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顿-哈特利夫妇没有下来用晚餐。

我不由自主地对这对夫妇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克兰顿-哈特利夫人是意大利人！若如此，很多事情就能说得通了。难怪之前那晚跟我聊天时，他提到“开胃酒”这个词。难怪他太太一直不说话。原来是英文不好，怕人笑话。难怪他会说“我亲爱的太太”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难怪她的长相不太像英国人。还有，克兰顿-哈特利身患炮弹休克症，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记得，玛丽·斯凯尔顿对此表示怀疑。好吧，如果他们对事发现场的描述是客观、准确的，那么我也对此表示怀疑。听上去不像是单纯的神经症发作。不过，这与我无关。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思考。我看，斯凯尔顿兄妹的心思都在克兰顿-哈特利夫妇这摊子事情上，给我提供的线索并无用处。只说“来来回回有很多人”。如此看来，那人是在我去村子的时候闯进房间的。真让人绝望。

晚饭快要结束时，科赫来露台这边通知大家说，花园那边的树丛中间摆了一张乒乓球桌，邀请各位宾客前去娱乐。待我吃完晚饭，隐约听见那边有声音传来，看来已经有人应邀前去了。于是，我闻声寻去。

电灯固定在绿色台球桌面上方的树枝中间，强烈的光线打在双方选手的脸上。上场的是斯凯尔顿和法国人鲁。马丁小姐和玛丽·斯凯尔顿坐在假山石上观战。

鲁采用半蹲式打法，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他那双凸起的眼睛紧紧盯着球，就好像在盯一颗即将爆炸的炸弹一样。打球时，他的步法幅度很大。相反，斯凯尔顿就很轻松、自然，一副泰然自若、心如止水的样子。不过我发现，总是斯凯尔顿得分。马丁小姐丝毫不掩饰自己急愤的情绪，每次斯凯尔顿一得分，她就绝望地大叫一通。若换作鲁得分，她就一阵喝彩。每当这时，玛丽·斯凯尔顿就会盯着她看，觉得她既有趣又好笑。

游戏结束了。马丁小姐一边恶狠狠地瞪了斯凯尔顿一眼，一边用手帕给心爱的人擦掉额头上的汗。我还听见她安慰他说，虽然失败了，可她对他的倾慕之情不会减少分毫。

“来一局怎么样？”斯凯尔顿问我。

可是，还没等我回答，鲁一下子蹿到球桌的另一边，挥舞着球拍，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扬言要一雪前耻。

“他说什么？”斯凯尔顿小声问道。

“他说他要一雪前耻。”

“噢，好吧。”他朝我使了个眼色说道，“最好还是让他赢一局。”

两人又开始了新的一局。我在玛丽·斯凯尔顿旁边坐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道，“我完全听不懂那个法国人在说什么，他好像有很浓重的口音。”

“他可能是个外地人。就连巴黎当地人都有可能听不懂外地人讲的法语。”

“噢，是这样，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要知道，我真担心他玩太长时间眼珠子会掉出来。”

我也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出于个人的喜好，努力地辨别鲁的口音。我曾经在哪里听到过类似的口音，而且就在最近这段时间，熟悉得犹如自己的名字。这时，马丁小姐高兴地尖叫了一声，就此将我的思绪带回到游戏现场。

“只要沃伦愿意，他就可以输得很巧妙，”女孩说道，“有时我们俩玩游戏，他会故意让我赢，而且还能让我觉得是我自己玩得好。”

的确，他以微弱的劣势输了这局，输得很巧妙。只不过，鲁和杜克洛先生（游戏半场时分前来，坚持要为两人记分）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不得不在中间调节。马丁小姐这下子可得意了，在鲁的耳垂上亲了一下。

“要知道，”斯凯尔顿小声说，“那个长着白胡子的某某人可不是个好东西。打俄式台球时，我就见过他作弊，没想到他居然还想篡改别人的乒乓球比赛分数。当时，我自己是记了分数的。我落后了5分，不是2分。再像这样打下去，他一定会让我赢了这场比赛。或许，他是得了某种反盗窃癖的毛病。”

“对了，”接下来要评论的话题有些开玩笑的意思，“英国少校和他太太今晚去哪儿了？怎么没来打乒乓球？少校肯定是个高手。”

“愚蠢的老笨蛋！”玛丽·斯凯尔顿说道。

杜克洛先生朝她淡淡地笑了一下。

“我的老天，闭嘴吧，”哥哥说道，“人家或许能听懂你说的话。”

马丁小姐隐约听出她在说英语，扭头就用英语跟鲁说了一句“好吧”和“你好”。接着，她哈哈大笑起来，鲁在她后颈吻了一下，以示回应。很明显，两人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杜克洛先生强拉着我过去，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下午发生的事来。

“谁都想不到，”他说，“那个冷漠的军官内心居然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对他那位意大利太太爱得那么深。不过，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表面上冷漠，一板一眼。跟英国人相处，总觉得他们死板。可有谁会知道，在他们内心深处，藏着火一般的热情！”他皱了皱眉。“我虽然见多识广，却怎么都捉摸不透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就像谜一样。”他一边说，一边捋了捋胡子，“那一拳打得真漂亮，还有那个意大利人发出的奇怪叫声，听着真让人畅快。一拳打在下巴上。那个意大利人像块石头一样摔在地上。”

“我听说是打在肚子上的。”

他用较真的眼神看着我：“还有下巴，先生。还有下巴。漂亮的两拳！”

这时，在一旁听着的鲁插话进来。

“根本就不是用拳头，”他语气坚定地说道，“那位英国少校用的是柔道术。当时我看得很仔细，而且我对这招很了解。”

杜克洛先生把夹鼻眼镜放到鼻子上，两眼瞪得老大。

“是打在下巴上的，先生。”他同样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鲁举起双手，两只眼睛气得鼓起来，怒视着杜克洛。

“你肯定没看清楚。”他语气粗鲁地说道。接着，他转过身问马丁小姐，“你看见了，宝贝，是不是？你的视力绝对好。不像这位老绅士那样戴眼镜。肯定是柔道术，对不对？”

“是的，亲爱的。”说着，她上前亲了他一下。

“嗯，你看吧！”鲁嘲笑着说道。

“一拳打在下巴上，绝对是这样。”杜克洛气得连夹鼻眼镜都跟着不停地颤抖。

“呸！”鲁粗鲁地说道，“看着！”

他突然朝我这边转过身来，抓住我的左手腕，趁势一拉。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下一秒钟，我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倒了下去。鲁赶紧抓住我的另一只胳膊，将我扶住。他的抓力大得惊人。我瞬间就感觉到，他那又瘦又高的身体真的很结实。接着，我站了起来。

“看见了吧！”他欢呼着说道，“是柔道术。这招很简单。我刚刚拿这位先生示范了一下，英国少校就是这样对付那个从帆船上下来的男人的。”

杜克洛先生站起身来，礼貌地鞠了一躬。

“很生动的示范，先生。不过没必要这样。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一拳打在了下巴上。”

接着，他又鞠了一躬，然后昂首阔步地朝酒店那边去了。鲁在他身后，一边打响指，一边哈哈大笑地嘲讽他。

“真是个老白痴，那个家伙，”他轻蔑地说道，“他说谎时我们假装不理会，还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释然一笑。马丁小姐见他把问题处理得这么妥帖，一直赞不绝口。斯凯尔顿两兄妹又开了一局乒乓球。我漫步到下面一片露台上。

在漆黑如墨的树丛那边，我看见两个人影静静地靠在围墙上。原来是少校和他太太。听到我过去的脚步声，他转了一下头。我听见他跟她小声嘀咕了一句，接着两人就走开了。我在原地停留了片刻，听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正准备去他们刚刚站着的地方，恰巧在这时，我发现树丛附近黑暗处一闪一闪的有烟斗的光亮。

“晚上好啊，海因伯格先生。”

“晚上好。”

“再来一局俄式台球怎么样？”

他拿着烟斗往椅子边上磕了磕，瞬间火星四射。

“不了，谢谢。”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跳越发快起来。好多话一股脑儿地涌到嘴边。恨不得此刻就把自己对他的质疑通通说出来，揭穿他——这个坐在黑暗处的男人，这个隐藏着的间谍。“贼！”“间谍！”真想大声冲他喊出这些话。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颤抖。我张开嘴，嘴唇动了几下。这时，他突然划了一根火柴，噼噼啪啪地着了。借着火光，我看见他的脸在黄色的火光下显得瘦削而苍白，莫名地引人注目。

他把火柴拿到烟袋锅上，一边用嘴裹住烟嘴，一边点烟。火柴忽地亮了两下，然后就灭了。接着，他的手放在哪儿，那只带有星星之火的烟袋锅就跟到哪儿。

“为什么不坐下来，瓦达西先生？那儿有一张椅子。”

是啊，我刚刚一直像个傻子一样瞪着他。于是我坐下来，感觉自己像是从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车轮下逃过一劫似的。而且，之所以没有遭到碾压，并非我自己躲得及时，是人家司机技术过硬，这才救了我一命。实在是因为无话可说，我才随口问他听没听说英国夫妇在沙滩上遇到的那件事。

“是的，我听说了。”他停顿了一下，“听说是因为那个英国人精神错乱。”

“您觉得是真的吗？”

“未必。关键在于他被惹恼到什么程度。即便是个疯子，要是没有人惹他，他也不会随便打人。”他又停了一下。“暴力这种事，”他继续说道，“说来很奇怪。正常人的大脑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机能，是用来阻断暴力行为的。不过，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这种机能的强弱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要比东方人弱。当然了，我指的不是战争。因为导致战争的因素有很多。我说的是，比如，印度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属印度地区，蓄意暗杀英国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有趣的是，在这些暗杀行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失败的。之所以绝大多数会失败，不是因为印度人射击技术不过关，而是因为在关键时刻，他们的本能战胜了暴力倾向，终止了刺杀行为。对此，我曾经跟一位孟加拉人探讨过。他说，一开始，印度人带着满腔的仇恨，枪打得也很准，足以杀掉当地镇压他们的那些人。他可以躲避侦察，可以堂而皇之地待在人群中不被发现，待时机成熟，目标接近，他举起手枪。这时，目标官员的生死就在他一念之间。紧接着，印度人就会犹豫。在他看来，眼前的官员再也不是什么镇压者，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于是他心中的仇恨会减弱，犹豫中，他自己就成了周围警卫的枪下鬼。若换作德国人、法国人，或英国人，在这种仇恨的驱使下，他们会开枪，立刻开枪。”

“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克兰顿-哈特利少校一拳打在了那个意大利人的肚子上？”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您说打在了意大利人的肚子上？我还以为是脸上。”

“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听到了三个版本。一个是说打在了下巴上，另一个说打在了肚子上，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根本没用拳头，而是用柔道术将对方直接撂倒。那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当时离得最近，他们坚持说是打在了肚子上。”

“若真是这样，我觉得几乎不太可能是少校精神失常所致。可能会有愤怒的成分，但是精神失常的人很少会打人肚子。正常情况下，动物受本能驱使在展开袭击的时候，都是就着最近、最方便打的地方。而精神失常的人往往会袭击脸部。”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那样呢？”

“或许，”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讨厌那个人。”他站起身来，“我要回去写几封加急信。失陪了。”

于是，他走了。我又在椅子上坐了好一阵子，一直在思考。我不是在想克兰顿-哈特利少校的事情，而是在想席姆勒说的印度人。“在他看来，眼前的官员再也不是什么镇压者，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真同情那些印度人。不过，我想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犹豫中，他自己就成了周围警卫的枪下鬼”。用两个词概括这整件事：恐惧和被杀。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否恐惧，都难逃被杀的命运？没错，就是这样。“正义一方”不会胜出，“邪恶一方”也不会胜出。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搏杀，再创造出新的“邪恶”和新的“正义”，继续展开新一轮搏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矛盾。“矛盾性才是一切运动与生命的原动力。”噢，这是席姆勒说过的话。黑暗中，我眉头紧锁。先前，若多关注一下席姆勒先生的行为，少在他的言语上下功夫，我或许早有领悟。

我缓步走回酒店。写字间没人。看来，席姆勒那些“加急信”已经写完了。从休息大厅经过时，正好遇见科赫夫人，她抱着一摞亚麻布。我说了句：“晚上好！”

“晚上好，这位先生。您看见我丈夫了吗？没有吧？他肯定是去打乒乓球了。总会有这种精明的人，一天优哉游哉地过日子，也总会有那种笨人，一天到晚给人家做奴仆。可是，总得有人干活吧。在储备酒店里，活儿都是留给女人干的。”说完，她扭头上了楼梯，嘴里一边高声喊道“玛丽”。

接着，我穿过空荡荡的休息大厅，来到较高一层的露台上。

杜克洛先生正坐在靠栏杆的座位上，桌上摆着一瓶保乐酒和一支雪茄烟。见我过来，他站起来向我鞠了一躬。

“噢，这位先生！我必须得为刚才唐突的离场表示歉意。不过，我实在无法待在那里被人羞辱。”

“我理解，也很同情您，先生。”

他再次鞠了一躬：“来点儿喝的吗，先生？我这里有一瓶保乐酒。”

“谢谢，就来一杯苦橙味美思吧。”

他按铃叫服务员过来，接着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很明显，接下来我得扮演一名耐心的聆听者了。于是，他二话不说，直接打开了话匣子。

“虽然我上了年纪，”他一边说，一边往玻璃杯里倒了些水，“可我依旧是个有自尊心的人。自尊心很强。”他停了一下，又取了块冰。我不懂，难道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尊心就该减弱吗？不过好在没等我发问，他又继续说起来。“虽然我上了年纪，”他又说了一遍，“要不是有所顾虑，我真想揍鲁一顿。毕竟，当时有女士们在场。”

“您已经尽可能地维护住了尊严。”我安慰他说。

他捋了捋胡子：“很高兴您能这么想，先生。可是，对于一个自尊心强的人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压制住愤怒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经历过一场决斗。对方反驳我，我就揍了他一顿。接着，他又挑事。于是，我们决定来场决斗。朋友们替我们安排。”

他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叹了口气：“那是11月一个干冷的早上，冻得我两手发紫、发麻。您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在意这些琐事。当时，我们准备叫辆马车去决斗地点。可是，我的朋友想要走路过去，因为我们俩没有钱叫马车。可是，我坚持坐车去。如果我死了，那这点儿钱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如果没死，我就完全解脱了，又何必去在乎这些花销。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叫了辆马车。但是，我依旧担心自己那冻僵了的双手。我把手插进口袋里，可依旧很冷。本来想放到腋窝底下取暖，又担心被朋友看见我佝偻的样子，还以为我被吓坏了。于是，我就把手放在屁股下面，可是皮凳子上光溜溜、硬邦邦的，手更冷了。那时，我在意的只有那双手。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他的一双眼睛在夹鼻眼镜后面忽闪忽闪的。

“因为，第一，我担心自己不能一下子把对方打倒；第二，如果我的手跟对方的手一样冷，那么他就有还手的可能。”

我笑了：“我猜，先生，最后的结果很完满。”

“绝对完满！我们两个都失了手。不仅失手，我们还差点儿打了身边的人。”他咯咯地笑着说道，“从那以后，每每提到此事，我们就大笑一通。如今，他有了一家厂子，就在我那厂子旁边。还雇了500个工人。我雇了730个。他是生产机器的。我这里生产货运箱子。”这时，服务员过来了：“先生，您点的苦橙味美思。”

我愣住了。记得有人（斯凯尔顿或者少校）曾经跟我说过，杜克洛先生有一家罐头厂。一定是我弄错了。

“时运维艰，”他继续说道，“工资上涨，物价上涨。可物价下跌的时候，工资也要上涨。被逼无奈，我只好降低工人的工资。可结果呢？手下的工人搞罢工。有些人已经跟了我好多年。我跟他们很熟，一去厂子就跟他们打招呼。可是，那些爱煽风点火的人，他们也在其中，鼓动那些人对付我。我的人这才搞了罢工。我该怎么办？”

服务员端着饮品过来，我光顾着看，忘了回应他的话。

“我该怎么办？我坐下来想啊，想啊。为什么我的人会反过来对付我？为什么？答案是——无知。可怜的家伙们，他们根本就不懂，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于是，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解释这个简单的道理。我，杜克洛老爹，会给大家一个解释。可这需要勇气，因为那些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了解我，再有，那些煽风点火的人很会挑事。”

杜克洛先生抿了一口保乐酒。

“我面对着这些人，”他激动地说道，“站在工厂的台阶上。我抬起手，示意他们安静下来。人群终于安静了。‘孩子们，’我说道，‘大家都想要涨工资对吧？’随即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又抬起手，让他们安静下来。接着，我又说道，‘孩子们，让我来给大家讲讲，工资上涨会有什么后果，之后你们再做决定。’他们先是窃窃私语了一阵，之后又安静了。顿时，我鼓足了勇气。‘物价在下跌，’我继续说道，‘物价在下跌。如果我给大家涨工资，那杜克洛工厂生产的产品就会比竞争者的价格要高，我们就会丢掉订单。你们之中的很多人就会没了工作。难道你们真想要这样吗？’大家大声回答：‘不想！’可是，还会有些挑拨事情的人，他们高声抗议，说一些无知的胡话，什么削减利润。可是，该怎么跟这些呆瓜解释呢，投资方是一定要索取利润的，如果没有利润，生意还能做下去吗？于是，我没理会这些人，继续跟大家打感情牌，告诉他们，我时时刻刻都把他们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告诉他们，我希望能够竭尽所能地为大家谋福利，告诉他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法国，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必须，’我说道，‘为了共同的利益做出牺牲。’我呼吁大家，要有坚定的信心，还要有更加努力工作的决心，来接受工资下调的事实。说完这番话，大家都为我欢呼。这时，年纪稍大些的人纷纷达成一致意见，劝大家继续回去工作。那真是个伟大的时刻，我喜极而泣。”隔着夹鼻眼镜，我能看见那双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珠。

“一个伟大的时刻，正如您所说，”我机智地回应道，“可是，您觉得，这件事真有这么简单吗？如果降低工资，那么物价不会因为消费水平的降低而进一步下跌吗？”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

“嗯，”他含糊其词地说道，“在这方面，有明确的经济学规律可循，人为干扰绝不是明智之举。如果工资标准高于自然水平，那么系统的微平衡状态就会被扰乱。不过，我就不跟你讲这些烦琐的道理了。在工厂里，我的身份是个商人，敏感、果断、坚定。此时此刻，我是来度假的，暂且先把肩上那些担子放一放。在这里仰望星空，让疲惫的大脑休息一会儿，我就知足了。”

接着，他把头往后一甩，望着遥远的星空。“真美！”他神情专注地小声嘀咕着，“真美！这么多星星！太壮观了！”

接着，他又看了看我。“我对美很敏感。”他说道。随后，他就把注意力放在了玻璃酒杯上，往里添了些水稀释，然后一口喝掉了。他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

“先生，”他说道，“已经10点半了。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很高兴能跟您聊天。那么，请允许我先回去休息了。晚安，先生。”

他鞠了一躬，跟我握了握手，把夹鼻眼镜放进口袋里，踉踉跄跄地进屋去了。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一晚，杜克洛先生可能喝了不止一杯保乐酒。

我又到休息大厅坐了一会儿，看了看两周前的一期Gringoire[一种出版于1928年至1944年的法国政治文学周报。]。后来，实在无聊，我就出门来到花园里，打算去看看那对美国兄妹。

乒乓球桌旁一个人都没有，灯光依旧照在桌上。两只球拍交叉放在上面，球把之间夹着一只瘪掉的乒乓球。我拿起球，往桌上弹了弹。乒乓球发出奇怪而嘶哑的碰撞声。正当我把球放回原位时，听到附近有脚步声。我转过身，以为能见到此人。可是，光线聚集在桌子上，周围就显得更加幽暗。即便有人在那边，我也看不到他（她）。于是，我侧耳听了听，再没有了声音。不管是谁，应该是从这里经过。随后，我打算去下面露台上的亭子里待一会儿。

我穿过灌木丛，来到一条小径，准备往台阶那边走。眼看要走到台阶，抬头能看见柏树丛中露出的一窄条星光闪耀的墨蓝色天空。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

我隐约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左侧传来，刚要转身去看。下一刻，我的后脑勺就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

我觉得自己当时是有意识的，只不过意识当中的下一个场景是自己的半个身子被拖出了小径，半边脸贴着地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劲将我的肩膀按在地上。当时，只感觉眼底有一道朦胧的光在闪烁，耳朵嗡嗡地响；透过这嗡嗡声，我听见一个人急促的喘息声，还能感觉到有人把手伸进我口袋里翻了一阵。

没等我这晕乎乎的大脑恢复神志，整件事就结束了。肩膀上的压力突然没有了，小径上一阵脚步声散去。接着，一切都安静下来。

我在地上躺了几分钟，用双手紧紧抱住头部，逐渐感受到阵阵汹涌的剧痛。一会儿过后，待痛感稍微缓解、稳定一些时，我慢慢站起身来，划了根火柴。再一看，钱包敞开着放在地上。里面只有钱和几张零散的纸，一样都没少。

我挪步朝酒店那边走去。途中，有两次头晕目眩得厉害，我不得不停下来，等稍微恢复了一些再走，就这样，我独自一人走回房间，没有人帮忙，也没遇到任何人。回到房间，我一头栽到床上，叹了口气。这颗脑袋终于能放松地躺在松软的枕头上了，可是这样的放松真让人觉得憋闷。

或许是得了延迟性脑震荡，或许只是累了，躺下不到一分钟，我就昏昏欲睡起来。临睡前，脑子里冒出的最后一个念头让我觉得有些无厘头，怀疑自己一定是得了脑震荡。

“一定要记得，”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记得告诉贝金，克兰顿哈特利夫人是意大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