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户相比，农村生活单调而沉闷。一切都很熟悉：皑皑白雪覆盖田野；灰色的冰没有光彩；露天灶台传出湿冷的烟熏味。群山倒映在大塘光亮的冰面上，云朵从西边滚滚而来。墙壁上空空如也，没有涂鸦，也不贴告示——甚至没有江户随处可见的“小心火烛”的标识。在一座小小的农耕村落，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闲聊当面交换的，要不，就是写在折叠的纸条上挨个传递。

这个冬天，常野穿着棉袍和外套，盖着被褥和毯子，躲在结实的墙壁后度过。但过了几个星期，仍然很容易回想起暴露在城市里的感觉：江户的寒冷刺穿她单薄的棉内袍，陌生人的目光如剃刀般刮过她的脸；不知道姓名的陌生人，听到从墙壁另一边传来的每一声叹息、鼾声和争执。

在林泉寺，常野最小的妹妹伊野和她母亲的墓地上，竖起了崭新的墓碑。常野错过了头七仪式，但至少，她终于可以去扫墓了。常野的另一个妹妹俊野也去世了，但她的墓碑跟丈夫的家人立在一处。她去年春天突然病倒，家人把行医的哥哥幸笃送到了俊野丈夫的村子里。他竭力施救，但没能成功。去世之时，俊野年仅27岁。

与此同时，义融已步入中年，他的妻子佐野一如既往地繁忙，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打理寺庙。他们的儿子兼继承人辉白刚好满了12岁，在高田上学，学习汉文典籍和五经。常野让自己成了有用之人——多一双女人的手，总是很有用的。她可以帮忙做针线活儿，洗衣服，照料孩子，扫墓，打扫庙里的殿堂。

偶尔，她会发现房子里的某个地方，残留着自己过去的痕迹。春天，女佣洗衣服时，常野认出了一张用自己幼时衣服做的小毯子。母亲在她初次远嫁之后，用常野留下的东西拼成了它。她穿针引线的时候，一定惦记着小小年纪就结婚住到远方的女儿常野。她本可以把常野的衣服改得适合年纪更小的女儿们，但她却做了一张用来安慰小孩子的半大小毯子。或许，这原本是打算给常野第一个孩子的礼物。倘若果真如此，常野的母亲从未有机会送出它。

常野从脏衣服堆里抓起毯子，说道：“我要留着这个，这是我的。”义融气坏了。他的家人已经用这块毯子30年了，它毫无疑问属于庙里，但他放过了这件事。跟这种蠢人争论没有用，他说。实际上，他一定知道，每当常野真正想要一样东西，自己从来没有赢过，哪怕那只是一张用了30年的破毯子。再说，它压根儿就不值钱。或许那是对母亲的一种念想，象征治摩期待女儿过上的生活与常野真正所过生活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常野想要这张毯子，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则。她从不放过属于自己的东西。

1846年春天，常野回家一年多，一名信差来到林泉寺，送来一封蒲生田村常野前小叔子写的信，是关于博辅的。博辅终于在江户找到一份固定工作，想让常野过去。他要自己的弟弟向林泉寺打听：常野愿意再一次嫁给他吗？

常野知道博辅所有的缺点：他的暴躁脾气，他的懒惰性子，他的贪心和轻信。他是一个真正糟糕的丈夫，而且，此刻距离两人灾难性地结束婚姻还不到一年半。她的家人都看不起他，这份据说是铁饭碗的新工作，他能干得了多久，谁说得准呢？她很可能会落得和前一次离开时一模一样的下场，在某个阴暗街区一间冷冰冰的租屋里，跟他为了又一次去当铺典当的事情争吵不休。

话说回来，博辅仍然是那个隔壁村子的男孩，在江户，她原本可以一个人独自过下去，但却选了他做丈夫。他是为数不多能同时理解她生活分为两部分的人之一（他自己也放弃了越后的稳妥生活，到江户城里追求不确定的未来），他也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脾气跟自己旗鼓相当的男人。如果她不回到他身边，就只能留在林泉寺，给佐野和女用人们帮忙，义融能否永远容忍她的存在，也是个未知数。她需要到别的地方去。

江户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去的地方。日本有些城下町从不下雪，那里的风闻起来像小柑橘，农民一年能种三轮甘薯，收获三季水稻。此外还有京都古城，常野当新娘时去过，天皇在他的宫殿里吟诗，织工用红花染色的丝绸织出奢华的锦缎。

在这之外，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还有其他城市，那儿有老虎在密林中漫步，红鸟在草原上鸣叫。仓库里堆放着一箱箱茶叶、棉布和鸦片；市场里有贩卖紧扎干辣椒和绿松石的老妇人；大教堂里，一户户人家合唱着复活节赞美诗。在有些地方，春雨洒落在鹅卵石和玻璃窗上，妇女们有的穿着喇叭形的裙子，裹着紧身胸衣；有的身着纱丽，戴着金手镯；有的穿着二手布匹，佩着穿珠头饰；有的戴着有小纽扣的羊皮手套；也有的光着脚，衣衫褴褛。跟常野同龄的妇女们，为了咖喱叶讨价还价，购买成盒的巧克力松露，照顾孩子，清洗地板，待在家里织羊毛围巾。她们的一些姐妹在巨大的工厂里摆弄着哗哗作响的纺织机。她们的一些兄弟下地挖煤。

在少数遥远的首府和起风的港口，男人们对日本产生了好奇心。他们装载船只，拟订计划。他们想象着日本的城市，阅读着关于幕府的故事。他们看到了这块“锁着双门闩的土地”，便想要打开它，争取贸易，赚得利润，攫夺荣耀。和常野一样（她曾把自己的命运想象成一扇紧闭的大门），他们认为江户就是开门的钥匙。

就在常野斟酌博辅的求婚期间，两艘美国军舰驶往江户。指挥官是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时的老兵，叫詹姆斯·贝特尔(James Biddle)，他刚与中国缔结了第一个美中条约，希望在此基础上成功与日本天皇签署类似的商业协议。他来到江户湾口，发现自己的船立刻被一艘艘日本驳船团团围住，驳船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武士。武士们接下了他开放贸易关系的陈情书，他的舰船抛锚停泊时，他们自由地登船，四处查看。他们满心好奇，贝特尔也乐于介绍。他还很感激获得了补给，包括几百只鸡、青苹果和成桶干净的饮用水，这是他在整次远征期间得到的最好口粮。但关于他的陈情书，幕府的一位家老执笔起草了回复，坚决拒绝了通商请求：日本不会与美国进行贸易——除了荷兰和中国，日本不与其他任何国家通商。

这个消息令人失望，收到它的过程更叫人沮丧。为了收到回函，贝特尔登上了一艘日本船只，但并未提醒船员。一名日本武士看到他爬上船，吓了一跳，把他往后一推，令他踉跄地跌回自己的船上。贝特尔大为光火，有一阵子，他的部下以为他要下令打开炮台。谢天谢地，他总算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这一事件令所有相关人员感到难堪，而日本一直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感到忧心忡忡，这场难堪更让局面雪上加霜。贝特尔准将永远无法到达江户，但美国海军会回来。

常野的梦想跨不过大洋。她对鹅卵石、咖喱叶或大教堂一无所知；她从来没有扬起过船帆，也不曾在望不到陆地的地方，爬上桅杆顶端，四处眺望。她的雄心很具体，局限于已知的世界，局限于她曾爱过却被迫放弃的城市。对她来说，再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所以，当博辅的中间人亲自来讨论他的求婚时，常野没有犹豫。是的，她说，她想去。

一如既往，义融是个问题。他不同意常野再婚。为什么他要允许妹妹回到不能养活她的丈夫身边，而且，这个丈夫还曾试图勒索妻子家的钱财，当掉她的所有衣服？义融读了妹妹从江户寄回家的所有信件；常野自己也说过，这个丈夫密谋夺走她家的土地，还诅咒她的祖先。义融不断提醒每一个人，博辅在严冬抛弃常野的时候，是自己花钱把常野从江户带回了家。

最终，义融还是同意了，但他要常野答应一个条件。常野将放弃与林泉寺的一切联系；她再也不能使用家族的名字，再也不能向家人要钱。义融起草了文件，免生是非。经过一连串商榷、交换草稿，又盖了一连串的印章之后，常野被正式逐出家族，从石神村的户口登记簿上除名。

常野急切地想尽快离开，但义融还不能完全接受这样的安排。在她预计出发的前四天，他告诉自己的妹夫，如果常野能拿到关川关卡的通关文牒，他感觉会舒服许多，尽管从相关官员那里拿到通牒需要30天。常野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她不能跟其他人一样绕过关卡？从信中知道常野延误的消息，博辅怒不可遏，甚至威胁要取消婚事。一直在生病的寺庙内勤传八不得不提醒义融，他的固执将事与愿违：常野一心想要离开，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再说，她是个自私的蠢女人，义融应该为摆脱她感到高兴。他应该收起自己的骄傲，告诉博辅一切都是误会，让常野早些离开。

常野离开的前几天，她跟义融和一位中间人会面，商讨正式的财务安排，这是她离开这个家族的标志。他们仔细查阅了从她第一次结婚开始的记录，统计了开销，交接了财产。他们计算了她从未穿过的衣服，她被拖欠的零花钱。他们再次扯出了智鉴的事，以及她在出省途中卖掉的衣服。他们甚至提到了最近发生的旧毯子事件。

义融相信白纸黑字的魔力，以及誊写、盖章和保存草稿的仪式感。他一定是相信，细致的结算工作，可以清除每个人的债务，消除宿怨。否则，在一座小小的村庄里，怎么会有人能对这一切放手释然呢？但这种记录是男人的工作，是继承了家族名字和产业的孝顺儿子们的工作，是他们用墨汁涂黑了印章按在纸上。常野曾靠着自己的记忆和信件来试着列出清单，但这一次，她没有未尽的事宜，也没必要做记录。

常野最后一次从越后启程时，博辅的家人为她送行，一直送到高田。这更像是她第一次结婚时与家人的分别（带着行李，仪式感十足），而不像她上一次去江户时的旅程，那时她什么东西也没带，偷偷离开。这一回，她收拾了四箱衣服让家人寄去。她走过熟悉的山路，穿过群山来到了新井驿站，遇到了一队11名女性旅者，接着又到了草津，和一位朋友待在一起。这趟旅途很轻松，只用了13天。但她抵达江户那天，风雨交加，整个社区都被洪水淹没。所有的商店都安上了防风百叶窗，排雨沟下放置的大桶早已满溢。她在泥泞的街道上蹒跚前进，一面与北风搏斗，一面避开撑着雨伞的人。她回家了。

博辅的新主公，不是个说不上名字的寻常旗本。他是江户最有名也最繁忙的旗本之一。他的头衔一出，便会唤起敬畏——“恐惧和颤抖”，平民们经常在书信中这么提到。他便是江户町奉行，远山左卫门尉景元。

町奉行分为两位，一南一北，按月轮流当值。两人都负责整个城市，职责范围非常广：审判刑事案件、受理请愿、发布法令、管理城市治安和消防准备工作，以及道路维护和水务。南北町奉行以办公室所在位置命名，两地相隔不到一公里。1846年，远山占据了稍大的南町奉行所，靠近江户城堡的数寄屋桥，东向银座和筑地的平民区。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年，但工作熟稔，因为他在天保改革初期曾担任过北町奉行。常野看到过的许多张贴在城中坊门上的强硬告示，都出自远山景元所辖的奉行所，他的手下亦曾拖走街上时髦的年轻女性。

在幕后，远山从未同意过这些改革，他曾与家老水野忠邦及其同僚，另一位町奉行鸟居耀藏就改革政策的实施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远山对严格区分武士和平民并无异议。和他那些更保守的同僚一样，他认为把秩序强加给江户城里的顽固刁民是自己的责任，甚至可以说，他傲慢，说教味十足。

1841年，一名女性向他所在的町奉行所提起民事诉讼，他满腹狐疑：“此人——此女——竟到我的机关提起诉状。她是个惹麻烦的人。女人们一天一天地跑来我的机关提起诉状，我也听到了她们的投诉，但她们都是在自找麻烦。”然而，远山也相信，自己有责任保护平民的生计。水野提议搬迁戏院区时，远山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阐述反对意见，理由是搬迁将使住在该街区的人们变得贫穷，破坏当地房东的地产价值。水野发布废除批发商行会的命令时，远山扣住命令，迟迟不肯下发。水野提议将外乡移民逐出江户，远山以“新来者为经济运行所必需”为由反对。

在上述每一个场合，远山的逻辑都来自俯视城市人口的武士视角。他来自一个重视地位和侍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户旗本家族的养子，这个家族的俸禄低，在历史上地位平庸，是他改变了这家人的轨迹。他在选拔人才出任官职的考试中获得高分，开辟了一条通往幕府最高阶层的道路。他被任命为大监察、长崎奉行，最后是勘定奉行。他成了理想的官员，备受赞扬，经常获得举荐，擅长中国诗词，并学习射箭、骑术和近身格斗。他对儿子的期待也很高。

但远山从来拿不准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是长子，但收养他父亲的旗本家族坚持要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之一作为正式继承人。在远山成年之初的大部分岁月，他的晋升之路都是堵死的。与此同时，他的父亲经常不在家，向北前往遥远的北海道，向南到长崎，向西到对马岛。远山留在江户，受高级武士家族所有纪律的约束，却又没有实现抱负与才能的出路。

或许，这是为什么多年以后，市民们会讲述远山年轻时不务正业的故事。他们说，他曾与城里的小偷和赌徒勾结，吓坏了父母。他们说，他频繁光顾城里的每一家妓院。他们说，他的上半身覆满文身，那是劳力者、黑帮和罪犯的标志。或许，这个故事里有真实的地方，又或许，他们想要寻找一种解释，为什么一个在旗本家出生和成长的人，对城市的贫民们表现出如此的同情。不管怎么说，他们围绕这个人，构建了一段传奇。对江户人来说，远山景元永远不会是一个生有八个孩子的中年父亲，一个患上了严重痔疮、到江户城堡里觐见都没法骑马只得申请坐轿子的男人。相反，他永远是他们想象中那个潇洒的年轻人，他熟悉他们的街道、玩他们的游戏、说他们的语言，却不知怎么升到了城市管理的最高位置，现在坐在那儿审理他们所有人。

江户町奉行的职位，恐怕是同类职位里工作最为繁重者，人们都说，当值的人往往会工作得疲惫而死。许多就任的人也的确是在任上过世的。但50多岁、赤面阔脸的远山，战胜了这种可能性。他仍然精力充沛，审问罪犯时的洪亮嗓门儿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证明的了。他在幕府的地位，甚至比他极具才华的父亲还高，而且成为幕府最受信赖的谋士之一。他和妻子阿惠已结婚30多年，他们的孩子都走上了光明的事业和婚姻之路。

远山和离过婚的越后移民博辅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博辅有着不光彩的过去，武士身份也几乎全靠伪装。即便如此，一位高官也能明白博辅能派上怎样的用场。旗本常常雇用家丁作为调停人，并礼貌地称之为“津贴辅佐”，恐吓债权人，敲诈住在自己封地上的农民。博辅还可以给町奉行的工作帮帮忙。远山大部分的调查员都是世袭官职的武士，但他也有一些私人家丁协助调查。如果是这样，博辅对江户黑暗角落的了解，兴许能有些助益。就算事实证明他完全不称职，派他去给管家跑跑腿、扛扛长矛和箱子总是可以的。

对博辅而言，能侍奉远山简直是交到了难以置信的好运，它意味着有望获得他从未找到过的安全感。多年来，博辅一直在旗本的府邸间来来往往，通常只能干上一个来月就会被打发走。但町奉行远山的名声可不同于寻常大名或旗本——只要他还在职，便需要人手，而且他也有能力源源不断地支付手下薪水。终于，博辅能跟妻子住在一起了。他和常野可以在南町奉行所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按照规定，远山及其家庭成员，在他担任町奉行期间都必须住在奉行所）。

常野的新家是江户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之一。就连它的正门都散发着不祥的气场，屋顶铺着厚厚的黑瓦，大门两侧是有着弧形屋顶的岗亭。这样的布置带给奉行所一种威吓感，仿佛它蹲伏在平民住宅区的边缘，浓黑的眉毛紧紧皱着。1846年6月，常野第一次来到此地，大门紧锁着，表明南町奉行不当值，不再接受新的案件或请愿书，诉讼人只能到北町奉行所。当然，远山仍在辛勤地工作，处理文书事务，进行长期调查，与幕府大政官就先例进行沟通，参加会议。但远山的办公室要到下个月才会恢复生机，届时，南町奉行所才会敞开沉重的木门受理城中事务。

奉行大人当值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大门就会打开，直到傍晚才关。门后面，一条蓝色石头小径整齐地从一片黑亮亮的碎石海洋中间穿过，通往奉行所的主楼。这是一座很大的庭院，用于骑兵队伍列队立正，或是奉行大人由随从陪同骑马外出办理正式事务等仪式性场合。

普通人从不使用大门（大门的作用主要是展示威严），他们从大门右侧的小门穿过。夜里，右门会为了紧急请愿或其他突发情况打开；白天，这里会挤满为打官司作证的诉讼人和被告。他们都挤在一间狭小的接待室里，等着负责传唤的守卫叫到自己的名字和案件。一般来说，在右门前等候这一冗长而耗时的经历，会让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望而生畏；而且，这种痛苦体验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往往还会重复多次。

右门虽然很不方便，但总比左门要好得多——每个人都会竭力避开左门。该入口专为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保留。出现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接受过町奉行所警务站的审讯，遍体鳞伤，不成人形。大多数人都认了罪。对一些人来说，看到警务站的刑具就足以信服。其他人则被捆起来打得服服帖帖。一旦被押到奉行所，他们就没指望脱罪了，只有承受幕府的连番施威——庄严宏伟的奉行所，以及远山左卫门尉景元这个人，都是幕府权力的象征。

被告在拘留室里等着叫到名字；接着，守卫用一把硕大的钥匙打开一扇锁着的门，押着他们来到一座宽阔的院子，地面铺满粗糙的白沙。被告将跪在那里，等候审讯。倘若他们能抬起眼睛，会看到远山和手下坐在沙地上搭的木质平台上，俯视着他们。审讯过程总是经过精心编排：白沙之上从无意外，这是座不允许即兴发挥的“戏院”。远山会瞥一眼摆在面前的文件，用洪亮的声音问道：“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户主何人？”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早就知道。

对跪在沙地上状如筛糠的被告来说，每一次审讯都将烙在记忆里。而对远山来说，大部分时间，这只是枯燥的例行公事。他通常没时间回顾案件的事实情况，直到被告跪在自己面前。每年都有数万件民事和刑事案件提交到南町奉行所，所以，案件细节必然会交由下级人员处理。但在调查的关键时刻，包括在初审中确认罪犯身份，总是需要奉行大人在场的。有时候，犯人会在深夜被带到奉行所，因为他们是在大门关闭后的时段被捕的。这时，远山不得不匆匆穿过住所的大堂，穿过迷宫般的连排办公室，来到白沙庭院。冬天，他和手下会坐在星空下，借着灯笼的亮光写字，每次提问，远山的呼吸都会呵出一团雾气。白沙庭院没有火炉。这不是个舒服的地方。

白沙地上进行的第一轮审讯，几乎总按同样的方式结束。远山将正式宣告：“着令此人入狱待查。”之后，被告将被押送至小传马町的一处可怕建筑，那里素以尖锐锋利的栅栏为外人所知。在又黑又挤的房间里，被告将受到牢头惯例的虐待，尤其是没有亲友愿意支付保护费的话。他还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审讯，要是他否认或是拒绝重复最初的供词，他将遭受鞭打，被迫跪在开有槽口的木板上，大腿压上沉重的石头。唯一的喘息机会是回到白沙庭院，继续受审，或是领受判决。

常野来这里一个月，调整适应远山的家庭、等着越后送来行李期间，一场广为人知的判决在南町奉行所进行。被告是一名叫冈田良民(Okada Ryōmin)的男子，是江户城堡里负责端茶送水的低级官员。这桩案件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的罪行太过大胆：他试图趁着深夜大家入睡的时候从城堡储藏室里偷东西。倒霉的是，他的同事听到储藏室附近传来奇怪声响，便组队去看个究竟。他们提着灯笼顺着走廊往前走，当光亮落在罪犯脸上时，他们大吃一惊：窃贼竟然是内鬼。冈田五年前就偷过300两金币，并最终侥幸脱身，贪婪驱使他再次下手，只是这一回就没那么走运了。

远山判冈田良民斩首示众，这是专属重罪的惩罚。行刑处决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一小群武士的监督下，一名武士负责挥出那可怕的一刀。但把冈田按住的人则是弃民，这些人从事背负了死亡与不洁污名的工作。当冈田的头颅掉在地上，他们中会有一个人准备好把它从尘土里捡起，用草席裹上。另一个人抱着尸身，让脖子上的血流到事前挖好的地洞里。一群面目狰狞的弃民和巡警把冈田的头颅带到城市边缘的刑场，钉在长矛上，并在一旁竖起公布其罪行详情的告示牌。尸体的其余部分留给幕府的首席刽子手和试刀人山田浅右卫门。如果他认为冈田的身体适合“试刀”，便会小心翼翼地用绳子把它吊起来，用将军的某一把刀将它砍成几段，写下笔记，报告刀刃状况。试刀完毕后，山田浅右卫门会将胆囊摘下带给妻子，后者再把它制成家族的秘传药物。

对奉行大人远山来说，宣布死刑并不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多年来，他曾判处数百人死刑。就在处死冈田的那个月，还有十个人死在了监狱里；而在繁忙的月份，这个数字会是二十甚至更多。如果远山对一个人手下留情，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它是为了送出信息，让江户人注意到。冈田被斩首的两个月前，远山给一名犯人减了刑。此人来自一个犯罪团伙，他们假扮幕府官员，向寺庙勒索钱财。等待判决期间，他所有的同伙都已经死在了牢里。后来监狱失火，大门敞开，他本可趁机逃跑。但失火后的次日，他又回到了监狱，向狱吏自首，哪怕他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要么会死在黑乎乎的牢房里，要么会由刽子手处死。若非发生了这场火灾，远山会判他砍头。但他注意到了这人的顺从，改为将他流放远岛。

常野跟这些案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从跟丈夫一起工作的武士嘴里听说了这些八卦。她属于家庭，而非公域。虽然两个领域只隔着一步之遥，但一道道锁着的门立在两者边界。这一次，她站在了正确的这边。可沦落到另一边是那么容易：要是她溜过关川哨卡时被逮住；要是1844年那个可怕的冬天，她因为没有衣服穿，从公共浴室偷走别的女人的外套——一切没法细想。博辅同样曾经穷困潦倒。他兴许会是个跪在沙地上瑟瑟发抖的犯人，而不是身着饰有町奉行家徽的外套、佩带双刀的武士。

界限是这么清晰：一道门、一张通行证、一个头衔、一件外衣、一段婚姻。这边，是落魄；那边，是安稳。造成差异的不是常野的性格或行为。界限那么清晰，因为它们是随意划下的；门是紧锁的，因为房间隔得太近。只要拐错一个弯（或者拐对一个弯），你就会到达一个你根本没想过要去的地方。

江户町奉行依靠骑警（与力）和巡警（同心）来维护城市的治安。许多位置是世袭的，并附属于各种官职：远山手下有23名骑警和大约150名巡警，北町奉行所也有数目大致相同的人手。跟常野和博辅（他们是奉行官的私人随从，跟他一直住在南町奉行所）不同，骑警和巡警及其家人住在一个叫作八丁堀的拥挤社区。既然有这么多执法人员，八丁堀最初肯定是江户最安全的地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士逐渐将自己的土地再划出小块，修建租屋，不同类型的人搬了进来。一开始，搬来的人是医生和儒学者，一个适合跟低级武士混居的阶层。但最终，赌客和皮条客也渐渐聚集此地，因为给当警察的房东付房租，最好的保护莫过于此了。

骑警的级别比巡警高得多。当骑警出现在白沙庭院，他们坐在平台上，位于奉行两侧，而巡警则跟嫌犯一样，坐在地上。警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调查、协调巡逻人手、询问嫌疑人和证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阻止民事诉讼，减少町奉行的工作量。“这么解决挺好，”他们或许会说，“干吗不拿了这笔钱，让孩子们好好生活呢？你也不必费这么多事。”他们的年俸仅有200石，但有许多受贿的机会，可以增加收入。武士会花钱让调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会送礼以换取有利的聆讯。

骑警通常骑着马在街道上穿行，巡警则徒步在城市中巡逻。哪怕隔着很远也能一眼认出他们的样子，但那跟时尚偶像相去甚远。他们的头发会梳成扇形的结，外衣上饰有町奉行所的徽记，腰间挎着金属警棍和佩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调查和逮捕，但也要收集信息。高级巡警，也叫“密探”，负责敏感事务调查，收集有关幕府将军及其家人的谣言。但哪怕是普通巡警也会听到各种有趣的事情：出现了会说话的马；硕大的婴儿满嘴尖牙；女书法老师突然长出了睾丸；小女孩遭狐狸附体；城堡护城河里可能有海怪；海湾里来了外国船只；一条巨大的鲤鱼转世变成了鬼，吓唬那些吃过鲤鱼的粗心小孩子。了解谣言对町奉行很重要，因为它们会滋生动乱，也可能是一种预兆，预示不祥之事即将发生。

一些巡警在清晨和傍晚按规定路线巡逻，风雨无阻。也有人走不规则路线，还有人要去检查建筑工地，勘察消防。街区警备室会把他们派出去调查奇怪的事情，比如常常发生的可疑溺水。常野住在町奉行所的第一年，一名泥水匠在自己和朋友租来的游船上喝醉了，靠在船舷小便时摔了下去。一名女佣想辞职，父母却逼她回到主人身边，于是女佣跳了河。店主的三个活泼女儿，被人发现浮在河面上，绑在一起。一名歌舞伎演员和戏院引座员从划艇侧面落水溺毙，显然是为了捞回失手脱落的船桨。而这些还只是报告得最多的案件。

江户的巡警只有不到200人，单靠他们无法管理这样一座庞大的城市。他们需要调查和信息两方面的帮助；他们需要有人了解犯罪分子及其网络，这些人并不身居町奉行的高位，也无须像武士那样受到正式约束。他们需要有人能跨过司法管辖区，找出已经转入地下的人。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雇用“冈引”，这是曾在小传马町监狱蹲过一两次牢或是曾被逐出城市一段时间的罪犯所变成的线人。从正式的角度看，这些人并不存在。然而，他们穿着劳工长裤，腰佩木剑，陪同巡警巡逻。

冈引存在于一个奇怪的空间，犯罪与官僚惯例在这里的边界十分模糊。线人获得正式任命，还可晋升成其他人的上级。他们从町奉行所领取稳定的薪水，这些钱来自罚款，由巡警分发。他们还定期开会。每天早晨，分配给远山手下巡警的冈引都会在神田的松吉茶室(Matsuyoshi Teahouse)讨论当天事务。一些是逮捕和调查，也即他们拿薪水所做的工作。但他们也是自由从业者，享受着这一职位带来的相对豁免权。因为知道自己不太可能遭到查抄，他们经常私设赌博。他们向轻罪罪犯勒索保护费，条件是不向町奉行告发。如果犯罪者是女性，冈引有时会强迫她们卖淫，保留收益。

江户人通常对冈引感到恐惧，并努力避开他们，但这很难做到，因为冈引和巡警一起巡逻，每当发现有人开了一家店，他们都会绕道回来索取保护费。就连幕府的一位家老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抱怨说，人们害怕冈引远甚于町名主——后者才应该是社区的领导者。但远山一直认为，奉行所的线人是必要之恶，还曾请求雇用更多冈引以维持秩序。

城市犯罪组织还有附带的好处，至少对那些与町奉行所关系密切的人来说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儒学者被扒手偷走了一沓文件，出钱拜托自己的骑警朋友帮忙。骑警召来一名巡警，巡警联络了线人。等学者跟朋友喝完酒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完璧归赵了。

多年后，人们说，当远山坐在白沙庭院的平台上，用呆板的语言向罪犯宣判死刑时，他会抹下袖子，试图掩盖手臂上露出的文身。这是真的吗？这有什么关系吗？文身是一种隐喻，奉行大人的外衣也是。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隐而不宣的默契：在庄严和正式的外表之下，对程序不折不扣的遵照执行之外，奉行大人的手下会顺着地下世界弯弯曲曲、五光十色的小路往前走。就奉行官本人而言，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正义与犯罪深深纠缠，无法分开。远山的黑袍能罩住他的身体，但皮肤上的文身却抹不掉。

现在，常野成了奉行大人一家的成员，用不着太担心偶发犯罪了。偷了她衣服的老家守甚助，绝不会对一个受远山庇护的女性做出同样举动。她的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博辅侍奉远山大人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名武士，只要一直受雇，他的地位就不会动摇。他在村里的哥哥，一度担心博辅将一事无成，现在却带着敬畏的口吻提起弟弟“极为重要的职位”。常野仍然扫地、端盘子、为丈夫做晚饭、操心日常支出用度，但地位和安全感事关重要。严格来说，她丈夫现在的地位，比她所有兄弟们都要高了。

当常野选择了博辅放弃了家人，她感到了失落。一回到江户，她就试图拜访义仙，但义仙把她打发走了。他说，义融禁止自己跟她说话。这不大可能，因为义融自己仍然收下了常野送去的礼物（书法用纸），还问起了她留在家里的雪靴。但常野跟义融的通信也时有时无。她自己的确试过。春天，她给自己的侄女和村里的其他女孩送去了人偶，或许是想着它们能在女孩节上及时送到，但她从未收到过任何回音。她终于在江户立稳了脚跟，但却跟家人比早年更加疏远，毕竟，她住在租屋时还给家人写去一封又一封的信。

到1848年秋天，常野做了个栩栩如生的怪梦。不知怎的，时间倒序流淌，她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兄弟们在林泉寺玩耍。她醒来，迷迷糊糊地想，这真是太离奇了，可片刻之后，一名信差便带着义仙的信出现了。信上说，他病得很重，可能快要死了，他想见她最后一面。那个梦是个预兆，她想。常野已经两年没听到弟弟的消息了。

常野把信拿给博辅看，但他却满腹狐疑：“你弟弟跟我们断绝了关系，现在他生病了，却写信说想见自己的姐姐？他到底在想什么？”常野不知道的是，博辅已经知道义仙病重得快死了。几天之前，信差带着义仙临终前的道歉信来见他。博辅把那可怜人拒之门外，长篇大论地说义仙之前对自己和常野是多么恶劣。博辅的地位变了，暴躁的脾气却一点也没变。

常野自己叫了一名医生去看义仙，没告诉博辅（他也没必要知道）。几天后，奉行大人全家正忙着准备远山二女儿及其家人的到访，常野溜了出去，走了两里半的路程到了教证寺，义仙正躺在寺里奄奄一息。1843年那个凄惨的冬天，为了躲避丈夫，常野曾在这座寺庙里过了四天可怕的日子。如今，五年过去，她直接从奉行大人的官邸过来。

常野发现义仙躺在被褥上。他已经躺了好些日子，动弹不得。他写给常野的最后一封信是口授的，因为他连笔都拿不起来了。一名僧人已经清点了义仙的物品，教证寺的住持把清单塞进了他的毯子里。人人都知道他行将离开人世，这是他们为了确保他的事务有序推进的法子。他已经没有能力跟踪身外之物了。几个月来，随着健康状况恶化，他一直在努力联系常野。他叫来了他们共同的朋友、针灸师宿仪助，甚至还拜托博辅的弟弟、黑帮成员半左卫门出面斡旋。义仙一直讨厌半左卫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要仰赖这个曾经被他贬斥为“坏人”和“白痴”的家伙。义仙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任何人了。

常野跪在义仙的褥子旁，他握紧她的手。两人一同祈祷，然后，常野问他还能不能进食，他想要吃什么。“葡萄，”义仙说，“或者梨子。如果能行的话，小蛤蜊也可以。我不胜感激。”针灸师宿仪助也在场，他和常野都问还有什么可以为义仙做的，但义仙没有说话。或许，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他和常野从未讨论过两人的过往。她没有提起自己的兄弟们，她的婚姻，还有他们多年的疏远。回到家时，常野感到心有所失。

回到南町奉行所，家里的女人们仍然忙着接待远山女儿的来访，此外，大家还在为一件重要活动做准备。奉行大人受召去江户城堡，参加有幕府将军在场的“公事上听”。这种会晤很少举行，至多每隔几年开一次，涉及的利害甚广。町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都将出席，此外还有各监察、内侍和所有家老。每一名奉行都将在诸官员面前审理两起案件。所有活动结束后，奉行将收到幕府将军的礼物，通常是整套的服装。如果奉行表现特别出色，还可能获得特别嘉奖。1841年，远山曾获此殊荣，但他也不能躺在名望簿上。在他上朝前的日子，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整理衣服、饰品、马匹，接受礼物和好运的祝福。

常野太忙了，忙到传来义仙过身（就在她去探望的第二天）的消息时，她竟抽不出身来。次日拂晓，她赶到教证寺。因为她是义仙最近的亲人，由她为葬礼准备遗体。“为他净身的时候，我碰到了麻烦，因为气味太可怕了。”她写道，“我自己把水泼在他身上，接着半左卫门和庙里的一名仆人帮我为他清洗。”后来，她为义仙穿上了一件朴素的长袍，它通体无结，因为打结或许会把他和过去生活的业障缠在一起。他的僧人同僚们聚在一起为他诵经，写下他的法号（死后的名字），接着把他放入棺材。葬礼上，僧侣和吊唁者在钟鼓的伴奏下同念颂词，向佛陀表示感谢。此后，他们把义仙的灵柩抬到城市边缘小冢原刑场旁的一座寺庙，放入火中，只留灰烬和骨头。

常野以送葬者的身份（很久以前，也曾以僧人之妻的身份）参加过许多葬礼，但这是她第一次照料亲人的遗体。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义融的工作，但他在遥远的越后。他写信为未能前往道歉；他让博辅和常野找信差把义仙的骨灰送回林泉寺。

常野似乎为把葬礼仪式全交给陌生人经手感到很不安，她不得不付钱给那些几乎不认识的人，让他们来主持葬礼，为弟弟写下法号。在写给义融的信中，她强调自己已经尽力做了能做的事情。“我亲自为他身上泼水，”她写道，“尽管我可以花钱找人替我做，但要是那样的话，经手的就必定是个陌生人了。”但她也承认，义仙的法号必须出自陌生人之手，这个（她家族常做的）神圣任务如今成了一项有偿的仪式，只要出钱即可。

事实证明，义仙死后，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三座寺庙为谁来主持他的葬礼（并获得报酬）而发生争吵。更糟糕的是，教证寺住持藏在义仙被褥里的财物清单不见了。常野和她的小叔子半左卫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义仙的一些东西被人偷走了，只是没法证明。

半左卫门考虑过把案件交给寺社奉行，但证据怎么也找不到，最终，他得出结论，不值得这么做，他不想给葬礼添乱子。博辅和常野给义融寄去了重新找回来的物品清单，外加垫付的丧礼和接待哀悼者的费用。他们卖掉了义仙的大部分衣物，把钱捐给了寺庙，还把一些遗物放进棺材，作为献给佛陀的供奉。

想想看，忠诚、顺从、总是按照哥哥的要求去做的弟弟义仙，竟然这样结束了生命，在一桩神秘罪行的阴影里，被僧人和寺庙背叛；而最终照料他的人竟然是常野，这都是多么离奇呀!

町奉行远山专门负责处理后事。在他当值的那几个月里，他坐在白沙庭院的平台上，宣判人们的命运：犯人一般是被逐出江户，或者被砍头，有时是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那是别人故事的结局，他并不擅长管理自己的后事。

他开始连续几个月告休，靠北町奉行来弥补自己的缺席。远山的一个亲戚旗本打着奉行大人的旗号在大阪的大米市场赊账而遭逮捕。尽管远山跟此事无关，但这也太丢人了。他生病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变得孤僻起来。

常野比奉行大人年轻十岁，但她也在逐渐变老，便盘算起了自己的身后事。她和博辅没有继承人，两人老后将无人照料。他们讨论过要收养孩子的问题，江户也有些人选，但他们不愿意收养陌生人。如果孩子是自己的亲戚就不一样了。博辅仍然担心跟常野的家人直接联系，便要自己的兄弟写信给义融提议收养孩子的事：义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大竹过继给博辅和常野吗？义仙过世后，这个家族似乎有望弥合分歧。如果义融做过回复，相关信件并未保存下来。但他明明知道博辅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可能送自己的女儿去呢？这是个不顾一切、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请求。

义融在大约一年后，也就是1849年的第11个月去世。他在林泉寺生活了一辈子，养育了五个孩子，主持了无数的仪式，诵读经文。他体现了父亲的希望，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50年后，他最终变成了一个他年轻时并不适应的角色，他去世时知道，长子辉白已经受戒，并将继承家业。按他的家族、村庄和他所秉持信仰的标准看，义融是了不起的成功者。关于他的债务、不满、灾难性的第一次婚姻、他与兄弟姐妹的斗争，所有的记录都埋葬进了日常信件的旧纸堆。

对常野来说，义融的去世，标志着一场终生争论的结束。他们的角色是对立的，他们的性格也是如此。他不安，焦虑，内省；她冲动，意志力强。他推她，她反抗。她制订计划，他站出来阻拦。他们给彼此带来痛苦，但谁也没有放手。比起常野的丈夫，比起义仙，甚至比起他们的母亲，义融都是常野的人生里最为恒定不变的角色，是代表家的人，虽然处处都是约束，但又有着令人安心的熟悉感。义融是长子，收到的礼物比常野多。孩提时代，他能跑了，她还只能爬；他能学习中文诗歌，她只能练习针线活儿；他离开家乡去受戒，她却嫁到了遥远的异乡；他待在家里，她离家出走；他成熟稳重，她叛逆反抗。他说她蛮横、愚蠢、荒唐、脾气暴躁、冥顽不化，可他却总是让步，因为她更强大、更自信。如果没有了他，她该怎么知道自己是谁？

再也不会有答复了。江户再也收不到出自他手笔、言辞优雅的信件了。再也不会有关于钱财的谈判了，再也不会有对常野不良行为的长篇说教了。最后，他们谁都没赢，也没有和解。

越后从未显得如此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