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的十一月出奇地温和。沐浴在微弱的阳光下，日子一天天地流逝，地面从来不曾结冰。在越后生活了一辈子，在通常需要雪靴的季节却穿着平常的木屐走在泥泞的街道上，常野想必感到有些奇怪。她家乡来的人常常取笑江户人说，稍微下一点雪就大呼小叫。下雪而不必铲雪，外出赏雪就成了件轻松事。江户人还喜欢他们那针尖般细的小冰柱，细到用手指一戳就会断。铃木牧之写道，跟故乡的冰柱相比，它们“跟鸭屁一般不足为道”。

当然，他配得上把话说得如此浮夸：他是个穿着考究的商人，在江户的冬天，他正坐在著名作家书房的火盆旁。而对一名独居女性来说，要夸耀自己的坚强就难得多了，尤其是，此刻她正坐在四面通风的租屋里，眼睁睁地看着冬天袭来。常野知道，就算她想回家，现在也办不到了：冰雪已经掩埋了穿越山脉的道路。她不知道家里人还会不会写信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得到。她活了36岁，此前还从未一个人生活过。她有七个兄弟姐妹；还嫁了三任丈夫。就算在来江户的路上，也曾有智鉴在身旁作陪。房间的墙壁很薄，后巷又满满地住着人，所以租屋里始终有一种周遭有人的感觉，但他们都是陌生人。夜里，她因为感到恶心坐起身，拿出贵重的墨水和纸张，写信给有可能不会回信的家人。“我想离开这困窘的陋室，”她写道，“迫于现状，竟不能。”

可过不了多久，每天早晨，她将迈出租屋的门，走上一小段路前往武士居住的街区，进入江户的另一个新世界。

武士及其家人，大约占江户人口的一半。（见插图19）他们自称武者，凡男性都穿专门的武者服装：开衩的裤子，衣服上饰有家族徽记，腰间佩一长一短两把刀。他们会将头顶的毛发剃光，把剩下的头发编成油亮的顶髻。表面上，这么做是为了让战甲头盔能牢牢地固定住，但他们通常不戴帽子，要戴戴的也是锥形莎草帽。如果武士出现在仪式性场合，他们会排成军事阵列行进：队伍中级别最高的人骑在马上，周围是手持长矛、弓和旗帜的步兵。哪怕武士外出只是日常公务，地位较高者往往也带着侍从陪同。

但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战场上开过枪、拉过弓或挥过刀。德川幕府的和平给国家带来了稳定，但也剥夺了武士们通过战争证明自己的机会。他们告诉自己，也告诉彼此：他们的祖先曾英勇战斗。他们通过血统（有真也有假）证明这一点。他们聆听祖辈传下来的战争故事，在学校研习武艺。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要是受到召唤去保卫领土、家园或大名，他们会怎么做。所以，他们把刀擦得锃亮，故作姿态。他们渴望对充斥着银钱和生意的肮脏世界保持超然态度。在公众场合，面对陌生人，哪怕受到轻微的侮辱，他们也会竭力做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

在现实中，许多漫步在江户街头的武士，都一副笨手笨脚、土里土气、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们呆愣愣地看着城市的景色，在小吃摊上数着铜钱买零食，显得犹豫不决。这些人，来自各个藩国，江户人讥讽地叫他们“乡士”，还会模仿他们的乡巴佬行径。在任何时候，江户都有近20万此类武士，作战力量是1840年英国海军规模的五倍。他们手持战戟，扛着大名的轿子，从日本各地进军江户。幕府要求全国的大名每隔一年就驻扎在江户，以示对幕府的效忠。

这些普通乡村武士，住在大名府邸的营房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如果他们白天自行外出购物或观光，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就连常野在城里也比他们更自在。至少，她是自己想到江户来的，到这里待了三个星期之后，她就知道怎样住在廉价租屋里，支付房租、购买日用所需了。而这些人只是在执勤。他们效忠的主家提供从基本家具到大米配给的一切。他们不需要学习怎样在城市里独自生活，因为江户永远也不会是他们真正的家。

另一些武士就自信多了。他们是幕府将军的直属侍从，和侍奉大名的武士不同，他们组成了常备军，保卫江户城堡免受内外威胁。这支部队由大约5000名旗本封臣组成，他们通常是侍奉第一任德川幕府将军家臣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最早定居江户的武士，护城河对面高地上的良田，都分配给了他们。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他们最初定居的社区：番町、骏河和小石川。在他们级别之下的是大约2万名御家人。他们也是幕府将军的直接属臣，但他们没有到江户城亲自谒见幕府将军的特权，也没有资格在幕府中担任最高职位。他们的住所更小，也更分散。连同他们的家庭和仆人，旗本和御家人占了全部武士人口的一小半。

有些旗本在附近藩国有封地。一般来说，这些并非傲人的庞大产业，而是若干小村庄。旗本很少巡察自己的封地。如果他们还想跟这些领土有什么联系的话，他们会雇用村长的儿子当巡视，或者允许地位高的农民新年时前来拜贺。要不然，土地就只是他们的收入来源罢了。他们是城里人，江户生，江户长。

大多数旗本和御家人，是从将军设在浅草的粮仓里领取俸禄的。在那儿，一排排低矮的粮仓像锯齿一样伸向隅田川。日复一日，又长又平的运粮船停靠在粮仓运河上，把大米卸在幕府将军的土地上。每年送来的大米约有50万包。这笔容易失火的财产，放在戒备森严的粮仓里，周围全是水井和水槽。品质最高的大米，会送到幕府后宫的女官们手里；剩下的按地位高低分配给幕府将军的家臣：地位最高者，分到较好的大米；地位低的御家人，分到的大米就糟糕些。

一年里有三次，旗本和御家人会派平民代表，俗称禄米商人，到粮仓代自己领取俸禄。17世纪，政府发放薪俸的流程是这样的：粮仓外堆放着一大捆稻草。武士们来领取自己的配额时，先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接着把纸条用竹签戳着，扎进稻草包。粮仓的工人收集武士的名字，接着逐一点名，让其领走自己的份额。但幕府将军的家臣们像狗一样坐在粮仓前等着传唤给吃的，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他们开始雇用平民代为领取。禄米商人的生意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代领禄米。

但武士应该怎么处理成百上千捆的粮包呢？他和家人吃得很有限（粗略计算一下，一个人一年只吃得了一包米，哪怕这配给十分微薄）。武士真正需要的是现钱：用来购买酱油、清酒、木炭、蔬菜、味噌、服装、家具、盔甲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生活必需品。一旦脱离了土地，他们无法自己生产此类东西。于是，禄米商人们就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他们可以将禄米换为现金，同时收取少量的中介费用，旗本和御家人也不必自降身份去做买卖。相反，在发放禄米的那一天，他们到河边的茶室与禄米商人见面，收到扎得整整齐齐的金币，以及商人们感谢惠顾的奉承话。

不可避免的一点是，幕府将军的武士们花的比挣的多。这不仅仅是武士不知道如何理财的问题，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薪俸多多少少是固定的，只有获得特别任命的职位，才能挣到更多钱。但大多数日常必需品和服务的价格一直在上涨，随着农民们学会新的农业技术（使用肥料、作物轮耕和植物育种），水稻产量越来越高，其基准价值应声而落。如果将军的家臣们想要维持父辈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借贷。而这样的服务，禄米商人们很乐意提供。年复一年，禄米兑换的金币越来越少，江户的旗本和御家人发现自己深陷债务，而禄米商人，原本只是普通平民，如今却拥有了难以想象的财富。放债的商人拒绝当面会见武士债务人；他们待在粮仓大门旁的行会办公室里，处理米票，花大价钱给自己订午餐。（据说，他们每个月的午餐预算是每人100两——相当于低级旗本的年俸。）幕府意识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会发布全面的贷款宽免令。即便如此，在19世纪初，旗本欠禄米商人三倍于己年俸的钱，也是寻常之事。

高级旗本自有拿到报酬的方法。与幕府关系最密切的人，经常接受将军及家人慷慨的赏赐。井关隆子的丈夫是掌管幕府后宫女性事务的旗本，她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礼物：斜纹和服，叠在盒子里厚厚的长长的白色丝绸，漆制砚盒，各种各样的鱼和水果。一年秋天的月圆时节，幕府夫人“不光送来了红豆蒸米饭和传统辅料，还有水果、海鲷、虾、鲽，还有一大口柳条篮里装满了柿子和梨”。

但井关隆子的家庭只是少数的幸运儿：她家族的男人在幕府里担任显赫的职位，每年总共可领到大约1000石的禄米，外加各色礼物。大多数旗本每年的禄米不足200石，御家人更穷。这笔收入，对生活更加不稳定的小店主和租屋居民来说仍然令人羡慕。如果能拿到相当于低级旗本的薪水，常野会开心极了。她甚至能修得起房子，养活丈夫和孩子。但问题是，旗本们都负债累累，一直雇用仆人和家臣只是出于义务，不得已而为之。没有职务的旗本和御家人，会被分配到将军的后备部队，甚至必须向将军支付一笔费用，换取什么也不做的特权。

1849年，一位中等旗本的妻子，坦率地写下了在这种条件下的持家挑战。她告诉不熟悉这种艰苦生活的富农双亲：“我们已经很节俭了，甚至连旧衣服都打着补丁穿，却还得省出五名仆人的薪水。我们靠固定的禄米为生，付完日常生活的所有开支，哪怕什么都不吃，也只剩下一两百铢小银钱了。”至于最低阶的旗本，每年仅有百石禄米，境况就更加恶劣。他们被迫靠手工艺品来补充收入。他们制作毛笔、竹叉、发带、纸灯笼和木屐。有时，他们会种植杜鹃花和牵牛花，或是养殖金鱼和蟋蟀当成宠物贩卖。相较而言，常野在越后的家庭，严格来说地位虽然更低，但却从来无须依靠计件手工或养鱼来维持生计。要摆脱武士们所称的债务地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缩减开支，典当一切可以节省的资产，尽量裁减人手，向债权人恳求获得更低的利率，在方方面面量入为出；另一条路是增加家庭收入，让前途远大的儿子娶一个能带来一些钱的媳妇——尽管这对武士来说很困难。有时候，为富有的平民之女安排一场婚事很值得。如果常野住得离江户更近，或是家人里的武士朋友比僧侣更多一些，说不定这就是常野的命运了。有时，这对一个想要离开村子、获得更高地位的姑娘来说，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但对旗本来说，迎娶有钱媳妇的问题在于，它带来的金钱是一次性的。在幕府里获得职位晋升会更好，这样除了通常的禄米之外，还可获得一份职禄。最好的职位，也就是负责分配工作给其他武士。除此之外，便是涉及与富裕平民打交道的职位，也会带来收受礼物或贿赂的机会。

晋升并不容易。幕府将军的大多数家臣并未充分就业，每一个职位都等候着太多眼红的人。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根据能力来区分候选人，因为工作本身仅仅体现为仪式性质：要么充当侍从，站在江户城堡漂亮的房间里；要么做一个平常根本碰不到什么威胁的警卫；要么就是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庞大官僚机构里担任中层管理者。既然职位出现空缺的机会很少，高级官员便会在幕后安排自己心仪的人选。这些有权势的人很容易判断，因为他们的门前总挤满了失业的御家人。最绝望的人每天天一破晓就带着礼物和恭维话出现，希望自己的纪律性和持之以恒的态度能给上级留下印象。但通过这条途径找到工作，希望极为渺茫，如同“用灯芯钻空竹子”。

少数人尝试了更富创意的方法。以文才闻名的旗本根岸镇卫，从150石的微薄俸禄起家，逐步晋升到年俸1000石的町奉行。没人怀疑他能力超群，但这奇迹般的崛起也需要一种解释。日后有一位作家说，根岸镇卫靠着故意喝醉酒，踉踉跄跄地走到一位幕府家老的府邸，醉倒在排水沟里，竟然交上了好运。家老的一名部下发现了他，给了他一套换洗衣物。此后三年，根岸镇卫每年都去拜访他，向他表达谢意。最终，幕府家老注意到了他，给了他一个在自己身边侍奉的职位。而这个职位，便成了根岸镇卫开启辉煌事业的跳板。

其他没那么聪明或者没那么走运的旗本，则试图把自己的地位变成钱。身为武士，他们可以进入武器和盔甲的世界。一些人是自由从业的日本刀鉴定师，另一些人担任武术教练，教农民和市民的儿子柔道和骑术。由于地产是幕府赠与的，他们不必支付租金，所以他们尝试在产业上修建小房子出租以牟利。此举最终为官方所禁止，因为可能会惹来麻烦。1825年，一名旗本由于把自家产业出租给了非法妓院，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为解决现金流问题，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兵营，并雇了一名浪人武士来督管。房客里有一女人胆大妄为，勾搭了旗本的仆人合伙经营一家小妓院。起初，他们只雇了一名妓女，但后来生意兴隆，他们又雇了几名妓女，众多嫖客从旗本产业的侧门进进出出，根本没法忽视。这时，主事的女人和同伙把事情告知了旗本，并愿意出钱让主家保持沉默。因为有了额外收入，他松了一口气，接受了。但事与愿违，事情败露后，旗本被流放远岛。

如果说旗本的处境困难，旗本的次子或三子境况就更恶劣了。他没有指望能继承父亲的地位和俸禄，也没有家族产业可分，在这般局面下，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找贵人收养了。或许某个地方有位没有子嗣的旗本，兴许是这家人的远亲，想要找个有前途的继承人。又或者，旗本的女儿需要丈夫，而她的双亲又想要个女婿继承家族的姓氏。如果是这样，年轻的新郎便要搬到岳父母家居住，适应不同家族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姓氏，确保自己不会激怒妻子和她的家人。至少，最初的几年会很艰难，而且也无法保证成功。倒插门儿的女婿一旦离婚，继承权就被剥夺了。为了让日子好过些，结婚时最好带上足以买到第二、第三次机会的钱。可钱该从哪儿来呢？

有两件事对旗本的儿子们有利：他们的武士身份，以及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他们厚着脸皮尽情地利用这两者，竭尽所能地捞钱。有人甚至因为敲诈勒索而声名狼藉。19世纪50年代，一位旗本的次子诈骗了麹町商业区的一名当铺老板。次子出现在老板的店里，拿着一个用淡紫色丝绉和亮黄色棉布包裹着的泡桐木盒子。他说盒子里盛着一件稀世珍宝：两条活龙，一雄一雌，是朝廷为了报答他祖先的功绩而赏赐给他家族的。他说，这两条龙比幕府给自己家族授予封地时发布的文件更宝贵。但旗本家最近急需现金，所以他请求同一街区信誉卓著的当铺接受这份珍宝作为抵押品（当然要保密），发放借款。当铺老板的职员并不傻，他怀疑旗本之子在搞鬼，便坚持要按照店主的规定办事：先看东西，再写当票。旗本之子抗议说：“但你得明白，这些可是活生生的龙——一打开盒子，肯定就飞走了。”不管怎么说，店员仍然坚持要看，最终，旗本之子让步了。店员打开盒子的包装，挪开盖子，两只大蜥蜴跳了出来，转眼就跑得没了影子。旗本的儿子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他事先把蜥蜴饿了足足十天。但他摆出最庄重的样子，伸手拔出别在腰间的短剑，用非常正式的武士用语说道：“如我所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既然如此，我只能按规矩切腹谢罪了。”他站在原地，用刀刃顶着自己的腹部，直到职员大声呼救找人帮忙，当铺老板、女主人、另外几名职员和邻居全都跑了过来。当铺的邻居们也都是生意人，他们知道，如果一位旗本的儿子在当铺里自杀，店家绝无可能避过这桩丑闻，整个街区也会引起町奉行的注意，招致不愉快的后果。他们说服当铺老板向旗本之子支付500朱金赔罪。

另一位旗本的儿子胜小吉写了一本回忆录，详述了自己的“壮举”。他和常野同龄，而且，跟常野一样，到35岁上下时，已经历过了几种不同的生活。少年时代，他离家出走，有好几个月都在交通干道上流浪乞讨。他到渔船上做过工人，差一点被一户平民家庭收养。回到江户后，他向哥哥的掮客借了一小笔钱，到妓院里住了一个半月。而后，他成了自由从业的刀剑鉴定师，还学会了剑道。哪怕迎娶了一位体面的妻子之后，他仍跟一帮浪人剑客在江户游荡，靠赌博和勒索为生。

身为武士和男性，胜小吉具备好几项常野所没有的优势。他曾离开妻子好几个星期，在妓院里挥金如土，但从未承受离婚的耻辱。他的行为糟糕之至，父亲曾把他关在笼子里足足三年，但他也从未与父亲断绝关系。在大街上，他的江户口音和武艺都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他要么靠耍嘴皮子，要么靠打斗，便可从麻烦中脱身。如果一切都行不通，他可以去找剃头匠人，穿上正式的裙裤，召唤自己作为旗本之子与生俱来的权威。1839年冬天，常野坐在租屋里思考是否要去做用人时，胜小吉正在乡下为江户的地主东家筹款，此人是位挥霍无度、毫无常识的旗本。旗本封地上的农民拒绝给钱，胜小吉蛊惑、威胁、恫吓他们，直至后者屈服。他很快筹到了所需的资金，以英雄之姿凯旋。

胜小吉自己也承认，从幕府武士所秉持的价值观来看，他是个不够格的榜样。他既不诚实，也不勤奋，对主公没有忠诚感，甚至没有责任感，当然也不节俭。但他运气好。他42岁写下回忆录时，情不自禁地吹嘘自己的好运：“虽然一辈子沉溺于种种荒唐行径，但上天似乎不曾惩戒于我。”

1839年冬天，当常野准备去当用人、胜小吉蛊惑倒霉农民的时候，幕府的旗本只剩下不到30年的存在时间了。等他们的孙辈长大成人，这座城市就不再属于他们。它甚至不再叫作江户。但在1839年冬天，一切还没有人知道。直到20多年后，人们才能想象，有一天，江户城堡里的幕府统治终将结束。在此期间，必要的问题不能不处理。警卫必须配备，刀剑有待鉴定，贿赂不能不给，税款不得不收。要为不远的将来做好安排：儿子的婚事，冬末的大扫除，年度账目的结算。日常生活的琐事要逐一打理：柴火点起来，水罐要装满，每天晚上将榻榻米整理到一起，第二天早晨又挨个放置出来。有了差事不能不去奔波。女用人也不得不雇。

常野的雇主东家，是一位名叫松平友三郎的旗本。他要么非常幸运，要么风度非凡，要么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他还不到20岁，就已经得到了2000石的俸禄。这约等于700两金币，按大多数旗本的标准，这是一笔令人羡慕的可观财富。孩提时代，友三郎是幕府继承人德川家定的侍从，两人年龄相仿；1839年，友三郎又晋升为高级侍从。这并非一个专属岗位——约有100名高级侍卫为年轻的将军监管马夫，准备膳食，盘整头发，收拾衣物。话虽这么说，这仍然是一份薪水丰厚的肥缺，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直接与幕府将军交谈、获得其青睐的机会。

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武士，绝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对大多数江户居民来说，将军的城堡是一处陌生而神秘的空间。从常野居住的平民区眺望，城堡几不可见。一度高耸入云、俯瞰城市的主塔，多年前便遭烧毁，幕府以费用太高为由拒绝重建。没有了它，常野街区的居民只看得到城堡的防御工事：石头城墙、沉重的木门、雄伟的瞭望塔，以及两岸长满了青草的陡峭护城河。即便是在商业印刷的江户地图上，城堡几乎总是表示为一片空白，以示尊重。书面文件提到幕府时也会有类似的留白，暗示普通人碰到如此可怕的大人物时可能会感受到的踌躇。

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毕恭毕敬。1838年，江户城堡失火，平民消防队获允进入，他们偷走了每一样能找到的东西，还把小饰品带回家留作纪念。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很像是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幕府将军。将军的长相或声音如何，传言很多，但没人能确切说得出来。

觐见将军大人的特权，是为大名和旗本们保留的。每个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有资格觐见的人便受召集结到城堡里。他们华服盛装地骑马到来，身边是手持长矛、戟扛着沉重大箱子的侍从。（见插图20）出现在城堡大门入口处的队伍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成了吸引游客的观光景点，但它的用意是让世人见识将军的实力，而非给将军本人留下什么印象。受召前来者只能带上最少的随从，步行进入城堡之内。马匹和其余人等要在大门前的广场上等候好几个小时，在町奉行所官员的监督下打发时间。这名官员驻扎在此的目的是避免无聊的侍从们打架斗殴。

与此同时，大名和旗本进入大殿，按等级就座，最重要的人离将军最近。光是有一套房间能容纳所有人这一点，就足以叫人叹服了。这表明将军拥有江户最奢华的东西：空间。大殿有数十张榻榻米垫子，可供上百人使用，墙上的绘画展示的是金色叶片映衬下的松树与河流的广袤风景。成群的鸟儿凝固在飞行姿态，每一根羽毛和喙都画得栩栩如生。

出席人员同样经过了精心安排，以免显得格格不入。哪怕是在普通的日子，要进入这令人敬畏的城堡空间里一个不太重要的小房间，武士们也务必谨慎着装。凡事都有规矩。人们只能在冬天穿袜子；如果有人想在夏天穿袜子，必须以患有慢性脚冷症为由请求例外恩准。剃发也是必需之事（只有一个人曾因为头冷而请求开恩免于剃发——但实际上他是想要遮挡脑袋上一块难看的大疤痕）。此外还必须梳好顶髻，这对秃头的人来说是件麻烦事。他们只能去买假顶髻粘在头上。将军出现时，就座的武士们向他鞠躬，他们的顶髻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墨水画的记号，在剃光的头顶上格外扎眼。

哪怕是在普通的工作日，江户城堡里也随处保持着繁多的礼节和仪式。例如，每年十一月初，幕府将军会举行一场仪式，在当年冬天第一次点燃火盆。这件事安排在日历上冬季开始的日子。如果天气提前变冷，所有的人就只能忍受严寒了。上厕所也是个问题。在仪式性场合，男性都穿着正式的长袖罩裙，在城堡狭小的厕所里，几乎不可能把所有该脱的外衣脱掉，当然更不可以在将军的花园里脱了衣服小便。大名和将军本人会有侍从手持铜制尿壶在一旁侍候。只要稍微松开几条捆绑的带子，便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外袍的缝隙里插进去，巧妙地解决问题。但旗本进入城堡时没有侍从，就没有排解之法了。仪式举行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尽量少喝水，接着咬紧牙关硬挺到能够更换衣物的时候。

和其他在幕府将军手下侍奉的武士一样，松平友三郎早已习惯了正式的礼节和高度复杂的流程。他知道怎样忍受严寒酷暑，怎样弯下腰深深鞠躬，怎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纹丝不动，直到膝盖酸痛，双脚麻木。然而，时不时地，一些蛛丝马迹会透露出不受武士纪律控制的杂乱现实。偶尔，有人失去理智，提高嗓门儿；更偶尔地，还会有人打架。有时，用胶水粘好的假顶髻从一名年长武士的头上滑落，“砰”的一声掉在地上，令人尴尬。而且，尽管所有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按传言所说，城堡主楼里的小便池是全江户最恶心的。

友三郎的府邸就在城堡外面，位于神田门的另一侧。他的土地，是祖先从先代幕府将军那里册封所得，面积相当小。这当然与他的收入和地位并不相称。然而，旗本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哪怕只是在同一街区寻找新的住处，也要令人沮丧地花上许多年，提交大量文书等待批准。他们必须向幕府申报，并找到合适的土地。由于江户早就人满为患，等待更换住处的旗本名单，可能已经累积了十年之久。1824年刚放出了一块新地，就有11户旗本家族试图对它提出要求。

面积虽不尽如人意，好在友三郎的府邸位于有名的骏河台街区，此地住着250多名旗本及其家人。江户的地图用狭长的小字逐一列出了他们的名字，整个街区都是代表武士土地的纯白色。骏河台与常野所住的神田区相邻，但两个地区截然不同。神田的大街拥挤嘈杂，骏河台的大街空旷安静。没有卖凉鞋、卖蛋糕的临时摊位，也没有吵吵嚷嚷的小贩。骏河台的武士宅邸全都包裹在围墙里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偶尔，一棵长满节疤的树会探出枝丫，越过围墙，让叶子落在泥土里。树干长在府邸里，属于拥有此处的武士。而树枝悬垂在道路上，道路又属于某种“无主之地”，那么，要是树枝掉下来砸到人（或是有人用树枝上吊），那就少不了惹上官司，招来数不清的文书工作了。

即使是在友三郎相对狭小的院落里，也有着常野在神田任何一个平民区都见不着的更多阳光和空间。大门离街道隔着一段距离，门一开便会走进种满树木的院子。院里伸出一条小路，通往主接待区。这里是旗本处理信件、招待客人的地方，它兴许位于一连串首尾相接的房间当中：每一间房都很大，六叠甚至十叠。常野做事的地方不在那儿。府邸外围的建筑，也是外人的地界：那里住着友三郎的侍从，包括管家、勤务兵，以及常野没法区分的其他各类武士。他们中有些人钱很少（薪俸极低），但仍然跟在神田的小巷里大声叫卖的小贩、计件工人、店主和流浪汉完全不同。他们不光穿着制服，梳着顶髻；而且彼此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举止恭顺有礼。友三郎家有一种常野在自己乡下家里熟悉的秩序感，只不过也有陌生的地方：家徽、佩刀、用江户口音所说的正式用语。

常野工作的地方在府邸的内宅区，需要从一个单独的入口进去。内宅里有一部分是友三郎的生活区，其余的则是家中女眷和孩子的生活区。人们在这里完成日常生活的许多琐碎事务：读书，呵斥孩子，缝制和服与围裙，安排差事和出行。在普通的武士家里，家里的男女主人跟用人们一同做事。房子的女主人会花大部分时间缝补、织布、纺纱和洗衣服，并跟一两名女仆分担烹饪和清洁事务。她的丈夫，以及男主人的用人和家臣帮忙从事较重的房屋清洁和修理工作。低级别的武士，哪怕是一家之主，也挣不到足够的钱，可让自己免于从事家务劳动。但旗本不一样，在年俸700两金币的家庭里，空闲也多得多。女眷们不需要亲手缝制衣物（甚至根本不必穿自家缝制的衣物），也有更多的钱用来雇女佣。

作为杂役女佣，常野兴许无须做饭或缝纫：烹饪之事会交给一名薪水更高的用人，大多是男性；此外，尽管常野会缝纫，但友三郎一家雇用她并不是要她做裁缝。相反，她是要侍奉友三郎家里的九名女眷——可能是他的母亲和妻子，说不定还有祖母，友三郎的一名或多名姐妹，几名贴身内侍或者级别更高的用人。这样的工人比率并不理想。常野习惯做家务，但她一直属于雇用仆人的阶层。她自己从来就不是用人。女眷们的要求极为苛刻，她几乎穷于应付。她写信给哥哥幸笃：“6点一过我就起床，为5个不同房间生火，准备洗澡水。接着我打扫几个小房间，清理9名女眷的寝具，打满5个房间的水壶。再接着我收拾女主人的盘子，整理家具，打理9名女眷的东西，帮忙收拾。”这更像是经营一家旅店，而不是在富裕农家或者香火鼎盛的寺庙里当女主人。

如果常野是在更朴素的武士家庭工作，从某些方面而言，她的日子兴许会过得更轻松。普通武士的女佣会做大量工作：除了轻体力的清洁外，她们还做饭、洗衣服、跑腿、纺线、帮忙照顾婴儿、陪同家里的女眷外出。但至少，她们的每一天都过得不一样。常野同样繁忙，但她的任务范围小，而且，每一件事都要重复九次。她是个低级女佣，什么事都要负责，女主人们的每一个要求，她都不能拒绝。她的年薪相对较低，只有两枚小判。她听说自己的前任们都没干多久就辞职了，还抱怨上了职介所的当，她并不感到惊讶。常野常常要在友三郎的府邸待到半夜，由于没有换洗衣物和夹棉外袍，她冻得够呛。

一天夜里，她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租屋，给幸笃写信（义融仍然没给她回信）：“工作艰难，手脚都酸麻了。我在那里干了四五天，实在太过辛苦，想要休息，便请了假。”但她也承认，有一些意外之喜的时候。当她最终忍无可忍的时候，其他用人们都报以同情。她们借给她一床被单，女主人给了她一张床垫，让她带回自己的房间。“我孤身来到此地，”她写道，“受许多人的帮助，安顿了下来。”然而，这种善意本身带来了羁绊。受人恩惠，便意味着欠下一笔人情债，而她又无力偿还。“我想告休一段时间，”她写道，“但我现在为他们所有人工作，人人都对我友善，我别无他法，只能继续照料他们。”她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效法前任，一旦时机到来便直接走人。

这是一招常用的手法，而且不难实现。用人们会告诉主人自己要到另一个地方的大神社（比如伊势或者金刀比罗）去参拜，接着便偷偷寻找另外的东家。与常野同时代的江户作家曲亭马琴抱怨说，自己一年里换了七任女佣。局面糟糕到一贯注重提倡忠义美德的幕府，竟然表彰了江户少有的一名长年侍奉同一位主家的仆人。常野抵达江户的前一年，町奉行推荐了一个名叫健次郎(Kenjirō)的男子，他为内藤新宿邮局附近的一位药剂师工作。町奉行写道，健次郎少年时便在此侍奉，很快便因勤奋受到好评。即便药店生意兴隆（部分原因跟他的努力分不开），他仍每天穿着简陋的木屐，熬更守夜地在药店配药。效劳契约到期以后，他拒收薪酬，留下来照料主人生病的妻子。他或许期待从主人那里得到些额外的安排作为回报，但主人心中另有打算，收养了一名继子，与自家女儿结婚并经营药店。即便如此，健次郎并未耿耿于怀。

健次郎因自己的德行得到了五枚银币的奖励，但大多数江户人无意效法他的忠心。常野也不例外。她已经抛弃了三段婚姻、一个家庭、一座村庄，甚至自己家乡所在的整整一个令制国。虽说接受了善意的话语和借来的床具，但她心里也自有一番打算。旗本毫无疑问是能照管好自己的。

最终，常野留在这户人家侍奉了几个星期，仅仅足够她了解其他仆人的名字和家里女主人们的偏好，认得出几个卖豆腐和木炭的小贩。她兴许逐渐习惯了每天轮流收拾家具和被褥，但永远也受不惯清晨的寒意。晚上，她摸黑走回到皆川町，连夜里摆摊的小贩们都早已收拾好了摊点。进入街区的大门紧闭着，守卫们在岗亭里半睡半醒。有几个小时，她所住的城市一角几乎安静了下来。回到租屋，她仍然没有换洗的衣服，便用借来的被单把自己裹起来，蜷缩进借来的榻榻米里。

那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仲冬，终于下了一点雪。那只是飘下了几抹毛毛雪，按越后的标准，连雪都算不上，但江户的人们似乎认为这是一场盛事。雪在地上一夜未融，在庭院的小径上留下白色痕迹，人们竞相议论。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的第一天，一场狂风席卷全城，当晚发生了常野在江户时的第一场大火。火情始于江户城堡另一侧的四谷，并未到达神田，但人人都很亢奋。离皆川町几条街之外的地方，町名主斋藤月岑冲进办公室，确保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总有一天，松平友三郎的府邸也将失火。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灾难：没有人认为江户的建筑能够持久。他们认为，能够留存下来的，是这座城市的制度架构；是旗本的概念，而不是旗本本人；是幕府的概念，而不是将军本人。同样的道理，如果女佣不干了，友三郎家也有再雇一名女佣的能力。这套结构体系，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幕府在江户的中心，武士在护城河周围，兵丁们在王国的腹地。他们怎么能预料到呢？躲不过的大难尚在大洋彼岸陌生男人们拟订的计划之中，而这些计划，就跟新女仆的打算一样无法预测。稳定的日子还能持续一段时间：旗本们继续专注地处理家务，时不时地停下来，赞美点评一下这个温暖而宁静、根本算不上冬天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