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伊利斯目睹过一次坠机，那是一架直升机，不骗人。

那时我们把一条毛巾铺在沙滩上，坐在湖边。泳衣都湿透了，肩膀上的头发也湿漉漉的，目光追随着人们走进湖里、走上湖岸，走上湖岸、又走进湖里。伊利斯把太阳镜架在额头上，舔着草莓味的可丽波冰棒；我的手上沾满沙子，周围孩子们的尖叫让我烦透了。这些孩子从小在室外成长，被宠爱，被鼓励，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地喊叫。

大熊把玛尔塔的毛巾裹在头上当头巾，沿着湖岸闲逛。拉莫娜踮着脚，跟在他身后，对他说，快走几步。

玛尔塔拿着一次性相机给他们拍照。他们摆出了苦行僧、超模、柔术演员等一系列夸张的动作。我听见他们笑着，蹦跳着，比谁更晚落地。

希腊仔去岸边的餐吧买来水和三明治，他回来时我注意到他脚踝周围长了许多汗毛，头发也贴在额头上，像塑料一样油光发亮。他递给我们一个三明治和一罐雪碧。伊利斯用罐子的右边，我用罐子的左边，一人一口，把饮料分完了。气泡在口中跳跃，此时阳光正盛。

希腊仔没有坐在我们的毛巾上，而是在伊利斯身旁直接坐下，一点一点靠近，想要从地面挪到毛巾上，离伊利斯更近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一只牛虻，叮在我们身上，于是我对他说，大熊在叫你给他拍照，到时候我们可以把照片洗出来，挂起来。伊利斯也说：去吧，去吧。

于是希腊仔站起身，快步走开了，一边走，一边恋恋不舍地往回看。我们笑了起来，伊利斯说：他总是围在我身边。

然后湖面传来巨响，水湾后冒出一架直升机，通体漆黑，造型小巧，就像一只黄蜂，轰鸣着投入了表演。它打着转，忽高忽低，晃动尾翼，上下颠簸。而人们掌声不断，以为这是一场演出，一个为了博人一笑的即兴节目。

直升机忽然向一侧倾斜，它试着攀升，却又偏向一边，看上去很危险。我们只是在湖岸观看，因为这肯定是提前计划好的，应该是航空博物馆派出的飞机，或是某个飞行俱乐部的双座直升机。

随后，在人群的欢笑中，在孩子们瞪大的双眼中，直升机坠毁了。它碰到湖面，翻转，爆炸，顷刻间发出巨大的响声。

在火光和浓烟中，螺旋桨和机头也沉入了湖底。沙滩上传来尖叫，救生员们已经穿好背心，用精壮的手臂划着救生艇，在水面飞驰。还有人操纵没有发动机的小船，从湖边的几家帆船俱乐部驶向事故地点。岸边一片寂静，恐惧在其中蔓延。

没人知道那天谁死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失误，因为嬉闹，因为意外，有人在浓烟的炙烤下，在水中化为灰烬。

伊利斯站起身大喊：快去救他。

我拾起毛巾和雪碧，吃掉最后一口三明治，拉着伊利斯走开了。拯救、弥补、修正，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

有些人注定要遭殃，我想。

潜水队没有找到尸体，只有一堆被拖到船上的废金属。湖里已经好几天不能游泳了：湖面上散发着汽油难闻的味道。

*　*　*

亲爱的伊利斯：

人们总说，我写作的时候一定正受着什么折磨，而现在折磨我的人就是你。

你的一切让我备受折磨。我想到你的高跟鞋，你的刘海，你闪闪发亮的短靴，你房间窗户下镶着一排小石头的拖鞋。我想到你的手指按电视遥控器寻找一档美食节目，里面有个大腹便便、面容和善的先生，正在聊奶酪和山羊。我想到你摇头晃脑，模仿特雷维尼亚诺一家餐吧里的那个家伙，因为他头发浓密，似乎整个脑袋的重量都落在了脖子上。这个摇头晃脑的动作多年以来已经成了一个暗号，意思是到那家餐吧去，尽管那个人早已被解雇。我想到我从水底看你，你的脸投下阴影，你的样子随水波轻轻摇曳。我想到你说自己的脚总是浮肿，想到你说“这不是生活”然后大笑起来，想到你会给东西起一个新名字。我想到你害怕太深的水，害怕大火，害怕谎言。我想到那个新年夜，花店的儿子也在；想到当我离开、仿佛是为了告诉你“都是因为你抛下了我”时，你脸上的表情；想到我把你留在那里，留在一堆你不熟悉的人和一个燃烧的稻草人中间。我想到我曾请求你的祖母给我们全家织围巾和毛衣，却不曾对她道谢，想到我去你家找你时，她坐在一楼从窗帘后朝我微笑。我想到那家医院，你曾经去那里治疗你的病痛，而现在我的痛苦却无人能够治愈，即使吗啡也不行。

让我备受折磨的还有那一天，在马场的那个下午，你邀请我去看你上课。我们到了之后，你立刻去找坦帕，你的跛脚马，脾气暴躁，长得也歪歪扭扭。没有人想要它，是你照顾它，驯服了它。你是唯一喂它、给它清理尾巴的人，你让它成功跃过了一米高的障碍，甚至还打算和它一起准备一场比赛。然而，当我们到达马场的时候，坦帕并不在。马舍全都满了，他们把坦帕赶到了山坡附近的田野上，一场大雨过后，它已经不见踪影。

马鞍还挂在钩子上，你拿着为它梳理鬃毛的刷子，失声痛哭，而我就站在你的身旁。那匹马并不属于你，你也没钱把它养在马舍，它只不过是一匹用来打发时间的马。你对我说：坦帕并不习惯待在野外，他们没有好好给它钉马掌，它会受伤、会瘸的。我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不知该如何回答，也不会安慰别人，所以只能站在一旁，看着你哭泣，看着你绝望。我没有抬起一只手或是一根手指让你知道我理解你正承受的痛苦，我会为你解决这个问题，为你报仇。我会弄来足够买十匹、二十匹马的钱，为你开一家专属于你的马场，你可以为每一匹马起名，告诉它们怎么跑得又快又优雅。我只是告诉你：马通常都待在田野里，我觉得它不会受伤，它经常在室外活动。因为我的迟钝，你生气了，往后退了几步，说这不仅仅是因为那匹马，不是因为那场比赛，也不是因为你没有钱，而是因为根本没有人在乎你会不会因此受到伤害。

你走过我身旁，拿起帽子，走进那片田野，跳上了另一匹马。这匹马属于一位英国女士，她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过了。你骑着马，时而漫步，时而小跑，时而狂奔，在田野上绕了一圈又一圈，脸上带着愤恨的神情。我站在场地边，看你扬起一路尘土。我咳嗽几声，躲进树荫里，躲进苍蝇和杂草之间。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坦帕，它确实瘸了，很快就会被马场处理掉。

我没有问那一天我能否陪你去向它告别，你也没有表示想和我同去。你独自去了现场，随后的几天，你一直阴沉着脸。阿加塔为了宽慰你，邀请你前往她常去的马场，挑选一匹新马，那里有好几匹幼马需要接受训练，而你回答：这不一样。

这就是让我备受折磨的地方，不，这不一样。

没有坦帕便不一样了，没有你也不一样了。

这封信真是糟透了，比我在学校写的作文还要糟。这封信你不会收到，我也不会寄出，它甚至根本就不该存在。

但是你曾经让我给你写一封信，所以就有了这些注定毫无用处的文字。

我很想你，我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朋友。

你的，

---盖娅

*　*　*

鱼节期间，湖岸满是气球、母亲们的高跟鞋和炸鱼的鱼头。沙滩已经关闭，等待午夜的烟花。我曾经坐在那里看烟火表演，直到有一次，一片烟花碎屑落下，点燃了一位女士的草帽，孩子们吓坏了，而我们大笑着，兴高采烈地见证这危险的一幕。从那天起，烟火表演期间沙滩禁止入内。

人群四处流动，从木屋餐厅到士兵大道，他们挤在一起享用糖果，把它们吞进肚里；他们在餐吧驻足，买小圆比萨，倚靠在护栏上拍照。孩子们挤眉弄眼，相互打招呼。那些你在冬天里一直没有见到的人也回到了你的生活里，因为如果有什么活动是大家都不愿错过的，那就是鱼节。

木头搭建的舞台上，业余演出一个接着一个，舞蹈表演，即兴演唱，穿亮片衣服、喷发胶的女孩走上舞台，几个喜剧演员露出油腻的笑脸。最前排的椅子几乎一直空着，有人在喧闹的路口表演，被淹没在节日的人流中。

我最爱在一栋房子平坦的屋顶看烟火表演。只要翻过镇政府大楼下小花园的栏杆就能抵达。

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大片湖面，没有太高的天线，也没有阻碍视线的树冠。在眼前的这片天地里，爆炸声响起，火光乍现，烟花在夜空中化作爱心、垂柳和黄色的星星。孩子们在隆隆的声响里捂上耳朵，发光的喷泉在夜色中掀起水花。烟雾弥漫，燃烧过后的纸屑漂浮在湖面，人们从湖周围的各个小镇、从罗马市中心赶来，看看自己能变得多么闪耀。

街道也封闭了，停放的汽车一路排到远处，人们排队沿堤岸上的柏油路前进，怀里抱着小孩，胳膊下夹着婴儿车，用两根手指拎着裙子，免得沾到野草和尘土。人们为了鱼节精心打扮，梳头发，熨刘海，穿细带凉鞋，买低胸的短袖衫，把胸罩填得鼓鼓囊囊，把墨镜架在额头上，尽管根本就没有太阳。

我骑着自行车一路下坡，穿过十字架路，像炮弹一样经过一户户人家，冲到湖边。我在人少的地方停下，然后转到一家餐厅的后面，随手锁上自行车。我像恶狼一样凶狠地盯着人群，他们盛装打扮，来参加属于他们的庆典。在我看来，这里没有尊重，没有情感，人们衣着鲜艳，戴着花朵，无人为我的哀恸而来。

我无须编造任何谎言。我全身的衣服几乎都是黑色，唯一不协调的就是头发，镜子里它们的颜色让我感到厌恶。当身体里的一切都在枯竭，它们怎么敢依旧鲜红、油亮而浓密？是谁允许它们保持活力？

我沿着小巷往高处走去，绕开码头广场，因为那里成群的年轻人固执地提醒着我，我的岁月已经过去了。那些慵懒的、昏昏欲睡的岁月，那些确实存在过的岁月，不用多久，就会像季节结束那样，被生活吞没。

我一路低着头，盯着铺路石。小斜挎包在身侧不停拍打。人群里笑声不断，可是有什么好笑的，为什么要笑。两个我认识的人从身旁路过，瞪大了眼睛。他们看见我冷冰冰的脸，根本不敢来打招呼。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我讨厌他们，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知道而讨厌他们。在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就连死亡也无法遮掩，无处隐藏，痛苦也是如此。

我想沿石阶一路向上，走到小花园。我想翻过栏杆，独自等待即将来临的午夜。我想这么做，因为屋顶的那片空间是我永远的归宿，是我与过去的联系，是我循环往复的光阴。眼前是不变的景象，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当烟花在夜空绽放，我恍然觉得这一刻成了永恒，时间凝结了，一切都不再流逝。我们会一直盘腿坐在那里，眼里闪烁着光芒。

一个女孩拦住了我。她穿得像拉拉队队员，短裙紧紧裹住臀部，胳膊又粗又长。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伊利斯的一个高中同学的妹妹。眼前这个女孩的下巴又尖又突出，眼睛像猫一样。她看着我，神色悲痛，但她那身装扮让我觉得她随时会抬起膝盖，提起大腿，开始原地旋转：我已经听说了，太遗憾了，她那么漂亮……

她喃喃自语，哀悼的话像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后脑勺，我从思绪中惊醒，回到现实。而现实是，人们同情地看着我，拦住我，只为说些礼节性的话。没错，伊利斯是个漂亮的女孩，他们还给她穿上了马靴，然后把她烧成了一捧灰烬。

于是我狠狠推了她一把。她这副年轻的身体还能呼吸，还能活动，简直是一个耻辱，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我大喊没有人死去，我们不需要你那令人作呕的哀悼。我推搡着，拍打着，她的朋友们拦在我们中间，周围的行人停下脚步，把我向后拽。为了自己，为了伊利斯，我不停抵抗他人的曲解与谎言。我指的是今晚来到这里的所有人，他们光鲜亮丽，准备举杯相庆。

指尖传来那个女孩衣料光滑的触感，我想把它拉过来撕成碎片。带乐队的游行队伍、售卖瓷器的摊贩、裹着糖衣的花生、公主形状的气球、淌着油的食品包装纸、飘向房屋的热气。我想挣脱周围的一切，但有人紧紧抓住我的肩膀，一遍遍地说你要冷静，并控制住了我。

我认出了这个声音，嘶喊道：克里斯蒂亚诺，帮帮我。

他抱住了我，那个女孩终于逃脱了我的利爪。我面容扭曲，人群聚拢在我们周围。女孩吓哭了，我还在期待克里斯蒂亚诺出手，因为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总是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带上火柴和汽油，载着我安然无恙地穿过黑暗，让那些想指责我的人闭嘴，保护我免遭背叛，然后给枪膛填上子弹。我们必须击中某样东西或者某个人，来报复我们遭到的不公。

你们看什么看？克里斯蒂亚诺抱着浑身是汗、面色苍白、瘫在他怀中的我，喝退了周围的人群。

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也许是防腐剂，也许是多磷酸盐[一种常见于食品添加剂中的化学成分。]，也许是温室气体，也许是杀虫剂，也许是燃烧的塑料，也许是天线的辐射，也许是梵蒂冈电台，也许是水中的砷，也许是房顶里的石棉，也许是手机和无线网络发出的电波，也许是肉里的激素，也许是烟或二手烟，也许是喂鸡和牛的合成饲料，也许是河口的焦油，也许是汽车尾气，也许是污水，也许是药物和一些残渣，也许是身体乳里的硅，也许是添加剂和油漆，也许。我们要一个个地寻找罪魁祸首，寻找杀死伊利斯的因素，我们必须这么做。

克里斯蒂亚诺捂着我的额头，把我拉到饮水池旁。他不停地向靠近的人解释我们不需要帮忙，然后把水泼在我的脸上。

我什么也做不了，克里斯蒂亚诺对我说。我的衣服湿透了，斜挎包掉进水里，摩托罗拉手机滑到了地上，落在我们之间的水坑里。

与此同时，三声巨响标志着烟火表演的开始。响声在整个小镇上空回荡，传到乡间、老城区、牧师会教堂、鱼市、炸鱼摊，或许还会一直传到山羊胡弯道。一声、两声、三声，表演开始了。

*　*　*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德国人发现了小镇的老城区。

位于老城区高处的城塔附近有几座塔楼和花园，那里曾经是奥德斯卡奇城堡的前哨，能够俯瞰湖面的瞭望点。

石头铺就的窄巷一路向上，通往牧师会教堂，人们会在那里举行盛大的婚礼。如果证婚人穿着过于暴露，神父就会大声呵斥她们；如果你想在这里举行婚礼，就必须捐一大笔钱；如果你不给，神父就会关掉音乐，新娘只能在相机的咔嚓声和孩子们的哄笑声中走进教堂。

老城区还有几家店面，老人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坐在餐吧的塑料椅子上，一扇木制大门几乎常年开着。还有三家餐馆，一间玻璃珠宝设计工作室和一家烟草店。文身店和帆板店也曾开到老城区，但手工制鞋店和装饰着两条张嘴鳗鱼的喷泉还是在冲击下存活了下来。

德国人喜欢这些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卧室在底层，进了门就是厨房，还有俯瞰湖面的阳台和石柱围栏，墙面也散发着古老的味道。

他们买下房屋和店面，开办起自己的生意，却很快就关门大吉。小镇不喜欢后来者，它喜欢保持原样，成为某种贮藏已久的黏稠液体，封闭在酒桶里，与世界隔绝。

于是这些德国人只能去城里找工作。他们会在老城区下面的小沙滩上赤身晒太阳，用鲱鱼配面包，戴草帽。小镇的人们对他们深恶痛绝，把他们视作发生转移的病灶，必须被根除。

德国人认为这片湖漂亮极了，容纳了阳光和缤纷的色彩，清澈的湖水与天空融为一体。于是他们从家乡弄来两只白天鹅，想让这片湖变得更加优雅。

乍看之下，这两只骄傲的动物性格温顺、羽毛华美，毫无攻击性。

小镇的人们看不得湖中的生物种群发生改变，认为这是一种冒犯。这里每一样东西都该一直保持原样，就像挂在墙上的画作。

渔民们开始议论，说这些天鹅有毒，会带来疾病，会吃掉湖里所有的鱼，还会杀死别的鸟类，它们肮脏而凶残。

于是有一天，两个渔民没有去捕鱼，而是划着小船，抓住了这两只天鹅。他们把天鹅掐死，扔进了锅里。炊烟从老城脚下的树林中升起，那一带人迹罕至，因为离人行步道的尽头很远。

德国人为自己翅膀宽大、嘴巴尖尖的两个孩子感到哀恸，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打消这心思：制造新气象需要坚定的毅力，说服人们接受改变则需要坚持与狂热。

第二批天鹅来到这里，却再一次被送上烤架，然后一批又一批。再然后，小镇的人们看着这些天鹅嬉戏、繁衍，竟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些把鸭子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大块头，喜欢上这种高贵的动物。

天鹅就这样留了下来，在湖的两岸来去自如。城堡下的布拉恰诺湖岸边有一只黑天鹅，只有它从来不肯靠近人类。如今三十年后，孩子们正在湖岸边寻找这些宝贝天鹅，希望能给它们喂些干面包，摸一摸它们的羽毛。

然而，正如人们所知，天鹅并不是那种安于某个小池塘的鸟类，它们生性无常，很容易被激怒。当你看见一只天鹅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要与它保持多远的距离。

这就是我来到小镇之后最先学会的一个道理：对于湖边的野鸭，你可以毫无顾虑地接近，而天鹅不行。天鹅会狠狠啄向河狸的背，张开翅膀在水中追赶它们；天鹅不会区别对待小女孩或是成年女性，如果它们觉得你不顺眼，就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你。我曾经就是一只天鹅，被带到这里，不得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然后反抗、挣扎，抗拒那些带着干面包片，带着充满爱意的怜悯向我靠近的人。

如今我正在湖边看着这些天鹅，它们扎入水下寻找食物，脑袋不见了，只剩尾巴尖还露在水面上。重新浮出水面时，它们看着我，眼神仿佛在说，湖底的水草不如以前那么美味，是时候离开了。

*　*　*

家，是东西落地的地方。

我们已经打碎了三个盘子、两个玻璃杯和橱柜上的一块玻璃；掉在地上的牛奶盒在厨房中央留下一片惨白的水洼。

安东尼娅搬来从超市拿的大箱子，在走廊上排成一排。与以往一样，东西不会被胡乱塞进去；一切都会被整齐地堆放在一起，位置精确到毫米。每个箱子都会用胶带封好，再用笔写上里面装的东西：牙刷和牙刷放在一起，窗帘和窗帘放在一起。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我把书扔进她给我的黑色袋子里，丢在废品和垃圾之中。

如果说我们家是一艘船，母亲就是我们的船长，哪怕有暴风雨出现在地平线上，她还是会指引我们遵循她的航线，下达命令，制定纪律。当有东西从手中滑落、摔碎时，她会说，没了就没了吧，坏掉的东西就不要了，我们只留下完好的、必需的东西。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东西丢掉，而不是修修补补、重新粉刷。

双胞胎小心翼翼地给我们的电视机打包，仿佛在处理一座大理石雕像。父亲在一旁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生怕他们失手摔裂电视，让他的王国走向终结。

我把自己的衣服装进两个大袋子，然后把那些不再穿的衣服堆在墙角。太紧的裙子，低腰牛仔裤，臀部有洞的裤子，少了一根肩带的胸罩。还有我保留下来的废旧衣物，我曾固执地觉得它们早晚用得上，然而现在它们看上去确实毫无用处：破旧的布料；穿了一次又一次、直到破洞的袜子；腋下带着污渍、就连安东尼娅也洗不干净的短袖；那个难忘的夏天里我穿的黑色泳衣，已经褪色，胸口还有一块污迹；发黄的内裤；被水泥地面磨坏裤脚的裤子；散发尘土味的超人短袖衫。

那支网球拍也被我丢掉了。我闻了闻它，像弹奏里拉琴[一种古老的拨弦乐器。]那样用手指轻抚着，然后亲吻了一下。我说，永别了球拍，永别了“大耳朵”，直到今日我依旧对你们又爱又恨。

我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婚姻和工作，如今我却在一间儿童房里收拾残余。我从墙上摘下那根绳子，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了床单，但它仍能隔开我和马里亚诺的空间。我拿走了哥哥的一条内裤、篮球、大象图案睡衣的上衣、歌手的海报、印着切·格瓦拉的旗帜、在被子下面等他多年的床单，还有他高中时的笔记本，里面的字迹紧紧地压在凹凸不平的纸面上。

我们在墙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在墙角留下了霉菌。墙上的钉子已经固定不住任何东西，曾经挂置物架的位置如今只剩下几个洞眼。瓷砖沾染了污渍，地砖缝隙里藏着血迹、尘土、头发、死皮和剪下的指甲。

把那个东西留下，母亲指着粉色的大熊命令道，那是小孩子的东西，你已经不需要了。说完她就走出了房间。

她没有等我回答。长久以来一向如此：她说完就走，不允许对话，也不记得分享。当我告诉她伊利斯去世的消息时，她回答说：失去孩子是这个世上最大的痛苦。之后她便起身离开去洗豆角，结束了我们的悼念、我们对痛苦的倾诉。

安东尼娅的身形变得愈发矮小、干瘦，她的肉体失去了活力，思想上却更加狭隘，她紧紧抓住身边的一切，不允许任何异议和背叛。

一连几个月，甚至在晚上，我都能听见安东尼娅在家里走来走去。她激动地打电话，大喊大叫，挥舞双手，拍打桌子或任何物品的表面。

曼奇尼家的寡妇米雷拉·博雷迪把我们在罗马的房子租了出去，房客没有签合同，没有交物业管理费，账单缴纳也出了问题。管理人员和门房把此事告知了母亲，向她索要拖欠的款项。母亲给米雷拉女士打了电话，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她接着打了一通又一通，对方仍然没有搭理。直到在最后一通电话里，米雷拉女士表示自己不介意跟安东尼娅斗一场，如果母亲继续骚扰她，她可以让我们连的里雅斯特大道的房子都住不成，因为她有能力、有关系，也认识相关人员。而安东尼娅只能单打独斗，还带着一家子没用的人，谁也没有劳动合同，所有人都是她的累赘。

那天，母亲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半夜去卫生间的时候，我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关闭的电视机屏幕，脸映在一片黑暗之中。

第二天一早，她把我们叫到厨房，说她和菲斯塔家一个叫贾科莫的园丁聊过了，她信得过这个人。他会在一个星期之后之来接我们，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整间公寓清空。

那家伙还以为我投降了，以为我被她唬住了，但那套房子属于我，我倒是要看看谁能把我从那里赶出去。母亲说完，沉下了脸。

就这样，她给我们分派了各自的任务和要做的事，在日历上标注好出发前剩下的日子——七天。

母亲将此事告知了门房和罗马的行政人员：我们会马上回去。当然还有米雷拉女士，母亲给她发了一条长长的信息，虽然语法很糟糕，但清楚地表达出威胁的意味——米雷拉女士必须让房客在一个星期之内搬离，否则母亲就会亲手把她们赶出去。

双胞胎不敢有任何抱怨，只是老老实实地收拾自己的东西。他们长得很高，手掌很宽，下巴和胎记上冒出了胡子，几乎像成年男性。两年前的冬装紧紧裹在他们身上。现在他们正准备分类、打包，用眼神和手指上的小动作发送暗号，悄悄告诉对方他们一定可以搞定。

我没有时间再看看这个空荡荡的家，看看它赤裸的身体，看看它的裂隙、它的回忆，看看它粗糙的皮肤、它的肘窝和它肚脐里的褶痕。我被母亲的怒火拖拽着离开这里，她就像一条河流，推动所有的树枝、石头和毒蛇涌向河口，永不停歇。

我是一个年轻，却也已然老去的女孩，失去了反对家中事务的权利，哪怕我从未拥有过。就像我错过了人生中的重要站点，而旅途依然要走向终点。没有人想问我的意见，或是让我参与一些重要的决定。安东尼娅还是我童年时见过的样子，还是那个独自支撑起危墙的母亲，背着我们走出燃烧的家。

我关上自己房间的门，把十八岁生日的海报、伊利斯的照片、阿加塔的照片、我自己的照片和比巴卜的那张大脸留在了里面。粉色大熊已经被岁月和无用侵蚀，这件战利品于我而言不亚于越野跑上赢得的奖牌，但那一刻的胜利与跨越距离的力量，如今不过是一捧尘埃。

星期一清空衣柜，星期二清空卫生间，星期三清空厨房的吊柜，星期四轮到地毯和纺织品，星期五丢掉那些黑色的袋子，星期六清理地板和卫浴，星期天我们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就这样，那个有游乐场和旋转飞椅的广场，那些小巷、街道、商店，还有那个铁道口，都被我们留在身后，我们也离曾经的自己越来越远。几辆面包车载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告别了我们刚刚清空的家，奔向另一个也许不再属于我们的房子。

到达罗马之后，安东尼娅让面包车并排停在的里雅斯特大道的公寓楼下。她下了车，身体紧绷，红色的头发在脑后扎成高马尾，棉衣一直扣到下巴，面色冷淡而凶狠。她打开大楼的铁门，让我们跟着她进去。那两扇曾经被法西斯抢走的铁门提醒了我，这栋大楼有它自己的历史。

罗伯塔四年前就死了，她在梦中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她曾经晒太阳的那个角落如今被绿荫遮蔽，以前养着鱼的喷泉早就没了水，取而代之的是满满当当的多肉植物。我环顾庭院，还有些黄色、红色、橙色的玫瑰。大楼里的许多住户已经换了人，现在这里满是家庭旅馆、度假公寓、合租的女大学生，还有一些孩子不多的家庭。房租不可能降，罗马的房地产市场一再攀升，而现在工作岗位越来越少，出租房屋也成了一种工作。

安东尼娅手上拎着一个工具箱，沿楼梯一直走到公寓那一层的楼梯间。一切都那么陌生，一切都仿佛在等待我们。

门铃上不再是我们的姓氏，而是一块空白的门牌，门前是一块红色的毛毡地垫，母亲粗暴地把它踹到了一边。门锁被换过了，大门闩得死死的。

这房子是我们的，她冲楼梯上那些张望的邻居喊道。那些人或是好奇，或是害怕。进不去我们就不走。

我无能为力，不知怎么才能帮上忙。我为我们的贫乏，为我们日复一日的争斗感到羞愧。这种争斗把我们带回了第一个家，带回那间半地下室，带回那段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我们应该得到救助的时光。

米雷拉女士在门口的墙上钉了两块木板，就像人们在危楼、废弃的农舍和到处是注射器与避孕套的地下室门口做的那样。双胞胎掏出工具，在安东尼娅的指挥下忙碌起来。他们竭尽全力，用仍属于未成年人的纤细手腕提起榔头和老虎钳。

母亲甚至没有开口让我做些什么，只是把我晾在一边，让我旁观他们的努力：木板纹丝不动，钉子寸步不让，他们似乎对这样的命运、对周而复始运行的世界感到无比愤怒。

安东尼娅的手在颤抖，但她并不打算妥协，说就是用肩膀也要把门撞开，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带炸药回来。她一生都在被世界遗忘，但现在不会了，现在谁都不能阻止她。她把怒火发泄在钉子和墙上，撞击水泥和石灰，试图拆下铰链，用力砸向门框和木板。

我想着那些鱼，不知道它们是不是被放生了，是不是被扔进了下水道。或许它们正游动在下水道的井盖之下，追寻遥不可及的大海。或许它们发生变异，长出了三只眼睛、五片鱼鳍，因为我们使用的柔顺剂、洗碗机硬水软化剂、浴室消毒剂，还有洋甘菊、白麝香、乳木果油的洗发水污染了水源。

然后，楼道里传来几个人上楼的声音，其中一个声音喊道：妈！

母亲停下了动作，指关节通红，额头上满是汗水。当她看见来的是自己儿子，脸上又有些慌乱。

你们让一下，妈，我们来。

马里亚诺走上楼梯平台，来到我们身边。他带来了三个和他一样又高又壮、皮肤黝黑的朋友，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铁棒或是撬棍，脸上裹着围巾。我们给他们让开一条路。当马里亚诺第一下狠狠砸到门上的时候，母亲吓得跳了起来，但是没有出声，只是紧紧靠在电梯门上。

钉子和木板掉了下来，还有墙上的水泥。马里亚诺手脚并用，又推又拽，想要用撬棍拆下铰链。与此同时，他的朋友们正用手里的工具砸着大门。过了一会儿，哥哥觉得大门已经松动，于是开始用肩膀撞向门板。一下、两下、三下、五下，他用身体撞击着，直到大门再也无法承受，打开了一条缝，隐约可见房间里面的样子。

哥哥的鼻子沾上了白色的粉末，墙面弄脏了他的手指和衣服。他的一只手流血了，外套的袖子也撕破了一只。但他并没有停手，而是一次次地踢向门锁，直到踢开一条能供人通过的空隙。哥哥跨过门槛，走进门的另一边，纵身跃入属于我们的过去。

他的朋友们走了进去，母亲走了进去，双胞胎走了进去，那扇门就像一张没了牙齿的嘴，把他们依次吞没。我跟在最后进去：米雷拉女士让人砸穿了浴缸和厨房的瓷砖，用剪刀剪破了沙发套，还带走了一些不属于她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原本是母亲留下用来和安圭拉腊房子里的东西做公平交换的。她还剪断了电线，拆掉了窗户上方的窗帘架。我们的家看起来像是一个建筑工地，一个犯罪现场。

马里亚诺四下查看，估算我们的损失，现在他已经进入了第二步，治疗阶段。他思考着该如何治愈这个家，让它从伤口、抓痕与暴力中恢复过来。他说自己会和朋友们处理门和浴缸的问题，然后再想办法收拾厨房，缝好沙发套；在这期间，我们可以把家具和个人物品搬上来。之后他们会在大楼外和门口巡逻，没有人能进来打扰我们。母亲用感激的眼神看着他，点了点头。除了哥哥，再也没有人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与母亲是如此相像，而我与母亲之间的相似之处——头发、雀斑、鼻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可如今，呈现在我眼前的，仍然是我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马里亚诺命令道：别拉着脸站在那儿，给妈妈帮忙去。他的语气就像对待工地上的工人、迟到的送货员，或是久久没能怀孕的妻子。

然后他一边跑下楼梯，一边大喊着告诉我们，他要去把父亲接上来。

我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它像一场雪，就这样落在我们身上。空气冰冷，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刺眼。哥哥是一座大山，而我只是一只蚱蜢。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他能够抱抱我，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我也没有向他提出请求。

马里亚诺再一次出现在那扇被砸坏的大门前，怀里抱着马西莫。马里亚诺在楼道里抱起父亲，不得已把轮椅留在了外面，然后放下父亲，一条接一条摆好父亲瘦小的断腿，对他说：别担心，爸。

因为父亲正在哭泣，父亲看见了这个破碎的家。

马里亚诺用正在流血的手按着父亲的肩头，告诉他我们的家还在。

我愣在原地，与儿时的那个自己四目相对，她正从浴室破碎的镜子里看向我，悄悄对我说：没有心的人没有家。

*　*　*

湖水干涸了，电视里都在这么说。夏天的时候，罗马为了维持供水系统运行，会从这里抽取湖水。于是湖岸的沙地越来越宽，岩石浮现，缆桩露出水面，一块块礁石宛如孤岛。如果我想沉入湖底，就要走啊走，远离湖岸，远离人群的喧嚣，远离一切获救的可能。

小镇上的人们都认为，这片湖早晚有一天会消失不见。他们每年夏天都从这里取水，直到它变成池塘，变成像沼泽那样散发臭气的水坑。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见湖中央到底有什么，我们才能知道那个与高墙、庭院和门窗一同沉入湖底的小镇是否能重现于世人面前。

位于的里雅斯特大道的家在修缮之后又被粉刷一新，就像坏掉的洋娃娃被重新装上胳膊和腿，梳理好乱糟糟的头发，再穿上小小的裙子和罩衫。现在房子可以住进去了，我们睡在各自的床上，电视机也回到了靠墙的位置。我们忙个不停，清空纸箱，用彩色的布头补好沙发，重新摆放小物件——它们都是母亲的发明，比如柜门上的剪纸，种在酸奶盒里的仙人掌。

马里亚诺在沙发和大门之间走来走去，时刻警惕，守卫这个家。每天晚上，他都会与母亲坐在桌旁，计划着，布置着，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她得去找一份工作。我听见他们这么说，也知道他们指的是我。

经营这个家需要钱，可我们偏偏没有。于是有一天，母亲把吸尘器和一个装着抹布、清洁剂与手套的水桶塞到我手里，让我去找六楼的女士，她家需要做清洁。

我走进那个家，里面有异域风情的沙发、占满整面墙的书架、卡波迪蒙蒂瓷器、象牙烛台、黑胶唱片、清洁灰尘时用的小梯子、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时收集的石头、留在卫生间里的旧杂志、锻铁床、柳条编织的篮子、一幅露出一边乳房的女人画像、像雕塑一样的吊灯、给房间带来阵阵香气的干花、一排排鞋盒、装满旧单据的文件夹、穆拉诺产的玻璃杯[穆拉诺是威尼斯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以盛产玻璃制品闻名。]、在加拿大某个博物馆买的咖啡杯、养在阳台上的罗勒，还有一个坐在树桩上的小矮人雕像。

母亲告诉我，要把那里当自己家一样打扫干净，于是我满怀怒气，同淋浴花洒上又大又黄、令人气恼的污渍，缝隙里的灰尘和掉落在床头柜附近地面上的头发展开了搏斗。

现在家里只剩我一个人。马里亚诺带父亲去附近散步，哥哥给父亲穿上厚毛衣，还给他戴上一顶鸭舌帽，以免他受凉。父亲有些紧张，但也有些高兴。他很高兴儿子能陪自己，能担负起家中的一切：从出门散步到修理电灯，从装好坏掉的门到连通煤气管道。这是孩子们该做的事，世界和未来该由他们掌控。

我听见遥远的虚空传来自己跃入水中的声音：自行车留在了安圭拉腊，与它一同留下的有我的大熊比巴卜、克里斯蒂亚诺，还有装着伊利斯的皮肤、脾脏、髌骨与虹膜的骨灰盒。我感觉胸口的正中间开了一个口，那里曾是一座火山，谁知道呢，也许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雨水浇灌之后，人们会认为那是一片湖，而它原本不过是一个洞，一个生命消亡后留下的幽魂。

假如此时有一辆车，我一定会立刻行动，驱车穿过这座城市，将它远远抛在身后，回到那个每逢星期一便无比喧闹的集市，回到缓缓划行的红色救生艇上。那里有虾与鲑鱼做的比萨，人们手脚并用地把遮阳伞插在沙滩上，挂在报刊亭外的充气玩具让小女孩担心不已。但我只能停在这里，我一路走来所抵达的地方。

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关节吱呀作响。历经这么多年的风雨，我已如生锈一般。我遵循自己的思绪，它创造了许多故事，却也扭曲了现实。

我还记得刚到这里的时候，一切在我眼里都显得高大、壮观。宽敞的房间就是我的家，昏暗的半地下室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我还记得双胞胎迈着胖胖的小短腿四处奔跑，穿着尿布，抱着安东尼娅的大腿。我还记得我、马里亚诺和安东尼娅穿着内裤站在院子里的局促模样，我们像乌龟一样与那些微小的不公和恶意抗争。我还记得别人家花园里的玫瑰盛开时，我摘下它们，撕碎、研磨，做成花泥和昂贵的精华。我还记得母亲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相信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我走进浴室，浴缸焕然一新，像洁白的牙齿一样闪闪发光。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苔藓、鱼和天鹅的气味仿佛在鼻尖萦绕。

我又拧开洗手池和坐浴盆的水龙头，水汩汩涌出，让人无法忽略它流动的声音。我堵上所有下水口的塞子，水一点一点地积聚、上涨。

等到湖水流干的时候，我们就能揭开传说、谎言与故事的面纱，我们会发现那些遗迹，把湖底的文物装进展示柜里；我们会看见暴露在空气中的鱼儿垂死挣扎，会知道从未见过的湖床的颜色；我们会找回丢失的鱼竿、沉没的船只、漏气的救生衣、长眠在湖底的尸体和失事直升机的螺旋桨；我们再也不会在湖边照映自己的面容，在岸边踱步沉思，在湖中钓鱼撒网，在水底藏匿圣诞马槽和枪支。

该去厨房了，那是哥哥用石灰和方砖砌起来的——我曾听见他日夜不停地拿着刮刀在桶里搅动的声音。我也打开了这里的水龙头，堵上了下水口，敞开所有房间的门，空气穿行而过，水穿行而过，我也穿行而过。

我坐在客厅正中间，思索着需要多少时间，或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或是七个小时就已足够；或许过一会儿，水就能没过我的脚踝，或至少没过我的脚趾。这是掠夺而来的湖水，是苦涩却完美的湖水。它会汇聚成一个又一个恼人的水坑；它会喷涌而出，弄湿地面，在天花板上留下痕迹，渗入每一处缝隙；然后它会落下来，把沙发、床头柜、油瓶、书籍、杂志、垃圾袋、床罩和窗帘全都浸湿；它会惹恼往来的路人，漫延到地面，成为一场折磨；它还会入侵街道和社区，淹没所有车辆，让人们不得不舍弃财物，建造木筏和防洪屏障；至于那些无处求生的人，他们只能被水流席卷而去。

我闭上眼，心中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