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从结婚起就自愿不育，一直是“二人世界”，所以我们面临的仅仅是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无需考虑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差别是文化娱乐方面。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到后来有了互联网，这个牺牲被完全弥补，只要想看的影视作品，稍加努力即可获得。当然，这是后话。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回国后到小波离世的九年时间，我们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内地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缺乏兴趣。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内地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冷漠和隔膜的程度令人咋舌。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间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最终选择了于198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这当中还有另一个偶然的原因：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并不多，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经常接触到他，只有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关于费老，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活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是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了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的两年间，申报了婚姻家庭领域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有几项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了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科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十六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接待，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幸。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几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好几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啊。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了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想来，这样带着一纸介绍信就跑到公安局户籍科去抽样的做法，很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例，因为那时国内还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大型抽样调查，公安局无例可循，所以才答应了我的请求。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当时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面设计，竟没有用上。这本论文集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性爱与婚姻》的书名重印，估计是作为大学的教辅书。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中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儿尝试。后来，有一位东南亚某大学的教授来访，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书写法不一样。”我猜她的意思是，别人还是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做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

1987年出版的《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这本书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是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我在社会学研究这条路上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对于我这个中学数学程度的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在这个时期，我受邀进入了一些丛书的编委会。我非常喜欢参加丛书编委会的工作会议，因为那些编委都是国内社会科学各个专业中的权威人士，与他们交谈不时有思想火花的撞击。我还交到了一些朋友，比如研究社会哲学的苏国勋、研究法国文学的杜小真等，大家欢聚一堂，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此外，我还翻译了另一本书《性社会学》，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用在我开设的性社会学课上，做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据说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中国遭遇的困境和面临的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