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伪装自己，改变自己，把自己变成另一个阿加塔。在我看来，你永远不可能像她。

二、你总是想让我和你们两个一起出门，一起散步，一起聊天，尽管我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这点很让人讨厌。

三、你费尽心思组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考虑我的意愿。

四、你好多次对我们的友谊无动于衷。我说的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而不是强行加入第三个或第四个人。

五、还有那张讨厌的海报，我把它折起来扔进了衣柜，和那些我不想每天都看到的东西放在一起。还有“勇敢”那个词，我早就跟你解释过，它不是用来形容我的。

六、因为我和安德烈在一起，不能和其他男性走得太近，所以好几个晚上你没有叫我一起去跳舞。

七、你往我家里打的电话越来越少，甚至再也没有了。晚上的电话铃声是我们的暗号，我们的秘密。而你让属于我们的秘密消失了，关于这一点我尤其怨你。

八、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疏远之后，你还总往我手机上发那些所谓殷勤、关切的短信。

九、你没有来我的高中毕业考试，当然这是因为我不让你来，其实我希望你不要听我的话，可是你没有明白。然后是你的毕业考试，你邀请了阿加塔，还在最后的致谢里说“致我的朋友们”。我不想被概括到这个令人恶心的“朋友们”里。

十、因为我一些无心的失误，你居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就像一个角向左偏离太远，画出了一个新的不等边三角形。我讨厌三角形，我喜欢直线，它能连起两个点，永远笔直。

在伊利斯的要求之下，我列了一份清单，写下所有近些年来她对我做下的坏事。我骑着自行车，把这张纸送到伊利斯的家里，随后是几个星期的沉寂。

我现在在安德烈家，下午天色已暗。小别墅一栋紧挨着一栋，被涂上橘色或是黄色，大门自动开闭，树篱的边缘化为一片阴影。我们赤裸着躺在床上，藏在被子之下。安德烈说，你假装我们两个都消失了，没有人能找到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呼吸在棉布下变得炽热，身体变得柔软，我红色的头发变成一种累赘，它们钻进嘴里，钻到腋下，落到我的眼睛上，让我看不清周遭的一切。然而我想，也许就是这张床，这个狭小而逼仄的空间，我们紧挨着的身体——耻骨、锁骨、脚趾，才能让每一个我感到愉悦，不管是那个惹人厌烦的我、诉诸暴力的我、焦虑的我、自负的我，还是那个绝望的我、粗野的我。

我近距离看着安德烈，明白自己在意他身体上的缺陷，凑近细细寻找，比如鼻翼上的痣，嘴唇上的疤痕，尖尖的耳朵。他的喉结越发突出，吞咽时十分明显。他身上的骨头有时太过突兀，未经刻意训练的肌肉线条清晰，肤色到了夏天也依旧苍白。他的手指很长，像是女孩一般，指甲常常修剪得很短。再比如他生气的时候不会提高嗓门，他的背上有一些小黑点，膝盖处的皮肤很干。我寻找这些不显眼的缺点，期待它们能够说明他的选择，解释他为什么会和我在一起。

安德烈的房间有一张双人床和一个小阳台，他的母亲将熨烫好的衬衣摆在书桌上。房间的墙很结实，是蓝色的，是一种属于九月天空的颜色。我一边窥视他的宇宙，一边喘息着紧紧贴住他的身体。我想把自己伪装起来，让自己能够融入他的世界，就像那些用来缝起深层伤口的内缝线，身体只能将它们吸收，让它们进入血液循环。

我的手机振动了，收到几条消息，但是我没看，因为在那个时刻，它们是不存在的。就像安德烈说的那样，我们消失了，别人就算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也无法找到我们。

离开安德烈家时，我嘴唇红肿，双腿发热。我看了一眼手机，是伊利斯发来的消息，说她读了我的清单，想和我道歉，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给我带来了痛苦。她写了十个在她看来有助于重建友谊的办法，放在了我的信箱里。

我站在自行车前，站在闪烁不定的路灯下，感觉自己把安德烈和伊利斯夺了回来。尽管总有第三者不断地入侵和挑衅，想要分开我们，但我还是得到了他们，守住了他们。

我被信心与虚荣填满，跨上自行车向前骑去，双手离开车把，哼唱起一首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歌：“就这样结束吧，我要从头开始。关上灯，你会消失在我的世界。不久之后，在这片浓雾之外，在这场暴风雨之后，会是一个晴朗的漫漫长夜。它也会过去，但正是那份温柔，让我们害怕。”[出自意大利歌手吉安娜·纳尼尼(Gianna Nannini,1954-)的歌曲《你在灵魂里》(Sei nell'anima)]

*　*　*

出于怨恨，出于报复，出于伤害，出于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后，我选择了哲学专业。现在，我已是一头长发，眉毛被夏日的阳光晒成了金色，腰更加纤细，胸部更加不明显。我内心有个声音引导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让我必须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都在讨论培训课程、医学、外科、办公室，而我要说的是马丁·海德格尔。

学习语言、文学、政治学再简单不过，而我需要用鞭子逼自己不断超越，从海里钓起鱼刺最多的鱼，然后张口把它吞下。在疯狂咀嚼过后，我的嘴里现在满是鲜血的铁锈味，还有一些难以下咽的残渣，我不知道是该把它们吐在草丛里，还是就着一升的橙汁一口咽进肚里。

给马里亚诺打电话时，我对他说：我会研究马克思，这样我就会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

他笑了起来。

我的学业繁重而紧张，像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一个满满当当的立方体，一座永远不会被改造成高楼大厦的辅助建筑。我需要紧急开辟一些新的空间，让我的努力得见成效。为此，我给自己立下新的学习习惯、周期、节奏和计划。

我通常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这里没有什么变化，却一年比一年沉闷、无趣。仿佛有两个出门度假的孩子把篮球丢在了房间一角，印着水母和海星的床单都被揉成一团，扔在了床上。

我在衣柜前的墙上贴了课程表，很多书目的清单，需要学习的，有待深入研究的，需要复印的，已经印好的，找得到的，没找到的，已经让我厌倦的，页数太多无法复印、只能去图书馆查阅的，晦涩难读的，让我狠狠咒骂的，缺页的，还有那些缺失的页码的清单。

为了学习、记忆、理解，我只能不停地写，别无他法。所以大大小小的本子上都写满了笔记、问号、省略号、只有一半的句子、拼写错误的名人姓氏、连接日期和事件的箭头、加了引号的标题，还有匆匆抄下又被蹭得字迹模糊的引文。为了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我必须集中精力，保持周围清静，挤压、榨取所有脑细胞。

我把自己拆成两半，一半在火车上，一半在站台上。下雨了，雨水汇成湍急的河流。站台上的我缩在滴水的雨棚下，努力躲避这场大雨，同时火车上的我正从这幅画面中穿过。火车没有停下，它不打算在这一站停靠了。站台上的我还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而火车上的我正看着站台上的我，被车窗上肆意流淌的雨水分散了注意力。天空落下两道闪电，一道在车头，一道在车尾。站台上的我看着两道闪电同时落在火车上，而同一时刻，火车上的我呢？那个我已经习惯了在火车上窥看一切，她甚至无法想象，如果不透过车窗，那些接连出现在窗外的地方，那些她从未踏足过，却已习惯了它们出现又消失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此处指的是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雷击火车实验”，其目的是论证同时的相对性，这一实验也被认为是狭义相对论的起点。]

我沉浸在思绪中，客厅里突然爆发一连串的声音。母亲和双胞胎吵闹着，父亲则像他们的伴唱，不停地嘟囔，似乎在叫唤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吵架，还是因为兴奋过了头，但我想应该是前者，因为这种兴奋从未在我们这层楼出现过。

我紧张地走出房间，因为他们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在我看来，研究物理对于哲学家来说简直就是笑话。我选择哲学专业不是为了学习物理，但我也不想随便应付，不想依赖那些“物理小手册”，因为那是给可怜而无能的人准备的。我探出头，大喊道：我在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们能不能……

然后我愣住了。厨房的桌子上有个黑色的物件，它有光滑的屏幕，有电源和天线的接口，还有开关键。

菲斯塔女士原本想把它丢掉。母亲像是要同我解释它的存在，它如此怪异的存在。迈向普通人生活的这一步，我们谁也没有期待过。

父亲前前后后移动轮椅，一次又一次地撞向桌子，他细瘦的双腿也在碰撞中不停颤动。他躁动不安，厨房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他生命中的萨拉班德舞曲[一种来自拉丁美洲的古老舞曲，十六世纪传入欧洲。]，是他不敢奢求的划时代的巨变，是任何一个圣人都不曾赐予他的祝福。

双胞胎已经拿起遥控器仔细观察，研究它的功能。那是一台老电视，至少已经用了五年。对于别人来说它只是垃圾，对于我们来说则是神赐。

我什么也没说，一直离桌子远远的。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电视机，我在别人家、在商店的橱窗、在酒吧的墙上看到过很多次。对于那些电视机，我赞叹过，厌恶过，喜爱过，遗忘过，渴求过。

没有电视是我们的不幸，也让我们成了怪诞的存在。我们会无礼地高声道：我没有电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被排挤到各种对话的边缘。我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别人在说些什么，可他们谈论的东西是我们不可能触及的。没错，我们经历过不可能的事物，因为你要么拥有一件东西，要么没有；这件东西要么可触碰、舔舐、清理、摧毁，要么不可以。我就是这样一无所有地直面这个世界。

电视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多余的、不合理的，它破坏了母亲定下的规则，但她对此没有多说什么，这让我十分困惑。我像一个烫了鬈发、穿着蕾丝花边裙的洋娃娃，静静坐在桌边。与此同时，母亲与双胞胎在客厅忙碌，父亲的轮椅咚咚地撞在木头桌腿上。厨房就像一个黑洞，把我们吸入其中，它的引力场让我们无路可逃。

母亲和双胞胎边干活边不停咒骂，移动家具，找连接天线的电缆接口，重新归置物品，搭起一个小小的神龛，把电视机靠墙摆在客厅里的两个水果箱上。母亲通常用它们盛放土豆和洋葱，而现在，她迅速用铁丝把它们绑在一起，甚至开始考虑把它们装饰一下，在上面涂满胶水和小花。

双胞胎坐在沙发上，瞪大了兴奋的双眼。父亲终于离开了桌子，用轮椅在地上画出一个半圆，移向另一边。母亲坐在沙发扶手上，沙发很小，根本容纳不下我们所有人。我们没有理由同时来这里，因为那面墙上原本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我们之间也并没有什么可聊的。

电视打开了，我们安静下来，降低了对彼此的防备。我依然坐在厨房的桌子旁，通过开着的门看他们晃来晃去的后颈和向前伸长的脖子。我听见他们的评论，听见他们的争吵，因为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分歧，而这种分歧出于某种可悲的命运，最终倒映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就开始讨论别人讨论的内容；讨论这样的争论到底有没有用处；讨论他们才看了半个小时电视，居然就争论起来；讨论电视存在与不存在的意义；讨论观看国家电视台的时候不能保持安静，真没有教养。

我站起身，没人注意我。我很饿，但谁知道几点才能吃晚饭。我回到房间，看着眼前画着火车的那张纸。我看着第一道闪电落下的A点，看着第二道闪电落下的B点，看着代表火车运动方向的箭头，还有代表火车上和站台上的我的M点。我确定，火车上的那个我要完蛋了，因为如果一辆运行中的火车同时被两道闪电击中，就注定无法到达终点。

*　*　*

六月的一个午后，我带着需要学习的书本一路来到湖边——解释学循环、蒙田的怀疑论、对伽利略的审判——我同时准备三四场考试：免修考试、预考试、要完成的小论文。从湖面吹来的风没有味道，我把脚伸进浅滩上的水里。

高中假期一去不复返，还有那些飞溅的水花、漫长的午后和慵懒的正午时光。我被困在如闪电般短暂的大学假期里，时间根本不够用。夏天也匆匆而逝，黄昏时分湖泊如同一只斑斓的老虎：落日的余晖被分割成黄黑相间的条纹，而另一边，黑夜已然来临。每次带着书来到湖边，坐在靠近老城的沙滩上，我都会从岸边抬头望向天空，看着照在房子上的阳光一点一点消失，即便没有云，湖面上升腾的雾气也会逐渐浓稠，掩盖眼前的一切。

我转身走向之前铺在地上的毛巾，却看见一个女孩就站在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她牵着一只小型犬，正在一旁看着我。遛狗绳是蓝色的，女孩的衣服是黄色的。她笑容灿烂地向我走来，自我介绍道：我叫埃莱娜。我之前就在镇上远远看见过她，在我看来她总是很有分寸、举止得体，还有不少朋友。没有人介绍我们认识，不过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关于她的事：她上的高中，她交往过的男朋友。我还知道有天晚上她喝多了，去了维泰博的“天鹅”舞厅，跳舞的时候，黑色连衣短裙从她丰满的身上滑落，不止一个人发誓自己看见了她左边的乳头。

我低声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的心思都在学习上，没有什么交谈的欲望。对我而言，这片湖泊是我学习的同伴，而不是消遣之地。一个星期刚过半，就算在夏天，也不会有太多来游泳的人；而且现在我们几乎在山坡的拐角处，游客就更少了。

埃莱娜说她知道我是谁，她经常看到我和那个看起来像演员的朋友在一起。我解释说那是伊利斯，于是埃莱娜坐到我的毛巾上，解开了遛狗绳。小狗向湖边跑去，在石头间嗅来嗅去，而她开始侃侃而谈，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事：她住在哪儿，怎么会没有人介绍我们认识。她觉得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交集，又列举了一些我们的相似之处。她说自己正在学习，希望成为时尚记者，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到好成绩。她喜欢读冒险类的书，喜欢旅游。她从小学习古典舞，但脚有些歪，无法很好地保持平衡。

她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想拿起书，从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梳理。我咒骂自己为何要离开家，就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电风扇放到书桌旁。

她表现出对这次偶遇的热情，而我无法理解，也不知该如何回应。她看上去温和有礼、无忧无虑，好像不会为什么事情着急。她熟练地开着玩笑，我想她可真漂亮，双腿是健康的小麦色，却没有太过细长，胸部丰满，腰肢纤细。不过近看之下，我发现她的头发是染过的。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开了家理发店，还邀请我去店里找她们，店面就在圣方济各教堂前面。我说我的头发是母亲剪的，但她并不专业，只是出于需要。

于是埃莱娜表示我照样可以过去，作为礼物，她可以给我涂半永久的指甲油——黑色、银色、灰色，我看上去很适合灰色。然后我们可以在晚餐前一起去喝点开胃酒。

我回答说不知道，再说吧，我对指甲油或是起泡酒并不是很感兴趣。

我们还是交换了电话号码，埃莱娜也不再打扰我学习了。她站起身，用手拍了拍波点连衣裙，唤回那只叫“金”的小狗。就是金汤力的“金”，她笑着解释。我看她扭着屁股走开，金被拴上了遛狗绳，他们又变成黄色和蓝色两个点。

从那天开始，埃莱娜就经常给我发消息，没有压迫感，不让人讨厌，只是一直持续不断。她说可以开自己的车来接我——一辆崭新的白车，就像市中心的出租车。她说去弗雷杰内[位于罗马市中心以西约40公里处的一个海滨小镇。]的海滩会很有意思。她说自己知道湖边有一个私人帆船俱乐部，没人去那里，湖水比别处更加干净，还有船和总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她说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菜谱，很想试试在家做番茄酱，然后用它蘸墨西哥玉米片和薯条吃。

这些年来，我一直被伊利斯冷落，因此埃莱娜的关注很快就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我几乎没有怎么犹豫就答应了她的邀请。这样我就有几个小时可以放下书本，去海边，在沙滩上喝一杯玛格丽特。我假装自己会做饭，临时准备一份牛油果酱。我会和她的父亲一起看电视，他是律师，也是健身爱好者。而她的弟弟喜欢爬山，还会给羱羊和野山羊拍照。

我们一起看《蒂凡尼的早餐》和《龙凤配》，都是埃莱娜最喜欢的电影。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同睡在她的床上。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黑白色的时尚海报、辛迪·克劳馥[Cindy Crawford(1966-)，美国知名模特，以其标志性的笑容和蓝眼睛闻名。]和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1970-)，英国知名模特，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非裔模特。]的剪报，还有纽约那些高楼大厦的图片。她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曼哈顿生活，还有加利福尼亚、好莱坞，以及所有坐落在水边的地方。她还说，在美国，码头被称为“piers”，它们很长，不像我们这儿的码头又短又滑，根本没什么用。美国人在码头旁建起露天游乐场，那里的海滩大到可以打网球。

我们躺在帆船俱乐部的条纹躺椅上喝着橙汁，我也说起一些关于自己的事，说起那个闷热、压抑、吞噬一切人和物的要命的家，说起我的母亲和父亲，说起不在身边的哥哥，说起伊利斯用我们小时候嚼的泡泡糖“比巴卜”命名的粉色大熊，说起双胞胎和他们无可救药的宽容。

我可以用话语清晰地表达自我，表达对安德烈的爱意。总而言之，我抱怨过去，赞美当下。我第一次想要大声说出迄今为止的生活，我没有提到和克里斯蒂亚诺在夜里关灯骑车的事，但我总是围绕着这些事，说“嘿，你知道我这么做过多少次吗”，或者“就这样吧，有时候我简直是疯了，真的很疯”。就这样，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腐败的苹果，一个目光神秘的女孩。这个想法让我心烦意乱，难以捉摸。

最后，我又说我也想去遥远的地方生活，比如刚果、日本或者波利尼西亚；我也不讨厌在珠宝店的橱窗前解决早餐，我能借机停下来，欣赏那些我无法拥有的项链和耳环。

与埃莱娜在一起的时光亲密而又自然，仿佛童年时她就来到我的身边，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让曾经遥不可及的事都变成现实。她能找到无穷无尽的办法，让我们用最小的代价玩得开心。如果我必须带着书学习，她也不会抱怨。她还制定了一些属于我们的仪式，比如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在车上看湖边日落。日落宣示着终结，太阳无法纵身跃入湖水中，只能在上面反射最后的光芒。

我们说：再见了太阳，再见。随后大笑起来。

伊利斯对我新结识的朋友很是不满，不停地告诫我不要相信埃莱娜。但我认为，她说这些话只是出于嫉妒和后悔，因为如今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也不再是尴尬的第三者，她担心我会和别人更要好。这种新的力量，这种能够惹她生气、使她失望的能力让我激动不已：因果流转，生活会把你做过的事、犯下的错，都归还给你。

埃莱娜没有男朋友，但她最近结束了一段长达六年的恋情。她想要告诉我关于前任阿莱西奥的每一件事，从他头发的颜色，到做完那件事后他要用床单擦几次肚子。于是我也谈起那些身体，那些分手，那些爱情上的波折。没想到谈论这些事竟如此容易，似乎只要说出口就够了。

考试周终于过去了，我也总算没有落在后面，得到了两个三十分、一个二十八分、一个二十五分[意大利大学考试成绩满分为30分。]。最后这门考试的成绩让我大哭一场，我撕掉了两个笔记本，甚至想把那四包复印资料都给大口吞下。我学习过，努力过，像猫头鹰，像貂，像在夜里四处游荡的动物，想要存活下来。

埃莱娜只参加了一场考试，她似乎很高兴，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可以无忧无虑，不必为学习烦心。她想让我庆祝一番，还让我带上安德烈和他的几个朋友。我同意了，决心在接下来至少一个月里暂时放下学习，放下我的笔记本。就这样，一个新的夏季小团体诞生了，就像一颗新的彗星，没人知道它从何而来，又会在何时消亡。

为了炫耀这段刚建立起的友谊，我也邀请了伊利斯参加派对。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原先的日光浴躺椅和遮阳伞都已经收了起来。我们带了三瓶有些温热的白葡萄酒，旁边降下车窗的车里传来阵阵音乐。我不停地喝着，笑着，撒娇一般靠在埃莱娜身上，动作亲昵，还拉着她一起跳进湖里。安德烈也跟着跳下来，其他人紧随其后。伊利斯的头发仍是干的，她独自留在岸上，拉着脸，神情阴郁，如同一只乌鸦。

她的悲伤成了我快乐的源泉。我跳进水里，散开头发，甩了甩。我的大腿紧实，小腿纤细。因为皮肤苍白，浓密的红头发在天空的映衬下就像一道血痕。我的血管里蕴藏着这般意想不到的美，不必挣扎，不必忍受，不必抗争，我就获得了曾经渴求的一切，这足以让我欢呼雀跃。现在我确确实实有了值得炫耀的东西，也确信我是讨人喜欢的，无论谁看见我，都会很喜欢我。

我幸福地大笑，带着微微醉意跳进安德烈的怀中，在水中与他亲吻。他像一条蛇，我则是一只章鱼。音乐声不大，却异常清晰。骑轻便摩托车经过的人按响喇叭，仿佛在说，我们做得好，我们很棒，我们自由而成熟。

这便是我现在的感觉，我长大了，就像一块被布盖着的面团，吸收了空气，发酵了，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膨胀起来：考试都通过了，安德烈很爱我——他当然爱我，伊利斯对“勇敢”那个词、对自己让人讨厌的那十个理由感到后悔，而埃莱娜就像一颗冲出枪膛的子弹射向未来。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做任何事，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

我兴奋地发出一声尖叫，声音仿佛来自某种受保护的湖鸟。我像鳗鱼一样游动，想象自己拥有海鸥的蹼，憋足一口气，在湖面下翻转腾挪。我曾经不得不经历辛苦和破坏，而现在呢：我也可以幸福。

我喝了一口湖水，忍不住嗤笑：湖水是甜的，竟然是甜的。这片水，这片淤泥堆积的地方，居然有樱桃、橘子酱和棉花糖的味道。湖水一直是甜的，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还不够：湖水一直是甜的。

我大喊道，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　*　*

克里斯蒂亚诺，我需要你帮一个忙。我要你来接我一趟，带两个全包头盔、两桶汽油，再把摩托车的牌照挡住。

挂了电话，我的手剧烈地抖动着，如果此时手上有满满一杯咖啡，我一定会把它洒在地上。我只穿内裤，呼吸急促，低头看向双脚时，才发现它们也在不停颤抖。于是我抓起一个黑色蕾丝胸罩，在肚子上系好搭扣，然后把它转过来，调整罩杯，把胸部挤进去，又理了理肩带。我穿上搭在椅子上的黑色牛仔裤，接着是运动鞋。我想找一件运动服，眼前却出现了双重，甚至三重叠影。

已经五个小时了，我却没有任何平静下来的迹象。我坐不住，也没法靠在墙上。我已经去了十趟卫生间，把身体里本就不多的水分排了个干净。我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融化。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穿着睡衣，正在吃苹果。我熟练地削皮，小心地拿着刀，以免伤到自己。我目不转睛，一点一点地把果皮从苹果上剥下来。

电话里有人在笑，但我无法通过笑声或是嗓音认出对方是谁。那人问，安德烈做了一些事，你想知道吗？

我回答说，不想，然后挂断了电话。来电是个陌生号码，然而很快我就收到了安德烈的短信：对不起，求你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发誓，我只是过来喝杯咖啡。

我盯着我的摩托罗拉看了一遍又一遍。这部手机那么老旧、诚实、坚不可摧，但我希望它现在就爆炸，带走里面所有的信息和通讯录号码，还有这几个星期、这几个月以来的记录。

那个未知号码又打进来，我按下接听键：你男朋友正和你朋友在一起呢，我们就在你朋友家外面，他就在里头，我们用对讲门铃喊了他三遍，可他不愿出来。

我摇着头，想要摆脱这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却听见电话里再次传来笑声——笑啊，笑啊，嘲笑着我——然后电话挂断了。

我打电话给安德烈，他没有接。我又打了一次，他还是没有接。我前后打了四五通电话，他都没有接，于是我翻遍通讯录，找到了伊利斯的名字。

安德烈和你在一起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和我？没有，我在蒙特罗西，在我祖母家，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安德烈在我的一个朋友家。

不是我。

我听见电话中隐约传来厨房里的嘈杂声：电视开着，地方电视台正在播放新闻，水槽里盘子相互碰撞。我挂掉了电话。

我感觉自己像被鱼叉扎中了喉咙，快要窒息了。就在感官和知觉快要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打开窗，外面有汽车驶过，有人牵着狗散步。目光所及的地方还有一棵树，大熊正是从那棵树上帮我锯下了一根树枝。

我又给安德烈打了一次电话，他紧张地接了起来，含糊地说着一些意味不明的事，他很后悔，他之前都做了什么，为什么一直没有接电话。他说这只是偶然，他们是有联系，但只是出于友情。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晚上一路跟着他到了那里，他只是想去聊聊天。

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那天晚上埃莱娜家里没人，他们只是想说说话，然后事情就变了。但他想把这一切告诉我，他知道这么做很不对，而且他现在也很绝望。没错，他说的就是“绝望”。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瞪大眼睛看了看房间，又看了看自己，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打开衣柜门，把手伸进那堆破烂和垃圾里。破衣服，不成对的袜子，直尺，角尺，破旧的笔记本，初中时的球拍，十八岁生日的海报。找到了，我抓住它，把它抽了出来。

短袖上印着代表超人的“S”字样，我使劲抖了抖，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我把短袖套在头上，伸出胳膊，又找来一件黑色的运动服，把拉链拉到最上面，再戴上兜帽，把头发藏起来。

我跟母亲说要出去一趟，她说我老是出门，所以今晚哪儿都别想去。而我已经走下楼梯，来到了街上。

母亲再也不知该如何通过没收某样东西来管教我，再也不能夺走我的任何东西。现在，如果我的手四处乱动，她不能把我的双手绑在背后；如果我不听她的话，她不能在吃晚餐时拿走我的盘子；如果我深夜才回家，她也不能把我脏了的短裤扔在一旁。我按她的要求做了：我待在她身边用功学习，学到快要晕过去。我想冲她大喊：以前，你能决定我能否出门，坐在家门口看着我和马里亚诺在门外的水泥空地上玩耍，把那里的针头、虫子和疾病清扫一空。可是，妈，那样的日子早就结束了。我变了，如同阳光下的草蛇，它们蜕下死皮，我也不再纯真；而她作为母亲，却好像被刻在了大理石上，未曾有丝毫变化。

克里斯蒂亚诺胳膊肘上挂着一个头盔，两桶汽油放在轻便摩托车两侧的脚踏板上。我上前拿过一个头盔，戴在头上，拉下了面罩。

他不需要问什么：五个小时已经足够镇上所有人知道他们该知道的一切了。克里斯蒂亚诺并没有反对我邪恶的念头，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再合适不过，而这也是我叫他的理由，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克里斯蒂亚诺已经在加油站灌满了汽油桶，我拿过其中一个，坐到他的背后，把桶夹在我们之间。就这样，我们像是载着两个孩子，一个用腿夹住，一个抱在怀里，骑车出发了。

我大喊着给克里斯蒂亚诺指路，他跟着我的指引，骑得飞快，仿佛在和时间赛跑。我们听不见时钟滴答作响，但能感觉秒针在脑海中不停向前跳动。

街道上冷冷清清，晚餐时间已经过去了许久，安德烈·克雷塔家的半独栋别墅外只停着几辆汽车。我从摩托车上下来，看见“AZ”开头的车牌号、收音机的天线和有些发绿的座椅，这辆车与他父亲的车完全不同。第一次，我把怒气发泄在他父亲的车上，而这次等待我的，是安德烈自己的车。这是他的私人代步工具，他亲自为它挑选了音响，还对空调赞不绝口。克里斯蒂亚诺把轻便摩托停在街角，看了看投在路灯下的阴影。我们仍然戴着头盔，每人拎一个汽油桶，心中怀着种种情绪。克里斯蒂亚诺看了看我，像是在问我是否真的决定这么做，是否要继续。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把头盔往前压了压，表示同意。于是我们跳起双人舞，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重头戏。

我掀开黑色的引擎盖，打开汽油桶，看了看面前那些令人憎恶的大大小小的部件，然后走上前朝车轮和引擎盖泼汽油，仿佛那是敌人的腿、胳膊和脊背。克里斯蒂亚诺正准备和我做同样的动作，但我指了指旁边的几辆车，至少有五辆，排成一排。他同意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辆车不过引起些喧嚣，五辆车就能带来恐惧和害怕。于是他照做了。我们把五辆车都浇满了汽油，比浸泡饼干、海绵蛋糕、洗澡绵还要彻底，挡风玻璃、雨刷、车灯、车窗，无一遗漏。

我在头盔里用力呼吸，大口吞下愤怒，所有曾被我掩藏的愤怒，在重要场合里不得已压抑的愤怒，远远看着朋友们跳舞时的愤怒，我本就拥有、想要燃起却总被禁止的愤怒。我觉得脖子很沉，发热的双手隐隐作痛。我们把汽油桶扔在车旁，克里斯蒂亚诺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火柴很长，一端是蓝色的。克里斯蒂亚诺点燃五根，把其中三根递给我。

我看着燃烧的火柴头，火柴在我的目光下一点一点变短。我想起新年的那条短信：我想你了。我想起他说我穿裙子的模样很好看，说我们躲在被子下面，谁也找不到我们。我想起床单的味道，须后水的味道，床头柜上避孕套的味道。我想起安德烈腰间系着毛巾，更衣室的门再次打开，安德烈从里面走了出来，卡洛塔说“我在这儿呢”；而我浑身湿透，浸泡在池水、汗水和孤独中。

我把火柴一根又一根地扔到车上。汽油燃起大火，浓烟很快升起。

克里斯蒂亚诺示意我赶紧离开，随后骑上轻便摩托，用方言大喊：我们得抓紧时间离开了。

我在熊熊燃烧的汽车前驻足，被这一幕吸引。它破坏、吞噬、熔化着一切，把它们变成碎片和灰烬，对我而言，这就像童话一般。现在，这就是我的超能力：凝视那些东西、那些房子、那些人痛苦的模样。

*　*　*

我睁着眼睛，有罪之人的眼睛，沿马路拐过一个又一个弯。我路过陡峭的岩壁，它曾经是一座火山。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湖：火山喷发的产物。

太阳已经落山了，自行车上没有照明灯。路上光线不好，但我凭记忆和路边人家的灯光，没有举手示意，就直接右拐钻进了一条小路。这条路通往缪斯沿湖大道，那里有许多酒吧和娱乐场所。就是在那里，我度过了和伊利斯相识后的第一个夏天，在舞厅结识了克里斯蒂亚诺。几个月前，也是在那里，我们庆祝考试结束，那时我醉了，竟以为往后的日子只有美好。

最后，我又向右一转，路变成泥土路，附近是一家已经关门的游客中心。漆黑一片的沙滩上，一个木质结构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一座被弃用的救生瞭望塔，塔身的木头早已腐朽不堪，如果有人爬上去，它很可能倒塌。

我还注意到那辆像出租车一样的白色汽车，于是我停在路边，把自行车扔在餐厅的围栏上。餐厅已经歇业，金属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

埃莱娜坐在沙滩上，月亮和一盏昏暗的路灯的光照在她的身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几个小时前，她给我发来一条长长的短信，讲述了她破碎的内心所经历的挣扎和斗争，还有一系列错漏百出的借口。她提出了见面的地点，请求我一定要最后见她一次，因为她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短信的标点符号都是错的，大写字母用得莫名其妙，本该是撇号的地方用了重音符号，有几处“ch”写成了“k”。这种草率让我感受到刻骨的愤怒，她甚至都不愿再仔细读一遍自己写的东西，只是把那些伤心的道歉，那些老鼠般的叫声，一口气倾吐出来，根本没想过自己应该保留尊严，保留对文字起码的尊重。

她一看见我就立刻站了起来，我注意到她脸上的慌乱，仿佛她遇上了陌生人。我大步向她走去，运动鞋深深陷进沙子里。

埃莱娜一副悔恨的神情，瞪着无辜的眼睛，说自己没想到会犯这样的错误，但它确实落在我们身上，就像日子一天天落在世间，阳台的花盆落在地上，蝴蝶落到屋檐，桃核落进泥土——这个意外也是落在我们这个人口过剩、资源枯竭的星球上的无数错误之一。

她说这个星期简直太可怕了。她整晚整晚地哭——而我从没有哭过，哪怕是一个晚上、半个晚上，或四分之一个晚上。还有安德烈家那条街上的灾难。花园里的树着了火，第二天早晨，汽车残骸还冒着浓浓的黑烟，墙被熏黑了，玻璃也被炸碎了。整条街成了汽车的坟场，只有烧焦的布料、塑料和树脂的味道。

我点点头，像是理解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它一定造成了损失、慌乱和困难，但想到这些，我感到欢喜和慰藉，因为这本就不是为了宽恕、抚慰，或是传播什么善意。我喜欢这个满是火光的世界。

两则传闻如同两剂紧挨着注射的毒药，几乎同时在小镇散播开来：先是安德烈的出轨，然后是发生在克劳迪亚住宅区的火灾。那里的小别墅间距很小，而花园里依然有足够的空间种簕杜鹃和橄榄树。如今，小镇的人们不再讨论别的事，他们沉浸在推测和猜想中，在这个没有蟋蟀和青蛙的泥塘里游泳，比赛谁最先猜出真相，谁有更多有传播价值的消息。我们像一具横在地上的尸体，而他们是饿狗，渴望新鲜的肉，从肘尖开始将我们吞食。

埃莱娜不敢问这件事是不是我干的，因为她不明白我是怎么做的，和谁一起。她不知道我谜一般的脾气，不知道有时我会变成另一个自己，不知道我那不可预测但总会出现的过激反应。于是情况更糟糕了，她开始谈论我们之间的事。

她说自己很喜欢安德烈，她爱上他了。她要让别人明白这是爱情的力量，否则她的背叛就得不到理解，只会被当作恶作剧，一个莽撞的举动。但如果其中有爱情，怎么说呢，那么每一个行为都是合理而有意义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一首浪漫的诗。

他们所谓的相识已久其实才不到两个月，但这段日子已经深深刻入她的身体、她的心灵，激发出某种彼此之间的归属感。如果不去回应这种情感的呼唤，那将是可怕而痛苦的。我不确定她说的是不是情感的呼唤，于是我问：

什么的呼唤？

情感。

我接着不停地点头，用我的脑袋和下巴说，是的，没错，用我的整个身体参与到她的忏悔中。

几年前，克里斯蒂亚诺告诉过我一个关于这片湖的传说：曾经，湖中央伫立着一座名为萨巴齐亚的城市，这里繁荣昌盛，贸易发达，附近土地的农业从未经历干旱或危机，市场、街道，处处都体现着城市的富足。但是这里的人恶毒、尖酸、刻薄，完全不讲道德。于是上帝惩罚了这座城市和城里的人，让大雨落在房顶上、城墙上、庭院里、马厩中、晾晒在绳子上的衣服上、用来养猪的空地里。大雨下啊下，直到引发洪水，淹没了整个萨巴齐亚。只有一个女孩得救了，因为有一个神秘的年轻人劝她同自己一起离开。女孩祈求上帝的原谅，最终栖身在远离小镇的一座教堂里。在那里，她表示自己一定会永远正直、善良、受人敬仰。

我看向湖水，它在我眼里又变得幽暗、沉寂，不发出一丝声响，仿佛已经枯竭，陷入梦魇之中。

我没有听见埃莱娜说了些什么，她现在哭了起来。我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手绢，擦了擦眼睛，然后在那段我没听见的长篇大论后又加了一句：对她来说，我很好、很重要，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做那样的事。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这句话好像在说，我在这里，我在听，我明白。

她点了点头，看向我，回答说：没错。她说得如此轻易，仿佛那是一句白纸黑字的真理，仿佛一切都会恢复原样，一切都有它的开始和结束。

我明白了，直到现在我才终于确定，湖中央根本不曾有过什么萨巴齐亚城，就像码头下面没有圣诞马槽，奥德斯卡奇古堡里没有幽灵，太阳下山之后也不会有巫婆在沙丘间游荡。小镇的人们生活在这些虚妄的故事里，他们创造出关于火山与沙石的神话，希望借此驱逐那些野蛮且不知羞耻的人，惩罚、洗刷他们的罪孽。然而仅仅靠故事是不够的，它们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根本没有什么皈依，也没有什么幸存的女人、被祝福的女人，有的只是渴望复仇的女人，像我一样。

埃莱娜又谈起我们的友谊，说它鲜活地存在着，毫无疑问。她在我身上看到了一部分自己，我们已经找到了彼此，现在让我们分开，无异于用手术刀切开一道伤口。没有这份友谊，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瞬间、一个愚蠢的错误，毁掉我们之间的美好和默契呢？

我想起十八岁生日那天，伊利斯和阿加塔在海报上写的一句话：友谊诞生于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什么，你也是？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

这时，我又往前走了几步，用整个脚掌狠狠踹在她的膝盖上。这一脚扎扎实实，和被驴或牛蹬上一下没什么两样。埃莱娜尖叫一声，弯下了腰，摸着自己的腿。她的腿一定很疼，非常疼。而就在此时，我用双手抓住她金色的头发。她的头发发根处颜色更深，而发梢被夏日的阳光晒成了浅色。我把埃莱娜当作要在港口卸货的麻袋，会污染海水的工业废料，拖着她行走在黑色的沙滩上，她的重量在沙子上划下一条沟壑，一道明显的痕迹。湖岸上留下了她的口水，她的细菌。

埃莱娜挥动四肢，想要挣脱我的束缚，而我任由她挣扎，丝毫没有在意。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钢筋水泥做成的球体，没有缺口，没有缝隙，没有裂痕，没有任何被乘虚而入的可能。没有任何事情让我停手，我就这样拖着她：丰满的胸、S形的腰、穿着丁字裤正合适的臀部、鼻尖有些钝的鼻子、没法跳芭蕾舞的脚。走到湖边时，我又踢了她几脚，然后抓住她的头，按进水里。我爬到她的身上，冷静地死死按住她。

想要让她无法呼吸不太容易，因为她像刚上钩的鱼，不停地挣扎，不时抬起头喘一口气，然后又被我按下去。她又踢又抓，尖叫着，哭喊着，在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我的鞋已经湿透了，裤子也湿到了大腿以下。我继续往湖水深处走，用力压在她的身体上，好像她是一堆衣服，需要冲掉肥皂，把白色布面上的红色酱汁洗干净。

我们把装比萨的纸盒在腿上摊开，饼皮酥脆，酱汁落下来，弄脏了衣服。安德烈说：我们去跳舞吧。

我的大脑陷入疯狂，你无法想象后果。它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而那个令人害怕的、受人尊重的、凶狠的我，成了我力量的来源。我们俩并肩作战，与电话里的嘲笑、晚上去别人家喝咖啡的借口抗争；与在我削苹果的时候，夺去那份我曾经体会、相信、浇灌、呵护、培养过的喜悦的不仁抗争；与曾经让我相信自己和安德烈的故事多么重要的想法抗争，尽管最终证明那不过是年少时的无尽虚荣。

这条生命在我膝下，在我手中，就像一串葡萄、一盏灯或一本书，终将走向结束。时代的轮回、生命的轮回、季节的轮回都是如此，总会有结束的时候。

对于我的这次攻击、这场谋杀，埃莱娜的反抗越来越微弱。水下冒出微小的气泡，时不时传来微弱、无力的抽搐。只要几秒钟，只要说一句你好、再见、我爱你的时间，她就会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

然而，我听见沙滩上传来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是一男一女，女人说一共要五十欧元，男人说我觉得五十欧元太多了。他们走在沙滩上，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快就会看见这里的情形：我跪坐在水里，她沉在水底。

于是我只能放弃，抛下我的愤怒。埃莱娜抬起头，面色发青，神色迷离，眼神如同一个被闷在袋子里快要窒息的人。她大口呼吸着湖面潮湿的空气，而我已经朝着我的自行车，往大路跑去。我没有回头，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尖叫，然后开车追上我，在我回家的路上把我撞倒。也许她还会报警，巡警会找到我们家，找到安东尼娅。

母亲的那个警察朋友会带着西西里口音对她说：我早就提醒过你要看着她，你的女儿差点杀了人，她会被送进监狱；不过对于一个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红头发女人，你又能指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