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汶兴是河南府新安县一位年过五十的“耆老”。[《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戊申条记载：“诏免天下耆民来朝。先是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来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赉而遣之。至是来者日众。上谕吏部尚书詹徽等曰：朕念来朝耆民，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劳苦，可遣人驰传，于所在止之。”可知洪武时代“耆老”“耆民”的年龄下限是五十岁。]

洪武十九年（1386）前后，他与本县诸多年过五十的百姓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希望朝廷释放本县主簿宋玘。这位宋玘，不久前刚被朝廷以“容留积年害民老吏”的罪名逮捕。

明代制度，主簿是知县的属官之一，相当于副职（佐贰官），主要负责全县的粮税、户籍与治安。在洪武时代，主簿们普遍战战兢兢地活在两难之中。一方面，汲取粮税与征发人丁是“技术活”，为了完成这些工作，主簿必须仰仗经验丰富的胥吏。另一方面，朱元璋屡次发起胥吏整顿运动，有经验的胥吏皆已被打成“积年害民老吏”，新政策又明令地方官府只能从乡下招募会写字的农民来衙门做胥吏，严禁用市井中人[《大明会典》卷八“吏役参拨”规定：“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理由是乡下农民比市井百姓更淳朴，坏心眼更少。但只用乡下农民，又带来了新问题，那就是他们缺乏政务处理经验，既不知如何抓丁征税最有效率，也不知如何因应上下级衙门，甚至连基本的公文格式也无法做到准确。

对主簿们而言，完不成抓丁征税任务要受到严惩，公然起用有经验的老胥吏又会被举报，也要受到严惩。唯一可行且普遍被采用的办法，便是明面上遵守新胥吏政策，私下里悄悄收留使用老胥吏。收留的方式有很多，比较常见的办法，是帮助已成为整治对象，或自服劳役之地逃回的老胥吏改换一个新身份。主簿负责管理户籍，这类操作难度不大。新安县主簿宋玘“容留积年害民老吏”的目的与手法，大概率便是如此。

按照朱元璋《御制大诰》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如果地方官“清廉直干”，是个爱护百姓的好官，却被朝廷误抓了起来，允许辖区内的“耆宿老人”与“士君子”联名赴京，向朝廷汇报情况[《御制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洪武御制全书》，第765页。该规定与洪武十八年七月镇江府百姓韦栋等人前往京城，为本府丹徒县知县胡孟通与县丞郭伯高作保一事有关。当时，胡孟通与郭伯高两人，已被朝廷当成害民官员抓走。韦栋等百姓来到京城，联名上奏说胡孟通与郭伯高是好官，给镇江百姓办了很多好事。朱元璋应允了韦栋等人的请求，将胡孟通与郭伯高释放，命其返回镇江担任原职，还公开表彰了韦栋等人，将其树立为明帝国的模范百姓。稍后发行的《御制大诰》里，便有了允许“耆宿老人”进京为地方官说好话的规定。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洪武十八年秋七月乙丑条。]。刘汶兴等人赴京为宋玘作保，便是以这一条为政策依据。

但刘汶兴的作保未能获准。原因是朱元璋通过某种途径得知，刘汶兴等人来京并非自愿，而是受了本县典史李继业的胁迫。按朱元璋的叙述，具体胁迫过程如下：

其典史李继业因公曾集耆民，发放公事既毕，特谓耆民刘汶兴等一十三名曰：“如今主簿朝廷拿去，尔众耆宿赴京保奏去。”耆民对曰：“不敢去。”其典史恐民：“你不想主簿在前你纳粮时，主簿出帖与你赴潼关近处籴粮上仓。你想这意思，也着去。你若不去保奏主簿，我将纳粮的缘故，即调你他处送纳。”耆老刘汶兴等惧怕，回言：“去呵去，无盘缠。”典史云：“明日来，我与你盘缠。”及至众老人明日赴县，意在取讨盘缠，并辞县官。其本官闭门不出，令皂隶传言：“官人今日病，你老子每去自去。”因此老人自备盘缠，径赴京来妄诉。[《御制大诰三编·妄举有司第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902页。]

明代制度，典史也是知县的属官之一，主要负责收发公文。当主簿空缺时，典史会兼管他留下的工作。这位名叫李继业的典史，大概与主簿宋玘关系不错，故在宋玘被朝廷逮捕后，趁着以公事召集本县“耆民”的机会（洪武时代不许官吏下乡，基层公务往往以召集耆民、里长与粮长的方式推动），要求刘汶兴等人依据《御制大诰》的规定，去京城将宋玘保全下来。

刘汶兴等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去”。这很正常。一者，老年人身体条件多数较差，不愿长途跋涉出远门。二者，县乡村镇之人缺乏大世界的社会经验，一般不太愿意去遥远的京城与陌生的中央衙门打交道。于是，典史李继业又对他们动之以情，胁之以威。他提醒众耆民，宋玘在任期间，对众人是有恩的，要不是主簿愿意担责出具相关材料，众人不会得到“赴潼关近处籴粮上仓”的好处。李继业还说，如果众人受了主簿的恩，却不肯去京城联名保全主簿，那就只好变更主簿遗留下来的恩惠，“调你他处送纳”，给众人换一个缴纳税粮的去处（这段话显示，李继业此刻大约正暂代宋玘负责征粮等政务）。刘汶兴等人无奈，只好说“去是可以去，但奈何没有盘缠”（自河南前往南京，路费确实不低），李继业遂答应次日为众人提供盘缠。众人次日前往县衙时，却吃了闭门羹。李继业让皂隶转告众耆老，说自己生病不能见人，要他们自行出发。刘汶兴等人没办法，只好自筹路费，来南京给主簿宋玘作保。

李继业先是答应提供路费，次日又变卦，不但拒绝提供路费，连接见众人也不愿意。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朱元璋提供的材料里，没有解释这种态度突变的原因。李继业吝啬不愿出资，当然是一种解释，但略显牵强。据笔者理解，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李继业再三思虑后，意识到出资让众耆老赴京为宋玘作保，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有人举报自己与宋玘官官相护，这笔路费便会成为“铁证”。不提供路费，不接见众人，皆是为了彰显刘汶兴等人赴京乃是主动为之。

但这种谨慎没能挽救李继业的命运。朱元璋获悉刘汶兴等人来京的始末后（从朱元璋知晓李继业与众耆老间的详细对话内容来推测，举报者或是被迫自费来京的某个或某几个当事之人），便以“同恶相济”“恐吓耆民”的罪名，将李继业定性成宋玘的同党。

刘汶兴等耆老也一并遭殃，被朱元璋判以“徒流之罪”。在洪武时代，这是很重的惩罚，徒刑要去服极沉重的劳役，流放要发配去偏远的烟瘴之地，皆有性命之忧。按正常情况，既已知晓刘汶兴等人是遭受胁迫不得不如此，便该减轻刑罚，何况这些人还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但朱元璋没有按常理行事，他解释说：这些老人遇上李继业这般“恶党”，却没有遵从《大诰》的指示将其抓捕进京，反屈服于李继业的胁迫，跑来京城“妄奏”，所以必须严惩。[《御制大诰三编·妄举有司第十四》，《洪武御制全书》，第902页。]

该判决的潜台词是，《大诰》刚刚赋予耆老们特殊的政治身份，让他们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却发生了“刘汶兴案”这样的事情，朱元璋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