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一个地方，每见一个人，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对这个小镇更熟悉一些：小广场，泳池，隧道，窄溪上的小桥，沥青空地，老城区拥挤的房子，码头边的广场，沿湖公路，牧师会教堂，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图书馆，露天电影院。慢慢地，每个地方都被我发掘，融入我生命的某个时期。

自从我得到自行车，并学会骑车上街之后，许多个下午，我都会穿过安圭拉勒塞大道，钻进居民区狭窄的街道里。我骑着自行车经过那栋废弃的老房子，在有泳池的酒店前面的小足球场下坡，右转拐进通往乡间的小路，然后再次上坡。我绕过山脚，那里有几栋黄色的小房子，还有一家洗衣店。越过墓地，我就能决定是去老城区，还是在图书馆停下，锁上车，走进去，问问蒂齐亚娜女士有没有推荐的书：我并不期待图书馆会像书店那样时不时进些新书，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半地下室里潮湿的书架，那些书就在那儿，在黑暗中等待着我。

在冬天最冷的几个月里，如果有太阳，我还是会戴上手套，套上三层袜子，穿过整条安圭拉勒塞大道，径直来到湖边。接着我放慢速度，一边骑车，一边看向沿湖而建的房屋：白墙上爬满常春藤的别墅，每到周末就人满为患的餐厅，从罗马赶来吃炸狗鱼片的食客，躺在湖边享受冬日少得可怜的阳光的人；停放在海滩上的小船，岩壁，羽毛，排污管，总是不开放的公共卫生间，坐满孩子的栏杆；湖边的步行道上挤满流动商贩，售卖项链和陶罐。然后我会往回骑，再经过一段上坡，甚至不会停下来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而是直接骑过赌场和加油站。我一路向前，气喘吁吁，满身大汗，说不定会因此生上一场病。

只有度过这些无聊的时光和漫长的日子，我才能多多少少在这个地方感受到归属感，不至于觉得自己只是刚刚来到这里，未曾见证它建立时的神话，那些传说，那些地理变迁。

镇上的人们会根据你的融入程度进行区别对待。

除了职工医疗互助会的医生之外，最受人爱戴和尊重的是农民家庭的人。有那么三四个家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坐拥土地、农庄、马场，还有肉、油和蔬菜零售商店。

其次是那些在某个时刻，从周边小镇里选择了安圭拉腊的人。或许他们只在这里繁衍了两代，也并不在意这里古老的传说。他们未曾命名任何一个地方，却牢牢记住了每一个地名和这些名字的由来。这些人通常是建造商，为小镇的发展投入资金，使这里从村庄变成城镇，而他们也成了超市和加油站的老板。

再往后是那些从罗马来的人，老板通常是些受够了城市的嘈杂纷乱的小资产阶级，企业或公共机构的雇员。他们壮大了往返两地通勤的队伍，还会把孩子送去罗马的学校读书，把这里当作永久的度假胜地。这些人没有当地的朋友，很少去湖边散步，但他们会在花园里建起泳池，在门廊或者凉棚下举行烧烤派对。

紧接着是我们这些因为开销过高而匆匆逃离罗马的人。我们的房子远离湖岸，三个房间、一间厨房、一间收拾整齐的小客厅，条件好的家庭可能还会有一辆汽车。我们通常会在镇上的商店、面包店、超市或是别人家里找一份工作，也有一些人会开理发店或文具店。

然后是那些有钱的外国人：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他们买下位于地势最高处、最古老的房子，改造翻新之后开一家食宿旅馆，或一整年都住在那里。他们当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开起小手工作坊，有的则是生物学家和研究员，在国家新技术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署位于卡萨西亚的研究中心工作。这些外国人能看见小镇最好的一面：教堂里的壁画、湖边的黎明、从岩石上一跃而下的时刻，还有小巷里的积雪。他们是镇上最不受欢迎的一部分，是入侵者。小镇人嘲笑他们的文化活动：音乐学校、戏剧演出、广场上的读书会。

排在最后、最不受人待见的，是那些来找一些简单的活计，或是占着人行道卖东西的外国人。小镇人总会向他们投去怀疑的目光，口无遮拦地表达意见。这些来自波兰、罗马尼亚或阿尔巴尼亚的外国家庭已经在市中心或是镇上生活了许多年，他们像我们一样，整日辛勤劳作，却只能在这里租到几个房间。这些人是泥瓦工、园丁、家政工、服务员或厨师，当地人肆意讨论关于他们的故事，传播关于他们的谣言。

很长一段时间，阿加塔一直在我耳边念叨“那些人”的恶行：如果干草仓的屋顶塌了，如果街道脏了，如果农场里有人偷懒，如果丢了一只牧羊犬，如果晚上出门变得危险，如果湖面上漂着啤酒瓶，那一定是他们的错。其中最精彩的谣言是，每年都会有一个罗马尼亚人死在这里，因为他喝醉了酒，躺在充气床垫上漂走了，结果淹死在湖里，这片湖也就此完成了复仇。

阿加塔的妄想症持续了将近一年，因为她得知有几个据说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人蹲在初中和高中门口，劫走放学路上的女孩，把她们塞进面包车，带到某个地方卖淫。每次我们走出校门，阿加塔都会伸长脖子东张西望，观察所有停着的面包车和陌生的面孔，问我：那家伙是谁？

我把这件事告诉安东尼娅，问她是不是真的，我们会不会遭遇这样的危险，她回答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我们总像这样等待某个幽灵出现，那我们终会长成懦弱的人，不知如何面对真正的危险与困境。

也许，恐惧就是这样在我们之间，在小女孩之间不断滋长。震动全国的重大案件，绑架案中父母悲痛的呼喊，工业区发现的小女孩的尸体，被迫在乡间道路上勾引过路人的年轻女孩瘦弱苍白的大腿，城市边缘隐约可见的旅行挂车——随着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多，在我们的想象中那里成了瘟疫和犯罪的容器，恐惧被持续地放大。

如果需要的话，我能理解别人的恐惧。从过去到现在，我时常见到同学们因为一些小事备受困扰，因为第一次听见别人的大笑，第一次听见有人用错误的意大利语对自己评头论足、在街边投来目光而颤抖。于是我也像她们一样避免回应对方，像她们一样判断谁是外乡人，谁不是，谁需要我们倍加小心，谁不需要。

数年之后，镇上的人们都已经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这里，在路上有人问候。我们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早已没有什么可供指摘的痕迹。马里亚诺的几次打架斗殴，闷死自己的卡洛塔，我在射击比赛上赢来的大熊，除此之外，人们不再谈论关于我们的事情。

这个新的位置，这次小小的地位抬升让我感到宽慰。我很乐意和处于我们之下的人拉开距离，很乐意看到这种差异得到他人的认同。

其他人有没有沉入湖底，有没有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这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我能留在这里，浮起来，露出水面。

*　*　*

到了冬季，只剩一家酒吧在晚间营业。它就在湖边码头广场的一侧，几年前换了店主。买下酒吧的一家人对它进行了翻修，撤掉老旧的塑料桌椅，换上有现代感的方形家具。他们还在茶室里装了摄像头，重新粉刷了木质门框和窗框，购买了几台冰激凌机。他们是小镇本地人，但在酒吧的现代化改造过程中，他们还是承受了周围人默默的审视。在很长一段冷清的日子后，这家酒吧现在总是人满为患，到了周末更是如此。这种成功一方面来自店主的渴望，一方面也出自当地人的需要。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尽管坐在酒吧里，我还是没有脱掉外套。我是坐轻便摩托车来的，所以现在双手冰凉。而且我只涂了睫毛膏，忘记涂上黑色眼影，我觉得自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活该被嘲笑。

伊利斯和她的母亲大吵一架，不能出门，所以来酒吧的只有我、达芙妮、拉莫娜、大熊和希腊仔。他们喝瓶装啤酒，我喝气泡水。这时，大熊认识的几个男孩走进酒吧，于是他们讨论起上个星期日萨巴齐亚的足球赛。镇上有两支球队，一支球队都是专业球员，都参加过卓越联赛[意大利足球联赛系统的第五级联赛，晋级者将升入意大利足球丁级联赛。]；另一支，就是大熊参加的那一支，里面都是些没出息的人，热衷于打架斗殴，跑起来歪歪斜斜，根本一无是处。他们输了星期天的比赛。赛后，队长把守门员的手夹在更衣室的衣柜里作为惩罚——一个人抓着他的手，另一个人打开柜门，关上，再打开，再关上，想要夹折他的手指。

我很快就厌倦了这样的对话。和所有不幸的人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不幸。它们驻扎在身体里，辗转不去。于是我站起身，说要出去走一走，拒绝了拉莫娜和达芙妮的陪伴。

我拉起外套的兜帽，双手插进口袋。湖面升腾的湿冷空气扑面而来，我抬起头，看见山上的牧师会教堂被灯光照亮。我不常去那儿，因为骑自行车没法上去。山路陡峭，光滑的石头路面大多凹凸不平，很容易摔倒。

我走进老城区，沿着长长的石阶向山上走去。这条路从公共洗衣房所在的广场出发，直达山顶的政府大楼和公共图书馆旧址。政府大楼一片漆黑，只能听见雕刻着两条鳗鱼的喷泉流淌的水声。我气喘吁吁，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所有的酒吧和烟草店都关了。于是我再次出发，跟着将教堂正面淹没的灯光向前走去。

走在上坡的路上，我心想这就是新娘们走过的路。所有出嫁的女孩都希望在小镇山顶那座古老的教堂举行仪式，但为此她们必须穿着细高跟鞋，走过这一条条狭窄的街巷。新娘摔了跤、崴了脚，年迈的亲戚在山顶的烈日下，还没等到仪式结束便感到不适，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

一只白猫从一旁的小巷里蹿了出来，我盯着它，注意到它粉色的小耳朵上只剩稀少的一层毛，似乎被什么咬过。它的红眼睛映照着路灯的光亮，身上的皮毛雪白，仿佛幽灵一般。于是我跟上它，穿行在小巷中，偏离了上山的路。我穿过一户户人家，往山下走去。许多窗户里已经没有了灯光，晾晒的衣服也早就收回，因为那天下午响起了隆隆的雷声。白猫跑跑停停，跑跑停停，似乎也在黑暗中窥视着我。

我耐心地一路跟着它。为了不跟丢，我加快脚步，路过一段爬满藤蔓的楼梯，还有一幅镶嵌在大楼外墙里的圣母像。我小心翼翼，避免踩到门口的瓶瓶罐罐，或是绊到老人坐在家门口时用的椅子。我向前探索，走进小镇的腹地，漆黑色的、陈旧的深处。说话声和窃语声在关闭的窗户后互相追赶，墙壁的孔缝中传来地下室的味道。

小猫上蹿下跳，在如明信片一般的场景中悄无声息地前行，带着我穿过最狭窄的小巷，穿过如同血管一般遍布小镇的缝隙。我的脚步声此时异常清晰，回响在街道之间。

大熊告诉我，他的祖父母在老城区有一套房子。现在他们很少出门，因为上下楼梯实在太过费劲。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与不便；邀请他们参加聚会，或是周末前去探访，都要费不少工夫。不过，从他们卧室那个狭小、破旧、没有任何鲜花装饰的阳台，可以看见整片湖和如画一般的月亮。

你赶着去哪儿？一个声音喊住我。有个男孩倚靠在一家酒吧外，人们叫它“洞穴酒吧”，因为它就是一个被刷成白色的山洞，里面售卖黑啤和热狗。我们从不来这里，它给我一种压迫感和不安全感，周围的墙似乎不断收缩，呼吸也变得困难。

我四下看去：那只猫不见了。

我要回码头。我认出了和我说话的人，于是向他走去。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克里斯蒂亚诺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中酒瓶的瓶底。

不行吗？我靠在墙边，看着路灯投射下他的影子，观察他的全身：干瘦的身形、长长的胳膊、显眼的耳朵。他身上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好，没什么令人可以接受的。

镇上有个疯子，如果听见窗外有什么动静，就会从阳台上往下扔东西，甚至是熨斗。克里斯蒂亚诺笑了笑，把空酒瓶放在地上。

就这样，他跟我说起他的故事。有一次，他和几个哥哥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起从镇政府那儿偷来了一把钥匙。那是小镇古城门的钥匙，人们需要开车通过那个城门，才能进入老城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第一次锁上了城门，然后躲在一边，看那些来到城门口却不知如何过去的人的表情。他说到小镇的大雪，又说到那些平坦的屋顶，人们可以轻易地从一户人家爬到另一户。他说到他们曾经摘下路标当作雪橇，一路向下滑到码头。他告诉我，沿湖步道的尽头被一张高高的网和一块危险警示牌拦住。那里之前住着一位画家，每家每户都想在婚礼上放一张他的画作，画的价格顶得上三份高薪。而山顶上，有最大露台的那栋房子里住着一位女作家，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所有人都知道她们是情侣，人们路过那里，只是勉强点头打个招呼。还有一个比我们大五岁的男孩经常在广场闲逛，在酒吧进进出出，说话嘟嘟囔囔，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他害怕闪电，酷爱渣酿白兰地和鸭肉配干面包。他曾因肌肉发达、为人不驯被称为“公牛”，后来他和几个朋友度假时嗑了点药，回来的时候就成了现在这副孱弱、迟钝的模样，如同活在另一个世界。

而你的那个朋友，满口胡言乱语。

谁？

希腊仔，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在曼齐亚纳开了一家五金店。

所以呢？

所以他说的都是胡话。

我缩了缩脖子，我不在乎，也没把他当作朋友，他只是一个喜欢伊利斯、有时和我一起出去玩的男孩。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家的情况、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不想知道他到底害怕什么、喜欢什么、为了什么而说谎。

我的意思是，关于我们的家庭，每个人都在说谎。它就像个巢穴，藏着我们最大胆的谎言。在那里，我们隐藏身份，编造童话，掩盖不公，谈论一些陈词滥调，把自己关在尖叫、呐喊和秘密背后。但我并没有这么告诉他，我看着克里斯蒂亚诺，回应道：再说点别的故事。

他点了点头，和我一同走向码头。我问他有没有在栈桥上跳过水，他说有，然后又说：你有没有注意过湖里的水？人们都说里面是淡水，但那是骗人的。湖水里有汽油的味道，要是把打火机凑上去，它甚至会着火。

冬日的克里斯蒂亚诺更加苍白，更加高大。他的头发长了不少，用发胶向上梳起，又直又尖。他身上的香水味很重，甜腻、生涩，像是柑橘汁的味道，与这个季节寒冷的天气格格不入。他走路依然摇摇晃晃，只把指尖插进牛仔裤的裤兜，长长的脖子露在外套的外面。我们都不喜欢戴围巾、手套和帽子，在二月穿着露腰的衣服，在暴雨里露着脚踝。

里面有一个圣诞马槽，由五个小雕像组成，大概这么高，是好些年前人们放下去的。

我们此刻已经走到栈桥的尽头。我认出了水里的那个位置，比我之前跳水的缆桩更远一点：那里满是水草，漆黑一片。

我告诉克里斯蒂亚诺，我听说过这个故事，还在他说的那个位置跳过水，在附近游过泳。可就算是在日头正盛的时候，我也什么都没看到。克里斯蒂亚诺反驳说它就在那里，只是我没有看仔细。那些雕像一直都在那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护佑着小镇：它们已经不再光滑，在水的腐蚀下逐渐发黄，但不论是水流还是鱼，都未曾改变它们原先的位置。

我们从栏杆上直起身，这时，我看见大熊朝我们走过来。

我准备走了，顺便送你回家。大熊没有和克里斯蒂亚诺打招呼，我认为他应该认出了对方。

我送她回去。克里斯蒂亚诺在我身后说道。我点了点头，告诉大熊我会和克里斯蒂亚诺一起回去。

大熊犹豫了一下，表情与走过栈桥拍拍希腊仔的背，把他从栏杆那边带回来时一模一样。那是保护者的表情，这类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嗅得到麻烦、沮丧和事情的变化。

没过一会儿，克里斯蒂亚诺便骑着轻便摩托车，载我回家。他像是在与整个世界斗气，不顾先行的车辆、行车方向、停车标识或十字路口。路面结了冰，车轮不时发出吱吱的声响。克里斯蒂亚诺握紧车把，依靠平衡和感觉控制着自己。他告诉我，他会经常关掉车灯，在黑夜中仅凭耳朵向前开。他提议我们下次就这样，在去特雷维尼亚诺或是布拉恰诺的路上关掉车灯，他对每一处转弯都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照明。我说好。

车停在我家楼下，我感觉到还没有熄火的摩托车腾起热气。车灯是蓝色的，车身则是漆成了如甲壳虫般闪亮的颜色。克里斯蒂亚诺问我家在哪儿，我伸手指了指阳台。

是你扔石头砸了安德烈父亲的车挡风玻璃吗？他盯着我问道。克里斯蒂亚诺单手插兜，摸着家里的钥匙，发出一连串叮叮当当的响声。

不是，是卡洛塔·斯佩拉蒂。我盯着他握在刹车上的那只手纤细的关节，回答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看见了。她先扔了石头，然后就回家自杀了。

克里斯蒂亚诺离开后，我上楼回家。母亲还没有睡，收音机的音量被调得很低。她正在织毛衣。最近母亲打算也学一学钩针，做一些满是洞眼的小布垫和软趴趴的帽子。

我没有和母亲说话，只是冲她点了点头，示意我回来了。然后我走到电话旁，拿起听筒和一本记录了所有有用的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我按下按键，等电话响了两声之后挂断。

这是我给伊利斯的信号：我还活着，准备去睡觉。

*　*　*

伊利斯叫卢恰诺“妈妈的小宝贝”，因为她说这家伙还是个宝宝，习惯了太过舒适的生活，像洋娃娃一样被捧在手心，还顶着一张天使一样的脸。每当卢恰诺重复同样的句子，他那些口头禅——你没明白、我需要什么什么、我要把他裤子扒了——我都会十分烦躁。而当我把这些事告诉伊利斯，还说卢恰诺管所有人叫叔叔阿姨，衬衣皱了他就大喊大叫时，伊利斯总会笑出来。

一个故事需要情节、几个人物，还有一些值得讲述的事情。然而关于我和卢恰诺，我却没有太多可讲述的。我讨厌他的无能，讨厌他随意挑选的、毫无价值的礼物，比如去年圣诞节的那个。我讨厌他浪费好几个小时讨论罗马队球员，讨厌他总是像对待圣物般把围巾叠好放进书包。我讨厌他的门牙，洁白却没有光泽，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满是划痕。

有一段时间，甚至一连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和彼此说话。在家里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学校见面的次数也变得屈指可数。我们刻意躲避对方，却从来没有说过分手，公开结束这段似是而非的关系：他就像一只螨虫，在夜里附着在我的身上，而我看不见他。然后我们又开始聊各种各样的无用的话题：学习成绩、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道别时的寒暄和那些无中生有、引人发笑的嫉妒。卢恰诺总会莫名大发雷霆，坚持说我和别人有了些什么，而我甚至没有和那人说过话。他说的事根本就没发生过，所谓的眉来眼去我也从来没有收到，但他仍会装出一副固执而又沮丧的样子。

我出现又消失，他想要引起关注时，我总是回避。我不参与任何关于背叛或是谎言的讨论，对于他心目中情侣应有的样子，我也不感兴趣。

我开始觉得，情侣在一起时就该这样：像影子一般。

做爱，真是一种可笑的表达方式，它不过是欺骗，是做戏。作为两个赤裸裸的、有感知能力的人类，我和卢恰诺共同体验到的不过是些平庸的感受：从一开始，我就无法把两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和这种湿乎乎的感觉联系起来，我的身体在他的动作之下毫无反应，头朝向一边。床头灯照在我们脸上，风从虚掩的窗户中吹进来，双脚冷得有些发疼，呼吸间散发着甘草消化后的味道，小花园里传来嘈杂的声音，邻居家的狗吠叫着啃咬篱笆：这种吵嚷的生活，这种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扰乱了我。

我并不觉得痛苦，却也并非心甘情愿。我清楚地知道发生的一切，却还是觉得毫无兴趣、缺乏动力。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仪式能被延续下来，被视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常是卢恰诺主动提出，而我在开始前做的准备就像是要去浴缸里泡澡：脱下衣服，小心地把衣服放好，检查水温，涂上肥皂，钻进水里。我沉入缸底，耳朵被水淹没。

关于这些事，我从来没有问过伊利斯的想法。我不会把自己的亲密关系和朋友的做比较，我认为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各自的失败最好还是藏在心底。我也从没问过卢恰诺是否有过其他经历，没问过他的成绩和名次。我只是果断地去见他，然后果断地离开。

“妈妈的小宝贝”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让自己显得魅力十足，激发我的欲望，证明自己是情场高手、感官享受的培育师。而我则尽量配合他，然后回到自己的思绪中：衣柜门后面可能藏着骷髅骨架，牛仔裤上的扣子撞在洗衣机上砰砰作响，楼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了最大——卢恰诺的母亲正在看电影，里面发生了枪战，结尾只有一个狼人活了下来。

一个春日的下午，放学后卢恰诺把我送到火车站。他沿着站台一路往前走到尽头，火车停靠时车头开不到的位置。他之所以选择这里，是为了引出接下来的争吵和埋怨。

卢恰诺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是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个比我们大的女孩，她马上就要毕业了，很想认识卢恰诺。女孩字迹娟秀，她说自己对珐琅工艺和红宝石非常感兴趣。我抓过信纸看了看，然后无动于衷地把信塞回卢恰诺手里。我在想，火车马上就要来了，再不抓紧就赶不上了。

卢恰诺见我没有回应，很不开心，于是他又把信递给我，让我再读一遍。我再一次打开信，再一次把它合上。我说：我读过了，也明白信上想说什么，所以呢？

就这样，卢恰诺开始抨击我不爱他，长篇大论地控诉我的恶劣举止。因为我应该感到愤怒，应该大声驳斥这种威胁我们的亲密关系、阻碍二人生活的事，应该着急地跳起来，满脸泪水，浑身大汗。如果我没有这么做，就说明我对别人有了感觉。这个别人是谁，住在哪儿，住在镇上，住在你家附近，是总和你一起出门玩的某个朋友吗，是那个名字是动物的，哦不，是那个从土耳其还是从希腊来的家伙，不记得了，还是那个骑轻便摩托车载你的人，是那个星期天骑马的农民，或是那个卖猪肉的。

汽笛声昭告着火车的到来。我看见它驶进站台，翠绿色的车头，白色的条纹，“FS”的字样[即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Ferrovie dello Stato ltaliane)的标志。]，圆形的车灯，还有戴着帽子、穿着深色制服的司机。

我得走了。我告诉卢恰诺，无视他抓住我胳膊的手和呼吸急促时的激动情绪。

他紧紧抓着我，却没太用力。他让我坐下一趟火车，说我们得聊聊，他需要知道一些事情。这时，火车刹住车，发出嗞嗞的声响。我挣扎了一下，想摆脱他，但“妈妈的小宝贝”像挂火腿的钩子一样紧紧挂在我身上。求你了，他说，求你了。

阿加塔在喊我的名字，示意我抓紧时间上车。我看见她金色的马尾辫在站台上摆动，而卢恰诺仍一动不动，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求你了，求你了。于是我停下来看着他。我的脸颊滚烫，额前的头发乱了，双腿也因为紧张微微颤抖。

你有什么话要说，快点行吗？我冲着他大喊道。

卢恰诺不停地说，他只需要五分钟，五分钟。他说我们需要了解彼此，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快受不了了，他根本无法理解我，不明白我到底在想什么。我曾经那么坚持要见他，说我们的灵魂那么相像——所有人都会这么说，可没人在乎真假；我要求过他的关心，也抱怨过这样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我曾在他家一待就是整个下午，脱掉衣服，和他一起睡觉。现在我却对这段关系毫不重视，不在乎它能否存续，也不在乎它成了什么样子。

车门即将关闭的提示声响起，我握紧了拳头。指示牌上，火车时刻表旁的小灯正在闪烁，一如我的怒火，点燃、熄灭，点燃、熄灭。

火车开动了，它与我们擦肩而过，扬起我的头发，吹起卢恰诺的衬衣。我想到我的朋友们，她们坐在我通常坐的位置上，透过车窗看着我。我喜欢坐在那里，观察车窗外的一切，而不是盯着人群。我从车厢里看见过藏在排污管之间的铁皮房子、私立小学的足球场、山间的建筑工地，我还数过雨滴的数量。如果我在火车运行时盯着车窗上自己瞳孔的影子，这些雨滴就会跳起舞来，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向左。

卢恰诺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脸色苍白、沉默寡言、毫无生气，几乎没怎么给我增添光彩：没有提高我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让我分得他的财富。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停留在原地，既没有前进一分，也没有后退一毫。他如此普通，我却不哭不闹，一直陪在他身边，他现在居然还敢抱怨。

这个场景在外人看来大概庸俗无比，就像那场自杀，那块扔到车前挡风玻璃上的石头，那些发生在舞厅里的争吵，还有拉丁语课、历史课、地理课、体育课。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区别，都应该被丢到一边。我们都是没有出息的动物，连病毒都不如；在鲸鱼、牡蛎、厚皮动物[即厚皮目哺乳动物(Pachydermata)，曾用来指涉象、犀牛、河马、猪等动物。这一分类法基于生物的外在特征而非谱系关系，如今已被弃用。]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是。

你说，你到底有什么用？看见他摇摇晃晃、快要失控时，我问道。

卢恰诺生气了，说我才无用：我只会活在自己的堡垒、自己的世界、自己的毛线团里，我听不进任何话，也看不见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他却很招人喜欢。提到喜欢，我自以为喜欢他的只有我一个人，然而并非如此。他交往了很多女孩，几乎都比我漂亮——几乎，她们还会去切尔沃港[意大利海滨度假地，位于撒丁岛东北部]度假，在停泊的船上穿漂亮的背心连衣裙。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我轻蔑地说。

羞耻感从两腿之间升起，因为我们曾赤裸相对的亲密已然退去、消失不见，因为我心不在焉又无所作为，因为就算世上显然没什么属于我，我仍相信自己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第一次，我和卡洛塔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在卢恰诺的女友名单当中，在那些肤色晒得比我更健康，屁股比我结实，穿比基尼比我合身的女孩当中，我发现我和卡洛塔属于同一个地方，我们躲在同一个脆弱、寒冷的山谷，同一个水晶洞穴，渴望被赞扬，渴望不令人失望，渴望被看见。

我无法忍受和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如此接近，如此相似。不论是在思绪、回忆、坏习惯里，还是在梦中，她都不应该存在。我想高喊：她已经死了，她和我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我的手突然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伸出去，一把抓住了卢恰诺的头发。他时刻保持完美的发型，而现在，我用力拽着其中一缕头发。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明白吗？没有人会让我失望，你更不可能。我凑到他左耳边，大喊道。

卢恰诺侧身弯下腰。他没有预料到我会这么做，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他只是忍受着，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为什么会伤害他。然后他大叫着说我是疯子，弄疼他了，接着他把我推到一边，承认那封信是骗我的，他只是想看看我的反应，看看我担心的样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像头野兽，应该被关进笼子、拴上铁链。

我看着自己张开的手，他的头发从我指间滑落。一阵风吹来，头发随风飘散，被一同带走的还有我的初恋。

*　*　*

实际上，我们小镇有两片湖。古老的火山口就像不再有任何感情纽带的兄弟，它们没有相同的支流，也不共享任何地下水或溪流。它们各自掌管自己的那片湖，也仅仅掌管着自己的那片湖。

另一片湖很小，从湖的这边乘脚踏船就能抵达另一边。多年来，这里已经变成自然公园，开车穿过田野后，人们只能步行抵达。把汽车停在高处的干草垛和木材堆之间，然后沿着一条小土路一直向下，就能走到湖边。下坡时要小心摔倒，上坡时又令人感觉心脏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

小一些的湖叫马尔蒂尼亚诺，是镇上的年轻人在复活节星期一、解放日和劳动节时聚会的好去处。他们背着包，成群来到这里，有人会带上整箱的啤酒，有人只带彩色的沙滩巾，还有人会带吃的：小面包、水、香烟和大麻。胆子大的人会一直待到晚上，他们背着帐篷下去，在最偏僻的地方扎营。

湖沙混杂着草与石块，黑而黏稠。离岸不远，湖水就已经很深；到了湖中心，水流湍急，旋涡很容易就会把你拉向湖底。

我最喜欢待在岸边的垂柳旁，阳光在阵阵微风中透下些许。如果闭上眼，除了喧闹的人声，我还能听见牧场上奶牛活动时牛铃发出的声响。

克里斯蒂亚诺说，他就是在那里看见了我、认识了我是谁，就在去年的五月一日，就在我认识伊利斯的那天。

我和这些未来的朋友躺在阳光下，戴着没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塑料太阳镜；我们的身体也第一次展示冬日里苍白的皮肤、发紫的眼圈和脚背上青色的血管。

聊天断断续续，很是尴尬。那时我们并不认识彼此，于是我们轮流向其他人提问。就这样，我们讲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在一些共同话题上相互比较：学校、小镇、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夏天的计划。

我们旁边来了一群人，其中没几个女孩，绝大部分都是男孩，有的和我们差不多年纪，有的比我们大，都是镇上的年轻人。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喝光了几箱啤酒，酩酊大醉。他们在沙滩上踢球，把球往别人身上扔。他们大笑，咒骂，扑倒在地，向湖的方向滚去，嘴里胡言乱语，用地道的方言交谈或是冲我们说话。

他们给人的印象很快从一群嬉闹的大学生变成寻衅滋事者。他们大声辱骂，互相扔空罐子，还有人吐在树干上。那些带孩子的家庭见状一个接一个地起身，打算换个地方或是回家去。他们中一对要好的朋友是学校里的同学，两人不知何时起了冲突。没人知道为什么，但粗鲁的嘲笑演化成责骂，责骂中闪过凶恶的眼神，之后两人便争执起来，像恶狗一样扑向对方。

他们的朋友也都醉得不轻，摇摇晃晃地走上前，从背后拉住两人，劝他们冷静。有些人认为他们只是闹着玩，于是围着两人站成一圈，怂恿他们自相残杀。就这样，一大群人很快围了上来，我也跟过去瞧了瞧：两人打得异常激烈，身上已经留下了对方拳头落下的伤痕。

见血的时候，我穿过围成一圈的人群，看见他们被染上红色的脸，一个人的鼻子被打了，另一人的嘴唇裂开了。

人群发出担忧的喊声，两人的女朋友站在远处，并没有插手，只是靠在朋友的肩头一个劲地哭，显然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控制当下的场面：大人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们看着眼前这场悲剧。

两人打得愈发激烈，我也靠得越来越近。我站在那里，直到他们因为争斗和醉意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脸上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模样。他们闭着眼，汗湿的头发上满是血迹。

他们的朋友赶紧跑上前，拽着两人的胳膊和腿，把他们拉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周围只剩我一个女孩。刚才和我坐在一起的朋友们已经离开了，她们早早收拾好沙滩巾和背包，跟着大熊和希腊仔跑到了柳树的另一边，远离这场打斗。

我望向四周，寻找他们的踪影，却感觉一双双陌生而好奇的眼睛落在我的身上。不知道是谁认出了我：那个会开枪的女孩，红头发安东尼娅的女儿，喜欢屠杀、四散的鲜血和伤口。

大熊很快走到我身后，拉起我的手腕带我离开：他们都是白痴，不过是一群白痴。他一边说，一边扶着我几乎赤裸着的后背。

那天我也在，克里斯蒂亚诺说，那两个打架的人里有一个是我哥哥。他出了点血，撞了一下脑袋，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好得很。他说着，用短短的指甲抠摩托车把上的脏东西。

我一直在想，你留在那儿到底想做什么。克里斯蒂亚诺抬起头看向我。

看热闹，和所有人一样。我一只脚踩在摩托车的前轮上，用力一蹬，像是要让克里斯蒂亚诺失去平衡。他稳住车身，放下了摩托车的驻车架。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克里斯蒂亚诺说得很明白。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孩子们踢足球的声音。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教堂的后面。

我们来这儿做什么？我把脚从摩托车上放下来。

我得问你件事。

问吧。

我最近发现，火车站旁的这座教堂是镇上举行葬礼的地方。人们在小镇的最高处结合，在离湖最远的最低处永别。他们在油灰墙、壁画、古老的木质圣坛和带着神圣气息的石头间，身着盛装，喷了香水，感受幸福；却又在现代的菱形彩色玻璃窗前，在陈腐的信仰和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在半圆形的长椅上，在仿佛要主持会议一般的神父面前哭泣。人们总是死在最糟糕的地方，死在悲惨、潦草、没有色彩的地方。神父念错了你的名字，连上帝的脸似乎也不再是原本的模样。

我想知道一些信息。克里斯蒂亚诺严肃地说。他从摩托车上下来，走到我身边，声音也压低了许多。

他问我上的是不是富人学校，我点了点头。他又问我有没有朋友住在卡西亚大道尽头的住宅区，我说那儿没有我的朋友。他问那我有没有认识的人住在那里，有没有去过他们家，我说也许吧，有可能。于是他问是哪栋房子，我告诉他是哪一栋。他问里面有什么，等离子电视？珠宝？名牌包？我说是的，有两台电视，一台在一楼，一台在餐厅，旁边还有一台新的PlayStation游戏机。放名牌包的柜子在二楼右手边的卧室里，有保险箱，但我不知道怎么开。他问有没有警报器或是看门的狗，我说我觉得没有，他们家只养了一只小型犬，但是邻居家的那只狗总是叫个不停。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和一支笔，让我把地址和他们的日程写在上面。我接过纸，用指尖反复摩挲，回想着我知道的具体时间点。我在纸上写下他们早上出门的大概时间，他的母亲在哪儿工作，父亲在哪儿工作，他们什么时候回家。我知道他们雇了一个清洁女工，菲律宾人，上午十点上门，午饭之后离开，在那之前的三个小时家里没人。我特别注明：上午七点到十点。不过，在把纸条还给他之前，我问他我能得到什么，有什么风险。

克里斯蒂亚诺回答我没有任何风险，而且我可以得到任何我想要的，他问我想要什么。

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想要什么？迄今为止，没有人想要满足我的愿望，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很满足，没什么好要求的，也不需要往生活里再添加些什么。我想了整整一分钟，然后说我要一样东西：一部手机，什么样的都行，但我需要有人帮我缴电话费，因为我不能问母亲要钱。

克里斯蒂亚诺说没问题，我确定只要这个吗？

我可以告诉他所有我想要的东西，那栋房子和它隔壁房子里的所有东西，所有停在路上的汽车，所有停在车库里的轻便摩托车，所有的电视信号天线，还有搅拌机、电烤箱、斜挎包、迷你搅拌器、沙发靠枕、卫生间地垫、带柜门的碗柜、柜门后面的天竺葵花盆和房顶的瓦片。但我的回答是：对，我只要那个。我把纸条递给他，又补充说，我不知道其他房子的情况，所以以后别再来问我。

他说好，他们也不是经常做这种事，但他们现在需要钱。我没有问“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缺钱。我知道，这都不关我的事。

半地下室的衣柜里至少有二十件拉夫劳伦的蓝色毛衣，如果你喜欢或者想把它们卖掉的话。我又说了一句，然后戴上头盔。现在送我回家，我明天还有拉丁语考试。

他点了点头，坐上摩托车，一脚踢起驻车架，让我上车。

两个星期后，消息在学校流传开来：有人闯进卢恰诺的家，带走了所有的东西。他们重复着“所有的东西”，好像那是一件和渎圣一样大的罪过——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如何得知那个时候家里没人，也许他们之前在大门外盯梢，也许他们开着面包车偷偷跟踪了这家人好几个月。清洁女工受到怀疑，很快就被辞退了，因为菲律宾人完全不可信——他们看上去很正经，像是好人，也会积极工作，但其实他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

阿加塔说自己一直睡不好，自从知道了这件事，她就一直担心也会有人偷偷闯进自己家。她好几次注意到有一辆车停在街上，是辆红色的车，牌照不是意大利的，倒像是来自保加利亚、摩尔多瓦或是俄罗斯之类的地方。

我告诉她：你说的没错，应该就是其中某个国家，最好还是小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