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此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兴致勃勃地听着讲习班的课程，我对社会调查的内心冲动在那个时候迸发出来。突发奇想之下，我私自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问卷，是一个文化趣味的调查，里面都是一个个的陈述句，例如：京剧比交响乐好得多，芭蕾舞比地方戏好得多之类。下面按照问卷设计的经典做法列了多重选择：非常赞成，比较赞成，一般，比较反对，非常反对。我在单位开了一纸介绍信，就跑到附近的街道居委会去发问卷。那时的人都很质朴，一看到介绍信就办事，觉得好像是上级布置的任务似的。等到问卷收回来，我一看就乐了：大家都填得很认真，有的人不大熟悉多重选择题这种答题方式，在问卷的空白处批道：这种说法太绝对了。我根本没打算用调查结果做什么文章或调查报告，只是过一把社会调查的瘾而已。可惜到后来，人们很快告别了社会调查的童真阶段，到2000年前后，问卷调查的成本就已飙升至每卷一百元，现在，随着通货膨胀，恐怕更加水涨船高了。

那年，我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原书是日文，为此，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致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以我那点儿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我最终放弃了历史学，走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