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接下来的这24小时，感觉就像看戏时把小型双筒望远镜拿倒了一样。只能看出台上的人在动，可他们的脸太小了，根本看不清。必须把望远镜正过来才可以。可是，等我把望远镜正过来再一看，人物的轮廓又变得模糊扭曲。总之，每次只能聚焦舞台的一部分，这样才能看清楚。所以，接下来讲的这段会有镜头内外来回切换的感觉，提前知会一声，请您做好心理准备。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

那个周六的早上，我3点钟就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衣服也没脱，灯开着。这才想起来，我倒头就睡之前忘了关灯。迷迷糊糊一直觉得不舒服，这才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原来自己真病了。于是，我脱了衣服，吃了两片阿司匹林缓解头痛，又喝了杯水，上床睡了会儿。过了近半个小时，才再次入睡。

接下来，我们就切换到镜头之外。老实讲，我最后是哭着入睡的，而且，大家可以任意发挥想象力，想象我在那半个小时里的情绪状态和思想本质。满脑子想的都是相机、贝金、南斯拉夫监狱，还有那个拿棒子偷袭我的人。我本不是爱哭的人，而且已经15年没有哭过了。但是我记得那天，枕头都被泪水浸湿了。

哭这种事，没人愿意承认，我本想将这段丢脸的经历从晨间插曲中省略掉。可若真这样做了，接下来的事情又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下楼吃早饭时，我心情很愉悦，至于为什么愉悦，必须给大家一个解释。心情压抑时，哭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方式，而且效果惊人。

或许，“愉悦”这个词有些不恰当。毕竟，没什么事可让我愉悦的。我觉得，用“听天由命”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更加贴切。如果这是真主安拉（或者其他掌控人类命运的神明）的意愿，生命中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非要我在南斯拉夫监狱度过，我也只能认命。我再也不奢望能够如愿以偿地在星期天赶回巴黎。我甚至努力地回想过，南斯拉夫政府有没有偶尔赦免政治囚犯的惯例。无论如何，这才是我在长途跋涉穿越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时心里应该想的事，应该祈盼的事。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我彻底乱了分寸。奈何，总要等到事后才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好就好在，接下来的那一整天里，我都没有失去理智。说得委婉些，那真是神奇的一天。我遇到的第一件神奇的事恰巧和克兰顿-哈特利有关。

那天，我很晚才下楼吃早饭，当时露台上只剩下弗格夫妇。

我后脑勺上肿起一个炮弹大小的包。虽然现在已经没那么疼了，但当时的确很疼，走路时，脚后跟每每接触地面，它都会跟着突突地疼。

我索性踮着脚小心翼翼地来到露台，找个地方坐下。弗格夫妇正要起身离开。他们一边朝我笑，一边走了过来。我们互相问了早安。随后，弗格先生的一句话爆了那天的第一把猛料。

“您听说了吗，”他说道，“英国少校和他太太就要走了？”

听了这话，我脑袋像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什么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从杜克洛先生那里听说的，他的消息很灵通。我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我是说，离开这里是英国人最明智的选择。经历昨天那件事之后，很难再在这里待下去了。过一会儿我们沙滩见吧？”说着，他朝我使了个眼色，“那位美国小姐早就过去了。”

我随口应付了一句，接着他们就离开了。这么说，克兰顿-哈特利夫妇要走了！最令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倒不是说克兰顿-哈特利少校是间谍的嫌疑最大。这种想法太过荒谬。然而事实摆在那里，克兰顿-哈特利夫人是意大利人。回想起那天在警长办公室时的情景，贝金反复地问我认不认识意大利人。这不可能，可是……

目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立即给贝金打电话。想到这里，我三两口把咖啡喝完，准备穿过休息大厅和大堂，直奔马路。结果，还没等我走到一半，就被人叫住了。树丛之中有一条直通花园的小路，那人从小路出来，朝我这边走来，原来是少校。从他的各种行为迹象来看，他希望我能留下来跟他聊聊。

“我在到处找您，瓦达西。”走到近前能听见彼此说话时，他跟我打招呼说道。我停住脚步，他走上前来。他故意放低了声调，“如果您现在不是特别忙的话，我想跟您私下聊几句。”

我得承认，当时我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位少校是来坦白自己间谍身份的，不过这个念头着实有些愚蠢。我犹豫了片刻，随后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当然，少校。悉听尊便。”

他二话不说，把我带回酒店里，进入写字间。他拉了把椅子。“破椅子，真不舒服，”随后，他又不好意思地说了句，“不过，总比休息大厅的椅子好。”

这明显是假话。傻子都知道，他把我拉到写字间是因为这里通常没人。接着，我们俩坐下来。

“恐怕我没有烟给您，”他说道，“因为我不抽烟。”

看得出来，他被自身的窘态搞得有些手足无措。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自己拿了根烟点上。他坐在椅子上，身子稍稍探过来，两只手时而紧握，时而张开，眼睛一直盯着地面。

“是这样的，瓦达西，”他突然说道，“出于极特殊的原因，我想找您聊聊。”他停住了。我一边看着烟头，一边等他继续说。周围很安静，连壁炉上方钟表的嘀嗒声都能听到。

“您昨天下午没来沙滩，是不是？”他出其不意地问了我一句。

“没有。”

“我想也是。印象中，没见到您。”他犹豫了一下，想来是在斟酌词句，“您可能已经听说了吧，昨天沙滩上发生的事？我承认，我是发了脾气。真让人不痛快。”

“我的确听说了一些。”

“一猜您就听说了。这种事情，那些人怎么可能守口如瓶呢。”他又停住了。我心里在想，什么时候能切入正题呢？突然，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他们都在传，说我是个疯子，还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是不是？”

这个问题太出乎我的意料。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觉得自己的脸涨得通红。

“我很抱歉。”

他微微一笑：“不好意思，让您为难了，可是我得弄清楚自己的处境。看您的表情我就知道了，答案是肯定的。嗯，这正是我想跟您谈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事。”

“噢，我能理解。”我尽量回答得自然一些，仿佛听惯了别人的解释，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被当成疯子。然而，他好像没心思听我的应答。

“我知道，”他说道，“让陌生人，嗯，让刚认识的人帮我分担琐事的压力有些不厚道。可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要知道，瓦达西，在这里，我只能跟您聊。”他一脸忧郁地看着我，“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虽然心里在问，您老人家到底想说什么，可嘴上却只能说，我不会介意。

“您能这么想太好了，”他继续说道，“这些可恶的异乡人……”他突然停住了，应该是意识到自己这样说有些不妥，“要知道，瓦达西先生，是关于我太太的。”他又停住了。

我受够了他这个样子。“如果，”我暗示他说，“您愿意接受我这番好意，想把心里的苦闷发泄出来。那么，我想提醒您一下，您到现在还没跟我说是什么事。”

听了我这番话，他的脸唰地一下红了。接着，他就又稍稍切换到军人的语气。“很对。不要拐弯抹角。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也不会坐在这里浪费您的时间。我就把话挑明吧。我把整件事都告诉您，您自己作判断。我不想被您误会。”说着，他一只手握成拳头轻轻撞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我要把话挑明。”他又重复了一遍。

“1918年年初，我在罗马遇到了我太太。”他停顿了一下，我正担心他会再作犹豫，没想到他继续说了下去。

“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战败以后，就撤向了皮亚韦河。那时，我刚好被调任到一名分区师长身边做副官。当时，意军的失败和溃退引起了英法联合指挥部的极度恐慌。当然了，当时的情况令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奥军的目标是米兰周边的工业区。不过，也有人在私下里或者在公开的场合表示，奥德联军总参谋部不会单单因为这个把那么多军队从西部前线派过来，他们的真正意图是经由意大利北部平原侧翼包围瑞士国界线，最终的目标是法国里昂。也就是向西推进。”他在最后这个德语词组上结巴了一下。

“总之，英法联军将武器和部队调到意大利，意欲终止这场混战，我们少数几个人被派去做协调工作。我先是去了比萨。他们那里的铁路系统简直是一团糟。当然了，我对铁路这块一窍不通，好在跟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刚被提拔上来的军官，他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后来在1918年时，我被派到了罗马。

“您冬天的时候去过罗马吗？那地方真不赖。当时，那里有一处非常大的英属殖民地，不过大都是军用区，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跟意大利人搞好关系，以示友好。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打成了一片。可是，刚到那里几个月，我就遭了点儿霉运。要知道，意大利骑兵营的家伙们个个都是骑术高手，人都略微有些癫狂，马也是。总之，有一天，我和其中的一个伙计出去骑马慢跑，只见他纵马一跳，哎，我真不该骑那匹冠军马（全国冠军）。当时，我那匹马跟着一跃，一下子把我摔下来。我摔断了一条腿，还有几根肋骨。

“那时，我住在酒店，他们无法照顾我，所以，我就住进了医院。问题是，那时候北边又起了战争。后方医院里的伤员都得由火车拉着，分送出去，好给那些新伤员腾地方。当时，床位紧张，他们送我去的那家医院人特别多，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于是，我向一位熟识的意大利军官（从事非军事工作）发出紧急求助，第二天就被转去了罗马郊区的一栋私人别墅。那栋别墅是归一个家族所有的，为康复军官提供义务护理。那家人姓斯塔蒂。”

他看了我一眼：“我猜，您此刻肯定在想，这跟昨天下午沙滩上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不仅在想这些，我还在想，沙滩上发生的事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听了他这话，我还是点了点头。

“我正要说到这个。”他说道。只见他不安地揉搓着手指，像是被冻着了一样。

“斯塔蒂那家人很奇怪，至少我是这么觉得。母亲过世了，只有一个老头和他的孩子们——两个女儿，玛丽亚和沙拉菲娜，还有一个儿子，叫巴蒂斯塔。玛丽亚25岁，沙拉菲娜比姐姐小两岁。巴蒂斯塔32岁。斯塔蒂是个干瘦的小老头，满头白发。那时候，他70岁了，是罗马赫赫有名的银行家，富可敌国。嗯，您是知道的，在别人家住了那么多个星期，肯定对他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在外面的花园里，腿和肋骨用绷带缠着，他们常过去跟我聊天。嗯，除了斯塔蒂老头。平日里，他不是待在办公室，就是会见要客。当时，他在罗马是很有影响力的。好在玛丽亚经常过来看我，沙拉菲娜偶尔会来，但即便来了，我们聊的内容也无非是那个送我到她家休养的意大利人。他们就要结婚了。后来，巴蒂斯塔也开始过来看我。

“巴蒂斯塔不喜欢老爷子，老爷子也没有时间搭理他。我猜，两人之间诸多矛盾的源头是因为巴蒂斯塔心脏不太好，不适合参与军务。老头一心热衷于击溃奥军。总之，巴蒂斯塔经常跟我抱怨，说父亲如何让他刻苦，如何不给他钱，让他手头紧巴巴的，还跟我说，等老斯塔蒂去世后，他就用继承来的财产干这干那。有时，这种话听上去有些无聊。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身形肥胖，松松垮垮的。可惜，我没什么事情可做，只能看看风景，但这样更无聊——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到处都是柏树，好没意思。说来，巴蒂斯塔身上有一种特质，令我刮目相看。他和他父亲一样，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精明，相比常人，眼光要长远很多。逐渐地，我越发有所体会。

“总而言之，几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玛丽亚和我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不是护士和病人的关系，因为他们雇了专门的护士来照看我。只是，玛丽亚不喜欢那些年轻的意大利军官，他们常常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把人家的礼待当作理所当然。她对待那些人的态度与妹妹不同。总之，我和玛丽亚彼此心照不宣，打算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娶她。不过我们彼此什么都没说，我猜，鬼机灵的沙拉菲娜早就知道了我们的心意。您也知道，她信仰天主教，所以这件事很难办，除非万事俱备，否则我们不能轻易谈论此事。到了春天，我被调派回法国。

“嗯，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直到8月，在一次毒气弹轰炸中，我被俘虏了。1919年年末，他们才把我放出来，那时，我只有半个肺是功能正常的，他们让我找个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生活。嗯，正好，我去了罗马。那家人见了我都十分高兴，尤其是玛丽亚。几周后，我们就宣布订婚了。

“刚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老斯塔蒂很高兴。我猜，他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宁愿我丢了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也不愿我被毒气毒成这样。不过，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婚礼按部就班地筹备着，气候对我的肺病有着神奇的疗养作用。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时，巴蒂斯塔已经在父亲的商业帝国中有了很高的威望。有一天，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赚大钱。我当然想再听听他怎么说。在当时，很多人都是从意大利政府那里花低价把剩余的机枪买来，运到叙利亚，在那里他们可以以六倍的价格卖给那些阿拉伯人，这样可以赚很多钱。而你只需做一件事，那就是筹到足够的钱去进购那些枪支。巴蒂斯塔是这么和我说的。

“所以，您可以想象，我当时很想抓住机会。巴蒂斯塔跟我抱怨说，他手里约莫只有1000英镑，我们俩至少得有5000英镑才能办成这件事。于是，我同意出那4000英镑。除了我的抚恤金和一小份地产期待权收益（地产归我表弟所有）以外，那些是我全部的家当，我太渴望用这4000英镑换回六倍的收益了。

“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从来没弄明白过。若是给我几个人、几把枪，给他们分派任务，我倒是能做得来。可是说到这种琐碎的生意往来，我根本没有那个头脑。于是，我就把一切事宜都交给了巴蒂斯塔。他说要现金，我就给他现金。他说由他去谈细节，我也同意了。他甚至还拿来很多文件让我签，我都照办。我就是个傻子，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的意大利语不好呢？即便我想去查他，也得有那个能耐呀。

“刚开始，没有任何事发生。可有一天，老斯塔蒂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说，他发现我和其他两个人合伙做了一笔生意，那两个人的名字我听都没听说过，还说跟一批运往叙利亚的机枪有关，说我给他们写了书面保证，卖给叙利亚的那批货，会付给他们销售价25%的提成。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25%的提成，我只出了4000英镑给巴蒂斯塔，让他拿去做一桩运送枪支的生意。生意上的事，我只知道这些。我建议他最好去问问巴蒂斯塔。

“当时，他气得火冒三丈，说有我的书面保证，问我到底签没签。我承认签过，但是我又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他让我别再装傻了，要我给他一个解释。长话短说，总之，事情是这样的，我签的那份文件的确是一份保证书，保证给那两个人25%的提成，那两个人是意大利陆军部的人，负责销售枪支，也就是说，这是一笔巨额贿款。陆军部长气势汹汹地来找老斯塔蒂问罪，想知道他这位未来的女婿到底是在耍什么花招。老爷子身为银行界领军人物，觉得很丢面子。

“我当然不能承认这件事，于是他派人把巴蒂斯塔叫了过来。巴蒂斯塔一进屋我就意识到，这下完了。他咧着嘴笑，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我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他撇清了自己，说对此事毫不知情。还说他也被这事吓了一大跳。”

少校紧攥拳头，煞白的骨节清晰可见。

“然后，就没了，”他继续说道，“很明显，老斯塔蒂之前修改过遗嘱，要把一半的财产留给玛丽亚。巴蒂斯塔就是要利用这次机会横加阻挠。他也的确做到了，还从我这儿骗走了4000英镑。我跟老爷子大吵了一架。他说我这是在败坏他儿子的名声，和他女儿结婚就是为了他的钱。他还说，婚礼取消了，24小时之内，若我还未离开意大利，他就让人把我抓走，把丑闻公之于众。于是，我决意离开，”少校语气迟缓地说道，“可我又犯了傻，居然劝动玛丽亚违抗她父亲的意愿跟我一起走。后来，我们就在巴塞尔成了婚。”

他停住了。我没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不过，他的话似乎还没说完。他清了清嗓子。

“女人真是一种有趣的生物。”他痴痴地说道。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猜，我那亲爱的太太决意跟我离开时一定不知道我有多穷。她早就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我们尝试着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可我的肺受不了。后来，我们就去了西班牙。可大流感[指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一暴发，我们就只好换地方。接着，我们去朱安雷宾待了一段时日，可到了旺季，那里的花销太大了，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她厌恶这一切。当初，她就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家人。在她看来，我们都是异乡人。她甚至不愿讲英语。有时我在想，她可能连我都厌恶。其实，我被巴蒂斯塔欺骗这件事，她从没真正谅解过我。她还说，我肯定是疯了。有时，她也会跟别人这样说。”说到这里，我能从话语中感觉到他整个人都是身心俱疲的。

“您真该目睹一下她昨天认出巴蒂斯塔时的样子。当初他对我做的那些事，她心知肚明，可一见到他，她还是那么喜出望外。简直让我无法忍受。后来，他又开始挑衅。如今，他拿到了老人的财产，还嘲笑我，拿当年耍我的事开玩笑。开玩笑！我的老天，要是当时手里有把枪，我肯定给他一枪。但其实，我只打了他一下，而且还没打在他那张沾沾自喜、咧着嘴笑的脸上，而是打在了他的大肚子上。这个流氓！”说着，他的声调越发高起来，紧接着就开始咳嗽。还好，他控制住了情绪，也就没有再咳下去。紧接着，他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您是不是也觉得，我就是个傻子，嗯？”

我小声说了句“不是”。

他一阵苦笑：“您那么想也没什么错。而且接下来，我还想求您帮个忙，等我说完，您可能还会觉得我是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不知为什么，我的头猛地疼了一下。终于说到正题了。我问道：“什么事？”准备听他继续说。

这时，他又变得拘谨、不安起来。吞吞吐吐，好像说每一个字都很吃力。“本不该跟您说这些，瓦达西，可是我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处境。求人太难了。昨天的事过后，我亲爱的太太和我再也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人们都在说三道四，大家都觉得难堪。而且，我的肺病也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每周一都有一趟从马赛到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的轮渡。我们想搭乘那趟轮渡。问题是——”他犹豫了一下，“真不想因为这样的私事麻烦您，可是说实话，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本来没打算去阿尔及尔。我在科赫这里已经花了不少钱。可发生了这种事。您可能以为，遇上这种事，顶多算我倒霉。其实，连我自己都瞧不上那些乞讨的人。但事实既已如此，瓦达西，可以的话，您能不能借我几千法郎到这个月底，算是帮我一个大忙。真不愿跟您开口，但是您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听了这话，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刚要开口说话，却被他打断了。

“当然了，我不会这么口说无凭地让您把钱借给我。我会给您一张考克斯银行的延期支票——嗯，若您不介意换成英镑的话。比法郎要保险，瞧我说什么呢！”他勉强地笑了笑，太阳穴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当然了，我不该想着来麻烦您，可是我们又必须离开这里，实在是让我陷入了窘境。在这里，我也只能跟您一个人开口，还有——嗯，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我无助地看着他。那一刻，若能让我口袋里有5000法郎，若能让我仗义一笑，慷慨地拿出钱包，若能宽慰他的心，我宁愿付出一切代价。“我的老天，当然可以，我的少校！您为什么不早说？哪里谈得上麻烦。希望这5000法郎能解决问题。还有，只是兑现支票而已，无论到什么时候，考克斯支票都跟英国银行的支票一样好用。很高兴能帮到您。您能跟我开口，是我的荣幸。”奈何，我没有5000法郎，连2000法郎都没有。只有一张返回巴黎的车票，除了勉强能支付储备酒店的花销，剩下的钱就只够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两眼盯着他，听壁炉上的钟表嘀嗒嘀嗒地响。他抬起头看看我。

“我很抱歉，”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又说了句，“我很抱歉。”

他站起身来。“没关系，”他心灰意懒地说道，“您不必放在心上。我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上忙，就这样。占用了您这么长时间，我很抱歉。都怪我，没有顾及您的状况。钱的事就当我没说。我就是想问问您，就这样。不过，能跟您说说话也好。我不常有机会跟人讲英语。”接着，他挺直了背，“那么，我还要去收拾些东西，明天好早些离开。希望我能尽早解决这一难题。临别前，我们再叙。”

等我反应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我无法表达我的歉意，少校先生，没能帮到您。不是因为我不想跟您用现金兑换支票，是因为我连2000法郎都没有。我只能勉强支付在酒店的开销。但凡有一点儿钱，我都会非常乐意地把它借给您。真的十分抱歉。我——”说到这里，我本想继续跟他表示歉意，想通过自嘲的方式来让他重拾自尊心。可是，我再也没机会这么做了，因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转身离开了写字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打通了警察局的电话，要求和警长通话，结果听到的是贝金那一腔不耐烦的声音。

“你好，瓦达西！”

“我有事要报告给您。”

“哦？”

“克兰顿-哈特利少校和他的太太明天可能会离开酒店。他想从我这里借钱，作为他和太太去阿尔及尔的旅费。”

“哦？你把钱借给他了吗？”

“雇主还没把土伦照片的钱付给我呢。”我不假思索地反驳道。

不过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这冒冒失失的言语竟逗得对方咯咯地笑了起来。

“还有别的消息吗？”

听了这话，我又没忍住冲动，随口跟他说了一句，本想再逗个乐子。

“我猜您可能不觉得这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昨晚在花园被人打晕了，还被搜了身。”说这话的时候，连我都觉得自己很蠢。这一次，贝金没有笑，而是语气严肃地命令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

接着，电话里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听到：

“为什么一开始没说？浪费了这么长时间。查清那个人是谁了吗？说说你的看法。”

我说了说自己的看法。随后，他问了我一个一直令我忐忑不安的问题。

“你的房间被人搜过了吗？”

“我猜，是的。”

“‘你猜，是的’是什么意思？”

“我行李箱里的两卷胶卷不见了。”

“什么时候？”

“昨天。”

“还丢了什么？”他很仔细地问道。

“没有了。”毕竟，那架相机早就被人从大厅的椅子上拿走了。

又是一阵沉默。本以为他接下来会问我相机是否还在，可他却没有问。我还以为电话线路被掐断了，冲着话筒说了句：“喂！”这时，他告诉我稍等一下。

紧接着，我的头开始一阵一阵地疼起来，等了两分钟。只听电话里有人在嘀咕着什么，一个是贝金尖细的声音，一个是警长的低吼声，不过，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最后，贝金拿起电话。

“瓦达西！”

“在。”

“仔细听好了。你现在赶紧回储备酒店去，找到科赫，告诉他，你的行李箱被人撬开了，丢了几样东西——一只银质香烟盒、一个装着钻石别针的盒子、一条金表链，还有两卷胶卷。要故意把事情闹大。再把这件事透露给其他宾客。去投诉。我想要整个储备酒店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不过，不能报警。”

“可是——”

“没有可是，按照我说的做。你的行李箱被撬了吗？”

“没有，可是——”

“那你就先把它撬开，再去告诉科赫。你现在要注意一点儿。胶卷的事只能随口一提。主要是关心那些值钱的东西。明白了吗？”

“是的，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烟盒或者钻石别针、金表链之类的东西。”

“你当然没有，因为已经被人偷了。现在就去办吧。”

“这不可能，太荒唐了。您不能强迫我做这些——”没等我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愤愤地走回酒店。在这件事情上，如果说有谁比我更蠢，那绝对是贝金。只不过，如果这件事办砸了，顶多让间谍溜了，他什么损失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