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花了好长时间劝慰自己说，现如今，离开储备酒店才是上上策，横跨整个国家到马赛去，再找一艘向东行驶的货运船只，在上面当一名乘务员也好，或者在甲板上做一名水手也行。

我把整件事都规划好了。开科赫的摩托艇到圣加蒂安西边，找个没人的地方。之后把舵锁死，发动引擎，让它自己驶向大海，我则往内陆的奥比格去。我就在那里乘火车去马赛。

这时，千思万绪涌上心头。总听人说起那些逃到海上的年轻人，那些在船上做水手、打工的人。想来，这种工作对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不用捻接绳子，不用爬索具。无非就是给锚刷刷漆，给钢甲板除除锈，长官讲话时要说“是的，是的，长官”。那将会是一段艰难的生活，会遇见不好相处的人。船上的点心里会有象鼻虫，除了麦片粥以外什么都吃不得。一切问题都要用拳头解决，平时还要光着上半身到处走。不过，总会有船员有六角手风琴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会唱上几首。往后余生，可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

可是，事情会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吗？我越发觉得不会那般顺利。有可能运气欠佳，但是我意识到我这辈子注定不会走“寻常”路线了。

我到后来很有可能发现除锈其实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我这个菜鸟水手还以为自己能干得来，到时，他们一定会笑话我这种幼稚的想法。除此之外，再也不会有假期了。即便有，也只是乘坐沿海轮船去土伦。有可能，还要在出海前三个月向警方申请什么奇怪的许可。有可能，他们发现我的视力不够好。还有可能，他们做事会很依赖以往的经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

我抽了一根烟，又重新考虑了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千万不能让贝金知道我把这第二架相机弄丢的事。否则，我会立即被抓回去。警长会定我的罪。没有了相机这个证据，我就没有机会在地方预审法官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我真是个傻瓜！当务之急就是我自己解开谜团，必须冒险一试。得弄清楚相机在不在席姆勒那里，一定要拿出些证据来说服贝金。现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去那个德国人的房间搜一搜。

想到这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假如被人发现，那就在我原有罪名的基础上又添了一条罪名。可是，必须去查一查。再有，这件事一定要办成。此刻就该行动吗？想到这儿，我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些。我看了看手表，接近3点钟。首先得弄清楚席姆勒现在在哪儿。这次一定要冷静、小心。想到这几个词，我心里觉得舒服了一些。冷静、小心。这次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穿软底鞋吗？绝对有必要穿。要拿把手枪吗？扯淡！我根本就没有手枪。要不，拿一把……手电筒？笨蛋！天又没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连他的房间号都不知道。

忽然觉得自己如释重负一般，差点儿笑出声来。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扭曲着脸，做出极度愤怒的表情。嗯，这样会好一些。这才应该是我此时此刻的情绪状态——愤怒，计划遭受挫败，自然要表现得愤怒、暴躁。不过我心里清楚，我一点儿也不气恼，能有这片刻的喘息时间，我打心眼儿里觉得高兴。真鄙视我自己。没错，事实的确如此，我不知道席姆勒的房间号，可无论我是恼火或是轻松，都不宜在这件事上纠结。此刻的重点在于，身为一个做事有效率的人，早该想办法把房间号弄到手。如果说这是我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遇见困难时反而觉得轻松——那么，感谢老天眷顾。

想到这里，我下到露台上。本以为那里不会有人，没想到真有人在。那人正坐在躺椅的一头，嘴里叼着烟斗在看书，这人正是席姆勒先生。

若早知道他的房间号，此时此刻就可以直接去他房间搜查了。真恨不得立马转身回去。可我还是在原地站住了，心想不得不放弃这次机会了。毕竟，跟他聊聊也没什么损失，看看我要对付的到底是怎样的人。再说，所谓践行良策，其中有一项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弄清楚敌人在想什么。

可是，要摸清席姆勒先生的想法，实际操作起来比单纯地想要难上许多。我搬了一把柳条扶手椅到阴凉下，就在他旁边。接着，我一边坐下来，一边清了清嗓子。

他挪了挪嘴里叼着的烟斗，翻了一页书。干脆没朝我这边看。

以前听说，如果一个人认真地盯着另一个人的后脑勺，用意念让这个人转身，那么这个人真的会立即转过身来。我盯着他，想用意念让他注意到我，这样持续不下十分钟。我甚至都想给他的后脑勺画一幅测量图。可即便这样，他的意识里依旧没有感受到我的存在。于是，我试着看了看书的名字。是一本德语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那是我在写字间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之一。于是，我放弃了跟尼采争辉的想法，索性把目光转移到远处的海面上。

太阳火辣辣的，甚至能看到地表上方徐徐升腾的热浪。地平线上像是罩着一团烟雾。石栏杆上的气浪在热力作用下徐徐升腾、回旋。蝉儿们在花园里齐鸣。

我看见一只大蜻蜓绕着一株爬花植物飞了一圈，又飞过了冷杉树树林。真不该占用这美好的午后来考虑间谍的事。我心里清楚，自己应该打电话给贝金，把相机所有者的名单给他。不过，让他再等等吧。或许，待会儿等天气凉快些，我会亲自去一趟邮局。这个时候去，那名警卫又得穿着厚重的黑色套装，即便等在门外了无生气的棕榈树下，也还是会大汗淋漓，一定很想来一杯柠檬汽水。真嫉妒他。要是能像他那样心无琐事，我宁愿在盛夏的午后穿着那身黑色套装，宁愿出汗，宁愿等人，宁愿监视人，宁愿心心念念地渴望一杯柠檬汽水，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可惜，我却只能像个罪犯一样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还要被人监视。

我在想，玛丽·斯凯尔顿对我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或许，没什么印象。或者，即便有印象，也无疑会是：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的青年，在学习可用的语言方面很有一套。我还记得她之前称呼我时用的词，当时她以为我没听到。她称我是“善良的绅士”。虽是句玩笑话，却出自善意。用于描绘在酒店结识的熟人，再合适不过。能让玛丽·斯凯尔顿感兴趣，真是太令人开心了。她对她哥哥十分了解。这很明显。还有，同样明显的是，她觉得她哥哥也十分了解她。从她哥哥对她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可是，她……

席姆勒先生啪的一声把书合上，拿着烟斗在帆布折椅的木扶手上磕了磕。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开口了。

“尼采，”我说道，“实在不该由他来陪您度过这个炎热的午后。”

他慢慢转过头，打量着我。

此时看他那瘦削的脸颊，倒是比头天夜里的气色好了些，蓝色的眼眸里也不再有痛苦的神情，而是瞬间闪现出明显的——怀疑。他绷紧嘴角的肌肉。

接着，他把烟斗拿过来，重新填入烟丝。说话时，语气随意而从容。

“或许您是对的。但我并不是想找个什么伴儿来陪我。”

放在往日，听了这种明显的拒绝之词，我早就躲到一旁一声不吭地伤心去了。可此时，我依旧坚持着。

“现如今的人们还看尼采吗？”

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不看？”

我又笨嘴拙舌地回答了一句。

“噢，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他早就过气了。”

他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歪过头看着我。

“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厌倦了这种无厘头的搭讪。

“说实话，不知道。我只是想跟您聊聊天。”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薄薄的嘴唇轻松地笑了起来。那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善意微笑。我也跟着笑了。

“几年前，”我说道，“我的一个同学经常不厌其烦地跟我说尼采有多么了不起。其实，我个人崇拜的是查拉图斯特拉。”

他用牙叼着烟斗，伸了个懒腰，望着天空。

“您的朋友错了。早期的尼采或许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用食指轻敲了一下放在膝盖上的书，“这是他最早的作品，他是个伟人苗子。把苏格拉底想象成颓废之人。认为道德是一种堕落的征兆！多么完美的观念。可您猜，20年后他是怎样评价这一观念的？”

我默不作声。

“他说，这观念沾上了太多黑格尔的思想。他说得很对。只有单一、绝对、死的东西才具有统一性，而矛盾性才是一切运动与生命的原动力。一件事物，只有当它自身具有矛盾性时，才会是运动的，才会拥有动力与活力。”他耸了耸肩，“年轻的尼采尊重黑格尔，而年老的尼采却鄙视黑格尔。老年的尼采真的是脑筋不清醒了。”

老实说，我没太听懂这番话，便浑身不自在地说道：

“没见过您游泳。”

他一下子扭过头，生气地盯着我。

“您是故意这样没礼貌的吗？”

“不是的。我只是想换个话题。”

“这话题换得还真别扭。”他转过头去，接着又说，“我不游泳。不过，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和您打场俄式台球。或者，您可能叫它弹子球？”

他淡淡地说着。语气有些生硬，却又很无奈。

接着，我们进了屋。

俄式台球桌就放在休息大厅的一角。我们默不作声地玩起台球来。不到十分钟，他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一杆制胜球过后，他直起腰来，咧嘴笑了。

“看来您不太喜欢这个，”他说道，“您不是很擅长，对吧？再来一局怎么样？”

我笑了笑。他这番话虽然唐突，甚至有些无礼，可是，我总觉得这人骨子里有股强烈的同情心。瞬间，我也想友好地待他。我几乎忘了，他可是头号嫌疑犯。不过很快，我就记起了这个事实。

我说，我愿意再来一局。他把比分调回到0∶0，擦了擦球杆杆尖，接着探过身去开球。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隆起的颧骨显得更为突出，瘦削的脸颊显得更为俊朗，还有那宽大的额头，尤其引人注意。对于画家来说，这颗头颅还真是漂亮。还有那双手，也是美得无可挑剔；骨架虽大，却十分匀称、坚实、灵巧。他的手指轻轻抓住球杆，自如地在左手拇指上抽动。他一边盯着那颗红球，一边开口说话了。

“您在警察局那边遇到了些麻烦事，是不是？”

他的语气很自然，像是随口询问时间一样。紧接着，开球声响起，三颗球随即应声落网。

我努力装得跟他一样淡然。

“好球！是的，是关于护照的，有些误会。”

他慢慢地沿着桌边移动，调换位置瞄球。

“您是南斯拉夫人，对吗？”

这次只进了一个球。

“不，我是匈牙利人。”

“噢，我知道了。因为《特里亚农条约》？”

“没错。”

接下来的球被他打飞了。他叹了口气。

“我就知道会这样。总分——零。该您了。跟我讲讲南斯拉夫吧。”

我俯身在桌子上方。这种游戏可以两个人一起玩。

“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去过了。您是德国人，对吗？”

我用一个小码球把红球打入网袋。

“好球！水平有提升。”不过，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又问了一遍。

“近来，度假的时候不常见到德国人。”

又进了次红球。

“不错！打得很好。您刚刚说什么？”

“我说，近来，度假的时候不常见到德国人。”

“是吗？我倒没注意这些。我是从巴塞尔来的。”

明显的谎话。我一激动，母球自己进了网，没碰到别的球。

“运气不怎么样，看我的！白垩粉呢？”

我默默地递给他。他仔细地用白垩粉擦了擦球杆，又开始打起来。结果，他的分数一路飙升。

“现在比分是多少？”终于，他小声嘀咕了一句，“60∶4，对吗？”

“是的。”

他再次弯下腰来。

“您很了解德国吗，瓦达西先生？”

“从来没去过。”

“应该去看看。那里的人都很好。”这时，红球在一个高码球旁边打转，没有碰到。“啊，力度不太够。60∶4。”他直起身来，“您的德语说得不错，瓦达西先生。像是在那儿生活了很多年。”

“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几乎都说德语。还有，我是教外语的。”

“是这样？该你了。”

我打了一杆，不过没怎么打好，因为我没办法全神贯注地打球。三次打飞了球。一次根本就没碰到球。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些事情。这个人到底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他那些问题绝非随便问问。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怀疑是我故意拍了那些照片？我心中还有个想法，一直跟这些疑问搅在一起，那就是这个人不可能是间谍。在他身上，总有那么一种特质，让我觉得先前的想法有些荒谬。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尊贵之气。再者，间谍会谈论黑格尔吗？会读尼采吗？好吧，对于这类问题，他的答案会是：“为什么不会？”可话说回来，这样的回答又能代表什么？倒不如这样问：“间谍会是好丈夫吗？”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呢？

“该您了，我的朋友。”

“抱歉。我刚才在想别的事情。”

“噢！”他浅浅一笑，“看来，这种游戏不太能让您尽兴。要停下来吗？”

“不，不用。我之前忘记了一件事，刚刚想起来。”

“但愿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不，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可事实是，它非常重要。我要给贝金打电话，求他可怜可怜我，再跟他解释丢相机的事，申请搜查席姆勒的房间，就像之前搜查我的房间那样。理由可以是：上报虚假姓名。只要我能找到一条对他不利的证据，只要能把他和相机联系起来，只要能证明我没犯低级错误，我就知足了。假如我甘愿冒险一试；假如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有没有相机，会怎样？总之，现在问这些问题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摔了写字间的门又拿走第二架相机的那个人不会怀疑我跟这件事有关。

紧接着，我进了两球。

“真没想到，”我说道，“没想到会进。”

“不，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呢，”我一边继续说，一边绕着球桌准备打下一个，“我这个人只有一个爱好。”

没有得分，他过来继续。

“真的吗？”

“是的。就是摄影。”

他眯起眼睛顺着球杆瞄准球。

“那一定很适合您。”

这时，我问了他一个关键问题，密切关注着他的反应。

“您有相机吗？”

他慢慢站起身来看了我一眼。

“瓦达西先生，我打球的时候麻烦您先别说话，好吗？这一杆球可不容易。您看，先要撞到桌边的弹性衬里，然后擦过白球，接着再次撞到衬里，将最大的力传给红球。白球就可以得5分。”

“请您原谅。”

“该抱歉的人是我。我对这种荒唐的游戏着迷。这绝对是一种反社会的东西。就像毒品一样，它不允许你去思考别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失手。对了，您问我有没有相机，我没有相机。说实话，上一次拿相机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本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完全不需要思考。可是您一说话我就分了神，思路被打断了。看来这一球是进不了了。”

他一脸严肃地说着。好像这一杆的成败能决定全世界的命运一样。可是，透过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我察觉到了一丝嘲笑的意味。我想，我能猜到这眼神背后的意思。

“我算是知道了，”我说道，“我今后就不该碰这东西。”

不过，他再次俯身在桌子上。稍微停顿了一下，紧接着，轻轻的咔嗒一声过后，两颗球纷纷落到了网里。

“打得漂亮！”有人称赞道。

我转过身去，原来是科赫。

“打得漂亮，”席姆勒小声说了一句，“又不是打仗。瓦达西先生一直很耐心地陪我打球。他其实对这种游戏没什么兴趣。”

直觉告诉我，这两人意味深长地相互递了个眼神。席姆勒为什么莫名其妙地用“打仗”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见此情景，我赶紧辩解说，我很喜欢这种游戏。要不，我们明天再来一局。

席姆勒虽表示了同意，却多少有些敷衍的意思。

“海因伯格先生，”科赫兴致勃勃地说道，“可算得上是俄式台球的玩家。”

不过这个时候，气氛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这两位明显是在迫不及待地等我离开。于是，我尽可能找了些先行一步的托词。

“我早就看出海因伯格先生是这方面的玩家了。不过，不知能否请求您的谅解？我得往村子里去一趟。”

“当然，您请便。”

他们站起身，目送我离开。很明显，这两人是在等我走远，待我完全听不见他们之间的谈话声，才会继续。

经过大厅时，刚好碰见克兰顿-哈特利夫妇上楼。我轻声打了个招呼，夫妇二人却都没有回应。我发现，这两位神情极为凝重，心里猜想，一定有事。于是，我停住脚步，回头瞧了这二位一眼。等他们到了楼梯顶端转弯要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她用手帕捂着脸。克兰顿-哈特利夫人哭了？不可能。那种性格的英国女人怎么会哭呢。可能是什么东西进到了眼睛里。于是，我继续赶路。

在门口等我的警卫早就换了班。现在是一个矮个子、壮实的小伙子，戴着一顶平顶草帽，一路跟着我到了邮局。

我直接把电话打到贝金那里。

“怎么，瓦达西，有关于相机的具体消息了？”

“是的。可是席姆勒的问题……”

“我没有闲工夫，说相机的事吧。”

于是，我开始慢慢给他念那份名单，好让他有时间写下来。只听他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请快一点儿。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电话费是很贵的。”

听了这话，我有些生气，索性一口气把名单念完。毕竟付电话费的人是我，又不是他。这人太过分了。念完名单之后，我得意扬扬地以为他会让我重复一遍，然而并没有。

“很好！这三个人没有相机？”

“我直接问了席姆勒，也就是海因伯格。他说，他没有相机。我还没找到机会去跟那两个英国人核实。不过，他们倒是有一架双筒望远镜。”

“一架什么？”

“双筒望远镜。”

“这不重要。你只要打探相机的消息就行。还有其他要报告的吗？”

我犹豫了一下。现在，是不是该把那件事……

“喂，瓦达西。在听电话吗？”

“在的。”

“别浪费时间。你还有其他事要报告吗？”

“没有了。”

“很好。明天一早还跟往常一样把电话打到警长那里。”说完，他挂了电话。

我走回储备酒店，心如死灰。我真是个傻瓜，是个懦夫，是个胆小如鼠的傻瓜。

或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衬衫黏糊糊地贴在身上。于是，我打算回房间去把它换下来。

我走到房间门口，钥匙就插在锁孔里。只不过，门似乎没有关严。我一碰门把手，就听弹簧锁咔嗒一声，门自动开了。我进到房间里，把行李箱从床底下拉出来。

我本来并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可是有一处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我习惯只把行李箱的一边锁上。而此刻，两边都是锁着的。

我打开锁，看了看箱子里面。

若在平时，看见箱子里的衬衫稍微有些皱巴巴的，我肯定不会觉得奇怪。可这次，我猛地站起身，去到衣柜那边。所有东西都在原位，只是，顶层抽屉的一角放着的一小沓手帕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只有一条手帕是彩边的，被我放在了最下面。现在，它居然跑到了最上面。我又环视了一下整间屋子。床上被单的一角被掖到了床垫下面。打扫房间的服务员不会弄成这样。

于是，我心中不再有任何疑虑。这间屋子和我那些东西肯定都被人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