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塔的眼睛映出屏幕的颜色，幽幽的蓝光让它们蒙上一层迷幻的色彩。她手握鼠标，把箭头移到一个名为“爱”的文件夹图标上，双击打开给我们看。

我坐在一旁，天气很热，窗户半掩。我们听见卡洛塔家的狗在院子里拖拽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铁块，每次碰撞在地面上都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

对我来说，电脑就像科幻电影里的东西。我还处在技术的旧石器时代，而烤面包机、洗衣机、“射频技术”，这些对于别人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东西，在我的生活里却属于未来。

我好奇地看着电脑桌面，仿佛那是一张藏宝图。打开文件夹，一些数码照片出现在我们眼前。都是男人，赤身裸体，每张照片下面都注明了他们的名字和所在城市：来自巴里的阿尔贝托、来自比萨的弗朗西斯科、来自蒙特菲亚斯科内的朱塞佩。人很多，我没有数，但我觉得有五十几个。

我们家不怎么拍照，只有我和马里亚诺还小的时候父亲用佳能相机拍的一些，大多模糊不清。有的照片里出现了父亲的大拇指，有的照片里安东尼娅正闭着眼睛、大张着嘴。还有一些在日头正足的时候开了闪光灯，人眼睛里都冒着红色或惨白的光，就像外星人或蝙蝠。照片全被塞进几本黑色封面的相册里，那是素未谋面的祖母留给我们的。在父亲出事之后，再也没有新照片，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东西。也许父亲已经把佳能相机送给了另一家人，他们仍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记忆，而不是将它埋葬。

阿加塔说：那你会怎么做？你也会把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吗？

卡洛塔点了点头，回答说：当然。

她又打开MSN[全称为MSN Messenger 1997年微软公司推出的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向我们展示她的联系人，大多是男性。卡洛塔会和他们一直聊到深夜，他们互发裸照，互述爱意，表达对对方身体的喜爱和对自己身材的骄傲。

就在卡洛塔向我们逐一描述这些男性的特点时，我突然一阵眩晕，厌恶感在太阳穴处不停抽动，不知道是因为恐慌、不安，还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不自在的想法。我站起身俯视这些身体，发现它们赤裸得仿佛带有某种侵略性，紧紧地粘在我的手臂上。

在卡洛塔的房间里，在她的电脑旁，在那个仍然整齐摆放着小熊、小兔子之类的毛绒玩具的书架边，我再一次注意到我和她之间的差距：卡洛塔在前面奔跑、跳跃，而我在后面步履蹒跚，每一步都踉踉跄跄。

可能有人存有我的裸照，这个想法让我心烦意乱。仅仅是一个想法、一点怀疑、一点无端的揣测，就能攫住我的脖子，让我从头到脚不寒而栗。除了当着几个朋友和家人，我从没有在别人面前脱掉衣服、展示自己。我觉得这样的事断然不会发生——某天我认识了来自卡尔塔尼塞塔的塞尔吉奥，我主动献上裸照，告诉他：这是我的照片，你喜欢吗？我的胸很小，但我瘦得恰到好处，既看不到骨头，也看不见肥肉，简直就是一块优质鸡胸肉。

就在我想这些的时候，两三个头像闪动起来，于是卡洛塔带领我们钻进她深夜聊天的小小世界。她发送亲吻、微笑、爱心，无数的爱心，抛出带着些许挑逗的话语，问他们在哪儿、正在做什么，然后大笑起来。

我嫉妒她，嫉妒她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嫉妒那当时在我看来具有感染力、绝对自由的意味。我有一种感觉：她映在浴室镜子里或是坐在床上的身姿，就是美好与力量的象征。

阿加塔也露出惊讶的神情，指着一个又一个男孩，询问卡洛塔更详细的信息。然后她也加入了聊天，想要亲自回复这些消息。阿加塔用梦游般的节奏打字，在夜晚循着某个声音从床上起身，来到街上，缓缓向前走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加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历。我感觉很受伤，这种伤害来自我的无力，来自我不曾言明却清晰又无尽的羞耻感。

我无法描述这种羞耻感，说不清自己这种保守的观念。我不想知道它来自哪里，是否源于父母多年来身体的莫名疏离，也不想知道自己只是暂时这样，还是未来也将如此。我不想知道将来的自己能否解放自我，能否接受那些盘旋不去的评判、眼光和意见。我只知道，我不属于眼下这个场景，不属于那台电脑，不属于那些敷衍的表白，不属于那个炎热的、难以忍受的夜晚。

发给我几张你的照片，其中一个夜猫子发来消息。卡洛塔没有答应，说改天再发。这个男人有四十岁，没几根头发，手也很难看，卡洛塔并不怎么喜欢他。

我仍然站在一旁，而我的朋友们眼睛一刻也没从电脑上移开。没有人发现我的疲惫，我孤单一人，却也为没人察觉我的脆弱感到释然。

我躺在卧室中间的床上。不一会儿，卡洛塔和阿加塔也跟过来，躺在我的身边。我们什么也没盖，电脑依旧开着，朝我们脸上投来一束亮光，我感觉自己正穿着睡衣短裤，顶着一头剪得乱糟糟的头发，被看得一清二楚。我看着我的耳朵在光下的阴影，想象它飞上太空，飞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每人说一个自己的秘密吧，卡洛塔说。她躺在中间，而我和阿加塔就像忠实的侍女，躺在她的两侧，装饰着她的床。

我先来吧，阿加塔回应道。我讨厌我的父亲，讨厌猪和牛，讨厌我们家的农场。我受不了姓氏被写在招牌上，下面还写着“出售多汁番茄”，太可怕了。

卡洛塔对阿加塔的秘密做出评价。她们交换意见，而我在想，在我少有的几次去商店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人偷偷在试衣间拍下我只穿着内裤的样子。如果有，这些照片会被他们保存在哪里？我会被分类放在他们昂贵电脑的哪个文件夹中？我会被标上一个名字，或者是一个数字吗？我会在某一个时刻被他们打开，放在桌面上，然后仔细观察吗？

你呢，你有什么秘密？卡洛塔问我。她刚说完自己的秘密，可我没有听到。

我依然保持沉默。我基本不会加入她们的闲聊，通常来说，我是她们最好的听众，或是她们咒骂时身边一个不起眼的陪衬。可现在，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告诉她们，让她们饱餐一顿：从父亲的事故到我搬来之前住的街区，从哥哥过早建立的政治信仰到安东尼娅大开着门、坐在坐浴盆上剃腿毛的样子。但她们并不想听这些。她们期待的并不是这些让我受尽折磨的家务事，而是那些真正与我有关的事，我心中某个肮脏的角落，我痛声的忏悔。

从卡洛塔的眼神里，我看出她在期待我孤注一掷，期待我向她们妥协，期待我对这段友谊表示肯定。而我十分清楚，我的秘密是：如果她们消失不见，如果现在我数到三，看到她们消散在我眼前，我很有可能不会对她们有任何想念。

也许我会感到绝望，因为童年时如影随形的孤独将再一次笼罩我；也许我会觉得失去了某个身份，因为我再也不能在众人面前做出好朋友的样子。谁知道我下午做些什么，谁知道我会去哪里，又有谁知道我在别人眼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害怕吊桥，就连小时候在公园玩，我也没有走过吊桥。我回答道。

阿加塔和卡洛塔似乎得到了些许满足，其中一人露出微笑，仿佛在安慰我，告诉我这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我一定能克服。说到底，小镇上只有一座栈桥，而且没人会让我从那上面跳下去。

谢谢你们分享自己的秘密。卡洛塔说着，闭上了眼睛。我仍盯着电脑屏幕，注意到它上方安装着一个圆圆的小东西，像是一只深色的眼睛，一个巨大的瞳孔，一个像枪口一样对准前方的镜头。

那是什么？我没有理会卡洛塔的话。

网络摄像头，阿加塔笑着回答道。她在嘲笑我愚蠢的问题。用来远程视频通话，这样你不用出家门就能和别人见面。

我点了点头，拽过毯子的一角，盖在身上。

那条狗还没有放过嘴里的东西，叮叮当当的声响固执地回荡在院子里，回荡在乡间的路上。

*　*　*

邀请别人来我家就意味着他必然会认识那些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不必期待家里空无一人，就算在黎明时分，就算到了所有人都要去上学、上班的时候，父亲也一定会留在家里。

安东尼娅说，父亲就像是我们家没了腿的守卫。当然，他不可能对小偷发起反击，但当偷窃发生时，他可以待在一旁作证，就像大理石雕塑一般。

然而事实上，我们家没什么可偷的。我不知道抽屉里或是床底下有没有钱，但我确定母亲一定把它们藏得很好，可能在内裤或者胸罩里。我觉得，母亲宁愿把它们吞掉，也不会让小偷把它们带走。

谁知道小偷看见家里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母亲放在抽屉里，用来分隔袜子和短袖的鞋盒；她房间里的一个搁板上被涂成蓝色、银色、紫色的鸡蛋盒，里面装满了小饰品、廉价的戒指，还有奥斯提亚海边捡来的贝壳和打包盒绳子做成的项链；用红酒和起泡酒的软木塞做成的锅垫，它是父亲的心头之爱，却让我觉得头疼。

也许这位不速之客会觉得我们这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创造性。我们会全家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用画笔和马克笔制造那些充满奇思妙想的手工活和剪纸——剪纸是安东尼娅最喜欢的一项周末活动。她会剪下印在餐巾纸上的小花，然后用胶水把它们粘到任何木质表面（床头柜上、抽屉上、扫帚柄上）。然而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这个家和家里的装饰、它的条理和秩序，都得益于安东尼娅一个人的贡献，得益于她的忙里偷闲。

我们迫于生活遵循着再利用和不浪费的铁律，而多亏母亲的坚持，生活也一天天过了下去。她会加工不再新鲜的面包，用前一天晚上剩下的豌豆做丸子；她会用剩饭煎蛋饼——把所有剩饭装到一个碗里，用叉子捣碎，然后打上一个鸡蛋，再把它们一起扔进烤箱，不管其中的调料或口味是否相配。我们的厨房并不是为了满足挑剔的口味而存在，仅仅是为了生存需要。安东尼娅从她的母亲和外祖母那儿学会了如何不浪费一滴咖啡，学会了煎土豆、苹果和梨的外皮，用各种各样的食材做汤，从蔬菜到水煮肉，从残留在包装盒底的面条到被她扎成一束束、倒挂在阳台上晒干的野菜。

如果邀请这个小偷和我们一起用餐，我真不知道他会对我们每个星期那一成不变的菜单做何感想：星期一吃肉，每人一个汉堡；星期二吃我和安东尼娅做的土豆面疙瘩，不过我们总是把面团做得太大，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完整的土豆；星期五吃鱼，通常是某个低端品牌的鳕鱼条，裹上面包屑，放在锅里煎熟——这是家庭团聚的象征。

父亲这类人尽管多年来总是吃着同一个人用同一方法烹饪的同样食物，却还能找到一些让他指摘的东西，一些让他不满的细节，比如盐和洋葱，比如帕尔玛奶酪和薄得像纸一样的肉片。仿佛这么做，就能挣脱我们日复一日的餐食、一成不变的日子。

去朋友家吃饭时，我总能看见她们在盘子里剩下一些食物，抱怨面条煮得不好、鸡肉做得太硬，对端上桌的菜挑挑拣拣。我却没有这样的权利，我甚至总是需要夸赞菜肴，制止双胞胎在吃饭的时候站起来；我还要保护食物免受马西莫的指摘，最管用的方法就是咳嗽：马西莫一说话我就咳嗽。

在马里亚诺离开我们之前，不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都是一场场混战。我们为烤蔬菜而争执，为了酒的颜色、凉拌菜里醋放多了僵持不下。而现在，一句“早点睡吧”就能让马西莫最收敛的抱怨偃旗息鼓。

此外，这位不速之客也一定会注意到这种区别对待：我的卧室很宽敞，里面还有一只巨大的粉色玩偶熊；双胞胎的房间略显狭小，他们已经八岁了。至今为止，没有人提议我和他们换房间，或是让他们住进我的卧室，但我觉得那个时刻正一年年逼近。到那时，他们已经长大，足以越过我，发表自己的主张，夺取现下属于我的宠爱。

除了一些生活习惯，我和马伊科尔与罗贝托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年龄的差距无法逾越。他们属于另一个地质年代，说着另一种语言，我听不懂发音。他们开始变得不那么相像，口味也完全不同。他们一个头发更鬈，另一个头发更浓密；一个叫“妈妈”，另一个叫“老妈”。他们都知道该如何乖乖听话。但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

与我和马里亚诺不同，双胞胎完全顺从于母亲，没有过任何冲突。他们大部分时间围绕在母亲身边，乐此不疲，似乎仍想剥下她的衣服，从她身上汲取乳汁和思想。

母亲脱下马西莫工作服的裤子，坐在床上用自制的药膏给他按摩双腿。她把他的大腿举起又放下，活动他的膝关节，揉搓他的臀部和似乎日渐变短的骨头。双胞胎坐在床上观察这个仪式，学习其中的每个步骤。他们意识到，这烦琐的使命终将落到我们头上：爸爸马西莫不可能再站起来了，将来若是安东尼娅做不了这些，就轮到我们配制药膏，防止他的身体溃烂。

在这些私密而超现实的时刻，我都站在一边远远地看着，就像刚刚说起的那个小偷，躲在自己的帽檐下，不被了解，也无人接纳。

马里亚诺离家已经一年多了，没有人与我分享这种黏腻、厚重、令人疲惫不堪的复杂情绪。离开马里亚诺之后，我倍感孤独，觉得自己是家里唯一不讨喜的孩子。

有一天，伊利斯问能不能来参观我的房间。我回答不行，因为我的房间又小又乱，根本没什么好看的，就连书也都是借来又还回去的。可她坚持说自己并不在意我的房间里有什么，她只想看看我睡觉的地方。再说，我已经看过她的卧室了。

我们之间这种有来有往的关系让我感到恐惧。她盯上了对我来说难以启齿的东西，我心烦又不安。

最终伊利斯还是来到我家楼下，爬上一级级台阶，跨过家门，看见了我那坐在轮椅上的父亲。他旁边的收音机没开，伊利斯对他说：你好。他也回应道：你好。语气生硬，干巴巴的。伊利斯似乎没有注意那些不堪的细节或是古怪之处，她没有提问，也没有盯着看。她跟着我走进房间，坐在地板上，靠着那只巨大的熊。她说我家很漂亮，这绝不是恭维，她很喜欢，因为这里色彩丰富、生机勃勃。她的母亲对镶木地板和一尘不染的客厅有一种诡异的执着，让她受不了。我们的房子虽然差不多大，但我的家里充满活力。

这是哪儿来的？伊利斯指着熊的脑袋问道。

是我赢来的，射击游戏。我坐在床上，一边说，一边用目光四下搜寻，看看哪些东西需要收起来，哪些东西放错了地方，或是看上去略显碍眼。

还真是你的风格。

什么？

玩射击游戏，然后赢得奖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生来就是这样，什么都敢做。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意志力；我总是，也只是在出于激动、发泄、报复或羞耻时，才会有所动作。

我突然想到一件小事。我在字典上读到一个词条：coràggio，勇气，阳性名词〔普罗旺斯语：coratge；古法语：corage；拉丁语：coratĭcum，源自cor，意为“心”〕。

勇气与心有关，与投入的心力和决心有关，与心脏泵出的血液，与动脉、静脉、心跳、血流、精神的变化、压力和意志的波动有关。我并不怎么喜欢心形，不会把它画下来，用手比出它的形状，或是给它涂满颜色；我不会在二月情人节去文具店寻找它的踪迹，也不会穿印着心形的衣服或是拖鞋。心，粉色，红色，我只有在不得不装模作样时才会用上它们。

不是这样的，伊利斯。我看着她，说道。

我们停顿了一会儿，停在我们刚才的定义中，停在中括号和缩写中，停在那些已经死去的词源——coratĭcum和cor——中。

我们给这只熊取个名字吧，我不喜欢东西没有名字。最后，伊利斯说道。

*　*　*

米雷拉女士没有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她把它租出去了。自从给的里雅斯特大道那所公寓的门房打过电话后，母亲就一直这么想。

那是交由我们打理的房子，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应该住在那里。母亲总是害怕房子被收回，她为此忧虑，也可能为此情绪崩溃。回收，变动，有人会发现我们的所作所为，然后派社工来核实相关情况；然而，相关负责人似乎再一次将我们遗忘，以为多年来我们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就像破布娃娃装进了礼品包装盒。

安东尼娅想向我解释这一切，她写写画画，勾勒出图形和线条，双手并在一起，用大拇指拼出屋顶的形状。为什么我们要费这么多工夫来弄明白自己的归属地是哪里？证件上应该填写什么地址，我们的住址又是哪里？如果我们的住址不是这里，我们又为什么在这里？

安东尼娅坐在炉灶前，煮着胡萝卜和豌豆。她的手在空中和桌上来回挥动，像是在夯实砖块，又像是为揉和面粉、鸡蛋做准备——她伸出手，想象中的家就像鸡蛋薄饼一样摊开。

安东尼娅比比画画，开始向我讲述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来到这里。她的朋友维琴佐，就是之前帮我们搬家的那个家伙，他朋友的朋友告诉母亲，我们有个搬家的机会，离开的里雅斯特大道。联络几个熟人，签几份文件，订下几份若干年有效期的协议，维琴佐一手规划了那次搬家。

安东尼娅并不喜欢的里雅斯特大道，我们过得不幸福。每一天我们都要投入一场新的战斗，去抵抗那些比我们富足的人，抵抗来自他们的审判和要求。年复一年，安东尼娅为了公租房分配的事而斗争。她累了，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她想在宁静的地方有一个宁静的家。

维琴佐听说，他朋友的朋友认识一个叫米雷拉·博雷迪的人，她是曼奇尼家的寡妇，分到了一处公租房，产权归属于罗马市政府，但位置在城外的安圭拉腊萨巴齐亚。市政府在城市周边地区拥有一些住房，用以安置一部分公租房的申请者。

不过米雷拉女士不喜欢这片湖，不喜欢住在岸边。离开城市给她和她的女儿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她想找一个愿意与她在一定时间内交换住处的人，不更换承租人或居住权，只是简单地签一个协议，做一个私人约定。她会支付罗马市区那所房子产生的各项费用，而我们负责支付安圭拉腊这所房子的费用；她会住在的里雅斯特大道，而我们则住在镇上。她们俩——米雷拉和我的母亲——会保持联络，各自盯紧一边，以便处理后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米雷拉女士看来，应该不会有人前来查看具体的居住情况，给我们带来困扰。

我的母亲一直恪守义务，她在法律边缘犹疑，却从未迈出错误的、决定性的一步。然而这次，她却在这张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把位于的里雅斯特大道上的住所交给了曼奇尼家的寡妇米雷拉·博雷迪。

那家伙把我们的房子租出去了。在竭尽所能地讲述完搬家的大致过程后，母亲说道。她把它租出去，赚了钱，因为那所房子真的很值钱。

安东尼娅绞着手指，把指尖掐得发白，又突然一巴掌拍在桌上。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她知道很多的错误都可以被宽恕，但我们的不行，底层生活会让代价翻倍。没有保护网，没有熟人，也没有钱可以让自己得到赦免。

一连好几个星期，米雷拉女士要么不接母亲的电话，要么假装成另一个人。她自称米雷拉的姐姐或女儿，等到安东尼娅终于和她说上话时，她又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就住在的里雅斯特大道的房子里，她甚至让女儿们住在那里。她没有把房子租出去，没有戏弄我们。可如果她的女儿们住在那间房子里，那她就住在别处，到底是哪里？米雷拉女士解释说，这是个误会，她和女儿们都住在那里，她们住在一起，当然，住在一起。

过了不到一个月，米雷拉女士又出现在的里雅斯特大道公寓的院子里。门房安慰母亲，说之前只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也许是米雷拉女士外出工作，或者去了她那个总是生病的姐姐家里。她姐妹众多，都住得挺远。门房说，很抱歉让我们担心。

母亲被说服了。没过多久，的里雅斯特大道的事又成了嘈杂背景里的一声嗡鸣，成了逐渐远去的忧虑留下的微弱余音，我也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　*　*

从十二月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装饰屋子。我展开一场侧翼战，希望能迷惑、说服母亲，让她妥协：今年我们要认真地庆祝圣诞节，要有甜点，要玩七点半[一种意大利圣诞节期间的传统纸牌游戏玩法类似二十一点。]，要吃烤肉；最重要的是，要准备礼物。马里亚诺和外祖母会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我们会坐在一起，就像圣人和密谋者。

公园里的树早就掉光了叶子，在大熊的帮助下，我弄下一根足够大的枯枝，用来做家里的圣诞装饰。大熊从家里带来一把手锯，我则从旁把风，确保没人发现我们的偷窃行为。

我回想起儿时曾想摘下那些别人家探出围栏的玫瑰。这个幼稚的想法如同一记耳光，而我却接着探出另一侧脸颊，迎向那记名为满足感的耳光，因为我做了一件母亲眼里不体面的事。

大熊想帮我把树枝扛回家，我说不用，我可以自己来。

我把树枝放在大门附近，翻出家里所有红色的东西来装饰它：袜子、丝带、扎头发的橡皮筋、破布条、蝴蝶结、小玩偶，再点缀上用白纸裁剪出来的星星。

安东尼娅晚上回到家，盯着这根树枝，突然大笑起来，说这是她见过最惨兮兮的东西。

伊利斯在她祖父的储藏室里翻出一些他们不用的圣诞小彩灯。关于我的圣诞节改造计划，我只告诉了她一个人。现在，伊利斯成了神圣节日计划的同谋。

我们找来的灯并不是都能用，其中一些刚插上电源就烧坏了，不过剩下的足够用来营造节日氛围了。于是，等到伊利斯来我家的时候，我们按照计划把这些灯缠在树枝上和沙发边缘。沙发是三文鱼粉色的，在母亲执着的反复清洗下，早就失去了原本的色彩。

我们心满意足地发现，距离既定的目标已经不远了：还剩下礼物。我立即拿出卢恰诺送给我的东西，现在能用上真是再好不过。那是一件瓶绿色的毛衣，足足能装下两个我；它也并非卢恰诺亲自为我挑选的，而是他母亲从帕里奥里区家附近的商店里拿来的。衣服的肩宽、腰围和臀围都不是我的尺码，给安东尼娅倒是正合适。

给其他人的礼物就有些难办：我从没想过给他们送礼物，没有想过他们喜欢或是不喜欢什么，没有考虑过取悦他们，避免和他们橱柜里的物品重复，也没有计划存钱给他们惊喜。最后我们决定用伊利斯的祖母织的毛线制品：送给马里亚诺一条围巾，再给双胞胎一人一条；至于父亲，为避免因为送了他肯定不会穿的东西而遭到嘲笑，我选了一件V领的橙色背心。

我们从厨房的垃圾桶里翻出几页没有被生菜弄脏的《宣言报》，觉得它们十分符合我们的要求，于是伊利斯用这些报纸做了几个包装袋。

终于到了学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计划圣诞节假期相约一起打牌，一起玩抽彩游戏[一种意人利传统游戏，又被称作“翻筋斗”或“通博拉”，玩法类似宾戈游戏。]，一起去湖边、游乐园，然后在新年一起喝一杯普罗赛克起泡酒。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像暑假那样再次聚在一起，形影不离，为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兴奋不已。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很少凑在一起，暑假结束后，新学期终结了那些在湖边嬉闹、在阳光下阅读的日子。生活再度变化，我有一种预感，我们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整个夏天都聚在一起了。

于是，为了缅怀那段刚刚过去不久的日子，我和伊利斯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假期的准备中，它理应是完美的、明快的。所以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选择年末要穿的衣服，而当伊利斯站在我的衣柜前，翻看为数不多的几件夹克和毛衣时，我并不抗拒。

这件衣服应该很适合跨年夜那天穿。她微笑着拿出一件印着超人红色“S”字样的短袖，抖了抖，抚平上面的褶皱。在这之前，这件衣服一直被我团成一团，塞在衣柜的最深处。

我没有笑，只是从伊利斯的手上拿过衣服，把它扔回原处。

这件短袖是卡洛塔送的礼物。她买了一模一样的三件，一件给我，一件给她自己，一件给阿加塔。她开心地叫我们“女超人”，幻想我们的超能力：飞起来，用目光施展魔法，把木头变成金子。

这件衣服让人恶心。我干脆地答道，粗暴地甩上了柜门。

*　*　*

哥哥的鼻子在我眼里变得如此陌生，它已经不再那么有标志性，只是他脸上普通的一部分，与那些长了痣或雀斑的鼻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别人眼中声名狼藉的他在我眼中也不再高大，我仿佛已成年，而周围的一切还是儿时的模样。桌子、椅子、屋子，曾经的庞然大物现在看起来就像温顺无害的飞蛾或甲虫。

马里亚诺盯着衣柜门，上面贴着我从爸爸的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母。我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拼出自己的名字，足足拼了四遍。我，我，我，我。这么做也许是为了让自己喜欢上这个柜子，觉得它恰好适合我，而不是母亲替我选择后塞给我的又一个物件，哪里都不合我的心意。

这些也曾属于马里亚诺的东西离他越来越远，表面已经没有了他生活过的痕迹。他的床单早就铺在了别处，这里只剩下一抹灰色的残影，一道证明他曾经来过的轻烟。

他坐在曾经睡的床上，很快又站了起来，拍了拍自己的裤子，仿佛上面沾了什么脏污：我们的兄妹情似乎也成了一种甩不掉的累赘。

你怎么还没把它收起来？马里亚诺问。

因为这是你的床。

我现在已经不住在这儿了。

我做了个鬼脸，没搭理他的解释，他想把我带回现实的纯洁愿望。对于我来说，那张床就在那里等待，随时迎接他的回归。也许某一天晚上，他会改变想法，回到这个用帘子一分为二的房间，占用一半。也许他会再一次站在窗口，把目光和臭袜子投向房间的角落。

我知道你朋友的事，他说。我注意到他打了一个耳洞，左耳挂着一个小小的银环。他的脸看上去老了几岁，满是阅历和风霜。

哪个朋友？我一边问，一边从床头柜里拿出梳子，一丝不苟地打理起头发，像要去领圣餐那样，为这次圣诞节聚餐做准备。

自杀的那个。

我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而是固执地把一簇蓬乱的头发梳了一遍又一遍，想要理顺打结的发丝，让梳齿和手指穿过。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我想终结这个话题，让它涌向别处，顺着下水管道流走。

葬礼办了，我没有去；她的高中组织了悼念仪式，我没有去；阿加塔邀请我一起去卡洛塔家里，与卡洛塔的父母说说话，我也没有去。对于我来说，她的死亡并不存在。我一次次逃避，是因为我讨厌她，讨厌她留给我毫无理由的负罪感，讨厌她的惺惺作态，讨厌别人谈论起她时装模作样。我也讨厌那些人的伪善：他们明明从来没有——我说的是从来都没有——爱过她，但当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们又说自己一直站在她的身边。我还讨厌这个为一切找解释的地方，它探究着每个死去的年轻人背后最私密、最次要的细节：她的指甲油是什么颜色，她当时穿的什么衣服，她用来勒死自己的袋子有多大。

一连几个月，整个小镇都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编织流言和恶语。他们重温事件的每个阶段：从像我这样弃她而去的朋友到她的意大利语课成绩，从给她写污秽、暴力的讯息的男人到在她电脑里找到的裸体照片，从她死后的面容到她睡前自慰的次数。面对死亡，人们如同吸血鬼一般，吸尽其中最后的一点尊严。他们一齐拥到葬礼上，为与自己无关的人扼腕叹息，只为证明自己曾经到场。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他们来到我面前，问我为什么，问我怎会如此，问我感觉如何。我回答很好，我感觉很好，我什么都不知道。

卡洛塔现在就悬在我的头顶，她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刽子手随时会落下的斧头。晚上，她走进我的梦里，想诉说她的秘密，然后那个声音消失了，她变成一个黑色的怪物，一个女妖，一处深潭。卡洛塔吞下了所有的秘密，那些真真假假、从未被听见的秘密。

你们之前不是经常在一起吗？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一定很糟糕……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没什么可说的。她死了，自杀了，和我没关系。

我知道这和你没关系，所以呢？

我们去那边吧。我突然放下梳子。我还让安东尼娅做了烤肉，我为这个圣诞节计划了好几个星期，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死人的事了，行吗？

我听见自己刻薄的声音。我又用手理了理几缕早就理顺了的头发，戴上那个只在重要场合才会戴的发箍，转身看着哥哥。

马里亚诺很善于解读，总能明白我阴晴不定的脾气和我错失的时机。但现在，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那么神秘。他几乎是踮着脚，一边摸着下巴，一边审视我。在他眼里，我看到了一种想把我从头到脚剖开，看看身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欲望。

我可以直接告诉他，就像有人已经猜到的那样：我的身体里只有石头。

我看不明白你。马里亚诺想通过这几个字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留下什么又摒弃了什么，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困在累赘与琐事之中，为什么我不哭不闹，为什么我不难过，我的身体里面是否有什么东西正在迸发，在哪里迸发。

我越过马里亚诺，打开了房门。我听见母亲在厨房忙碌的声音，餐桌已经摆好，小彩灯也已经点亮。被装饰成圣诞树的树枝并不华美，但它就在那里，提醒所有人今天是节日，每个人都要有过节的样子。

我的外祖母身形十分瘦小，却是个严苛、实干的人。在整个准备过程中，她一直跟在安东尼娅身后，监督一举一动：从选择什么样的烤盘到加多少盐，从按什么顺序添加佐料到如何摆盘。外祖母说，自己已经好几年没有染发了，因为她觉得那只是在浪费钱。然而她看上去年纪不大，从外表看，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从母亲到双胞胎，从外祖母到马里亚诺。但皮囊之下，我们觉得自己历经了很久的岁月，早已年迈不堪。我觉得，从马里亚诺搬去和她一起住起，外祖母就已经决定任由头发变得花白，她不想成为安东尼娅的替代品。

爸爸！我大声喊着，夺下马伊科尔手中的老鼠玩偶，让他赶紧坐下。接着，我坐到桌边，用一根火柴点燃了放在桌子中间的红蜡烛。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桌子不够大，椅子吱嘎作响，面对这样的情形，每个人都有些不太自在。

父亲一副好像随时都会哭出来的样子，他也确实正挂着眼泪，喃喃自语。马里亚诺的出现让他不知所措，勾起了他的恐惧：父亲害怕哥哥再次离开家。虽然并非亲生父子，但他们望向彼此的目光充满温情，甚至让人有些惊慌，包含一种只存在于不知道如何沟通、永远不知该说什么的人之间的情愫。

好了，吃饭吧，东西不少呢。外祖母发话了。她和母亲一起把烤意大利面分给每个人，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吃多了，因为后面有烤肉和土豆，接着还有甜点和奶酪。每一道菜都分量十足，就像别人家一样。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圣诞节戛然而止，就和它匆匆而来时那样。

*　*　*

什么叫你不愿意投票？母亲问。

她吃完了自己的烤肉。她只盛了一小份，因为肚子里像是有块大石头，让她毫无胃口。

就是字面意思，我不想投票了，反正也没有什么意义。马里亚诺回答道。

餐桌上的话题残忍地改变了。没人再讨论我优异的学习成绩、外祖母的卡纳斯塔纸牌[一种以尽可能多地组成特定牌组为目标的纸牌游戏。]俱乐部或双胞胎学校里的电路故障，也没人在乎爸爸想丢掉所有的旧领带，甚至包括他在婚礼上戴的有红绿条纹的那条。

投票是一种权利。安东尼娅的表情已然变得严峻，我看到她正咬牙切齿。

马伊科尔说：土豆可以不吃完吗？实在是太多了。

对你来说，什么都是一种权利，这事你跟我们讲了一辈子。现在，投票压根儿没什么用，而且我要投给谁？马里亚诺一边说话一边嚼肉，汤汁顺着嘴角流下。

当然是最左派的那些。安东尼娅说得有些含糊。她相应地抬起左手，险些打到我的胳膊肘。你坐好了，桌上又不是只有你。

我把胳膊夹紧了些，眼神盯着潘多洛蛋糕的包装盒。我觉得现在我应该起身把盒子打开，把糖倒进去，把话题岔开。我也是这么做的：站起身，端起盘子，放进洗碗池。

你去哪儿？我们还没有吃完烤肉。母亲瞥了马西莫一眼，似乎想让他收拾一下桌子，但他一动不动——他已经一刻钟没再碰盘里的东西了。

马伊科尔说：土豆可以不吃完吗？

最左派的人又是谁？马里亚诺继续追问。

呃，总归是有的，你可以去选举站看看，找一找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你能坐下吗？安东尼娅的话题像乒乓球般在我和哥哥之间反复跳跃。我开始拆潘多洛蛋糕的包装盒，希望分散她的注意力。也许我应该即兴表演一段舞蹈，或是朗诵一首诗歌，然后安抚他们说，让我们坐下来，包容一点。

早就没有左派了，妈。现在的领导人掌控电视和报纸，还去嫖妓，看起来就像漫画里的小丑[此处指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 1936-2023)。]。马里亚诺苦涩地冷笑道，嘴里还在嚼剩下的肉。它应该早就没了味道，如同一张包装纸。

咔嚓、咔嚓，我打开了蛋糕的包装。

你没看见我们还在吃肉吗？如果不投票的话，你希望谁来执政？如果不投票的话，你又在抱怨什么？安东尼娅伸手碰我的胳膊，让我回来坐下，外祖母也示意我别这么做。

马伊科尔说：土豆可以不吃完吗，妈？可以吗？

我加入了无政府主义团体，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投票的，有其他参与政治的方式。马里亚诺咽下肉，又喝了一口红酒。他俯身够马西莫面前的酒瓶，衬衫的一角却浸在了盘中剩下的肉汤里。马里亚诺抿了一口酒，注意到了这块污渍，于是用餐布擦了擦。

我打开装着糖的小袋子。我们家没人喜欢果脯，也没人喜欢巧克力，糖粉倒是很受欢迎。

母亲把叉子扔进餐盘，但仍紧握餐刀。她就像乐团的指挥，餐刀就是指挥棒，指挥坏情绪和怒火交织而成的交响乐。

很好，游行示威也参加了，警察也找到外祖母家去了，现在你打算直接放火烧人了。我希望你还记得上次是谁给你收拾的烂摊子。是我。

安东尼娅在半空中挥舞着餐刀，双眉紧皱，面色苍白，汗水从鬓角滑落。对在奥斯提亚发生的事我一无所知，只知道马里亚诺喜欢冬季关门歇业的场所、托维亚力卡的沙丘、海滨游乐场早已被抽干的泳池上悬着的跳板，还有因为风吹雨淋而支离破碎的小木屋。

你胡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左派。你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自以为神圣的无知指挥一切，自以为对什么都有话语权。马里亚诺用餐布出气，拿它一遍又一遍擦着衣角，相信棕色的肉汤会在魔法的作用下突然从白衬衣上消失。

外祖母说警察那件事并不严重。马伊科尔还在问土豆的事。我把糖粉倒进装着潘多洛蛋糕的袋子里，机械地摇晃，希望它表面的每一寸都能被糖粉覆盖，均匀而完整地覆盖。

你总是把事情简单化，安东尼娅对外祖母说。然后她又把矛头指向哥哥：我是你的母亲，我有权评价你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你不学习、不工作、不投票，我受不了你这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样子。

马西莫看了看面前空了一半的酒瓶，又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酒瓶。我确信，如果可以的话，他此刻一定前所未有地想逃离这里。

马伊科尔说：妈，土豆可以不吃完吗？

外祖母瞪大眼睛，再一次示意我停手，可我没有。

我自己会读书，不需要学校，现在我在常去的社区中心的酒吧工作。马里亚诺无视我们，继续装作餐桌旁只有自己和母亲。我摇晃潘多洛蛋糕袋子的声音既没有打扰到他，也没有引起他的同情。

嘭、嘭，我随想象中的音乐，合着节拍晃动手里的袋子。我想唱些什么，教堂里的赞歌，圣诞节的颂歌，什么都行。

那算什么工作，只不过是个非法的营生，在那种破烂不堪的地方，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我生得比你早，知道那些地方，知道那里的人。安东尼娅看着叉子和已经干了、边缘发硬的土豆。

罗贝托冲马伊科尔耸了耸肩，像是要告诉马伊科尔可以把土豆剩下。尽管母亲还没有明确同意，这么做也许会有点危险，但也可行。

外祖母说，总之马里亚诺读了很多书，这倒是不假。

你知道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吗？像你这样参加过社区集会、为住房罢工、跟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对抗的人，像你这样打黑工、给有钱人做保洁的人，居然跟我提什么非法。不是所有合法的东西都对，你应该知道的。

母亲盯着外祖母，仿佛她是一个入侵者，一个在战争中落败的敌人的幽魂。

与此同时，我细数我知道的颂歌，却发现自己并不知道几首。我没有节日保留曲目，也没有唱诗班的好嗓子；我的声线沙哑，也很少唱歌。

你根本不知道法律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因为是我救了你，是我给有钱人打扫卫生，才带你远离了那个世界。无政府主义……你早晚会把炸弹放到邮局的包裹里。而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永远不会。我斗争过，获得了更好的房子，更好的住处，你明白吗？安东尼娅站起来，用餐刀在空中勾画出厌恶和鄙视的痕迹。

我还在不停晃动袋子，蛋糕已经裹满了糖粉。突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卡洛塔被裹在袋子里的脸，青紫的嘴唇、圆睁的双眼。

罗贝托拿过马伊科尔手中的叉子，像是告诉他可以把土豆剩下，没有人会生他的气。我很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兄弟二人从不分开。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的生活，我们来自那样的地方，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指望我们穿上精致的衣服，去正经的学校，准点起床，未来当上教授？我只是在你战斗过的地方为了同样的事情而战斗，你却不能接受。马里亚诺也从椅子上站起来，衬衣上沾着污渍，嘴巴上沾着肉里的油脂，鹰钩鼻刺眼地立在脸上。

马西莫做了个手势，想让他们都冷静一下。外祖母在一旁掩着嘴。

马伊科尔：土豆可以不吃完吗？我们吃完饭了吗？

我为你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你明白吗？我年纪轻轻，没有家，却带着四个孩子，我都要疯了。母亲喊得声嘶力竭，每个字都带着哭腔。

没有人要你做出这些牺牲，没有人。马里亚诺也提高了嗓门，脸因为用力而变形，脖子上青筋暴起。

我得赶紧把糖粉弄好，不能再分心了。我得坚持到最后，挽救这个圣诞节，挽救我们所有人。我更加用力地摇晃。嘭、嘭，潘多洛蛋糕开始碎裂，包装袋随时可能裂开。

你们想在那里长大吗？那地方就是监狱，离开那里有多难，你根本无法理解，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你要像你妹妹那样好好学习，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不是像我，也不是像你父亲之前那样，而是一份真正的工作，一份能和你签合同、给你发抚恤金的……真正的工作。

安东尼娅的眼泪流了出来，不过她没有哭出声，也没有擦干泪水。只有泪珠一颗接一颗地落下，顺着脸颊和嘴唇留下长长的痕迹。

马西莫仰头靠在椅子上。外祖母捂着脸，再也没有把手放下来。

马伊科尔问：妈妈，怎么了？

自从离开那里，这个家就完了，一切都完了，哥哥说。这个结论让我们沮丧，心情也愈发沉重。

包装袋破了，四分五裂。飘散的糖粉在厨房弥漫开来，落在杯子上，落在剩下的肉上，落在蔬菜上，遮住了屋里的装饰，吹熄了蜡烛，孩子们打起了喷嚏。

潘多洛蛋糕掉在地上，没有人打开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