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他没有注意到我。

他从门厅过去，把手里的书扔到床上，转身往抽屉那边走去。

随后，我们四目相对。

他先是一惊。不过接下来，他慢条斯理地走到抽屉那边，拿出了那听烟草。随后，他开始往烟斗里塞烟草。

我们俩都默不作声，气氛尴尬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的胸口像是被重物压着一般，喘不过气来。血一下子冲到脑门。有趣的是，我见他不慌不忙地用手指把烟草压进烟斗里。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语调非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轻松。

“恐怕，你没在这里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吧？”

“我没有——”我的嗓子开始变得沙哑。这时，他抬起手里的烟斗，示意我不要讲话。

“省省吧，别跟我狡辩了。相信我，我是同情你的。干你们这行的，必须冒些风险。不过，冒了险之后却什么都没得到，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尤其是，”他一边点烟，一边又说了句，“你要冒着入狱的风险。”他呼出一团烟来。“现在，你是想让我把经理叫到这里来，还是去他办公室？”

“我不想去见经理。我什么都没拿。”

“我知道。那是因为根本就没什么值得拿的。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你进了我的房间，而且是擅闯。”

这时，我那原本涣散的机智逐渐恢复过来。

“事实上——”我又准备开口，可还没等我说下去，他就把我打断了。

“噢！正等你这句话呢。我发现，如果一个人说话以‘事实上’开头，那么接下来的陈述往往都是在撒谎。不过，请继续。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我气得满脸通红。

“事实上，今天早些时候，我行李箱里有几件值钱的东西丢了。我怀疑是您偷的。科赫并没有严肃处理这件事，所以我决定自己来查看一番。”

他冷笑一声。“噢，我看出来了。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威胁你，你也反过来威胁我。不过，你运气不佳，我刚跟科赫先生聊过你投诉的问题。”他一脸庄重地停顿了一下，“据我所知，你已经结了账。”

“我确实是要离开，但也要据理力争一番。”

“那么，这就是你据理力争的方式？”

“随便您怎么说吧。不过，我意识到是我弄错了。您不是那个贼。所以，只能对我这种自作主张的行为向您深表歉意。”接着，我挪步准备朝门口走去。

他稍微一个动作，来到跟前挡住了我的去路。

“恐怕，”他一脸严肃地说道，“这样的道歉没有用。事已至此，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待在这里，等我把科赫叫过来。”于是，他过去按了下按铃。我的心顿时一沉。

“我什么都没拿，也没造成什么破坏。您不能无缘无故指控我。”我抬高声调说道。

“我亲爱的瓦达西先生，”他有些厌烦地说道，“连警察局都知道你这号人物。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你觉得狡辩很有意思，那随便吧。不过，还是省省，等到了警察局再说吧。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偷东西。到了警察面前，你想怎么解释都行。”

当时的我简直绝望透顶。我疯狂地思索着解围的办法。如果此刻科赫真的来了，用不了半小时，我就得被送到警察局去。只有最后一招了，就这么办。

“那么，该由谁，”我厉声说道，“来提出控诉呢？是柏林的海因伯格先生、埃米尔·席姆勒先生，还是布尔诺的保罗·西撒先生？”

说完这句话，我料想到他会有所反应，可没想到会如此激烈，把我吓了一大跳。只见他慢慢转过身，面对着我。凹陷的双颊变得煞白，原本嘲讽的眼神瞬间变成了冷漠的憎恶。他朝我走过来。我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接着，他停下了。

“这么说，你根本就不是酒店的小偷。”

他的语音很轻，像是带着疑惑，不过那噬人般的意味实在吓人。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贼。”我理直气壮地说道。

他突然向前蹿了一步，一把抓住我的衬衫，将我拽到他近前，两张脸近到只有几厘米。我害怕极了，忘了反抗。紧接着，他一边说，一边抓住我前后慢慢地摇晃。

“嗯，不是贼，也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倒像是一个不起眼的、卑贱的间谍。当然了，也是一个狡猾的间谍。”他轻蔑地撇了撇嘴，“对外，你是一个羞怯、见解独到的外语教师，仪表堂堂，还有匈牙利人那哀伤的眼神，简直连画家都会被你蒙骗。瓦达西，或者，随便叫什么名字吧，你干这行多长时间了？你是他们专门为此事挑选出来的，还是从酷刑监狱里刑满释放出来的？”说着，他猛地一推，我整个人踉踉跄跄地靠到了墙上。

他握起拳头正要再次朝我走过来，这时候，有人敲门。

我们默不作声地相视了一下，紧接着，他直起腰，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原来是一名服务员。

“是您按的按铃吗，先生？”我听那人说道。

席姆勒好像在犹豫。紧接着，他说道：

“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碰到了按铃。您可以走了。”

他关上门，然后靠在门上看着我：“你还真幸运，我的朋友，被打断得正是时候。我有好多年没像刚才那样大发脾气了。刚刚真想杀了你。”

我竭尽全力不让声音发抖：“那么现在，您控制住了情绪，或许我们可以讲讲道理了。刚才您说过，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那么，您难道不觉得，您刚才说我是间谍，用的就是这种幼稚的招数吗？”

他没有吭声。我逐渐冷静下来。看来，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得多。现在主要是弄清楚他把相机怎么样了。在这之后，我再把服务员叫回来，让他给贝金打电话。

“如果，”我继续说，“您能意识到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多大麻烦，您就会了解同情是远远不够的。您昨晚朝我头上打的那一下，我现在还头痛呢。如果那两卷胶卷您还没有销毁，那么趁警察赶来之前，我希望您主动交出来。要知道，等这件事彻底解决了，他们才会放我回巴黎。那么，既然这件事已经明了，还希望您多多体谅我。顺便问一句，您把那架相机怎么样了？”

他一脸犹疑地皱着眉头看着我。“这难道是什么圈套？”他开口说了一句，又停顿了一下。“我完全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他最后说了一句。

我耸了耸肩：“您此刻的表现太愚蠢了。听说过一个名叫贝金的人吗？”

他摇摇头。

“那你很快就会认识了。他是土伦海军情报局下设安全总局的一名长官。您想起了什么没有？”

他慢慢地走到屋子中央。我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利用眼角的余光找到了按钮。就在几步远的地方，我应该能够到。等他一动，我就冲过去按下按钮。可是，他却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我有个疑虑，瓦达西，我觉得我们把话题扯远了。”

我笑了笑：“我可不这么认为。”

“是吗？恐怕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

我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现在抵赖还有用吗？请您知趣一点儿。您到底把相机怎么样了？”

“这难道是什么拙劣的把戏吗？”

“不，您很快就知道了。”说完这话，我感觉自己无法处理好眼前的情况，便有些不耐烦起来，“我觉得还是报警吧。您反对吗？”

“反对你报警吗？当然不会。务必报警。”

他或许是在虚张声势，不过我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安。没有相机作为证据，谁也帮不了我。我决定换一招。我使劲盯着他看了一两秒钟，随即无奈地一笑。“知道吗？”我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好像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

他警惕地看着我的眼睛：“我敢肯定，你的预感没有错。”

我叹了口气：“嗯，很抱歉，给您带来诸多不便。我真是愚蠢至极。要是让杜克洛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肯定欣喜若狂。”

“谁？”他问道，气势咄咄逼人。

“杜克洛先生。他是个有趣的老头，有点儿健谈。不过，老实讲，他还是挺有同情心的。”

他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紧接着，他来到我近前，语气异常冷静：“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你是警察派来的？”

“我跟警察扯上点儿关系——”我想，这种说法最为简洁明了，“您知道我的名字。我只是想从您那里得到些答案。请问，您把那架相机怎么样了？”

“如果我依旧回答你，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结果会怎样？”

“那我就只好把您交给警方去审问了。还有，”我认真地看着他，“关于那件事——您的真名不叫海因伯格，您似乎在极力地隐瞒，而我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警方早就知道。”

“我知道。坦白讲，我实在信不过当地警方所掌握的情报。现在，您总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吧？”

“说实话，还是不知道。”

我笑了笑，从他身边走过，准备去门口。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回来。

“听着，你这个傻瓜，”他粗鲁地说道，“我向你保证，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他停住了，心里好像突然有了主意。“坐下，瓦达西。”他心平气和地说道。

“可是——”

“坐下。就坐在那把椅子上。”

于是，我坐了下来。

“现在，请听好。我虽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不过你似乎对我有些看法。至于什么看法，暂且不论，只是你好像把我一心隐瞒身份这件事当成了一种证据，以此来证明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是这样吗？”

“差不多。”

“那么，好吧。我为什么用海因伯格这个名字，其中的因由与你无关。科赫先生清楚这件事。警方那里有我的真实姓名。而你，在完全不了解内情的情况下，故意威胁我，非要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子虚乌有的答案，否则就把这件事抖出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当然了，前提条件是，您确实对此事不知情。”

他没有理会我最后这句话，只是在床边坐了下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的。我猜，可能是当地警方告诉你的，也可能是你自己从衣橱的护照里发现的。但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听好，我现在跟你讲的都是实话！我必须阻止你。阻止你的唯一办法就是跟你讲清楚这件事的因由。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遇到这种情况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

接着，他停顿片刻，把烟斗点着。隔着烟斗，我们四目相对。我见他眼睛里再次出现了嘲讽的神情：“瓦达西，好像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立马反驳道。

他把火柴吹灭：“好，那就试一试。不过，有一件事，请你一定要清楚，我现在是绝对信任你的。当然了，此时此刻，除了信任你，我别无选择。我又没办法说服你相信我。”

说完这番话后，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我发问。有那么一瞬间，我居然胆怯了。不过，只那么一瞬间而已。

“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我随口说了句。

他叹了口气：“好吧，既然你坚持要这样。不过，这可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要从1933年说起……”

“当时，我是柏林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电讯报》的编辑。”他耸了耸肩，“现在已经没有这份报纸了。当时，报纸的质量还不赖。我手下有几个干练的记者。报纸归东普鲁士一家锯木厂厂主所有。他人很好，热衷于改革，对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有着深深的敬仰之情，比如，像戈德温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那样的人。斯特莱斯曼去世的时候，他会举哀追悼。有时，他会发给我一些头条新闻，有关于论述人类手足之情的文章，还有以基督教教义为依据，主张劳资双方有必要用合作代替斗争的文章。必须承认，他跟手下员工的关系是最为融洽的。不过，现在想想，当时他那些工厂的运营都是亏损的。紧接着，1933年就来了。

“在第一批被关停的报社中就有《电讯报》这一家。我们遭遇过两次袭击。第二次袭击过后，机房被手榴弹炸毁。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侥幸活了下来。后来，我们也算幸运，找到了一家印刷厂商，他有能力并且愿意为我们这份报纸做印刷。可是，3个星期之后，他就不再为我们印报纸了。原来，警方已经找过他。同一天，我们收到了老板的电报，说生意亏损，无奈之下，只好把这份报纸卖了。新老板是一个纳粹官员，我碰巧得知，他是用一张底特律银行的汇票支付的买金。第二天晚上，我就在家里被人逮捕了，关进了监狱。

“他们把我关了3个月。我没有被起诉。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审我。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我这件案子还在提审当中。头一个月，也是最难熬的时候，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环境。那些警察还不算坏。其中一位甚至还跟我说，他曾经读过我的文章。可是，3个月即将过去的时候，我被转移到了汉诺威附近的集中营。”

他停顿了片刻。

“我敢说，您一定听说过很多关于集中营的事吧？”他继续说道，“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不过，他们对集中营的印象大都是有误的。听说了一些事情之后，人们就开始想象，说狱警整日里都用橡胶警棍撬犯人的牙，踢他们的肚子，用枪把砸犯人的手指。其实不然，至少我待的集中营不是这样。如果您见过在漆黑的牢房里被单独监禁了14天的人，您就理解我这话的意思了。理论上来讲，集中营的日子再难过，也不会比其他监狱艰难到哪里去——可这是理论上。但在我看来，没有人会这么觉得。他们的套路很有意思。他们会让你干活——把一堆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来——只要一停下来，哪怕是稍微直一直腰——他们都会以抗命为由抽你一鞭子，再关一星期禁闭。他们从不会有片刻的松懈。警卫不断换班，好保证能够一直有人看守。犯人在营地里放风时，他们会拿着机枪以示警戒。我们吃的是用水煮过的动物内脏和烂菜，吃这些烂东西的时候旁边还有警卫拿机枪看守。有一个人，他很怕枪，吃饭的时候，只要一看到枪就开始吐。我在那里的时候，目睹两个人被送进了医院。他们都因为劳累过度而虚弱得熬不住了。刚到那里时，总是会有抵触情绪。不过，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应对措施。他们会用一连串的手段摧毁你的意志。定期的鞭刑以及长时间的单独监禁，很快就能奏效。只要你发觉维持清醒的意志有些吃力，那么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精神在逐渐变得涣散。我这个人，多少懂些战略。于是，我假装屈服。这并不容易。要知道，他们能从你的眼神中辨别出来。如果他们发现你在看他们，或者，被他们发现你的神志依旧如常人般清醒，不像野兽那样茫然，那么，你就完了。犯人的两只眼睛只能看着地面，永远都不可以去看周围的警卫。逐渐地，我成了这方面的高手，技术甚至精湛到连我自己都相信了，相信自己的精神状况跟其余那些人差不多。我在那座集中营里待了两年。”

他的烟斗灭了。接着，他若有所思地用手掌轻轻拍了拍烟锅。

“有一天，我被带到营长办公室。他们跟我说，只要我愿意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德国公民的身份，说我本人自愿离开德国，永不返还，如此，我就可以获得释放。刚开始，我还以为这又是他们想出来的阴招，拿来试探我。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阴招。就连被他们视若至尊的法院都没能找到指控我的证据。我在声明上签了字。只要能离开那里，让我签什么都可以。接着，我等获释许可等了3天。那段时间里，他们把我和其他犯人分开关押。从那以后我不再同他们一起劳作，而是去清扫厕所。不过到了晚上，我们还是会睡在同一间宿舍。后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犯人之间是不可以讲话的，警卫蛮横无理，犯人只能低头看地面，犯人与犯人之间是这样，犯人和警卫之间亦如此。要是你看一眼其他犯人，警卫就会以为你想跟别人说话。到后来，你能认识旁边人的肩膀和脚形，却不认得他的脸。那是我在集中营的最后一晚，正当警卫押解我们回宿舍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的那个人在努力地吸引我注意，把我吓了一跳。他大概40岁的样子，灰白的脸，身材魁梧。他刚到那里不过6个月的时间，而且警卫时常单独对他施以鞭刑。当时，我们身边就有一个警卫。说实话，我真害怕他们会以此为借口，不给我发获释许可。所以，我一进寝室就赶紧钻进毯子里，躺下一动不动。

“在那里，犯人夜里做噩梦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有时，他们只是在睡梦中小声嘀咕几句，有时会大喊、尖叫。要是惊动了警卫，他们就拎来一桶水，一下子泼到那犯人身上。虽然我在那里从来没睡过一个好觉，但那一晚，我是彻夜未眠。一直在想第二天离开的事。黑暗中，我静静地躺着，只听旁边那人开始在睡梦中喃喃自语。一名警卫来他这边巡查，喃喃声停止了。等警卫一离开，呓语就又开始了，不过这次，声音比刚才大了些，我能听见他在说什么。他在问我是不是醒着。

“于是，我小声咳嗽了一下，不安地翻了个身，还叹了口气，好让他知道我还醒着。接着，他就又开始嘟囔起来，我听了听，他是在告诉我布拉格的一处地址。他只有一次说话的机会，因为警卫再次朝他这边走过来，显然是起了疑心。这人突然翻了个身，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大喊救命。警卫上来踢了他一脚，他假装被惊醒，紧接着，警卫威胁他说，要是再不安静些，就立即赏他一桶凉水。后来，他就再也不说话了。第二天，我拿到了获释许可，被送上了前往比利时的火车。

“重获自由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不想跟您讲。刚开始，我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鼻孔里总是充斥着集中营里的味道，白天，我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段睡觉，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集中营。后来，我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又能像正常人一样思考了。我在巴黎待了一两个月，给当地报社做些杂碎的活儿，可是，法语太难了，导致我几乎无法正常工作，还得花钱雇人来翻译东西。后来，我决定去布拉格试试。那个时候，我并没打算去那人呓语中告诉我的那个地方。说实话，我几乎都忘了。直到后来，我在布拉格遇到了另一个德国人，这才决定去探个究竟。结果我发现，那里是德国某政党地下宣传组织的总部。”

说话时，他一直望着窗外。此刻，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想来，有趣得很，”他说，“多少年来，一个人怎么能在没有亲自探究过相关事实的情况下，一直把主观想象的东西当成真理。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感觉就像是，我一直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自认为对墙壁和地毯的颜色了如指掌。直到有人把灯打开，我才发现，现实中墙壁和地毯的颜色跟我想象中的大为不同，不仅如此，就连户型都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一开始，我谨小慎微。唯恐以往的经历会干扰到我的思想认知，唯恐固有的偏见影响了我的判断。不过，我终究还是挺了过来。那里有一个德国人，像我一样，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一起读《反杜林论》，而且十分热衷，有时甚至彻夜长谈。不过，最让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书中所讲的东西居然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开始渐渐了解身边这群伙伴，看清了以往从未看清的历史原貌。我读得越来越起劲，我发现自己头一回看清了人类的悲剧，看清了他们的愚蠢和智慧，看清了他们的命运以及发展脉络。

“又过了一阵子，我开始为党效力了。主要任务就是向德国境内递送新闻消息，真实的新闻消息。我们成立了一家报纸——至于名字叫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总之，要将少量报纸运送到德国境内。它被印在一张很薄的印度纸张上，每一张都可以叠成小小的，可以让人拿在手心里带走。为了实现偷运，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有些非常巧妙。我们甚至把复印出来的报纸放在一个小的防油袋子里，再把袋子塞进从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的轴箱里。到了柏林终点站，由一名车轮检测员将其搜集起来，可没过多久，他就被纳粹警察抓了去，我们只好再想别的办法。后来，有一个人提议说，我们应该想办法弄一张捷克护照，假装成一名推销员，这样一来，就可以趁收取商品样品的时候顺道把报纸收起来。于是，我就报了名，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我们终于成功了。

“那一年，我越境进入德国30次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大风险。只有两件令人悬心的事。其一，怕被人认出来，遭遇公开谴责；其二，从我这里把报纸拿走并带去宣传组织的人很有可能成为嫌疑人。结果，那人果真被人盯上了。他们没有立即对他实施抓捕，而是暗中盯梢。我们经常在市郊火车站的候车室内接头，之后一起上火车。下车前，我会将一叠报纸放在行李架上，接下来由他去取。可是有一天，火车刚驶离车站就停下了，只见过道上涌进来一队党卫军。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于是我们俩去了不同的车厢，老老实实地坐着。后来，我听闻那些人把他抓了起来，于是我也等着他们来抓我。可是，那些人只查看了一下我的护照，接着就去其他车厢了。直到第二天快要回布拉格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幸运的是，直觉告诉我不能回总部。不过这份幸运是对我的朋友们而言，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当他们发现我不会带他们找到想要找的人时，他们就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把我弄回德国，再找人来撬开我的嘴，获得情报。要知道，我们的报纸已经开始让他们有所忌惮，而我是唯一一条可以带他们找到幕后之人的线索。我们在德国站设的组织只承担分发报纸的任务。他们要找的是幕后指挥这一切的人。于是，我不得不离开。而且，捷克斯洛伐克也待不了了，因为他们早已告知捷克警方，说我实际上是德国一名因偷盗而获罪的通缉犯，说保罗·西撒这本护照是非法办理的假护照。

“后来，他们企图在瑞士绑架我。当时，我闲来无事在博登湖岸边待着，跟其他两个自称是来度捕鱼假的人交上了朋友。一天，他们约我出去。我也没什么事，便答应去赴约。没想到，我机缘巧合地及时发现了他们的身份，原来，他们根本就不是瑞士人，而是德国人，他们的船是在靠德国的湖岸边上租来的。在那之后，我就去了苏黎世。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跟踪我，不过他们不可能在离边境线那么远的地方绑架我。但我并没有在那里久留。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从布拉格寄来的警示信，信中告诉我说，纳粹警察不知怎么查到了我的真实姓氏席姆勒。他们肯定早就知道保罗·西撒不是捷克人，而是德国人。但如今，知道我的真实姓氏以后，就不用非得把我绑回德国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有两次，他们差点儿抓到我。瑞士境内到处都是纳粹间谍。所以，我决定再回法国试试。从布拉格给我发警示信的就是科赫。

“他这个朋友真的很不错。我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从那以后就一直待在这儿，他无偿供我吃穿。可是，我不能再继续逃下去了。我没有钱，科赫也给不了我，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钱。这里都归他太太管，他能做的只是说服她让我待在这里。我本来想出去工作，但她不同意。她看不惯他，总想管着他。我确实应该离开了，这里现在很危险。几周前，我听说他们派了一名纳粹特工来法国。那些人搞追踪还真是有一套。而当一个人被追踪时，他就会磨炼出一种超常的直觉。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所察觉。虽然我已经对自己的外表做了大幅度修整，不过我想，还是暴露了。而且我觉得，我也认出了他们派来的那个间谍。只是，除非他确定我就是目标，否则不会轻举妄动。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扰乱他的视线。你的出现让我放松了警惕。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露了马脚。科赫断定你是一个道行尚浅的骗子。”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是谁，瓦达西，不过我刚刚跟你说的都是事实。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我看了看他。“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说道，“或许，我会相信这个故事，但还有一件事。您还没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发现您的真实姓氏是席姆勒以后，您的境遇就变得更糟了。他们知道你是西撒以后没能逼您回国，为什么知道您的真实姓氏之后就一定能逼你回国呢？”

他盯着我的眼睛，只见他嘴角抽搐。恐怕，这应该是他流露真情时的唯一破绽。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语气平和、声调平缓。

“这个问题很简单，”他慢慢地说道，“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德国。”

“是这样的，”片刻之后他继续说道，“他们赶我出德国的时候，不让我见家人。我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他们了。被押送到集中营之前，我听说我的妻子已经带着儿子到柏林郊外的她父亲家去了。在比利时和巴黎的时候，我都给她写过信，我们说好了，只要我在法国或英国安定下来，他们就来跟我团聚。可是没多久我就发现，在巴黎我勉强能养活自己。在伦敦也是一样。我不过是一个德国难民。在布拉格，我认识了一个人，听他说，他所在的那个政党组织有办法和门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出德国。我太想见到我的妻子了，想跟她说说话，想看看儿子。正是因为这种急切的心情，我才按照集中营里那个人给的地址找了过去。当然了，随意进出德国的事根本就是一派胡言。很快我就看明白了，好在后来，我抓住了一次时机。我用捷克护照出行了三次，秘密和妻子碰了面。

“她想劝我带她和孩子一同回布拉格，我没同意。在那里，我没有办法维持生计，而当时，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她父亲家里，孩子还能上学，所以我想他们最应该待在那里。

“经历过一番打击之后，我很庆幸自己能一直保持理智平和的心态。如果可以，就让纳粹特工来把我抓走吧！之所以这样说，不是为了他们考虑，而是因为我们党组织早就清楚，无论一个人有多忠诚，最终都会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投降。那些人跟踪我到布拉格时，总部就已经撤离了。现在，连我也不知道他们搬去了哪里。当时，他们把总部设在布拉格的各大邮局。可是，纳粹警察做事太绝。他们依旧想把我弄回去，我真是低估了他们。捷克护照太危险了，不能用，所以我只好又启用了德国护照，这是妻子之前替我秘密保管的，我们碰面时，她带了过来。他们肯定是通过这个才追踪到我的。

“当我听说他们得知了我的真名，我十分恐慌。我的妻子和儿子可能被他们劫去做了人质。如此一来，我不得不回去弄清楚是不是妻子在替我坐牢。我仔细考虑过，除非他们给我下最后通牒，否则我妻子就还有可能是安全的——当然了，监视是肯定少不了的，不过至少是安全的。那么，我只须做好一件事——在得知她的境况之前继续逃亡。如果她一切都好，依旧待在她父亲家里，那么我就得继续过这种逃亡的生活，直到某一天他们倦了，再也不想找我了为止，那我就再弄一张护照，带她离开。”

他盯着手里那只旧烟斗：“我已经等了四个多月，依旧什么消息都没有。我又不敢自己写信，害怕被德国的信件检查员察觉。科赫在土伦有一处住所，他试着用那个地址邮寄过信件，但还是没有回音。除了等，我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他们在这里找到我，我也只能认了。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得知她的消息，否则我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了。这就是目前我要做的事情。”

我们俩都沉默了片刻。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我，咧嘴微微一笑：“我能相信你吗，瓦达西？”

“当然能。”我本来还想再说些什么，但并没有说出口。

他向我点头致谢。我起身朝门口走去。

“那你要找的间谍怎么办，我的朋友？”他扭过脸小声问道。

我犹豫了一下，之后说：“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海因伯格先生。”

说完，我准备把身后的门带上，这时的他正抬起双手，把脸埋在手心里。见此情景，我赶紧走开了。

关门时，我恰好听到附近另一扇门关上的声音。我并没有在意。即便有人看见我从海因伯格先生的房间离开又能怎样，没有必要担心。回到房间后，我把贝金那张名单拿出来看了一会儿。随后，我勾掉了下面三个人的名字——阿尔伯特·科赫、苏珊娜·科赫和埃米尔·席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