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恋，是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半年期间搜集资料的一个主要题目，研究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虐恋亚文化》。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国又是虐恋活动特别活跃的一个国家。我不否认，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我非常享受。如果我不喜欢这种特别有趣的性活动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审美，我也不会选择这个题目。我常常感到，所谓性感，所有人类的性感觉，在虐恋中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是性感觉的夸张表达，是性感的极致。神经稍微脆弱一点儿的人会受不了它，精神不够纯粹的人也领略不到其中的妙处。

如今，虐恋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为人所知。在遍布全国的情趣商店中，虐恋用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其中有虐恋需要的“行头”比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要多这一原因，但从虐恋类情趣用品的畅销，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它的钟爱。

后来，我出了一本虐恋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取名《黑骑士的王国》。我在小说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英国人酷爱虐恋，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妓院都会备有专门从事虐恋类服务的设施和人员。一位专业“女主人”发明的专供鞭笞之用的“伯克利木马”闻名遐迩，爱好者趋之若鹜。所以在英国研究虐恋是非常恰当的，那里即使算不上虐恋的发祥地，也算是个极其盛行的流行地吧。有的理论说，这跟英国人特别看重端庄的社交礼仪有关，也有理论认为，这种爱好与英国的贵族学校盛行鞭笞惩罚有关。直到我在英国的1997年，英国人还在为是否取消学校的鞭笞惩罚而争论不休。英国电视节目拘谨，但在深夜11点以后，常常会看到与虐恋有关的谈话节目和娱乐节目。

我从很小就对虐恋有感觉。有时会自我检讨：我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性呢？为什么别人的性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表达，而我的就如此可耻呢？仅仅因为喜欢的人少，它就可耻吗？仅仅因为别人不能理解，它就可耻吗？仅仅因为与众不同，它就可耻吗？它真的与众不同吗？有时我觉得，它只不过是在性欲从强到弱的色谱当中属于较强的一端、口味较重的一端，而较强的性欲就比较弱的性欲可耻吗？口味重就比口味轻可耻吗？有时我又想，它只不过是将性与惩罚、羞辱、权力联系在一起，把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而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的性欲就是可耻的吗？多个社会学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人口中有5%～30%的人有过虐恋实践；有10%～49%的人有过虐恋想象。由此可见，即使虐恋的确是少数人的爱好，那也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少数。

福柯对虐恋的一个想法很值得关注，他说：“我不认为这一性实践运动是泄露或暴露出深藏于我们无意识中的虐恋倾向什么的。我认为虐恋远远超过了这个；它是对快感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创造，这种快感的可能性是人们以前从未体验到的。”福柯一直在纠正人们对性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从十九世纪性学出现以来，所有的人在谈到性的时候都把它仅仅看作人类的无意识的生理欲望，而且把这些欲望细分为正常的和反常的、常态的和变态的。虐恋当然早就上了心理分析学中反常和变态的名单。福柯对这一性学理论的颠覆性思考在于：他把欲望换成了快乐（快感）。他不认为虐恋是性欲的一种偏离了正常轨道的变态，而仅仅把它视为人们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一种风格，一种对身体快感和人际关系的创造。如果我们按照福柯的想法来看待虐恋，将会是多么轻松和释怀啊。

除了被指为变态之外，虐恋遇到的最大非难来自激进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虐恋属于政治立场错误，罪名是“政治上不正确”（political incorrectness）。肯定虐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与这种指责展开辩论。这场论争旷日持久，被称为“性战”（sex war）。在我看来，对虐恋的这一指责完全是以偏概全，他们只看到虐恋活动中女性沦为男性的奴隶，被鞭打、被欺凌，没有看到虐恋爱好者中其实有更多的男人愿意成为女人的奴隶，更不必说还有许多男男之间的奴役关系和女女之间的奴役关系。我们绝不可以认为，男主女奴的关系就是政治上不正确，而女主男奴的关系就是政治上正确；我们也不可认为，只要是奴役的不平等的关系，就一定是政治立场错误。因为在虐恋活动当中，双方的权力关系是自愿的和游戏性质的，与政治立场和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平等与否基本无关。

据我所知，我所崇敬的大学问家福柯是虐恋爱好者，我喜爱的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人类学家葛尔·卢宾更是一位大张旗鼓的虐恋爱好者。我感到与他们心意相通，并且大受鼓舞。我对他们的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我也因此而心中暗喜——我的爱好也因此不能算特别不登大雅之堂吧。我内心反倒觉得，其实，它也许恰恰是“大雅”本身。虐恋的社会学特征是它的爱好者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听上去很奇怪，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生活在粗粝的环境，爸爸天天痛打妈妈，他是绝不会对虐恋中的暴力美学有一点儿点感觉的，他厌恶还来不及。而精致的生长环境才能造就对性欲的这种精致的感觉，所以虐恋中蕴含着真正的优雅。

有一种观点认为：色情是贵族生活方式的产物。我以为虐恋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在温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而且是在自由不成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有的。如果一个人处于温饱不得保证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拿他的贫困状况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暴力关系的威胁之下，你就不能拿他遭受暴力侵犯开玩笑、做游戏；如果一个人处于奴役状态下，你也不能拿他在奴役状态下受欺凌开玩笑、做游戏。换言之，对于那些做主人奴隶游戏的人来说，现实中的奴役关系必定已不存在；对于那些做暴力游戏的人来说，现实关系中的暴力必定已不存在。这就是虐恋活动的精华所在。它是贫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是少数最懂得享受生理与心理快感的人们的一个游戏，是人类感观的极限体验。

这种感觉不容易在现实中实现，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原欲受阻会升华为艺术，例如文学、美术、音乐，而虐恋小说应当说就是我的原欲受阻的产物。我自己写的时候，身体是有感觉的；而有的读者看的时候，身体也是有感觉的。我喜欢这感觉。中国古文人云：志不出于淫荡。古人吟诗作画的抱负不过如此，我的抱负也不过如此。

《洛丽塔》的作者、文学巨匠纳博科夫曾提出过一个振聋发聩的论断：“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没有一个作家要费神去为肉感与美感（sensual and sensuous）的确切区分而操心。……在我看来，一部虚构的作品得以存在仅仅在于它向我提供了我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审美快感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不知起于何因、来自何处、并与其他的存在状态相联结的一种存在观念，其中，艺术（奇特性、敏感性、亲切性、狂喜性）是标准。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其余所有的作品或者是谈论问题的无价值的文学作品，或者是某些人称之为观念文学的东西。”引这样长的一段话，目的是为我的小说“正名”。在这个小说集里，我没有费神去区分肉感和美感，虽然我所处的国度还不是一个纳博科夫意义上的自由国度，但是人的精神和想象力是不管什么国境线的。我希望，按照纳博科夫的标准，我的小说应当属于有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范畴。

小说写完之后，我曾怀着忐忑的心情问过友人冯唐，它们算不算好的文学。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委婉地说：“现在呈现的文字带了很多你作为优异社会学学者的特点。”我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小说带有论文味道，而且我对写细节极其不耐烦。我在文学上除了欣赏和酷爱之外，也没有什么抱负。所以我宁愿把这本小说集当作我虐恋研究的小说形式的图解来看，说得更直白一些，我想通过小说让大家知道虐恋是怎么一回事，喜欢虐恋游戏的是怎样一群人。当然，如果人们能从小说中看到一点儿点美，得到社会学研究知识之外的审美快感，那我就喜出望外了。

在小说集的后记中我这样写道：

人生在世，不得不平庸，不得不琐碎，不得不常态，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活着的，你凭什么不这样活着？但是有些人，不安于平庸琐碎，不安于常态，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变态的才是美的”，这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判断，而且是他们的生活宗旨。

麦当娜的写真集《性》里面，有好几幅虐恋风格的照片，她身穿黑色皮衣，手持皮鞭，一个性感的男性跪在她的脚下。最近在网上还看到安吉丽娜·朱莉早年拍摄的一组虐恋风格的照片，她在束缚中的身体，非常之美。这些东西不可谓不变态，但是它们确实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美，优雅，变态，在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一种使人摆脱平庸和猥琐的力量，像从缓缓打开的巨型蚌壳中现身的阿佛洛狄忒，超凡脱俗，不可方物。

那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日子，北京虐恋俱乐部“黎家大院”的十几位朋友到我家造访，因为他们喜欢我写的《虐恋亚文化》。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满满坐了一屋子，大家相见甚欢。

我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当变态，同时也相当美。他们拒绝婚姻，拒绝生育，拒绝传统的一对一占有性质的爱情，只是尽情享受着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圈子里所有人的关系都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大家之间相亲相爱。他们生活中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身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所有妨碍这个目标的关系、观念，都被他们无情地摈弃，比如说嫉妒、占有、剥削、压迫、诡计，在他们的关系中似乎完全没有位置。每个人都有着纯净的心灵和清澈的眼神。他们关系中的统治与服从、施虐与受虐、压迫与侮辱、暴力与欺凌，全都具有戏剧表演的性质，并不会损害他们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平心而论，我认为他们一点儿也不变态，世俗的人际关系按他们的标准来衡量反倒是相当变态的。因此，前面提到的口号应当略作修改：只有被世俗视为变态的才是美的。

除了温饱，人生还需要什么？人全都有精神上的需求吗？我看有些朴拙的老人，一生对精神的东西并不真正需要，也并不喜爱。整日除了劳作，便是在阳光下晒晒太阳，从面光皮嫩到满脸皱纹，憨态可掬，内心平静，宛若入定。像一个小小动物，从出生，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从不多想什么，多争抢什么，不读书，不真正认真看待任何人类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例如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并无遗憾。他们的生命就像一只朴拙的大碗，粗糙，但是实用。

我不行，我酷爱所有这些人造的美，不可或缺。我的生活像一只精雕细琢的雕花小碗，至少我怀着这种愿望，就像福柯说的：人的生活本身就应当是个艺术品。我并不觉得自己比那些朴拙的人高明多少，只不过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这稍纵即逝的生命。我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流连忘返。每日从各色各样精彩纷呈的花朵中采撷那一点儿点精华，认真品味，不知餍足。生命不息，采蜜不止，直到老得再也飞不动了，才躺在花丛中静静地死去。

在所有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中，性爱这个东西有点儿不好归类，你说它算精神需求吧，它有生理欲望的成分；你说它算纯粹的生理现象吧，它又常常能够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所以在我的采蜜人生中，它属于介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无法归类的一种需求，或者说是第三种需求。精神的愉悦怎能完全摆脱性欲的范畴呢？弗洛伊德说得明白：所有的人类精神产品都是原欲受阻而升华的结晶。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性欲特别充沛满溢的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只有升华到音乐、美术、文学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璀璨的精神之美。

毛姆曾经抱怨，当他最严肃的时候，人们却总要发笑。而当他隔了一段时间重读自己当初用真挚情感所写下的东西时，他自己竟也想笑。他认为，这一定是因为真诚的感情本身就有着某种荒谬的东西，“莫非是因为人本来就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行星上的短暂生命，因此对于永恒的头脑来说，一个人一生的痛苦和奋斗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人所有的痛苦、快乐，从宇宙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全无价值、不值一提的。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呢？答案只能是：写作能够使你自己感觉到愉悦，同时可以使一些读者感到愉悦。这只不过是人打发时间的一种比较高雅的方式而已。我的小说就是我打发时间、消磨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

人生短促，时光如白驹过隙。世人全都想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想的一件事是：你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仅仅是这几十年的时光，其他的一切都没有用——也许对别人有用，但是对你自己没有用。在你出生之前和你死去之后，你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说基本上而不是全部，那是因为有些人会被后世的人记忆一段时间，比如说那些帝王将相、大诗人、大思想家，但是在地球热寂之后，他们也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会在人死时戛然而止。

目前，我已到耳顺之年，死神之钟时时在我耳边响起，就像一场比赛最后一圈裁判的提醒：你会死的，每个人都会很快死去。每一个人对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都无能为力。我准备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直觉，将变态进行到底，将对美的追求进行到底。只有这样，在我离世时才不会有丝毫遗憾，因为我曾经用自己的生命寻求快乐（活过，爱过，写过）；只有这样，我才能实现一生的夙愿：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我觉得自己性格中有一种极端的气质，要不不会喜欢虐恋，因为虐恋就相当极端，是性感的极致。我的极端气质表现在，或者是最好的，或者是最坏的，受不了平庸的。比如，或者是极现代的建筑，或者是极古朴的草房，受不了难看的除了实用目的毫无美感的砖房；又如，取名字或者是极雅的，或者是极俗的，受不了不雅不俗的；再如，人际关系或者是爱得死去活来，或者是孤家寡人，受不了跟不喜欢的人一起过日子。

这种气质很可能来自父亲，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性格极端作风激烈的人。他是山西人，按说山西人是以吝啬著称的，可是他的作风却完全相反，喜欢大手大脚花钱。买到的东西万一有点儿不合适，他就痛下杀手，大删大改。买到的鞋垫大了一点儿，他马上用剪刀把它剪小，也不管是不是把包边剪坏；买了自行车有哪里不合适，他就用锯子把它锯断。家里被他这样毁掉的东西不少。他在得了脑血栓卧床不起时说了一句话，特别能反映他的风格，他说：我这辈子没有一件高兴的事。其实人哪能一辈子没一件高兴的事儿呢？可他就是这样感觉的。

相比之下，妈妈要随和中庸得多了。她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一辈子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我年轻的时候，不大喜欢妈妈这种“三观”，一方面觉得太不励志了，另一方面肯定是因为从爸爸那儿继承来的极端气质：要就要最好的，要不就不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要不就不做。一生过下来，觉得妈妈的气质虽然中庸，却是更适宜生存的；爸爸的气质是艺术家气质，他没去搞艺术实在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