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1月，海军准将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收到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准备指挥东印度分舰队。（见插图33）他全无准备。他参加过两次美国战争——1812年战争和美墨战争。他有10个孩子，他差点死于黄热病，最后他得到了通往纽约的钥匙。他横渡过大西洋，周游过非洲海岸，穿越过地中海，但他从没见过太平洋。

57岁的佩里仍然有着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也有着如铁的目光，但他并不渴望展开新的冒险。他认为自己更乐意接管地中海分舰队，带着家人环游欧洲。他还担心，海军废除了鞭刑，自己该怎样维持纪律呢？他对上峰要自己做的事情也满腹狐疑。他会像华盛顿的政客们提议的那样，被派去要日本开放贸易吗？还是被派去当民主大使，以改变日本政府体制为最终目标？佩里对美国让旧君主制国家皈依到新共和政体下的热情持有怀疑态度，而美国的这种热情，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只增不减。他认为，自己的同胞们应该“学会不去干涉邻居的事情，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

然而，他实实在在地明白这项使命的重要性。此前的四年，他一直在陆上履行职责，监督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新蒸汽舰的制造。这些最先进的船只，是为了向世界展示美国的实力，但如果途中没有地方装载煤炭，就无法跨越太平洋抵达中国的通商口岸。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对商业和战争都很关心，他表示，建立补给站符合国家的利益，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写道，煤炭“是上天的恩赐，是万物的造物主为了人类大家庭的福祉，沉淀在日本诸岛的深处”。佩里不太可能受这番夸张言辞的蛊惑，但他能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对军队而言。美国海军能够尽其所能地制造蒸汽战舰，但如果没有日本的煤炭，它就无法在东方与英国抗衡。

佩里要求得到保证。他想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军官作为陪同，也想确保自己不会遇到像老朋友贝特尔那样的耻辱局面，被一个无名武士推到一边。佩里还需要确认，美国政府授权他可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可不打算大老远地横跨半个地球，遭到礼貌的回绝之后便给打发走，只换回一些饮用水和鸡作为补给。

得到保证后，这位老准将准备再一次出海了。起初，海军让他指挥据说使用最先进蒸汽技术的普林斯顿号，但佩里对它心存疑虑：它的结构很糟糕，锅炉也不可靠。相反，他主动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密西西比号，这艘船在美墨战争中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这是一艘漂亮的侧轮蒸汽船，由他亲自监督制造。它优雅、有力，有高高的桅杆和现代化的八英寸口径大炮，能以超过七节的速度航行，必定会给日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佩里从位于纽约的家前往安纳波利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在此地登上密西西比号，祝这次使命顺利完成。船装上煤，前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郊外一座拥有6000人口（有奴隶，也有自由民）的勤劳小镇。佩里在那里监督船只获得最后阶段的补给，确保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饮用水、新鲜水果和蔬菜、吊床、烈酒、仪器、笔和墨水。为日本人准备的礼物也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筹办：农具和书籍、机织棉布，以及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军工厂制造的武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是美国总统寄给日本天皇的信，备有英文、荷兰文和中文三种文本。这是对“友谊”和“商业”的请求，尤其是请求美国船只获得补给，为船只失事的美国水手提供住宿。它吹嘘新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富可敌国——“每年（出产）价值6000万美元的黄金”——并吹嘘美国的蒸汽船只需18天便可到达日本。这封公文的外观同样自信而傲慢。一张用蓝色丝绒包着的大羊皮纸，放在一口紫檀木匣里，旁边还搁着纯金盒子所装的美国国玺。

终于，信件签署完毕，船只也装载好了补给，佩里准将准备出发了。1852年11月24日，他指挥着超载的密西西比号（船吃水比平时深了三尺）离开诺福克。他的目的地是江户。

常野和博辅如今侍奉的是另一位新主人——信浓饭山藩的藩主本多助成。他的宅邸离常野在江户的第一个雇主、旗本松平友三郎的住处仅有一街之隔。那儿离皆川町只有很短一段路，常野刚到江户的最初几个星期，就是在那里痛苦度过的。但确切地说，这并不等于兜兜转转回到了出发点。现在，她结了婚，为武士家庭侍奉多年。此刻离她当初在江户城里分不清方向的日子，已经过去快15年了。那时，她在冰冷的租屋熬到午夜，就着燃烧的灯油和纸，给她不愿失去的家人写信。此刻，她年逾48岁，从前通信的几乎所有故人都已不在人世。她已九年没回越后了，她与乡下的联系越发稀少。她仍在工作，仍在挣扎，她能从遥远的墓碑和再也收不到的信件中计算故人的凋零。但她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她至少可以说取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小小胜利：她终于成了一个江户人。

1853年初，常野病倒了。她以前生过很多次病——在19世纪，任何活到中年的人，都可以称为幸存者。但这一次不太一样。显然，这是一种“风寒病”：发烧打摆子。几十年后，医生才能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到底是斑疹伤寒、疟疾还是流感。几个星期过去了，她全无好转。博辅找来医生，医生给她开了药，但似乎没有效果。他咨询了另一位医生，后者另外开了药，但常野拒绝服用。“我不会好了。”她说，博辅意识到，没什么可做的了。她一如既往地固执。最后，她稍微好了些，能喝些清酒，但似乎病得还是很重。博辅向主家告假。他坚称自己尽了一切努力：“全靠我自己在照顾她。”他用颤抖的手写道，语气听起来仍然跟从前一般暴躁。

博辅写信给常野的侄子辉白，常野曾寄过铜板给他。“他现在一定很大了!”她在给义仙的一封信中写道。那是好些年前的事了。现在，21岁的辉白受了戒，成了林泉寺的庙主。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姑妈。他写了一封礼貌的回信，并附上了两枚小金币。他说，菲薄所赠，令人赧颜。

常野发烧病倒期间，佩里准将和手下正在马达加斯加东部出产糖的小岛毛里求斯。过去的几个月，他们的船越过了大西洋，绕过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尤其令人感兴趣，不仅因为当地港口设施非常完善（佩里曾想向美国灯塔管理局写一份报告，他认为后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也是一个可以观察到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带来了什么样结果的地方（毫无疑问，佩里想到了美国的政治辩论）。佩里准将写道，印第安劳工取代了非洲奴隶，他对此印象很好，因为种植园主仍然可设法获取利润。春天，常野在长达几个星期的疼痛和冷战中辗转反侧，舰队平稳驶过印度洋，到达锡兰，穿过新加坡海峡，抵达广州。佩里对这座传说中的港口城市大感失望，说这里遍地都是“衣衫褴褛、几不遮体的可怜人”“贫穷而肮脏”。密西西比号上的少年乘务长设法上了岸，花了几天时间观光，过得很愉快。他学会了讨价还价，吃了几顿丰盛的饭菜，和朋友们在街上放烟花：“中国人一定以为我们是一群刚出笼的妖怪!”

几个星期后，常野过世。到这时候，她已经病了将近三个月。这段日子，她一定是迷迷糊糊就晃过去了。她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是在一年里的什么时候——是江户的初夏，紫藤盛开、布谷鸟鸣叫的季节；是挥起纸扇、支起蚊帐的季节；是小贩售卖鸭蛋、到日本桥玩偶市场闲逛的季节。

有人知道了确切的日期，并转告她的家人：那是嘉永六年四月的第六天。常野一直说，她想在年迈时回家。她希望死后能葬在家人身边。但她选择了博辅（和江户），她不再属于石神村，不再属于大塘旁的寺庙。

她年轻的时候初抵江户，在脑子里展开连篇的计算，然后写到纸上。她记下了留给叔叔的金币和留在当铺的衣服，她在各种工作中挣到的薪水，她欠家守的房租，以及她借款的利息。在这些清单和计算中，她也写下了无法量化的得与失。她渴望看看这座城市，这个愿望，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实现了。后来，当她被迫直面同行旅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她感到羞辱。她在做第一份工作时感到疲惫和挫折；美食、发油、银币，以及戏院区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带给了她欣喜。她曾对自己选择的丈夫怀有希望；之后又对他的失败感到愤怒。义仙拒绝她的时候，她愤怒；义仙离开人世的时候，她伤心不已。算计到最后，她得到了城市，失去了故土；得到了丈夫，失去了家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失去了生育自己孩子的机会。或许，当她最后一次放下笔，她认为人生值得。

对佩里和他的水手们来说，常野去世的那天是1853年5月13日，星期五。他们停泊在上海，佩里准将把指挥舰从自己心爱的密西西比号转移到空间更宽敞的萨斯奎哈纳号。这两艘船，都将陪伴他前往日本；一路上，他还将跟萨拉托加号和普利茅斯号会合。这样一来，他总共可指挥四艘军舰，足以震慑日本人。

在上海，佩里得空考察了东亚政治形势。中国正处在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动荡之中。他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些内部动荡只是东方国家局面发生剧变的开端，而且，它们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非凡进步有联系。”虽然他之前对把共和主义视为救世福音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他忍不住预言：“将会有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推翻目前仍占优势的专制权力，取而代之的政府形式，将更符合此一时代的精神与知识。”他想，等他到了日本，他会让这一时代任务加快进度，把一个落后的国家拽进当下。

他会在第二天和次日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装载燃煤，接着，他的船便将最终驶向日本群岛。

在常野死后的日子里，必须有人来处理信件、丧礼和悼念等所有俗世琐务。仪式有可能是在德本寺或教证寺举行的，这两座寺庙，与常野和博辅的关系最为紧密，只可惜，跟常野和义融不同，博辅和辉白都不是爱勤勤勉勉留存记录和往来信件的人。五年前，义仙去世时，有多份清单和信件留作记录，可常野死后，却几乎完全没有留下记录。林泉寺的档案里只留下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常野的死亡日期、年龄和法号。在来世，她将以“聪明、杰出、灵巧和顺从的女性”“听话”为人所知。这是她的最后一次变身。

博辅也许继续活了30年。他有可能再婚，也有可能在侍奉其他家族的过程中走完人生路，也可能在租屋里一个人逝去。他甚至有可能最终回到了越后，履行他一直向常野所做的承诺。他可能有过另一种生活，也可能在常野去世后不久就死了，但这些，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常野还活着的时候，她用手里的笔给兄弟们写信，让博辅停驻在了书面上，也让他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东西。在信中，她在字里行间神奇地召唤出了他：他策划阴谋，他睡觉吃饭。他用甜言蜜语引诱她，用可怕的想法激怒她。他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而作为交换，她写下他的名字，让他也活了下来。在林泉寺的档案里，博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常野的丈夫。但她死后，却把他留在了历史的某个遥远彼岸。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哀伤的事，只可惜他兴许并不明白：没有了她，他便遭到遗忘。

常野去世的“七七”祭奠正值盛夏：按照西方历法，是7月1日。江户（也可能是在越后）的某个人，趁着她的灵魂徘徊于阴阳两界之间时，做了祷告，吟唱经文。但没有记录。

佩里准将和船员们同样正站在模棱两可的领土上。他们登陆了琉球，它是清朝的朝贡国，但在军事上受日本控制。佩里知道这些岛屿是“日本的属地”，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间谍的紧盯。经过一番坚持和交涉，他成功地与琉球太后摄政王在她的宫殿会面。这里的风景和食物让他印象深刻，但他对这里的茶（“味道很淡，没有糖和牛奶”）和人（“不说真话、不讲诚信”）评价不佳。他更喜欢东边的小笠原群岛，它让他想起大西洋上的葡萄园之岛马德拉。但他的手下喜欢他们遇到的人，并为琉球的自然美景目瞪口呆。潜水员深入水下检查船只时，发现自己置身水下花园，到处都是活珊瑚，还有鲜艳的鱼来回穿梭。

7月2日，也就是常野的灵魂完全安息并进入净土的那一天，佩里的船只离开琉球，前往江户。接下来的五天，他们沿着海岸航行，穿过一团浓雾。其间浓雾曾短暂地散开，露出富士山的迷人景色。随后，7月8日，他们在距离江户大约38公里的浦贺抛下了锚，而日本人正在此地等候着他们。数条木船立刻包围了佩里的舰队。一条船上，有人举起一张用法语书写的公告，要求舰队离开。佩里当然拒绝了。密西西比号上的乘务长看着日本人疯狂地比画手势，心想：“他们一定都认为，我们是怪人。”

他猜得不错。船只抵达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江户。到1853年，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已在日本广为流传，甚至一些识字的平民也知道喷着毒雾的黑船是个巨大的威胁。城里的流言，从寻常的打架斗殴、澡堂失火等闲聊，转向了关于外国船只和浦贺奉行命运的紧张讨论。很快，更多的船开始出现在舰队周围：船上是希望看一眼舰队的普通平民。

佩里仍未找到合适的官员来收取自己的信，便威胁说要亲自上呈。他调转四艘船，朝着内陆驶去。此时，美方的船只已被100艘日本船团团围住，大部分船上都是手持武器的武士。密西西比号拉响汽笛，刺耳的声音划破水面。舢板上的一些人猛然停下划桨，站起身目瞪口呆地盯着，仿佛全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其他船则匆匆朝着岸边划去。

美国人展示的武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第二天，日本人安排了一个地方让佩里呈交国信。7月14日，他和大约400人搭乘一艘驳船上岸，还带上了一支铜管乐队，演奏《哥伦比亚万岁》(Hail Columbia)，这是一首缓慢的进行曲，不时被密西西比号的汽笛声打断。（见插图34）陪同上了驳船的少年乘务长说，这让他连血管里的血液都在兴奋地颤抖，可他看到岸上人们的表情如同末日降临一般。在两名非裔保镖的陪同下，佩里受到了大批幕府官员的迎接。距离会场周围两公里多的海岸边上，排列着数万名的武士。两名英俊的船上侍者走到前头，呈上佩里装在木匣及黄金小盒里的公文。佩里说，他会给日本一年的时间考虑，届时他将回来。在《扬基歌》的伴奏下，他离开会场。

江户的气氛异常严峻。市中心的日本桥如同被废弃了一般：没有人扛着行李过桥，没有武士出门办事，河面上没有一艘船。两岸的商店和货摊都关门了；鱼市空无一人。一名外出散步的医生给外省的亲戚们写信说：“此地荒凉寂寞，真令人心碎。寻常日子，午夜后街上都挤满了人，但如今我走过五六个街区，却只遇到三两行人。”

城里的低层武士准备与来年返回的蒸汽军舰开战，他们购买武器和马具，练习枪法。与此同时，幕府的高级官员却筹划着，担心着，还向各藩主发送备忘录，征求意见。孝明天皇反对与外国人签订任何允许其入侵日本神圣诸岛的条约。他在京都龙颜大怒，人人都知道他一意反对。但最终，幕府这边的官员认为眼下别无选择：他们亲眼见到了黑船和枪炮。它们可以向日本沿海城市开火，将之夷为平地。它们可以封锁浦贺港，断绝江户的粮食来源。佩里回国后，幕府的官员将谈判签订条约。

1854年初春，佩里率舰队回到日本，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江户的平民嘴里说着要去朝圣，其实却是偷偷溜出去看黑船——这一回的黑船变成了八艘；有些人甚至租下渔船出海。对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奇观的人，画家们绘制了巨大的插图，表现喷火的船和船上那些与众不同的人物。有看起来胖乎乎、耷拉着眼睛的佩里；有看起来瘦削而博学的美国译员；有正在演奏乐器的乐手；还有黑人水手，衣着褴褛，在绳索间穿梭。

3月8日，双方在横滨村附近的一块农田举行了峰会。江户的町名主都收到了警告：他们会听到巨大的噪声，庆祝的枪声，但他们应该告诉市民不必惊慌。美国人带来了一支500多人的代表团，包括三支不同的乐队。江户人对菜单很感兴趣，相关消息已流传在外：菜单里包括各种鸡翅、生鱼片、腌菜和新鲜蔬菜、若干种鱼料理、两种茶，当然，少不了清酒。有传言说，一顿饭的价格是每名美国人三枚小判。佩里远征队的画家品尝了部分食物，既高兴又困惑：这些菜肴无法用语言描述。没有面包，代替它的似乎是一种味道很淡的奶酪（其实是豆腐）。

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商谈《神奈川条约》，它向美国船只开放了两座港口：江户以南的下田港和北海道北部岛屿的箱馆港（现函馆）。它还允许美国领事在日本定居，以便谈判另一项范围更广的通商条约。美国人对此进展感到满意。最后，一位陪同代表团的人评价说：“很难说日本真正渴望被‘打开’，一如没有哪一只牡蛎真正渴望被‘打开’。然而，等时机到来，它优雅地屈服了，一如我有幸遇到的任何一只牡蛎。”

只有一件事让他大感失望：佩里本来想在江户靠岸，这样他就能在离开之前看到这座城市，参与谈判的高级武士劝阻了他。他们解释说，佩里的舰队离江户太近，可能会引发大规模恐慌。他们说，如果他再坚持，幕府就会要他们负责，他们除了自杀别无选择。最终，佩里率船队朝江户湾口行驶到半途（以证明他有进入江户湾的能力），接着便折返了。参与佩里任务中的人，没有一个亲眼见到江户。

佩里以英雄的身份归来，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为自己的声誉增光添彩：他打开了日本。教科书会讲述他和他的舰队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无暇提及常野，哪怕半个字。这可以理解。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她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死在佩里到来之前，就算她没死，佩里也绝不会见到像她那样的人。他会见的是武士、外交官，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多年以后，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也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字典和百科全书里。对佩里来说，也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在外交关系的大剧中，女性连背景板都算不上，充其量她们只是舞台工作人员，默默地搬来道具，接着便退回属于自己的地方。

佩里的船是一个属于男人的世界，谈判桌亦然。在陆地上的某个地方，有人把18颗纽扣一颗颗地缝在海军准将的上衣上，还一针一线地绣好他肩章上的穗子。但他不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在签订条约的那一刻，他无须费心思考那个在布鲁克林海军司令家擦银器、擦地板的人，也无须费心思考那个照顾他孙子孙女、确保他的名字和家族能在世上延续的人。当武士们从横滨郊外归来，也会有人帮他们洗衣服，接受邻居的礼物和询问，检查孩子们的功课，准备父母要吃的药。那一晚，以及之后的所有夜晚，有人为他们收拾餐盘、沏茶，为他们整理被褥、倒水、点灯、抱孩子、吩咐用人，躺下的时候还惦记着他们的衣服、雪鞋、柴火、感冒、婚礼、算命先生、书写纸张和铜板。每一位女性都有过自己的动机，留下的理由，离开的打算，她的雄心与想法，1000件要记下来的事情，甚至更多她从来不曾写下来的事情。

常野不可能从英雄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一生，认为她为国家的建设、开放或新时代的出现有所贡献。她是一个人，一个个体，一个自己做出选择的女性，而且（她兴许会这么认为）身后留下的东西几近于无。没有孩子，没有遗产。只有信件。但如果像她这样的女性不曾从乡下涌入江户，江户就不会发展。如果没有她们擦地板、卖木炭、记账、洗衣服和端食物，经济就无法运转。如果没有她们买戏票、买发夹、买布片和面条，幕府将军的这座伟大的城市，根本就不会成为一座城市。那将是一座尘土飞扬的军事哨卡，只住着1000人左右，全是男性，不值得佩里大费周章地想要把它“打开”。

常野的遗产是江户这座伟大的城市：她的雄心，她毕生的事业。她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驱使她离开了故乡，她或许会说，江户的经历改变了她，但她也塑造了这座城市。每一口她等着汲水的井；每一枚她花掉的铜板；每一件她典当或缝补过的衣服；每一个她端起过的盘子；移居江户的重大决定，以及那天之后和多年里她所做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是那些像常野一样的女性，是她们让家庭运转起来，让小贩四处走动；是她们让町奉行的法令得以颁布；是她们把农夫送到出羽国的红花田，把批发商送到神田市场；是她们在中村座戏院点亮灯笼；是她们在日本桥旁修造起了大商店。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常野生活的背景，也是她一天又一天创造出来的地方。她死后，其他女性，其他不认识的人，会继承她的事业。

佩里的船离开之后，10月2日的深夜，一场地震席卷江户。墙壁化为齑粉，屋顶坍塌瓦解。幕府将军从城堡内逃了出来，在花园中避难。消防塔上的消防人员站不稳脚。火盆和灯笼被掀翻，干草垫和地板失火。在清晨的黑暗时刻，身着消防服的藩主们骑马穿过街道前往江户城堡，躲避着火焰，在废墟中穿行。他们必须向将军表达敬意，表达关心，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受地震影响最严重的是地势低洼的平民区，比如筑地，常野的姑丈文七曾住在那里，以及神田明神附近拥挤的社区。常野曾经服侍过的骏河台把持着更为稳定的高地。但余震引发的大火，在租屋和府邸中蔓延肆虐。在藩主街，几乎没有一个院落幸免。南町奉行所奇迹般地完好无损，但它周围的藩主官邸均遭烧毁。部分原因在于，佩里到来后，藩主们囤积了枪支火药，等火焰舔舐到弹药库，它们立时爆炸。光是会津藩主的住处，就损失了130人和13匹马。

整座城市大约有7000人在地震中丧生，1.5万栋建筑毁于地震及余震，以及由此发生的火灾。有好几个月，人们都住在临时防震棚里。尽管澡堂和理发店几天内就设法重新开放，但城市的供应已经彻底中断，没有一个小贩有东西可以四处叫卖兜售。味噌、盐和泡菜供不应求，有报道称，一些旗本家的武士不得不挖出营房墙面原本用作黏合剂的米粒为食。如果发生的是一场普通的火灾，城里总会有一部分地方幸免于难，也更容易恢复正常。而这一回，整个江户都受到地震波及，全城人都躲不开。

地震并不是佩里造成的，但是江户人认为黑船和大地的晃动，是因果相关的灾难。一种民间信仰认为，地震是一条巨大的地下鲇鱼引起的。鱼一扑腾，地面就颤动。在震后发行的400多份匿名瓦版大报中，艺术家们描绘了鲇鱼、它的受害者和受益者：靠重建赚钱的木匠、泥水匠和瓦商。（见插图35）在一幅版画中，黑鲇鱼化身为黑色蒸汽船，吐出的不是蒸汽而是金币，预示着对外贸易和利润。在另一幅版画中，鲇鱼和佩里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拔河比赛，由一名江户泥瓦匠担任裁判。“别再聊什么没用的贸易了!”鲇鱼吼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条蠢鲇鱼？”佩里回答说，“我的国家是怀带仁慈和同情之心的国度。”（见插图36）地震和外国威胁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人们也无法完全肯定鲇鱼是祸害还是救星，但他们察觉到自己所站的地面不稳定。

另外，佩里的使命所造成的长期回响，既强烈，又具有破坏性。幕府不仅与美国，还与所有西方大国签订了通商条约。1858年，一系列名为《安政条约》的协议规定，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荷兰都可任命领事，并在日本指定的开放港口展开贸易。各国支付固定关税，这意味着日本人无法自行设定税率。孝明天皇继续反对这些条约，成为反对幕府政策的各方势力的集结点。很快，激进的武士们发出呼吁，要听从天皇的意愿，驱逐外国人：“尊勤君王，攘斥外夷!”1863年，数百年来都不曾离开江户的幕府将军，前往京都觐见天皇。他试图阻止一场即将发生的叛乱。

常野第一任短暂的雇主，旗本松平友三郎卷入了这场政治动荡。常野去世之前，他被京都附近的龟山藩主收养，日后成了新任藩主，取名为信义。他雄心不减，也很有才干，成了幕府家老，并被任命为出使外国列强的特使。这是一个声望很高但却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幕府一直处在十分无力的谈判地位上，而代表幕府跟外国人打交道，让他成了仇外激进分子的目标。

1862年，友三郎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当时，来自西南强藩萨摩的武士谋杀了一名在东海道上误入藩主随行队伍的英国商人。事实上，这个英国人的一些同胞认为这是他自讨苦吃：他经常喝醉酒，大声喧哗，惹人讨厌。但英国无法对这样的侮辱坐视不理，他们要求幕府处决肇事者并赔款。赔款的数目惊人，相当于幕府年收入的1/3。帮忙磋商协议的任务落到了友三郎身上。激进分子对此事激烈反对，他们有武器，组织得越来越严密，而且非常危险。但他们并不是友三郎的主要关注点。他担心的是，如果英国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可能会轰炸江户。他制订了计划，从江户堡疏散将军夫人，还下令暂时改变东海道的路线，以免它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当市民陷入恐慌，开始囤积粮食，他又设计了一项战略让江户平静下来。1839年，他雇用常野时，只是一名崭露头角的年轻旗本，这一切似乎完全无法想象。

江户躲过了轰炸，但幕府不得不赔款并做出道歉，这进一步激怒了国内的批评人士。与此同时，从1859年开始，欧洲和美国商人来到开放的横滨港进行贸易。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19世纪60年代，只有一两百人），但没人能忽视他们的存在：他们购买丝绸，狂饮无度，屠宰耕牛，在人们的稻田里赛马。日本商人涌入港口，出售丝绸和奶牛，提供服务，兑换货币。外国人抢购金币，引发了江户的大规模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了50%。随着贸易绕过江户的老牌批发商，直接流向横滨，这座城市开始萎缩。接着，到1862年，幕府将军放宽了藩主每两年需在首都待一年的规定，成千上万的武士离开江户。1862年到1868年，江户损失了一半的人口。

最后一轮打击降临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站不直身子了：西南部的武士发动起义，以“尊王倒幕”为口号。他们占领了京都，然后进军江户。最后一任德川幕府将军已经辞去了职务。与他所有的前任不同，他从未在江户堡居住过；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他一直待在京都附近，试图安抚天皇和他的盟友。等他意识到起义军打算废除幕府并夺取他的土地时，他乘船逃回江户，率军抵抗。只是到了这时，他已无力回天。

江户的防卫落到了一个江户本地人的手里，一名旗本之子。他的父亲是胜小吉，在常野当女佣的那些年，他是个无能的武士，在城里撒谎、偷窃、赌博。胜小吉的儿子跟父亲的性格完全相反：“严肃”“节俭”“从不浪费”。年轻时，他就以对西方军事技术的研究，以及认为幕府需要建立现代海军的观点而出名。和几乎所有江户人一样，他也改了名字，叫“海舟”（意为“大海”与“船只”）。

1860年，在父亲去世10年后，胜海舟成为咸临丸的船长，这是第一艘驶往美国的日本船只。他在旧金山待了几个月，接着前往纽约。沃尔特·惠特曼用诗句记下了他的团队沿着百老汇大道游行的那一幕：“越过西部的海洋/从日本远道而来/黑脸膛的、腰佩双剑的使节们彬彬有礼，仰靠着坐在敞篷马车中，光着头，泰然自若/今天驶过曼哈顿市区。”回到家，胜海舟为一条西式裤子配上了草屐和分指短袜。他把短剑别在腰带上，就像把手枪插在枪套里。他继承了父亲的江户气派，哪怕性格不太像。

1868年春天里的一个阴沉日子，当倒幕派的军队到达江户时，胜海舟主持了有关城堡投降事宜的谈判。他能预见到末日的来临，并希望日本不会陷入血腥内战，如若不然，它很容易沦入外国统治者之手。在他日后所写的关于投降谈判的书里，胜海舟回忆说，他曾对倒幕军队的首领说：“如果你们决心用野蛮的武力威胁弱小的人民，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即便如此，我们无非是让自己变成外国的笑柄。如果你能放过这座城市，我个人和官方都会感恩至死。”他的这种姿态招致其他幕府同僚的批评，后者曾多次企图暗杀他，但它发挥了作用。胜海舟交出了城堡，他的城市——他父亲的城市，常野的城市——躲过了毁于火海的命运。

然而，江户仍然成了旧日过往的幽灵，对于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只有模模糊糊的一道影子。从常野去世、佩里的船停泊在浦贺港，15年转瞬而逝。常野所熟悉的世界——大大小小的旗本，町奉行所里的奉行大人，城堡里的幕府将军，军营里的武士——已经烟消云散。

要是常野活得再久一点，她便将看到一座新的城市——东京——从废墟中崛起，这样的重生不会让她感到惊讶：她认识的江户曾经历过火灾、地震、饥荒，以及水野忠邦灾难性的改革。但另一些变化则令人震惊，她那一代的女性将见证她们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811年出生于农村家庭的诗人松尾多势子，和常野的妹妹们年龄相仿。她50多岁时成了尊王派的政治活动家。1869年的第三个月，她去京都最后一次见到她仍然崇拜的天皇离开自己的首都。他坐在四面封闭的轿子里，周围簇拥着一队武士和朝臣。自打京都建成，天皇的朝廷就一直在这里，距今已有将近1100年。但现在，天皇将移驾到江户进行统治。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幕府倒台之前，没有一位天皇到过江户。他们甚至从未见过富士山。但新政权的设计者认为，不管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幕府的前首都，此举都是必要的。京都有传统艺术和历史，大阪有商业。他们担心，没有了国家的政府，东京将一无所有。

但等东京确立了作为日本帝国首都的地位，它的繁荣便远远超过了人们最疯狂的想象。常野所熟悉的地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本愿寺眺望大海的筑地，到19世纪60年代变成了外国角。它的中心地区成了首都的一处新名胜：筑地保互留馆(Hoterukan)，外国人也叫它Yedo T’skege酒店，这是一座有着弧形大门和鲜红色百叶窗的巨大建筑，屋顶上装点着带有青铜风铃、略失协调的风向标。附近的一片草地被称为海军场，因为那儿是海军学校和训练设施的所在地，不过，它足够空旷，孩子们在夏天会去地里捉蚱蜢。直到20世纪，筑地才成为全世界最大鱼市的代名词。19世纪八九十年代，常野50年前在神田租下住处的无名社区皆川町，仍然没什么人知道，但它的隔壁社区三川町却因拥挤不堪的跳蚤客栈、当铺、廉价餐馆和霍乱暴发出了名。它曾多次出现在一本名为《黑暗东京》(In Darkest Tokyo)的揭露黑幕的书籍里。常野曾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几个月，她认得出挤满租屋的绝望者（不少人都是外地来的移民）的画像。但幸运的是，她对霍乱一无所知，因为霍乱最早是在1858年由外国船只带到这里来的（虽然这些船也带来了外面世界的许多其他东西）。

住吉町，也就是常野为五代目岩井半四郎工作过的别院的所在地，被并入了更大的“人偶镇”社区。新时代的头几年，一座受欢迎的神社搬迁到该地区，取代了歌舞伎和木偶戏院一度所扮演的吸引人流的角色。有一阵子，它是东京最繁华的购物区，一幅来自19世纪80年代的版画保留下了它的高光时刻：一座高耸的砖砌烟囱，朝着成群结队的购物者喷吐浓烟。

银座（常野最喜欢的雇主在此工作）经历了更戏剧性的转变。它于1872年被一场大火焚毁，筑地酒店也毁于此次火灾。新政府继续推进江户城市改造的宏大传统，借口火灾开展了新一轮的城市规划。银座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社区，楼房是砖砌的，窗户从纸糊变成了玻璃，街面宽敞，架起了煤气路灯，铺设了人行道。版画艺术家们很喜欢这一设想——又冒出一处新名胜!——在他们笔下，这里马车和人力车熙熙攘攘，挤满了穿着和服、手持黑色雨伞、头戴圆顶礼帽的时髦男子。事实上，没有太多人喜欢住在新修的“砖城”里，因为这样的建筑闷热而潮湿。有十多年，就连著名的宽阔街道看起来也稍显尴尬，因为道路两旁栽种着杂乱的小树苗。尽管如此，它仍然成了一个重要的象征：现代东京总有一天会变成的样子。

越后也发生了变化。石神村与邻村合并成了新的实体，因袭天皇之名，成为明治村。辉白向新地方政府申请酿造清酒的许可，并为一所公立小学的修建捐赠了14日元。下一代，不管是男童还是女童，都将一同学习相同的科目。辉白小时候，学的是父亲和祖父从前都学过的东西。长辈们教他怎样通过自己的村庄和所在的省份确定身份归属。但他的孙辈们会学着说自己是日本人，来自新潟县。

1886年，高田修起了火车站，到1894年，每天有6趟列车穿过群山前往长野。女性出行要绕过关川哨卡或是偷偷从狗门溜出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短短几十年里，常野用整整10天才完成、还带给她无数辛酸记忆的旅程，只需要花上两日元，用一个整天就能完成了（包括转车）。火车抵达东京新建的上野站，就在教证寺附近，她曾到那里探望垂死的弟弟。

如果常野活得久一些，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尊王派活动家松尾多势子去世于1894年。她活着看到了自己的孙辈们结婚，开始自己的人生。出生在1868年幕府倒台、还政于天皇时期的那一代女孩，继承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表面上，大多数人的生活跟自己的母亲和祖母仍然很像，忙着操持家务、照料婴儿、在农场劳作、当女佣、洗衣服、做饭，但她们的志向改变了：新的命运有可能拉开序幕。她们中有些人，成为第一批出访外国的人，第一批就读大学的人，第一批出版自传的人，第一批参加巡回讲演的人。那一代女性中有一个人，一名越后武士之女，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作家。她1874年出生于雪国越后一个很像高田的城堡小镇，那地方，常野应该能认得出来。而到了1950年，她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语。她感觉，自己用一代人的时间活了几百年。

但常野并没有活得更久些，她也没有孩子。她从不曾迎接孙女从小学回到家，拽着孩子头上的蝴蝶结，把书本放到一边，问她今天学了些什么：骑着白马的天皇，世界各地的国家，电报的魔力，邮戳技术。她从不曾斜倚着一张矮桌，用僵硬的手指捧着进口茶杯，听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谈论班级里取笑自己的男孩，或是把墨水洒在桌子上的朋友。

如果常野的人生稍有不同——如果义融把女儿大竹过继给了她；如果她能活到1853年春，看到佩里的船抵达浦贺；如果她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熬过了火灾、地震、传染病，坚强地活了下来（其他许多人都做到了），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她有机会坐在东京的一间小屋，孙女累了不想写作业，就让奶奶讲个故事，她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常野还活着，她兴许会很谨慎，不愿意讲述一个包含了这么多心碎片段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有太多的选择，一个成长在不同时代的小姑娘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她兴许是个脾气暴躁、不太容易相处的奶奶，一如她从来是个脾气暴躁、不太容易相处的妻子。她兴许没时间讲故事。她兴许希望义融把自己的信烧掉。但也许她会把杯子放下，把茶稍微晾一晾。也许她最终想要讲出自己的故事，从自己的那一面开始讲，那会比她兄弟们的故事好，显然也比历史学家充满“也许”和“大概”的故事好。如果常野开口，而且一直讲下去，她的声音有可能会填满整个房间。她听起来就像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们，带着从未丢失的越后口音。

“哦，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她兴许会说。接着，时间倒流，天皇退回京都宫殿的阴影中，银座的砖块融入泥土。电报线路上的信号消失，人力车变回轿子。从高田出发的火车线路化为尘土，积雪在山口堆积。东京，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逐渐没了形状，它的边缘流动，淌出血迹。高楼倒下，古老的木质消防塔拔地而起，小巷像迷宫般扩张。小贩哼着古老的歌谣，沿街叫卖；巡警和冈引来回巡视，妇女们聚在井边，四处搜罗旧铜板。船只汇集到日本桥的鱼市；武士们排队穿过大手门。江户的睡莲在花架上盛开；最后一任町奉行大人登上白沙庭院里的地台；五代目岩井半四郎从戏院后门进来，踩着高底木屐猫步前行，黑色的眸子闪闪发亮。城市将永无尽头，而她的故事，又一次开始。