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离开了北大，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只是不再是原来供职的马列所而是社会学所。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不喜欢教书，觉得教书总是要把一套话反复说很多遍，而重复是最不符合我的天性的，我受不了这样的枯燥事情。从那一年一直在社会学所工作到退休，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我生命中研究和出版的活跃期。

《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主要的著作之一。该书以我国南方与北方各一个村庄中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城市中自愿不育者的调查为依据，比较了生活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人们在生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并探讨了这种差异的理论意义。

这次调查有两个村庄，一个是浙江余姚的一个单姓村，一个是山西沁县我插队的一个多姓村，离姑姑家三里地，姑姑的一个女儿嫁在那个村，她的孩子们叫我小姨。在浙江那个村子，方言完全听不懂，全靠我的一个学生翻译，他家就是那个村子的。到了山西就好了，我虽然不会说沁县话，但听是没问题的。沁县话不难懂，只是个别字发音跟普通话差很远，比如，驴子、梨子、儿子这三个词发音完全一样，听上去都是“儿子”。村民说话非常生动，喜欢用双重音，比如白生生、黑乌乌、绿莹莹之类的，听上去既天真，又古朴。

在余姚的村庄里，我见到一位老人，他终身未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远离大家的村边小屋里看守果园。大家都觉得他人生极为失败，是一个值得怜悯的可怜人。老人身上所承受的压力和非议甚至包括同情，都是中国家庭本位文化的真实写照，在西方那样的个人本位文化氛围当中，单身人绝不可怜，单身生活也绝不可怜，只不过是一种很正常而且常常是很快乐的生活方式，一点儿压力和非议都不会遭受。北欧各国单身人群占人口50%，在美国、法国也都从三四成增加到超过人口半数，就连东方国家日本也已经占到40%了。他们能有什么压力呢？可是在中国就不行。无论你自己活得多么高兴，周围人都觉得你的人生是失败的，那滋味还是不好受。家庭价值在中国相当于西方宗教信仰的价值，家庭的繁衍也在实际上承载了人生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宗教功能，所以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位老人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而且是一位异教徒，一位离经叛道者。他承受的压力得有多么大呢。

那个时期，浙江农村已经开始变得富裕起来，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的小砖楼，按城市的标准那就是独栋别墅了。可是农民盖房除了讲究风水，什么青龙白虎之类的，别的并不讲究，所以只是实用结实却没有美学考虑。就连实用标准也很简陋，比如村里当时还很少有安装抽水马桶的，没有上下水，也不愿意让粪便（很好的有机肥）白白流走，所以家家户户在房后都有一个储粪池，为了往地里挑粪方便，也不会加盖，这样就只能露天了，感观和味道都没法改善，这是农村和城市的一个大区别。从古代起，高度文明的社会都是非常注重排水系统的，巴黎的下水道有一人多高，工程堪比地下长城，道理就在这里。

相比之下，山西农村改变极少，从我插队时算起，已经过了近二十年，村子里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在村里见到一个单身女人，衣衫褴褛，把猪养在家里，跟猪生活在一起。虽然在村里这种活法也让一般村民不齿，但是毕竟有人选择了这样的活法。想起以前听到一个西方“反华”言论，说中国字“家”就是屋顶下一只猪，中国人就是跟猪生活在一起的，觉得非常气愤，难道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如此肮脏不体面？可是当我在村里面对这种说法的活证据时，只能是哑口无言，心中的愤怒变成了惭愧。

在为这部讨论生育文化的专著作总结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尽管人类学主张破除文化中心主义，我感觉研究者最能理解的还是自己生长的文化环境。在现代社会里，很多人都能讲点儿外语，但讲得最好的依然是母语。我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城市自愿不育者的文化环境是同一个，故而要理解村落文化，还有一些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文化差异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直到现在，沁县南山头的人依然把我当作熟人。而在浙江南阳村，我的研究助手陈俊杰也是一个村里人。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很容易就发现生育本身就是村民们价值观的一个支柱，不仅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还是评价别人的准绳。故而生育的动力，在村落里是一种群体力量，而制约生育的力量也是在村落一级起作用。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曾论述过中国人以生育为核心的价值观，但没有这样具体。这算是我的一点儿发现吧。

在目前的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越富的人越少生，越穷的人越要多生的现象。在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我认为除了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作用外，文化的差异也在起作用。家庭本位的文化关心家庭的繁衍扩大，必然要多生；个人本位的文化关心自身的快乐，必然要少生。而国际通用的社会经济指标，却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比如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千人拥有医师数，等等。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提高人均GNP，亦即在总体意义上提高个人生活水平。在家本位文化下的人不会这样想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尽早把尽量多的儿子拉扯大，娶媳妇结了婚，再生孙子，为此不惜受苦，牺牲个人的生活水平。政府的方向和农民在这里相逆，故而有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很多矛盾、争执、抱怨和痛苦就由此而生。在发达国家，个人享有更多财富的欲望造成了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GNP的提高；而在我们这里，却像是国家在替个人拿主意却不落好一样。

因为计划生育在农村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这一点儿在国际上很受人指责，我们也深以此为羞。我想外国人并不能理解中国农民的生育欲望是如此的一致，如此的强烈，以致在富裕的地方成了一种自虐，在贫困地方成了一种自毁。每个农民都不关注今生今世，只想要大量的后世儿孙。假如他们所指望的后世儿孙都来到了世界上，则普天下没有一种力量能保障那些人的生存。我以为政府实行计划生育，起码对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是负责的。因为世界上任何政府都应该制止它治下的人民自残自毁。

中国已有了相当富裕的农村和相当富裕的农民，但他们依然要把钱花在我们看来无意义的地方，如非生儿子不可。这说明在村落这种环境下，富裕本身不能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只是在城市里，富裕才意味着个人享受更好的生活。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社会，近代以来，工业和城市虽有发展，但农民仍占人口的六成。如果要在控制中国人口和改变国人生育观念上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未来的数十或数百年间，将城市人口从目前的四成增加到八成、九成，换言之，使更多的人脱离村落文化的环境，进入都市文化之中。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就是由这项研究所得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放开二胎，国人意外地发现，我们的生育文化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这变化被我写进了我的论文式小说《莫名国》里，成为其中的一节：

莫名国里倒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莫名其妙的，有些事会出人意料地给人一个惊喜，或者给人一个惊吓。比如说生孩子这件事。

早先莫名国是个农业国，生育文化完全是按照乡土社会的逻辑，所有的人都是能生多少生多少的，一个妇女从青春期开始一直生到更年期才能歇下来，生十多个孩子的大有人在。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指标，那人们一定会认为她有病，不是身体有病，就是脑袋有病。所谓身体有病，说的是不育症；所谓脑袋有病，是说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居然不爱生孩子。一开始，生不出孩子，全是怪女人，后来科学昌明了些，知道要是生不出孩子，有时候不是女人有毛病，而是男人有毛病。男人的毛病当然也包含身体和脑袋两种，身体有病的就是不育症喽，精子稀少症、阳痿早泄，等等，脑袋有毛病的依然指的是这人居然不愿意多生孩子，不知道是迷了哪一窍。

后来莫名国由于所有人全都生，生，生，眼见得成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觉得打眼一看哪儿哪儿都是人，一些社会精英就喊出了节制生育的口号，把它当成提升人均产值的一个措施：增加产值是加法，减少人口是减法。二者叠加，人均产值的数字可以提高一倍。事实是这么一弄，不止提高了一倍，而是好多倍，从人均几百美元快涨到人均一万美元了，你算算那是多少倍了？

可是，为了搞这个计划生育，可真是费了大劲了，你想想，从人人都要拼命生、家家都要拼命生，到城市一家只能生一个，农村一家只能生两个，这观念多陌生啊，多吓人啊，多恐怖啊。城市人还好，捏着鼻子接受了，农村可就炸了窝了，搞得是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罚款的有之，牵牛的有之，拆房的有之，孩子跑了把老爹绑在树上打屁股的有之，怀孕七八个月高月份引产的有之，一时间搞得是哀鸿遍野、怨声载道。

忽一日，莫名国搞计划生育的人发现，总和生育率掉到1.2了，通俗地说，一个女人平均一辈子只生一个多点孩子了，而保持人口更替水平需要的是2.1，而不是1.2。他们意识到让国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契机来到了。怕人口反弹得太厉害，一开始只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生二胎，等了一阵发现没有反弹，索性彻底放开了二胎，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生二胎了。万万没想到，人们已经真的改变想法了，符合生二胎条件的人真去生二胎的还不足一成，这是个惊喜呢还是个惊吓？从人们生育观念改变的角度看这是个惊喜，对于那些担心人口消亡的人来说就是个惊吓。

那天东东看到一幅照片，背景是农村的庄稼地，有两个男人正蹬着个梯子架设一个巨幅标语牌，上面用大红的楷体字写着：“让村里每个妇女都怀上二胎是村支书不可推卸的责任。”东东把这照片给江山看，俩人一起笑弯了腰，笑了很久。

东东说：“这可是我长这么大碰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了。”

江山说：“这事有个啥意思？不就是人都不愿意生孩子了吗？”

东东说：“这事要是发生在西方国家，就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个人本位的文化，把个人享受放第一位，把传宗接代放第二位。可这事发生在这里可就有意思了。咱们可一直是家庭本位来的，把传宗接代放第一位，个人享受放第二位。”

江山皱着眉头斜睨着东东说：“这就有意思了？没看出来。”

东东说：“整个人的想法变了，文化这么深厚的东西居然都改变了，还不够有意思吗？”

江山不屑地说：“只不过是从深藏在心底的那种害怕绝种的恐惧里头醒过闷儿来了而已，这种恐惧跟人口爆炸的现实距离多么遥远呀，对现实的感知和反应多么迟钝呀，就像一个大块头还在做自己是个小矮人的噩梦，傻得没边儿没沿儿啦。早该明白的事这么晚才明白，早该醒来的噩梦这么晚才醒来，有什么可惊喜的呀？”

东东摇头说：“我还是对人心的改变感到意外，也可以说是感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看到本性这个级别的改变，你不觉得震撼吗？你不感动吗？”

江山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动，从多生到少生，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人通过他的动物本能做出的选择，周边环境变了，他的想法就跟着变了，他的行为也跟着变了，这有啥可感动的？”

东东若有所思地点头说：“嗯，细想想，这变化确实跟农业国变工业国有点儿关系，农村和城市生活的环境确实是不一样了。”

江山说：“所以说，没什么可自豪的，只不过以后人口会少一点儿，每个人会比过去富裕点儿、活得舒服点儿而已。不傻的都能看出来，除了证明以前傻人居多，什么也证明不了。”

东东说：“不管怎么说，人变聪明了还是值得庆祝的，咱们庆祝一下。”

东东这样说着，去拿了一瓶红酒出来，俩人对饮了一通，把一瓶酒干了就倒头睡了，连一周一回的游戏都忘了做了。

看到网上不少人对中国人口减少忧心忡忡，我觉得他们的恐惧和担忧仍旧部分地来自非理性。那些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担心是来自理性，而那些只是单纯对人口规模下降的担心就来自非理性了——他们从未想过：为什么人多就一定比人少好呢？为什么15亿就一定比14亿好呢？就一定比10亿好呢？就一定比5亿好呢？就一定比3亿好呢？就一定比1亿好呢？美国跟我们国土面积差不多，他们的人口规模是3.2亿；俄罗斯国土面积接近我们的两倍，他们只有1.4亿人，是我们的十分之一。人口下降又有什么不好呢？我打赌，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人口问题，只是一味地希望人口增长，只要有人口下降的苗头，马上就吓得要死，马上就开始挖空心思地想：怎样才能刺激生育？结果就闹出了让村支书负起责任那样的笑话。一想到印度可能会超过我们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马上痛心疾首，像没有拿到奥运金牌只拿到银牌一样，从来不会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拿这个金牌不可？我们少生点儿人，让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好一点儿，又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