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醒来时，头有些痛。

昨晚我忘了拉窗帘，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已经是火辣辣的了。又是一个大热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可能的话，我必须第一时间给贝金打电话。之后，我要按计划采取行动。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此时此刻一觉醒来，这个计划一如夜里那般禁得住推敲。我逐渐感觉好多了。

我很早就到了露台那里，吃牛角面包、喝咖啡的时候，我暗自为自己感到高兴。我，一个神经兮兮又对暴力行为极度恐惧的人，居然在短短几小时的时间里，想出了一个精妙而缜密的计划，去抓捕那个危险的间谍。而就在几小时前，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星期一早上无法准时赶回巴黎这件事！想来，大脑神经还真是会捉弄人！第二杯咖啡下肚后，头痛感逐渐消失了。

起身离开时，我恰好从弗格夫妇桌旁经过。我停下脚步，问了句早安。

这时我发现，这两位的表情看上去异常凝重。回应我的时候，笑容完全是不走心的，很冷淡。弗格先生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好奇的目光。

“今早，我们心情有些不好。”他说道。

“噢，真不好意思。”

“瑞士那边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他轻轻拍了拍桌子上的一封信，“一位亲爱的朋友去世了。如果我们表现得有些心不在焉，还请您体谅。”

“那是当然。我听了也很难过。”

很明显，他们这是在给我下逐客令。于是，我知趣地走开了。接下来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令我无暇再顾及这二位。我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邮局就在村头的杂货店里。往山下走的时候，我发觉有个人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晃悠。到了第一家咖啡厅，我停下来，朝身后看了看。他也停了下来。原来是前一天拘捕我的那名警卫。他亲切地朝我点了点头。

我找了个位子坐下，他走过来，跟我隔着两张桌子坐下。我招手让他来我这里。他起身过来，态度还是很友好的。

“早上好，”我冷冷地说道，“我猜，有人让你跟踪我对吧？”

他点了点头。“很抱歉，事实的确如此。我觉得这太累人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的这身黑色礼拜日套装，“这身衣服太热了。”

“为什么还要穿呢？”

只见他那张修长、狡猾的乡下人脸颊突然拉得老长。

“我是在祭奠我母亲。她去世刚4个月。得了结石。”

服务生走过来。

“您喝点儿什么？”

他想了想，点了杯柠檬汽水。我让服务生去准备，随后站起身来。

“现在，”我说道，“我要去街边的邮局给贝金先生打电话。稍微离开你视线一会儿，用不了五分钟。你就坐在这里喝饮料。回头我再跟你会合。”

他摇了摇头：“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

“我知道，可我不喜欢让你跟着。这让人很不舒服。还有，到时候，村子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在跟踪我。我不喜欢那样。”

他脸上显现出执拗的表情。

“我接到的指令就是跟着你。我不能收受贿赂。”

“我这不是在贿赂你。我是在请求你考虑一下，这样对你我都好。”

他又摇了摇头。

“我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很好。”我出了咖啡厅，来到街上，边走边听见他在和服务员理论那杯柠檬汽水到底该由谁来买单的问题。

很明显，邮局的电话绝对是公用的。电话的一旁是挂在棚顶的一大串蒜蓉香肠；另一边是一堆空餐袋。这里没有橱柜。我拿起电话，用手半扣住话筒，对着语音接收器小声说了句“警察局”，瞬间，仿佛整个圣加蒂安的人都在竖起耳朵听我讲话。

“您找哪位？”终于，一个低沉的声音用法语说道。

“是贝金先生吗？”

“不是。”

“是警长先生？”

“您是哪位？”

“瓦达西先生。”

“稍等。”

我等了一会儿。接着，电话那边传来了警长的声音。

“你好！瓦达西？”

“您好。”

“有事要报告吗？”

“是的。”

“拨这个号：土伦市8355，然后找贝金先生。”

“好的。”

他挂了电话。原来警长的职责就是监视我，保证我留在圣加蒂安，仅此而已。我拨了土伦市的8355号码。待我表明意图，立马产生了奇妙的效果。负责转机的姑娘从南方缓慢的拖长音一下子切换到公务化的断音。不到五秒钟，电话接通了。又等了两秒钟，电话那边传来了贝金的声音。电话里，只听他不耐烦地尖声说道：

“是谁给你这个号码的？”

“警长。”

“了解到有关相机的信息了吗？”

“还没有。”

“那为什么来烦我？”

“我发现了一些线索。”

“哦？”

“那个德国人，埃米尔·席姆勒，他自称是保罗·海因伯格。我偶尔听到了他和科赫之间的对话，听着可疑。毫无疑问，席姆勒就是那个间谍，科赫是同伙。科赫还去过土伦的一家会所。他说是去那里见一个女人，但很有可能是在说谎。”

说着说着，我发觉心中的自信就像筛子里的水一样，一点点流尽了。那些话听上去太蠢了。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响动，我猜一定是对方在极力地憋住笑声。不过听了接下来这番话，我才知道是自己想错了。

“听着，瓦达西，”贝金生气地尖声说道，“我给你布置了明确的任务。让你查清楚哪位宾客手里有相机。可没让你自作聪明，或者说，没让你扮演侦探的角色。你有你的任务，而且是清晰明了的。为什么还不去执行？难道想回牢房去吗？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废话。立刻回到储备酒店去，问问那些宾客，一有相关消息就立刻汇报。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管好你自己的事。明白吗？”电话一下子被挂掉了。

柜台后面那个人正一脸好奇地看着我。一定是因为我的心情过于急切，想让贝金了解这一重要线索，所以说话的声音大了些。我瞪了那人一眼，随即离开了。

一出来我就看见了那个热得满脸通红、心焦气躁的警卫。我大步流星地在街上走着，他上前来拉住我的胳膊肘，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一番，说我欠了他85生丁[100生丁=1法郎，1苏=5生丁。]，外加小费，总共1法郎25生丁。他在不停地唠叨，说那杯柠檬汽水是我点的，所以应该由我来买单。如果不是我邀请他过去，他是不会点柠檬汽水的。政府不给他报销这部分开支。我必须拿出1法郎25生丁来。其中，85生丁是柠檬汽水钱，外加8个苏的小费。他这个人，手头没什么钱。懂得恪守职责，不会受人贿赂。

我没什么心思听他说这些。接下来，我要去宾客那里打探一下，看看他们谁手里有相机！真是疯了。谁都能想到，这样做一定会把间谍吓跑。贝金就是个傻子，我还得听他指示。一切都得仰仗他。管好我自己的事！可话又说回来，连抓间谍这件事都与我无关，到底什么事跟我有关？如果被他溜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早听人说，情报局一向是蠢得出名。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愚蠢。这么说吧，如果我脑子一根筋地相信贝金和土伦海军情报局，恐怕星期一赶回巴黎的希望会十分渺茫。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请多谅解。这样更加稳妥些。一定要揭穿席姆勒和科赫的身份。而且，这件事必须由我来做。我要按照最初的想法执行自己的计划。等我把他想要的证据拿到他跟前时，再看他惊呆的样子吧。至于找相机这件事，我不打算直接去问。我一定能调查出来，而且这个计划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只不过，我得私底下悄悄地进行。

“85生丁，加上8个苏的小费……”

到了储备酒店门口，我给了那名警卫2法郎，之后就进屋去了。转门转过来时，我朝身后看了看。他正靠在门柱上，黑帽子顶在脑后，跟那2法郎硬币送飞吻。

随后，我在酒店门口遇到了斯凯尔顿兄妹。他们穿着泳衣，带了外套、报纸、太阳镜和几瓶防晒油。

“你好呀！”他说道。

女孩跟我相视一笑。

我说了句，你们好。

“要一起去海滩吗？”

“我先去换衣服，随后就到。”

“别忘了把你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带来。”他在我身后喊道。紧接着，我听到他的妹妹对他说：“闭嘴，别烦人家这位善良的绅士。”

几分钟后，我再次下楼，穿过花园区来到通往沙滩的石阶上。没想到，好运说来就来了。

眼看就要走到第一层露台，迎头传来一阵兴奋的尖叫声。下一刻，只见杜克洛先生神色匆匆地朝酒店这边跑来。不一会儿，沃伦·斯凯尔顿也跟在他后面跑上了台阶。从我身边经过时，他嘴里甩出来一句话。我听到其中有个词是“相机”。

我赶紧来到露台上，这才明白大家神色匆匆的原因。

原来，有一艘白色的大帆船正全速驶进海湾。一队身穿白色牛仔服、头戴棉质遮阳帽的人沿着帆船那雪白的甲板一字排开。我看见它时，它正迎风而上。斜桁落下来的时候，其他帆哗啦哗啦一阵响，主帆也打起皱来。上桅帆、三角帆、支索帆跟着纷纷收拢，船头翻腾的水浪化作了一道长长的、深深的涟漪。锚链咔嗒一声响。

一群看热闹的人聚在露台的一头。有穿泳裤的科赫、玛丽·斯凯尔顿、弗格夫妇、两个英国人、法国情侣、席姆勒，还有一个身材矮小、体态丰满、身穿工作服的女人。我猜，这应该就是科赫太太。这些人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我急忙赶去他们那边。

科赫正拿着一架电影摄像机眯着眼睛往镜头里瞧。弗格先生正兴奋地给相机上新胶卷。克兰顿-哈特利夫人拿起搭挂在丈夫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仔细望着那艘帆船。马丁小姐在爱侣悉心的指导下操作一架小型箱式相机。席姆勒站在离人群稍远的位置，看科赫摆弄那架电影摄像机。他看上去气色不太好，有些疲累。

“真好看，是不是？”

说话的是玛丽·斯凯尔顿。

“是啊。我刚刚还纳闷，你哥哥为什么一路追在那个法国老先生身后跑。不知道是怎么了。”

“他回去取相机了。”

话音刚落，她哥哥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架价格不菲的柯达相机。“到这边来，伙计们，”他大声说道，“到这里来，给自己拍张照片，回去拿给亲友们看看，多神气啊。”说着，他拍了两张帆船的照片。

紧接着，杜克洛先生一路小跑过来，提着老大一架样式非常古老的盒装胶片单反相机。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打开镜头罩，爬到露台护栏上。

“你猜，他拍照时会把胡子放在取景器里面还是外面？”斯凯尔顿小声嘀咕。

只听咔嚓一声响，杜克洛先生按下了单反相机的快门，静待片刻之后，又听得咔嗒一声，他松开了快门。紧接着，他一脸得意地从护栏上爬下来。

“我打赌，他忘了放感光底片。”

“那你输了，”女孩说道，“他刚把底片拿出来。”

正在这时，杜克洛抬起头，发现我们在盯着他看，脸上不禁堆出笑容。随后，眼神里忽然露出一丝顽皮。他换上胶卷，对着我们三个举起相机。斯凯尔顿见状，赶紧走到了妹妹前头，准备开溜。下一秒，妹妹下了台阶，往海滩那边跑去了。杜克洛抬起头，一脸的失望。

“告诉他别浪费了那么好的底片。”斯凯尔顿经过我身边时在我耳边小声叮嘱道。

“怎么回事？”

“请您转达给他。”

此时的杜克洛先生已经没了兴致。待我再次转身，发现斯凯尔顿早就跟妹妹跑开了。

少校和克兰顿-哈特利夫人正倚在最上边几层台阶的护栏上。只见他点了点头。

“算得上一件不错的小工艺品，瓦达西。看它的样子，应该是英国制造的。我17岁时曾在诺福克湖区乘帆船度过假。真豪气呀！不过得花很多钱。你去过诺福克湖区吗？”

“没有。”

“真豪气呀！对了，本打算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亲爱的太太。这位是瓦达西先生，亲爱的。”

她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我。不过，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仔细地打量我。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真希望自己能再多穿几件衣服。她挑起一边的嘴角，浅浅地笑着，点了点头。我鞠了个躬，觉得有些不自在。恐怕任何形式的口头问候，都会被她看成是鲁莽之举。

“我们待会儿可能要去打几杆俄式台球。”她的丈夫轻声插话道。

“真好。”

“那么，回头见。”

克兰顿-哈特利夫人简单地点了点头。

意思是谈话结束了。

浴场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斯凯尔顿兄妹正躺在遮阳篷下面的沙滩上。他们为我留了位子，我坐下来。

“您一定不会介意我们刚才那样跑开吧？”他说，“可是，玛丽从小就害怕别人给她拍照。是不是，玛丽？”

“是啊。我的保姆被一个新闻摄影记者迷得神魂颠倒，无法自拔。‘永远不要相信拿相机的人，’她过去经常这样叮嘱我，‘即便那人是个五十几岁、留着白胡子、身体又不中用的老人。’我讨厌别人给我拍照。还有，瓦达西先生，您以前见识过像那两个瑞士人一样的怪人吗？”

我循着她的目光望过去。只见弗格先生把相机架在一个钢制三脚架上。弗格夫人则站在镜头前，满脸羞红，咯咯地笑个不停。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弗格已经按下了延迟拍摄快门，急急忙忙地绕过三脚架来摆姿势，胳膊搂着妻子。相机发出微弱的吱吱声，紧接着，只听快门咔嚓一下，随后便传来弗格夫妇那雷鸣般的笑声。看来，这二位早就把好朋友去世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对法国情侣和科赫像看笑话一样欣赏着这两个怪人。这时，科赫回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看我们是不是也在看热闹。接着，他就朝这边走过来。

“老实说，科赫，”斯凯尔顿说道，“这二位是不是你花钱雇来给客人取乐的？”

他笑着回应道：“我倒是想请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作为大家永久性的观赏品。”

“我能理解你。这两个瑞士人，人不错，爱开玩笑，恨不得每说一句话都要哈哈大笑一场。在纽约成功耍了一通宝后又直奔这里。时不时还来个肥仔时装秀。”

科赫看上去有些不解。

“别管他，”女孩说道，“他在开玩笑。对了，不知我猜错没有，刚刚跟您说话的那两个法国人，他们俩是不是关系不一般？”

科赫笑了笑，刚要回答，只听露台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吼叫，气氛立马变了。

“阿尔伯特！”

我抬起头，目光掠过遮阳篷边缘。原来，科赫夫人正俯身在护栏上，双手拢在嘴边大喊。

“阿尔伯特！”

科赫连头都不抬一下。

“宣礼塔[是清真寺常有的建筑，用以召唤信众礼拜。]上传来的声音，”他淡淡地说道，“是在召唤信徒去祈祷。”说着，他朝我点了点头，抬腿往台阶那边去了。

“要知道，”斯凯尔顿心不在焉地说了句，“如果我是阿尔伯特，我会把一只漂亮的袜子塞进那个女人的嘴里。”

“太野蛮了。”妹妹小声嘀咕道，接着她问我，“去游个泳怎么样，瓦达西先生？”

她和哥哥都是游泳健将。结果，我用呆板的侧泳泳姿费了好大劲儿才游了大概50米远，可这时候，他们已经游到了帆船停着的地方，差不多横跨了半个海湾。我只好慢悠悠地游回到沙滩上。

此时此刻，两个瑞士人正在水里嬉戏。严格来讲，至少弗格先生是在水里的。弗格夫人正躺在一只橡皮筏上大笑，丈夫在她旁边欢呼雀跃，一边兴奋地泼水，一边来回切换真假音，扯着嗓子高歌。

我回到遮阳篷下面，用浴巾把头发擦干。接着，我躺下来，点了一根烟，想起心事来。

相机的情况已经越发明朗了。我根据观察结果在脑子里草拟了一幅简图。

我在考虑最后这三个人。

两个英国人不太像是那种爱拍照的人。克兰顿-哈特利夫人很有可能反感拍照这种事。至于席姆勒先生，我越发觉得不太值得把精力耗费在这个德国人身上，再去搜集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但毕竟，贝金想要得到这些线索，那就应该给他。科赫呢？嗯，还得再考虑一下。我翻了个身，从遮阳篷的阴凉里出来。沙子滚烫，太阳正毒。我抓过一条毛巾盖在头上。斯凯尔顿兄妹满脸倦容、浑身湿漉漉地回到这里时，我已经睡着了。

年轻的斯凯尔顿戳了戳我的肋部。

“该喝点儿东西了。”他说道。

午饭时，我提醒自己说，但凡良策，其精髓皆为精简。我的这个计划就很精简。

这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拿了我的相机。而我手中这款一模一样的相机原本就是那个人的。贝金早就说过，若（或者当）那个人发现那些照片不见了，就一定会想办法找回来。此时此刻，想必那人还以为照片在相机里。所以，一旦发现机会，那个人就一定会出手，把相机调换回去。

而我的计划就是，把我手里这架康泰时相机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所有宾客都有机会看到它，这时，我躲在一个能看到相机却不被人发现的地方，守株待兔。如果什么都没发生，说明对方还没发觉相机被调换。即便如此，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如果有情况发生，那么我就能十拿九稳地确定间谍的身份。

不过，陷阱应该设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把相机放在当初被拿错时的椅座上。这个位置很合理，而且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容易观察。在大厅的另一面，写字间的门开着，屋子里有一面镀了金框的小镜子，用钉子挂在墙上，稍微向前倾斜。我可以在里面搬一把大的扶手椅，背对着门坐在椅子上，眼睛盯着镜子，刚好能看到大厅里的那把椅子。大厅里的人是看不到我的，除非他蹲下来，跟椅座一般高，再透过写字间这道门往镜子里看，才能发现我。可是有谁会这般小心谨慎呢，根本不可能那样做。

于是，我草草地吃了午饭，离开露台，到了写字间，把扶手椅放在合适的位置。之后，我把相机取来。一分钟后，我坐下来，屏住呼吸等着。

宾客们逐渐从露台上散了。

第一个过来的是弗格夫妇。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杜克洛先生走了过去，一边走还一边擦了擦沾在胡子上的面包屑。接下来是鲁先生和马丁小姐，少校和克兰顿-哈特利夫人，再就是美国人。席姆勒是最后一个。我等啊等，如果那人要调换相机，就一定得先去把我那架相机取过来。

十分钟过去了。壁炉台上的时钟鸣报2点钟了。我盯着镜子，努力让自己集中精神，唯恐一眨眼就发生什么状况。后来，我眼睛瞪得发酸。2点05分。突然间，我恍惚觉得有个人影在屋子里一晃而过，又好像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从窗外经过。可是，这个时候太阳正好照到屋子的另一面，所以我也不是十分确定。再者，我要找的是实实在在的人，又不是什么影子。到了2点10分。

我逐渐没了耐心。看来我的想法太过理论化。细细推敲，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精神太过紧绷的缘故，我的眼睛有些睁不开了，视线逐渐变得迷离起来。

就在这时，从我身后某个地方传来一下微弱的咔嗒声。我瞪大了眼睛往镜子里面瞧。什么也没看到。

紧接着，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扑向门口。可惜，动作慢了一步。我刚想去拉门，没等摸到，门一下子被关上了。砰的一声。紧接着，只听钥匙在锁孔里迅速地转了一下。

我试着拉了拉门把手，又惊慌失措地看了看周围，还有窗户。我赶紧冲过去，笨手笨脚地摆弄了一两秒钟窗把手，之后赶紧推开窗户。我跌跌撞撞地踩过几片花坛，到了酒店门口。

大厅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相机从椅座上消失了。

我设下的陷阱果然奏效了。可没想到的是，被算计的人是我。唯一能够证明我清白的证据终究还是被我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