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毛榉林里，你看不见泥土，也看不见草，只看得见一模一样的枯叶。那些酥脆的、小小的树叶像焦糖和杏仁，在地面铺成薄薄一层。克里斯蒂亚诺说，奥里奥洛罗马诺[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的一座城镇，位于布拉恰诺湖西北方向。]的山毛榉林与别处不同，因为它生长在低海拔地区。他还说山毛榉林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久，从冰河时代至今的几千年里，它一直保持相同的模样。也许没那么久，但即便如此，我看着它们细长的树干，恍若看见了我们的先人，赤裸着身体，用胳膊、手、手指轻轻抚过彼此的身体，趁无人注意，在山洞里点燃一团篝火。

这就是我的大学毕业典礼，但除了我和克里斯蒂亚诺不会再有别人，因为我没邀请她们。

克里斯蒂亚诺走在我前面，他衣服的颜色和灌木丛十分相近。他戴了一顶能盖住后脑勺的深色羊毛帽，穿了一件橙色马甲，下巴上冒出胡茬。他肩很宽，个头也比我高，走路的时候总会提一下裤子，好像它快要掉下来一样。可事实并非如此，他用皮带把裤子系得好好的。我看不见他那双眼距很近的小眼睛，他的瞳孔总是看起来太大或太小，我一直搞不明白它们会不会对光和黑暗产生反应，是不是人工合成的，是不是用深色记号笔画上去的。

你应该穿一些鲜艳的衣服。他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我的头发是红色的，这就够了，没人会把我当成兔子的。我跟在他身后，回答道。

我觉得你这个毕业证没用，完全没用，他说。走路时，他的猎枪就挂在腿边，长度直到膝盖。

我会申请博士学位，我已经在准备研究计划了，等我被录取了，就能继续学习。我肯定地回答道，然后我握紧枪把，环顾四周，仔细观察丛林低处的动静、昏暗的身影，还有野兽发出的声响。

很显然，事情就该是这样。我只会学习、背诵和记录，所以我只能继续读书，这就是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成为研究员，成为教授助教。这需要坚持，因为回报很少。然后我会竞争副教授的名额，成为大学老师，出版著作，变成一条可以点击的网络链接、教师列表里可以查看的词条。

这种枪也可用来猎狼。克里斯蒂亚诺说的是他的短筒猎枪。他执着于向我述说关于他的猎枪、我的猎枪，还有所有短筒猎枪的故事，以及猎枪的起源和发展。

我想，要是这片山毛榉林里有狼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投身真正的狩猎，猎杀那些邪恶的、有害的、能把你吃掉的东西，在每个孩子的心底留下阴影的东西。可现在我只能用鸫鸟和野猪这类平平无奇的东西将就一下。

山毛榉林里禁止狩猎，无所谓，反正我和克里斯蒂亚诺连狩猎证都没有。不过他知道最佳的狩猎时间，知道林场管理员不常去的地方，也知道把猎物从树林的中心地带运到车上需要多久。

我们没有带狗，因为它们太吵了，引人注意。所以这次狩猎的过程漫长且不太顺利，我们只能等待猎物自己现身，或是受到我们脚步声的惊吓而逃走。我和克里斯蒂亚诺走了很久，或是沉默不言，或是听他讲树林里的故事——关于他的祖父，关于他的曾祖父，关于山毛榉林边缘那些破房子里发生的事。那些房子看上去空无一人，里面却充满了生机、惊奇和冒险。我看见了一头野猪，它的头和家猪无异，但身体异常壮硕。

那头野猪在一块石头旁停下，啃着地皮，但就这样将它射杀太过容易，轻而易举的事情和挑战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让克里斯蒂亚诺做好准备，因为野猪即将出现在他面前。我举起滑膛猎枪，朝树上开了一枪。野猪开始奔逃，短腿擦过地面，庞大的身躯很容易让人发现它的存在。它在大树和灌木丛间穿梭，从干枯的落叶上飞奔而过，一路发出惊恐的哼哼声。克里斯蒂亚诺朝它打了两枪，但都没有射中。野猪跑得跌跌撞撞，向密林深处钻去，准备藏身于阴影之中。

克里斯蒂亚诺，抓住它。我对他喊道。

克里斯蒂亚诺向野猪跑去，然后停下来开枪。他开了好几枪，却一枪都没有打中。我想，如果换作一头愤怒的狼，它一定早就咬在了克里斯蒂亚诺的脸上、脖子上或下巴上。于是我向他跑去，越过他，追逐那头野猪，仿佛在追逐自己。

我看见另一个自己四脚着地，在树林里慌忙逃窜，试图逃避我那些近乎犯罪的行为带来的责任，逃避那些恶言恶语和冲动之举，逃避那种我不知如何给予的温柔，我无法接受的亲近，逃避我的未来。那是我，正跌跌撞撞地前行，缩成一团，毛发粗硬，外皮如铠甲般坚硬。那是我，哼哼叫着，四下嗅闻，不想被任何人伤害、控诉、指责。然后我举起枪，这把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有了生命，成了我的一项能力。我把枪口对准野猪。世间只有少数几件事情我知道并永远知道如何去做，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我想起我和马里亚诺扛着比巴卜回家的那一刻，我们拽着它的头和爪子，把它放好之后，哥哥笑了。我又想起安德烈说：你想玩射击游戏吗？他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因为他确实在对我说话。

我听见一声枪响，然后是枪的后坐力。克里斯蒂亚诺告诉我，使用这种短筒猎枪的不仅有游击队员，也有黑手党；不仅有猎人，也有战士。子弹撕开野猪的血肉，让它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那一枪直中要害，就像电影里那些命中的时刻，值得观众的欢呼和掌声。这个长着獠牙利爪、皮肉紧实的家伙重重倒在地上，大腿、肚子和头依然能动，但它想不明白究竟被什么击中，又是怎样被击中。它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终结在这无知之中。

我想到自己，想到毕业后的去向，想到我所预知的、显然会发生的一切，想到我从未思索过对自己来说是否必要、不可或缺的一切。暑假我没像朋友们那样打短工，我没有存下任何钱来摆脱母亲的掌控，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试和书本上。漫长的年月里，我跟随指间的红线，不敢有一丝差错。每当看不到它的踪影，我总会后悔、难过。现在我终于来到迷宫外，一只手托着弥诺陶洛斯的头，环顾四周：我准备好了，我已经穿上了属于我的英雄铠甲，一定会有人注意到我，一定有人会为我在这世间准备一个角落，为我的光芒、为我的功绩、为我赢下的决斗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此处引用古希腊神话中忒修斯斩杀怪物弥诺陶洛斯的故事。忒修斯跟随恋人阿里阿德涅送的线团，在迷宫中找到了牛头人身的怪物弥诺陶洛斯的住所，并最终用利剑将其斩杀。]

十五分钟之后，我们抬着野猪往回走。我们走得很快，野猪的四肢被绳子捆在一起，克里斯蒂亚诺抬前腿，我抬后腿，抬一会儿就要停下歇一歇。要是没有克里斯蒂亚诺，我肯定抬不动这么重的东西，哪怕只是搬动一点也不行，哪怕发疯也不行。克里斯蒂亚诺黑着脸帮我，因为他没打中野猪。我和他聊起炖肉、红酒和肉酱，而他只是点头，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

这是给你的礼物，你想怎么处理都行。克里斯蒂亚诺一边说，一边提起野猪扔到车上。尸体撞击金属，发出砰的一声。他上了车，用几个黑色垃圾袋盖住野猪，又擦干净滴落的血迹。而我的胳膊疼得厉害。

克里斯蒂亚诺从容不迫，他收好猎枪，冷淡、平静地处理着尸体和血液。我喜欢他这项能力：冷漠地面对这个世界和它的羞辱，做自己该做的事。克里斯蒂亚诺踏实、坚定、言行如一，他用从祖母那儿继承的一小笔遗产在小镇外面买了一个农场，现在正在修整。每天他都在收拾牲口棚，立起围栏，粉刷围墙。他在这里出生，也像这个地方、像他的家人、像这片湖一样澄澈而透明。

而我是个性格多变、捉摸不透的女人，是折射在物体表面的光，只能看见其中的一半。

*　*　*

你怎么一副丧家犬的样子，嘴噘得和鸟似的？

母亲进门时，我正靠在厨房的桌子旁，双眼无神，嘴唇像皱巴巴的纸一般。她放下买来的东西，土豆、洋蓟、脱脂牛奶，而我一只脚踩在桌腿上，晃来晃去。

没什么，就是有点紧张。

你和教授说过申请博士学位的事了吗？母亲问道。而我想起那个人长长的脸和架在圆鼻子上的眼镜。还有他的手，手指在鼻孔里搜寻、清理，然后掏出来，又开始探索、挖掘。他一边挖，一边说，不行，这个研究项目太文学化了，白痴的形象被一提再提，早就没人对它感兴趣了。“不被爱的人如何发声？”[2009年，意大利哲学家罗科·降奇(Rocco Ronchi)发表了一篇以“不被爱的人如何发声?《家庭中的白痴》里的文学隔阂”为题的文章，论证萨特在他的文集《家庭中的白痴》里对福楼拜进行的精神分析。]这是个很难处理的题目，需要大量研究，而我甚至连德语都不懂，我要怎么做？我还能做什么？大学不是失意者的收容所。

我说过了。

他怎么说？

他说作为负责人，为了公平起见，他不能接收自己的学生，所以我最好还是去罗马第二大学试试，不过那样的话就没有奖学金了。窗打开了，风让我回想起学院办公室庭院里的气氛，所有的努力都扑了空，苍蝇爬满院墙。这个夏天，一切都静止了，没有什么能将你拯救。

我告诉过你，没有钱就不能继续读书。他们是怎么想的？你给他们免费打工，那我们该怎么生活？

安东尼娅的语气像争吵、斥责，像在参加集会，又像在示威游行。洋蓟滑入水槽，沉入水中，邻居家传来拉美音乐，或许他们还会跟着哼上两句。父亲一边看《美国小姐》[Beautiful，美国电影，2001年上映。]，一边等待第五频道播放《一百扇橱窗》[Cento Vetrine，意大利肥皂剧，2001年起在第五频道播出。]。电视就如洁净的、不可或缺的氧气，涌入马西莫的双肺：泛着光泽的金发、圆润的肩、死而复生的人、被揭露的背叛、恶毒的母亲，还有无法说出口的爱情。

行了，妈，别说了。

我不说谁说？他们给你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这么多年来，为了能让你学习，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你拿到的分数、学到的东西现在却没有任何用处……罗马第二大学，我应该去和那位先生谈谈。

我不是十二岁的孩子了，我已经和他谈过了。

你没有把该谈的谈清楚，否则他不会这么骗我们。他不是那儿的领导吗？他还让你去申请另一所大学？如果他不能接收自己的学生，谁来接收？谁来？上帝吗？

就这样吧。我结束了这个话题。

不，不能就这样算了。你得准备去学校教书，搞清楚该怎么申请，快去问问。

我没有参加相关考试。

什么意思？

我没有拿到相关学科的学分，比如历史。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也不想去教书，妈！

是在开玩笑吗？疯了吗？安东尼娅放下手里的蔬菜和食谱，购物袋敞开着，双胞胎还在学校，很快就会回来。他们会发现午餐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在一边静静等待，说悄悄话互相倾诉秘密，而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我不喜欢小孩，就算是战争时期，我也不会去照顾他们。说完，我不再用脚蹬桌腿，而是跺向地面。一下、两下、三下，脚底啪啪的声响打乱了争吵的节奏。

你没有参加这些考试，那你都做什么了？现在赶紧去考。

毕业后再参加考试，每门要交二百五十欧元。

那你拿了毕业证能做什么？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

什么也做不了？不可能，做一件事情总会有它的用处，你想想办法，去学生处，去你该去的地方，没解决就别回来。

我哪儿也不会去，我讨厌他们所有人。我一边回答，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贴在墙上的通知、研讨会、租房电话、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柜、总被占用的电脑、半圆形的教室、坏掉的抽拉式书桌、掉在垃圾桶的湿卫生纸、配电箱在背后传来的轰鸣。我记起萨穆埃莱那个疯子说过的一句话，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没有忘记：世界就要完蛋了，月亮今晚就会落下。简而言之，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投降吧，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们被戏弄了。

那个菲斯塔家的孩子，马尔科，他说的没错，我该多管管你的。我之前还嘲笑他，有什么好笑的，看看你在做什么？你在拿你的人生，拿你自己做什么？

这个马尔科是谁，我从来没听说过。其实我知道他是谁。

他甚至还参加了我的十八岁生日派对，当时他穿着条纹衬衣，下巴上有一块吃蛋糕时沾上的奶油，带着醉意四处闲晃，根本没发现那块奶油。这个苍白、细瘦的家伙让我感到恐惧和厌恶，还有所有他不要的东西：自行车、短袖衫、需要修改的裤子、缺了一些道具的桌游、用了五年的旧电视。我们一直仰仗他的剩饭过活，如果环顾四周，这个家大概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用来处理有钱人用腻了的东西的垃圾场。

你听说过，听说过好多次，也见过好多次。我一直在告诉你，你应该多了解他。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读的是医学专业。

我想不留情面地大笑，吹口哨，但我笑不出来。我太紧张了，肚子也很胀，甚至可以骗人说自己怀孕了。

他是个好孩子，不像那个老是和你一起出去的疯子，那个克里斯蒂亚诺。

你根本不了解克里斯蒂亚诺。

你喜欢他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吗？看看我，我就嫁给了一个帅气的值班工人。看看下场如何，他在做那份狗屁工作的时候摔下来了，这下完了，我就是进了坟墓也得带着他。

他在这儿呢，他能听见你说话。他是我的父亲，不是一根木头。我气恼地低声说道。

然而马西莫连头和耳朵都没有动一下，仍保持原先的姿势，眼睛盯着屏幕，窝在轮椅里，两条像牙签一样的腿越来越短。他稀疏的胡子打理得有模有样，身上成套的工作服和袜子却破旧不堪。他就像一根漂亮的竹竿，一个精致的花架。

他听见了又怎样，反正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算是完了。

我会找到工作的。

不，随便找份工作可不行，你得找一份配得上学历的工作，而不是花店、酒吧、餐馆里那些没有保险、没有假期的黑工。

我知道这个故事。

你知道？这不是故事，这是我们的生活。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片刻的沉默降临在我们之间，将我吞噬。母亲的话撕扯着我，我感到它正一口一口咬在我的身上。我要反抗，远离。我的生活不是她的，我的生活是我的，只属于我。我建造它，也能摧毁它。于是我做出反抗，就像和浮游生物一起被鲸鱼吞进肚子里的木偶[此处指的是童话故事《木偶奇遇记》中的情节。]，蹦跳着，踢打着，想要出去，回到大海，浮出水面，找到目标扬帆起航。我不会成为那句断言的养分，不会被吞进言语的咽喉。我怒视着她，仿佛大腿间被什么蜇了一般猛地站起来。刺痛感一路向上，钻进了内裤。我夹紧臀部，想要赶走这种感觉，但这个讨厌的家伙已经钻入了体内，建起一座蜂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屋顶，我们的餐具，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投入，我们午餐的开支，我们根本不存在的财产。

我的生活不是你的，我大声喊道。这声嘶吼来自内心深处，来自那个小小的我，来自我湿漉漉的心底。我听见我们的大地裂开，树木倒下——世界轰然崩塌。我满脸滚烫，头发竖了起来，腿也在发痒。我的身体里有一只暴怒的、卑劣的生物，快要失控。

马西莫慢慢转过头，好像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他对很多东西都抱有同情，墙、洗衣机、水槽下的垃圾、每天要至少冲四次的厕所、掉到街上的衣服、用来收纳发夹的洗涤剂盖子，也许还有我。

我径直离开厨房和默不作声的母亲，仿佛她从来不曾出现。我骇人的喊叫声让她说不出话，我回到房间，用钥匙把门反锁。

为什么她总是反对我？就像一道堤坝，横亘在我的面前。为什么她不能与我亲近？像所有的母亲那样，或者至少像我期望中的母亲那样。她从不亲吻我、爱抚我，从不给我梳头，也没有安慰和鼓励；她只会评判、要求，用言语和指责羞辱我，打破我的梦想和希冀。

我觉得自己很糟糕，是一场失败，一个阵亡者，一个坏掉的齿轮，一个深夜时还停在早上六点的时钟：疲惫不堪、一文不值。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出路，该向谁询问，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只会等待母亲安排好一切。

那些回忆又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意大利语老师嘴里的糖果，茴香的气味，让我去找工作的建议，因为那才是我应该追求的目标，而不是浪费时间支支吾吾，模仿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期待一份遥不可及的工作。多么悲惨、可怜的小家伙，没有奖学金、没有生活费、没有技能，只有几乎一文不值的自己。

我四下环顾，想要爆发，想要宣泄：笔记本、复印资料、书、图表、摘要、笔记、日历、日期、截止时间、申请表、用剪下来的字母拼贴在衣柜上的名字——我不喜欢这个名字，讨厌它被大声说出来。还有差异的普遍性、认知的表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四卷、生命政治学、弥赛亚主义、世俗化、利维坦、第二性、游牧的自我、怀疑论、救赎论、城市规划地图、色彩光谱、自我中心语言、施虐癖和萨特对恶心的书写，我把所有东西从墙上和书架上扯下来，摔打，乱翻，任由它们掉在地上，再狠狠踩上一脚。

然后我看见了我的字典，它笔直而厚实，安静地待在那里，不惧怕评判或怨恨。于是我冲了过去，因为它第一个欺骗了我，让我相信词汇可以改变我的生活，让我能够重新书写生活并用第一人称讲述。然而没有，我们的生活总是由别人描述，我们的定义、我们的属性、我们的词根、我们的来源依旧由别人书写。

字典落在地上，我踩在上面，又像夯实钉子一样把它狠狠砸向地面，等待它的回应和辩驳。可它不能说话，只是在无声中忍受。这些书确实有一个与我相同的特点：它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继续默默忍受。

旋律剧也走向没落，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它。它与舵手、长袍、墨水瓶和护腿套，与小众的俗语、方言、逸闻和绰号，与所有那些被我们忘却的东西一起，被关进无用语汇的地窖。

比巴卜依然坐在原先的角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呆呆地见证我徒劳的怒火，见证我的灾难。

*　*　*

一、教我鼓起勇气，从码头上跳水。

二、试着骑上马，跟我去树林里走一走。

三、一起去蝙蝠侠的墓前，给它唱一首傻乎乎的歌。

四、谈一谈我们的恐惧。

五、给对方写一封信。

六、去马尔蒂尼亚诺湖坐脚踏船，一起从湖的一边蹬到另一边。

七、一起去维卡雷洛[位于布拉恰诺湖北岸的一个地区。]，因为那里有最美的日落。

八、大声争论，惹对方生气。

九、重拾安全到家后给对方打电话报平安的习惯。

十、原谅对方。

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伊利斯的信，就在我的身份证底下。身份证照片里，我还是个顽皮的孩子。信的上面还有几颗变质的太妃糖、一包没有护翼的卫生巾和一把指甲刀。我的房间是一个我和另一个我之间的战场，是我和母亲、和这个家之间的战场，是过去的我和蜕变后的我之间的战场。蜕变后的我属于什么物种？也许是猞猁，也许是鳗鱼，也许是恐龙。我来自过去，现在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太过逼仄，似乎并没有属于我的空间。

伊利斯想用这十条约定与我休战，实现长久的和平，可我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条。我有好几个月、好几年的时间来执行它们，弥补我犯下的错误，但我一再拖延。每一天都与第二天没什么不同，每一个日落都会在第二天晚上再次出现，每一个原谅都不必说出口。没有人会抽干这片湖，或是推倒这个码头。那只兔子已经死了，永远地死了：失去生命，被埋在屋后的花园，埋在莴苣和茄子之间。

伊利斯忍受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拖延，忍受了我的忽视和疏远，却依旧邀请我去她家一起做玛芬蛋糕，看关于吸血鬼的电视剧，去屋后的菜园里散步。她提议参加我的毕业答辩，也邀请我参加她的，但我都拒绝了。她开着自己那辆旧车来到我家楼下，想让我看看她已经学会了开车。她直到深夜还在给我发短信。她往我家打电话，但我一次都没接，直到我的母亲拔掉电话线，让电话保持占线，而我忙着与世界划清界限。

这段时间里，我与她说的都是最琐碎的、最无关痛痒的话题。我不再和她讲述我的恐惧、羞愧和困顿，不再告诉她我和母亲之间的争吵、学校里繁重的课业，还有我经历过安德烈的背叛后感受到的冷淡、乏味和麻木。我没有告诉她我的自卑，我想要攻击他人、想要沉入水底的强烈冲动，好像每个人都是一条鱼，而我是一只手，伸进那座由平凡生活筑成的巨大喷泉中，紧紧抓住他们光滑的身体。

她一直珍藏着记忆里那个了不起的我，勇敢的我，值得信赖的我，微笑的我，哪怕身为受害者也不会伤害别人的我，坐在车上放声唱歌的我，凉爽的树荫下读书的我。那个瞬息即逝、只停留了一个季节的我。就像一个闪烁不定的影子，一张潜水比赛时憋气的脸。

在得知埃莱娜和安德烈的事情之后，伊利斯立刻站在我这边，义愤填膺、斗志满满地充当我和前男友之间的传话人，转达我要与他做个了断、将他踢出我的生活的决心：你完蛋了，你现在就是句末的句号，你与她的故事结束了。

整个小镇都会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她最常用来安慰我的一句话。她肯定，到时会有一个行刑台和一名刽子手，斧头会飞快地落到他们头上，砍断鸡一样细白的脖子。她的笃定让我不禁想：砍下来的脑袋会去哪儿？我能把它们收集起来吗？那些书已经消失在我的书架上，现在我有足够的空间摆放敌人被砍下的头颅。我会扫去尘土，欣赏它们，带着讥讽和怜悯抚摸它们，因为它们能够落地，这都是我的功劳。整个小镇都会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声名会被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煎得焦黑，变得难以消化。

伊利斯从来没有想过在克劳迪亚住宅区放火的人会是我。对她来说，这种猜测如同世界末日，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她也没有看到那个裤子湿到大腿，满心想杀人的我。

当消息开始在小镇流传，当人们开始讨论埃莱娜遇袭的事，伊利斯依然坚定地站在我这边，相信这件事不过是镇上的两个女孩起了争执，动了手，为了一个男孩，为了不值一提的爱情，踢了对方几脚，给了对方几个巴掌、几个拳头。这个临时编造的新版本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让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所听说的不过是一场无聊闹剧的常见结局，一场年轻人间的争执。如果三年之后回顾这场争端，你只会一笑了之，因为漫长的时间让一切严重的事情都变得羽毛般轻盈。

伊利斯坚信我是无辜的，因为事实只能是这样。而且埃莱娜已经有了撒谎的前科，在我们两人之间，她比较不值得被信任。

就连镇上的人也开始谴责埃莱娜，认为错不在我。他们窃窃私语，相信了那些最早出自克里斯蒂亚诺的说法。传言很快散播开来，流传于出没在市场或博彩交易所的人、坐在广场餐吧外的人、手挽手走在士兵大道的人之间：两个女孩打了一架，她们以前是朋友，但那个金发女孩和那个红发女孩的男朋友搞在了一起，红发女孩很生气，金发女孩也生气了，于是她们都动了手，那个金发女孩可不能相信，那个红发女孩做得好，换作是我，也得揍那个臭女人一顿。

伊利斯也点头说，当然，事实就是如此。在伊利斯的想象中，幕布拉开，月光照亮舞台，埃莱娜尖叫着掐住我，然后倒在地上，抬头看着我，仍不满足于对我造成的伤害。她不停地侮辱我，想要狠狠打我一顿。挑衅接着挑衅，辱骂跟着辱骂，指责连着指责。

伊利斯说自己在脸书上一直关注着埃莱娜·科尔西的动向，很清楚她去了哪儿，见了谁。所以只要埃莱斯发布一张有安德烈的照片，我们就能知道，并继续对她进行打击报复，让更不堪的流言在小镇传播起来，给她留下比刀割更深的伤痕。

我说好，你盯着吧。我没有社交账号，害怕私生活被注视，就像卡洛塔卧室里的电脑摄像头，它窥探、监控、评论、分享着我们赤裸裸的样子，睡觉时只穿内裤的样子，没有盖被子的样子，还有电脑桌面上那个名为“爱”的文件夹。

伊利斯不停地告诉我这并不是我的错，我太过于信任他们，我是善良、无辜的殉道者，是值得被奖赏的人。报应兜兜转转，兜兜转转，最终会回到有罪之人身上。

我看着这十件我为了和伊利斯恢复关系迟早要做的事，却猛然发觉它们即将变成我们永远不会一起做的十件事，我错过的十件事，令我抱憾的十件事。我仿佛再次置身于山毛榉林中，迈着粗壮的、毛茸茸的短腿，顶着长长的耳朵和喘着粗气的猪鼻子，双脚在林中变得肮脏，胃里塞满了橡子、浆果、蘑菇、昆虫，包括幼虫和虫卵。我嗅着空气中的味道，枪声响起：有人要来将我射杀。

*　*　*

夏季降临到这片湖泊，随之而来的还有橘子味的冰沙、被薯条弄得油乎乎的手指、夹在腋下的遮阳伞、成排的躺椅、在湖岸边玩球的人群和消防直升机的轰鸣。这些直升机在湖面降落，提起一大桶湖水去浇灭某个地方的火灾，比如山林、牧场或是供电站。

至少三个月以来，伊利斯把自己关在家里，只回复短信，却不肯接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在看电视上的烹饪节目——里面谈到养殖的三文鱼、野生菊苣和高山奶酪。每天早上会有一名护士来给她输液，但她不愿告诉我为什么，这些治疗有什么用，她得了什么病。于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刨根问底，只是发了些含糊、无聊的消息，告诉她我在找工作，在和母亲冷战；告诉她时间流逝不会使问题得到解决或改善，一个个的生日、纪念日、节日过去，我甚至给肉店发了简历，因为说不定我的毕业证能帮我称出一头牛四分之一的重量。

我的人生一页纸便可概括，没有工作经验，没上过培训课程，也没有任何语言等级证书。除了学习，我什么都没做。我不知该如何向阅读简历的人解释，我投身于书本之中是一种自我牺牲，我一心一意地履行社会契约，它要求我做学生，而我按部就班地执行。我一步步完成我应该接受的教育，而现在我受了教育，却仿佛再次成为普通、肤浅的大多数，成为一个无用概念的集合。人们期待我有足够的经验，但几乎没人提供历练的机会。我就像奶黄酱，就像融化的冰激凌，毫无用处。

夏季带着炙热降临，用湖水呼唤人们，广场和小巷里的人群直至深夜仍未散去，酒吧延长了营业时间，木头搭建的售货亭一大早就开始售卖咖啡，那些没有钱去海边度假的人从罗马赶来。一个冬季过去，水草已经疯长到岸边，湖岸边那些店铺的主人不久前刚把它们剪掉，石头和被切开脑袋的死鱼也被清理干净。救生员们穿着红色短袖，带着他们从酒店游泳池取得的资格证回到了这里。正是在那家酒店里，我和卡洛塔之间的友谊宣告死亡。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伊利斯家门外，按响了对讲门铃。她的母亲说我不能进去，我的朋友正在睡觉，而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忙，我最好别再来了，等伊利斯好些了，她会给我打电话的。我说我带了一袋柠檬，是母亲从菲斯塔家的树上摘的，闻起来很香，很适合给鱼调味，或是用果皮做甜点。伊利斯的母亲说我可以把东西放在门外，他们会下楼来取。于是我把袋子放在阳光下，心想为什么我明明可以带很多东西，却偏偏选了这么酸的一种。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给阿加塔打了个电话。我的摩托罗拉手机屏幕裂了，一道紫色的斑纹横在上面，我不得不倾斜手机才能看清短信和来电号码。而其他人都已经办理了流量套餐，每天用WhatsApp聊得不亦乐乎。阿加塔接电话时十分惊讶，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给她打电话了。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她现在如预想的那样在自家农场工作，还买了一个路易威登的包，到了晚上便背着它去码头附近。她总是涂着紫红色、青绿色或是蓝色的指甲油，上面镶着水钻和小珍珠，画着蝴蝶的翅膀。

阿加塔说她很久没和伊利斯联系了，这些年她们之间的关系淡了很多，伊利斯不回她的消息，还删除了脸书上的个人资料。一连几个星期，伊利斯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把自己藏起来，拒绝我们任何人的靠近。我想这大概是她惩罚我们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友情太过肤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我和阿加塔本该陪伴在她身旁，可我们没有，所以现在她把我们挡在门外，来给我们一个教训。我理所当然地以为她的沉默与平静说明事态并不严重，她只是待在家里，只是病了。不久之后，她的病就会过去，如同乌云和暴风雨总会过去，如同浓雾总会散去，冰霜总会消融。

与阿加塔通过电话之后，我开始回想之前伊利斯身上的种种迹象，她说肚子疼，拒绝再吃一片西瓜；她说双腿发肿，肚子发硬；她觉得体重下降了许多，身形瘦小得似乎一只手就能握得过来。然而，这些都没能让我想到她会因此躺在沙发或是床上，躺在电视遥控器旁，远离阳光、马场、菜园，还有我。

我想快点收复失地，于是我给伊利斯一遍又一遍地发送笑脸和爱心，发送那种糟糕透顶的“<3”[表情符号，即爱心。]。关于她痊愈后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我列了一个清单，把它们加在了伊利斯为我们规划的十件事之后。十件变成二十件，三十件，五十二件。最终，当她身体恢复之后，我们有五十二件事可以一起做，一件不落。我把它们编辑成短信，一口气发给伊利斯，几乎花光了我的话费。面对这张疯狂的、该死的清单，她只是回复了一个微笑。

我觉得我们不该依靠敲键盘、按电话号码维系这种远距离交流，不该被强行隔开，于是我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餐吧、鱼摊、广场和她母亲常去的服装店之间，质问店里的人体模型，质问房屋出租的公告牌，质问每一条小巷和牧师会教堂，质问每一栋建筑物拐角斑驳的雕塑，质问喷洒池水和青苔的喷泉。我质问它们伊利斯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什么困住了她，因为我明白，镇上的人一定都知道答案，而他们却商量好不把事情真相告诉我，让我成为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让我难受、后悔。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去了一趟伊利斯家，那袋柠檬还在那里，接受太阳的炙烤，被自己分泌的黏稠液体淹没，散发出腐臭味。我拾起袋子，把它们扔进垃圾箱。

家里休战了，我们只是对彼此漠不关心。我成了家里的累赘，不工作、不干活、不赚钱、不做饭，也没有财产或政府补助；我成了不曾被赶出家门，却也不曾回家的女儿，成了盐做的雕像，只在晚饭时间才会现身。然而我还是想问问母亲，问问她我到底该做些什么。为什么她总能找到必要的解决办法，总能让自己行动起来，解决问题，而我只会拿起武器，钻进坦克，攻击别人的街垒。为什么她的行动出自规划，而我的行动就像战争；为什么她的目标如此明确，而我只想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先毁掉他们。

我试着和马里亚诺聊伊利斯的事。那天晚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月亮都已经落山了，他回答我说，有的人不愿意展示身体上的痛苦，有的人需要独自面对病痛，有的人不喜欢让自己的病成为别人的谈资。比如我们的叔叔，哪怕每一次头晕目眩时他都感觉到心脏快要炸裂，他也只是告诉所有人，都是阳光晒的；为了不谈论自己，他可以把马术、榆树，甚至是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当作爱好。我告诉马里亚诺，这种缄默让我气愤，我不想见证她的病痛，也不想歌颂她的痛苦，我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简而言之，我只是想见她一面，看看她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让一切都有个说法。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哥哥话中的道理逐步被印证。我与伊利斯的交流变得断断续续，早上、下午、晚上，我不停地发消息。我发了十条消息，却只能收到一句回复，通常仅仅是一句“是的，谢谢”“一切都好”“不了，谢谢”“回头见”。

于是我紧张起来，像剩饭旁盘旋的苍蝇一般，骑着自行车在伊利斯家周围游荡，期待一些迹象和动静。我觉得也许她摔断了一条腿，也许是烧伤了脸或是瞎了一只眼睛。也许她的头部遭受了撞击，留下了巨大的疤痕，头发也被剪得很短。也许她缺乏维生素，消化不良，或是因为某种早发的关节炎导致了痉挛。也许她觉得自己很难看，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现在这副虚弱、不堪的样子。

但后来，我看见伊利斯出门了。她的母亲开着车，而她坐在副驾驶，头发剪短了，脸颊凹陷，面色十分苍白，肩膀瘦骨嶙峋，脖子肿胀。她的眼睛好像变得又大又黑，额头变得更宽，嘴唇变得干瘪，从脸上耷拉下去。我透过汽车前挡风玻璃看见的不是伊利斯，而是一个把她吞掉的陌生人。

伊利斯，我挥着手喊她，却没有走上前去。车拐了个弯，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离去，只留下我和那幅可怕的画面。

没过多久，整个小镇便都知道了：医生、护士、碰巧遇见过她的人、她母亲的朋友、她父亲远足的同伴。有人说起这个话题，而现在这已经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他们激动地关注其中的缘由，猜测着，讨论着血液和结肠镜的检测分析，悄声表达惊讶与难过，把伤害与损失摊在阳台上。每个人都不遗余力地谈论伊利斯如今的处境，却忘记了曾经的她，忘记了曾是我唯一朋友的她。

前几天我看见你坐在车上，看上去和以前很不一样。

我给伊利斯发了一条消息，却没有收到回复。于是我又发了三遍，因为我渴求她的回答，我需要她对我说：那个人不是我，是另一个在冒充我的人，我现在躲在这个位置，我会在某天的某个时候等你，千万不要迟到，因为这个藏身之所并不安全，我很快就会逃到别的地方去。

就在我收到一家香水店的回复的那一天，克里斯蒂亚诺给我打来电话。那家店说鉴于我的哲学背景，我可能非常适合他们；说他们刚开业不久，专门提供身心放松、身体护理和瑜伽课程。电话里，克里斯蒂亚诺喘着粗气，声音时有时无，似乎是信号受到了干扰。

克里斯蒂亚诺，出了什么事吗？我问了一遍又一遍，却只能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信号才稳定下来。

她死了。克里斯蒂亚诺平静地说道。

谁？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我不想面对，不想听见别人的解释。

伊利斯，节哀。她的叔叔在农场碰到了我父亲。

不是真的，他说谎了。

是真的，伊利斯之前病得很严重，一个星期前她被送到一家诊所，治疗疾病带来的疼痛。她的母亲为此花光了所有积蓄，没有葬礼，她已经在等待火化了。

谁？

伊利斯。

我回答道他在说谎，我讨厌他的故事，他的谎言，他捏造出的人和事，他的闲话。我反击道，伊利斯没有在等待火化，伊利斯就在家里，我现在给她发消息，她一定会回复我的。于是我这么做了：我发了一条又一条，手机提示音徒劳地响个不停。

那天晚上我梦到了伊利斯，梦里有一座快要坍塌的房子，她就坐在二楼的边缘，说自己就在那里等待着，世界根本没有完蛋，月亮还挂在天上。

第二天，他们贴出了讣告。与其他讣告不同，上面有一张她的头像照片，下面标明了生卒时间。伊利斯已经去世三天了，在通往波吉奥德皮尼住宅区的十字路口，在一块铁板上，这个世界如此向我宣告。她的讣告覆盖在别人的讣告之上，将在往后的日子里承受大雨与严寒，变得破败不堪。她的讣告也会被鱼节的海报覆盖，夏天已经到来，湖边的每个人都期待着炸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