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当时的思绪有些混乱。吃鱼的时候，我开始一通胡思乱想。想象着自己凭借这一新发现去贝金那里，幸灾乐祸地等着看他的笑话。这种事，每一分钟都让人觉得很享受。我美滋滋地斟酌着这番话。

到时，我一定很酷，很威风。

“那么，贝金先生，”我会这样说，或者比这更牛气一点儿，“那么，贝金！当初您给我这份名单的时候，我理所当然地以为，除了储备酒店的工作人员以外，所有在店宾客的姓名都在上面。结果，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保罗·海因伯格居然不在其中。您对他了解多少？他为什么没有登记？请尽快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得延误。还有，我的朋友，我建议您查查他的所属物品。如果说还是找不到康泰时蔡司相机和它里面那些带有尼斯狂欢节照片的胶卷，那才让我感到意外呢。”

这时，服务生过来将我的盘子收走。

“还有一件事，贝金，调查一下科赫。服务生说海因伯格是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说这个经理也牵涉其中。我倒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早就注意到，他对我那架相机异常感兴趣。他很值得一查。您自以为对他了如指掌，对不对？这么说吧，如果我是你，我会加倍仔细地调查一番。要知道，我的朋友，过早下结论是很危险的。”

这时，服务生给我上了一大份储备酒店做的红酒烩鸡。

“有我帮忙，您可真是幸运至极，我亲爱的贝金。”

不，这话听着有些花哨，而且拖泥带水。那就再添些气势。

“好好调查一下那个姓海因伯格的人，我亲爱的贝金。”

不，这样显得太过死板。或许，最好给他个逗趣的微笑。于是，我开始尝试练习这种逗趣的微笑，正练习到第四遍的时候，服务生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只见他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赶过来。

“红酒烩鸡有什么问题吗，先生？”

“不，不是，没什么。味道很棒。”

“对不起，先生。我以为……”

“没事。”

我的脸通红，继续吃饭。

不过，他这一打断，把我拉回到现实中。话说回来，这真是我的重大发现吗？这个保罗· 海因伯格有可能是那天下午才到的。如果是这样，或许酒店还没来得及向警方提供他护照上的详细信息。可是，那个埃米尔·席姆勒又在哪里？服务生说得很明白，酒店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客人。或许是他的失误，或许是警方的失误。无论如何，除了一早将此事报告给贝金以外，别无他法。必须等。可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最早也要等到明早9点才能打电话。这样就浪费掉了12个小时。总共60小时，还要刨除12小时。我居然还一心惦记着星期天能离开这里。要是能给马西斯先生写封信就好了，跟他解释（或者撒谎）说我病了。可惜不能这么做。我该怎么办呢？那个拿了我相机的人，他肯定不是傻子。间谍都是精明、狡猾的。我还指望找出什么线索呢？60小时跟60秒又有什么区别。

服务生到我这里收盘子。正收的时候，他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的双手。我低头一看，发现手里正摆弄一只甜品勺，已经被我折弯了。见此情景，我立马将勺子掰直，之后站起身离开了露台。再也不觉得饿了。

我穿过屋子，来到花园区。有一处地势稍低、可以俯瞰整片沙滩的花台，花台里有一个小亭子，那里通常没有人去。我便去了那里。

太阳落山，天色黑下来。海湾那边的山丘上空，已经出现了闪闪的星星。微风变得稍微强劲了些，刮来阵阵海藻味。我把滚热的双手放在冰凉的砖砌围墙上，任微风从脸颊吹过。身后花园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只青蛙在呱呱地叫。海水轻抚着沙滩，几乎听不到一点儿声响。

远处海面上，灯光一闪，之后就消失了。可能是船只之间在传递信号。或许，一艘是向东急速行驶的客轮，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发出哗啦啦的声音，另一艘是载货不多的货船，借着半浸式螺旋桨的推力一路朝马赛驶去。此时此刻，客轮上的人可能在跳舞，或者是倚在散步甲板上欣赏那即将升起来的明月，听着海水撞击在船板上发出的咕噜噜气泡声和咝咝声。在他们脚下，在船底，半裸着身子的水手们在燃油锅炉的轰鸣声和螺旋桨的砰砰声中挥洒着汗水。我要是在船上该多好……

围绕海湾的那条路上，开往土伦的汽车车灯一闪而过，一下子把水面照亮，随即就消失在了树林中。我要是在车里该多好……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鞋子踩在砂石坡道上的声音，有人正沿着通往这边花台的台阶走下来。听那脚步声已经下了最后一级台阶。我祈祷着声音的主人会往右转，别往我这边来。接着，脚步声停止了，是在犹豫。之后，我听见一阵沙沙声，像是有人拨开那横悬在路上的藤蔓植物，朝亭子这边走来，紧接着，衬着那蓝黑色的天空，我隐约看出一位男士头部和肩膀的轮廓。原来是那位少校。

只见他迟疑地盯着我看了看，随后倚在围墙上遥望着整片海湾。

我的第一反应是离开。一点儿也不想跟这位来自巴克斯顿的赫伯特·克兰顿-哈特利少校讲话。转念又记起年轻的斯凯尔顿对这位少校的评价。他说他“傲慢”。想来，他不太可能屈尊跟我讲话。没想到，我错了。

我们两人倚着围墙站了不下十分钟，他才开口说话。说实话，我都忘了他的存在，只听他冷不丁地清了清嗓子，赞叹了一下那晚尚好的天气。

我表示了赞同。

又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

“8月的天气还真舒爽。”终于，他开口说了句。

“我也这样觉得。”我心里在想，他是真的在考虑天气问题，认为这样的天气很舒爽，还是只想找个话头。如果他真想谈论天气，那么，出于礼貌，此时的我应该用心去体验一下这微风。毕竟，我在英国的那段日子可不是白待的。

“来这里很长时间了吗？”

“1天左右吧。”

“那么，以后就可以时常见到你了。”

“那太好了。”

想来，怎么能说这个人“傲慢”呢。

“本以为你不是英国人。可晚饭前听您和那个年轻的美国人聊天。请别介意，我想说的是，您长得可不像英国人。”

“我怎么会介意呢。我是匈牙利人。”

“真的吗？我之前以为您是英国人。我太太这么说，不过她没听过您说话。”

“我在英国待了10年。”

“噢，原来如此。这就说得通了。是打仗的时候去的吗？”

“不，那时候我还太小。”

“噢，对，您当时还小。战争都已经成了古老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些老头子来讲，总是意识不到这点。我亲身经历了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1918年3月开展大规模进攻时，我刚好有了自己的部队。可一周之后，我就受了重伤。真是倒霉。后来，我转而当了一名副官，再后来就退役了。不过，这其实跟运气没有什么关系。早就听闻奥匈人都善战。”

听这话的意思，好像用不着我给予回应，接着就又是一阵沉默。后来，他开口问了一个无厘头的问题。

“您觉得我们那位尊敬的经理为人怎么样？”

“谁，科赫吗？”

“大家都那样称呼他，是不是？对，就是科赫。”

“嗯，我也说不清楚。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经理。只是——”

“对嘛！一定有‘只是’！邋遢、不修边幅，放任那些该死的服务生为所欲为。要知道，他们偷客人的酒喝，被我发现了。科赫应该给他们定些规矩。”

“这家酒店的食物不错。”

“嗯，对，食物还好，可是光食物好不够，其他方面也得让人舒服放心不是？如果我是这里管事的，我会制定一些做事的规矩。您常和科赫聊天吗？”

“不。”

“那我来给您讲讲他的一些趣事。前些天，我亲爱的太太同我一起去土伦购物。买完东西以后，我们就去了一家咖啡厅喝点儿开胃的饮料。可是，正当我们要点单的时候，居然看见了科赫，他急匆匆地经过，我之前从未见过他走得那么快。他没注意到我们，我刚想过去叫他过来喝点儿东西，却见他穿过马路进了对面的小巷。经过两三道门后，他迅速瞥了一眼周围的状况，看是否有人发现，随后就进了一道门。于是我们就继续喝东西，一直盯着那道门，可他再也没出来。您猜怎么着？等我们到汽车站的时候，他居然也在，千真万确，就坐在返回圣加蒂安的汽车里。”

“太奇怪了。”我小声嘟囔道。

“我们也这么觉得。而且我得承认，我们当时确实被惊到了。”

“那是自然。”

“等等。最精彩的部分还没有跟您讲。您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

“典型的母夜叉。她是法国人，年龄比他大，我猜，她手里应该是有点儿积蓄的。总之，她把我们这位阿尔伯特管得死死的。他喜欢去海滩那边跟宾客们闲侃、游泳。通常都是由她负责照管酒店，盯着那些女服务生，她还喜欢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所以，每次他去海滩，待不到十分钟，她就趴在露台上，铆足了劲儿喊他，召唤他回去。还要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她就是这样的女人。想不注意都不行，而且，您可能觉得科赫会很尴尬。他才不呢。他只是笑——您知道的，他那种慵懒的笑，嘴里嘟囔几句法语，惹得法国佬们一通大笑，估计是些劲爆的内容，总之，他对她言听计从。

“那天，我们也上了那辆车，跟他打招呼。当然了，我们忍不住跟他说，之前在镇子上看到他了。不妨跟您讲，我当时看得很仔细，就是他没错，可说出来您都不会相信，他居然丝毫没有反应！”

我小声表示了一下惊讶。

“是真的。完全没有反应。嗯，我以为他是想拒不承认这件事，说我们看错了。因为我和我亲爱的太太马上就想到，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家水手会所，有两个出口，他在那里有了情投意合的人。真是太令人难以启齿了。”

“您的意思是？”

“是这样的，跟您说，那家伙根本没有抵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他不太喜欢他妻子，更喜欢那里一个有着深褐色头发的女人。还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不过接下来，他开始咧着嘴色眯眯地跟我们讲那女人的魅力，他一提到这些，我就觉得应该赶紧让他打住。我亲爱的太太可是个有信仰的人，于是我就强烈暗示他，我们不想听这些。”少校仰头看着星星说道。“女人会对某些事情比较敏感。”他又说了一句。

“我也这么觉得。”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女人哪，真是种有趣的生物。”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接着露出了短暂而会心的微笑。“说来，”他开玩笑道，“您是匈牙利人，肯定比我这个老兵更懂女人吧？对了，我叫克兰顿-哈特利。”

“我叫瓦达西。”

“噢，瓦达西先生，我得回去了。夜晚的风可能对我的身体不太好。我通常会在晚上跟那个法国老头杜克洛打一打俄式台球。据我所知，他在南特有一家水果罐头厂。不过，我法语不太好。也有可能他只是那儿的一个经理。老伙计人很好，就是喜欢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投机取巧，给自己多算几分，其实只是他自以为我没看到罢了。不过，总让人心里有那么一点儿不舒服。”

“那肯定。”

“行了，我回去睡觉了。今晚就把台位让给那些年轻的美国人吧。一个漂亮的姑娘，还有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不过，他的话太多了。这些年轻人要是能到我的老上校手下管管就好了。允许他说话他才能说，这是下级必须遵守的规定。好了，祝您晚安。”

“晚安。”

随即，他离开了。走到最上边几层台阶时，他开始咳嗽起来。那声音听起来真让人难受。他走过去以后，虽然脚步声消失了，却依旧在喘粗气，像是要窒息了一样。我之前曾经听到过那样的咳喘声。咳喘的人是在凡尔登中了毒气。

很长一段时间，那里都是寂静无声的。我抽了几支烟。查一查科赫！嗯，贝金肯定是要去调查一番了。

月亮已经升上来了，月影下，一丛丛竹竿的轮廓清晰可见，右边是一小块沙滩。我朝那边望去，正好看见两个人影在动，耳边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那声音既轻柔又动听，时而顽皮，时而温顺。接着，一对情侣出现在月光下。我看到男人停住脚步，将女人拉到自己身边。男人的双手捧起她的头，亲了亲眼睛，又亲了亲嘴。原来是那个胡子拉碴的法国人，还有他的金发女郎。

我观察了他们一会儿。他们先是聊天，之后又坐在沙滩上，他给她点了一根烟。我看了看手表，已经10点30分了。随即，我把烟掐灭，准备沿花台走上石阶。

其间的道路陡峭而曲折。我一边往上走，一边慢慢地用手拨开那些从道路两旁伸到面前的树枝。最顶层台阶与酒店入口之间有一处铺砌好的小院。我的皮凉鞋很柔软，走路时不发出一点儿声响。离门口还有一半距离的时候，我停下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厅里漆黑一片，只有一丝光亮从科赫办公室的玻璃隔板透出来。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有人在说话——是科赫，还有另一个人的声音。他们在用德语交流。

“我明天再试一试，”科赫说道，“不过，恐怕还是不行。”

又是一阵停顿。另外那个男人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比科赫要低沉，只是语音太轻，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为了我，你必须再努努力，”他语速很慢地说道，“我一定要弄清楚情况，一定要搞清楚接下来要怎么做。”

又停了一下。接着，科赫用异常柔和的声音说了句话，以前从未听过。

“你什么都做不了，埃米尔。只能等。”

埃米尔！我一听，几乎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可这时，那个男人，也就是埃米尔，他又说话了。

“我已经等了太长时间。”

两人再一次停住了。我能感受到，气氛有些不对，带有某种情绪。

“好吧，埃米尔。我再试一次。晚安，睡个好觉。”

那个男人并没有应答。大厅里有一级台阶，这时，我的心就快跳到了嗓子眼，赶紧躲到外墙的阴影里。紧接着，一个男人走了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认出了那身衣服，可那张面孔，以前从未见过。他就是服务生说的海因伯格。

他一路快步走到露台，有一瞬间，月光投射到他脸上，我看见他那薄而紧实的嘴唇，结实的下巴，双颊深陷，丰满而宽大的额头。不过，这些特征都不重要，我并不太在意。吸引我注意的另有所在，那是我自从离开匈牙利之后再也没见到过的：那是一种人类几近绝望，唯有一死才能结束痛苦的眼神。

我打开百叶窗，拉上窗帘，爬到床上，松了一口气。真是太累，太累了。

我闭上眼睛，静待自己整个人沉入梦乡。可是，思绪太乱，根本无法静下心来。此时，我脑袋发热，枕头也变得热乎乎、黏糊糊的。翻来覆去了好一阵子。我把眼睛睁开，又闭上。保罗· 海因伯格是埃米尔·席姆勒，埃米尔·席姆勒也是保罗·海因伯格。科赫必须继续努力，席姆勒一定要弄清楚状况。席姆勒和科赫——间谍，两个都是。我已经找到了真相。什么时候去汇报情况？明天一早。还要等好长时间。可以早一点儿。6点钟。不行，邮局还没开门，贝金应该还没有起床。他一定是穿着睡衣。可恶的胖子。他应该马上知道这件事。太荒谬了。老天，可是我太累了。必须睡觉。海因伯格就是席姆勒。都是间谍。

我下了床，裹上一条浴巾，在窗边坐下来。

海因伯格就是席姆勒。必须立即拘捕他。以什么罪名呢？提供给警方错误的姓名？警方手里有他的真实姓名。埃米尔·席姆勒——德国人——柏林。服务生告诉我，他姓海因伯格。即便一个人的真实姓氏是席姆勒，告诉别人说他姓海因伯格，难道就犯法吗？可一细想，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席姆勒和科赫都是间谍，一定都是间谍。他们拿了我的相机。此时此刻，他们一定在想那些照片的去向。

可是，我又无法抛开心里的疑问：席姆勒脸上的表情似乎跟相机或是照片没有任何关系。还有，对于他这个人……他的声音，他的表情……可是，无论你觉得他应该长什么样，间谍总不能一眼看上去就像个间谍吧，又不是大张旗鼓地招揽生意。全欧洲，全世界，都有间谍。而且与此同时，政府机构的另一些人在统计间谍的劳动成果：装甲钢板的厚度、火炮的仰角、出口速度、火控装置以及测距仪的详细信息，融合效率，防御工事的详细信息，弹药库的位置，重点工厂的部署，轰炸地标。全世界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对于军火制造商和间谍来讲，生意还是不错的。最好再开一家间谍局（一种类似中央结算所的机构，为这种重要信息作结算），会很赚钱。接着，我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情景：科赫快步走进一条小巷，而后转身进了一道门，接着从另一个出口离开。若他真在外面有女人，会如此无所顾忌地承认自己有情妇吗？除了那个英国少校，有哪个傻瓜会相信。这种事，还是我更了解。军事总部在土伦。科赫和席姆勒。席姆勒和科赫。都是间谍。

我打了个哆嗦。晚间越来越冷了。于是，我回到床上。

可是，等我再一次要闭上眼睛时，又想起了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它在我脑中不断地出现，而且越发膨胀起来。想来，这种可能性极为糟糕：假设有宾客从酒店离开了怎么办？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就在明天，弗格先生，或者杜克洛先生，或者鲁先生和他的金发女郎，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说：“我决定了，马上就走。”我想，有人可能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明早离开了。我要怎么做才能阻止他呢？如果我误会了科赫和席姆勒怎么办？如果鲁先生和那位金发女郎是外国特工，用的是伪造的法国护照该怎么办？如果那两个美国人、瑞士人或者英国人是间谍该怎么办？他们会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等问题出现了再想办法解决吧。可是这样的自我安慰无济于事。那样或许就太晚了。我到底该怎么做？现在要抓紧行动！若是明天一早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向贝金要一把手枪。对，就这样，从贝金那里要一把手枪。这样就可以阻止有人乱来了。“站住，不要动，否则，我立即将你就地正法。”枪里要放十发子弹。“给他们每人一枪。”不，还是八发子弹吧。这要看手枪的规格了。看来，我还是要两把枪吧。

我又把衣服穿上，坐了起来。照这个样子，到了明天一早我可能会疯掉。于是，我去洗手盆那边用冷水洗了个脸。我告诉自己，这肯定是在做梦。可我十分清醒，知道自己根本没在睡觉。

我拉开窗帘，看着窗外沐浴在月光下的冷杉树。我必须去核实一下情况，冷静——冷静，再冷静。贝金说什么来着？

我一定是在那里站了好长时间。因为等最后回到床上的时候，海湾那边的天空已经逐渐地亮起来了。我整个人都被冻僵了，还好心绪终于安定了下来。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而且用我疲惫的大脑衡量一下，这计划绝对可靠。

当我再一次将眼睛闭上时，头脑中又闪现出一个想法。总觉得英国少校那番话哪里有些不对劲，很小的细节。不过，再也不要去想了。就这样，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