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我总会把号码存进通讯录里，给每个人想一个绰号，在按键上敲出字母，大半夜发消息，从噩梦中惊醒——一条机械鲨鱼在众多人当中独独选择吃掉我——是手机在枕头下振动。我像打开贝壳一样打开它，看着它再次发出亮光。我的摩托罗拉手机已经过时了，因为它不是彩色的，不能连接互联网，也不能拍摄高清照片。我曾经试图把摩托罗拉藏在大腿间，但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她为此辱骂我，问我它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问我这个年纪要它有什么用。我不得不说是借来的，然后又说它是一个礼物，再然后我只能把它藏在更隐秘的地方，藏在我的鞋盒里。

许多年来，我总是乘坐火车，开往维泰博的，开往罗马奥斯提恩塞的。为了不错过火车，我一路奔跑，我把车上的烟灰缸开了又关，用指甲抠包裹座位的布料，用身体堵住即将关闭的车门。我推开那些靠得太近的人，冷眼看着一个热晕在卫生间的妇女，咒骂两节车厢外那个身体不适的人——因为他，我们停在奥尔吉亚塔和拉斯托塔中间。我还讨厌那个因为公司倒闭而在巴尔杜伊纳站自杀的人。

许多年来，我总在学习，背诵，画重点，记笔记，画图，抄写，读课文，被提问，被打分，被批评，被表扬，拼命背单词，翻译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古意大利语，做名词解释，做逻辑分析，做语法分析，背诵诗歌、变格和代词，在笔记本上画满概念导图、摘要、箭头和问号，整理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在家里叫嚷着我要学习、请安静一点。

许多年来，我总去图书馆，还书、借书，遮掩逾期、污渍和无意中的折角，抗拒读书，与书共存，观察书中的人物、环境、家具，强迫自己学习，跳过读不懂的篇章，勉强阅读那些对我来说太难或是我不愿意读的书籍，记下读过的内容以免忘记。我幻想有一天，我能把书、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这样就没人能说我不值得为此获得奖励、荣誉和认可。

许多年来，我总在撒谎，争论，吵架，无声地表达意见，耍小孩脾气，装模作样地认错，坚持自己的想法，感觉被嘲笑，与每一个中伤我的人、每一种恶名、每一次忽视做斗争。我建立又失去一段段关系，弥补一段关系，然后再次失去。我忘记自己的错误，爱上自己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我受到了伤害，我不断受到冒犯，所有人都应该尊重我、包容我、忍耐我。

许多年来，我总会把衣服穿好，避免赤身裸体，不愿暴露在他人面前，也小心地远离他人的身体。不是出于正直，我本就没什么美德；也不是出于贞洁、虔诚或是纯真。是因为我对赤裸的人感到焦虑，对必须要取悦他们感到焦虑，对不知该如何靠近他们感到焦虑，对他们身上的味道、我自己身上的味道，对微张的嘴、湿润的唇，对他们在我耳边的私语感到焦虑。

许多年来，我总是在夜里出门，去同样的地方，见同样的人，看同样的脸露出微笑或鄙视，坐上某个刚认识不久的人的车，然后在维泰博附近的乡下舞厅结束这段关系。我讨厌那些紫色的灯光，它们会将身体照得惨白。我在刚修了一半的路上偶然看见一辆奥迪汽车因为超速冲出路面，一头扎进路边的谷仓，把它撞翻。我从别人的肩膀上、从码头的缆桩上、从脚踏船的踏板上跳入湖水，头朝下或背朝下，溅起或大或小的水花。我被沙滩上酒瓶的碎玻璃片划伤手指，被不知道是谁倒进哪根下水管道或哪处沟渠里的清洁剂弄得小腿上都是水疱。

许多年来，我总是骑着自行车上坡、下坡、急转弯，骑到超市，骑到邮局，骑到母亲工作的地方，骑到双胞胎的学校，骑到烟草店，骑到糕点铺，骑到果蔬市场，骑到车站，骑到图书馆，骑到十字路口，骑到湖边。

许多年来，我总在夏季露天酒吧给从老虎机里偷钱的人放风；用钥匙划汽车表面的油漆；用喷漆写下某个教授的名字，然后在一旁加上“浑蛋”，只因为他在科学课考试中给我打了七分，而不是九分；用摩托车头盔痛击想强迫我陪他喝杯啤酒的白痴的脸，直到把他打出鼻血。

许多年来，我总在穿衣服，脱衣服，厌恶自己的皮肤，在意自己的发型，调整盆骨的姿态，嘲笑自己的耳朵，还有太大太长的脚。我拉扯乳头，希望乳房因此变大；我因为吃得太多惩罚自己，因为什么也没吃而感到羞愧；我不吃早餐；我把头埋进热水里，仔细清理耳朵，涂上指甲油，把睫毛膏用完；我不小心把粉底掉进水池，用卫生纸把所有东西收拾干净；我确保不会有人看见我身上的任何一块雀斑；我被初夏的太阳晒伤，胸口长满疹子，游泳时一直穿着短袖衫。

许多年来，我总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种消息：抢劫、谋杀、连环谋杀、行凶、雪崩、地震、超级大乐透、足球锦标赛、对黑手党成员的诉讼、政府垮台、儿童被刺、酷暑、严寒、被强奸的外地女学生、出征的士兵、被召集的警察、遭到黑客攻击的银行数据、默不作声的新闻界，还有音乐节。

许多年来，我总会听别人聊起有个校工总是盯着女生看；一对相貌丑陋、长着胡子、总是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姐妹居然都和那个阿尔巴尼亚人搞在一起；加油站老板往汽油里掺水，然后压低价格；有个在国外学国际法的女孩是个扫把星，现在成了已婚男人的情妇；一个男孩让好几个女孩怀了孕，然后抛弃她们，甚至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不知道；酒吧女招待得了厌食症，颧骨突出；有两个骑摩托车的女孩没有戴头盔，在一个雨天丢了性命；那些镇上曾经最漂亮的女人现在长得有多胖——你一旦娶了她们，她们就胖得像头母牛，十公斤的肉都长在了屁股上；我那个死去的朋友是活活把自己闷死的，闷死的，闷死的，你的那个朋友，你那个死去的朋友是闷死的。而我只希望下一个死的人不是我。

许多年来，我总在等待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一场雪崩，一系列连锁反应，给我的上升之路带来最后的助力，为我呈现无限的可能。

许多年来，我总是停在原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角色，同一张脸，等待着我的十八岁，像是等待一个预言，等待一场风暴来临，等待一堵高墙崩塌。

*　*　*

有个人必须被烧掉。一个用稻草做的人，穿着牛仔衬衣，厚粗棉布的裤子。

它被人从货车上拖下来，一个人抱着头，一个人抱着脚。稻草人的两只橡胶靴子里也塞满了干草。据说这会带来好运——这个稻草人象征即将过去的一年，等这一年正式结束，它就会被扔进大火之中。

我穿着一件缀满亮片的连衣裙，是阿加塔的，我穿起来有些短。当我在广场上走动时，它几乎快缩到内裤的位置。于是我不停地向下拽裙边，可它很快又会跑上去。我向下拉，它跑上去，我向下拉，它跑上去。我的外套敞着，凉气直冲头顶：男孩们拿出了汽油。

那一晚是我的错，是我要来这里的。两个星期前，阿加塔问我跨年那天打算做什么，我说没什么打算，我会和伊利斯一起过。于是她邀请我们去一家空置的商店跨年，那个地方在她男朋友父亲的名下，他们很快就会把家族生意搬过去。不过现在店面还是空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聚会。

伊利斯一开始有些犹豫。我们谁都不认识，她说。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大熊，问问他们那天要做什么，她又补充了一句。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大熊见面了，夏天里真挚而真实的友谊已经结束了。只有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才会有所谓的结束，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什么嫌隙，但现在我们已经渐行渐远。只剩下我和伊利斯，还有我们之间唯一能让我感到自在的空间：我们圈地为营，建起地下掩体和防核避难所，来抵御战争、侵略、辐射和洪水。

就这样，我说服了伊利斯与我一同前往，因为一想到要打一圈电话、乞求一些关注，才能获得一份共度节日的邀请，我就感到恶心。

克里斯蒂亚诺已经走了，他和他的几个哥哥还有朋友们在托斯卡纳租了一间农舍。现在，他们已经带上酒水、大量的意大利面和现成的酱汁、一包零点时要吃的小扁豆[在意大利节日习俗中，由于小扁豆的形状类似钱币，人们认为在新年夜这天吃小扁豆能够带来财运]和三根熏猪肉香肠，成群结队地去了那里。

我们并未受邀。

派对开始前三个小时，我们在阿加塔家碰面。她的房间在阁楼，芥末黄色的墙壁、一米二宽的床、一个塞满了衣服的壁橱，还有屉柜旁的全身镜。阿加塔和伊利斯有时也会碰面，但次数并不多。这两段友谊的轨迹从未真正相交，而是平行地穿过我的生活。直到那一晚。

我看着她们挑选晚上要穿的衣服——衬衫、上衣、短裤、短裙，从色彩斑斓的化妆盒里掏出化妆品相互借用，拿卷发棒为对方做发型，激动地展示准备穿在衣服下面的红色丁字裤；她们把亮片抹在眼皮上，在嘴唇上涂厚厚的唇彩；她们调高阿加塔房间的音响音量，准备跳上一曲；她们侃侃而谈，仿佛一直有很多共同话题。

伊利斯喜欢马，每星期去小镇外的驯马场三次。她养不起自己的马，也上不起昂贵的马术课。所以为了骑马和训练，她会帮忙驯服那些不听话的马，给它们梳理毛发，确保它们有食物，确保马厩是干净的。她还会给孩子们上课，为有钱的美国女人组织出行活动，带着她们骑马穿行在通往马尔蒂尼亚诺的树林间。

阿加塔出身于农民家庭，无论她如何努力想要忘记，或是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摆脱家里的粗野习惯，这些印记一直牢牢附在她的身上，因为所有人都认识她的父亲，都清楚她会有怎样的未来：继承家里的农场，不再装作自己是富裕资产阶级的一员，回到自己的根源所在。然而这个晚上，阿加塔终于有了炫耀家庭传统的机会：他们周末会去乡间骑马，用特种马鞍；他们不像伊利斯那样喜欢盛装舞步或障碍赛，而是更加偏爱美式马术和农场生活；他们会把猪、鹅和母马混养在一起。

我很快就退出了她们的讨论，远离她们闪闪发光的衣服和反复涂抹的指甲油。我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毫无价值，她们的友谊已然缔结，我只是其中的桥梁。于是我整个晚上都被一种奇怪的感觉包围，像是肋骨间撕扯出了一个口子，又像是脾上破了一个洞。我难以抑制地渴望一切从头来过，重新回到阿加塔发出邀请的时刻，改变一切，告诉伊利斯过年那天只有我们俩，我和她，在我家，还有我那个每年只在庆祝新年时喝醉一次的父亲和穿着红毛衣、与双胞胎在厨房跳舞的母亲。他们看上去自得其乐、无忧无虑、活力十足，我却无法忍受。

你用什么样的缰绳、帽子和靴子，驯马场有几匹马，你能骑着马跳多高，你们会多久骑马散步一次，你有没有试过上马时不用马鞍，我们可以一起去，比如下个星期六。

我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画着眼线，每一次都会留下一道污渍。仔细一看，镜中的我就像是一个陪衬，大声呼喊着想要引人注意。我的脸上已经看不出一丝本来的样子，嘴唇因为涂了口红显得肿胀，蓬松、打结的头发像是发炎的牙床。就像有一颗陨石撞上我的脸，然后爆炸。

我们要迟到了，都两个小时了你们还没收拾好。我用充满神经质与嫉妒的声音一边说，一边收起换下的衣服，把它们扔进马里亚诺的黑色双肩包。我对动物一无所知，猫、狗、母鹅、鹭、火烈鸟、长颈鹿、马，即便只是出现在书中，它们也让我备受煎熬。

那张照片真丑，我指着架子上的相框说道。

我、阿加塔和卡洛塔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照片是用一次性相机拍的，就和我们一样：用完就被扔掉，被揉皱，被损坏，然后等待被回收。

照片里至少有两个人已然死去，我想，我就是其中一个。照片里那个十二岁的女孩不喜欢自己的耳朵，讨厌去游泳池游泳，被一个鬈发男孩纠缠。那时，她的球拍线还没有被剪断，她还没有变得恶毒。我对她感到怜悯，感到憎恶，我们之间隔着跨越星际的距离，我们之间是一场从地球到土星的流浪。

我很喜欢，我们都拍得很漂亮。她想说些什么，但又很快转移了话题。阿加塔拿着四五瓶香水在我们面前晃了晃，提议我们每人选一瓶。小瓶子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我看着它们，仿佛里面装着杀虫剂。

于是我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身上散发着奶油和糖果的味道。稻草人在燃烧，随之燃烧的还有我们的二〇〇五年，而即将到来的一年将会是幸运的一年。占星师是这么说的，从星象看也是如此：接下来的一年是收获爱与健康的一年，是了不起的、无比美好而难忘的二〇〇六年。

我们在临时搭起的桌子上吃比萨和炸薯条，喝贝罗尼啤酒和从家里的酒窖中偷偷拿出来的葡萄酒。我拿出一整箱塔维诺葡萄酒，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阿加塔的男朋友是花店家的儿子，他的下巴方方正正，脸很大，肤色一直很深。如今他正在学习花艺，学着如何准确地修剪花茎，选择哪种用来包装的薄纱，如何说服顾客购买更贵的玫瑰。

就这样，我和至少十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共进晚餐。我不愿跟他们这类人扯上任何关系，而他们当中有三个人已经盯着我看了一晚上。

你是斯凯拉尼的女朋友吧？

我说不是，我和克里斯蒂亚诺不是男女朋友，连朋友也不是，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他现在正在托斯卡纳，把我扔在这个无比美妙的联谊会上，听你们谈论春日的鲜花、奔腾的骏马和后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吸的可卡因。

他们把稻草人靠在柴垛上。稻草人歪歪斜斜，总是往一边倒，他们花了半个小时才让它勉强立住。然后他们搬出一个灰色的桶，把里面的液体浇在稻草人上。最后他们让所有人都站得远远的，开始倒计时。

伊利斯笑着朝我走来，因为寒冷紧紧地抱着胳膊。她说希望第一个给我送上新年祝福。而我回答道，我希望一切能尽早结束，无论是这一年、我们之间的对话，还是这场流氓与小丑的聚会。

现在的伊利斯疏远而又恶毒，她的目光刺痛了我，那些亲昵也突然间让我难受。我们的友谊岌岌可危，一个比我更有魅力的人即将吸引她，然而我先后退了一步，表现出厌烦的样子。我不会讨人喜欢，也装不出圣母的样子；我只会喷出火焰，筑起高墙。

烟花的声音从乡间和湖面传来，稻草人的身上燃起大火，衬衣、裤子、橡胶靴，我们看着它熊熊燃烧，渐渐化为灰烬。有几个抽多了大麻、嗑多了药的人正朝漆黑的天空挥舞胳膊，在稻草人四周围成一圈，抬起腿蹦蹦跳跳，像极了异教徒重生仪式中的舞蹈。他们打开起泡酒的瓶塞，让酒喷向空中。不想被淋湿的女孩们发出仓鼠般的尖叫声，四下跑开了。

我左边的头发被淋了个透，因为我站在原地，专注地盯着那团火。空地上只剩下我们了：一个男孩躺在地上，一边用便携式相机自拍，一边独自喝下一瓶酒；伊利斯早已不在我身边，她和阿加塔还有别的女孩一起喝酒去了，她们看着彼此，贴面亲吻，不停地干杯。

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手机，克里斯蒂亚诺给我发来了新年祝福。我看了短信，没有回复，心想他该死，该死，该从这个世界消失。

手机又振动了一下，弹出另一条消息：新年快乐，我想你了。

我并不认识发件人的号码，以为这大概只是一个玩笑，于是回复道：你是谁？

手机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几分钟，我又收到一条短信：安德烈。

我看着手机上的名字，想要离开这里，离开稻草人，离开满脸笑容的伊利斯和阿加塔，离开那些男孩。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在我们之前吃饭的桌子旁仔细地把可卡因卷进烟卷里，然后每人抽上一口，陷入安乐、成功与财富的幻觉中。

我回复：我在邮局前面的停车场，聚会让人恶心，你能来接我吗？

安德烈说好。十分钟之后，他到了。我看向伊利斯，看向她黑色的头发和尖头靴，看向她手上的塑料杯。我觉得她如此遥远，如同浓雾中的一抹剪影。

*　*　*

母亲掌控了我的未成年时期，现在又想在我成年后继续这种掌控。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说不，我一点都不想庆祝跨过人生门槛的时刻，不想为这次新生刻意打扮，然后在蜕变完成时拍照留念。

马里亚诺十八岁生日时，家里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于是现在安东尼娅打算挽救自己的灵魂，让自己配得上好母亲的称号，举办一场违背我的意愿、伤害我的人格的聚会。

随着安东尼娅逐步实施计划，马西莫也愈发焦躁，因为要命的是，他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需要穿戴得体、梳洗整齐，在他想咳嗽或吐痰时立即止住。父亲因为行动不便生了溃疡，需要使用氧化锌软膏，而在母亲的计划里，他只能把软膏留在床头柜上。他还需要穿上外出的鞋而不是拖鞋，需要像一家之主那样，被用力抬进电梯，被推着走在路上，走在世界之光将照亮他的地方。

聚会前几天，父亲在家里慢腾腾地转来转去。在我看来，他在故意把轮椅的轮子弄得吱嘎作响。他笨拙、艰难地开门，不知道该怎么去洗手池或是烟灰缸旁。父亲费力地移动，仿佛幽灵在游荡。

我抓住一切机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没有什么比由母亲组织、父亲被迫参加的聚会更糟糕。可安东尼娅用热切的眼神和谜一般的热情压倒了我的抱怨。

她从衣柜里翻出一套体面的旧西装，却有些不满地发现胯部实在太紧了。于是，为我和母亲挑选聚会服装的艰巨任务就此开始。

我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也不会判断衣服的用料、扣眼、颜色、尺寸和腿部的开衩。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躲在少年时期的守护者——那只粉色大熊的影子下，拒绝每一件递过来的衣服。

没用的：一条红色短款连衣裙出现在我的床上，面料易燃、轻薄，一看就是大型仓库里的货色。没有肩带，但接缝处的线是稍浅的红色，显眼而粗糙。

这是安东尼娅送给我的礼物，我将在作为女孩的最后一天穿上它，与一切未成年人禁令盛装告别。

很漂亮吧？母亲倚在门边问道。我说不，红头发的女孩是不能穿红色衣服的，我看起来像个火把，像个消防员。

母亲没有放弃原始的、无可救药的喜悦。她围着我转了又转，拿起衣服在我身上比画，发出心满意足的声音，还叫双胞胎一起来看，见证我的尴尬与不自然。

马伊科尔和罗贝托善良而天真，说这件衣服很适合我。他们像往常一样配合对方：一个说“好”，另一个重复道“很好、很好”；一个看着我微笑，另一个又是点头又是鼓掌，说红色就是我的颜色。

我无法忍受他们一致的步调，比如他们都认为母亲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有必要；他们的脸上都开始长痘，性格也都如春日般温和、有教养。

不用非得让爸爸参加。我一边说，一边盯着墙，因为我的卧室里没有镜子，他们的眼睛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他当然得参加，安东尼娅回答说。她让我赶紧试一试新鞋。鞋盒里是那种只有母亲才会买给女儿的中跟鞋，圆形的鞋跟适合跳查尔斯顿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流行的一种舞蹈，起源自1923年百老汇音乐剧中的歌曲《查尔斯顿》(The Charleston)]。我闷闷不乐地看了一眼，用脚把盒子踢到一旁。

我要幸福，想要幸福，该死的你们什么时候能让我幸福。我想大喊，却喊不出来，只能把他们赶出房间，默默穿上红裙子和新鞋，右脚的鞋尖太窄了。我无处可藏，也找不到什么来掩饰我的不如意。

母亲又走了进来，满意地自言自语，说我看上去就像电影女明星。我反驳她从来不看电影，怎么知道电影里的女明星到底是什么样子。

聚会地点选在我家附近的体育馆。母亲有时会为负责打扫场馆的女士替班。一来二去，她就和体育馆的老板成了朋友。那人允许母亲免费使用里面的一个大厅，前提是第二天她需要把那里打扫干净。大厅室内弥漫着一股汗水和袜子的酸臭味，角落挂着彩灯，靠墙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摆放着绿色的塑料杯、小盘子、叉子、小面包、几瓶葡萄酒、许多芬达汽水，还有菠萝汁。邻居家女孩的父亲是个光头，他充当了今晚的DJ，决定用几支拉美舞曲开始这场派对。

要不是因为今晚的主角正是自己，我一定会找个办法逃离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残疾人专用坡道，所以三个人抬着父亲的轮椅，把他一路抬进了大厅。父亲两次惊恐发作：一次是在电梯里，一次是当他发现原来家门外还有一个世界，人们在那里生活、行走、呼吸。

我还是没弄明白，母亲是怎么邀请到这么多人的。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来了，几乎都是和我同龄的男孩女孩。

他们和我打招呼，送上祝福，亲吻我的脸颊，赞美我的穿着和妆容，在我耳边说他们很高兴，因为我长大了。

自助餐的餐桌边有四位女士：总顶着一头八六年老式鬈发的理发师正在倒饮料；安东尼娅喜欢的那家食品店的收银员正在分发餐盘；鱼贩的母亲正在帮助客人把虾和粉色酱汁搅拌均匀；车站旁那家餐吧的老板娘喷了三百公斤的发胶，正把餐巾纸折成小鹭鸟的模样，然后愉快地分给客人们。

安东尼娅光彩照人，正在与众人拥抱。我发现她化妆后的样子美丽极了，她身上的黑色连衣裙完美地突显了胸部，脚踝也十分精致：安东尼娅宛若新生，而我在渐渐枯萎。

马西莫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局促地窝在那里，和每一个来到他跟前的人简短交流几句。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弯腰或是蹲下来，与父亲问个好，但父亲只希望没人注意到自己整晚带在身边的尿盆。

现在是九点，夏天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伊利斯穿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条黄色连衣裙，头发扎成高马尾，和阿加塔一模一样。两人正向我走来，而我一时间竟分不清过去和现在。我仿佛挨了一记耳光，感受到切身的疼痛：她们一个金发、一个黑发，沉稳而又迷人，全身的配色恰到好处；她们的鞋跟都比我的高，却走得稳稳当当，口红也都是桃红色。

我很快发现，原来是她们在帮母亲的忙。她们邀请了我们认识的人，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能来；她们商定了菜单，确定了歌单，挑选出她们认为合适的衣服和鞋子；她们按照我的喜好烤了奶油蛋糕，背着我悄悄准备了几个小时。她们还做了一张海报——在所有人入场后，她们把那张橙色海报拿了出来，上面贴满了照片，有许多我在不同时期和伊利斯或阿加塔的合照，还有我的单人照。在一张照片里，小时候的我瞪着大大的眼睛，脸上沾着酱汁，穿着哥哥的短袖，站在我们第一个家门前的水泥空地上。

这两个让我备受煎熬的人指着她们为我精心挑选的照片和抄写的文字。她们从网上找来一些赞颂友谊的诗歌、名人名言，还有其他人的寄语，放进这块拼凑出的虚妄里。伊利斯的眼睛闪着光，她列举出喜欢我的原因，做成一份清单，放在了海报的右下角。清单上写的是，我聪明、可靠、忠诚、勇敢。

最后一个词仿佛一口唾沫落在我的脑门上，让我和伊利斯的关系化为乌有，让我的坦白化作沉默。我不想成为这些词中的任何一个，不想用这些词形容自己，也不想要眼泪、聚会或是海报：我的方括号里只有空白，没有任何的拉丁语、梵语或法语词根，也没有前缀和后缀。我只是一个不恰当的定义。

我看着她们，不知该说些什么。周围的人都在鼓掌，说这个举动真是体贴又温柔。我说谢谢，然后紧紧地抱住她们，却感到胃里像装着一个铁块，关节也十分僵硬。我挤出一丝微笑，用尽了足以徒步穿越整座城市的力气。

我想烧掉那张海报，让它消失，我想回家用剪刀把它剪碎，再把碎片吞进肚子里。

其他人走到我身边，把礼物和卡片递给我。而我环顾四周，寻找哥哥的身影。我相信他会来，会关掉音乐，拧着所有人的耳朵，让他们明白他们正让我难堪。但是身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手里的礼物越来越多，马里亚诺一直没有出现。

妈，马里亚诺在哪儿？我瞪大眼睛问道。母亲回答说，自己并没有邀请哥哥。

音乐声震耳欲聋，朋友们让我把礼物放到一边，和她们一起跳舞。拉莫娜、玛尔塔和达芙妮也来了，还有伊利斯马术课上的同学、整个拉拉队、母亲雇主家的孩子们、几个穿着短袖亚麻衬衣的同班同学，还有卡洛塔的妹妹。她走到我身边，亲吻我的脸颊，说这是她帮卡莉[卡洛塔的昵称。]亲的，姐姐也一定很想来，她很确定，然后露出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不，卡洛塔不会想来的，她也的确没来，看看周围，你觉得她来了吗？她在吗？我想高喊，但我太清楚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费心了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没有任何人想过我真正想要什么。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遵循十八岁生日派对应有的剧本：带着满满的美好愿景，与青春告别，许下新的诺言。

在我看来，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合常理。

就在我大口喘着粗气，打算躺倒在地、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的朋友们突然指着我身后，发出一阵欢乐的尖叫声。她们的眼神、笑容和因为激动而张大的嘴让我转过身：安德烈走了进来，穿着得体的西裤和衬衣，怀里抱着一束玫瑰。

他刮了胡子，精心打理了头发，但他俊美的外表反而让我更加不适。他仪态优雅，怀中的鲜花娇艳欲滴，毫不窘迫地稳步走到我的身边，亲吻了我。湿润的双唇带着我们之间的过去，贴上我干裂的嘴。有人在鼓掌，母亲在高兴地感叹：多好的男孩，多么可爱，和女儿多么相配。

这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克里斯蒂亚诺也没有来：没有人叫他来，甚至可能有人特意让他不要出现，因为我的母亲和朋友们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对于我的新生活、对于我更加神圣的成年生活来说并不是合适的人选。

如此一来，她们的意思显而易见：我应该成为全新的自己，以前那个四处游荡、肆无忌惮、总是诉诸暴力、装腔作势的小女孩只是年幼不懂事，她将被封存在过去；从今天开始，我必须洗净过去的一切，穿上更完美的笑容。

我接过玫瑰，搂在胸前，看着安德烈的脸。我发现在场的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除我之外，没有人知道那个晚上正是我在去舞厅前往安德烈父亲的车上扔了石头，那只是为了告诉安德烈，我丝毫未曾忘却过去发生的事，而他也将继续付出代价。

我应该告诉他，正是他，还有那些和他一样的人，杀了卡洛塔。他们参加葬礼来减轻自己的愧疚，而当卡洛塔叫他们出去吃冰激凌时，他们却感到羞辱。他们躲在浴室里，躲在缝隙中，躲在众人视线之外。他们说：摸摸我，但只能从背后，我不想看见你的脸。

安德烈揽着我的腰，让我先把花放到一边：现在，就像只有成年人会做的那样，该去跳支舞了。

*　*　*

意大利语老师抬头看着我。她穿了一件几乎长及脚踝的豹纹大衣，一头碗状的头发就连打喷嚏时也一动不动。她问我以后要做什么，我会去工作，对吧？她叫了两遍我的名字，好像我根本不在她面前，然后又问了一遍。你可以去参加一门培训课程，你有没有考虑过平面设计和视觉传达，有没有考虑过参军，有没有考虑花三年时间当护士，然后立即去医院领工资。或者你也可以当美容师，去某个律师事务所当秘书。我没在运动、跑步或游泳方面看出你有什么能力，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才能吗？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茴香糖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咂了咂嘴，糖粘在了牙上，她伸出一根手指，用指甲把糖抠了下来。

我回答说不知道，还得再考虑一下。而老师捏了捏双颊，又揉了揉脸。

距离毕业考试还有一个月，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我还在学习。到了白天，我有些精神恍惚，瞪着通红的双眼，死死盯着黑板，在书上画重点时，几乎快把书页划破。

连安东尼娅都觉得我做过了头。我把书放在腿上，坐在浴缸里就睡着了。这时，母亲就会拍打浴室的门，说我再不出去，她就给消防队打电话。

母亲也开始说一些让我沮丧的话。她开始谈论医学、化学、天体物理学，还说脑子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可以去做航天员，或者去采集矿物样本。

我做了一份日程表，标注好每一天需要复习的内容，从一年级到最后一年学习的内容，从巴比伦人到希特勒，从莫利塞大区的首府到DNA的遗传规律，从希腊语的不定过去时到卡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1835-1907)，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不能有任何漏洞，不能有任何疏忽，每一个问题我都必须找到答案。

天色已晚，我化身猫头鹰，花好几个小时背诵希腊语诗歌，练习各种格律——三音格短长句、六音步长短短长句、抑抑扬格——我要训练短暂且容易混淆的记忆，我要它像金属罐一样，把那些日期、国王和王后、节奏和韵律、战争、疫病、代数公式、几何原理、各式各样的柱头和画作都牢牢保存在里面。

伊利斯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说没有，我要学习、学习、学习。

她又问自己能否帮上什么忙，我想不想与她和阿加塔见个面，聊一聊我们的小论文，一起背诵学过的内容。我执拗而坚决地拒绝了她的邀请，毫不让步，继续挖掘那条将我们隔开的壕沟。

安德烈说，其实没有人真的在意高中毕业考试，而我正被这个不值一提的东西弄得精疲力竭。他现在是经济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过至少六次考试。我背书时的嘀咕声在他耳朵里，就像一只饥饿的小猫烦人的喵喵叫声。

安德烈把电脑借给我用，所以我会去他家写论文，但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的论文内容，也受不了安德烈在我写论文的时候在房间里晃来晃去，玩手机、看书，或是戴着耳机听音乐。仅仅是他的呼吸声就让我烦躁不安。于是我把他赶去客厅，把他关在了他自己的房间外面，还用钥匙转了两圈，把门锁上。

他进来之前必须敲门。我打开门，安德烈端来面包、火腿和一杯梨汁，与我一同坐在床边，告诉我不要紧张。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紧张，然后把我的头发缠在一根手指上。我说我已经忘了，到现在为止学的内容里，有三分之一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不明白黑格尔的历史观，不明白他所说的终结到底是什么的终结。

他说我穿白色的衣服很好看。

我红了脸，看向身上的连衣裙，细肩带、大裙摆，是一件我最不喜欢的衣服，却也是我衣柜里为数不多的衣服之一：我拼命学习，出了很多汗，不停地换衣服，母亲也因此讨厌我。

和衣服没关系。我把裙摆夹在双腿间。

我们去跳舞吧，你把头发扎起来，安德烈提议说。他用双手把我的头发一缕一缕地拢起，慢慢扎成一个高马尾，说这样才能看清我的脸。

我感到一阵燥热从脸颊和耳朵传来，现在我的耳朵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大，那么不正常。我赶紧用手试图挡住它们，让他别闹了。

为什么？他问。你这样很好看，我喜欢。

于是我停下动作。他的手梳理着我的马尾辫，我的手捂着自己的耳朵。我看见他正看着我微笑，就像在欣赏一个完美的圆。

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一个房间，一个储藏室。我好像又看见那个开碰碰车的下午，那时的他没有看我，而我激动得双脚冰冷。一切都在旋转，而他是重心。我还听见当我举枪射击时，他在我身后，我打出一枪又一枪，直到赢了游戏。没有什么前因后果，只是一个又一个场景——一条走廊、一个阳台、一条地下通道——那里只有我们。

最后我说，如果你想去跳舞的话，那我们就去吧。我放下捂着耳朵的双手，而他把我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像一把郁金香般捧在手间。

安德烈身材精瘦，只有我们俩在家时，钻进他的被子，我便分不清南北。我忘记了那些令人窒息的思绪和总是烦躁的心情，也忘记了那些我一直与之抗争却从未提起的邪恶心思。牙、膝盖、肚脐——他身上总有些地方会引起我的联想，吸引我的注意。我再也听不见走廊里传来的窸窣声，听不见树枝拍打窗户、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当我们独处时，安德烈的说话声总是很低，我永远都听不清，却仿佛知道他在说什么，仿佛那首歌谣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

下星期一，高中毕业考试的笔试就要开始了，但今天还是星期六的晚上，我说服自己出去跳舞。安德烈很喜欢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坚持要我穿着它出门。于是我合上笔记本，关掉电脑，把论文放到一边，把头发高高梳到头顶：他看起来很满意，而我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们坐在车里，吃了一张外带的比萨当晚餐，安德烈打开收音机，不停更换着频道。我听着断断续续的歌声，用手背擦掉沾在脸上的酱汁。

我们要去的舞厅叫莫维达，开在布拉恰诺城堡下面。和许多湖岸舞厅一样，它也只在夏季开放。那里有一小片清理好的沙滩、一块沙滩排球的场地、一片水泥浇筑的舞池，还有一个用铁板搭起来的小码头。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有人了，但不算太多，今晚是夏威夷之夜，有人送给我们几个假花做成的花环。我把花环戴在白裙子的外面，遮住番茄酱在胸口留下的污渍。

安德烈的朋友们坐在舞池周围的小桌旁，我跟着他穿行其间。音乐声震耳欲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乐曲经过重新制作，一点也不动听。DJ们没有什么想象或技巧，对着麦克风嘶吼，用不雅的话来热场。不论哪个舞厅，播放的都是这几首歌。历经几个月、几年、几个世纪的时间，它们成了我们这个地区具有标识性的声音。

我与认识的人打招呼，然后等着安德烈把饮料拿过来。我要了一杯草莓伏特加，安德烈要了一杯蓝天使。周围的面孔来自湖边的各个小镇，他们每晚都能相遇，因为可供选择的地方并不多，只有三家舞厅，它们之间甚至根本不存在竞争：一家星期四开门、一家星期五开门，还有一家星期六开门。我们像卫星一般盘旋，而这些舞厅一动不动，它们就是我们的宇宙，我们的行星。

伊利斯看见我，满脸惊讶地过来抱了抱我，问我为什么最后还是出来玩了，为什么没有告诉她我会来，否则我们就可以一起打扮。我的表情像一条上了钩的鲈鱼，脚上穿着沙滩拖鞋，脑门上印着三角公式——正弦、余弦、正切；而伊利斯的长睫毛上涂了睫毛膏，红色的口红也让她增色不少。她身上的连衣裙比平日穿的更短，我一眼就认出那是阿加塔的。果然，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了阿加塔，她的穿着打扮和伊利斯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颜色和配饰有些许不同。她们就像一个模子里批量生产的娃娃，最终会被装进印着浮雕字样的精致盒子里，放到市面上出售。

我回答说我们是临时决定的，安德烈想让我休息一个晚上。她们说他真贴心，我头发扎起来的样子也非常好看。伊利斯尤其在意这个细节，她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围着我转了好几圈，不停地称赞我脖子修长、后颈漂亮。她就是这么说的：你的后颈非常漂亮。

你星期五交论文了吗？阿加塔一边问我，一边捋着发梢。她的头发用直发板烫过，看上去像是闪亮的金色。

交了，你呢？

我还没交。星期一我会直接把论文带过去，教授说没问题。

你的论文是关于什么的？伊利斯问。我没有和她分享过我的任何研究内容。

关于爱与灵，还提到了神话、雕像和很多别的东西。我漫不经心地讲着，没有提及更多细节。

但伊利斯还在刨根问底，因为她想知道我参考了哪些书，引用了哪些段落，怎么做的思维导图，论证结构是怎样的。她以为现在还是那个我们一起阅读、一起和蝙蝠侠玩、一起去码头跳水的夏天，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全新的夏天，她穿着闪闪发光的高跟鞋翩翩起舞，而我不住地头疼，因为我要思考叔本华、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生卒年不详)，古罗马作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代表作《金驴记》]和卡诺瓦[Antonio Canova(1757-1822)，意大利新古典主义雕塑家。]，思考意大利语老师嚼糖果时的样子，思考她问我是否打算给超市递简历，因为没错，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让我们面对现实，生在像我家这样的家庭里，我应该现在就开始工作，就是现在，没错，现在就该开始工作、工作、工作。

安德烈回来了，他和两人打了个招呼。我几口喝下手中的饮料，没给他们一个笑脸。人越来越多，伊利斯和阿加塔接连走进舞池，挨在一起向身边的男人抛出挑逗的眼神。自从阿加塔和花店老板的儿子分手，她和伊利斯就喜欢凑在一起，让自己变得夺人眼球。她们穿着性感的衣服，抛媚眼，却又拒绝让那些男人靠得太近。她们相互拥抱，单独在舞池中央跳舞，像金鱼一样勾起众人的目光，然后让每一个想征服她们的欲望落空。

我不知道怎么模仿她们做的这些事，不会引诱别人，不会让他们为我着迷，不会表现自己，我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看着她们跳舞、微笑、喝酒的样子。她们好几次邀请我加入，表示我也是她们当中的一员，我是被需要、被欢迎的，但我从那些眼神里看见了谎言，因为那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一个属于我的、合适的位置。

安德烈说我应该尽兴地玩，这才是我们来的目的。他牵起我的手腕，毫无节奏感地在前面迈着步子，自嘲地大声喊道，如果他都能试着跳舞，那我也应该试一试。

我却感觉到脖子上套着绞索，感觉到花园开阔的空间，感觉到湖面升起的新鲜而潮湿的空气，感觉到那个让我产生幽闭恐惧的声音——那是细浪在拍打湖岸。我看见自己身处一个铁皮盒内，没有任何孔隙可以让我呼吸，而我最终只能被冲压机压扁。

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手舞足蹈，互相搂着肩膀，传递塑料杯。杯子里装满冰块，黑色的吸管落了一地。有人互相看不顺眼，有人手牵着手离开，有人在人群中接吻，不知羞耻地公开宣告自己的爱情。

我就不该来，我对安德烈说。然而他并没有听见，只是继续微笑。

而我的朋友们正在唱歌，试图盖过吵闹的音乐声。她们高喊着，看着彼此的眼睛，仿佛有电流在其间流转。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融入眼前的人群，无法融入这些庆祝高中毕业的人、不惧怕未来的人、认为自己有选择的人。不管他们有没有房贷，但至少他们还有个房子；不管他们的父亲系不系领带，但至少他们有自己的父亲，有一个会做烤馅饼、会在电视上看问答节目的母亲，还有一个不会面临牢狱之灾、会受邀来参加自己生日派对的哥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人也越聚越多。他们仿佛凝成一个巨大的身体，皮肤因汗水变得油腻，头发满是发胶的味道，鞋子在草地上踩脏了。他们互相递香烟，把烟头和空包装盒扔在地上，让所有垃圾、所有自己制造出的废物在湖面随波漂荡，仿佛它们会永远消失或沉入湖底。

有一次，安德烈对我说“我爱你”。那时我们坐在湖边的沙滩上，想比一比谁能数到更多的流星，尽管那晚并没有流星，一颗都没有。我们的计数依然是零，也没有许任何想要实现的愿望。他喝完了手里的那瓶红酒，然后对我说了这句话。我咳得很用力，就像父亲因为吃到了不喜欢的调料而发牢骚时那样。我清了清喉咙，假装嗓子哑了，来掩饰这句会带来伤害的话，好像那是一个计算错误的等式。

我说我该走了，安德烈却说这个晚上才刚刚开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告诉他。然而我不会坦白，于是也就不会被宽恕。我什么也没说，扎起的头发让皮肤有些发痒。我大口喘着气，把空杯子扔进垃圾桶，里面装满了其他人的杯子、其他人的生活、其他人的想法。但我不能告诉他我的想法，因为他不会理解，对于这一点我十分确定；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在他眼里显得不那么可笑而恶毒。我该怎么表达我的嫉妒、我的恐惧、我的失败，还有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未来。

趁着安德烈和一个朋友聊天的空隙，我走开了。我穿过人群，感受到他们身上的潮湿和希望。

但我并不能真正离开这里，因为布拉恰诺的沿湖公路和小镇并不挨着，没有渡轮，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临时的交通工具，人们开车或者骑摩托车往返。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开始沿着路边往回走，穿行在双排停放的汽车间，穿行在要不要进去跳舞的议论声中。有人在一棵真的杨树或是假的棕榈树下把晚饭都吐了出来，有人把避孕套丢在沙滩上。

我往前走，路过一家家关着的餐厅、大门紧闭的酒馆，还有白天出售饮料与沙冰的白色木屋。陪伴我的只有湖水的声音，它和大海的声音并不相同，因为它很少有，偶尔才能听见。湖水通常没有什么旋律，只是一潭静止的死水，闪烁着倒映湖面的一切。只有风时不时吹动湖面，让它歌唱。

色调，构图，我扎起的头发，像是在坚信礼上穿的白裙子，脖子上的假花环，番茄酱，腋下的汗水，啪叽作响的拖鞋。我觉得自己是茫茫黑夜里的一个白点，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一辆轻便摩托车停在我面前，克里斯蒂亚诺摘下头盔，说我疯了，现在可是深夜，我不能一个人到处溜达，这真是个坏习惯。

我说这不关他的事，他也不该跟踪我。

克里斯蒂亚诺说他并没有在跟踪我，而是正要去镇上接一个朋友，刚好在路上看见我露着长腿，头发也扎得奇奇怪怪，看起来简直不像是我。

我看着克里斯蒂亚诺。他穿了一件崭新的衬衣，但领口处皱皱巴巴；身上的香水味甜得发腻，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味道；他双眼发红，一看就是抽了太多烟；脚上的鞋也没有系好鞋带。我很高兴能遇见他，因为我想，错误的人之间就是如此，相见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快乐。

你知道刚才我看见谁了吗，卢恰诺，你还记得吧？你们偷了他家的东西。他今天给我发了一条短信，预祝我星期一考试顺利。就在用他的钱搞来的那台手机上。我一边说，一边走上前。

他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告诉过你，他就是个傻子。我们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只白色的玩具熊，还有他在幼儿园穿的内裤。克里斯蒂亚诺给我腾出一个位置，把头盔递给了我。

我坐上去，尽力整理好身上这条笨重、烦人的裙子。他立即出发，像往常一样迅猛地飞驰，然后拐上主路。那条路没有路灯，却沿着湖，穿过小树林和露营地，一路散发着植物和掉落的松针的味道。

这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路，已经深深刻进了我们的脑海。从这里只能远远看到湖泊，却能够看清它的全貌。从此岸到彼岸，这片湖是黑暗中最深的那一块。路旁是航空博物馆、七十年代关门后就再也没有开放的摇摆舞俱乐部、摆放着天使小雕像的苗圃和建在山坡上的别墅。路上还有狐狸出没，一不注意，它们就会钻到车轮下。

我搂住克里斯蒂亚诺的腰，因为我很冷，因为我应该这么做。

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自己该准备好做什么，或是不该准备好做什么。我回答：准备好了。

于是克里斯蒂亚诺提高车速，关掉了车灯。

就这样，我们一头扎进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