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腿是在五月，当时他两只手各提着一桶石灰，一个工人被滑轮绊倒，撞在父亲身上。父亲失去平衡，本该保护他的铁栏杆也掉了下去。他松开手中的桶，却没能及时抓住什么。掉下去的时候，父亲知道自己打的是黑工，没有意外伤害保险，也没有月底奖金。这个月发了工资，下个月他就要低声下气地去讨要。他必须坚持下去，记住自己需要生存，需要和别的工人一样早上五点起床前往工地。他知道自己没有工会可以依靠，得不到保护，也没法申诉。

那个五月，父亲像蟑螂般躺在地上。他的腿在一阵抽搐中最后一次动了动，表示它们已然投降。

父亲的一个朋友一遍一遍地砸我们家半地下室的门，因为他一时找不到电话联系我们，因为话费账单上不是我们的名字，那时我们家也没有电话，而收音机里不会有任何关于父亲的报道，说他不能走路了，快要死了。那个朋友不停地砸着，直到母亲打开门，然后他说：安东[安东尼娅的昵称。]，马西莫摔下来了。

但是那个朋友还得回去工作，于是母亲穿着黄色人字拖和父亲的居家罩衫出了门。她想找人来照看我们，但没找到。她便又回到家，穿上裤子，拿平时的发卡束紧头发，然后把双胞胎一人一个，塞进我和哥哥的怀里，大声说道：抱紧他们，明白吗？抱紧他们。

我和马里亚诺跟在安东尼娅身后，身形矮小，被不安和沮丧笼罩。公交车迟迟不来，我们在车站等啊等，安东尼娅则在一旁走来走去，仿佛根本看不见我们。她的思绪盘旋、翻飞，像悬挂在风中的床单。车终于来了，我们五个人挤在两个座位上，双胞胎在我们怀中号啕大哭。过了一阵，他们又安静下来，看着我们，然后又齐声哭起来。我和马里亚诺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紧紧地抱着双胞胎，几乎让他们喘不上气来。

我们换乘的第三辆公交车的车窗坏了，车里无比闷热。这时距离我们出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母亲高声告诉公交车司机我们快喘不上气了：我们快憋死了！可是司机没有停车，也没有查看我们这边的状况，其余穿着薄夏装的乘客则没好气地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再也不想去那家医院，哪怕只是听见“综合医院”这四个字，我都会别过头去，仿佛那里是一个火山口，一场灾变留下的痕迹。他们让我们待在急诊中心的等候大厅里，我的皮肤贴着怀中的马伊科尔，有些出汗。他的长相与我和母亲都不同，我很嫉妒他，因为假如父亲不幸离开我们，他还有机会拥有和父亲相像的面孔。马里亚诺也明白过来马西莫出了事，他用脚踢着墙，怀里的弟弟在他看来就是负担和麻烦。

管住你的脚。母亲喝住马里亚诺，转头和护士与医生说了几句话，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消失在一扇门后面，就这样把我们四个孩子留在原地，留在悬崖边，我们随时可能坠落。

人们穿着拖鞋和病号服走来走去，躺在担架床上被推出电梯。有人说，急救室送来一个人，不知道从哪儿掉下来的，可能是个做泥瓦匠的可怜虫。我捕捉到这个词，可怜虫。它从一个神经突触传到另一个，就像舌头上的胆汁。可怜虫。

安东尼娅回到我们身边时，我注意到她腋下的汗渍和眉间深深的皱纹。在我的印象中，这道皱纹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沟渠、如峡谷般深刻。

母亲把我们聚到一起，用她那双从不曾颤抖的大手摸了摸我们的胳膊，没有哭，没有抱怨，没有嘶喊，也没有咒骂上天。安东尼娅还不到三十岁，她的丈夫也未满四十。她只是说：爸爸不能走路了，现在我需要你们认真起来，好吗？你们能做到吗？

我和马里亚诺点了点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只是孩子，我们没有玩具，没有自己的家，但是我们可以认真起来。

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坚强。安东尼娅说着，把双胞胎抱回自己的怀里，然后坐在一把绿色塑料椅上，周围坐着其他病人的家属，他们或是搭车，或是自己步行前来。母亲依次露出两个乳房，喂起双胞胎。两个小家伙吸吮着母乳和消毒剂的味道，吸吮着母乳和疾病的气息。

你们的父亲不在工地工作，认真听清楚了吗？他没有工作，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说他没有工作，待在家里，他从楼梯上摔下来了。重复一遍。

我们看着安东尼娅的乳房、罩衫、汗水和红头发，一言未发。

重复一遍。母亲压低嗓音嘶吼道，盯着我们的眼睛，先是我，然后是马里亚诺。

爸爸没有工作，他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爸爸没有工作，他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母亲对我们的复述和语调十分满意，她点了点头，让我们回去乖乖坐好。

他又不是我爸爸。马里亚诺在我耳边悄声说道，仿佛是为了远离这种苦恼。

*　*　*

大熊说，第一个从码头上跳下去的人就算赢。但他没说能赢得什么。

码头台阶前的广场上停着摩托车，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那片湖。它仍在那里，仍是深色的湖水，仍有被打湿的羽毛的味道。

“大熊”并不是他的真名，是他自己起的。他比我大两岁，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胸口正中央有文身的人。那是一个张着嘴的熊头。大熊说自己小时候梦见过它，当时这头野兽正把他吞下肚：从脚尖开始，一直啃咬到拇指。

玛尔塔把胳膊肘支在车把上，摇了摇头，不想跳到湖里去。她的头发很直，左边鼻翼上长了一颗大痣。这个学期即将结束，她的品行分数应该能拿到十分，把这个分数打给木乃伊或壁画里的人物大概更合适。

我走上码头，黑色的人字拖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天气炎热，我浑身是汗，行走时还会发出咕哧声。可夏天才刚刚开始，湖水还是春天时的样子。

希腊仔脱去上衣，只剩一条百慕大短裤。他把鞋和头盔留在摩托车上，走上台阶，说：这事我干了不下十次。

但这只是一个谎言，我早就知道希腊仔说的每一件事都是谎言，包括他的绰号、口中的出生地、他父亲的职业。

希腊仔从我身边越过。他皮肤黝黑，几乎像黑白混血。他一边走，一边抱怨码头太热，脚底直发烫。

我转头看向摩托车，认出车周围的每一个女孩：玛尔塔、达芙妮、拉莫娜和伊利斯。她们根本不想和我一起赢得这份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奖品。

大熊已经走到护栏旁，大喊道：嘿，你在害怕什么？语气仿佛我是他的哥们儿。

我不怕，你呢？

我脱下上衣和牛仔短裤，只穿着一件黑色的连体泳衣。我打算整个夏天都穿这件泳衣，不会厌倦，因为每次游完泳，我都能感受到莱卡面料[一种由氨纶纤维制成的面料，具有较好的弹力和延伸性，常用来制作运动服饰。]在腹部传来的清凉。

大熊的眼睛明亮却有些发红，和我哥哥的一模一样。他个子不算太高，几个月前剃了光头。玛尔塔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头部手术。他之前总是头疼，也许某一天，他脑袋里的什么东西就会炸开，像爆米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而是坐到护栏上，准备先跳上缆桩，然后再跳进湖里。希腊仔一直紧随其后，不断地尝试赢过他。可希腊仔翻越护栏时犹豫的样子让我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第十一次干这种事。

你小心一点。伊利斯一边喊，一边向我们走了几步。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我不知道该受宠若惊还是困惑不解，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我觉得茫然。她又说：别滑倒了。

我们俩才相识不久。这个月之前，我们还都互不相识，直到五月一日，玛尔塔邀请我来湖边，和她的表兄弟大熊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消磨时光。其他几个朋友就是现在这几个：希腊仔、达芙妮、拉莫娜和伊利斯。而在得知我读过《傲慢与偏见》之后，伊利斯回答说：我也是。

这个回答让我很不快。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她在撒谎，只是为了嘲弄我。当时，那些书对我来说是惩罚，是用来报复我的把戏，让我无法融入同龄人的话题和闲聊，因为我不看她们看的电视节目，不玩她们津津乐道的电子游戏，也不读她们会读的书。

在男孩们完成大胆的举动之前，我已经站在了护栏上。我探出身体，伸出一只脚，然后是另一只脚，站到了用来停泊环湖游船的缆桩上。红发迎风舞动，拍打我的脸。

我感觉一股力量从脚底升起。水藻漂浮在湖面，勾勒出起伏的形状，很可能被误认成陆地。我向前跃起，看见男孩们正吃力地翻越护栏，拉莫娜说：小心别摔坏了[原文为罗马方言。]。然后我扎进水里，冰冷的湖水刺痛我瘦弱的大腿和下巴，我的脚跟碰到了码头下方的湖底，感觉到滑溜溜的石头和不再锋利的玻璃。四周一片黑暗，什么也没有。我睁开眼睛，看见周围的水草投下细长的影子。而当我努力浮出水面后，另一次入水声打破了弥漫在我和湖水之间的宁静：是大熊。他紧随在我之后，浮上水面换气。

希腊仔还坐在那儿。他埋着头，藏起了自己的骄傲，脸上露出挫败的表情，就像输掉了一场跑步比赛。几个月来，他一直想方设法吸引伊利斯的注意，对她极尽温柔，但目前为止，回报他的不过是几次牵手，还有她热情的友谊宣言。

你赢了，大熊笑着，仰面漂浮在湖面上，打碎了湖水原本的形状，他光秃秃的脑袋和上面的疤痕闪闪发光。

我赢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我扑腾双腿，如同落水狗一般向岸边游去。

上岸时，我浑身发冷。我走在石头和垃圾中间，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因为我害怕——这种恐惧是从小安东尼娅灌输给我的——被某个针管扎到。

你在那里做什么？大熊也从水里出来，擦干身体，又递给我一条毛巾，然后看向留在原地的希腊仔。

我这就下去。希腊仔嘴上说着，却一动没动。

于是大熊再次爬上码头，走到希腊仔的身边，平静地让他跨过护栏，带他回到码头上。他拍了拍希腊仔的肩膀，鼓励道：下次你一定能做到，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希腊仔低垂着目光，点了点头。我觉得大熊是那么温柔，那么有人情味。我不禁想：如果让好人和坏人同时跳进湖里，会有什么东西被污染、被冲刷，或是被混合，然后被吸收吗？

我站在漆黑的沥青路面上。过了一会儿，我决定去拿回拖鞋和衣服，它们还在我跳湖的地方。

你想都没想就跳下去了。我听见伊利斯在我身后说，她层次分明的黑发在空中飞扬，肩带上缀着蝴蝶结的黄色格子短裙也随风舞动。

总得有人做这件事。

什么事？

跳下去。

我看见她满脸微笑，在码头中央等我。

你想去看看我的侏儒兔吗？它叫劳里，你知道它多么……

你应该叫它达西[《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角。]，那只兔子。劳里是乔死也不会嫁的人[劳里和乔都是《小妇人》中的角色。小说中，二人年少时相识，互生好感，但最终乔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自由的追求拒绝了劳里的求婚。]。我借机炫耀知识，现在它们似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摩托车发动了，我绾好头发，戴上大熊递给我的头盔。头盔是碗形的，在我脑袋上摇摇晃晃，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贴纸。

伊利斯也戴好头盔，坐到了希腊仔的身后。

我做卡仕达酱可厉害了，伊利斯冲着我喊道。尽管我刚才的回答不怎么友善，她仍对我露出笑容。与此同时，摩托车起步了，发出消音器改装后会有的嗡嗡声。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卡仕达酱和兔子。

*　*　*

卢恰诺成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珠宝、金块，我珍贵的仿金饰品，我别在外套左侧翻领上的晶石胸针。

母亲不想听见他的名字，她斜着嘴，像是被鞭子抽了一样。

为了解决那几个凯尔特十字架引起的麻烦，我必须告诉卢恰诺这其中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我的母亲。

是这样的，卢恰[卢恰诺的昵称。]，我母亲的脑子里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她的成长经历十分扭曲，有很严重的迫害狂倾向。她分不清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哪些又是无关紧要的。她穿得像男人，家里的各种账单也都是她来支付。你得可怜她，理解她。只要你向她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

那一次，我确定问题的关键不是卢恰诺画的图案，而是安东尼娅，之后我穿上红色衬衣，还戴上闪亮的发箍——那是阿加塔圣诞节时送给我的礼物。现在我坐在矮墙上，抱着胳膊，神情严肃，仿佛正在面对一场武装冲突中燃起的火光。我看着卢恰诺的眼睛，用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一圈又一圈地转动食指，就像在给时钟上发条。这个动作是为了告诉卢恰诺，我母亲的恐惧完全来自她的幻想。

在卢恰诺道歉之后，母亲禁止我和他说话，但我想办法打破了禁令：在学校时借用朋友们的手机给他打电话，溜进礼堂后面的走廊和他聊天，把写在方格纸上的手写信交给他，纸的背面是令人讨厌的数学练习。我为卢恰诺画出一颗颗爱心，一个个长着不对称小翅膀的天使，一句句微不足道的廉价情话。“我爱你”，重复的次数越多，它的意义就变得越少，就像熔化、滴落的蜡珠，弄脏了地面。

学期结束了，我拿到了八点五的平均分。母亲看了看成绩单，说其实老师们完全可以放点水，给我九分。我指了指意大利语的分数，整整九分。母亲捂着脸，颤抖中难掩内心的满意。

发放成绩单前最后一次家长谈话，意大利语老师原本想让我的父母一同出席，但最后到场的只有安东尼娅。老师拿出一张纸，上面是我的作文。她说虽然我得了十分，但她有些担忧，因为我在作文里写到一处喷泉，里面有几条鱼。喷泉位于一栋大楼的天井里，我的手搅啊搅，嘴里却一言不发。人们从大楼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对我大声喊：不要脸的东西。而我用稚嫩的手指挨个捏起水中的鱼，从它们光滑的身体里挤出眼睛，拽掉尾巴，刮去鳞片。老师对母亲说，我的作文写得很认真，我会运用别的学生都不知道的词语，但是我的作文里有一些东西，一些正困扰我的东西。

回到家后，母亲立刻问我：你有什么困扰吗？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不，没有。

我拿起作文，辩解道。在那篇文章里，我狠狠嘲讽着幼年的自己、毫不设防的童年，还有那些所谓有益的游戏。那时我不知如何反击，只能等安东尼娅来保护我；那时我会跑向她或是马里亚诺，倾诉我这个只能靠干面包填饱肚子的孩子所遭受的恶意。

也许我该大声喊——是你，让我感到困扰的当然是你，接着是整个世界，然后是那些我不曾拥有的一切：首先是电视，然后是意大利第一频道里的电影，挑染金色的头发，印着足球运动员的小卡片，Game Boy掌上游戏机、Play Station游戏机和《古墓丽影》；是所有你禁止我阅读的书和亮晶晶的乐丽凯莉鞋；是每个下午可以吃上珍宝珠棒棒糖，不必听你念叨我的牙会坏掉；是可以吸上几口烟，不用担心会倒在公园的长椅上。是游泳课、排球课、戏剧课，是一直响个不停的手机，是庆祝生日时会去的麦当劳，是与鞋子配套的盖尔斯的包，是多得数不清的耐克和阿迪达斯运动鞋，是Sundek泳衣和印着小熊维尼的短袖衫，是酒吧音乐节[意大利最重要的流行音乐节之一，在1964年至2008年间于夏天举行。]选辑，是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1981-)，美国歌手、演员。]的专辑，是下午的未成年舞厅，是微型车，是脚踏板下闪着灯光的轻便摩托车，是课堂上嚼的比巴卜泡泡糖，是在掌中消散的烟雾和哥哥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切的一切都困扰着我，就像那些鱼儿一样，尽管人们都在指责我，它们却依然保持沉默。

于是意大利语课的九分便成了我们心中的一道伤痕：我女儿写得不错，但是描述的内容有些邪恶，把美好的词句浪费在不值一提的事情上。

学校放假了，卢恰诺和家人去了撒丁岛，他们家在那儿有一栋临海的房子，还有一艘船。他没考虑过邀请我一同前往——自从我们交往以来，我从未收到他的礼物，大概他不打算与我分享自己奢华的生活。他把我们的关系很好地限制在学校的围墙之内，约会也只是在学校周围。我可以赤裸地出现在他的房间，却走不进他的社交圈。

学年结束后，班里组织了一次告别晚餐，我只点了一张玛格丽特比萨，因为它是菜单上最便宜的东西。我喝着气泡水，头上的发箍让我看起来像传教者，身上宽大的卫衣像篮球运动员的。这时，萨穆埃莱和那两个总是与他一起的朋友走了进来。他喝了酒，踉踉跄跄地来到餐桌边，在老师们的面前鼓起掌，还站在房间中央转着圈挨个向老师们鞠躬，感谢她们在期末又给他打了不及格。

所有人一动不动，仿佛描绘告别宴的绘画作品中的人物，手搭在一次性桌布上，双腿在桌下交叉；而我们那些只有微薄工资和傲慢同事的老师，成了一座座石膏像。

我见状起身绕过桌子，走到萨穆埃莱身边，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拖到门口。萨穆埃莱任凭我牵着他，嘴里嘟囔个不停。

赶紧回家去。到了餐厅外，我松开手，看了一眼他的朋友们，之前在天台上见过。

你这一年什么都没学，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对萨穆埃莱说，而他脸色苍白，额头冒汗，嘴里还嘀咕着什么。

你的心是什么做的，石头吗？萨穆埃莱刚问了半句，便弯下腰，站在下水道边，当着我的面呕吐起来。我看见他的呕吐物流过沥青路面，晚饭吃的快餐还未完全消化。

我轻快地转过身，走回餐厅。这个夜晚不应该被毁掉，我得到了应有的成绩：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暑假就在前面等着我。对于我这么大的年轻人，夏天就像一场弥撒、一座教堂，是游完泳后登上的堤岸，是在窗户紧闭的旅途后那口新鲜的空气，是披上节日盛装的小镇。

我坐回阿加塔身边。

发生什么了？她惊恐地问道。

他吐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切下一片变干的比萨。

他让我害怕，但也有点可怜……阿加塔小声对我说。

比萨已经凉了。我嚼了嚼已经发硬的马苏里拉奶酪，当啷一声，把餐具扔在盘子上。

*　*　*

它叫“蝙蝠侠”。

谁？

那只兔子。

你之前说它叫劳里。

伊利斯给兔子改了名字，反正它也不会在意。

伊利斯家楼下有一个小菜园，用铬绿色的网围了起来，里面种着生菜、番茄、卷心菜、西蓝花，还住着那只叫“蝙蝠侠”的兔子。因为它是黑色的，热衷于打击罪恶，用肚子压死试图谋害卷心菜的蜗牛。

伊利斯家的房子和我家的差不多，她是我在安圭拉腊认识的第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的家相距不过两公里，她住的不是保障性住房大楼，而是一套和我们家很相似的公寓：厨房、卫生间、两间卧室和一间小客厅。

我们的人字拖上沾满泥土。伊利斯在竹竿之间寻找蝙蝠侠。竹竿是她祖父弄的，以便让圣马尔扎诺番茄[一种原产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番茄品种，果肉饱满、紧实，水分与种子较少被认为是最适合用于调味的番茄品种之一。]攀着向上生长。

那里原先有一只鹦鹉，叫克雷斯塔。伊利斯指着一个长长的空笼子对我说。

我没问那个会飞的小家伙如今去了哪里，只是偷偷摘了一颗还没熟的草莓，酸涩的味道钻进胃里。

为了去湖边，每天我都得想一个不同的方法。

母亲在一户人家工作，最近，那家人的儿子决定丢掉自行车，于是我就成了它的继承人，在家门口学起骑车。我已经摔了好几次，膝盖像刚开始走路的孩子那样磕破了皮。现在，我还是无法把它当作交通工具，只能依靠往返于小镇和湖边的公交车。有时我也会步行几公里前往伊利斯家，这样父母就看不到大熊和希腊仔骑摩托车接我们去湖边，尽管交通规则并不允许骑摩托载人。还有玛尔塔的奶奶，她偶尔开着她那辆亮黄色的菲亚特朋多小轿车接走我们所有人。

伊利斯和她的姐姐睡在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着她们少女时期的照片，还有全家人最喜欢的拉齐奥球队的队旗。伊利斯小心翼翼地向我展示了她的书架，因为她并没有多少书，她读的书大都是从图书馆借的。不过她很想给我列一个书单，里面是所有她读过、整理过的书。她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读到的书，以及她是否喜欢。虽然她还没有把书单交给我，但我已经产生了一种想要回报她的强烈愿望，因为我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书单，也从未想过。我早已忘记了许多读过的小说，而没有读过的小说还有千千万万。

我把它们想象成行刑队，早晚有一天，那些我没有读过的书会向我开枪。

因为期末考试时英语没有及格，阿加塔去了英国，她要去学习几个月的英语。从那以后，可以说伊利斯就成了我每天都会见面的好朋友。至于卡洛塔，我依旧固执地对她不闻不问。如果有人问起我关于她的事，我就会用夸张的语气和手势回答：卡洛塔是谁？

到了六月，我和伊利斯的日程安排变得一模一样：早上十点见面，去湖边待到五点，然后回家吃饭，因为不论是在我家还是在她家，都不能整天不回家。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们最晚能在外面玩到十点，一旦超时，安东尼娅就会报警。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报警。她的警察朋友就会来找我，带我回家，他会先四处询问：红发安东尼娅的女儿在哪儿？

伊利斯把蝙蝠侠塞进我的怀里。它的耳朵肉乎乎的，嘴上有一块白色的斑点，毛皮黑得发亮，牙齿尖利，好像随时准备大餐一顿。

她不咬人。伊利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幻想。

于是我的手指穿过它如守夜人般的光滑毛皮，它黄色的眼睛像是两颗扔在盆里的柠檬。

十五分钟后，耳边传来摩托车的喇叭声。我和伊利斯拿起背包，里面塞着毛巾、防晒霜和我们各自要读的书：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装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很有兴趣，她则津津有味地翻阅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时不时地发出一阵叹息，有时也会问我几个很复杂的单词。我还没有跟她说起那本字典——我还在读，并开始在上面做标记，因为它是唯一一本属于我的、不用归还的纸质图书。我用红笔圈出一些单词：胆怯的、没有月亮的、拟人论。她应该已经发现了，我对词语及其意义十分了解。

六月里，我们会在又硬又黑的沙滩上铺开沙滩巾，爬上对方的肩膀，头朝下扎进水里；我们坐在夏日的酒吧里舔和路雪冰激凌，周围是深色的塑料椅，印着可口可乐标志的遮阳伞投下一片片阴凉。我的肤色被晒得斑驳，看起来像一头小牛。太阳镜是从父亲那儿拿来的，架在鼻梁上大了许多，一打喷嚏就会掉下来。就算脖子上出汗了，我也不会把红头发扎起来，因为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大象或猴子般的耳朵。我身上的雀斑已经晒得发红，布满胳膊和腿。大熊有时会去酒吧的柜台借来一支笔，把这些雀斑连在一起，寻找隐藏在我皮肤上的图案：蝙蝠、海星，还有雀斑和痣组成的风车依次出现。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打水仗。如果我们不用足球玩“数七”游戏[一种室外集体游戏，参与者需要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传球，并同时默数传球次数。数到七时，持球者应把球用力打向其他参与者，被打中的人即被淘汰。]，也不倒立或翻跟头，我就会让伊利斯爬到我的肩上。两个女人叠在一起，力量和动作成倍增长，展现我们对战斗和胜利的渴望。

如果要比赛在水下憋气，我总会参加。我盘起双腿，闭上眼睛，用力吐出肺中的空气，直到一股推力让我坐在水底。从这时我开始数数，一次又一次地锻炼自己不放弃。我挥动双手，让自己留在水里，不要浮出水面，直到因为缺氧而开始头晕。

伊利斯不喜欢看见我沉入水底的样子，她通常会待在附近，仔细观察我头顶上方的水面。如果没有气泡，她就会用手指在水里搅出小小的旋涡，告诉我她要插手了，然后像母猫对刚出生的小猫那样，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带回这个世界。

午餐我们吃热狗配融化的奶酪片，或是金枪鱼番茄三明治，有时伊利斯也会吃白面包抹蛋黄酱。饭后，我们会找一个阴凉的角落看书，交流一些对小说中是与非的理解。和伊利斯谈话，阅读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这让我在书本前度过的那些时光——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也变得有意义起来。有些书我能够忍受，有些书让我痛苦，而有些书我只想把它们撕成碎片，扔进炉子里。

我向伊利斯多次表明无法忍受梅诗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中的角色。]，他的坦诚与迟钝让我很恼火。要是他站到我面前，我肯定会给他一个耳光。

我讨厌天真的人，我高声说道。伊利斯大笑起来。

达芙妮向我们坦白，她的母亲不让她读这些书，因为它们并没有什么教育意义，而我们又太没有主见，太鲁莽，读不懂这样的书。她母亲更愿意让女儿学习《圣经》里的经文，或是花上一整天和童子军一起清理沙滩和树林。这时我终于明白，世界上的确存在比安东尼娅还糟糕的母亲。

一个无聊且疲惫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同往常一样去码头前的广场。大熊骑上摩托车，载着希腊仔消失在我们眼前；女孩们则坐在矮墙上，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人群，决定和谁打招呼或不和谁打招呼，谈论我们同镇的居民的过往和未知的将来。伊利斯十分擅长模仿和起外号，于是我们用只有自己知道的手势和暗号，交流丑闻和秘密。

快十点了，大熊和希腊仔还没有出现。宵禁时间就要到了，我抱着胳膊走来走去，神情就像严厉的军团指挥官。

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俩开着一辆臭烘烘的汽车驶进广场，前照灯只亮一盏。这是他们从希腊仔的邻居那儿偷来的，这两个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家伙没有驾照，也没系安全带。一个急转弯，轮胎发出一阵吱吱声后，汽车停在了我们面前。这时大熊打开车门，调高了老式音响的音量，车里正在播放梵蒂冈广播电台。甚至在星期六晚上，它也会播出祷告和宣扬克己的节目。

就这样，上帝的话语盖过了广场上的喧嚣与嬉闹。

大熊爬上引擎盖，张开双臂，祝福广场上的人群。他面带仁慈与睿智，对寥寥无几的围观者高喊：你们永远都无法摆脱我。

梵蒂冈广播电台确实忠实地陪伴着小镇居民，不是因为人们尤其坚定或虔诚，而是广播电台的中继器就在距离小镇几公里的地方。受无线电波的影响，我们在拿起对讲机、固定电话，甚至打开冰箱的刹那，就能感知它的存在。冰箱里，人造光照亮食物，我们被神的意志淹没，在香肠和莴苣中默观天国。

我和伊利斯放声大笑，尽管平时我们并不爱笑。我甚至因为这滑稽的一幕笑出了眼泪，肚子也跟着不停抽搐：丑陋的铁皮车，从消音器里传出的腐臭味，大熊主保圣人[宗教用语，指被天主教会立定为圣人或圣女的形象，其作用即庇佑个人、教区、国家或某个特定职业的天主教徒。]般的模样，还有被玫瑰经诵读声吞噬的浩室音乐[一种电子音乐流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迪斯科音乐演变而来。]。

希腊仔提出带我们一起去兜风，我们同意了。放下车窗，伸出胳膊，梵蒂冈电台正在和它的信徒说晚安，而我们高唱着《至少这世上还有你》[Almeno tu nel'universo，意大利著名歌手米娅·马蒂尼(Mia Martini,1947-1995)在1989年演唱的一首情歌。]，说着脏话和亵渎神明之语。达芙妮满脸通红，有些头疼。汽车一直熄火，在路上颠簸，因为希腊仔压根就不会开车。

我们笑着，嘲笑着自己的无能为力。

*　*　*

小镇外的街道漆黑一片。经过一家比萨店时，我让大熊开慢一点。他猛地拐了个弯，湖水倒映着月光，如刀锋一般，将岸边的房子一分为二。

贴满贴纸的头盔在我的头上跳动，脚上的黑色塑料鞋闪闪发光，有些硌脚。这是我第一双带鞋跟的鞋子，脚踝处用一根细带固定，鞋扣磨破了我的皮肤。

这是属于我的盛大晚会，是我在社会舞台的第一次亮相。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前往小镇的舞厅。我告诉母亲要去参加在玛尔塔家举办的一场无伤大雅的睡衣派对，母亲过了很久才让步，她对我这几段新的友谊了解不多，所以很是担忧。而父亲只会说些给我们徒增烦恼的话：要是马里亚诺在这儿就好了……

我们经过一家帆船俱乐部，然后开上了直道。发动机经过改装，时速已超过了它原本的上限。前一天，因为逆行，我们被一辆巡逻车拦了下来。当时我没有戴头盔，大熊在一旁嬉皮笑脸。我母亲的警察朋友认出了我，说：我是看在你母亲的面子上才不带你们去警局。我真想咬他一口。

大熊骑着摩托车在住宅间穿梭，没有开转向灯。漆黑的湖岬、水草黏腻的气味、细密的沙滩，在道路尽头，我终于看见了它：那片湖。

热浪迎面扑来，我们张开双腿，沿湖继续往前驶去。度假村已经关门，报刊亭外还挂着两个充气玩偶，一个是黄色的恐龙，另一个是长着斑点的乌龟。我叫它们“吊死鬼”。

大熊骑着摩托车在缓慢的车流间左右穿行。这是一条单行道，湖边的酒吧已经人满为患，停车位也少得可怜。我们被卡在一辆红色汽车和一个花箱中间，大熊只能停车，运动鞋踩着地面，叹了口气。我已经看见舞厅的灯光在夜空中摇曳，从我们身边走过的人在驶离主路的分岔口前就已停好了车。

我们跟其他人走散了。我拧了一下大熊露在头盔外的皮肤，他大叫起来。

从马路对面的马场里飘来马的味道，沙滩依旧湿润，沥青路散发温热的气息。我们要去的舞厅两年前还只是一个卖刨冰的小店；而如今，它的中心有一座日式高塔，上了漆的表面闪闪发光。我只在白天见过，想象它迷人的样子，感受它的诱惑力。我想，那里面一定住着魔法师和仙子。

我们终于驶过拥堵的路段，把车停在马路边的石子路面上。人们正排队准备进入舞厅。

每个人都穿着衬衣，我对大熊说。

他扯了扯身上的白色短袖衫，排到队伍里。我们看见了玛尔塔和拉莫娜，而达芙妮不得不待在家里，因为她的母亲没有上钩，不让她来参加这场“女孩们的假日聚会”。

没必要穿衬衣，大熊回答说。他在熟人当中穿梭，打招呼，握手。他的热情与礼貌让人们甘于对他的着装保持沉默，也让他看起来像穿着条纹西装的三十来岁的大人。

我们紧紧跟在大熊身边。女孩们可以免费入场，每个人都装作年满十七岁。在这里，我们是年轻的猎物，紧张得心都仿佛跳到了嗓子眼。将我们与舞厅内部隔开的那块帘子就像一道门槛，只有跨过它，那些不可思议的转变才会真正降临，我们才能成为勇者、战士或是公主。

走进舞厅，我们几乎一眼就看到了伊利斯。她手里举着贵宾区才有的长塑料杯，身上穿着白色衬衣，脖根系着带子，凉鞋的脚踝处镶嵌着假宝石，头发是由她母亲的理发师刚染的。

我走到伊利斯跟前，发现她衣服上的一个蝴蝶结散开了，露出了胸罩。我走上前，利索地帮她把蝴蝶结重新系好。在酒精的作用下，她露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说：谢谢。

手，蝴蝶结，微笑。谢谢。

舞厅里人头攒动，我们好不容易挤到吧台边，红黑相间的吧台上装饰着几条金色的龙。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反胃，点汽水又觉得难堪，于是要了一杯从未喝过的莫吉托。我用吸管喝掉了杯底所有的糖，青柠的气味十分酸涩。伊利斯说了什么，可我没有听见，我们面前仿佛是一座人工池塘，里面养着几条红鲤鱼。

我不想和其他人走散，于是用目光追随他们的身影。我看见大熊正在和希腊仔还有几个朋友打招呼，看见玛尔塔和拉莫娜就像乡间小路边的路灯柱，孤独又危险，迷失在并不属于我们的喧嚣中。

然后，有人碰了碰我的背，我转头看到安德烈站在我身后，像一只乌鸦，又像一只猫头鹰。我感觉脑袋剧烈地跳动，就像发烧或是晒多了太阳。他的脸还是那么干净，那么惹人喜欢。他的眼神很灵动，酒红色衬衣上的扣子扣得一丝不苟。他打听了一下我为什么会来这里，和谁一起来的，然后问：有人用石头砸了我父亲的车前挡风玻璃，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他身上的气味十分好闻，是木头和杏仁的味道。他落在我身上的眼神飘忽不定，仿佛正透过我看向另一个人，无法集中精神。伊利斯疑惑地看着安德烈，尖刻地说：这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忙着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腕，准备离开。

安德烈忽略了伊利斯，仿佛她只是个影子。有些事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我跟着伊利斯向前走去，而他抬起眼，扯了扯嘴角，像是看见一只老鼠逃窜而过。这时有人说：你在看谁？

于是我转过身，看见了那个男孩。他耳朵很大，剃了平头，脸颊处的胡子刮得十分干净，眼睛很小，眼距也有些近。浅蓝色的衬衣领口挺括，没有扎进牛仔裤里。他的手腕上有个文身，走路时两腿分开，好像骑着马或坐在拖拉机上。

你在看谁？他又问了一遍。安德烈回答时没有用方言：我谁也没看。

我盯着那个男孩的脸，发现自己记不起他的名字。男孩毫无预兆地推了安德烈一下。他闪亮的眼神仿佛光线穿过透亮的水晶，让我和伊利斯突然明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安德烈说，是你用石头砸的前挡风玻璃吗？

男孩说不是，接着笑了起来。

那你笑什么？安德烈走到男孩跟前，却被他推了一把。

伊利斯咕哝了一句“快住手”，可惜没人听她的。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身上，期待一场好戏上演，如同期待鱼节的烟花秀。于是我走到男孩身边，碰了碰他的胳膊肘，说：别闹了。

他仔细地看了看我，回答道：我知道你是谁。

我们很快就来到舞厅外。伊利斯留在里面，说她要叫大熊和希腊仔过来。安德烈和男孩都表示要打一架。既然要动手，就得找个别的什么地方，约一个拔剑的时间。要是戴着手套，他们肯定早就狡猾而傲慢地把手套扔出去了[即意大利俗语“扔出战斗的手套”(lanciare il guanto di sfida)，意为“大打出手”]。

我不得不跟在他们身后，因为我嗅到了麻烦、好奇和冲突的味道。我初次踏上社会舞台的第一个夜晚即将结束，剧本不够好，谢幕的灯光已经亮起，那杯莫吉托勾起了我的愤怒，甚至让我恶心。

他们俩相互放着狠话。男孩说的方言越来越让人无法理解，我完全听不懂他的辱骂。他们相互推搡，没推几下，安德烈就几乎被逼退到沙滩上。男孩正把他带到水边。

我大喊：够了。

安德烈疑惑地看向我。湖水拍打湖岸，微风轻扬，水面泛起涟漪，白天溶化在水中的防晒霜泛起油光，让鱼儿根本不敢靠近湖岸。

克里斯蒂亚[克里斯蒂亚诺的昵称。]，就是你干的。安德烈还在骂他。

那个叫克里斯蒂亚诺的男孩两颊通红，衬衣扣子散开，露出一半胸口，看上去喝醉了，觉得整个世界像雷鸣般钻进他的脑袋、让他心烦意乱。你一边待着去。他对正向他猛扑过来的安德烈说。于是我站到他们中间。

没人在乎你的挡风玻璃，白痴。我冲着安德烈大喊，一脚把他踢开。

克里斯蒂亚诺笑了，仿佛这只是个开始，面向一片胜景的窗才刚刚打开。

*　*　*

卡洛塔看着自己的床，床单是小时候用过的。然后她拿起一个用来装面包的透明袋子，里面装得下一个一公斤重的圆面包。

她的房间采用组合式设计，一张大号单人床，衣柜横跨床头两侧，还有一张配套的浅粉色书桌，上面放着学校的课本、一卷胶带和一把剪刀——万一她改变主意，剪刀就能派上用场。

卡洛塔打开衣柜，看着自己的衣服。衣服很多，但她只能选一件。她的手指划过绿色的天鹅绒裙子，它不适合这个季节；然后是印着鲜艳花朵图案的，对于这个场合来说太过张扬了；她又用指腹摸了摸衣柜深处参加圣餐仪式时穿的白裙子，上面镶着花边，算了，又不是要嫁人。

最后她决定就穿身上的这套衣服：黑色的紧身裤勾勒出她的曲线，宽松的短袖上印着超人标志性的“S”图案。她脱下袜子，涂上红色的指甲油，她觉得这和她的打扮、和即将发生的一切很配。

卡洛塔坐在床上，看着被扔到墙角的袜子，拿起手机，又读了一遍最新收到的消息。这些消息仿佛来自同一个发件人，说的都是同样的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发件人却随着时间不断变换。她没有把号码保存在通讯录里，因为她不知道发消息的人是谁。

卡洛塔眼神涣散，眼皮浮肿，仿佛看到的一切都重影：两张桌子，两排架子，两卷胶带，两个卡洛塔。一个卡洛塔坐在床上，另一个则站在窗边，审视着坐在床上的自己，对她评头论足，说自己讨厌她的头发、她的乳房、她的性别、她的皮肤。

现在她的脑子里满是跳跃、撕扯、打结、错乱的想法。从母亲那儿偷来的药片开始起效，她感觉自己轻飘飘的，渺小又微茫，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她探出身体，张开手抓住胶带。时光回溯，关于一切如何开始、关于自己何时来到这个世界的模糊记忆，也跟着一同回流。

她怀疑袋子破了，于是仔细检查起来，拿着袋子在手里翻来覆去，像吹气球一样往里面吹了几口气，又晃了晃，像着了魔一般，用指甲勾画袋子的轮廓。

找不到漏洞，也找不到气体逃逸的通路，于是她继续自己下一步的计划。

时值七月，收音机里说，共和国参议院通过了博西菲尼法案[2002年7月意大利参议院议会通过的一项旨在规范非法移民的法案。]，萨沃伊家族重新回到了意大利[1861年，萨沃伊家族统-了意大利，建立了意大利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通过全民公投，废除君主政体，并于1946年成立了共和国。由于大战期间，萨沃伊家族曾与法西斯政权相勾结，共和国宪法规定，将萨沃伊家族驱逐出境，并禁止其男性后代回到意大利。2002年7月，意大利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允许萨沃伊家族成员入境。]。未满十五岁的卡洛塔·斯佩拉蒂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袋子套在头上。她用胶带在脖子上紧紧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封住每一条缝隙。袋子随着呼吸鼓起又泄气，剪刀从始至终留在书桌上。卡洛塔睁着眼睛，却只看到白色的天花板和旋转的扇叶。她觉得过去的一切都是错的，需要用刀叉把它切碎，就像对待星期日餐桌上的鸡肉那般。

至少我会这样写下她的故事，在一篇题为“夏天，我死去了一点”的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