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动荡，或许始于1837年那个绝望的夏天——“天保饥馑”最高峰——的大阪。大阪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有近40万人口，以吵闹喧嚣的商人为主，据说，他们吃得比日本群岛的任何人都要好。和江户、京都一样，大阪是幕府将军的领土，而不是手下大名控制的城市。幕府认为它有着战略意义。在日本的三大都市当中，江户是幕府所在地，京都属于天皇，而大阪是支撑这两座城市的经济动力。

大阪周边地区在“天保饥馑”中遭受的损失不如东北地区那么惨重，但米价仍然非常高；而幕府将粮食转移到江户以防止首都发生骚乱的政策，让局面更为恶化。大阪的穷人无力负担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前幕府官员、儒家学者大盐平八郎震惊于生命的浪费。为什么穷人忍饥挨饿，富商却囤积大米和现金？为什么正直的人要听命于那些索贿受贿、日夜放荡的傲慢官僚呢？实际上，大多数幕府官员比从街上的孩子手里抢食物的普通强盗好不了多少。1837年夏天，大盐举起了“救民”的旗帜，组建了一支300人的队伍。（见插图30）他们一起试图从幕府手中夺取对大阪的控制权，坚信自己是在传达上天的裁判。但叛乱只持续了12个小时，就被幕府军队残酷镇压。整座城市里的成千上万栋建筑，焚毁一空。

大盐逃了出来，短暂地躲藏了一阵子。但当藏身之处遭到包围后，他点燃了房子，葬身于火海。他的同伙遭到活捉，在受到百般折磨后被处决。在审讯中死去的人，尸体用盐腌了，跟其他人一起钉在木架上示众。可看到这些烧焦的、血肉模糊、沉默无声的尸体，掌权的官员们仍不放心。如果连幕府的手下都能在全国最大的三座城市之一发动叛乱，那么，在其他地方，在那些未曾宣誓效忠德川家族的人当中，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暴力抗议呢？这对幕府最重要的成就“大和”，有着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在日本各地，甚至在石神这样偏远的小村庄，人们也听到了起义的消息并暗中讨论，他们也向自己提出了相同的问题。

在江户，大阪爆发叛乱的消息加剧了人们对幕府都城产生动荡的担忧。江户町奉行与富裕的批发商及区长合作，在饥荒期间保证了城内的粮食供应，多亏了他们的努力，江户城才勉强躲开了暴乱。但经济仍然岌岌可危，穷人的数量极大，既吃不饱肚子，也盘点不清人数。一旦他们像18世纪80年代“天明饥馑”时那样发动暴乱，便有可能推翻幕府政权，如果得到大盐这样心怀不满的武士支持，后果不堪设想。更糟糕的是，大街上开始出现零散的不祥告示，警告说江户同情大盐的人正等待着发动起义的信号。町奉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在日本桥脚下张贴了谴责大盐的通告。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是江户首次正式承认一场发生在近千里之外的大阪的罪行。

后来，有人认为大盐叛乱是一个转折点，这场由“天保饥馑”导致的社会动荡是一颗火星，它缓缓燃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吞噬全日本的政治大火。但也有人主张，真正的危机始于晚些时候的1839年，来自离江户近3000公里外、嘈杂拥挤的广州市。那儿，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厂悬挂着国旗，有来做生意的印度商人，葡萄牙语、印地语、英语和广东话的生动结合，构成了当地的日常用语。广州是东亚的商业中心，有意在快速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角逐影响力的帝国和企业对它青睐有加。但幕府将军的臣民，没有一个到访过那里。幕府禁止日本人涉足琉球诸岛以外的地方。

尽管常野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对中国有些模糊的认识，那是古老智慧的源泉，故事书里英雄人物的故乡，但要是她听说过广州，那才出人意料呢。知识分子，尤其是驻扎在长崎的幕府官员，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中文典籍，而普通民众却对海洋对面的中国的同时代政治发展漠不关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上几首中文诗歌，在专门的“中国商品”专卖店里购买丝绸和瓷器（它们可能来自中国，也可能不是），这就足够了。1839年春天，中国官员林则徐在广州没收了英国商人的2万箱鸦片，但这件事过去了足足一年，也没有一个日本人听说过这个消息。就算常野知道这件事，也不会在意。她会以为，在一块遥远的土地上发生的鸦片冲突，跟自己毫无关系——虽然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2万多箱鸦片，加起来1000多吨，价值1000万美元。林则徐没收了这种毒品，因为进口鸦片是非法的，他还接受了一项皇帝指派的任务：捣毁广州的鸦片贸易。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鸦片成瘾怎样蹂躏了中国人民，站在官员的角度，他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保护帝国的臣民免为贪婪堕落的外国人所伤。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和道德心，他召集了60名官员和500名工人，砸碎黏稠的黑色鸦片球，用盐溶解，冲进海湾。结束时，他还向海神祷告，为污染海水表示歉意。

英国商人知道自己从事的买卖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但他们也对一名中国官员把价值1000万美元的财产冲走却不赔偿而勃然大怒。他们呼吁英国政府为自己的损失进行报复，保护英国在鸦片贸易中的利益。英国国王不愿赔偿他们损失的货物，但经过议会的几轮辩论，英国派遣了由4艘蒸汽船和16艘军舰组成的舰队。1840年夏天，也就是常野和博辅在江户结婚的那个梦幻般的平静季节，舰队来到广州，释放出一支隔着大洋都能感受到的武装力量。

中国的清政府一败涂地。它的武器锈迹斑斑；一些枪支足有200多岁。指挥官们不得不把兵士们锁在堡垒里，以免他们逃跑。与此同时，英国吹嘘着自己在东亚地区的第一艘远洋轮船和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随着中国在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中连番败北，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此事。他们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意识到：如果强大的清帝国都会战败，那么，要是西方的炮舰抵达江户港，日本绝无获胜的希望。最终，日本领导人意识到了“内忧外患”的危险，而受过教育的农民，以及住在城市廉租房里的普通人，也逐渐对此感同身受。这一不祥之兆将影响到所有日本人，不管是城堡里的幕府将军，还是越后稻田里的农民。但首先，它将吞噬江户。

1840年冬末，退位的暴躁的幕府将军德川家齐躺在江户城堡奄奄一息。他执政50年，生了几十个孩子，至今仍然是这个国家里最有权势的人。他的儿子，47岁的德川家庆已经接替他执掌幕府，但不如他强势。几个月来，家齐的武士侍从们一直对他的病情守口如瓶，担心如果消息传出，会导致权力出现真空。1841年2月27日，德川家齐最终咽气，但侍从们继续做着往日的工作，就如同他还活着一样。

当这个消息最终公布时，江户全城震撼。旗本之妻井关隆子写道：“普通人里有能活到100岁的，但既然他是幕府将军，事事都随他的心意安排，你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活到70岁以上。身为幕府将军，他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他执掌政务和其他许多事情。人们敬畏他的精力，但人的寿数实在神秘。”在随后的哀悼期，井关家的男性50天都不许剃须理发。仅仅过了三个星期，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这就是死亡的力量：让家人变成陌生人。

1841年夏天，常野的母亲在林泉寺去世。她也病了好几个月，家里人都不知道她能否熬过冬天。义融写信给常野，跟她介绍家里的情况：自从最小的妹妹伊野死后，母亲的病情恶化。她发高烧、心悸、呼吸困难。兄弟们聚在庙里，轮流守夜看着她。她有时似乎会好些，但随后便又再次衰弱。在病床上，她口授了一条短信给博辅：“关于我的女儿奥金，她的本性和人们的期待不同，这让我倍感痛苦。我很抱歉。好在你仍然娶了她，让我松了一口气。将来也请你对她多多关照。”

常野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在离家乡300公里的地方，她和博辅收集了来自林泉寺信众的吊慰。他们为她的丧礼送了香。常野写信回家，简短地提及了丧母之事：“母上大人过身，我却在外侍奉，实为痛苦。”她还能说些什么呢？她母亲曾三次把她送走（第一次把她送走时她才12岁），为她谋求生计，希望她在熟悉的环境里安顿下来。但当常野自行其是地离开，母亲就心烦意乱。常野给她寄去写满暖心话的信件，宽慰她，全然不像在兄弟们面前表现出来的那般痛苦和恼怒。“我对支出用度和食物都甚为满意，”她写道，“唯一难办的是衣服。”“我会一直留在江户，请勿多作挂念。”“这里的老仆极为和善——您能寄来一些味噌泡菜让我作为谢礼吗？”或许她无法忍受母亲的评判，又或许她不愿意再招来更多的痛苦。她知道，只要母亲还活着，家乡就总有一个人会一直写信给她，一直挂念她。

常野的母亲去世后，江户并不会举行公开的悼念仪式。寺庙的钟声不会停止。戏院不会关门。节日不会取消。武士无须蓄须。只有通常的佛教仪式，一轮一轮地焚香，献上供品，死后第49天诵经祈祷。从常野记事起，她母亲就一直在为别人做这些事情。因为她是庙主之妻，这是她的任务。如今，当城市的其他地方完成了对退位幕府将军的哀悼，轮到常野点起香烛为母亲祈祷了。

1841年夏天，新告示逐渐张贴出来。有时，它们贴在街坊大门旁的墙上，那是守门的老人卖草鞋和金鱼的地方。告示总是贴在那里，町奉行为向人们灌输纪律，发布严厉的命令。通常，它们会针对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小问题（比如消费昂贵的反季节蔬菜）大做文章。但现在，这些告示出现得更为频繁了，而且语气异常尖锐。平民不应穿戴丝绸面料，哪怕只是长袍衬里或袖口的点缀也不行。禁止使用天鹅绒，禁止佩戴金、银和玳瑁发饰。八幡祭的灯笼太亮太艳丽，应该更小更暗淡。市民在七夕节挂的竹草和纸质装饰品太长，只能挂短的。神田祭上人们不应该互赠礼物，连泡菜也不行，因为它奢侈无用。

这些语带威胁的告示，是一场史称“天保改革”的漫长行政重组运动的前奏。运动的设计师并非幕府将军本人，而是他的顾问、首席老中水野忠邦。（见插图31）水野认为，幕府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和一项全新的政策，面对国内动荡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威胁。家齐无意改革，但水野在这位退休将军过世后，察觉到了契机，并利用随之而来的乱局清洗了前将军的亲信，包括他身旁的强势女官。接着，水野说服了现任幕府将军家庆，宣布改革时代开始。这是对传统的致敬：早期的幕府将军想要充实财政、在大名面前展现权威时，也会使用同样的“改革”辞令。

对水野（一如对以前的幕府行政长官）来说，“改革”不仅仅是行政上的必需举措。它也是一项道德议程，认为日本人民应该回归理想化的过去，平民尊重统治者，并通过节俭和勤奋来展现其臣服。故此，身为幕府利益的热心倡导者，水野将自己定位为道德仲裁人。他在町奉行所里威逼下属，勒令其发布更多、更严厉的告示。

讽刺的是，水野的私德败坏至极。他大吃大喝，毫不检点。他就像一尊菩萨般对金银供品来者不拒，哪怕他的行为跟佛陀相去甚远。他从不帮助没钱的人，而且没有一晚不去风月场所花天酒地。没人为他说过一句好话。江户人开玩笑地说，他身上连毛发都是臭的。他们觉察出水野未曾言明的真正目的：巩固自己手里的权力。

起初，水野对民众道德提出做作的要求，似乎只会维持一个短暂的阶段。毕竟，这座城市的人以前见识过这种狂热。50年前，为了应对“天明大饥荒”和随后发生的骚乱，幕府政府发动过类似的改革。城市管理的结构性改革延续下来，但道德改革条令，几年后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次会有什么不同。

江户人还有理由相信，要是幕府官员野心勃勃，攫取了太多权力，那就注定会倒台。事实上，常野家族跟这段注定失败的幕府改革历史能扯上一星半点的私人关联。常野最小的弟弟义仙搬到江户，到地位崇高的净土真宗寺庙德本寺效力，那里是刺客佐野政言的安息之地。18世纪末，佐野杀死了声名狼藉的老中田沼意次的儿子。和天保时代的改革者水野一样，田沼也因腐败和傲慢受人厌恶。儿子被杀后不久，他就垮台了，平民们欢欣鼓舞。作为对犯罪的惩罚，刺客佐野被迫当众剖腹自杀，但江户人民把他奉为英雄。他们称他为“拨乱反正大明神”，并在他墓前摆放鲜花。1841年，这座坟墓像是水野忠邦倒台的预兆，尽管义仙从未在信中提及。

在大多数情况下，义仙都试着跟政治，以及其他任何可能被认为有争议的事情保持距离。他和姐姐常野并不亲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对她并不了解。他是常野家族诸多兄弟里最小的一个，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常野就因为第一次婚姻远赴他乡。几年后，“天保饥馑”最严重的一年，常野和义仙在林泉寺重逢，两人都离了婚，回到老家。但在常野再次结婚，并再次因婚姻失败意兴阑珊、承受折磨的时候，义仙却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勤奋负责的男人，带着家人的祝福前往江户。

义仙从来不是个叛逆的人，但他和自己脾气暴躁的姐姐在个性上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他们不像哥哥义融那么脆弱、自我怀疑又克制，反而都很独断自信。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是家里年纪较小的弟妹：都不曾执掌过家庭事务，所以无须具备斡旋的手腕。义仙的字写得很漂亮，掌握的词汇也很丰富，但要是他认为某人愚蠢，他就会直接地写出“白痴”二字，毫无愧疚之意。

义仙认为自己是常野在江户的代理监护人。这是身为男性的部分特权和责任：和姐姐不同，他能够代表林泉寺处理村庄治理和财产分配事宜。实际上，几年前，在常野第二次离婚前，义仙就曾受命去与常野的前夫谈判。在江户，他常常带着生姜一类的小礼物去探望姐姐，之后把消息传递给义融。起初，他很高兴地汇报说，常野在第四次婚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碰到任何麻烦。“我知道博辅在村里的家人对他甚是牵挂，”他写道，“但他能得体地应对不同的人，所以无须太过担心。姐姐很幸福，看起来也很健康。”

但到了夏末，一份提交给町奉行的秘密报告警告说，一场经济灾难即将来临。大型服装店抱怨生意下滑，没有顾客了。木匠们抱怨说，由于人们重新考虑整修计划，施工停止。手艺人没有什么工作，娱乐区也安静得可怕。事实证明，改革宣言异常严厉，极大地抑制了消费，就连最贫穷的人都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但水野忠邦仍然一意孤行。秋天，町奉行的官员让町名主组成“改革长”小组，要求他们提出额外的政策来控制社会混乱。他们自然听命照办。

他们抱怨说，各种各样的人都蒙着头脸走来走去。应当拦下这些奇怪人等，扯下他们的头巾，记下他们的名字。如有可疑之处，就将之扣留在岗哨。

女子习惯了穿男式短上衣。有些人是因为贫穷，别无衣物可穿，所以便借丈夫的外套来保暖。这是可以接受的。但还有一些女性穿着奢侈的男士外衣，受人误导，追求时尚，应发布公告禁止此类外衣。

自称“歌唱老师”的女性，许多人其实比非法妓女好不了多少，她们靠着传授普通女孩音乐，过着优裕的生活。江户的父母，应该为允许女儿和这样的人交往而感到羞愧。女孩们也应该脸红。此类课程应立刻结束，如果老师和学生拒不悔改，应向警卫报告。

普通人也在使用金银烟斗抽烟。此举太过奢侈，应立刻停止。

地图和旅游指南上总是印着一些无足轻重者之名，如相扑手、妓女和歌舞伎演员。此种做法必须禁止。

诸如此类的禁令，数也数不清。

九月，神田祭照常进行，但所有的平民妇女都穿着朴素的凉鞋，别着沉闷的发夹。旗本之妻井关隆子抱怨说，来自武士之家的年轻男子都穿着灰褐色的外套，她很怀念从前他们盛装出席宴会的英俊身影。在她看来，一切富有魅力的东西都被禁止了。又过了没几个星期，戏院区失火。大火从中村戏院开始，蔓延到隔壁街区的川崎戏院。这个社区经常失火——由于人和灯笼都挤在木制建筑里，实在很难避免意外发生——所以，乍看起来，这场火灾算不上一场大难。江户城里最著名的日记作家对此只简短地提了一下，他指出，戏院会搬到浅草，因为每逢失火，它们都会在浅草临时找个落脚处。但水野忠邦认为这次失火是个机会。

水野讨厌戏院，憎恶它们在城里的地位。他的理由来自武士对世袭特权和礼制的观点。严格来说，著名演员的地位低下，比平民还不如，但他们的报酬却让大多数旗本眼红。他们还促使江户人效法其昂贵到几乎滑稽的时装。町名主们抱怨的女性穿短上衣，其实错在演员。当歌舞伎表演者拾起粗俗的街头风格，哪怕武家女性也会模仿。让常野和其他城市女性着迷的整个戏院区，成了公共秩序混乱的噩梦。问题不光在于失火，问题还在于那些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小额放债人，他们收取极高的利息，派恶棍威胁还不起钱的人；问题还在于男人们在茶室里花钱就可以从年轻漂亮的“演员”那里买得春风一度；问题还在于这个地方弥漫的嘈杂、喧闹和放荡氛围。

水野曾考虑过彻底关闭戏院，但最后，他接受说服，把它们搬到了江户外围。町奉行传达了他的裁决，人偶和歌舞伎戏院相继搬迁。常野所在的古老街区一蹶不振。随着戏院的搬迁，茶室也搬走了。人偶制作商还在，但由于人偶戏院消失，它们看起来变得不太适宜。最终，鼓声停息，人群散去。

与此同时，城门出现了更多告示。人偶的高度不得超过20厘米。孩子们不需要这么精致的玩具；他们只会沉浸于不合宜的奢靡之风。女性不得穿戴精美刺绣品。不得燃放烟花。不得出售昂贵的盆栽。下雨时男子不得使用雨伞。豆腐的价格太高；或者说，豆腐块做得太小。豆腐每块作价八文铜钱，并需按统一规格切开。街区警卫室应说明对出借凉鞋、灯笼等物品的政策，并在墙上张贴明确的规则条例。

为女性提供服务的美发师不得再开展业务。连按日计酬的女工和女佣也要花钱请人梳理头发，这是“对金钱可耻的浪费”。她们只能凑合着自己把头发梳成乱糟糟的顶髻。如有女性不遵守规定，比如梳着时髦的发型、打了发油，会被当街逮捕。与此同时，男人们聚在城里商店的后屋、幕府粮仓背后的豪华茶室、日本桥附近的码头，置身神田市场里的柿子和葡萄之间。他们的对话紧张感十足。每个做买卖的人都很担心。江户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水野对控制市场价格所做的努力，并未如他所愿地迅速取得成功。有传言说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变。

深秋，传言中的法令颁布。幕府废除了批发商行会，这是数代人围绕江户经济发展起来的行业势力集团，水野认为是它们垄断供应链，抬高了价格。把持行会的家族，汇聚了江户地位最高的商人；他们运营业务的办事处，甚至会标在城市地图上。但随着政策变化，改革派长官奉命来到办事处，没收并销毁行会会员登记表。就连“批发商”一词，也成了禁用语，官方词汇表甚至剔除了它，不得示众。一百多年来，江户最大的几家商店都会拉起横幅宣传自己在行会里的地位。现在，所有的标识都得放下来。

几个星期后，十多名表演流行民歌的女乐手遭到突击逮捕。1842年，她们被判犯有妨害公共道德罪，还被戴上了枷锁。她们的乐器被砍成碎片，在町奉行所烧为灰烬。

常野和博辅听到了戏院区搬迁的传言，看到“批发商”横幅降下。起初，他们在经济动荡里还算过得宽裕，但随着经济进一步下滑，博辅逐渐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他和常野的钱很快便用完了。义仙震惊地发现自己的姐姐和姐夫生活在贫困中，但他无法说服常野离开。“如有突发危机，”他写信给义融，语带疲惫，“我会告知。”

常野换去了另一户武士家中侍奉，这次是在浅草附近。她的东家给了她一些蜡烛、木炭和一盏灯笼，她兴许还能得到的工资大概是几分金币，但她现在还得养活博辅。她开始典当个人物品来筹钱。她甚至当掉了一口小袋子，里面还装着一封信；她错过了邮件递送服务的截止日期，一直带着这封信四处奔波，想把它寄出去，直到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法赎回了。

在下一封终于寄回家乡的信里，她记下了几个同乡移民的故事。有个叫饭助(Iisuke)的人，来自家乡附近的村庄，在江户当职员。他找不到住的地方，只得东奔西跑，暂住在不同的朋友家。有个70岁的老妇，从前嫁到了江户，后来一贫如洗。她已经工作了一年，几乎衣不蔽体；此种情形，着实令人难过。还有一名女子，名叫波津(Hatsu)，非常胖，是常野一个熟人的母亲。她经常到常野家来，吃他们的东西，索要零花钱。“她甚至不曾为自己给人添麻烦表示歉意。”常野写道。与此同时，常野还知道有人欠债70两金币。她简直不敢相信。“至于我，”她写道，“只因从当铺借了一两二分金币，看看我为此吃了多少苦头!”

常野所目睹的绝望，与她看见的身边的庞大财富（大到在越后根本无法想象的程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下人对江户是什么样子、那些豪宅是什么样子毫无概念。”她写道。可即便是穷人，也必须维持体面。一如既往，常野认为，自己缺少合适的着装，未能尽到相应的社会责任。“我有四个用人同侪，”她说，“可除了告知我做错了些什么，他们从不跟我说话。他们彼此竞争，而且态度顽固。而今，我所有的衣服都送进了当铺，我正苦苦挣扎，但我想，要是能再设法坚持一阵子，情况兴许会好起来。”为避免兄弟们听不懂，她又补充说：“这里跟乡下不一样；你不能就这样子邋遢地走来走去。”

水野的改革，表面上旨在限制炫耀性消费，但它蕴含的一点残酷讽刺在于，它使得苦苦挣扎的人们再也无法维持外表的体面。就连典当衣物（这往往是常野需要现金时的最后手段）也不如前几年那么管用了。町奉行所的探子们注意到，当铺存货太多，二手服装店几乎歇业：没人能用便宜价格买到衣服了，部分原因在于没人清楚什么样的衣服符合规矩。女性甚至不再佩戴廉价发饰，因为她们害怕引人侧目。比常野有钱的人摸不着头脑，比常野贫困的人完全没有衣服可穿。

与此同时，常野碰到了别的问题。“博辅的脾气极为糟糕，”她写道，“从去年开始，他随时随地都会动怒。他动辄与我吵架，如果碰到他真的特别生气，他会诅咒我所有的祖先，还让我滚回家乡去。”她不曾料到自己的婚姻竟然变得这么艰难。“我知道自己是全无准备落到如此境地的，但他的亲戚都是些体面人，绝对没有理由相信他会落得如此田地。而且，并不是说我从未想过我们的未来，但我是出于爱慕才跟他结婚的，我想，哪怕我们碰到麻烦，也会同舟共济。等我们年纪都大了，就一起回家乡养老。”

这种对未来的憧憬似乎永远没法实现了，于是常野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她甚至提出了离婚的可能性（这将是她第四次离婚）——但博辅听都不肯听。“我已经对他说过许多次，我想要分开，”她写道，“但毫无疑问，由我提出毫无意义。”从技术上说，离婚必须由丈夫提出并撰写休书，否则就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常野询问义仙和其他哥哥，他们是否可以跟博辅或他的家人交涉，结束这段婚姻。但她并不一定想离开江户。她在信中提到，自己兴许可以在春天回家乡看看，但她似乎仍然怀有希望。只要再多坚持一阵子，应该会好起来的。

1842年夏天，清朝最终向强大的英国海军投降了。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中国同意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岛，而最为严重的一条是，向英国开放中国港口进行贸易。关税是固定的，所以中国人不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而调整关税，英国获得治外法权，在中国土地上犯罪的英国公民有权让自己的同胞进行审判，无须服从当地法律。

在日本，幕府官员和关心国防的武士一致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场严重挫败，对自己的祖国有可能也是一场严重挫败。一些鹰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让民众知晓此事的紧迫性，包括英国有可能会把注意力和战舰转向日本。幕府表示反对，更倾向于通常的保密政策。但谣言四起，就连江户的平民也听到了风声。

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制订了加强日本防御的计划。幕府军队在江户附近的农村演习，身着西式军服，用荷兰语指挥。幕府收回向外国船只开火的命令，取而代之的是向这些船只提供水和木柴，并将它们送走。政策的转向并不是因为幕府政府决定欢迎外国人，而是因为，激怒英国的强大海军，不啻可怕的自杀策略。

与此同时，在江户，歌舞伎演员五代目市川海老藏（他经常跟五代目岩井半四郎演对手戏）（见插图27）被人从一家尚未迁出老区的大戏院里拖了出来。他被戴上枷锁，拖到町奉行所问罪，主要问题出在他的房子上。那是一栋位于深川的豪华别墅，花园里布满石灯笼，用平顶镶板装饰的天花板上闪着金色漆光，精心雕刻和镶嵌的家具上，摆放着一组精美的人偶。町奉行花了好几个月收集他的罪证，等待时机。他甚至想办法抄下了海老藏爷爷写给后代的遗书，强调要谦逊和节俭。町奉行斥责这位惊恐的演员：“你不仅违背了幕府的律令，连爷爷的话你都不听!”

最后，町奉行将海老藏逐出了江户。他的华宅被夷为平地，宝物遭到没收，藏品散落各处。他那阳刚的声音再也未能在江户的戏院里回响。多年以后，海老藏将重返江户，但他所饰演的那些英雄，那些勇敢英俊的年轻男子，再也没人用同样的风格表现过。

1843年的新年，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江户的街道像往年那样空旷而干净，但装饰却简朴多了。清酒很贵，连富家武士之妻也抱怨连连。春天，四名20多岁的平民女子外出赏樱时遭到逮捕。没有一人穿着违禁面料——天鹅绒、锦缎或丝绸——但她们的服装在改革时期似乎仍旧“过分艳丽”。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人们哀叹处置不公：“这是对轻浮之人的重罚。全是棉——哪怕是衬里——连一根丝都没有。”

1843年的第三个月，幕府又发布了一道新公告，对江户贫穷人口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打击：“近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进入江户，因为他们适应了城里的习俗，不愿回家。这令人极度不安。我们将进行一轮全新的人口普查，所有此类人等，都将遣返回乡。”公告的其余部分有些模糊，拥有商店、妻子和家庭的人，似乎可以宽大处理，但结束语说得一清二楚：“凡近几年才入江户者、无妻无子者、租赁偏室为居者、短期劳力者，应立刻遣返乡村。”

常野有理由担心。她和博辅虽然已婚，但并无子嗣；他们没来几年；他们没有参与任何生产性活动。与此同时，博辅找不到足以维持他下等武士身份的工作。他和常野在城里四处漂泊，直到最终撞到了新宿。新宿位于江户西边的边界上，到处都是旅馆、餐馆和妓院。

新宿是旅行者的中转站，也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男人们的聚集地。他们是匪徒和保镖，甚至更糟。这个社区还提供150名合法妓女的服务，不受法律承认的编外妓女更是数倍于此。她们从茶室里接客，在街上招揽，在格子窗后等待。有些人来自越后，她们几乎是熟人，哪怕她们比常野年轻得多，来自更贫困的家庭。至于艺伎，无论男女，都扮演更具恫吓性、更时髦的形象，但1843年，他们比平常更低调。没人会忘记，18世纪初幕府的第一次改革时期，整个驿站都被关闭了；旅馆、妓院和餐馆一举荒废了50多年。尽管在水野上任的两年里，这个社区相对并未受到波及，但它的运气过不了多久肯定也会耗光。

常野和博辅，耗光了他们的运气，去投靠博辅的弟弟半左卫门。半左卫门巧言令色说服哥嫂的时候，是个名声不佳、到处打零工的人物。他改名字的次数多到别人记都记不住。或许这里藏着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半左卫门拥有一份合法的工作，经营着一家餐馆，一种普通人“吃东西的地方”，苦力工人去廉价妓院的路上可以顺便过来吃顿饭。至少，这让常野有了些事情可做。她小时候在乡下学过做饭，但那是作为女儿、之后作为年轻妻子不得不学的事情。除此之外，她在烹饪方面没有特别的经验，但侍候主家的经历，教会了她怎样表现得有礼貌、怎样听受吩咐、怎样清理托盘。

但这并非一桩成功的生意。饥荒期间，餐馆的数量本就有所减少，到天保改革期间，处境就更艰难了。毫无疑问，对除水野忠邦之外的几乎所有人来说，把戏院搬到江户郊外、让打工者回乡下、强行降低物价，这些举措丝毫无助于促进经济繁荣。餐馆倒闭或许并非半左卫门的错，和常野成日吵架或许也不是博辅的错，但这样的局面让人无法忍受。

1843年夏天，在常野和博辅在新宿挣扎期间，幕府向在江户地区拥有地产的藩主和旗本下发了一连串的通告。幕府要求他们交出自己的土地（这部分内容立即生效）以换取其他领土（要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分派）。不久，在大阪附近拥有封地的藩主收到了类似的消息，管理常野家乡越后国新潟港的藩主也收到了类似的消息。部分说来，这是一种防御举措，是一系列旨在增强幕府实力、免遭外国海军攻击的改革政策之一，但它同样也有着经济上的动机：“私人名下不宜拥有比幕府更多的高产土地。”

遭到针对的藩主和旗本都目瞪口呆——幕府将军这么大尺度地动用权力，几乎闻所未闻。200多年来都没见过类似的事情。新的土地从哪儿来？要怎么分配？大名们兴许要等上许多年，甚至永远等下去。在此期间，他们的收入大幅减少，甚至彻底没了收入，要怎么生活下去呢？

在一片骚动中，神田祭突遭取消。据推测，原因是幕府将军的第23个孩子夭折了。住在高档社区里的武士家眷们本来已经去澡堂洗澡、安排做头发、拿出新衣服了，消息突然传来：不得举办庆典。江户城的气氛冷峻异常。

到了中秋，幕府终于迎来了爆发点。只要不发生骚乱，哪怕令人困惑的规章制度和混乱的经济给城市平民增添再多的挫败，他们的愤怒仍尚可抵挡，甚至无限期地抵挡，但江户大名和旗本们的怒火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土地遭到剥夺并重新分配，他们的拒不妥协，让幕府的立场难以维系。

迫于压力，幕府将军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被首席老中水野忠邦牵着鼻子走了。1843年闰九月的第13天，他罢免了水野。

消息立刻传开。水野的宅邸锁上了大门，但人们整天都聚集在那里，到了晚上，还欢呼喊叫。他们用小石头砸门——飞去的石头那么多，就仿佛从一小片盘旋在江户最受鄙视的人的住所上空的黑压压的乌云里，砸下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人群袭击了附近的哨所，赶跑了守卫的武士，扯出榻榻米垫子和家具，把所有东西都扔进了宅邸的排水沟。最后，住在附近的大名被迫派遣自己的手下去维持秩序。数百名低级武士提着印有家徽的灯笼集合，现场很快就变得像是发生了大火的情形：家具散落四处，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武士试图控制人群。到了清早，武士们让这场狂欢偃旗息鼓，但年轻男女们仍然聚在一起看热闹。

整个秋天，街上的人都在玩击掌游戏，歌唱邪恶老中的垮台。这是上天的裁决，透过群众的声音传递。水野忠邦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江户的人民了。

在水野忠邦狼狈垮台的前几天，常野徒步穿过了整座城市，经过武士区迷宫般的白墙，绕过江户城堡外护城河的北侧边缘。她一路走到加贺藩主的府邸，以及差不多正好四年前，她抵达江户城第一天可能碰到过的赤门。她当时跟智鉴在一起——那是一段闹心的回忆。她和博辅结婚，本该抹去那个错误，恢复她的名誉。但女佣同伴们当初劝她全靠自己赌赌运气，话是一点也没说错。

常野拜访了位于不忍池畔的教证寺。夏天，水面上布满墨绿色的荷叶，但到了深秋，那里却只剩下一片荷梗和干枯的荷花，小鸭子在茎干间钻来浮去。天已经凉了，而且黑得很早。常野知道这座寺庙，是因为弟弟义仙在此工作。虽说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义仙，也没跟他说过话——她和博辅搬到新宿去时，故意没有把新地址告诉义仙，想着兴许有一天能用到他的名字。果然，它派上了用场。从来都是这样。她那可敬的家庭和她破烂不堪的外表结合到一起，唤起了同情，寺里的僧人允许她暂住几天。

教证寺的住持叫来了义仙，义仙看到姐姐衣衫褴褛，靠着欺骗家里的熟人来逃离另一段麻烦的婚姻，异常尴尬。他盘算，以她眼下的状况，她是不可能留在江户了。出人意料地，常野勉强接受了他的看法。义仙舍不得花钱，便安排了一名信差护送她穿越山林返回家乡。但到了即将出发的前一天深夜，她改变了主意。她说，她没法离开，因为经营餐馆的小叔子半左卫门绝不会放她走。

理论上而言，半左卫门对常野没有可以声张的权力。他为她提供了住处和一份工作，但并不是她的丈夫。他没有特别的地位，也没有额外的权力，但是他很有威慑力。义仙确信半左卫门参与过某种非法活动。那人说话绝对匪气十足。

教证寺的住持找来半左卫门，问他为什么不让常野离开，半左卫门的回答令人错愕：“只要我让常野留在此地，我就能从她家人手里榨出钱来供我喝酒——就从她哥哥开始。”义仙气坏了。常野怎么能跟这样一个不择手段的卑鄙男人扯上关系？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因为疏忽而危及家族声誉了。她陷入困境的消息自然会传到越后的朋友和家人那里——一贯如此。

义仙对常野彻底失望，准备跟她断绝关系。他希望义融能告诉自己，常野与他无关，不需要他来负责，反正她也不会听自己的。在义仙看来，他宁可根本没有这个姐姐。“真的，”他写道，“他们三个——常野、博辅和半左卫门——全都是蠢货。”

尽管如此，义仙还是做了些安排，帮常野另寻了一个住处。他认识一位名叫宿仪助的针灸医生，正在自己曾工作过的德本寺为庙里的僧人治病。宿仪助的老家是出羽国，常野第一次结婚后曾在那里住过15年，他很同情常野，把她视为“来自北方的乡亲”。两人相处得很好，或许这不足为奇。常野在吸引男人方面从来没碰到过问题。也许，他们会谈起最上川的小镇、红花和白色帆船。

针灸医生自己没有多少钱，但他愿意雇常野做女佣，至少试用几个月。常野仍是已婚身份，但义仙没有想过这位针灸医生是否别有用心；他只是为找到了一个能照顾姐姐的人而长出一口气。“至少，她现在没法说我们从没为她做过些什么了。”他嘟囔道。他请德本寺的住持借给常野一些寝具，接着警告说，要是她再招惹麻烦，就马上送她回家。

事实上，他也并不乐观：“女性实在很难避免陷入麻烦。即便常野想办法摆脱博辅和半左卫门，城里还是充满了可怕的男人。她兴许最终会沦为不知道哪儿的街边妓女。”和针灸医生宿仪助住在一起肯定比在路边卖淫要好，但就常野而言，这仍然不是什么诱人的前景。针灸之术，往往是穷人（而且多为残疾人）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最后谋生手段。宿仪助落魄得连多余的被褥都没有。给针灸医生做女佣，具体要做些什么也不清楚。回到越后，1729年，当局曾为一名用人八藏(Hachizō)颁发了特别的奖状。八藏为一名极为贫穷的武士工作。为了维持生计，武士开始学习针灸，八藏主动提出把自己当成实习病人，让主人用针一次次地扎他，直到他的肚子肿胀发红。幕府认为这种行为值得称赞，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工作。

幸运的是，常野发现了一条更好的出路：她去借被褥的德本寺需要一名女佣。虽说常野从未在浅草的寺庙区住过，但她对那儿很熟悉。搬迁后的戏院区就在附近，那块土地曾属于德本寺的一名武士信众。街道虽然不同，但戏院附近有不少熟悉的名字和面孔。氛围没那么活跃，但至少，遭受大清洗之后留下来的戏剧人还留在江户，在新起点上竭尽所能地讨生活。

对常野来说，在德本寺的工作更像是回到过去，而非全新的开始。寺庙是她童年的世界，每次经过，她都觉得自己变小了。她曾是受父母珍爱的寺庙的女儿，接着成了嫁去别的寺庙的儿媳，再接着是庙主哥哥惹是生非的离婚妹妹，现在成了又一座庙里的女佣。冬天，她清洁打扫，听受吩咐，寒冷而坚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如同念珠手串上数过去的一颗颗寒冷而坚硬的珠子。她很少听到义仙的消息，虽说义仙与德本寺关系亲近，这是他在江户工作过的第一个地方。“他势利无情，我感到很恼火，”她在一封家信里抱怨，“每当他在我身边，他总是态度倨傲，说些可怕的话，比如‘从今以后，我就要把你视为陌生人’。”这不足为奇，博辅对义仙也很气愤。博辅对所有人都很气愤。

尽管两人分开居住，常野仍然尽力接济博辅。她在信里告诉义融：“在江户这里，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借被褥给用人的。所以我问义仙：‘他是我丈夫，能行行好借点东西给他吗？’义仙根本不理我，博辅自然大为光火。”

常野待在德本寺，因为这总算还是个不错的地方：有一个房间，一床被褥，一条毯子，一口火盆。据义仙所说，常野告诉德本寺的人，她留在寺里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哥哥欣赏她的勤奋表现，从当铺赎回衣物。“到她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对她倍感厌倦。”他写道。

新年后不久，常野离开了德本寺，回到了博辅身边。很不幸，他的状况也没有好转。常野又找到了一份用人工作，但薪水不高。她尝试典当，但也毫无指望：她拿到的钱，还不到物品价值的一半。她进退两难。“江户人傲慢自大，”她抱怨说，“就因为我来自别的省份，他们认为我奇形怪状。”不管她有多生气，她穿得过分寒酸，又说不出什么回敬的话，实在于事无补。她的样子邋遢得都不好意思离开房间。

接下来的几个月，常野和博辅换了好几份工作。博辅找到一个岗位，干了几个月就又没了，于是常野开始做计件工作以维持生计。他们一度共穿同一条外袍。“我这么说你一定会很生气，”她写信给义融，“但博辅也在吃苦，我为他感到难过。”她写信的语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年来，她的口吻一直颇带挑衅味，但现在她在反思，变得低三下四，几近泄气。她害怕变老，在污秽中死去。“一切都不曾按我设想的那样发展，”她写道，“从没想过竟如此挣扎。”

与此同时，博辅似乎越来越不稳定。每当他们挣到几个铜板，他就把钱全花在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上。如果钱用完了，他就整天睡觉。到了秋天，他甚至再也不打算找工作了。

“如果我早对他的性格有哪怕一点点了解，”常野写道，“我绝不会嫁给他，不管他怎么努力劝说我。”她没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这么难相处：“我知道我脾气也不好，但从来没有遇到谁像他这么暴躁。真的，一千个人里恐怕都没有一个这么糟糕。他抓住别人的缺点就喋喋不休，但似乎从未注意过自己的不足。”博辅的朋友政义过来拜访，两个男人都申斥她，让她到自己富裕的哥哥那里去搞钱。这个打算失败后，他们又嘲笑她被剥夺了继承权。他们咒骂义融。“和尚真没用。”他们说。要是碰到两人情绪高昂，再有野心些，他们会像强盗般密谋策划。“我们会拿走你家所有的土地，”他们说，“石神村旁所有的土地都会变成我们的。”

常野和她家里的大多数人都不合拍，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但石神村是她出生的地方。她的兄弟是她的至亲，他们的祖先同样也是她的祖先。博辅提起他们的时候，没有权利视之为敌。“我知道我和义融吵架，而且处得不好，”她后来写道，“可他还是我哥哥啊!博辅没日没夜地说他坏话，我很生气，因为他自己明明就是个白痴。”

“我受够了，”她写道，“对他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生厌了。”

在那艰难的几个月里，博辅和常野争吵不休，博辅写过六次休书。他甚至把它交给了常野，但每一次，又都夺了回来。第七次，也就是1844年9月的第一天，她拿着休书出了门。休书很短，只有三行半，是博辅最清晰的字迹，还盖了他的印章。休书里说她是个不称职的妻子，但也说她从此以后获得自由身。

断了回到义仙所在的德本寺的退路之后，常野知道最好别去找自己最小的弟弟求助了。相反，她找到了博辅的旧友藤原雄藏，他住在本乡，就在加贺藩主宅邸的赤门附近。他有一份侍奉武士的好工作，并有一间小屋，还答应照料她一阵子。

在职介所的帮助下，常野找到了一连串临时工作。照说她的月薪是一朱金币加200文铜板，但她只拿到了这个数目的一半多一点。与此同时，博辅仍在找她要钱，所以，她每个月给他寄500文铜板。等交完职介所的佣金，她就只剩300文铜板了。这比小贩做一天好买卖赚到的钱还少。

常野给兄弟们写了信，坦言一切：她说出了博辅种种可怕的行径，承认自己不该跟他结婚。她求他们为自己的未来做些安排，她想回家了。她想为母亲扫墓。

藤原雄藏让常野借住只是想帮个忙，他比常野还不乐意看到眼下的局面。他找来义仙，以为义仙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姐姐，可惜义仙全无此念。常野请求雄藏联系义融，所以，雄藏给林泉寺写了一封信，尽其所能地解释眼下的情况。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常野和博辅离婚了，她很穷，几乎没有衣服可穿。她需要钱——或者至少是一套新衣服——这样才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搬出自己的住处。

一个月后，雄藏的信没有收到回音，他又写了一封，再次解释了情况。这次措辞更严厉，必须有人对常野负责。她的丈夫让她沦为赤贫，她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最小的弟弟也对她置之不理。这实在令人震惊：“两人似乎根本就没有同胞姐弟之情。”雄藏不可能让一个衣衫不整的离婚女性无限期地和自己住在一起。要么，义融寄衣服和零用钱来；要么，他得安排人护送常野回越后。

雄藏的第一封信寄出五周后，常野陷入困境的消息终于传到林泉寺，义融羞愧难当。前一年，他写信给义仙，告诉他别为常野操心：家里负担不起照料她的责任。但和往常一样，他心情矛盾，他说得很清楚，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绝望，并不是不关心常野：“博辅理应是常野的监护人……你知道，由于我们是在春天才提起此事，本地处境殊为困窘，所以，哪怕她只想要一点点钱，我也无能为力。（她想嫁的）那人是谁不重要，我没法帮她，只能袖手旁观，让她自己奔个出路。”此刻，面对一位素未谋面的江户武士寄来的绝望信件，义融的打算肯定有所不同了。他给雄藏回信，郑重道歉，并答应想办法接常野回家。

义融找到了一名合适的护送者，来自以越后为总部的山王快递服务。义融派他一路到江户去接常野。其他安排的细节交给义仙，因为义仙本来就在江户。

义仙为自己开脱。“常野上一次说她想回家之后发生了那样的波折，”他写道，“我确信，（这一回）就算我去跟雄藏沟通，也不会顺利。”但他按照义融的引导，勤勉地安排着这趟行程。他甚至考虑过去申领一张官方通关文牒，好让常野在回家路上通过所有的哨卡。但最终，在向相关官员咨询后，他确信无此必要：他去问的每个人都告诉他，太麻烦了，不值得。

十一月底，护送者抵达江户，常野也准备好出发。但当博辅发现常野即将离开，他暴跳如雷。虽说博辅写了休书，但他从未想过让常野走。实际上，他甚至告诉义融在江户城里的一个熟人，除非常野回来，否则他不会归还她的任何东西。现在，他不顾一切地想把她留在江户。没错，他承认了，他们分开了，也很久没有说过话，但她不应该不跟自己商量就回娘家。更何况，现在回越后，是一年里最可怕的时候——谁会想在隆冬翻山越岭，走远路绕过哨卡呀？

愤怒中，博辅给义融写了一封信，又叫来了弟弟半左卫门。此时，半左卫门正化名武田五郎（这是他的诸多化名之一）在一位武士的宅邸工作。半左卫门招来常野，并让自己的一名武士熟人帮忙劝说她留下。这番努力泡汤后，他拒绝让她离开。他甚至设法扣下了护送的信差。但不知怎么回事，两人都从半左卫门手里溜走了。半左卫门在江户人脉很广，他派人在城里四处寻找常野，但一无所获。他恼羞成怒，径直去了义仙所在的寺庙，打算将义仙告官，争夺常野的监护权。但义仙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常野已经上了路。她在腊月六日清晨动身，不告而别。

1845年新年前夕，常野回到了林泉寺，此时她已年过四十，离过四次婚。她放弃了家乡的稻田，换来了江户后巷拥挤的连排租屋；放弃了寺庙的钟，换来了戏院的鼓；放弃了母亲的泡菜，换来了深夜的拉面。她做过女佣和女招待，当过浪人武士的妻子。她知道挣钱是什么感觉，知道如何安排预算便能支付房租，知道怎样盘算拿出几成薪水去职介所。她自己选择了一任丈夫（虽然她现在承认选得很差劲），还曾在旗本的宅邸和其他用人闲聊。她有过去，有家里没人相信的故事，可现在，她没有了未来。

在此前五年的动荡里，其他人吃了更多的苦。著名爱情小说作家为永春水，在改革的高潮中遭到逮捕并被控犯有淫秽罪，当所有原始木刻本被收缴后，他死于心碎——至少，所有人都这么说。（见插图32）也有人在审讯时崩溃，或是在等候处罚期间死在牢里。江户有数万人失去了生计。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画作、乐器和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如果这些损失能带来某种持久的改变，也许能算有些意义。只可惜，日本似乎回到了同样无法维持的局面。只有法令不再执行，女性又开始去找理发师，普通人从箱子最底层翻出丝绸衬里的外袍，把它们从当铺里赎回来，大商行越后屋不再销售“谨慎之物”，祭礼节日如期举行，人们才知道改革结束了。除了搬迁戏院区、拘留无证妓女和音乐教师、毁坏乐器和儿童玩具之外，这场改革一事无成。这座城市——或者说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无一得到解决。江户的武士仍然穷困潦倒；贫苦民众仍然饥肠辘辘，不堪一击。外国的炮艇仍然吐着蒸汽、载着大炮在海上虎视眈眈，日本诸岛实际上照旧毫无防御能力。西方商人仍然向亚洲港口运送鸦片，而且，现在还配备了强大的英国海军保卫他们的利益，但即使是惩罚性的《南京条约》也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一锤定音。没过几年，同一批利益集团在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常野也再次回到了从前无法忍受的境地，是时候想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破坏她婚姻的，是来自外界的政治灾难吗？还是说，问题一直都在，就如同土壤里的枯萎病，等着机会到了就蠢蠢欲动？当她朝林泉寺的花园里看去，视线所及的是漫天大雪——这就是她，还有所有人能看到的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