才发现上衣穿反了，标签刮得我喉结发痒。我没有跟踪的经验，大概就学好莱坞电影里的技巧，谨记休旅车车尾特征，尽可能地维持在它右后方两个车身左右的位置，若有其他车辆可做遮掩，便调整车前灯的照射角度，混淆视听。

我跟着休旅车开进省道，左转上高速公路，再下信义快速道路，在松仁路右转，然后再右转进入某条巷子中，这里是全台湾最高档的住宅地段，宽敞的人行道旁是高门深院的豪宅大厦，每栋豪宅入口都站了制服笔挺的警卫。当下夜已深沉，街上无人，大厦灯火也暗淡许多，来往车辆显得格外醒目。

我放慢车速，尽可能地拉开距离，几次在转角处失去那辆休旅车的踪影，总算在几个街区后，见到休旅车打方向灯，缓缓驶入一幢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我保持速度驶过大楼前华丽的巴洛克式喷水池，只觉得停在街角的那辆丰田Yaris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