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的热恋，我和小波结婚了。当时，小波是在校生，是不允许结婚的。但是他有一重特殊的身份——由于工作年头长，他是带薪大学生，有工作单位可以开出结婚证明书来，这就和单纯的以学校为单位的学生不同了。我们钻了这个空子。记得怕人家深问，横生枝节，我们登记时找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当时正好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负责结婚登记。她打个马虎眼，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那是1980年的1月21日。

那个年头，根本不兴搞什么婚礼，只是两家人在王府井全聚德吃了一次饭，两家一共去了十个人，兄弟姐妹都没去全，也没有什么仪式，就像普通的亲戚聚会吃饭一样。后来我听爸爸说，他们家给了五百块钱，我心里暗暗纳闷，为什么是他们家给钱，不是我们家给钱？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学了社会学，我才悟到，这钱的性质是彩礼啊。

小波的一帮同学朋友还到我家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毕竟在校生结婚是规定所不允许的。他们中有一大帮人是开学之前在去教育部请愿时认识的，这些人都有一个现在听去很可笑的头衔，叫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荒诞的：第一重可笑之处是，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暗含着他们的父母是不可教育好的，可是一些公民怎么就会成了不可教育好的人了？第二重可笑之处是，怎么知道这些子女是可教育好的？还不知道能不能教育好就将之命名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岂不武断？第三重可笑之处是，谁教育？谁受教育？怎样算教育好了？怎样算没有教育好？标准是什么？

小波是因为父亲尚未平反，他的好友刘晓阳是因为母亲“文革”自杀，尚未平反，其他人也都有类似情况。按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标准，都是不能录取为大学生的。后来开始拨乱反正了，这帮人就跑到教育部去请愿。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争取到了被录取入学的权利。

这帮朋友来时，有一位骑着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抓着一个一人多高的金属立式衣架，是朋友们凑钱给我们买的结婚贺礼。我下厨做了些菜（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的厨艺不怎么样），多数是买的熟肉和现成的凉拌菜，十来个人围了一桌子。饭后大家嗑着瓜子聊天。记得小波一位同学当时说了句话，我还觉得有点儿不受听——有人问起他什么时候结婚，有没有对象，他说：怎么也得比嫂子强啊。那同学长得的确比小波好看，也是蛮有才的，可那也不能这么说话呀。它使我不快的原因有两重：他比我的小波强，他爱人比我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心中，小波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我俩的爱情更是完美的，所谓完美就是到头了，哪能还有比这个还强的？幸亏我不是小心眼儿，不然就跟他认真生气了。

当时这帮人的思想倾向以及小波在班里的形象，还有一个侧面的印证：他的同学听说他的老婆是个“女共党”，全都大惊失色，难以置信。这说明，小波在同学心目中完全是个离经叛道者，竟然娶了个如假包换的共产党员，真是匪夷所思。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俩竟是互为“良心”的呢？谈恋爱时，我对小波说过，心中隐隐觉得他是我的“良心”，因为他们家早早落了难（“三反”运动时，他的父亲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当时他父母的朋友都纷纷躲开了，不但不再造访，在街上碰到还假装不认识（这是小波写《寻找无双》这篇小说的心理动因）。他小小年纪就体验到世态炎凉。而我的父母仕途比较顺遂，没有像他的家庭那样遭受到社会的不公，这一经历使我心痛。

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竟然说，他也觉得我是他的“良心”。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我代表了对社会的正面看法，对于共产党领导穷人推翻富人统治、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肯定。尽管他的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毕竟也是个老革命，是当年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跟我父母如出一辙，对中国革命当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后来出现了腐败，但是不能否认，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社会的各种弊病和他家特殊的悲惨遭遇都无法遮蔽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会把我当作他的“良心”，对于我是共产党员也不会真正介意。尽管后来有的人入党仅仅是为了当官，甚至为了搞贪污腐败，但是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入党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的，是善良的好人。小波深知我属于后者，所以才会跟我搞到一起的。

说起小波考大学的经历，还真有些一波三折。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当时小波家三兄弟都在工厂当工人：大哥小平在京郊煤矿挖煤，弟弟晨光在卷烟厂做烟卷，小波在一个全都是残疾人和老大妈的街道工厂当工人。小波在三兄弟里行二，他的很多小说里都有一位主人公叫王二，尽管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却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恐怕有点儿作者自况之意。大学停办时间过久，对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都有点儿将信将疑，所以那一年只有小弟晨光去应考，小波和小平根本就没去。万万没想到，三兄弟中资质最差、哥哥们从来不带他玩儿的小弟一考即中，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进学堂去了，这下小波、小平才醒过闷来：原来真的能上大学啦？！俩人一通复习，结果小平在1978年一举考上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当然选择了读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数理逻辑大师沈有鼎的博士生。小波在我的撺掇下先去考了提前招生的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才去上了人民大学。考戏剧学院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是先考过了一试，复试时才被刷下来的。未过复试的原因小波没有细说，但影影绰绰记得是复试老师问他最喜欢谁的戏剧，小波说的是萧伯纳，没说中国的戏剧家。后来遇到史航——他是戏剧学院毕业的——据他说，在戏剧学院，萧伯纳是个禁忌，特别受排斥，原因不明。小波嘴里吐出萧伯纳的名字的一刻，他的被拒就板上钉钉了，不需要其他理由了。后来小波在杂文中调侃郭鲁茅巴，恐怕就是故意宣泄一下他考戏剧学院受的腌臜气。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当初小波上了戏剧学院，一定会被那些文学理论烦死，中国没准儿就会因此痛失一位独树一帜的小说家啦。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

在小波上大学的那段时间，他在海淀区的人民大学校园住宿，我在中南海上班，也是住办公室，一星期才能见上一面。正值热恋，相思之苦该有多么厉害可想而知。就在那几年中，我们互相写了不少信，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就在那段时间，倒也因此留下了不少书信，成了无心插柳的一个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