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我没有什么胃口。

原因有两点。其一，我的头又开始疼起来；其二，服务员上汤时顺便捎来了科赫的口信：午饭过后，瓦达西先生若能抽空去一趟经理办公室，经理将不胜感激。好，瓦达西先生一定会抽空过去。可是，这种情况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假如科赫断定是某个“工资少得可怜的年轻女服务员”行窃，那我该怎么办？傻瓜贝金并没料到会出现这种紧急状况。那个可怜的姑娘一定会否认这项指控。到时候我要怎样应对？难道袖手旁观，眼睁睁看一个无辜的人被那个一心想要献殷勤的科赫威胁，就因为一场根本就没发生过的盗窃案被定罪为盗贼？真是糟透了。

不过，事已至此，也没必要担心。最终会还女服务员一个清白。

正当我要离开露台的时候，杜克洛先生一下子冲到我面前来。

“您决定报警了吗，先生？”

“还没有。我要去看看科赫怎么说。”

他一脸沮丧地捋着胡子：“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先生。每耽误一刻，就对盗贼越有利。”

“的确是这样。可是……”

“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建议您立即采取行动。先生，对科赫的态度一定要坚决。”说着，他猛地将胡子往前一推。

“我会非常坚决，先生，我……”

可是，还没等我挪动步子，弗格夫妇就走上前来，跟我握了握手，对我的损失表示同情。很明显，杜克洛先生违背了我们之间的保密约定，不过他倒是一点儿都不觉得忐忑。

“弗格先生和我，我们一致认为，”他说道，“应该让警方涉入。”

“5000法郎，”弗格先生一脸沉重地说道，“可谓损失惨重。毫无疑问是要报警的。鲁先生也跟我们的想法一样。毕竟，还要确保其他宾客的财物安全。敏感的马丁小姐已经开始担心她的珠宝首饰了，还好有鲁先生安抚她。不过，鲁先生告诉我，除非抓住盗贼，否则他就得被迫离开这里。应该有人去给科赫提个醒，对待这种事必须加倍严肃处理。5000法郎！”看来，他又对杜洛克转述的财产损失数额进行了一番更改，“这件事很严重。”

“是啊，没错！”弗格夫人说道。

“说得正是！”杜克洛先生一脸得意地说道，“必须报警。”

“说到，”紧接着，弗格先生小声说道，“您的怀疑对象，瓦达西先生，我们认为您目前不必跟警察讲这些。”

“我的怀疑对象？”我瞥了杜克洛先生一眼。他却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佯装扶了扶自己的夹鼻眼镜。

弗格先生则一脸无所谓地笑了笑。“我完全明白。现在凡是涉及——”他快速朝四周看了一下，压低声音说道，“凡是涉及那个英国人的话语，最好都不要讲，是不是？”他给我使了个眼色。“处理这种事情时，必须考虑周全，对不对？”

“是的，是的！”弗格夫人频频应和着。

我嘟囔了几句，跟大家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怀疑对象，然后就赶紧躲开了。看来，杜克洛先生绝对是一个散播谣言、诋毁他人的家伙。

科赫正在办公室等我。

“嗯，您来了，瓦达西先生，请进。”他从我身后把门关上，“要给您拿把椅子吗？好的。那么，我们就说说正事。”

我又开始演起戏来：“先生，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太糟糕了。”

只见他一脸的凝重。

“先生，恐怕我要告诉您的是，这次审问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我皱着眉头：“真糟糕。”

“很糟糕。很糟糕，的确！”他盯着面前放着的一张纸，食指在上面敲了一两下，之后抬起头看着我，“酒店所有员工都被我盘查了一遍，包括服务员和园丁，原本以为总能有人提供一些有关这件事的线索。”他停了一下。“可说实话，先生，”他轻声说道，“他们都说对盗贼的事一无所知，我觉得他们没跟我撒谎。”

“您的意思是，是哪位宾客干的？”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回应。这时，不知为什么，我越发觉得不安起来。紧接着，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不，先生，我并没有怀疑是哪位宾客干的。”

“那么，难道是外面的人？”

“也不是。”

“那么……？”

他身子稍稍向前探过来：“先生，我已经决定把这件事交给警方处理。”

事情变得难办了。贝金明确告诉过我，不能报警。

“但是，您肯定不愿这样做。遇到这种事，毕竟不光彩。”

他双唇紧闭。眼前的科赫已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那样随和、好脾气，而是一个专业、干练的科赫。刹那间，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极度紧张。

“不幸的是，”他犀利地说道，“已经造成了损失。宾客们都知道了这件事，并就此议论纷纷。不仅如此，其中一位宾客还被其他人视为盗窃嫌疑犯。”

“提起这些，我深感抱歉，我——”

不过，他没有理会我插进来的话：“先生，我请求过您，在我将这件事调查清楚之前，请保持沉默。可我发现，您不仅没有保持沉默，反而还用最糟糕的方式跟身边的宾客朋友们大肆宣扬。”

“我只是想私下里跟杜克洛先生讨建议，商量报警的事。如果这件事是杜克洛先生泄露出去的，那么我很抱歉。”

紧接着，他回答了一句，那语气简直就是在嘲讽：“那么，还请您说说，杜克洛先生的建议是怎样的？”

“他建议我报警，不过出于之前跟您的约定——”

“如此说来，先生，我们还真想到一处去了。您可要抓住这次机会。”说着，他伸手去够电话，“我现在就跟警方沟通这件事。”

“等一下，科赫先生！”他的手停在电话机上，“我只是复述杜克洛先生的建议。在我看来，没必要报警的。”

接着，他的手从电话机上收了回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他慢慢把头转过来，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早就猜到您不会报警。”他一脸从容地说道。

“那是因为我坚信，”我尽可能地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您处理此事的效率要比警方高得多。只要能把那些被盗的东西完好无损地还给我就好，我也不希望自讨没趣。可如果事与愿违，那么我也无能为力。总之，警方的介入只能增添更多的麻烦，反倒帮不上什么忙。”

“我确信，这位先生，”这一次，语气中讽刺的意味已然十分明显，“我确信，警方的介入将对您的计划造成极大的阻碍。”

“我想，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不明白吗？”他冷冷地笑道，“我入酒店这行已数年有余，先生。像您这样的人，我早就见识过。说这话，想必您一定不会觉得我无礼。我做事懂得仔细谨慎。当时，您过来跟我报案，说丢了一只烟盒。接着，我试探了您一下，说您报案时描述的是一只金烟盒，当时，您犹豫了一下，随后就说它既是金的又是银的，为自己圆谎。我的朋友，这招也太巧妙了吧。等我进入您的房间，发现行李箱旁边的地上有一片指甲刀的刀片，指甲刀剩下的部分还在床上。您两次看见它们，却什么都没说。为什么？很明显，指甲刀是被拿来撬行李箱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证据，可您却视而不见。您并不把它当成是重要的证据，因为您早就知道行李箱是如何被撬开的。干这件事的人就是您自己。”

“可笑！我——”

“还有，直到我提起相机的时候，您才表现出了真正的在意。当我把椅子上的相机指给您看时，您的情感流露十分真实。很明显，您是害怕真的丢了什么东西。”

“我——”

“在给失物估价时，您又一次失误了。像您描述的那种烟盒至少也要值1500法郎。没错，您说那是别人送的，可即便如此，也不该把价值估低了一半吧？按照常理，丢东西的人都会把价值估得过高才对。”

“我从来没有——”

“只有一件事让我不解，那就是您的动机。通常情况下，丢失物品的宾客往往都会以报警、引起其他宾客恐慌为由，威胁酒店，直到得到酒店的赔偿。众所周知，为应对这种意外事故，酒店专门上了保险。没想到，您转身就跟其他宾客讲了这事，如此看来，您要么不明白其中的套路，要么就是有其他动机。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说说您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早就站起身来。像这样时不时地遭受别人的无端指控，真令人无法忍受。然而，一个人若有错在先，那么在被人揭穿以后，自然会恼羞成怒。所以，当时的我愤怒至极。

“您这是恶意指控，先生。我还从未受过这般侮辱，”一时间，我被气得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我要……”

“报警吗？”科赫看笑话一样地说道，“电话就在这里。还是，您不想报警？”

我故作威严之态：“我不想拖延这场闹剧。”

“您是明智的。”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我早就开始怀疑您了，瓦达西，自从星期四那天您被警察叫去谈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法国警察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搜人房间，除非他们对您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护照这样的借口未免有些不太可信。我知道，您这是在设法避开跟警方接触。我跟您想的一样，不想将目前这种状况拖延下去。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您的账单。不过，请不要误会，我这绝不是在发善心。本来，我个人的想法是直接把您交给警方；或者，至少让您在一小时内离开酒店。可我太太认为，无论哪种处置方式都会进一步引起宾客们的议论。她这个人比我务实得多。所以，我尊重她的决定。明天早上，请您尽早离开储备酒店。至于我会不会报警，就要看接下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您的表现如何了。我希望您能主动告知其他宾客，说您丢东西这件事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您自己把东西放错了地方，是您自己不小心用错了钥匙，钥匙折在锁眼里，不得已才把行李箱撬开。我相信，您绝对能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给那些涉世未深的人听。明白了吗？”

我好不容易保持住仅存的那点儿冷静：“完全明白，先生。鉴于您这种无厘头的行为，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很好！这是您的账单。”

我接过账单，核实一下是否有误。如今想来，这种行为着实有些孩子气，不过时至今日，我才有所意识。他静静地等着。没有错误，我的钱刚好够用。他把钱接过去，看他的表情，似乎在对我说，他没想到我会全款付清。

在他打印收款单的时候，我不经意地看了看旁边墙上贴着的一张伊斯特利亚—科苏利希航线时间表。等他把收款单据递给我时，我已经通读了两遍。

“感谢您，先生。很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再在储备酒店见到您。”

我鞠了个躬。“恐怕，要让您失望了。”我反驳了一句，随即就离开了。

等上楼进了房间，我浑身发起抖来。此外，我发现，凡是储备酒店的东西，包括毛巾、果盘以及其他能被拿走的东西，通通被撤走了，只有床铺例外。目睹此番情景的我，状态没有一丝好转。于是，我把头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水，又喝了几口，接着点了一支烟，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我开始想那些本该跟科赫和盘托出的实情，那个家伙要是知道我担了这么多了不起且又无法与人言说的重任，看他还敢嘲笑我。过了一会儿，身子终于不再抖了。这一切都是贝金的错，不能怪我。他早该想到，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一定会被拆穿。没错，是我粗心大意，是我办事不力，导致这次任务的失败。可是，干这种事，怎么能指望我像那些老江湖那样轻车熟路呢？我真是满腔的愤怒。贝金有什么权利让我陷入这种卑劣的境地？我要是能像普通公民那样有领事替我维权，看他还敢这样。再者，这件事的意义何在？难道是他故意设圈套害我被揭穿？难道贝金疯狂地想要做某种尝试，就拿我来当试验品？也许，我就是人家的试验品吧。可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于，除非贝金愿意介入，施展他的权威，否则我明早就得离开储备酒店。接下来会怎么样？或许会去警察局的某一间牢房。或许我应该现在就给贝金打电话，解释一下情况……

虽然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可是我知道我做不来。其实，我是害怕他，害怕因为这件事（指被科赫揭穿）而遭到他的斥责。最重要的是，我也害怕被带回警察局，再被锁进那间狭小、环境恶劣的牢房里。

我望着窗外。看那海面，就像铺设在阳光下的一片浩瀚无垠的蓝色草场，随风浮动，无限静谧。想必到了那寂静的海底，人们就不会再有恐惧，不会再有疑问，不会再有忐忑了吧？我可以到沙滩上去，潜到水里，游出海湾，到大海里去。我可以游到足够远的地方，胳膊累得再也无法游回到陆地。接着，划水频率越来越慢，越来越累。我就会停下来，任由自己沉下去。水会一下子冲进我的肺里。我可能会挣扎一番，求生的欲望会很强烈——毕竟，生命是那样珍贵！——不过，我会事先做好准备，有去无回，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分钟的痛苦挣扎，不过慢慢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接下来呢？会有一则新闻这样写道：昨日，一位名叫约瑟夫·瓦达辛（他们肯定会把我的名字拼错）的南斯拉夫公民在圣加蒂安游泳时不幸遇难，目前尸体还未找到。还会有别的消息吗？不，没有了，就这些。接着，我的尸体会慢慢腐烂掉。

手里的烟早就灭了。我把烟头扔出窗去，回头来到衣柜镜子前，我看着自己。“真的要崩溃了，”我嘟囔着，“不过，还是应该振作起来。自杀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但现在你还在跟自己讲话。振作起来，不要揪着这件事不放。肩膀那么紧绷干什么，又不是参加举重比赛。肌肉对你来讲没什么用。现在需要的是一点点智慧。这件事可能还没有你想得那么糟糕。还有，我的老天，别忘了，现在才将近3点钟。从现在开始到半夜，你得利用这段时间把那个拿康泰时相机的人找出来。就这样。没有那么难办，对不对？无非是到他们的房间去看看。那么，就从这个叫席姆勒的人开始吧。他的嫌疑最大。这个人用的是假姓名。他嘴上称自己是瑞士人，但其实是一个德国人。他看上去有些忧虑，又打通了科赫。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科赫或许已经知道了内情。或许这才是他急切地把你赶出去又不报警的真正原因。嗯，有道理，不是吗？不过，你还没被打败。一定要小心，多用点儿脑子。已经露了一次马脚，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若真是他，那么要想抓住他，脑子就得转得快些。他可是个危险人物。昨晚朝你头上打了一棒子，导致你头疼到现在的人就是他。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房间号。那女孩告诉你的。14号，就在酒店的另一侧。不过，首先要弄清楚他现在在哪儿。你这回可得小心了！现在就行动起来。”

我转身从镜子前走开。没错，必须行动起来。先得知道席姆勒在哪儿。通常，他都是一个人坐在露台那边。先去那里看看。

接着，我来到休息大厅，一个人都没碰到。我踮起脚往窗外望去。没错，他就在那里，跟往常一样在看书，嘴里叼着烟斗，头稍稍向书那边前倾，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我观察了他一会儿。头部线条还挺优美。看上去，这个人不太可能是间谍。

不过这次我是铁了心的。行动起来！谁看上去都不像间谍——直到查清了身份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怎么想是我的自由，也是其他人的自由。席姆勒肯定是个可疑分子。那么，好吧！

我又上了楼。在自己的房门外停留了一会儿。想要拿点儿什么东西吗？武器？荒唐！又不是去打架，就是悄悄地去房间查看一下，仅此而已。我的心开始狂跳不止，我经过自己的房间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这时，新一波恐惧感袭来。如果碰见别人怎么办？斯凯尔顿兄妹，或者是弗格夫妇！我站在这里，该怎么跟人解释？我是不是该假装做些什么？接着，我经过了一扇门，上面写着“浴室”。必要的话，我可以进去，假装要洗澡。不过，我谁都没碰见。没过多久，我就来到了14号房间的门口。

想和做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要想逾越，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搜查别人的房间，想起来容易——站在镜子前时，我是无所畏惧的——可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真要往人家房间进就不那么容易了。看来，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要远远超出常规的想象。其实，之所以很难迈出这一步，不只是因为担心被人发现，更是因为这种行为极大地违背了我向来尊重他人隐私的做人准则。眼前是陌生的门，陌生的门把手，过了这道门，就是别人生活的地方。打开这扇门，就像一个间谍私闯情侣房间一样不可饶恕。

我站在原地待了一两秒钟，把负罪感往下压一压，与此同时，又给自己找了各种各样合理的退缩理由。也许玛丽·斯凯尔顿弄错了，也许不是这一间。午饭过后没多久，应该再等一会儿，等席姆勒待稳了再说。这就是在浪费时间，他恐怕早就把相机藏了起来。门可能是上了锁的，开门时可能会有人过来。可能会有人……

看来，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干脆大大方方地进去。如果屋子里有人，或者有人看见我，我就说走错了。斯凯尔顿先生早就跟我约好了，准备妥当之后，就去找他游泳。走错房间了？对不起。接着，我就退出来。除非看见我的是斯凯尔顿兄妹。不过，若是在这里站太久，想不被人看见都难。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敲了几下门，随即抓住门把手一转。门没锁。我依然站在门槛处，伸手一推，门就敞开了。屋子里没有人。我停顿了片刻，随后进了屋，把身后的门关上。大功告成。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这间房比我那间要小，从外屋望过去，能看见厨房。窗边是郁郁葱葱的柏树丛，遮挡了不少光线。寻找席姆勒的行李箱时，我尽量远离窗口。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屋子里根本就没有行李箱。也许他把行李箱里的东西挪到了抽屉里，然后又把行李箱送去了储藏室。于是，我又去查看了抽屉。下面几层抽屉都是空的，只有最上面一层放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一条灰色的领带、一把小梳子、一双脚后跟露着大洞的袜子、一套干净而皱巴巴的内衣，还有一包肥皂片和一听法国烟草。没有相机。我看了看领带上的商标。商标上印着柏林生产商的名字和地址。内衣的原产地是捷克斯洛伐克。衬衣是法国的。我又去洗手盆那边看了看。刮胡刀、剃须皂、牙刷、牙膏，都是法国的。接着，我又转向衣橱。

里面又宽又深，铜质横杆上挂着一排衣架，此外还有一个鞋架。衣橱里挂着一套西装和一件黑色雨衣。再没有别的了。西装是深灰色的，胳膊肘处已经被磨破了。雨衣靠近最下面的地方被剐了一条三角形的口子。

嗯，从刚才抽屉里的东西来看，这应该就是海因伯格先生的衣橱。太奇怪了！如果那人住得起储备酒店，衣服难道不应该比这更多吗？

不过，这不是重点，我是来找相机的。于是，我又摸了摸床垫下面，结果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被一个突出来的弹簧头剐伤了手。整间屋子的气氛一下子令我紧张起来。本来想找的东西没能找到。该离开了。不过，我还想做一件事。

于是，我回到衣橱那里，把那套西装拿下来，翻了翻口袋。前两个口袋是空的，可当我的手指偶然碰到胸部口袋的时候，感觉像是有一本薄纸封皮的本子。我把它抽出来。不是一本本子，是两本，两本都是护照——一本是德国身份，一本是捷克身份。

我先查看了一下那本德国身份的护照。下发时间是1931年，名字是埃米尔·席姆勒，记者，生于1899年，出生地是德国埃森市。这太令人吃惊了。我还以为席姆勒已经40岁以上了。紧接着，我又翻到签证那几页。绝大多数都是空白的。不过，倒是有两张1931年法国的签证，还有一组1932年的苏联签证。他在苏联待了2个月。此外，还有去年12月的一张瑞士签证以及同年5月的一张法国签证。之后，我又翻开那本捷克护照。

里面确确实实是席姆勒的照片，不过印上去的名字是保罗·西撒，身份是商务代表，出生于1895年，出生地是布尔诺。下发日期是1934年8月10日。里面有很多德国和捷克的签证印章。看来，在那段时间里，西撒先生频繁地乘坐柏林—布拉格的航班。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找到了日期最近的那张印章。是今年1月20日的——大概是在 7个月前。

或许，我太过专注于这些重大发现了，以至于脚步声到了门口才听见。可即便我早听到了脚步声，也可能会迟疑该不该再多搜寻点儿线索。事实证明，我只有把护照塞回口袋，再把西装放回衣橱的时间，随即门把手就转动了一下。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我的大脑和身体像是麻木了一样。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盯着门把手。那一刻，我真想大喊一声，或者藏到衣橱里，或者从窗户跳出去，或者爬到床底下。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目瞪口呆地待在原地。

紧接着，门开了，席姆勒走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