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第一天吉祥，第二天有趣。在江户，人们这样评价这个节日，不管是本地人还是移民，全都热切地期待着它。（见插图21）十二月最后一天是个忙碌得令人狂乱的日子，因为根据长久以来的传统，一年中所有的欠款必须在午夜前结清。商店敞开大门，竖起大大的招牌和灯笼，好让债主能找上门来。店主们坐在桌前开出收条，让其他商店的店员等着自己的款项从江户城各地收回来。整整一天，焦急不安的年轻人在街道上跑来跑去，冲进欠自家主人钱的商店，带着现金匆匆赶回，接着又出发去结算其他账目。午夜时分，最后一道钟声敲响，店主不再催收剩下的欠款，结转未付余额，合上账簿。接下来，就是新年大扫除的时候了。由于新年第一天破晓之后打扫不吉利（有可能无意间扫掉这一整年的好运气），所以，事情必须在晚上做完。黎明之前，清洁打扫结束，人人前往澡堂（在这一天，澡堂会为疲惫不堪的店主和雇员开到很晚）。早晨，他们沉沉睡去。招牌放下，用纸带扎好，店门紧闭。就连菜市和鱼市都歇业了。这是一年里唯一一个所有人都放假的日子。

商人们熟睡的时候，小街上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放起动物形状的风筝，手执色彩鲜艳的板羽球拍和毽子。而主干道则属于武士们的队伍。最高级别的武士之家，一大早就派代表团到城堡向将军贺喜。他们走过的街区空无一人，难以辨认——成群结队的小贩消失了，摊贩的摊位也清理一空。高大的松枝支撑着店面，用稻草挂着纸质装饰品。街道干净多了，看上去甚至更宽敞了。球板击打毽子的撞击声、孩子们欢快的叫声、马蹄和木屐在冰冷街道上的踩踏声，取代了寻常可闻的叫卖声。

第二天，成年人倾巢而出。一大早，他们就去拥挤的理发店给头发上油、定型，把胡子和额头刮干净。接着，他们穿着崭新硬挺、一动起来甚至噼啪作响的和服和罩衣，去给客户和邻居拜年。女佣们的母亲冒昧地走出租屋，到大户人家去给女儿们的东家拜年。歌舞伎演员们坐着轿子在城市中穿梭，拜访茶馆、老主顾和老师，请求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多加关照。

新年第二天的早晨，旗本松平友三郎前往江户城堡；他的地位还不够高，没资格参加第一天的游行。他家里的男男女女忙着为主人觐见幕府将军做准备，没有太多时间来庆祝节日。即使是在新年的第一天，其他人正在沉睡或爬上骏河台的山坡看日出时，他们也应该表现出忠诚。在旗本的府邸，按照习俗，家庭成员要按等级顺序在院子里集合。侍从们都穿着正式的制服，外面罩有印着家徽的无袖套裙。女人们，甚至是用人们，都按照格外正式的场合礼仪，把头发扎成分段的长马尾。人们鞠躬问安，在新年里侍奉主家。

住在城市另一边的常野，很高兴自己不在其间。

常野仍然是一名女佣，但她已经告别了神田那可怜的房间。她找到了一位新主人，这户人家异常富有，花了300两金币为自己的新妾室（一名京都艺伎）翻新了一套新房间。房屋仍在修建，但规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将有一间专用的茶室，全部采用浅绿色装饰。常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给义融和母亲写信了，她知道自己被逐出了家门，但这条消息，她克制不住地想要与亲人分享：到达江户九个月后，她终于得偿所愿。

常野的新地址在住吉町，位于戏院区中央。她所住的街区，一度是条烟花巷；现在，这个街区的主要街道名为“人偶街”，因为许多人偶制造商和卖家都住在这里。穿着精致刺绣长袍的人偶撑在店铺里、摊位上，一看就是昂贵的玩具。（见插图22）但在江户广受欢迎的木偶戏舞台上，它们出奇地栩栩如生。在默不作声的操纵师引导下，它们的小手（木工雕刻而成）能展开信件、提起灯笼，无力的肢体会因为发笑和愤怒而颤抖。它们哭泣时，会把闪亮的黑色假发垂到袖子上，一动不动的脸上似乎也充满了生气。

江户的三家主要歌舞伎戏院就在人偶街的对面。它们都涂着艳丽的颜色，挂着成串的灯笼，并装饰着巨大的木制招牌和真人大小的戏剧性场面绘画。戏院里闷热而拥挤。天花板上挂着几十盏灯笼，观众挤在舞台下面的榻榻米上，塞满二楼的楼座。戏院里最好的位置，紧靠一条狭窄的木制T型台，主演们便从这里出场。他们出现在大厅的后面，穿过人群，在灯笼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离观众近得几乎可以摸到。一上了台，他们便在鼓、弦乐和呜咽的笛子伴奏下载歌载舞。狮子甩动着长长的金毛，傲慢的年轻武士跺着脚夸耀自己的力量，英雄们优雅地挥舞着硕大的剑，击败敌人。美丽的女性（几乎总是由男人扮演）调情、舞蹈、哭泣。她们的脸上着彩妆，戴着浓密的假发，比画着妩媚的精致手势，比观众里的任何人都更具魅力（见插图23、24）。

舞台下，戏院区会忙碌到夜幕低垂，按照规定，观众必须在此时离开该地区，街区的大门合上。在大型歌舞伎演出的日子里，呼唤观众进入戏院的鼓声凌晨4点就响起，第一轮表演（喜剧短剧和舞蹈）黎明前开始。戏剧全天连续不断地上演，一幕又一幕，一出接一出，闲逛的路人和观众顺着人偶街川流不息，挤进这个人头攒动的街区。（见插图25）

在住吉町，常野离戏院近得能听到戏台上的喧嚣。她所在街区的商店出售与舞台相关的产品。有能让头发锃亮的发油，让肤色白皙的粉底，让嘴唇鲜艳欲滴的朱砂。一些包装用著名演员的名字打起了品牌。

常野买了几样自己无力抵挡的东西。她给嫂子佐野送去了发油。“江户最好的。”她说。她送给八岁的侄子辉白(Kihaku)一块手帕、几片烤海草（见插图26），送给母亲一样更奇异的东西——一枚银币，这是她向主人要的，主人也给了她。这是一枚“大黑”(Daikoku)币，币面上印着一尊大黑天笑脸财神。不过，这也是一个只有江户人才知道的笑话，是个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大黑常是(Daikoku Jōze)是江户造币厂负责官员的名字。他跟神明毫无关系，但一枚银币却是快乐的源泉，不是吗？常野努力偿还一些债务，至少，还掉那些可以用钱偿还的。她给前租屋家守甚助三朱金，给了林泉寺信徒安五郎(Yasugorō)100文铜板，充作他替她带来礼物和信件的报酬。但常野仍然欠安五郎500文，而且，住在江户的费用高得吓人。每一个茶碗、每一双筷子，她都得自己花钱买。她设法买了一个枕头和一双鞋，但还穿着自己从越后一路穿来的黑色和服和外套，每当她在街上碰到认识的人，都会感到尴尬。她叔叔要是能把欠她的三枚小判寄来就好了，这样她就能添置新衣服，也有足够的钱享受安顿下来的新环境了。

老实说，大戏院的一张票，兴许远远超出常野的负担能力。一个靠近舞台的包厢要花一枚半小判，几乎相当于普通女佣半年的薪水，就连后排最高处的廉价座位，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报酬。不过，小戏院靠近舞台边的位置，站票，只需要几碗面条的钱就能买到。寺庙的空地上总有演出，非正式的街头表演就更多了。有时候，出演的甚至是同一批演员。

如果常野能买上一张票，她就能进入一个更明亮、更喧嚣、更迷人的世界，她可以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沉醉其中，直到表演结束。但这样一来，江户的其余地方就相形见绌了。武阳隐士说过，歌舞伎让女性与现实脱节。“只要看过一次戏，女人就会沉迷此道，甚至愿意拿一天三顿饭的钱来换取再看一遍的机会，”他写道，“年轻女子去戏院，会被彻底迷住。”幸运的是，有一些不必花太多钱就能沉迷戏院的办法。常野可以在澡堂和街角的海报前逗留，观看当季戏剧的插画，在演职人员表里寻找自己最喜爱演员的名字。听到小巷里有兜售戏单的叫卖声，她可以跑出去买上一份。刚从木版印刷机上取下，戏单散发着廉价墨水的味道——一种发酵的柿子汁和菜籽油烟灰混合的味道，一种新品季的浓烈酸味。她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戏单，也可以翻看邻居们传阅的戏单。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在墙上贴一张，每天晚上临睡前看一看，沉入梦乡，梦见那些以粗体字印刷的名角，以及那些用小字印出艺名的后起新秀。

而最如雷贯耳的一个名字——半四郎，却并未出现在任何一张戏单上。五代目岩井半四郎因扮演肆意妄为的天真少女而出名，但后来转而扮演恶毒的反派女性角色，多年来使用新艺名登台演出。（见插图27）但在戏剧业内，“岩井半四郎”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东京之外的其他地方也很有名，艺伎会从这个名字里借用一部分，作为自己的从业绰号。女性会穿一种叫作“半四郎”的木屐，它底部有小凹槽，很像他在舞台上穿的鞋子。就连关心戏院消息的越后人也知道半四郎这个名字；他们兴许看过他演出的印刷广告，在广告里，他总是穿着全套演出服，看上去妩媚动人。在离家出走之前，常野也许看过半四郎的海报，认为它代表了自己永远无法得到的一切：时尚、精致、江户。但如今，一切看起来很熟悉，像是能得到了。她甚至在给家里的信上随意地写出这个名字，“半四郎”，连姓氏都不署，如同那是她认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她差不多算是认识。她自豪地告诉家人，她就住在他的房子里。

公允地说，那不是他的主要宅邸，他也不住在那里。不管五代目岩井半四郎住在哪里，那都定然是个更豪华的地方。常野住的地方更朴素，是半四郎在住吉町的“别院”。半四郎的儿子一直住在这里，直至意外身故。现在，常野的新主人为自己的妾室租下了它。兴许他认为这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身为艺伎，她自己也是艺术家，而且她来自以精致闻名的城市京都。它的确给常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话说回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数目巨大的花销、发油，还有食物。

常野认为江户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美味。在北方农村生活了半辈子之后，她不禁感到难以承受：城里的餐馆像稻田里的杂草一般，遍地丛生。19世纪30年代，江户的家守仅在大街上就数出了近7000家现成食物和餐点的摊档。他们没法把每一条后巷的小贩、流动摊位和临时摊点都计算在内，因为他们无处不在，摇着叮当作响的铃铛，唱着哀婉的旋律，提供热腾腾的饺子和冷豆腐。至于家守们设法数过的商店，大部分卖的是一口就能吞下的糖果和小吃，或是用来配清酒的蒸鱼，超过700家店铺出售乌冬面或者荞麦面。面条一直是江户的特色食品，人们对面条酱汁的浓淡、该吃多快、嚼头怎样，一直都争论不休。真正的美食家坚称，等大多数寻常小店关门之后，从一家不知名的“夜猫子”摊点里买到，并站在档口当场吸溜的面条，味道最美。他们对寿司的讨论没这么深入。常野到达江户的十多年前，生鱼片手卷寿司才首次出现。尽管如此，它日益受到欢迎，尤其是在夏天，它可以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小吃。煮熟的虾和金枪鱼，只需要几枚铜板就能买到（鸡蛋虽说也是道美味，价格却贵了一倍）。

江户的正式餐馆远非常野所能负担，但她的新东家对其中一些可能很熟悉。在私密的房间和庭院里，商人、幕府官员和大名代表们聚在一起参加奢华的宴会，闪闪发光的托盘上送进一轮又一轮的菜品。人们说，在城里最时髦的餐馆“八百善”，厨师用甜米酒来洗萝卜，哪怕是土豆、泡菜和茶等普通菜品，也都按照严格的规范预备。名厨就像自诩参悟了格斗秘籍的剑客一般，性格激烈，自视甚高。他们用夸张的标题写出畅销的菜谱：《诸国名产萝卜料理秘传书》(Secret Digest of Exceptional Radish Dishes Throughout the Land)、《芋百珍》(One Hundred Tricks with Sweet Potato)和《料理预备及刀工秘传》(The Digest of Secret Transmissions on Correct Food Preparation and Cutting)。（见插图28）

但即使是在出名的餐馆，食物往往也不是最大的卖点。少不了会请来艺伎唱歌、跳舞、陪玩酒戏；常野的主人跟自己的新妾室，说不定就是这么相遇的。有时，餐馆是进行高度概念性艺术表演的场所，名演员和名画家会在那里进行不同寻常或不同流派的表演。书法家会以最快的速度为数十柄扇面题字；演员也要吟诗。名画家参加疯狂的竞赛，双手同时作画，甚至倒立作画。早就因《神奈川冲浪里》出了大名的老画家葛饰北斋经常出现在这类宴会上，虽然他说自己很久之前已对此感到厌倦，但和所有人一样，他需要钱。

常野的日常生活并不光鲜亮丽，但比在旗本府邸里打扫榻榻米、给水壶挨个儿灌水的几个星期要好。她为主人的新茶室备茶，这件事，她多少知道一点。尽管她家的物品清单里没有提及任何茶具，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理应熟悉跟茶相关的基本知识。她还做些跑腿工作（这是人人都能做的事），其余时间用来做针线活儿。她甚至为主人缝制了一件很难做的加厚丝绸绉纱长袍。缝纫是她引以为傲的手艺，她很庆幸自己长于此道。会做针线活儿的女佣比不会的女佣挣得多，有时甚至挣得跟做随从的武士一样多。

常野让母亲从家里给自己寄一把尺子来，虽然在江户买一把新的尺子很容易。或许那把尺子是她用着最称手的，或许只是因为熟悉它。不管置身何处，针线活儿的例行仪式都是一样的：挑开细密的针脚，锋利的刀子裁开丝绸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很久以前，她跟母亲和妹妹清美一起练习，在庭院里堆满大雪的漫长冬天，靠这打发时间。她一直在为不同的生活做准备。她一定想过，有一天，她会教女儿怎样缝纫。

虽然没能如愿，但仍有理由心存感恩。戏院区传来了鼓声。叫卖蔬菜的小贩已经把菜切好，方便下锅。人偶们摇晃着木制的小脑袋。茶室布置优雅，她的地址上有着显赫的主家名字。她手里攒下了硬邦邦的银两。

还有，越后那些头发稀疏、大嗓门儿的讨厌老头子，没有一个成为她的丈夫。

从冬天直到春天，常野都要直面其他人有衣服可以换洗这件事。哪怕是在隆冬，阳光明媚的日子，后巷里也挂满了长袍、罩衣和样式各异的内衣。和服是分成一段一段晾晒的，它拆解开来，等晾干了再重新组装；罩衣用衣架撑起，宽大的袖子伸展着，在寒风里微微飘动。直到春末，花园里的盆栽开花之前，它们是灰尘扑扑的小巷里唯一的彩色斑点。大部分洗干净的衣服是条纹或花卉图案的棉布衣服，有的褪色了，有的衣角已经磨损。但也有少数丝绸衣物。按照十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上所说，服装的标准正不断提高：“过去，除了武士，农村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拥有一件加贺丝绸制成的条纹或带图案的外套。但现在，哪怕是后巷匠人，也无人不有。”这个说法太过夸张了。比如常野就没有加贺丝绸衣物。但这些挂着晾晒的衣服，仍然是一连串惊人的展示：每一件衣服都宣告有人拥有一样常野还不曾拥有的小小奢侈品——额外的换洗衣物，洗了一套还有另一套可以换。

与此同时，全彩印刷的匿名美女画像和歌舞伎表演广告，让常野知道了这座城市最时髦的人穿些什么。诚然，很多戏剧与历史人物有关，中世纪的武士服装也不在讨论之列。但其他戏剧是以当代女性为原型来塑造角色的：艺伎和店主的女儿。常野可以研究图案的形状、衣领的起伏、腰带的确切折痕、木屐的高度，并依靠直觉判断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里会流行些什么。一些舞台画像已经开始创造时尚史了：五代目市川团十郎的女佣角色，掀起了一股名为“团十郎茶”(Danjurō brown)的颜色风潮；佐野川市松扮演一名在劫难逃的年轻情人，他的表演引发了对黑白格“市松纹样”的狂热。五代目半四郎也有自己的纹样：半四郎方点，这种图案看起来像是麻花叶子首尾相扣。如果常野看过1840年1月的一份印刷广告，就能看到了不起的演员尾上荣三郎打扮成艺伎的样子。他裹着带紫色、橙色和绿色格子的罩衣，穿着缀有白色斑点的浅红色衬裙。

常野的黑衣服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不显脏，但很惨的是，她太不合乎时尚了。如果她还有别的罩衣和外套，是可以拿去交换的。哪怕是高级武士也习惯了光顾城里的当铺，那里卖的漂亮衣服价格相当优惠。就连全身是洞、几乎没法穿的衣服，也能找到买家。总有捡破烂的背着不成形的肮脏包袱走街串巷，他们什么都愿意收。常野绝不会想从他们手里买东西，但他们本来也不卖：他们会把当天收到的旧货送到神田川沿岸的货摊，破衣服会在那里洗干净了再卖。这是一座廉价旧货市场，休闲购物者可以很方便地买到东西，但对习惯了漂亮东西的常野来说还不太够档次。

离人偶街只有几条街的富泽町(Tomizawa-chō)，有一座出名的二手服装市场。这个地区得名自17世纪初的大盗鸢泽半藏（此为音译，Tobizawa Kanzō），只是发音略有不同。鸢泽半藏被捕后有可能被处以死刑，为求保命，他跟幕府做了一笔交易：幕府赦免他，条件是他得从事合法职业，做二手服装买卖，并留心通过这条渠道处理赃物的其他窃贼。在他的同名市场里，收购相对高质量服装的经销商，会碰到购买并转售它们的掮客。有些东西会卖给江户的服装贩子，他们与拾荒匠恰好相反，肩上挑着挂有二手衣物的竹竿走街串巷。其他衣物会出售到东北诸省的商户，那里的农民渴望购买江户淘汰的废旧物什。常野家乡的一些邻居说不定就穿过来自富泽町的二手衣服。常野从前总是比他们穿得好得多，但眼下，她甚至没钱穿得足够暖和。她恳求哥哥幸笃：“我其余的好东西都不需要。只是，求你，求你把我的厚外套和两件旧棉袍送来给我顶顶寒吧。”她还向母亲索要一条围裙、一面镜子、一只发夹和一把梳子，这样就能好好梳头了。

至少，常野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赤贫者长期承受着衣物不足之苦，一些家庭的外衣比人丁还少。幕府甚至赞许过德行高尚的女儿在严冬不穿衣服，好让父母有长袍穿。与此同时，体力劳动者（以男性为主）习惯了近乎赤裸地干活儿。他们买不起衣服，而且做的工作也不需要穿衣服。他们只在腰间缠着兜裆布，推着手推车，扛着轿子，背着包袱和信件在城市里奔走。赤身裸体是他们地位低下的标志，就像武士在腰间佩带的两把佩刀一样清晰可见。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一缺点，苦力们用五颜六色的文身装点自己的身体，文身从背部一直延伸到大腿，他们用厚厚的长袍和盔甲、闪闪发光的鱼鳞和龙鳞，以及直立的虎毛来遮挡暴露在外的皮肤。这些标记是反抗的象征，借鉴了幕府为罪犯文身的做法，同时也是以体力为生者骄傲的勋章：他们已经在江户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有着稳定的收入积攒银钱，多年来能坚持一周又一周地拜访文身师傅。

有些人穿的长袍，是用几十张厚纸做成的。为此，要先把厚纸揉皱软化，接着用柿子汁处理隔热。这种衣服气味奇怪，但还算暖和。如果是用新纸制成，它们可以染成任意颜色，但绝对不能用水洗。还有更便宜的用旧纸做的衣服，上面还残留着印刷文字、插图和墨汁乱写乱画的微弱痕迹。最初，它们是歌舞伎的表演服，曾短暂地受到欢迎，人们为模仿它们，穿上装饰有随意涂鸦的高级丝绸。这是街头风格的高档版，把绝望打扮成城市魅力。

在常野居住的街区，每个人都明白服装和幻觉的道理。制片人、木匠、人偶雕刻师、发型师、画家、作家、布景设计师——他们都靠着维持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为生。但年复一年地，它逐渐有磨损穿帮的迹象了，仍然有人出手阔绰得叫人啧啧称奇。有传言说，歌舞伎戏院河原崎座1839年制作的《国姓爷合战》里，三位主角的戏服花掉了1000枚小判，远超大多数旗本的年俸。但别的戏剧，大多没那么成功，演员只能穿从远处看起来显得豪华的戏服。明星们仍然穿着金线刺绣的中国丝绸。但这些戏服并不新，剧团会在演出间隔期送去典当，等到推出新戏时再赎回。

据说，名角们（包括五代目半四郎在内）一年能拿到的酬劳仍然超过1000两金币，戏院为了付钱给他们，可谓殚精竭虑。戏院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筋疲力尽地反复重建。再加上夜晚人群密集，灯笼众多，戏院区很容易失火。有好几次，一家甚至几家大戏院悄悄没了声息。尽管歌舞伎仍有铁杆粉丝购买戏单，排在狭窄的“鼠门”前等候入场，但普通观众正逐渐萎缩。看戏太贵了，更何况可以看的东西还有很多。帐篷表演只需花几个铜板，有珍奇的鸟儿、豪猪、散发着臭气的鲸尸，还有完全用扫帚做成的高耸雕像。这类演出的明星是女摔跤手和耍蛇人、机械人体模型、胖得离谱的人、巨人、长着阳具的女人、长有鳞片的男孩。还有一个半是野人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眼球挖出来给观众看。哪怕是最优秀的歌舞伎演员也没法跟这样的奇观争风头。

大型歌舞伎戏院的确努力想借鉴帐篷演出的一些魅力。19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它们的表演呈现华丽的幻觉和怪诞的奇观。到了常野住在那儿的时候，它们把戏剧的背景放在江户最污秽的角落，把主人公设定为出身低微的人。为了自己的主公牺牲一切的武士仍然出现在舞台上，但也加入了其他许多类型的角色：从不知道自己父母的被遗弃的孤儿、流窜的强盗、丑恶的鬼魂。推崇传统者大感绝望，一位剧作家抱怨歌舞伎“绝对已经触底”。

但是，这些新剧目捕捉到了江户生活的一个重要环节：让人们关注到欺骗——为生存所需，人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机制。靠着丝绸外套和钱，靠着纸袍和文身，人们塑造出一种坚不可摧的形象，但这从来没法叫人完全信服。或许，在衣服下面，江户所有的人都像歌舞伎剧《东海道四谷怪谈》里的女主角一样：当丈夫剥下顺从妻子的和服、拔掉她的发夹，打算用它们到当铺换取现金时，女人开始陷入疯癫状态，容颜尽毁。（见插图29）或许，江户的每个人都在用衣服和发夹来保持一种理智的幻觉。或许，他们原本都是善良的人，只不过，当他们一次次地发现永远没法抓住自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们就变成了鬼怪。

新年伊始，常野的母亲终于寄来了一个包裹：两件棉袍。林泉寺的内勤传八把话说得很清楚：常野仍然是被正式逐出家门、断绝关系的。这些东西只是她妈妈担心她挨冻送来的非正式礼物，这正是常野需要的东西。后来她家里甚至还送来了一个更好的包裹，里面有无衬长袍和少许配饰，但两个包裹写的收件人都是她的前租屋家守甚助。甚助的妻子拿走了所有东西，甚助本人甚至连一件无衬和服都不肯给常野。常野仍然欠着他的钱，他大概认为自己有权拿到赔偿。在常野看来，他是个可憎之人。她给家人写信说，要是再送包裹到他家，应该加写一封恫吓他的信。

但通信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什么也不能。

越后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常野认输回家。来自石神村的朋友、林泉寺的信徒矶贝安五郎在离开江户、回乡下去春收之前，成天念叨这事。常野深感失望，因为安五郎是自己跟村里的唯一联系，她希望他能把自己新生活的近况带给她母亲。“我想告诉他很多我没法轻易用文字写出来的事情，”常野写道，“但每回我见到他，他都会说：‘回家去吧!回家去吧!’所以，我想对他说的许多话最终未说出口，我觉得这太丢脸了。”

转眼到了夏天，道路通畅了，她的家人认为是时候让她回家了。她收到了传八恳求她回家的一封信，她流着泪，把信读了好几遍。义融仍然不肯写信，但她总归并未失去自己的家人和村庄。然而，她必然会叫他们失望的：她不会离开江户，回到林泉寺令人窒息的生活里。就这方面而言，一切毫无改变。“我理解你们认为我应该在本月十八九日回家，但请恕我难以从命，”她写道，“不管我多么担心令你们不快，我仍然不打算嫁给一名鳏夫。”她的话听起来很冒犯，她担心这会疏远家人。她知道自己说这话的分量，当她的违逆以文字形式出现在家人手里，甚至会显得更加震撼。“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把它拿起来又放下，反反复复十多次，即便如此，我还是为难得发抖。”她承认她很担心，但她意志已决。“毕竟，”她写道，“不管我写了什么，全都出自我的内心，请本着这种精神读这封信吧。”在信的末尾，她再次列出了自己仍然需要的东西：衣物、手帕、几块备用布匹和一把尺子。

常野有一件衣服可遮身，有一份自信可掩饰恐惧，还有一份工作可填补生活。这只是一套戏服、一个角色，但足够她过活了。

春去夏来，在江户的后巷，1840年还跟普通的年头一样。就在第一批鲤鱼旗挂出来庆祝男孩节之后，雨季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成千上万把雨伞似乎一下子就打开了。而当云层散开，数百万把纸扇又代替了雨伞。

在夏天最热的日子里，只要买得起，人人都吃鳗鱼。白天长到了极限，而横跨午夜的“夜猫子时段”几近消失。戏院上演廉价的恐怖剧，卖鲱鱼寿司的小贩开始卖活金鱼。

和往常一样，城里的流言充斥着可怕的通奸和谋杀故事，町奉行张贴在大门和布告板上的告示，说的则都是寻常事情。春天，他们责备职介所未能充分调查求职者的背景。几个月后随着夏天的到来，一份公告提醒人们不得在人群稠密处生火。夏末，町奉行表彰一名善良的理发师之子，因为他全身心地照料瘫痪的年迈父亲。唯一稍微叫人兴奋的公告赞许了一名巡夜和门卫的勇气，面对一名精神失常、拔刀威胁路人的男子，他们夺下了他的武器。

仲夏的一个节日，两国桥附近人群聚集。桥下的广场挤满了喧闹的小贩和敲锣打鼓的狂欢队伍，灯笼多得让夜晚亮如白昼。河面上，两队驳船上的人把点燃的鞭炮投向空中，比着看谁能放出更漂亮的烟火。有一阵子，小贩、锣鼓和江户所有人头顶上，都是烟花的一声声璀璨绽放，接着消失在烟雾中。灰烬像雪似的落在波光闪闪的河面上。

常野想到了越后。在夏天，雪乡似乎变得更近了，因为这时道路通畅，信件往来更快，不过，也有许多季节性移民已经离开城市去收割庄稼了。常野决定留下来，而来自石神村邻村的一名叫井泽博辅的人也决定留下来。两人在江户相遇之前，常野已经有24年没见过他了。井泽还是个孩子时，她就认识他，那时她是寺庙住持的女儿，他则是蒲生田村村长的儿子。他从前经常跟她的兄弟们一起玩。“你就像是他的弟弟，”常野写信给义融，“自然跟他很熟。”现在，每当两人见面，他们就聊起越后。博辅还经常给家里写信，能为她带来过去认识的人的消息，这番善意让常野倍觉感激，因为义融还是不肯写信。

她和博辅都觉得，老了以后还会回到越后。他们都希望死在家里，在田野与大山的围绕下，身边陪伴着认识了一辈子的人。

和常野一样，博辅放弃了乡下的稳妥人生，到江户城里冒险闯荡。他为旗本做过短工，等得到雇用，他便认为自己已经成了合格的武士。有时，在他和别人的信件里，他被叫作浪人，也就是没有主家的武士。这里有个技术性的细节：他的地位是暂时的，后代不能继承。他只是个自封的武士。不过，在受雇之后，他仍然穿着武士的长袴，佩戴家徽，人们尊重他所代表的家族的显赫地位。有时，他甚至会佩刀。因为博辅能够流利地读写，并有一定家族资源的支持，他比那些被老板派遣到兵营的普通下等人地位略高。他会像赶牲口一般驱赶工人，并分得后者的部分收入。对一个打定主意留在城里的人来说，这足够维持生活了。而且，从名声上听来，似乎也是村长儿子可以接受的一条出路。

博辅对常野说想要娶她。他至少是第九个产生这个念头的人——她结过三次婚，拒绝了五名追求者，只有这些人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家族保存的文书上，而没出现过的，兴许更多。但博辅是第二个未经常野父母或哥哥转达，直接向她提出这一请求的人。第一个是她竭力拒绝的智鉴，那是在差不多一年前，前往江户的路上。博辅的情况不一样。他认识她的家人，还说不想冒犯失礼。他的求婚是正式的。

可供做决定的时间不多。博辅不怎么有耐心。他说，要是常野拒绝了他，他就去另娶别人。但常野的经历教会了她谨慎小心。她认为，他们应该再等等，经常见见面，重新熟悉一番。毕竟，过了24年，互不了解的地方太多了。眼下，她在江户的处境相对稳定：她喜欢自己的主人、街坊和工作。她的女佣同伴们（常野会向她们寻求建议，借用衣服），从实际的角度评估了她的处境：“你现在很穷，但薪水还不赖。如果你靠自己谋生，不必听从别人，你是成功还是破产无关紧要。你会习惯的。”既然一个女人能独自在城里生活，何必找丈夫呢？

但一路驱使常野来到江户的自信，在能更清晰地看到将来的这一刻，变得有些动摇。她的财务岌岌可危，而且还欠着家守甚助的债。“你们都知道，”她写信给义融，“此刻，哪怕我想方设法地赚钱谋生，我也得自己购买每一双筷子和茶碗。这儿的东西太贵了。我难求温饱，哪怕凑够了四两金币，也必须拿给甚助。这让我很心痛，也很担心。”与此同时，对智鉴看走了眼的事，也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她请寺庙内勤传八把自己最初从江户寄出的信，都交给她母亲保管。“留在你处，让我甚是尴尬。”她写道。她想忘掉跟智鉴在一起的那几个星期。她不想留下让自己受辱的记录。

博辅可以帮常野偿还部分债务，解决她的财务问题，况且她门前也并没有更好的丈夫人选在排队等候。“如果博辅和我答应试试看，”她写道，“那么，只要我最终没能变成江户某个富人之妻，那就比待在这种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况里好。”博辅也可以结束她和义融无休止的争执。如果她已经有了丈夫，哥哥就不可能把她再嫁出去。她情不自禁地重申：“就算我一辈子待在家乡，我也绝不愿意嫁给鳏夫。”

此外，在对义融的反击里，似乎也夹杂着一丝满足感。三次了，常野的家人让她嫁给他们选中的男人，决定要她去的地方。他们会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给她讲一些关于对方家族的事情，而她便能看到自己的未来：寺庙的女主人、农民、城镇妇女。可现在，选择权回到了她自己手里。

这一回，不再有宴会了。没有人可以主办，也没有人可以邀请。更重要的是，没人付钱了。没有人会采购鲸鱼肉，摆好清酒的酒杯。没有人会列出用人的名单、嫁妆的项目。没有满是邻居和朋友、唱着歌的送亲队伍，也没有家具从一户人家搬到另一户人家。只有常野，一个人，还有她好使的头脑、不灵光的眼神以及求生的本能。

一个邻居带着常野结婚的消息来到林泉寺，义融这才知道。全家人既惊且喜，虽说常野的母亲仍然希望她能回家。义融素来是个负责的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博辅自己背负的担子：“你兴许知道，她是个很自私的人，如果事情进展不利，请把她交还回家。”但他也很有礼貌地祝福这对新人好运：“我们真诚地希望，由于你们一家人的善意与同情，你们可以幸福生活。你让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我母亲，深感心安。”

这样的心安，是常野一家迫切需要的。那是不幸的一年。义融和常野的妹妹伊野去世了，他们的母亲患病，佐野怀孕困难。内勤传八患上了眼疾，无法轻松读写。就连义融也感觉不太舒服，很难保持通信。他给博辅（连带着也是写给自己的妹妹）写信时似乎松了一口气。他还给常野寄去了一份包裹：更多的衣服、被褥和一些用于缝纫的丝绸。现在，她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常野知道博辅是个普通人，但他愿意做她的丈夫，这产生了一种魔力。她曾是耻辱和困窘的源头，遭到家人抛弃，不配得到善待，不够格称职，不值得信任，而且孤独。一年多的时间，她写信回家，家人给她的帮助都十分勉强，还略带侮辱的意味。但就因为“已婚”这个词，她的地位改变了。她得到了救赎。

博辅自信能改变常野的生活，倘若从这个角度责怪他，倒也很容易。和常野一样，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同样离开了越后，翻山越岭，在同样的街道上奔波，寻找工作。但他在这座城市里来来往往，仿佛自己本来就有资格在这里。他从不曾像常野那般感到脆弱。他不会招来智鉴那种不受欢迎的关注，也不会面临要么屈服、要么被抛弃的抉择。他也不必承担后果。如果他曾遭受欺骗，如果他也有伤疤，那么，他至少不必为此道歉。

另外，常野一辈子都知道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他们学习的技能不一样，书写的词语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遭遇的命运不一样。哪怕是在净土里重生，女人也比男人难。一些传道的僧人说，女人会下一重地狱，那里专为用经血和分娩之血玷污了地球的人所保留。许多女性自觉罪孽深重，捐钱乞求救赎。常野从没想过自己长大后能跟父亲一样做一名僧侣。她从不曾想过能像哥哥一样会写汉诗，代表寺庙参加村中集会，向将军的属下撰写正式的请愿书，或是计算纳税款项。那就如同给她剃度一般荒唐可笑。

《女大学》的第一行写道：“为女之道，既长则嫁，善事夫家。”常野在孩提时代就了解过这个概念，不是这本给女孩看的读物，就是那本。它们说的多多少少都一样。对常野来说，她12岁就嫁去了大石田，事情无疑就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名女性都了解到，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身为女性，必然会感到羞耻、自我怀疑，最重要的是，到处都是约束。奥妙在于，要学会占据允许她们生存的空间，一如在其他遥远的地方，女性学着用缠小的脚走路，戴着嘴嚼子呼吸，甚至把非难视为优势。毕竟，扛重物的女性不能穿紧身胸衣，也不能缠足，非常贫穷的妇女没钱学习礼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会写道歉信。

常野的笔下勾画出日文字母优美的线条。她使用的是柔和、女性化的语言。她对很多事情感到愤怒，但这怒火，对准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她对家守甚助而非支付房租感到火冒三丈。她懊恼的是自己的哥哥，而非父权家庭制度。她怎么可能因为自己是个女人而生气呢？她压根儿不知道除了女人还可以成为其他什么样的人。

戏院河原崎座的后台，演员五代目岩井半四郎打开了他的舞台化妆箱——用碾碎的红花制成的厚厚胭脂，白色的面部粉底，用来衬托他那出了名的大眼睛的黑色墨水，还有大小不一的刷子、海绵和吸油布。1840年11月，他要扮演双重角色，两个都是女性：一个是站街女，一个是干瘪老妪。此时他65岁，离他第一次登台已过去了50年。他演过公主和纵火犯，女神和艺伎。1840年他扮演的这出戏是首次公演，角色是全新的。但变装的过程，总是一样的。

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涂抹上清洁膏。他把油和粉底混合在一起，制成一种厚厚的颜料，然后拿起最大的扁刷，在脖子和肩膀、前额、紧闭的眼睛、鼻子、粉红色的嘴唇上都各刷了几笔。接着，他把最淡的粉色（几乎看不出来）在眼皮中央和脸颊上扫了几次，最后覆盖上另一层白色。他在眼角点上朱红，用深黑色描画了眼线。他在粉白之上画出鲜艳的红唇。扮演市民的女儿，他会把唇线画得宽一些，扮演艺伎画成小小的噘嘴，扮演老妪画得更长。如果扮演已婚妇女，他会像常野一样，用黑色的牙粉涂抹每一颗牙齿。

他给自己戴上假发。他知道怎样穿上女人的衣服，怎样迈碎小的步子，怎样提高声调，怎样笑，怎样做手势，怎样抬起头。但是对他来说，做个女人并不是简单地寄居在角色当中，背好台词、乔装打扮，直至脱掉戏服，褪去妆容。那是他的身份，他的公众形象。没人想要看到他在印刷品上是个穿着普通棉袍的老人——那是他在家写诗时的样子。有时，他们想要看到年轻而凶猛的武士。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想要的是那个穿着紫红色长袍、有着深红色嘴唇和浓密黑发的漂亮女子。就连在纪念他的画像里，半四郎也是以年轻女子的样貌出现的。

大多数能在江户生存的人，都懂得身份的切换转变。有些人，比如半四郎，有着公共形象和私人形象。其他人则转变工作和邻里街区：用人们寻找新主人，租户搬到别处去。小贩在春天卖鲱鱼籽，冬天卖土豆。租屋里的女孩们练习三味线，直到能将自己再造成艺伎。生意失败的商人租来柳条篮，外出捡垃圾。小贩们放下竹竿，给蛤蜊和牡蛎剥壳。年轻的妻子们，突然成了寡妇，接受计件工作。人人都会改名。半四郎变成了杜若，半左卫门变成了辈（Yakara，音译），金四郎变成了景元，仪助成了义渊（Gi’en，音译）。

穿上家里送来的衣服，常野看起来仍然是原来的样子：一位来自外省富裕家庭的可敬女性。义融终于送来了她的东西：丝绸内衣，系内衣的细绳，深秋穿的夹棉衣服，还有和服宽腰带。每一天，她都照镜子（她终于有镜子可照了），把牙齿涂黑，自从她初婚以后一直这么做。她的这个习惯坚持太久，有些牙齿即便不染，也呈灰色。她的脸还是老样子，只是苍老了些，惠闻的女儿、义融的妹妹——常野，回头看着她。但在江户，她又一次结了婚，有机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城里归根结底会有人知道常野的家人和她的故事，但跟她接触的大多数人，见到的都是个普通人，一位30多岁的已婚妇女。他们不知道她曾上过当，遭受过背叛，让兄弟们蒙羞。他们不知道她曾失败过多少次，败得有多彻底。

她放弃了父母给她取的名字，开始在信上署名“金”。它短小精悍，听上去就像是“黄金”的“金”，很吉利。义融认可了这一改变。他在给这对新婚夫妇写信时，让博辅代为问候“奥金”——“奥金”是常野新名字的敬语形式。在他自己的笔记里，义融一直叫妹妹常野，也就是他习惯了的名字。但表面上，他愿意假装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

“奥金”听起来就值得尊敬。有没有可能，常野生命中戏剧性的部分，随着她的改名而结束了呢？奥金可以在江户平静地度过余生，没有人需要知道她是怎样婚姻失败、离家出逃的。没人会知道她和智鉴在一起的那几个星期，或是她在租屋里瑟瑟发抖的寒冷冬夜，还有她一连几个月没衣服可换的日子。奥金可以是任何人。奥金可以是一个从不让任何人担心的人，从不跟兄弟们争执，再也不会惹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