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也无法立刻找到工作，常野刚到江户的日子里做不了太多的事。光是让她识路就够难的了。在神田内部的主要街道上，城市的秩序尚可理解。它多多少少跟印在地图上的样子差不多：一道道大门和栅栏，隔开了一连串的街区。但在后巷里就完全不同了，那里黑暗而不可预测，商店之间的通道如同通往了一个全然有别的世界。

常野走在狭窄的道路上，两侧路旁相对而建的房子，连屋檐几乎都要碰到一起。两名成年人可以并行通过，但要是其中一人碰巧是肩挑担子的小贩，另外那个人就必须侧身让路了。常野脚下踩着铺设得高低不平的石板。顺着成排的房屋，一扇推拉门跟着另一扇。不管是墙上还是门上，都贴着令人困惑的告示，让人目不暇接。有职业介绍所的通知，有戏剧传单，有当心火灾的提醒，有专治痔疮的药物广告。它们看起来全都不怎么正规，很明显也并非永久性质。有些告示磨损得厉害，还被撕掉了一半。

很明显，这些小路在修建时是毫无规划的。没有哪一条延伸得很远，它们总是唐突地停下来，径直转弯。接下来是一连串新的门和一连串新的令人困惑的告示。还有可能，突然之间冒出来一栋属于主街上某人的高大货仓。

有时，水井和厕所随意地设置在小路中间：有时，它们自己占据一小块空地，旁边是一口塞得满满的、快要溢出来的垃圾箱。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抬起头来，才有可能看到比井口大一点的天空。但最好还是看着脚下，地上有植物、篮子、小孩和狗，而且有些地面始终是湿的——人们在那里洗衣服。

似乎没人会把室内外的空间截然分开。工具、噪声和气味溢到小路上，而人也在大庭广众之下做私人的事情。他们几乎光着身子进出澡堂。此外，有些室外厕所只有半扇门，男人们一边小便一边和邻居说话。在混乱当中，常野毫无疑问地置身于江户——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会这么拥挤、这么喧嚣呢？但很难判断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又是怎么摆脱这一切的。

常野从越后一路奔波而来，这是她希望看到的情形吗？智鉴不在乎。他的钱差不多快用光了（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他唯一负担得起的地方。他俩被惣八赶走之后，他设法找到了一间小巷里的出租房。这样的交易很容易办到，哪怕是临时通知，哪怕没多少钱。为了在江户市区里的任何地方租到房，智鉴需要一名担保人签署身份证明文件，并保证他不会做任何违法之事。如果房客惹出麻烦，跟町奉行所扯上关系，房东将被追责，他可不想独自承担这样的风险。理论上，智鉴的担保人应该是他的亲戚，或者其他与其家族关系密切的人。但跟江户城里的许多事情一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来的人太多了。智鉴和常野来到江户的时代，租房交易已经有了职业保人。这些职业保人一遍又一遍地签署同样的文件，在套话连篇的安全责任书上盖章。他们收取费用，但并不提太多问题。他们相信，如果客户惹了麻烦或者逃交房租，他们一定找得到。一般而言，担保人很了解这座城市，大体上也有些人脉。

文件都整理就绪之后，智鉴跟一个叫甚助(Jinsuke)的人做成了交易。甚助是租屋管理员（家守），房东不在的时候，他就是后巷里这小小一部分街区的老大。一条街区会划分成许多又深又窄的地段。每一段包含差不多三栋面朝大街的建筑。它们都是大商店和居所，如果房东住在这里，他和家人会占据一栋楼。在这些深宅大院的后面，长长的巷子里会有十几二十间租屋，与主街垂直，一直延伸到地段尽头。由于大多数房东并不住在这个街区，或者，房东是大商社而非个人，他们会雇用家守来照料跟町奉行所有关系的生意，收取租金，处理其他所有因租客产生的麻烦琐事。管理员的薪酬体现为住房，所以他们通常也住在后巷。有时，他们就像社区领袖，甚至代理家长。一些人对拖欠房租的租客甚至会宽限几天。但甚助绝不是这样的人，常野极其讨厌他。

房间本身只有“三叠”大小：宽不到2米（1.8米），长不够3米（2.7米）。身材高大的男性张开双臂，指尖就能碰到两端的墙，两名成年人几乎无法并排坐在各自的榻榻米上。哪怕是再大一号的房间——四叠半大小——要住一个人以上，也挤得难以忍受。常野来到江户的几十年前，作家式亭三马曾开玩笑地说：“他们说，住在四叠半榻榻米大小房间里的人，就像是一条尺蠖：现在挤成一团，是为了日后大展手脚。”这暗示了江户租屋居民的一种雄心，为了向上流动，可以忍受不适。但对常野而言，三叠大小的房间恰恰相反：它是陡峭下滑的最低点。这是她住过的最小、兴许也是最脏的地方。

尘土飞扬的入口处仅能放下两双木屐，除此之外就是一级台阶，通往主室。里面的空间足够横向放上一张榻榻米垫子，之后是并排纵向摆放的两张，抵靠着后墙。除此之外，房间里空无一物；租屋通常并不配备家具。再说，也没有地方能摆得下家具。如果常野有多余的衣物（她已经没有了），她只能把它们挂在墙上，或是堆在篮子里。如果她有榻榻米（她没有），只能把它卷起来，塞到角落。白天，这一间房需要充当起居和进食的空间。这并不令人愉快。唯一的光线来自一扇面向小巷的窗户。由于大多数租屋由背对背的两排单元组成，故此两面侧墙和后墙都是共用的。太阳要到了合适的角度，才能让光线从板条窗户里透进来。房间的后面永远笼罩在阴影之下。

在房间入口旁边同一高度的地方，有一块极小的木地板用来放水桶。挨着它的是做饭的地方，小得算不上真正的厨房。它能容纳一口微型木炭火盆，兴许再加上一罐米饭。因为一次只能煮一锅饭，其他所有东西都得提前准备，要么就是从商贩那里买现成的。火盆还需要一些配件：引火之后，常野要用一根管子吹着木炭，让它们燃起来。所有这些东西——火盆、罐子、吹管、木炭、盒子和水桶——都必须自行购买。门旁边的墙上安有架子，可以用来搁杯盘碗盏和筷子。它们不能放在地上，在三叠大小的房间里，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人蹲在火盆旁。

很久以后，常野会习惯江户后巷里的生活。她会逐渐熟悉自己的邻居，学会怎样无视那些墙外传来的大声争吵。她将弄清怎样在井边排队，怎样跟十来号陌生人共用厕所，怎样按勺购买木炭。她甚至逐渐变得更喜欢自己在城里的生活，而不是在越后更舒适的生活。但在皆川町的最初几个星期，除了说它有多恶心，她几乎没法描述自己的处境。

常野的日子可能比她的大多数邻居更糟糕，后者属于江户下层社会中较为稳定的阶层。有些人是不住在主人家的仆人，有些人是轿夫，不工作的时候，就把轿子支在门外。更多的人是小贩。他们每天早晨出门，碰到晴天比雨天要愉快得多。他们会四处兜圈子晃悠，售卖蜡烛、糖果或辣椒之类的东西。其他后巷居民则把这些小房间用来做买卖。[见插图15(1)、15(2)]卖二手盘子的人把盘子摆在门口，老师让学生进门把桌子支棱起来，职业介绍所招待上门客户。但大多数租户都是小规模的手艺匠人。他们能在后巷房间里制作出类型繁多得叫人瞠目的东西。他们给布料染色、打版，雕刻印刷用的木版；他们制作木头工具和眼镜；他们编织榻榻米、刨木板、组装乐器。在巷子里，他们打开推拉门，就着光线完成这一切，周围的人一览无遗。

这些忙忙碌碌的人跟邻居们打得火热。他们在水井边、澡堂里、理发店里聚集。他们在工作时隔着小巷闲聊。男人们在狭窄的空间里互相吹嘘和对骂，装腔作势的婆婆们批评自己的儿媳，老人们浮夸的刻薄抱怨让所有人生厌。他们总是找得到话题。有些人喜欢借东西不还，手上黏糊糊、爱哭闹的孩子在大人的和服袖子上擦鼻涕，无赖汉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妓院里，懒惰的妇人叫丈夫去井边打水，还有些不知好歹的姑娘批评母亲的衣服。没人能不受批评，没人能免于猜忌。江户武士出身的武阳隐士(Buyō Inshi)说，后巷的妇人迫不及待地等着丈夫离开的那一天，这样她们就能“跟邻居或同巷的其他妻子聚在一起唠叨自己的丈夫有多没用”。

在皆川町，人们兴许会就常野和智鉴的关系说些闲话。但这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丑闻，自然也不会引起町名主任何特别的关注。除非到了每年编制人口登记的时候，没人说得清谁和谁、为什么住在一起。永久居民和临时住户也很难区分。神田大多数租屋会住上三到五个人：夫妇、家人，以及为数不多的单身汉、寡妇或鳏夫。有时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之下，也有时，没有结婚的姑姑或叔叔寄住在一户有小孩的家庭里。此外，还有些不那么正统的安排。成年的兄弟姐妹共住，照顾跟自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也并不稀罕。在这样的背景下，常野和智鉴没结婚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反正那时候没有结婚证，常野想怎么说都可以。

常野和智鉴更奇怪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职业，没有东西要卖，没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刚到皆川町的日子，常野仍然为眼疾所困，不过，她大概还是能弄清小巷怎样相交、怎样找到水井和厕所，了解街区里熟人的面孔。这些人里包括家守甚助，智鉴的亲戚兼米店老板惣八。还有从街区领取报酬的门卫，是这个街区最接近公众形象的人。他的姓氏和这个职位，都是从警卫管理协会买下来的，这些岗位的价值不菲，因为它们可以带来收入和居住空间。他和家人就住在街区大门旁的一间木屋里，并能从这个位置看到进进出出的每个人。这是他的正式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处理打架事件，帮人们寻找遗失的物品，维持基本秩序。但这工作报酬不高，所以，像他那样的人通常会做些副业，把要卖的东西顺着面朝大门的小窗口一字排开。这些东西，你可能突然用得上，要不就是你家的刚好用坏了、用完了：草屐、扫帚、纸巾、蜡烛、屋瓦（用来烤鱼，而不是修屋顶）和火盆。在常野刚到江户的初冬时节，他们还卖烤土豆。

在后巷的混乱嘈杂里，常野忙着给家里写信。在搬进来的两天之后，十月里的第十天，她一次性写了好几封信。一份短笺，写给哥哥幸笃，告诉他自己的新地址。这封信还附有另一封更长的信。地址是准确的，信件内容却不然。她抱怨说自己冷得发抖，这兴许是真的；又说她还只穿着一件无衬里的和服，这可能不是真的（后来，她写信说自己有一件外套，对一个在深秋翻越了山脉的人来说，这个故事更可靠些）。但这种夸张的说法，强调了她信里的要点：幸笃必须马上给她寄衣服，赶在山里下大雪破坏道路之前。她很清楚快件什么时候从高田离开被送往东京：官方邮件，用于有地址的业务，在每个月的1日、11日和21日发出。“显然，想在11日发出现在已经赶不及，”她写道，“但幸笃应该设法赶上21日的那一趟。”“这里下雪了，”她又写道，“趁着道路尚可通行，请速速寄来衣物。一天冷似一天，我已无御寒之物。”

接下来，常野写了一封语气冰冷又行文准确的信给义融。信中给出了具体的说明，让义融赎回自己去江户路上典当的衣物。“至于钱银之事……我已在叔父九八郎处留下少许。如仍不足，可变卖衣箱及衣柜。”这是常野所购嫁妆里最贵重的两件，但又不可能送到江户。她第二次离婚时，这两件嫁妆靠一群壮汉才搬回家。请义融代为变卖，是常野再也不打算寄居在他屋檐之下的明确信息。她进而要求义融送来自己留在竹箱里的榻榻米和被子，还有挂起来的棉袍。此外，衣箱里还有两件围裙、几面镜子、一个枕头和一款垫肩，也应一同送来。至于她的其余物什，义融应替她妥善保管，她需要时会写信索要。他还应该把他们家在江户的熟人的地址寄来。在信的末尾，她留下了附言：“等到哪天，我想去侍奉大名藩主，学习贵族望门礼仪习俗。若果真如愿，可将我的竹箱物什送过去。”

虚张声势的背后，常野的处境却在恶化。当月的14日或15日，也就是租好房子大约一个星期过后，智鉴离开了，说是要去江户北边的下野国。兴许，他对亲戚惣八不欢迎自己很生气。兴许，他对常野在江户不像在路上时那么顺从感到失望。兴许，他早就打算把常野送到城里之后就甩掉她。又或许，他真的有什么神秘的要紧事要去下野——那是一个常野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动身之前，他留给常野一铢银钱。这是常野在高田典当了衣服之后，除去连日来的用度，他手里剩下的一切。常野再也没有见过智鉴。

她兴许哭了，也可能笑了，她甚至大声地喊叫，惹得邻居也吼了她。也可能，她安安静静地，因为摆脱了他而长出了一口气。她从没写过发生了什么。但她当时做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她摊上了一个难题。智鉴留下的钱，对一般江户居民来说不是个小数。小贩至少要花3天时间才能赚到这个数目。如果她小心盘算，这足够她买上几个星期的食物了。但它远远不够整饬房子，甚至连买上一件像样的无衬里的和服都不够。她迫切需要自己的衣服。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家人，在皆川町没有了唯一知道她打哪儿来的人——她怎么才能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在租屋里的那几个星期，常野生平第一次成了个寂寂无名的人。她看了看周围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妇女，没有一个她认识的。而在越后，哪怕只看到一弯眉毛、发髻的一条弧线，她都能准确地认出女孩来自哪家人、哪座村，有什么样的亲戚——越后乡下是一个人们世世代代彼此都知道对方名字的小地方。她遇到的人，不是爷爷表亲的邻居，就是妹妹的姻亲，要不就是丈夫的家人。他们是她儿时的朋友，他们知道她妈妈会做什么拿手的菜，如果她把外衣落在别人家里，他们兴许立刻能认出来。他们说不定能通过声音分辨出她的兄弟，知道哪一个跟她关系亲近。一些女性长辈可能还能言之凿凿地说，她比她奶奶年轻时长得丑还是漂亮。

但在这儿，在皆川町，常野的名字毫无意义。她的口音只能说明她来自越后某地，那里是雪域的国度，是澡堂服务员的故乡，是雇工们每年夏天消失的地方。她的样子看起来兴许并不像是个一辈子在稻田里弯腰劳作的农妇，但没人能看出她是僧人之女，在数百里之外有装着数十套丝绸和服的衣箱。再说了，这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这里有其他带着乡下口音的女孩，来自越后或者其他略近的地方（上野、下野、武藏），从没穿过丝质衣物。她们大多数人连信都不会写。但她们都有干净的絮棉和服，上面印有明亮的细条纹。一尘不染的衣领和精心佩戴的发簪为她们作证，她们属于江户，哪怕她们的名字是编造的，她们唯一的亲戚在凄凉的乡下，挤在租屋里受苦。至少，她们每天都有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去。

常野什么也没有，但她确实有别的优势。她是净土真宗僧人的女儿，根据她的经验，她所在教派的寺庙绝不会拒绝僧人的女儿。不管林泉寺有多小，多么偏僻，一定会有人知道这座寺庙的名字。况且，不管她外表如何，她知道怎样举止得体——她曾是一座大寺的女主人，哪怕那座寺庙位于出羽国的一座河边小镇。于是，十月中旬，常野离开皆川町向南出发，前往江户最大的净土真宗寺庙——筑地本愿寺。

从皆川町前往筑地的主路穿过神田市场，跨过金川桥，然后通往日本桥方向。这是江户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喧嚣热闹，能让西边的内神田显得像高田一样乏味冷清。街上的大商行鳞次栉比。其中最大的三井越后屋，哪怕是来自石神村这种小地方的人也听说过它。（见插图16）在常野的时代，三井集团便拥有好几家控股公司和附属产业：它放贷并拥有地产（包括内神田的许多租屋），还负责为幕府管理汇票。但它的主业仍然是一家零售商号，一座铺瓦屋顶、有着清爽蓝色旗标的地标性建筑，身着整洁制服的学徒成群结队地拿着包裹进进出出。

越后屋出售各种最新款式、面料的和服与腰带：丝绸、棉、麻，甚至进口印花布和天鹅绒。竞争对手仍使用赊销及季末结算的老式做法，越后屋则早早采用了当天现金购买的方式。依靠它，越后屋得以用更低的价格，迎合那些没有固定账户和声誉的人，对江户这样流动人口繁多的大城市，这是一个完美的扩张策略。100多年后，它依然是一桩依靠冲动购物即时刺激的买卖。主楼层随时摆满新东西，面对街道敞开大门，欢迎路人，努力诱惑他们一时冲动买下商品。店里，有数十名店员接受订单，结算账目，敲打算盘，开出收据。超大横幅悬挂在房梁上，写着当值店员的名字，方便购物者找到自己喜欢的销售员和助手。不过，虽说这些店员在江户最著名的机构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处境却岌岌可危。越后屋的江户分号雇用了几百名店员，其中大多数人从小就受雇了。多年来，他们充当着童仆和助手，做各种各样的杂务。等到成年，大多数人成为完全成熟的店员，在一条艰难的晋升之路上攀爬。很少有人能抵达最高职位，以获得足够养家糊口的薪水。与此同时，中层店员住在商号提供的宿舍里，为自己扎眼的服装感到自豪，省下薪水，流连于低端的烟花柳巷。（见插图17）

除了三井越后屋的蓝色横幅，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商业，组织没那么严密，结构层级也松散得多，交易使用铜钱而非金币。街道上挤满了小贩，他们要么被一捆捆柴火压得弯着腰，要么在地上拖着长长的青竹。有些人刚从乡下来，皮肤黝黑，挑着装有绿色蔬菜的篮子、盛着银色大鱼的扁竹盘。还有人卖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空白灯笼。机灵的年轻人坐在他们身边，准备好了毛笔和墨汁，可以把名字写在灯笼面上。美丽逼人的女性围着他们聚成一小群载歌载舞——原来，她们是卖硬糖的。她们正在跟用皮带拴着猴子走路的帅气男子争夺注意力。精疲力竭的老妇背着沉重的木炭走过，脸被烟灰熏得黑乎乎的。老人蹒跚而过，推着吱呀作响的推车，车里堆满了鸟笼和虫罐。戴头巾的女士静静地站在盆栽和鲜花展示台旁边。偶尔会走来一个笨拙的身影，远看就像是相扑手。有时候，这样的人是一个普通体格的小贩，只是身上拴着几十个草篮、筛子和小扫帚。也有时候，他真的就是相扑手。

常野想买鸡蛋，不远处有一名小贩在垫子上摆着几十枚。想要糖果，她能找到一处撑着伞以免冬日阳光晒化糖的摊位。她的木屐破了，她可以从警务站的老人那里买一双新的。她需要一杯水、一条观赏金鱼、一套新刷子，她只要等上几分钟，就会有人送过来。在此期间，她会给朝圣路上的孩子施舍吗？她有多余的铜钱分给乞丐吗？她想听盲人乐师演奏歌曲吗？如果没有，她有旧衣服想卖吗？有废纸吗？她可以把它拿给留着奇怪发型的男人，他们从属于当地的流浪者群体。他们会把废纸卖给废纸贩子，后者经回收利用，把它做成纸巾再次卖给她。

人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工人们推着手推车，武士们拖着剑和矛去练武术，保姆们背着婴儿。孩子们头顶课桌去上课。女佣们为女主人携着包袱。就连收荒匠也拖着各种篮子，有些顶在杆子上，有些捆在屁股后。但常野什么也没带。她只有身上穿着的衣服，一朱金剩下的碎角子，还有要往哪儿去的模糊设想。

从神田到筑地的道路，要跨过日本桥川，这条河是主要商业区的南界，也是江户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在乡下，一条河最重要的地方在于水：它可能流淌得很慢，呈深褐色；也可能激流奔淌，清澈见底；它可能闻得到金属、泥土或雨水的味道；它可能一副要涌上河堤的样子，也可能是几缕细流，穿过宽阔的淤泥河床。但在这儿，尽管有了水，才有了河，甚至才有了整座城市（它把城堡的护城河、隅田川和大海连接了起来），但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喧嚣的人群里，谁也听不见水的流淌，闪闪发光的水面，几乎全为木船所覆盖。这些木船大多是要去全日本规模最大的早间鱼市。它们载着成堆的鱼虾贝类。河水不安地流淌着，一次又一次地顺着日本桥的桥桩上下起落，好像是要用力把木船们推搡到一边去。[见插图18(1)]

跨过日本桥，就像在爬一座拥挤的小山。[见插图18(2)]这座桥不仅仅是交通要道，也是做买卖、乞讨、行窃、用陌生口音紧急磋商之所。黝黑的农民静静地站在桥上，出售从村里带来的蔬菜。其余的人则匆匆而过。没有几个人停下脚步远眺全城，凝望远处将军的城堡；视线若朝着西南方向，晴朗的日子可以看到富士山；若向下俯瞰河岸，那儿的仓库露出白色的后墙，对着水面。

过了桥，对岸是些平民区，因建城之初分配至此的匠人群体而得名：木匠镇、檀香镇、榻榻米镇。它们早就演变成了普通的市中心街区。往南是南传马町，这里是最古老、名头也最响亮的平民住宅区之一，租金高昂，业主们肩负着向幕府提供驿马和搬运服务的繁重任务。街道通往京桥宽阔的广场，它原本是一道防火带，可如今，“临时”摊点已经变成了常驻摊位。走过京桥，就来到了江户建立在垃圾填埋场上的南界。建造江户时原本没有这地方。如今，这里是大领主们的仓库，在港口的白帆之上，可远眺到净土真宗庙宇建筑群筑地本愿寺的轮廓。

筑地本愿寺并非只有一座寺庙，而是围绕高耸大殿兴建的一大片宗教机构建筑群。主寺的住持拥有连幕府都眼红的庞大资源。上千家信徒组织供奉鸡蛋、蜡烛、鲜花和银钱。常野到来的前一年，京都净土真宗的西本愿寺长老拜访此地。在他的描述中，主寺仿佛盘旋在江户上空，与日常的商业面貌截然不同。他写到，在南边，他能看见品川驿站的屋顶和来来往往的船只。到了晚上，捕捞银鱼的渔民们放火照亮海浪。东边是房总半岛的远山，西边是富士山的峰顶，北边是江户城堡的白墙。而从街道上看，景色又大不一样。那儿有市集，在大殿投下的阴影里，成群的香客从一座座小庙里进进出出。

常野拜访的是其中一座叫“圆胜寺”(Enshōji)的庙宇。当时，这是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在大多数江户地图上都未曾出现。但常野知道这座寺庙，是因为义融曾和庙主通过信。她自我介绍是越后国林泉寺前任住持之女，请求帮助。她兴许希望庙主一家能给她提供住处，作为交换，她会帮忙做一些简单的庙务事宜，那是她在越后的家里早就熟悉的事情。然而，庙主建议她到往西几个街区的铁炮洲十轩町，去拜访她的姑姑三津(Mitsu)。一开始，常野没有想到这个主意，要么是因为她不知道姑姑住在那儿，要么是因为她觉得太尴尬不敢去拜访。但此刻，寺庙拒绝了她，她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常野朝着十轩町走去，这是江户边缘一个孤零零的多风狭长地带。与其说它属于江户，不如说它属于海湾。每当台风袭来，整个街区似乎都要被吞没。当地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是从海运船只上卸货，再把货物装到内河航道的小船上。常野的姑丈文七是十轩町的住户，兴许做着与航运贸易有关的事情。那儿几乎没有其他商店，只有一家办事处，来自偏远伊豆群岛的人们往此运送干鱼和海草。

常野在十月的最后一天前往姑丈文七的森田屋(Moritaya)。在江户待了近四个星期之后，她几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文七一定很难想象她居然是自己的亲戚。他分外震惊地写道，常野“衣不遮体”。常野从未到过江户，她家跟文七的妻子三津有血缘关系，而三津当时外出到江户城外的一座村里侍奉去了。故此，从文七的视角来看，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甚至可能从没听说过）的衣冠不整的女人出现在自己门外，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她跟几乎不认识的男子私奔，典当了所有衣物，独自一人游荡在江户寻找工作。他恐怕无法决定要怎么想。

在几天后写给义融的信里，文七对常野的故事做了一番毫不含糊的演绎：她被一个觊觎她家族财富的无赖男子引诱并抛弃。智鉴“道德败坏”，他的亲戚均为“恶人”。林泉寺应该预料会收到来自神田皆川町的信件，但他应该置之不理：那都是智鉴的亲戚们做的坏事。自然，义融也不应理会赎回常野当掉衣物的所有要求。事实上，除非再收到任何说明，义融不应该送任何东西给常野。与此同时，文七会全力相助，让常野安顿过冬。他和三津商量过了，三津答应去问问自己侍奉的那家人，能不能给常野安排合适的工作。

文七焦急地等待回音，但他的信，在近两个月里都未能到达林泉寺，这很少见。通常，信件只需要三四个星期就能翻过群山了。原来，文七的信经历了一场出乎意料的暴风雪。十一月初他寄出信件时，山上只积了一英尺厚的雪。越后的人们松了一口气，以为在经历了饥荒岁月可怕的严冬之后，总算可以稍作喘息了。但到了十一月底，雪终于下起来了，突然之间，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便肆虐了好几天。等雪终于停了，一切都被埋了个干干净净。据作家铃木牧之的报告，在石神地区内陆的一座小镇上，人们甚至无法进出自家的房子。文七的信只能等上一阵子了。

早在石神村开始下雪之前，义融就已经着手安排对付自己任性的妹妹了。到九月底，常野离开九天之后，他便要自己的内勤传八到幸笃家去看她，因为她离家的时间超过了预期。传八震惊地发现常野根本没去过幸笃家。幸笃也很困惑，但这时来了一位信差，带来了常野写的一封信，宣布自己要去江户。信是寄给常野的叔叔的，后者把信转给了幸笃，以为幸笃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常野的叔叔完全没有理会她附在信后的便笺，便笺上说，除了在江户的地址之外，不可将此事告知家中兄弟和母亲。实际上，他还把那张“机密”的字条也交了出去。）传八惊慌失措，把信带回林泉寺，并把前因后果告诉了义融。

义融是个死板的人，经常对别人的做法感到失望，但他也很敏感。女性常让他深感困惑，但他竭力想理解她们的动机。每当卷入争执，他会详尽地描述事情的另一面，就如同要对某种内在的公平感承担责任。常野的举动让他异常愤怒，尤其因为这是一种羞辱，在他灾难性的第一段婚姻破灭后，他对关于他持家无方的各类批评极为敏感。他完全清楚常野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她竟与陌生僧人私奔，吾家上下万万无法接受，”他写道，“她背叛家族，让我们在世人面前丧尽颜面……”但他又补充说：“她此前已婚，因所行自私而离异。此次瞒着所有人私奔，大概是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吧。”

义融想在江户找到常野，哪怕只为了核实她当真在那儿。但这是一件微妙且棘手的任务。他不能亲自去城里。他也许想到了姑姑三津和姑丈文七，但他似乎并未提前写信给他们。相反，他叫林泉寺的内勤传八写信给后者的一个亲戚矶贝安五郎，当时那人正在江户新桥区侍奉。安五郎是林泉寺的信众之一。在常野的第二次婚礼上，他还通过信差送来一份海鲷干作为贺礼。在常野的第三次婚礼上，他是到场的宾客之一。他母亲是林泉寺女眷会的骨干。换句话说，他是个能保守寺庙秘密、可以信赖的人。通过传八，义融请安五郎到皆川町去看看常野的情况，并及时汇报。义融强调说，此事务须谨慎。

同时，义融正准备跟父亲的亲戚——越后的井泽家族——进行一场丢人的面谈。通常，远亲无权干涉寺庙管理。但义融欠了他们的债：饥荒时节，他从他们那里借了200两金币来维持寺庙运转。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所有叫人蒙羞的细节，常野不光跑去了江户，而且身旁还跟着一名陌生男子。另外差不多糟糕的是，她典当了自己的所有物品。不出所料，井泽家族认为义融应该跟她恩断义绝。

义融写给常野的信开始得很唐突，甚至不曾礼貌地问一问她的健康：“已收到十月来信。”接着，他讲述了自己怎样得知常野逃跑的漫长故事，并最终对她的人品提出控诉：“你竟托词拜访幸笃，假道前往江户，可恶至极。弃两亲与手足，身为女子，何其自私可耻!我已向诸亲友道明实情，众人皆说这就是你的本性，应留你自生自灭。须知你此番行径，抛家弃庙，亦自绝于亲友与本村。你请家人代赎典当之物，断难从命。”义融笔下的“难”，是无意中透露的：他使用了一个汉语和日语混合语体下常见的动词结尾，大多用于人们拒绝不合理要求的时候。常野能够清楚地理解它，虽说她可能需要有人把较复杂的字眼大声读出来，并按正确的语序排列。

义融在信末引用了一句名言，出自儒家经典《孝经》中的一段话，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一启蒙就会阅读这部作品。他用汉语方块字把这句话写了出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他又说：“罔顾此道者，吾不言。”

常野兴许看过这段话，但她是否听出了哥哥的言外之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义融在信尾引用《孝经》里的话，既是在批评她的不孝行径，也是在提醒她照顾好自己，“不敢毁伤”“身体发肤”。义融很生气，但他是常野的哥哥，绝不会真正抛弃她。

等十一月底信到达的时候，常野做过的事早就远远超出了哥哥的建议。义融并不知道她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此前的几个星期，常野给过姑丈文七一套混乱的说法：典当了衣服，智鉴的“求婚”，惣八的冷遇，以及智鉴的离开。但她仍然坚称智鉴是自己的朋友。要等到好几个月之后，她才会改变故事的这部分说法，或者说，直到那时，她才终于向自己承认发生了什么。

姑丈文七光是听到这些，就已经吓坏了。他为常野准备了一套行装，包括她急需的衣服。她仍然只有一件长袍和一件外套。但文七有一个条件：她不能把任何东西带回她在皆川町租来的屋子去。

常野有两条出路：要么和文七待在一起，哪怕心里明明知道到了某一天，他就会把自己送回家；要么一无所有地回到皆川町的租屋去。在这个时候，她已经做出了自己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它远比大多数女性——甚至大多数人——做过的决定要重要。大多数人跟父母选中的伴侣结婚；接手家族的农场、生意或寺庙。她的兄弟姐妹，哪怕性格叛逆、脾气不好的，也都留守故乡，试图保住自己本就拥有的东西。常野屈从于姑丈傲慢的判断，接受他对自己故事的阐释，本来是件容易的事；她一点也不熟悉这座城市。让她的家人照料自己、给自己衣服穿、找一份体面的事情做，直到她平安回家，也算不上失败。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做。

但常野已经走得太远了，而且她也太过固执。如果她回到越后，家人只会又一次努力把她嫁出去。她年纪太大，不像妹妹清美和嫂子佐野那般幸运，成为寺庙的女主人，照料着孩子和祭坛；也不像她的小妹妹俊野，平静地生活在她丈夫的村子里。知道了她的过去，现在还有谁会娶她呢？她的出路并不比当初离家出走时更好。实际上，应该是更糟糕了才对。

在下町桥上那一天，常野已经做出了选择：智鉴邀请她一起到江户去，她答应了。她有遗憾——她承担了风险，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她仍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在越后没有未来。常野一无所有地离开了筑地。她留在了江户。不同寻常的事情注定要发生。

既然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常野必须去找工作，而且要快。她的钱已经用完了，还欠了甚助的债，要么是因为房租，要么是因为他借给她钱和用品来布置房间。问题在于，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她原以为自己可以去侍奉大名，“学习贵族望门礼仪习俗”。但她周围的男人知道得更清楚，这些职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它们需要面试和审核，竞争十分激烈。在江户的后巷里，野心勃勃的母亲们会用上好些年为女儿们将来的侍奉之路做准备。她们懂得，培训和自律可以让漂亮的女孩从租屋搬进望族府邸，她们会把宝贵的金币花在女儿的音乐、舞蹈和书法课上。如果筋疲力尽的女孩在漫长的一天后回家抱怨自己唱歌唱到声音嘶哑，手指因为弹三味线而长出老茧，她的母亲会催促她赶紧吃完晚饭就再去练习。她会提醒女儿，栽培得当的年轻女士无须把一辈子用在洗衣服上，也不用在尘土飞扬的租屋里经营小商店。她可以成为富商的外室，也可以做独立的艺伎养活自己。如果碰上最好的情况，她甚至可以成就一段美满姻缘。哪怕她变成了优雅的陌生人，为母亲粗俗的举止感到难堪，这一切的奋斗和牺牲也都值得。

常野可拼不过如此的专注。她根本不是娴熟的表演者，更糟糕的是，她连衣服都没有。在她最近的一封信中，她请求家人寄给她“坏腰带”、镜子、梳子、发夹、围裙和棉袍。但他们不跟她说话，什么东西也没送出来。她没有才华，不时髦，而且孤零零的一个人。米商惣八建议她去本地的职介所，有什么工作先干起来再说。

常野去了，表现得跟这个街区的其他任何女性一样。但唯一能做的工作是到几个街区外的一户武士府邸去做女佣。工作内容是单纯的家务劳动，毫无迷人色彩，跟她想象中一点也不一样。常野想要拒绝，职介所的人则坚持说，自己没有别的事情能推荐她做。“别无良策，”常野写道，“予心甚虑。”

大约在同一时间，常野接待了一位意外的访客——安五郎，林泉寺内勤传八的亲戚，义融派他来查看情况。常野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自己在石神村的小家庭，冬天待在江户，以侍奉为生。所以，她一到江户就向哥哥索要过此人的地址。但她从未收到回复。

看到安五郎，常野一定长出了一口气。在一座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城市，她终于见到了一位朋友。更妙的是，她的地位比他要高。虽说安五郎比常野略略年长，而且是有地位的已婚男性，但他一直听从自己家庭的吩咐。他理解她的身份地位和受过的教育。他知道她是什么人。兴许，安五郎能向中介解释一下，他提供的工作不合适。

如果常野这样想，那她就完全打错了算盘。安五郎的确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算不得久经世故。他写的是复杂难认的方块字，说话带有浓重的越后口音。在江户，他是一介普通仆从。但他了解这座城市，对常野的困境也有不同的看法。安五郎明白江户的劳动力市场有多无情。没错，地位仍然很重要。这兴许能从常野的举止和言语里表现出来。一旦人们意识到她是寺庙家庭的女儿，他们兴许会使用略微尊敬的语言，躬鞠得更深一些。但哪怕是最完美的血统也并非技能，没有当地的人脉和金钱支持，它并无太大意义。而常野两者皆无。

在这种情况下，安五郎很高兴听说职介所给她推荐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直接找到惣八，确认了这一安排；接着写信给常野的家人，宣布她的命运已安排妥当：十一月底，常野将开始做女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